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浦：《五朵金花》作者的悲喜人生

王公浦簡歷：

筆名公浦。1922 年出生，河北磁縣人，中共黨員。1949 年參軍，歷任二野4兵團13軍文工團團員，昆明軍區國防話劇團創作員，昆明市文聯、雲南省作協專業作家。1954 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苦聰人的春天》( 合作)，中篇小說《邊疆巡邏兵》，短篇小說集《好醜你們說》，雜文集《邊地草》、《池畔草》，回憶錄《十年一覺金花夢》。電影文學劇本《五朵金花》( 合作)、《摩雅傣》( 合作)、《金沙戀》、《三七情緣》( 合作) 等，電視劇劇本《那滿山的火把果》、《石林遺夢》、《壯家婚禮》、《跨越》、《霧圈》、《日浴》（後三部合作）等，影視劇集入選滇池文學叢書·第十輯《重拾銀屏過眼花》，短篇小說《好醜你們說》獲雲南省1976—1979 年小說創作一等獎，《游劍川石寶山記》獲1982 年省優秀作品獎，《金水河上》、《戰鬥的秋收》均獲昆明軍區和西南大軍區匯演獎。

由於王公浦和趙繼康共同創作的電影劇本《五朵金花》的影響力實在太大，筆者懷著崇敬的心情去拜訪了王老。今年95歲高齡的王老竟然尊稱比他小兒子還小的筆者為「您」，並且一再強調：「不要把我寫過頭了，人要低頭，才能做人。」每次回答完筆者提出的問題後，他總是嘆氣，說道：「哎，算了，還是不要寫了。」王老的顧慮如同咱們雲南的大山，讓筆者不禁感到疑惑，一位這麼著名、這麼高壽的人，還有什麼放不下的？

由於王老現在的健康狀態不佳，說話很費力，不敢過多打擾，只好抱回老人家的一堆著作和回憶錄，希望在其中尋找答案了。作品讀完，對王老個人有了一點了解，多次交流下來，答案漸漸浮出水面。他是一個真正純潔的作家，他保護了文學最本質的純潔性，沒有利用寫作的成功去為自己和家人謀利益。他就像一株空谷幽蘭般高雅淡然，老老實實生長，忍耐著結實，不與谷中之物攀比。而在巨變的時代中，往往入世的人才能處處通達，因此，他的人生就像他創作的電影劇本，充滿著時代的戲劇性。他老實到可愛的同時難免會落入世俗的漩渦；他善良、正直、不揣摩人心的單純常常傻呵呵地傷害了別人自己還不知道，如同一隻憨態可掬的熊貓。他勤奮創作、對黨忠誠，在那個鬥爭激烈、環境艱苦的年代，即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也沉默接受，並用創作去支撐自己，因此，他創作出大量的小說、電影劇本。前市文聯主席張維新對王老的人生是這樣說的：「他淡淡的一生，卻是負重的一生。 」

第一幕：戰亂失學憾終身 貴人助圓作家夢

正當他求學的年齡，中華大地上經歷著戰亂，盧溝橋「七七事變」，使他小學剛畢業就遇上日本軍隊佔領了他的老家河北磁縣，因此，一家人被迫流亡，他失去了讀書的機會。爺爺把他送到一家棉花行當學徒，但他並不甘心做亡國奴，而是約了兩位小學同學，打算逃離淪陷區，過黃河到洛陽繼續求學，可他戲劇性的一生就從這裡開始了。當時，他好不容易約到了同伴離家出走求學，途中卻被日本的追兵追散，在他倉皇奔逃之際，卻又被國民黨的軍隊抓了壯丁，做了國民黨的兵，直至日本投降，他才從軍隊下到地方，為糊口當了小學教員。直到 1948年洛陽解放，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發起號召：「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他才有了人生目標，投身到革命中去，為國家和人民參軍！他被編入 13軍文工團，步行了整整一年才來到了雲南，從此，便把他鄉作了故鄉。這些經歷讓他沒了書讀、沒有學歷，成為王老抱憾終生的事。這也直接影響到王老後來雖然與前妻寫出了《五朵金花》這樣成功的和巨大影響力的電影劇本，卻從來沒有評審過任何一級文創職稱，一直到退休，都是一個沒有職稱的著名作家。

