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四治」思想與和諧社會（上篇）,儒家文化

發布: 2009-12-14 09:50 | 作者: admin | 來源: 網路 | 查看: 127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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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中國儒學的奠基人。孔子創立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沿襲2500多年的歷史上，對中國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文化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用。其影響力也早已越出了國界，在東亞形成了儒學文化圈，並遠播歐美、大洋洲，不少國家把孔子視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世界級重要代表人物。法國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漢內斯.阿爾文博士說「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因此，孔子「四治」思想，作為儒學的核心和精髓，不僅是中國寶貴的優秀文化，也是世界人類文化遺產。孔子提出的「仁愛、和諧、誠信、中庸、和為貴」的人生哲理，對於構建和諧社會乃至建立和諧世界有著息息相關的借鑒意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思想，已成為世界人類「友誼、和平、合作、發展」的共同夙願；提倡的「德治愛民、為政在人、修身正已、講信修睦、天下為公」思想，有利於提高國家以民為本，社會以人為本，為建立誠信友愛的和諧社會有著不可或缺的現實作用；孔子主張「德治、禮治、人治」，從不反對「法治」，其「德主刑輔、出禮入刑、儒法合流」思想，有助於「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實現「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治國方針。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所處的社會，正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興起的春秋末期諸侯爭霸的混亂局面。暴動連綿不絕，戰爭日益頻繁，「當國者，窮奢極欲，荒淫無度；百姓們，貧無立錐，民不聊生；社會上劫掠、搶奪、殺人越貨，犯罪猖獗；各諸候分亂迭起，分崩離析，肆虐無辜，哀鳴遍野；家族內部，互相攻殺，子弒父、弟弒兄，違禮、作亂、寡恥之事，累累發生。奴隸制的崩潰瓦解和持續不斷的社會動亂，已給人民帶來沉重災難，天下思治、思安已成為當時的普遍要求，在這種「禮崩樂壞」、危機四伏的情況下，孔子提出用「四治」思想，治理動亂，穩定秩序，以尋求和諧相處的理想社會。

提倡「仁治」。「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論語》一書中講到「仁」有104處，君子107處。人與仁的概念，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的。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禮記.表記》。「仁者就是愛人、知人」《論語.顏淵》，即熱愛人，理解人，以至於達到「泛愛眾而親仁」「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他提出「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論語.憲問》。把「仁」作為修已的最高境界，德性的最高標準。他強調「人」與「仁」的核心是「仁德」，其目的是安撫百姓，維護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孔子說「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禮記.緇衣》。孔子還說「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禮之以和為貴」《禮記.儒行》。並將「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用以「教萬民」《周禮.地官》，以上說明，孔子不僅將「仁」視為治國之道，並且也看作是尋求社會和諧和處理社會關係的基本原則。把這個原則用於父子親屬關係，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於處理上下關係，就是「君使臣以禮，臣使君以忠」《論語.八佾》；用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忠恕之道」，即，「夫仁者，已欲人而欲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孔子還說「仁者為仁成仁」「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即，「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在孔子看來，「仁」是德性的最高標準，能否達到這種標準，全在於「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能否有志於仁，關鍵在自己。「志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意謂有志之士不會貪生怕死，而損壞仁德，寧可犧牲性命，也要成全仁德。一旦立志於「仁」，就要堅持到底，做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

孔子主張的道德人格意識論，強調的是人的主體精神，相信人具有超越外界的能力。他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意指「人能把道發揚廣大，不是用道來廓大人」。人之所以為人，在於道德人格和理想人格。具備了「仁」和「德」的人格，才能配稱為人。修養理想的人格，就能創立一個理想社會，使天下百姓得到安樂。「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禮記.緇衣》。究竟怎樣追求理想的道德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和阻力，都應該像運動不息的日月星辰一樣不斷地去追求、去奮鬥不息。

