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罪惡之門如何打開(南方都市報 2009-3-28)

　　3月26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作出二審裁定，對原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等人全部維持原判。河北省、石家莊市紀委、監察部門日前也發出通報，對三鹿事件中負有直接責任和領導責任的24名相關責任人員作出了處理。至此，企業負責人、制假販假者、政府官員都被追究了責任，似乎塵埃漸漸落定。然而，本報記者通過對中國乳製品行業近30年的發展進行梳理，發現三鹿的倒下並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有其行業的、制度的、社會的背景，有其內在的演化邏輯，可以說，三鹿身上背負著整個行業的原罪。

　　「現在是做什麼的不吃什麼。」程明（化名）說，「我幾年前就不喝奶了。」「毒奶粉」事件曝光前，作為三鹿集團的一名基層職工，程明和他的很多同事心裡早就明白，「三鹿有一天絕對要垮台」，而且這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滑鐵盧，還是整個行業的大潰敗。

　　因為，他們知道，問題不是出在奶粉的生產環節，而是出在奶源上，鮮奶進廠之後的流程是嚴格規範的。數年前，工人們收奶時就已經發現，「這個奶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奶了」，被摻了東西，過濾濾出的物質倒入陰溝，水沖不化。

　　對奶廳或奶站送來的奶，三鹿的化驗員對每車奶都要化驗，但很多不達標的奶還是被收進來。「人情奶和關係奶特別多，經常是化驗員檢出問題拒收，很快就有領導來電話說收下吧。作為工人，我們沒辦法，只能收。」趙真（化名）2002年剛進入三鹿是做奶粉化驗員，奶粉化驗室和鮮奶化驗室在一起，兩邊的人經常走動。「所以，我對鮮奶化驗室的情況也很了解。」

　　「憑經驗，工人們很容易斷定奶有問題，但當時並不清楚加的是什麼。」程明說，他們也是媒體曝光後才知道三聚氰胺這個名字。「去年8月初，突然大批量地給嬰幼兒奶粉換包裝，大家雖不清楚咋回事，但明顯感覺奶粉有問題。」趙真說。

　　根據庭審供述，那時三鹿高層已知道被加入奶中的是三聚氰胺，併購買了檢測設備以及試劑盒下發到各個分廠，包括三鹿中層在內的大多數員工，只是被告知奶粉中含有一種叫「A物質」的東西，並不清楚這種添加物的危害。

　　然而，一線員工未如高層想像的那麼無知，甚至真相大白時，那一大長串查出三聚氰胺的企業名單也沒讓程明和趙真震驚。「我們拒收的，蒙牛和伊利都要。收不收你的奶，主要看和領導有沒有關係，多年來一直這樣。」趙真說。

　　程明從進入這個行業至今已30年，他早年跑銷售，所以對其他地方的乳製品市場也有所了解。在他看來，這個行業的發展早就走錯了路子，2008年收穫的惡果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埋下了種子。程明說他的觀點並不是獨創，實際上很多業內的專家都知道，「只是我不清楚他們之前怎麼了」。

　　采寫：本報記者 盧斌 左志英

　　1987年，三鹿首創「輕資產」戰略，在後來的20多年中，中國乳企都競相模仿三鹿，離牧場越來越遙遠，走上資本運作的高速軌道，到了蒙牛，極速擴張完全演繹成為一個神話。

　　「她是老大思想作祟，生產的品種、數量、促銷、定價都是她一個人說了算，而不是根據市場來生產。」在行唐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三鹿集團的副董事長王吉秋看來，田文華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強人，但同時強勢到聽不得意見。「三鹿是大集團的規模，小作坊式的管理。」王吉秋說。

　　中國奶業協會常務理事、廣州市奶業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王丁棉做過一個估算，傳統的自建牧場發展的乳企，在奶牛養殖生產、奶品加工、奶品銷售三個環節的資金占用比例大致為6：3：1，如今這個比例完全被顛覆了。

　　除《生鮮牛乳收購標準》外，1986年還有一件事情改變了中國奶業的方向，主角正是22年後轟然倒下的三鹿。這年三鹿產品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鮮奶產量不足加工能力的1/4，奶源匱乏成為企業的瓶頸，最終三鹿找到一個巧妙的辦法，即後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的「奶牛下鄉，牛奶進城」。