但是王老在回憶錄《十年一覺金花夢》中，並沒有把這些經歷寫在前面，而是到了第九章才出現一些簡單的記錄，可以看出，王老的虛心和謙卑。另外，王老寫到幾次人生中重大的轉折雖是悲慘的，但幸運的遇到兩位貴人領導卻使他走向了新生。第一位是十三軍文工團的團長。1953年，因看到他寫的快板，建議他調到創作組學寫劇本，於是，他成了軍文工團的創作員。第二位是雲南軍區宣傳部馮牧部長，曾帶領他下連隊深入生活、親切指導他進行創作。雲南文藝代表團參加全國五省區部隊文藝大匯演時，在重慶浮圖關軍營大院里，部長當著已經有創作經驗的公劉、林予、彭荊風等作家的面，大為誇獎了他的小說《綠色的底層》，讓王老受到很大的鼓勵。部長還給《解放軍文藝》雜誌編輯部寫了熱情洋溢的推薦信，使他的處女作發表在 1954年第 4期上。後來，部長把他調到了軍區國防話劇團，進行專業創作。王老常說：「我這個木訥、蠢笨的人，是經馮牧部長一手栽培的，是他把我引進創作之門，我從內心深處感恩不忘，我對這位導師充滿刻骨銘心的崇敬。」王老對馮牧的記憶如清泉，回憶馮牧帶他們一行作家深入農村採訪，見到有人對採訪不夠專心，記錄不耐心，事後就提出批評，強調要尊重採訪對象，批評不指明是誰，批評得很輕，但態度很嚴肅。馮牧部長雖然患有哮喘，卻帶病行路，並且不肯騎馬，一邊走路一邊與大家交談，絲毫沒有領導的架子。因此，歷時兩個月，行程兩千多公里的西雙版納、臨滄、西盟等地艱苦跋涉，較早地接觸拉祜族、佤族等原生態的民族生活，獲得許多鮮為人知的創作素材和真實情感，使這批雲南軍旅作家碩果累累，其小說、電影劇本都在全國雜誌發表。《蘆笙戀歌》、《邊寨烽火》等電影劇本相繼被拍攝成電影，1954年也成了雲南軍旅作家最為活躍的鼎盛年代。

第二幕：忠誠單純釀苦酒 勤奮創作譜新篇

1954年西南大軍區文藝檢閱結束後，看到其他的同事、同行都已經分別獲得了一些創作獎，催促著王老努力寫小說的腳步。在回昆明的途中，他一心構思小說，回到話劇團後，很快就寫出了《馬店夜宿》，並且寄給了《人民文學》雜誌。在那個沒有電腦的年代，王老往往伏案一夜就產生五六千字。

創作和學習是王老的生活常態，這其中，一件因為社會變革而導致的戲劇性的悲劇卻可以看出王老對黨的忠誠和性格的老實單純。在 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王老當時在基層深入採訪搞創作，本來可以避開這樣的政治運動，但是，他卻成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審查對象。用王老自己的話說：「像我這樣真心熱愛共產黨，熱愛新中國的人，怎麼能不把自己的歷史和社會關係如實地向黨交代呢？我以最大的真誠，把自己在舊社會的經歷向黨交代，爭取黨的了解和信任，而我忠誠和積極向黨靠近的努力，卻遭到了當時的領導更大的懷疑和不信任，我和其他一些年紀大一點、社會經歷複雜的人，便成為『肅反』運動中的重點審查對象。」事情的原因是他有個姨夫後來被定性為軍統特務，而王老是在逃難時，與他有過一面之緣，就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卻因為王老主動向組織交待了一切舊社會的事和自己的家庭成員，使他在並不知道姨夫身份的情況下，成為了黨組織懷疑的對象，使自己被內定為「特嫌」並長期「控制使用」，被專人看管在劇團的一座小樓上，限制了人生自由五個月的時間。組織上派人調查原因，但偃師解放後，他姨夫已被槍斃，沒有了證據，這件事便成為了一個疑案。這樣也就給王老留下了一個「歷史尾巴」，而這個沉重的尾巴，使他背了將近三十年，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昆明市文聯和市委宣傳部幫助他落實了政策，才清理了他檔案中的不實之詞，割掉了這個「尾巴」。1988年，王老在離休前，終於實現了自己多年的願望入了黨，他認為這是一件大事，大半生的考驗證明了自己對黨的忠誠。而一名離休時才入黨的共產黨員，也是歷史上黨員中入黨年齡最大的「年輕」黨員。