「中庸」也是孔子仁學中人生哲學方法論的重要部分。宋代大哲人朱熹對「中庸」的解釋：「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當代學者匡亞明說「所謂中，即中和；所謂庸，即用也，常也，因此，用中為常德也」。孔子將「中庸」用人的生命形象的比喻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意指人的「喜怒哀樂」未出現的時候就是「中」，即人的「情志」處於平靜和平衡狀態之下；「中也者」，體現了宇宙（天）和事物（地）在平衡狀態下存在和發展的本質規律；「和也者，致中和……」，是說天地具有「致大、廣大、宏大、博大」，並能「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禮記.中庸》。相反，「喜怒哀樂」之已發，就是「不中、不和」。孔子說「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歷；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禮記.樂記》。所以，在人際社會交往中，要保持心理平衡，要控制慾望，善解「七情」，因情緒急躁會導致「喜傷心、怒傷肝、悲傷肺、憂思傷脾、驚恐傷腎」，甚至會引起情緒失常、患病等不良後果。孔子又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雍也》。這說明孔子把中庸看成是「至德」，是規範人們思想行為方法的最高準則，並認為常人難以做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時中」，《禮記.中庸》，意思是君子能堅持中庸，小人容易違背中庸，常常採取過火行為。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論語.子路》，所以「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即過分和不及都偏離「中」，只有「無過無不及」「允執其中」《論語.堯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才符合「中庸」。正如列寧指出的「中庸」，是把兩個極端「調和」起來，用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

孔子之所以提倡「中庸」，其目的是讓人們在不平衡的現實中保持心理的平衡，意欲通過「中」和人格的塑造，創造社會和諧與天下太平的局面。關於孔子提出的這一「中庸」觀念，毛澤東曾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的解釋一番」《毛澤東書信選集147頁》。

提倡「德治」。就是主張用「德治愛民」的思想治理國家。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衛靈公》。意指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環繞北極星那樣，心悅誠服的接受統治。孔子崇尚「德治」，是因為「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禮記.大學》。認為興「德禮」是實施「政刑」的保證，也是對專制暴政的匡正。孔子將「德禮」與「政刑」的關係加以比較「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指統治者用行政命令管理社會和齊之於刑法懲治過犯，這是「治標」的辦法，雖可避免犯罪，但犯罪人並不懂得犯罪可恥。而「治本」的辦法，是用道德禮教去感化老百姓，老百姓就會認識到犯罪可恥而自願安份守已。從這種觀點出發，孔子要求統治者「尊五美」「屏四惡」。「尊五美」，就是「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意指統治者在處理各種政務時要做到：讓老百姓得到好處，而自己不耗費；使用老百姓，而不招致老百姓的怨恨；追求仁義，而不貪財利；性情安寧，而不驕傲；態度威嚴，而不兇猛。「屏四惡」，就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意指不事先教育百姓，當他們犯了罪就實行刑罰以致殺戮，這叫做虐；不事先告誡而要求立即成功，這叫做暴；下達可緩慢執行政令而又立即改為限期完成的做法，這叫做賊；該給人家的東西而捨不得拿出去，這就叫做「小家子氣」的官。這方面，魯迅在《嘲諷》一書中曾譏諷孔子的「德治」思想，為統治者制定了出色的治國方法。

從以上看出，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是要求統治者必須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削減苛捐雜稅，使人民得到「寬、惠」。二是注重犯罪的經濟原因，認為盜竊的發生在於統治者的貪得無厭，百姓得不到好處而為，主張富民、裕民，先富後教，反對「不教而殺」。孔子的這種對庶民也要「齊之以禮」的思想，實際上是對周禮「禮不下庶人」和「折民惟刑」舊傳統的重大修改和突破。三是「寬猛相濟、德主刑輔」。孔子雖主張「德治」但從不否定刑罰等暴力作用，每當教化無效時，他也主張訴諸刑罰強制力。如「鄭國多盜」，統治者出兵鎮壓，孔子稱讚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關於孔子推行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漢代大儒董仲舒將「德」與「刑」比作「陽」與「陰」，認為「法律」非「禮教」所能完全代替，必須有法律作為輔助手段，才能治理國家。他說「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後來的《唐律疏義》將「德」與「刑」的關係看作「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就是說「德禮」和「刑罰」對行政教化都不可少，猶如昏曉相須而成一晝夜，春陽秋陰相須而成一歲一樣。

從封建帝王治國的歷史看，崇尚儒家統治長，崇尚法家統治短，「以德為主」統治長，「以刑去刑」統治短，如秦始皇、隋煬帝搞刑罰專制，殘酷鎮壓百姓，很快導致暴政亡隋。唐朝李世民既注重德治和禮治，又運用政治和法治手段，特別奉行孔子思想治國安民，他說「中國人得孔子，如魚得水」，在位時，全國監獄罪犯只有50人，被處死刑的只有4人，實現了為後世長久稱頌的「貞觀之治」。