　　1987年，田文華執掌三鹿後，將這種「公司+農戶」模式發揚光大，成了中國乳業「輕裝上陣」的始作俑者，笨重的佔用資金最多的奶牛養殖轉移了出去，企業的火力集中於加工和銷售。在後來的20多年中，中國乳企都競相模仿三鹿，離牧場越來越遙遠，走上資本運作的高速軌道，到了蒙牛，極速擴張完全演繹成為一個神話。

　　中國奶業協會常務理事、廣州市奶業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王丁棉是業內的一門「大炮」，近年時常公開直言中國乳業的一些弊端。他做過一個估算，傳統的自建牧場發展的乳企，在奶牛養殖生產、奶品加工、奶品銷售三個環節的資金占用比例大致為6：3：1，如今這個比例完全被顛覆了。

　　蒙牛可以說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乳品公司，1999年，牛根生白手起家，帶著團隊「先做市場，再建工廠」，6年內將蒙牛的銷售做到了200多億。在中國大小商學院的課堂上以及暢銷書中，蒙牛被譽為資本運作的經典教案，而牛根生則被尊為「中國教父級CEO」，成為諸多企業及其管理者的偶像。

　　三鹿首創的「輕資產」戰略，到了蒙牛發揮到了極致。蒙牛創立的頭一年，花了100萬在央視上打廣告，沒有廠房，沒有奶牛，卻依然創下4000萬元的銷售額。王丁棉說：「過去10年，蒙牛、伊利等乳製品企業在奶源建設的投入上最多3億元，而在營銷和生產基地的投入上，兩家企業均達到了百億以上。」2003年，剛成立4年的蒙牛，就是花了3億贏得央視的「標王」。

　　田文華當初力推下鄉的奶牛和中國的鄉土文化及基層政治結合後，一些微妙的變化發生了。事物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超越常規必有代價，人們後來發現，三鹿以及其效仿者乘上的實際上是列過山車，而且註定有出軌一天。

　　「養牛不如打工」

　　過去養兩頭牛頂個人上班，現在養5頭也頂不上一個

　　「我做夢也想不到三鹿成了這樣。」2009年3月7日下午，余底村村民孫小榮抹著眼淚說。她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而村裡的奶農大多如此。

　　余底一直是行唐奶牛養殖的典範，三鹿事件中遭受的衝擊也是最大，事發前村裡共養了2000多頭奶牛，如今只剩下一半，而整個行唐縣也從9萬多頭銳減到5萬多頭。村民們看不到養牛有什麼前景，紛紛賣牛。「可以擠奶的好牛，四五千元當淘汰牛賣掉，而當初買這牛的價錢是八九千。」

　　但是，如果不賣牛繼續養，受到的煎熬可能更大。一頭牛每天要消耗30元左右的飼料，奶牛要飼養到2周歲後，產下小牛犢才有奶，所以前期只有投入。三鹿事件令整個行業生意慘淡，雖有一些企業恢復了生產，但奶價不高，而且收購量很小，奶擠出來也沒人要。原來每天擠三次，現在據說為保證品質每天只擠兩次，村民們反映一些牛因此憋出了乳房炎，奶牛一旦患上乳房炎便難以根治，奶質與奶量都會受很大影響。

　　養奶牛很辛苦，每天早上5點就得起來喂牛，接著就擠奶，之後又得喂又得擠，一直要忙到天黑，365日天天如此。孫小榮覺得痛苦的是，現在產奶奶牛不得在家裡飼養了，按政府要求統一進養殖小區，喂牛擠奶都得來回跑，早上要起得更早了。

　　過去只需在家裡擠奶，之後提著桶將奶交到村裡的小奶站，如今這些奶站已經被全部取締，只剩下3家奶廳。奶廳不同奶站，奶農交奶得把牛牽到那裡完全機械化擠奶。三鹿事件後，行唐縣對原有的519個奶廳、奶站進行逐一徹查，僅對162家進行暫時保留。目前，縣裡提出「化危機為契機」，積極推行乳品企業、奶廳奶站一體化建設。