還有幾件趣事可以看出王老的單純可愛。1956年，王老和趙繼康接到北京電影局的電報，讓他們去北京商量電影劇本《國境線上》的修改事宜，兩人喜出望外，得到話劇團領導允准後，為了一路同行的方便，他們決定在已經確定了戀愛關係的基礎上登記結婚。他們去派出所辦理了登記手續後，才意識到要結婚，沒有新房啊？怎麼辦呢？急中生智向團領導借用辦公室三天作新房，三天後他們就啟程去了北京，那些新購的衣服床被都只能寄存在保管室，聖潔的新婚變成了一個儀式。更為有趣的是，他們坐長途汽車到了貴陽後，在金城江轉火車時恰巧遇到軍區的一個熟人，本來只是一般交往，異地相逢卻讓王老倍感親切。當時的車票很難買，只有軟卧能夠臨時買到，這位攝影師的錢卻不夠買軟卧，王老立即仗義疏財，掏出錢給他補上，一起買了三張軟卧票。王老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自己還傻呵呵的對妻子說：「看，我找來一個伴。」這位攝影師下車走後，妻子才抱怨：「人家不坐軟卧，你還墊錢給他買票，真是多事，沒有他，我倆住一個包廂，不是更好嗎？」「是呀，我怎麼這麼傻冒。」王老後來才這樣想到。

北京的事辦完後，電影局長荒煤同志通知他們夫妻倆赴上海電影製片廠聽取責編對他們所寫劇本的修改意見。回到趙繼康的老家，第一次見岳父母的王老顯得很木訥，岳母笑話他像個「穆斯林」，留美留英的教授岳父卻誇他是「東床快婿」。他們修改劇本期間，妻子生病、生孩子，時間很快就過了近一年。到了 1957年，又一個戲劇性的十字路口出現了。社會反右運動節節深入，王老和愛人剛有了小孩，他一人從上海修改劇本回單位後，接到了妻子的一封信，妻子說起給孩子到派出所落戶口時，打聽在上海碰見的王老那箇舊社會認識的人，派出所卻證實沒有那個人，妻子有所懷疑信告王老，而王老看信後也覺得很吃驚，他覺得有必要把這個可疑的情況向組織彙報，以此證明他與那個人並無關係。便拿了妻子的信，找組長彙報，信中還有妻子提及有了孩子，應該努力掙錢，為了孩子的生活要多寫作。沒想到，這樣一句正常的夫妻話，卻成為了當時的組王老和他 50餘年的日記織給王老定罪的證據，王老被定為「中右」分子，扣了「腐朽資產階級思想」等大帽子，人常常被批鬥，還被下放到農村接受改造，並成為接下來被話劇團除名的主要原因。而且，這也是後來離婚的導火索，當時妻子就責怪他：「這次運動你我都沒在家，人家正愁抓不著我們的把柄，可你倒給人家送材料，把我的信拿給了別人！」

在與筆者交流時，王老說，交信的蠢笨使他悔恨終生，當時主要還是因為之前那個「歷史尾巴」給他心理上造成了很深的影響，他極力想讓自己擺脫和舊社會的關聯，以表明自己歷史上的清白。誰料想越是怕的事越要發生，他被定罪、批判、下放到農村接受改造，現實是這樣的熬煉人。所以，在話劇團的四年，雖然參加了兩次政治運動，但王老勤奮耕耘，頻頻下基層深入採訪，不但寫出了幾篇小說，還創作了一個電影劇本。並且這時命運又給了他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由部隊轉業到雲南省文聯作協分會，使王老立志文學創作的夙願得以實現，雖然夫妻二人仍然同時被下放到西雙版納農場進行大荒田的改造建設，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