從目前治國政策看，「德治」與「法治」都是維護社會穩定，保障改革、開放、發展的必要條件，兩者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德治」，是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用於勸善抑惡，而更多的又是依靠自省、自警和社會輿論監督，是內在的「自律」；「法治」，是以權威性和強制力來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用於懲惡揚善，是外在的「他律」。「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單靠「(自律)德治」或單靠「(他律)法治」都是不行的，只有兩者形成合力，德法並舉，才能有效治理國家。

因此，借鑒孔子的「德刑並用，寬嚴相濟」思想，對社會現實有著鮮明的指導意義。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方針，樹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在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同時，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目前，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經著手進行，包括死刑的核准權上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以避免少殺錯殺。這就充分說明了國家要實行「以德治國、德主刑輔」的治理措施。

提倡「禮治」。就是主張用「禮」的方式治理國家。孔子認為立身治國非有禮不可，在《論語》一書中有74處記載論禮。孔子說「為國以禮，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禮記.禮運》。「禮之於正國也，權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記.經解》。意思是禮是治理國家的法則，就像秤、繩墨、規矩一樣的重要；不以「禮」治國就如沒有耜（古代的農具，用於鋤地）而要耕地一樣。他又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人有禮則安，無禮則亂」《禮記.祭統》。因此，要求人們嚴格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無動」。孔子所說的「禮」，凡指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禮儀規範，內容極其廣泛，大而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婚姻家庭、倫理道德，小而遍及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生活細節。《周禮》一書有吉、凶、賓、軍、嘉五禮和立法、司法、行政、社會準則等內容。「五禮」的任務是掌管邦之禮儀的施行。《禮記.曲禮》上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禮起著「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和「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的重大作用。孔子將「修身養德」看作立身處世治國之本。他說「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就是正其不正以歸其正也，「修身」做好了，才能處理好人際關係。知道怎樣修身治已，才能治理別人。治人、治家、治國都是治已的外延和擴大。「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因此，提出「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實際上也是對君主的要求和制約，這對於安定社會秩序，限止統治者為所欲為，無異有著積極因素。

孔子還提出了「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他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其志向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孔子表述這段話正是西周處於「禮崩樂壞」的時代，當時尚未出現「私有」財產，更未進入私有制社會形態下，道出的後代哲人所嚮往的理想社會。直至2400年後，康有為的「大同書」史稱「戊戌變法」和孫中山「天下為公」的提出，均源於孔子「禮治」思想的影響。

關於孔子提出的「尊老愛幼、講信修睦」的思想，對當前開展的共建誠信友愛的和諧社會有著鮮明而深刻地現實意義。

在「禮治」的學說中，還包括「禮」的「治本防亂」作用。孔子將「禮」比作「民坊」。坊，就是堤防，認為禮的防亂，正像堤防一樣，沒有堤防就要發生水患，沒有了禮就要發生禍亂，禮起著「絕惡於未萌，塞亂之所從生」的作用。其次包括「正名」。孔子把「正名」看作是為政的第一要務，他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毛澤東對「正名」並不反對，他說「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也在做」，只不過「正名」，首先要「實明」，「實明」才能「名正」，「名正」才能「事成」。《摘自毛澤東思想研究一書》。

孔子主張「禮治」，但不排斥「法治」，他認為「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治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尚書.大傳》」。這就是說，禮則重於教化勸善，「防患於未然」，而法則懲戒於後，測重於罰惡，兩者各有不同的作用。

從「禮」和「刑」的關係上，古代的「禮」本身就是法，違反了「禮」就是違反了法，後人陳寵說「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這就說明孔子把「禮」和「刑」的作用看的都很重要，凡是「禮」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於「禮」的，必然是「刑」所不禁止的。同樣，凡是社會主義道德反對的，也是國家法律禁止的，凡是社會主義道德提倡的，也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因此，從現實出發，在強調法制和集中打擊與專項治理的同時，不能只顧「懲治於已然之後」，應當「禁於將然之前」，運用政治、經濟、道德、法律、制度、思想教育等綜合治理手段，堅持打防結合，標本兼治，把犯罪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構建公平正義、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