　　孫小榮的傷心不僅是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家裡的5頭牛進養殖小區後染上了5號病（即奶牛口蹄疫），這個病是奶農們的噩夢。「我們會把病牛賣給別人做肉牛殺了。」一位余底村村民說，「當然，那個肉我覺得是不應該吃的，得這個病牛的舌頭會爛掉。」

　　孫小榮的苦惱還在於，去年八九月份的奶款，奶站至今沒給，這一情況在村裡很普遍。而且不僅是已取締的奶站，即使是仍保留的奶廳也欠著奶農奶款。一直以來，奶農賣奶都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個月交奶，下個月或更晚才收得到奶款。奶農在博弈中一直處於被動。

　　「過去養兩頭牛頂個人上班，現在養5頭也頂不上一個，養牛不如打工。」三鹿關門後，這種狀況自然會發生。但讓人意外的是，孫小榮說的情況在三鹿關門前幾年就出現了。

　　整合「小舢板」

　　雪球越滾越大，奶質卻越來越差

　　孫小榮記憶中的好日子是在1997、1998年，那時余底村的養牛戶如雨後春筍，很大一個原因是，1995年行唐縣政府打算髮展奶牛養殖，提出「乳業興縣」，這一舉動和三鹿有很大幹系。

　　同年，三鹿在業內率先組建了企業集團，並在中央電視台一頻道黃金時段播放廣告，開創了乳企在央視投廣告的先河，「三鹿奶粉，伴您一生」的廣告語自此深入人心。1993年，三鹿奶粉的產銷量已躍居全國第一，銷量的增長讓人喜出望外，企業生產能力達至極限。甩掉笨重的「奶牛」資產後，田文華又做了個大膽的決定，集團化發展。1993年起，三鹿先後對多家經營困難、缺乏規模的企業進行聯合，雪球越滾越大。

　　三鹿這一資本運作手段，若干年後，蒙牛同樣用得爐火純青。「十五」，全國乳製品企業60%不贏利。事實上，由於市場份額和利潤向幾大巨頭集中，1999年，蒙牛成立之前許多企業的日子就很難過。蒙牛聯合了這些「小舢板」———通過合作方出人才、出標準、出管理、出技術、出品牌，運作了國內8個困難企業，盤活7.8億元資產。

　　行唐縣乳品廠正是當年三鹿眼中的一塊「小舢板」。

　　1995年，王吉秋走馬上任縣畜牧局局長。當時畜牧局裡一窮二白，縣財政早兩年就對畜牧局實行了「斷奶」，人心渙散，工作陷入癱瘓。若要發展奶牛養殖，拯救畜牧局勢在必行，於是這位1978年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曾在中國農科院搞過7年生態研究的幹部，被從城關鎮黨委書記任上調到畜牧局。

　　行唐乳製品廠當時負債400多萬元，技術落後，設備陳舊。在一次大會上，王吉秋大膽地宣布，乳品廠要走借名牌發家的路子。他想到了三鹿。當時河北奶粉市場上，三鹿和行唐乳製品廠還有一家企業相互競爭。「奶牛少，奶源緊張，我一看那情況不合併不行。」王吉秋說。

　　「我們要加入三鹿大家感情上接受不了，但領導已經做出了決定。」程明說，「這是無奈之舉，我們銷售能力有限，資金回籠不快，很多是代銷，產品嚴重積壓。」

　　當年8月，行唐縣乳製品廠加入三鹿集團變身行唐三鹿，隨後在技術和設備上動了「大手術」，生產規模從日處理兩噸鮮奶一下提高到90噸。這一變身帶動了全縣的奶牛養殖，這年底，全縣奶牛養殖猛增到5700頭。

　　收奶的奶站隨後也在行唐出現了，在三鹿進入之前奶農們是直接將奶送往工廠。「奶站、奶廳的出現是為了方便管理，但恰恰放鬆了管理，政府、企業、農民不是按一個規則來。」程明說，「那以後，奶質越來越差。」