筆者了解到，當時的王老夫妻帶著不滿兩歲的孩子下放，帶病勞動，本來已經很艱難了，但又一件小事顯露出王老的信實和良善。他們夫妻去探望一位多年未謀面的老朋友買來發時，看見那個空蕩蕩的家裡，妻子在補衣服，又瘦又黃的孩子在吃著一根生紅薯。王老很後悔當時買來發複員離開部隊的時候，曾經接受了王老的建議：到西雙版納來。想不到看到的情況是這樣凄慘，心裡特別內疚，感覺是他騙了買來發。於是王老想給他一點經濟上的補助，可自己也沒有錢，就把手上戴的法國表脫下來給了買來發。在回下放農場的路上，妻子說：「我們也不寬裕，省文聯叫我當專業作家，不發工資靠稿費吃飯，下放期間活計這麼重，無法寫作，你一個人的工資我們全家用，還不困難啊？」王老寬慰說：「我們總比他好些吧。」但就是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王老在繁重的體力勞動後，依然沒有放下對創作的勤奮努力。那一年，他趴在借來的小竹凳上，寫出了反映挖草根積肥的小說《月光下》，表現兩個原有宿怨的鄉村在新中國民族團結友愛的大家庭中，團結協作採茶的小說《綠色的金子》，反映當地勤勞勇敢的村民的小說《依金娜和她的父親》，電影劇本《綠水長河》等。後來這些小說都發表在了國內比較有影響力的雜誌上，《綠色的金子》在《紅岩》雜誌發表後，還被《人民文學》轉載了；他陪同當地老歌手康朗英充實整理創作的長詩《流沙河之歌》和推介文章，發表在《邊疆文藝》上，受到讀者好評。

人生就是不斷歷練生命的過程，在王老每次有豐富的創作後，都會伴隨著一些劫難。一次，單位開展整風運動，將下放人員召回彙報學習，王老在經歷了上一次的批判後心中仍有畏懼，可由於自己一直在採訪創作當中，相信自己為人正直，更相信新中國的成立是要讓人民過上好生活，讓作家群體在歌頌邊疆人民的巨大生活變化時，也能正視自己的生活改善。於是在單位安排個人必須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討論，展開對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批判時，王老說，他也不知道什麼叫資產階級法權，只能嘮嘮家常，講了小時候貧窮，在姥姥家生活時從沒付過一文錢，但現在兒子住在外祖父家，每月還要出五十元的伙食費和保姆費。卻不知道，這樣的信口開河又被作為重點發言成為「罪證」，在他自己還茫然不知時，就造成了對岳父的傷害，並讓妻子被單位插上了「白旗」、作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對象，甚至導致上海電影製片廠已經定稿，並準備拍攝的電影劇本《摩雅傣》被叫停。夫妻二人再一次陷入深淵，婚姻又被蒙上了一層陰影。

事後王老與妻子的一席談話，今天看來，是當時的文藝工作者正直、勤奮的思想典型。妻子對他說：「我曾經覺得我們倆沒有辦法過下去了，想跟你離婚，可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是好人做傻事，所以想來想去還是原諒了你，我這次回來就想跟你在這傣族村寨長期住下來，看來也沒有別的指望了，往後只要努力寫作，爭取寫出一部《靜靜的頓河》那樣的作品。」王老當時意識到也只能這樣，挨批鬥受氣，抬不起頭來，只有寫作才有出路。