提倡人治。在治國的問題上，孔子很重視統治者個人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提出「為政在人」，這是從「德治、禮治」的結合中得出的必然邏輯。孔子認為，在「禮治」下，各級貴族都有相對獨立的統治權，個人的作用比較突出；而要實行「德治」，又必須以有德者能居高位為前提，否則便不能發揮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彆強調統治者以身作則的重要性，他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正」的本意就是勸導統治者要行為端正，如果「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禮記.緇衣》，所以，他對當時一些行為不端正的當權者曾進行過抨擊。其中痛斥了魯國一位排斥賢者，奢侈無度，名聲顯赫的大夫臧文仲，他說「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禮記》，批評他是「不仁」、「不知」的「竊位者」，《論語.公冶長》，並對當權者貪污受賄，腐化墮落，深惡痛絕，他說「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衛靈公》，嚴肅指出當權者儘是些「好色」而不「好德」之徒，這還有什麼希望呢？與此相反，孔子對有德之士倍加讚揚，並認為有德之人當權，政治上就會好起來，無德之人當權，政治上就沒有希望，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意指把正直的人選拔上來，放到邪曲人的上面，百姓就會信服；把邪曲的人提拔上來，放到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會信服。

推行「舉賢才」。孔子認為，統治者能否以身作則關係到國家「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禮記.中庸》的興衰問題，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禮的「親親」原則，要求「舉賢才」，主張讓非貴族出身的「賢才」也能參與國政。因此，提出了「為政在人」和「先有司，郝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的主張。後人把這種主張叫做「人治」或「賢人政治」。

關於「人治」和「法治」問題

孔子雖主張「人治」，但他並不否定「法治」作用。一是對社會犯罪，他主張「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凡萬民之有罪，以五刑糾萬民；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肄之三日」。「毀者為賊，掩賊為藏，竊器為奸，有常無赦！」《周禮.秋官》。周禮特別規定了「不孝有友」是「元惡大憝、罪大惡極」的犯罪，都要處死刑。如，「凡殺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周禮.秋官》，不僅如此。《禮記.王制》中還規定了「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二是對貴族以上的人犯罪，也要適用刑罰，「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對於「惟官（畏權勢）、惟反（報恩怨）、惟內（裙帶關係）、惟貨（貪賄賂）、惟來（受請託）」的典獄官吏有一於此，便與犯人同罪」《周禮.秋官》。關於對諸侯、卿、大夫等官吏犯罪也主張適用刑罰，是孔子對「刑不上大夫」的重大突破和修正。

「人治」和「法治」是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如果強調「人」的能力是「人治」，如果強調「法」的作用就是「法治」。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究竟哪個起決定作用？是「人治」還是「法治」？是「權大」還是「法大」？根據孔子的「人治」主張，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人」而不是「法」，法對於治理好國家雖然很重要，孔子自己也說，「凡作刑罰，輕無赦」，「法者，治之端也」《禮記》，但「法」畢竟是作為統治者的「人」制定的，因此，法的好壞完全取決於作為統治者的「人」好壞。所以，他的後繼弟子荀況提出了「有治人，無治法」《君道》的命題，意思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人而不是法。只有好的統治者才能治理好國家。以此得出結論「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王制》。以上的話說的很明白，孔子之所以重「人治」，不是說不要法，而是說法不能離人而立，離人而行，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

反思歷史，筆者認為，「人治」與「法治」，是兩個不可分割的辯證關係。只有「人治」無有法治，國家的統治秩序就沒有保障；只有「法治」無有「人治」，「法治」就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與自行」《孟軻.離婁上》，意謂單有善法不足以治理好國家，還必須有好的執法官吏保證「善法」得以貫徹執行，否則便成一紙具文。列寧精闢指出「如果沒有一個能使人遵守法律規範的機構，法律也就等於零」。所以，正確的「人治」是奠定「法治」的政治基礎，「法治」是「人治」的具體體現，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依存。這就是說要想通過法治實現統治，必須有一個嚴格的守法、執法隊伍即「人治」。而真正的法治是與政治的民主相聯繫的，沒有民主政治，法治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建設「民主法治」，實行「依法治國」，防止社會不正常情況下的「人治」即「以人定法、以權壓法」的歷史悲劇重演是非常必要的。