　　連乳製品廠行唐有三家乳企加入三鹿，另有一家加入蒙牛。三鹿出事後，三家企業都處於停產狀態，而行唐縣官方提供的資料中，企業名稱中原有的「三鹿」二字已經不見蹤影。

　　三鹿「艦隊」的擴張速度是驚人的。2001年紐西蘭恆天然找到三鹿，希望成立合資公司，三鹿也希望與恆天然強強聯合，加速自己在市場上的擴張，雙方展開了4年的漫長談判。然而，就在這4年中，三鹿高效率地完成了對國內10家企業的控股併購以及8家企業的合作。

　　弔詭的是，在去年的「三聚氰胺」風波中，那些立足本地、以新鮮為主要產品的「小舢板」大多得以倖免，而追求大一統的「航空母艦」們卻都紛紛觸礁了。

　　「大集團的規模，小作坊的管理」

　　「三鹿遲早要倒的，它的成功不是靠管理，而是靠運氣」

　　「三鹿是大集團的規模，小作坊式的管理。」王吉秋現在已從畜牧局退下，是行唐縣人大常委會的副主任，作為三鹿集團的副董事長，他說自己竟沒開過一次董事會。

　　「她是老大思想作祟，生產的品種、數量、促銷、定價都是她一個人說了算，而不是根據市場來生產。」在王吉秋看來，田文華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強人，但同時強勢到聽不得意見。

　　「田文華原來是很好的，可到了後期，習慣於在辦公室聽彙報。聽老職工講，以前她常到車間轉悠，能發現一些問題。我進廠後，在車間沒見過她。」談起田文華，趙真如是說。

　　「有一次我和書記、縣長去找田文華，她居然不見，架子很大。」王吉秋說，他記得那還是1990年的時候，三鹿還沒後來那麼大規模。「我後來直接對她說，河北出了兩個英雄人物，馬勝利和張興讓，如今馬勝利不勝了，張興讓也不興了，你也是曇花一現。」現在說起這話來，王吉秋依然激動。「下面的子公司她不當回事，大家對她意見都很大，那次之後，她開會都不讓我去了。」

　　「三鹿遲早要倒的，它的成功不是靠管理，而是靠運氣。」王吉秋解釋，所謂運氣是正趕上國家政策大力扶持奶業發展的時候。如果從這個角度說，三鹿從生產奶粉之初就可以說鴻運當頭。

　　1983年，原輕工部召開母乳化奶粉（即嬰幼兒配方奶粉）專業會議，三鹿努力爭取成為母乳化奶粉的試點企業之一，同年11月，試驗取得成功，並生產出了合格產品，企業被列為原輕工部「母乳化奶粉」定點生產企業。1986年的「奶牛下鄉，牛奶進城」策略大獲成功後，三鹿獲得國家體改委的高度評價和通報表揚，同時其奶源基地被農業部納入歐盟支援中國的十大奶業基地之一。

　　從那年起，三鹿先後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全國輕工食品企業、全國質量管理先進企業等等近百項榮譽。作為企業的掌門人，田文華同樣榮譽等身。

　　當然，三鹿最重要也是後來最為人詬病的一塊招牌是「國家免檢」，獲得這一「特權」不但每年可以節省檢驗費用，更重要的是它是以國家信用擔保，對企業來說是份巨額的無形資產。

　　三鹿還有一項榮譽非常具有分量，但不為多數人所知，那是被稱為全球迄今最科學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HACCP），三鹿通過了此項認證。2007年9月2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推出了特別節目「中國製造」的首集———《1100道檢測關的背後》。報道中稱，三鹿嬰幼兒奶粉「1100道檢測關，呵護寶寶健康，值得媽媽信賴」的廣告遭到質疑，記者「帶著無數疑問」對從源頭到出廠的所有環節進行了明察「暗訪」，發現三鹿嬰幼兒奶粉果真經過1100多道檢測後才銷往全國各地。

　　2008年1月，三鹿集團此時已收到了消費者投訴，反映有部分嬰幼兒食用奶粉後尿液中出現紅色沉澱物，但其「新一代嬰幼兒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術的創新與集成項目」又奪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三鹿因奶粉事件倒閉後，2008年12月1日起實施的新版乳粉國家標準，起草單位中依然有三鹿的名字。