第三幕：《五朵金花》掀起全國喜劇熱潮 婚姻冰凍上演個人「悲慘世界」

1959年3月，下放中的夫妻二人接到省委宣傳部袁勃部長的電報，讓他們馬上回昆明，商討中宣部、文化部向國慶十周年獻禮，急需雲南電影劇本的寫作任務。他們一回到昆明，就帶著行李去找袁勃部長報到，因為此時的昆明已經沒有他們的家了，被批鬥下放後，省文聯搬了家，沒有給他們分配住處，他們默默接受。所以，只好被暫時安排在翠湖賓館的後樓，一排磚木結構的老舊房子裡面，開始劇本的寫作。此劇本從 3月開始寫，到幾次修改成稿只用了短短 3個月的時間，並且這麼成功，不得不說是個奇蹟。但王老並沒有誇耀自己，而是告訴了筆者兩件事給他們的幫助。一是滇劇團貢獻的資源，就是徐家瑞老先生率領王少培、席國珍等編劇深入大理採訪的材料，並席國珍講給他們聽的趣事。王老說他們都是慷概的人，希望把所採訪到的情況和盤托出。在他們聽到畜牧場有個為牛接生的姑娘「金花」、煉鐵廠找礦石被老熊嚇得躲山洞的姑娘「金花」時，他們才知道白族裡叫「金花」這個名字的姑娘很多，夫妻倆靈感一來，立刻想到用「金花」這個重複的名字來編織一出喜劇。第二件事，是由於男主角的名字無法確定，得知大理州委宣傳部張樹芳副部長在昆明開會，夫妻二人便連夜找到這位副部長，向他請教白族小夥子的名字。張副部長也是積極配合，毫無保留地與他們探討，最後認為「阿鵬」這個名字最貼切，於是男主角的名字就這樣定下來了。他們從西雙版納回昆明的第一天，就確定了主角名字和人物形象的構思，第二天便動手寫了劇本提綱五六千字，第三天修改補充，基本就定下了提綱，直接報宣傳部審核。就這樣，三天時間就把一個當時叫《十二朵金花》的電影劇本提綱完成了。由於時間緊迫，他們接受命令由妻子帶劇本提綱去北京向夏衍部長彙報交流，袁部長指派王老帶了修改成《七朵金花》的提綱，到大理補充採訪完成劇本。每次都是這樣，他們夫妻二人總是被分開。下放改造時，王老南下去西雙版王老閱讀《》並對文藝工作者寄予期望納，趙繼康往東去上海改劇本；現在，又是一個北上、一個南下，如同一對紛飛的勞燕。後來《五朵金花》放映成功後，趙繼康被指定為先進工作代表出席北京「五一」盛大慶典，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而王老又接受任務陪同原電影局局長袁牧到邊疆採訪了。更悲慘的是，這條感情的紐帶將被一再拉長並終究被斬斷。

王老到大理採訪後，在洱海賓館寫出了《七朵金花》的初稿。夏衍部長看過後，認為七朵金花太多，建議改成《五朵金花》。就這樣，《五朵金花》的原型就產生了，後來經過夫妻二人多次修改，並且趙繼康還寫了幾首歌詞，促成了審稿的順利通過，終於開始了拍攝。王老向筆者強調：「趙繼康在北京連續兩周夜戰修改補充劇本，她的工作比我勤奮。」這使筆者再次看到他的謙卑和公義，文壇紛紛爭論這部著名的劇本到底出於他們夫妻誰之手？五十餘年間眾說紛紜。而王老彷彿從未受困於這些質疑，一直都說前妻比他有能力。他沒有去與誰爭論高低，誰說什麼他都默默接受。其實在意念上早就高過了世俗，他可能看不懂世界，屬於世俗的通達人自然也看不懂他。趙繼康是上海人，雖然就讀於南京金陵大學，解放後從軍到雲南，作為部隊作家在雲南才生活了幾年，只用了兩個晚上就寫出了 「大理三月好風光，蝴蝶泉邊好梳妝，蝴蝶飛來採花蜜喲，阿妹梳頭為哪樁？」「蒼山雪化洱海乾，難折好鋼刃。」「橄欖好吃回味甜，打開青苔喝山泉。」「唱支山歌扔過牆，妹要掛心上。 」「山歌唱在雞籮筐么，公鴨下蛋太冤枉。苞谷鮮花你不配呀，莫再亂嚷嚷哎……」一系列這麼生動的歌詞，確實才華橫溢。

王老說，那時候從表面看，他們事業有成，《五朵金花》正在拍攝中，另一部電影劇本《摩雅傣》也即將恢復拍攝，可是，妻子卻向他提出了離婚的要求！他們創作的劇本《五朵金花》是歌頌愛情的喜劇影片，歌唱的是天長地久永相愛；而他們夫妻間的愛情卻是悲劇，那走到絕境的夫妻關係諷刺地被塗抹上了一層喜劇的光影。王老當時想到 :「這樣也好，免得由於我的愚蠢，而使妻子一次次的遭受批判，我真的悲哀的願意讓她離開我，跟著我受罪我於心不忍。」王老的忍耐和對妻子的尊重還表現在他承受巨大悲痛的同時，還能配合妻子的要求，扮演著貌合神離的夫妻角色，忍耐暫時維持表面的平靜和親近。1959年第二次陪同《摩雅傣》的導演徐韜先生去上海時，到了岳父岳母家他沒有暴露任何離異跡象，和不滿 3歲的兒子岩森團聚時也沒有露出半點聲色。