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什麼滋生腐敗現象，並且愈演愈烈？貪污賄賂數額越來越大？奢侈犯罪越來越多？從中紀委查處暴光的「高官厚祿」看，幾乎全部是「滿口裡仁義道德，一肚子錢道色腸」，究其原因是一些當權者，人治標準不高，組織部門選人用人失察。江澤民說「一個執政黨，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後果不堪設想。歷史上的腐敗現象，危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敗。由於賣官鬻爵及其代來的腐敗現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滅的例子，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屢見不鮮的」，《在紀念中國共產黨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歷史事實說明，官吏的腐敗，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執法人員本身有問題，何以治人？所以我們再三講「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已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在中紀委第八次全會上的講話》。胡錦濤說「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就從反腐敗開始，嚴肅查處領導幹部濫用職權，貪污賄賂案件……」最近以來，中共中央已對官場腐敗重拳出擊，嚴懲不貸。包括對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外電披露內定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查處。因此，借鑒孔子的「人治」思想，有助於提高執政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保持廉潔從政，以身作則和權力運行公開透明度。

關於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問題

孔子根據春秋時期「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禮記.樂記》的「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將其劃分為五儀。「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與品才，獲安逸於任使。故「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新編小五經四書》。意指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就是國家一統天下基業資本，而王位的穩定和延續，莫不決定於對人材的鑒識和正確使用。如果能這樣做，那麼作帝王的就能使自己既顯得耳聰目明，又能駕御自如。故人分五者：庸人、士人、君子、聖人、賢人。若能詳察這五種人並妥善加以用之，就算完全掌握了治國安邦的策略了。

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孔子家語五儀》。意指庸人胸無大志，無嚴肅慎重的信念，為人處事不善始善終，談吐中缺乏有教養的語言，既不能選擇賢明之主賴以託身，又不能以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目光短淺，不識大局，見小利，忘大義，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隨波逐流，毫無主見。這樣的人就是庸人。

庸人和庶人不同。庶人泛指春秋時期的農業勞動者和無官爵的平民百姓。官府的吏役也稱庶人，「君子之車，既庶且多」《論語.子路》，「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庶人一般是安分守己的老實人。孔子對待庶民的態度是「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禮記.緇衣》。

庸人和小人也有本質區別。小人，一般是指人格卑鄙的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元史。劉秉安列傳》，孔子認為 「小人務力，小人懷土，小人懷惠」《論語.里仁》，「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意指小恩小惠和做事苛求於人。同時又說 「小人喻於利」《論語.憲問》，「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意思是指小人計較個人小利，心胸狹窄，經常憂愁滿腹，或與人相處互相勾結而不講團結。所以，孔子主張做人要講仁義、講道德人格，做道德高尚的「君子」，不要做損人利己的卑鄙「小人」。人格是什麼？就是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和品格，是人在社會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總和。因此，人的尊嚴要與人自身的道德人格來衡量，用「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加以證明。

江澤民說「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對全社會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必須講修養、講道德、講廉恥，要做事，先做人，人做不好，再大的本事也沒有用」《摘自江澤民黨的作風是黨的形象講話》。

士人，是封建時代追求向善的讀書人。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階層，《周禮》王制分「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子說「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猶述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也；言不務多，必審其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也；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孔子家語五儀》。意思是士人胸有目標，行有計劃，雖然不能窮盡道術的本義，但也能言有所據；雖不能遍行百善之美，但總有可稱道的善行美德。因此，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務在精通徹底明了；言語理論不求很多，但務在抓住要領；做事也不必貪多，貴在明白做事的方法和途徑。道理既明，行而有方，這樣就如同性命與形體的關係一樣不可動搖。身處富貴不覺得增加了什麼，身處貧賤也不覺得損失了什麼。這樣的人就是士人。孔子還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因此，他根據「性相近，習相遠」的觀點，提出了「有教無類」培養士君子的教育思想，不分出身條件限制，都可以受教育，並且說「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意指一個人，行動知廉恥，出使他國，不辜負君命，便可稱為士了。如弟子顏回家境貧寒，但他孜孜不倦的學習仁德學說，孔子稱讚他是安貧樂道的「仁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意思是顏回這個學生真好呀！用竹筒子吃飯，用水瓢喝水，住在一條陋巷裡。別人早就憂愁得過不下去了，而顏回卻不改變他學習的樂趣。顏回多麼有修養呀！。受孔學影響，後世湧現出無數的「仁人志士」，「朝是田中郎，暮登天子堂，茅屋出公卿」皆出於士族之家。同時，士人還有著獨特的人格魅力，「言有物而行有格，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士可殺而不可辱」《禮記.緇衣》。