　　采寫：本報記者 盧斌 左志英

　　巴氏鮮奶的敗退不但影響了消費者的選擇，而且使整個中國乳業乾坤轉變，讓眾多企業可以順理成章地離奶牛和牧場更遠，而且有《生鮮牛乳收購標準》打開了大門，異味也可以用食品添加劑合法地除去

　　三鹿將飼養奶牛的成本轉移給奶農，同時，養殖奶牛的風險也落到了奶農身上：「小而散」的奶農一直處於弱勢地位，很多奶農紛紛宰牛賣牛。

　　除了政策扶持，三鹿的運氣還來自另外一方面，中國近年強勁增長的乳製品市場。

　　2004年，中國人均奶類佔有量18.2公斤，1983年這一數字僅為2.2公斤，但中國人均奶消費量仍有巨大潛力，同期亞洲人均年消費乳製品40公斤，世界人均100公斤，發展中國家人均牛奶消費也達30公斤，發達國家人均200公斤。

　　2004年，三鹿的總資產比資本運作前的1985年增長了223倍，奶牛飼養已擴展到100多個縣（市、區）、4000多個村鎮，奶牛數量達到30萬餘頭。田文華常說，三鹿帶領5萬多戶奶農、60餘萬農村勞動力走上脫貧致富奔小康之路。

　　然而，直到三鹿被拍賣，余底村的奶農們離小康的生活還有很大距離。行唐縣的奶牛養殖業排名全國第三，縣裡的奶農們為三鹿提供了20多年的原料奶，2008年該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468元，而河北全省的這一數額為4795元。

　　乳製品行業的極速增長，並未給奶牛養殖業帶來多少好處。2001年至2005年，我國液態奶產量年遞增率40%，干乳製品接近20%.但到2005年，我國奶牛養殖業僅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1.5%.

　　奶牛營養學博士喬福龍對石家莊各區縣考察了10次以上，他發現奶農因為「小而散」缺乏組織一直處於弱勢地位，過去5年內，奶農遭受了高價劣質奶牛損失、口蹄疫和布氏桿菌病肆虐、缺乏技術效益差、飼料成本不斷提高、進口廉價還原奶、乳品企業原料奶壓價以及奶站摻雜使假等系列傷害。

　　「奶農最慘，沒有聽說哪家養牛發了財的，那些開奶站的倒是買了轎車，蓋了新房。」程明說，「只要建一個奶站就有利可圖，不建就無錢可掙。」

　　三鹿將飼養奶牛的成本轉移給奶農，為農民開闢了新的收入來源，同時養殖奶牛的風險也落到了奶農身上，而且，奶農普遍缺乏養殖技術。

　　「每早起床後先進行乳房清潔按摩，隨後按照營養食譜邊吃早點邊工作，上午10時和下午4時進行戶外有氧運動，中午1時半和晚上9時是雷打不動的葯浴按摩時間，享受午餐和晚餐時再次開始簡短的工作，每天午夜時分安然就寢，每月定時修剪趾甲，每年還要多次體檢並注射疫苗，預計工作3年後宣告退休。」這不是對一位時尚女性的描寫，而是一個標準牧場里奶牛尋常生活的寫照。

　　在余底村，看不到這樣養牛的，作為行唐乃至整個石家莊養牛的示範村，村裡狹窄的道路旁隨處可見拴在牆邊飼養的奶牛，與電視廣告中藍天白雲草原青青的那種景象迥異。

　　2000年後，政府扶持村裡建奶牛養殖小區，改變村民拴養的方式，2003年還出台了養殖小區的建設標準，規定小區必須為奶牛設運動場，並與牛舍相通。事與願違，專門劃撥建小區的土地，最終變成了奶農們的宅地，牛舍變成了民房，運動場對奶牛來說更是一種奢望，它們依然被拴於牆邊飼養。

　　「把牛當豬養。」喬福龍發現，奶農會常喂牛劣質發霉的干秸稈，或是把秸稈發酵，靠大量精飼料為奶牛促奶，最終導致奶牛體弱多病淘汰率高，而且奶期短、奶量小、奶質差。「每個奶農都靠在失敗和損失中學習養奶牛。」喬福龍說。