《五朵金花》拍攝完成後，其命運和他們的婚姻一樣，在多變的政治環境中撲朔迷離，影片處處送審，處處挨批，已經到了要被禁止放映的地步。後來因為周恩來、陳毅和鄧小平三位國家領導人親自調看了影片，給予高度評價，影片才得以起死回生。但他們的婚姻就沒有這般幸運了，王老自嘲：「寫戲的人，在現實的生活中卻扮演了這樣一個戲劇性的角色。」他想起吳文英在《夜合花》中懷念去女的詞句：「十年一夢凄涼，似西湖燕去，吳館巢荒。」自己豈不是「燕去」，「巢荒」，空留一身，一如詩的結尾：「故人樓上，憑誰指與，芳草斜陽。」

《五朵金花》得以播放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王老是在回雲南的火車上，從一個陌生人口中得知這個好消息的，當那位觀眾對這部影片贊口不絕時，他並沒有即刻去告訴那位興奮的觀眾，自己就是這部電影的作者。而是安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把這個喜悅揣進懷裡平靜地享受，他感覺心裡甜滋滋的，覺得比獲得任何官方或民間的獎項都欣慰、可貴，僅此而已。他沒有被名譽、利益或慾望誘惑，急功近利地去寫電影劇本，把榮譽糟蹋成生意，去經營自己、背叛良知。而是堅守著文學最本質的純潔性，依然老老實實地奔赴基層深入生活採訪，並相繼創作了《中甸行記》、《秋》、《火把》、《浴》、《青杉》、《火草》、《出水蓮花》等讚美大自然、歌唱勞動人民的一系列樸實地散文。同時，他依靠著文學創作這個根基，努力治癒感情重創的傷痕，讓自己繼續做一個平凡人。時至今日，王老談到《五朵金花》的成功，依然很淡然。他說：「僅僅一個星期寫出的電影劇本，一個多月完成的劇本創作，僅僅不到半年的時間拍成電影，向國慶十周年獻禮。每一個環節的時間都迫在眉睫，這樣的成功是很偶然的。」而作家、雲南軍區文化部副部長蘇策卻說：「一葉知秋，他們的成功是當時雲南整體文學的勝利，通過他們，能看到那時雲南文學整體形勢的面貌，可以看清他們那時代的行進步伐。」

《五朵金花》影片的成功：1960年3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新時代的新喜劇》，把影片定義為「開創了社會主義新喜劇的先河」。首都和上海等地展開熱烈討論，全國各地報刊相繼發表評論不下百餘篇，中國影協編輯的《電影藝術參考材料》雜誌第三期、第八期和第九期都有對該劇的評論，特別在第十五期，幾乎全期摘引了國外國內對《五朵金花》電影的評論，上海電影家協會於 1960年舉辦了四次喜劇電影的座談會，後三次座談都以《五朵金花》為例，定義為社會主義歌頌性喜劇的典型範例。電影紅遍祖國大江南北後，又先後出口亞洲、非洲等 46個國家，創造了新中國電影出口之最。即便幾十年後的今天，這部電影仍然有口皆碑，在從官方到民間對中國電影百年經典作品的評選中，該片仍然名列前茅。

1962年的春天，在趙繼康的一再要求下，王老終於同意了離婚。五華區一位老練的女同志問明雙方意見，同意由女方撫養孩子後，為他們辦理了離婚登記手續，由於要等待調查判決，離婚證是在六七月間趙繼康才寄給深入西疇縣採訪的王老，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張兒子岩森坐蹺蹺板的照片。時隔 30年後，1992年，70歲的王老才在杭州與 35歲的兒子相逢。回憶從認識前妻到組成家庭的十年間，王老說他們一直就沒有一個真正安身立命的家，一直都在漂泊當中。結婚三天後，就因電影劇本公派到北京、上海；次年一回到單位就因為信的事件被批判、下放到農村改造，借住在村寨傣家；下放第二年，自己好不容易蓋了一間茅舍，又因為國慶十周年緊急獻禮的任務倉促離開。以後的生活，就是因工作暫住賓館、住鄉下人家。回到單位時，也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湊合著住。而他們的婚姻彷彿是一直在與《五朵金花》談著一場三角戀愛，每一條線段都相連相交。他們結婚時倉促，到創作、拍攝電影時也倉促；婚姻開始破裂後，電影前途渺茫；電影成功了，他們卻離異了，成為三角形中永遠各分東西的兩個角。

