經濟學之父亞當 斯密的洞見。
在《國富論》以前，人們對經濟範疇內的事務和關係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人們的經濟生活主要是通過政府從上至下的管制組織而成，根本沒有現在所謂的「宏觀經濟」這麼一說。 人們認為應該有「正當價格」（just price）；這個正當價格獨立於成本和利潤，帶有濃厚的道德色彩。在處理經濟關係時，重商主義盛行――人們把金銀財寶看作國家的財富。於是在對外政策上，採取鼓勵出口，抑制進口的總方針，努力積累貿易盈餘。因為進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加工後再次出口，所以政府一方面從國際上尋找廉價原料，另一方面對進口加工產品施加關稅。人們把所有有利於出口的因素看作好事，例如，人口越多越好（勞動力增加）和工資越低越好。正是這種經濟指導思想成為亞當·斯密思考、寫作的靶子――他要指出另一條和平致富的道路。
《國富論》影響深遠的另一個原因是斯密論證了以下觀點：在一定條件之下，人們出於利己動機的行為會導致在更大範圍內的最優資源配置，使很多人獲利, 雖然這些更大範圍的利益是這個人原來完全沒有想到的；也就是說，「利己」不是建立在「損人」的基礎之上。《國富論》確立了利己動機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正當的；在一定條件下，對創造更大的財富來說還是必須的。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它逐漸改變了人們對自私自利的想法和行為嗤之以鼻的態度。
斯密不是第一個洞察到這個規律的人。一個生活在倫敦的荷蘭人，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1733，古典經濟學先驅之一)，在五十多年前就有了這種直覺，體現在他的文集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他描述當蜜蜂為自己的生活而辛勤勞作時，整個蜂群顯得欣欣向榮；當每一個蜜蜂滿足現狀、絕對誠實、完全大公無私時，整個蜂群就喪失了活力，昏昏沉沉，如同死水一潭。這個荷蘭人指出生活中令人憎惡的現象比比皆是：律師為了賺錢故意拖延案件；醫生為了賺錢有意多開藥；教會裡的牧師懶惰無知；政府里的官員昏庸腐敗等等，從而說明完全沒有私心雜念的、真正美好的品德是人所不能企及的。他認為，正是人的好逸惡勞、貪婪無度、喜怒無常、和無止境的虛榮心使人辛勤工作，努力創造，使生活變得更方便、更舒適、更賞心悅目，以至於一個社會的窮人都比以前的富人生活得還好。所以，狡諧、奢華和驕傲必須存在，正是這些私心雜念和永無止境的慾望在創造財富；只要這些慾望被適當的正義和法律約束，就會有利於整個社會。當時的主流思想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零和遊戲，利己的必然是損人的，所以人們不喜歡他的思想，批判他玩世不恭，思想墮落。人們一方面不願意承認他說的是事實，另一方面又為這個新思想而著迷。
斯密的突破在於把曼德維爾這個直覺具體化了，機械化了，想透了。他舉例說明。一個農民收穫的糧食比自己能吃的糧食多得多，那麼他就用富裕的糧食去交換其他日常物品。他並沒有想幫助別人，但在滿足他自己對其他物品的需求和交換過程中，他也的確幫助了別人。這個例子適用於農村，對城市是否適用呢？城裡人一定需要吃的，不得不從農村地主那裡購買。城裡人生產什麼東西是有富裕糧食的農村地主一定要買的呢？斯密認為，生產者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應該生產什麼，不應該生產什麼，但消費者並不清醒，他們很容易就會被新鮮的、奢華的、可有可無的東西所吸引，以為那些東西也是他們的必需品，於是慷慨解囊。當農村人購買城裡人生產的東西的時候，城裡就會變得欣欣向榮。
這個例子顯示了貿易的兩個條件：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r）和自由交換 (voluntary exchange)。 正因為勞動分工，人們不能完全自給自足，就有了交換的需要。斯密把勞動分工看作生產物品和服務的重要渠道，生產力不斷提高的源泉；而勞動分工不是因為人們有不同的愛好和天資，而是因為人們有不同的經歷和經驗，對不同工種有不同的熟練程度。在斯密眼裡，人們的才能、資質都差不太多－－馬路上看大門的或者給別人提包的人與哲學家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們的經歷不同而已。雖然斯密的這個觀點無法解釋幾乎與他同時代的音樂天才莫扎特（1756－1791）的卓越，但讀者可以由此推測，斯密在骨子裡是一個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即便《國富論》在斯密有生之年被再版五次，國際知名，斯密也沒有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有時，最偉大的人也是最謙卑的人。正因為他心中「無我」，他才最客觀，最敏感，最有洞見。
斯密區分貿易與重商主義。貿易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消費和需求，提高人們的幸福程度。重商主義的目的是為了存錢。這種思想在18世紀體現為沒完沒了地積累金子和銀子，在21世紀體現為沒完沒了的積累美國國庫券――簡而言之，有這種思想的人是「為存錢而存錢」的守財奴。弗里德曼在這裡順便點到了中國的名字。
斯密也考慮到勞動分工過細對工人的不良影響。重複枯燥無味的勞動會使人喪失智力和判斷能力，變得無知和痴傻。在這種情況下，斯密認為，政府一定要起主導作用，普及基礎教育，緩解極度分工給人們帶來的負面影響。斯密認為政府重要，但並不完全信任政府，不相信政府有好的用心，就會有好的結果，因為政府官員也是人，都有人的弱點。斯密對一切都持有謹慎的懷疑態度。他也懷疑商人――他們總是抱怨工人工資太高，卻從不說自己的利潤太大；他們總要提防工人組織工會，卻從不說自己也在聯合其他同業廠家，增加市場勢力。
斯密在《國富論》中用了很長篇幅反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壟斷，無論是政府主導的，還是商人主導的，還是工人主導的。他提倡的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里，買方和賣方討價還價，最終產生價格；價格反映了物品和服務供需相對稀少的程度，成為配置資源的指示燈。在這樣的市場里，「利己的行為」還能「利人」。 斯密對「市場」這個渠道如何運作的解釋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中各種模型的理論基礎。
斯密沒有考慮到有些貿易交換不是「自由交換」。 例如，自然災害過後，災區急需飲用水，飲用水成為必需品，災民沒有不買的選擇。在斯密眼裡，貿易交換都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貿易需要賣方有想像力，有同情心，理解買方的需求，然後進行交換，產生價值，這是好事。貿易使人們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的同時，又獲得經濟獨立。與斯密同時期的其他哲學家也認為，貿易能開闊人們的視野，抵禦偏見，而且也能打磨人們的稜角，使貿易雙方變得像紳士一樣有風度。
雖然從總體來說，斯密贊同市場經濟，鼓勵自由貿易，反對壟斷和政府干預經濟，但我們很難說斯密是右派經濟學家，還是左派經濟學家；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斯密思想中層次豐富，每個層次中又有不同程度的灰色地帶，不絕對，不走極端，任何簡單歸類都難免片面。這就是為什麼保守派經濟學家引用斯密，自由派經濟學家也引用斯密；資本主義者引用斯密，甚至有些社會主義者也引用斯密，因為他主張市民社會，沒有高低貴賤，沒有等級。有人認為，一些法國大革命的先驅也受了斯密思想的影響。在斯密的複雜思想體系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取所需。弗里德曼強調的當然是他對經濟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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