　　1997年到2003年，我國奶牛總數由442萬頭劇增至820萬頭，奶牛價格也隨之狂漲，「到2004年，最高時好牛要1.2萬一頭。」余底村村民王小三說。漲價讓造假者盯上奶牛，他們將一種價值僅一兩千元的低代雜交「黑白花奶牛」，冒充好牛超高價出售欺騙奶農。

　　與此同時，飼料價格也不斷上漲。「一斤料的價錢和一斤奶相當。」

　　2004，還遇上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12名嬰兒的死亡震驚全國，乳業市場受此影響大幅萎縮，導致乳企對鮮奶的需求量驟減。石家莊市鮮奶產量同比增長了30.2%，但乳品加工企業明顯開工不足，實際處理鮮奶不及生產能力的50%.於是，石家莊鹿泉、行唐、元氏等地，倒奶事件頻頻上演。

　　據媒體報道，當時乳企表示，倒奶都是因為散養戶的鮮奶質量不合格，主要是個別奶販收的散養戶的奶摻假。奶農們則認為，是乳業公司提高了檢測標準，過去能賣的奶，現在賣不了。「質量有沒有問題是根據行情定的。」程明說。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勝利對奶站做過專門調研，他發現多數以質論價的標準會在原料奶銷售旺季而降低，而在銷售淡季提升。顯然，2004年對奶農們來說是淡季。

　　隨後，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更慘烈的事情發生了，喬福龍認識的很多奶農紛紛宰牛賣牛，這一現象蔓延全國，奶牛價格2006年跌至5000元左右。喬福龍心疼地看到，一些剛剛出生的小牛被以兩三百元的價格賣掉用於抽血清。

　　然而，奶農的淡季不一定是乳企的淡季。2004年蒙牛乳業收入達人民幣72.138億元。2005年3月，據AC尼爾森的統計，蒙牛的液體奶已佔1/4天下，穩坐頭把交椅，這年全年其總收入比2004年猛增50.1%，跨過百億大關，達到108億元。

　　新華社在後來的一篇報道里稱，2005年，彷彿一夜之間，奶牛養殖業由「暴利產業」變成了「低效產業」。此番牛價暴跌，不僅使奶農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且給地方政府上了一堂「風險教育」課。奶牛市場低迷，奶價不漲飼料漲，均對奶牛養殖業造成衝擊；而國內乳品加工業大量使用進口奶粉生產「還原奶」，更讓奶牛養殖業雪上加霜。

　　2004年4月，在奶牛養殖「大躍進」時期，錫林浩特市政府組織人員入市販牛，以每頭牛18350元的高價，從紐西蘭購入所謂的純種奶牛3000頭，結果買回的大多是別人淘汰的奶牛，日產奶10公斤左右，售奶收入還不夠自身的「生活費」。如今奶牛價格暴跌，內蒙古又出現了另一種現象：很少有地方政府再談奶牛業，這個話題成了燙手的山芋。

　　采寫：本報記者 盧斌 左志英

　　杜群軍推出牛奶營養價值排行榜，認為「鮮奶是金，酸奶是銀，奶粉是銅，常溫奶是鐵」，於業內掀起軒然大波

　　2003年1月30日，廣州日報刊發的一篇題為《六成液態奶是奶粉造》的文章，引起乳製品行業的劇烈震動。文中王丁棉對記者稱，在企業生產的超高溫滅菌奶（常溫奶）及調味奶中，六成以上都是用奶粉還原而成的，而廣東強興乳業的老廠長申華東更是直言，市場上連最新鮮的巴氏消毒奶也只有70%左右的純牛奶。

　　這篇報道將一個業內公開的秘密以及「常溫奶」和「巴氏奶」的多年恩怨，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文章分析了還原奶在中國盛行的商業動機：「目前國外奶粉進口到岸價都維持在1.5萬元/噸的價位上，一噸奶粉可還原成八噸液態奶，而八噸牛奶在廣東地區僅收購價就達2.5萬元。利益驅使下，不少企業加大對進口奶粉的使用。」

　　文章還提到還原奶盛行的另一個原因，很多國家都規定如用奶粉生產牛奶，必須在標籤上標明奶粉的用量，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但我國直至今日仍然沒有出台相關的法規或制度，有關部門對純鮮牛奶與還原奶等價銷售視而不見，對市場價格未作科學的調整理順，未給鮮奶銷售特殊的政策保護（如給純鮮牛奶標貼專用標誌）。」