第四幕：平淡夫妻老來伴侶耄耋之年創作高產

1963年12月，王老在文山體驗生活，準備寫電影劇本《女縣長》的材料時，接到省文聯李秘書的一封信，通知他的人事關係已經調動到文山州文化館了，從當月起就在文山領工資。王老說這個事是直接通知他的，沒經過任何商量。事後他才了解到，由於離婚、他的「歷史尾巴」等一系列原因，單位個別領導很排斥他，正愁沒有理由讓他離開文聯時，文山州宣傳部長到省文聯提出調他到文山，幫助成立文山州文聯的想法，這想法使兩個單位一拍即合，以最快速度辦完了他的調動。王老就這樣接受了到文山州文化館工作的命運，不爭競不惱恨的忍耐著，默默地做了15年文化館普通創作員。

到了文山，很多領導、朋友都知道王老已經離婚的事，便張羅著為他介紹對象，幫助他建立家庭，王老便和在文山州醫院當醫生的鄭鳳玉結婚了。鄭醫生比王老小 14歲，江川人，樸實勤勞。婚後，他們育有一女二子，大女兒今年 50歲了，在昆明劇院工作。大兒子中學畢業後自己做點小生意養家；小兒子大學畢業後也沒有正式工作，努力考取了會計證，幫人打工。鄭醫生說：「他一天就低著頭呢寫東西，娃娃的工作他也沒管，只有打打工了。」但一到晚飯時間，兒女和 3個孫兒都回家吃飯，兒子、兒媳幫著媽媽做飯，王老起落也有兒子攙扶，家裡可熱鬧了。筆者在他們家看到了當代難得一見的和睦寧靜，榮華富貴的家庭不一定是幸福的，但兒孫滿堂、大得必壽者之家一定是蒙福的。家庭穩妥讓王老少了許多後顧之憂，為他的創作提供了寬鬆的環境，使他得以安然創作。特別是 1979年，王老從文山州文化館調至新成立的昆明市文聯後，所創作的傷痕文學作品獲得過全省小說創作一等獎，之後，他又相繼寫出影視劇《那滿山的火把果》、《石林遺夢》、《壯家婚禮》、《金沙戀》等。王老說自己到了七十歲才進入創作高峰，以兩年一部影視劇的速度，寫出二十餘萬字的傣族土司刀安仁的傳記《邊塞偉男》、喜劇《三七情緣》、《霧圈》等，前省委書記普朝柱為《跨越》題名，《日浴》的靈感來自於景頗族教授趙學先寫的一篇孕婦曬肚子的小說。暖陽下，五個大肚子孕婦敞開衣襟、露出鼓得高高的肚子曬太陽，原本就是一場別有風趣的喜劇，並且意味深長。83歲的時候，他又改編了一部大型電影《大理國開國皇帝——段思平傳奇》。並將《邊塞偉男》、《三七情緣》和《願把愛情化歌聲》編輯為劇本集《且把落花染書香》，打算與第一本劇本集《重拾銀屏過眼花》相呼應，但一直未得到出版。

筆者經多方了解，知道王老還有一件奇事——五十年堅持寫日記，特別是 1988年至 2016年堅持每天寫，並且還都是短篇小說的規模呢！當王老的兒子從內室中一次又一次抱出 20餘捆日記後，筆者非常吃驚，一個人縱然再有思想，把思想變成文字這一過程需要多堅韌的毅力？小心翼翼解開繩索，翻開日記，那些已經泛黃的紙頁和被時間變化了的墨跡，如涓涓溪流，流淌著一個人 95年虛懷若谷的人生。 （此文刊於《昆明文藝》2017年01期「滇土斯人」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