「君子」，是孔子認為最理想的人格。他說「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孔子家語五儀》。意指：君子說話誠實守信，不避忌諱，仁義在身而無誇耀之色，思路清晰，通情達理，語言謙和，行為一貫，守道不渝，自強不息，在別人看來，顯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並無特別出眾之處，然而真要趕上他，卻很難做到。這樣的人就是君子。孔子說「君子之道有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意思是說「有四種行為合乎君子之道：他的容顏端莊，行為恭謹；他對待君上負責、尊敬；他教人民講究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乎道理」。「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堅持「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意謂道德高尚的人不與人爭執，合群而不搞小宗派《論語.衛靈公》。「君子動而世（視）為天下道，行而世（視）為天下法，言而世（視）為天下則」《禮記.中庸》。意指君子的舉止往往被世人當作天下共行的道理，君子的行為往往被世人看作天下遵循的法度，君子的言論往往被世人當作必守的準則。可見，君子是道德純粹、人格完美的化身。進則兼濟百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退則堅守人格的自性完滿，嚴守操行，獨善其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禮記.表記》。清代王夫之說「君子之所貴於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是因為能正確認識自己，客觀地認識別人和了解客觀世界的規律。現實生活中應該多塑造這樣的君子，對構建和諧社會是大有益處的。

聖人，指人格品德和智能最高的人。孔子說：「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孔子家語五儀》。意指聖人是具備了自身的品德與天地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變通無窮，洞悉宇宙萬事萬物運行的起源和終結之規律，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奉行符合道德方法，使萬民百姓充分發揮自己的性情和才能，聖明的智德可與日月同輝，教化的推行有如神明，百姓身在其中而感覺不到他的品德有多麼崇高偉大，即便感同身受，見到一點，也看不透其仁德的涯際在哪裡，達到這種境界的人就是聖人。

儒學典籍中多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聖人，自定儒家為一尊之後，特指孔子為聖人。所謂聖人，就是他的善行和思想境界達到了極高的境界。聖人對百姓的態度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49章》。孔子是一個虛懷若谷又非常謙遜的聖人，孔子在世時，不少人稱孔子為「聖人」，但孔子本人不接受「聖人」的稱號。他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去爾已矣」《論語.述而》意指如果說聖與仁，我怎麼敢當！不過我要向聖與仁的方面努力，從不感到厭煩，教誨別人從不感覺疲倦，倒是可以這樣做的。孔子之後，孟子稱孔子「大而化之謂之聖」，荀子稱孔子是足以與三王和周公比德齊名的「聖人」。即使儒家的反對派韓非也稱「仲尼，天下聖人也」。繼而，中國的佛教、道教皆推尊孔子為「孔聖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稱孔子為「素王」，意即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之後的2000多年裡，歷代皇帝就將孔子尊為「大成至聖、萬世師表、經學開山鼻祖」。並親率大臣到山東曲阜進行朝聖、祭拜、修廟或立牌、塑像等活動。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將自己的公主嫁給孔子72代嫡孫孔憲培。1920年，北洋政府為孔府排序家譜。1935年，蔣介石將孔子77代嫡孫孔德成的「衍聖公」爵號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甚至將孔德成拉居台灣，至今未歸。

賢人，就是有德有才之人，孔子說：「所謂賢人者，德不逾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孔子家語五儀解》意指賢人德性不越法度，行為合乎規範，語言足以令天下人效法而不傷於身；道德足可用來教化百姓而不傷於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財富；樂善好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眾沒有什麼疾病和貧困。這就是賢人。孔子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意思是看到賢人就應該向他們學習，看見不賢的人，就應該反省，自己有過失要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所以，孔子主張「尊賢使能」、「舉賢才」《論語.子路》，

孔子是一個布衣知識分子。出生不久喪父，17歲喪母，家境貧苦。為謀求生計，「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年輕時做過「委吏」（看管倉庫）、計算帳目和「乘田」（管理放牧牛羊），22歲才走上辦私學生涯，創立儒家學派。由於十分了解人民的疾苦，後又兩次周遊列國走訪「考察」長達17年，每到一國或聚徒講學，就播揚對百姓施以仁政德治，省刑罰，薄賦稅，念念不忘實現「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的小康社會。由於孔子的「中庸之為德」，對上也奉行「忠君尊王」主張。51歲任魯國地方官中都宰，後升司寇。這就給歷代君主心目中留下了「布衣孔子」為統治者晉獻治國之策的「王者之師」。因此，稱「孔子布衣，傳十餘世，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徐彥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