　　文章指出，對還原奶問題的放而任之，不但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知情權，打擊一些真正在做純鮮牛奶企業的利益，更嚴重的是，它還影響了我國的畜牧業發展，大量奶牛被宰殺後，我國本來就不充裕的奶源資源將被浪費甚至是被破壞。

　　要說清還原奶，不得不提常溫奶（即保久奶），即將原料奶經過137至152℃的瞬間熱消的超高溫滅菌奶，保質期在半年左右和隨時隨地飲用方便，但營養被破壞流失較多且缺乏新鮮感，另外包裝費較貴而不可降解。

　　巴氏奶，是將原料奶經過85℃以下15秒時間的熱處理殺菌，它的特點是新鮮和最大限度地將牛奶的風味及營養保留了下來，但它的保質期短且需冷藏。

　　計劃經濟年代，喝牛奶是一種用錢都買不到的奢侈。那時，城市居民若想喝牛奶，必須憑著奶卡起很早到供應點排隊領取。那是一個國家物資短缺的縮影，然而對於像魏榮祿等一批中國乳業老人來說，那又是無可奈何逝去的美好回憶。因為，那時候，奶是鮮的且沒有添加物，讓人放心。以至於程明這樣斷奶多年的行內人士，想要鼓起勇氣繼續喝奶，都不免帶有一種慷慨赴死的悲壯。

　　王丁棉眼裡，巴氏奶與常溫奶的差別就如同「鮮肉」和「罐頭」，從時間上當然是短的比長的新鮮，而超高溫滅菌處理加工的常溫奶，奶中營養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南方日報》2003年12月登了一篇題為《「常溫奶是鐵」引發軒然大波》的報道，微生物學與生化藥學碩士出身並在蒙牛集團研發部工作過的杜群軍，對常溫奶更是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他在當年10月14日推出牛奶營養價值排行榜，認為「鮮奶是金，酸奶是銀，奶粉是銅，常溫奶是鐵」，此舉於業內掀起軒然大波。

　　中國乳業泰斗駱承庠教授看了杜群軍的「牛奶營養價值排行榜」之後，還當面鼓勵他作為科學工作者就應該大膽地「宣傳科普知識」。

　　企業大擴張，常溫奶來「鬆綁」

　　沒了奶牛和冷鏈的拖累，進口低價奶粉來代替原料奶就是最賺錢的選擇，而且選擇奶源地有了更大的自由，方便了企業搶奪奶源

　　既然很多專家都認為，「鮮」的比「久」的好，那麼為何統計顯示，1998年到2007年10年時間，國內巴氏奶節節敗退，與常溫奶的市場份額會從8：2顛倒為2：8？而據歐洲市場調查機構EUROMONITOR2003年提供的數據表明，巴氏鮮奶的市場份額在加拿大佔了99.9%、美國為99.7%、日本99.3%；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的比例亦在95%以上。

　　王丁棉對此的解釋是，「一是宣傳圍剿，隨時隨地方便飲用，風味可調節，消費者則喜歡口味多樣化，因而選擇了『香濃、方便』的常溫奶；其次是一些巴氏奶企業不自尊自愛自廢了武功，採用過溫將牛奶天然香味處理得蕩然無存，使巴氏奶的優勢喪盡。」

　　巴氏奶的敗退不但影響了消費者的選擇，而且使整個中國乳業乾坤轉變，讓眾多企業可以順理成章地離奶牛和牧場更遠。

　　王丁棉和杜群軍沒有預料到，他們提出的按國際慣例還原奶必須在包裝上進行標註，最終得到的結果卻是巴氏奶不準標「鮮」字的「禁令」，「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禁鮮的國家」，之後「保鮮派」和「禁鮮派」打了數年口水官司，最終「禁令」失效，回到了起初的「三八線」上。

　　直到三鹿事件，那些「小舢板」為何沒像「大航母」一樣觸礁以致沉沒，「其原因在於乳與乳製品具有與一般工業產品不同的特殊性，本質上必須是『新鮮的才是最安全最有價值的』。」旅歐乳品工程師施大生認為，「立足本地市場，以新鮮為主要產品的中、小企業，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了保證新鮮的原則，重視奶源基地建設；而追求『做大』的企業都以非新鮮的長保質期的產品為主，以無限度擴張市場為目標而忽視了奶源基地。」

　　中國奶業的這一拐點發生在1995年。

　　這年，河北三鹿在田文華的領導下在奶粉市場排行第一，而中國液態奶市場的老大則是乳業另一女強人王佳芬治下的上海光明乳業。光明乳業作為國內鮮奶的領頭羊，這一年突然倒戈，開始生產常溫奶，繼光明之後，常溫奶隊伍日益壯大，最後奪取了大半個天下。

　　常溫奶的勝利和三鹿的「奶牛下鄉」如出一轍，都是為欲速而達的企業「鬆綁」。生產巴氏鮮奶需要冷鏈（指牛奶從擠奶、貯藏、運輸到消費前各環節的低溫環境）全程保護，企業上規模後，冷鏈的投入更為巨大。而且就大型賣場超市來說，更喜歡將奶置於顯眼位置促銷而獲取更高入場費，而不是將其冷藏於冰櫃里花大量電費。

　　如此，冷鏈即成為乳企甩開奶牛後卸下的又一個包袱，資產繼續變「輕」。但光明當年的創舉並沒像三鹿那樣給自己帶來成功，相反這個鮮奶巨頭所種下的種子，被後繼者伊利和蒙牛收穫，並將光明從老大的位置拉下來。

　　巴氏奶是低溫殺菌，防異味和控制微生物含量，對養殖環節要求嚴格。生產常溫奶則可以輕鬆很多，因為超標細菌可以超高溫一殺了之，而且有現行《生鮮牛乳收購標準》打開了大門，異味也可以用食品添加劑合法地除去。

　　另外，施大生指出，巴氏奶收集新鮮生乳的「收奶半徑」是有限的，由於乳汁極其容易受微生物的污染而迅速變質腐敗，即使擠乳後立即快速冷卻到10℃以下，保存的時間也僅有48小時左右。如果溫度得到有效控制，運輸時間與運輸速度的乘積就是所謂的「收奶半徑」，這意味著常溫奶加工企業可以離奶源更遠。

　　既然沒了奶牛和冷鏈的拖累，而且消費者沒辦法區分常溫奶和巴氏奶，願為鮮奶付出更高的價格，那麼以進口低價奶粉來代替原料奶就是最賺錢的選擇了。而且，不受「收奶半徑」限制，選擇奶源地有了更大的自由，方便了企業搶奪奶源。

　　采寫：本報記者 盧斌 左志英

　　「谷國平運氣不好，別人幹了那麼多年沒事，他一干就被抓。」很多村民們都抱有這種想法，他們覺得谷國平是個老好人，於是數百人聯名到縣法院為谷說情。「法院的人說這哪行，三鹿已經成了政治事件，你們回去吧。」村會計孫會章說。

　　目前原料奶產業鏈的形式為乳品加工企業老大，說啥是啥；奶農墊底，任人宰割；奶站置中，騙上壓下

　　早先，行唐本是三鹿的大本營，一些奶站奶廳也是三鹿幫扶下發展起來的。後來，幾大乳業巨頭「逐鹿河北」，伊利在定州建生產線，蒙牛在望都設廠，光明在山東布局，北京三元在廊坊開廠。

　　根據行唐縣政府的資料，2007年該縣乳品加工企業日處理鮮奶能力為200多噸，而全縣日產鮮奶800噸以上。照此計算，行唐每天的原料奶大部分是流向縣外。

　　行唐縣政府部門在一次關於乳業的調查報告中稱：「行唐現已成為蒙牛、伊利、三鹿和光明全國四大乳業集團爭奪奶源的主戰場，致使原料奶市場管理失控，隨之暴露出諸如倒奶現象和價格混亂等問題。由於省外企業的介入，淡季，這些企業提高標準，壓低價格，甚至限量或者停收。而省內企業又消化不了，隨之出現倒奶現象。同時，由於奶源競爭激烈，各類乳企紛紛在眾多收奶站拉同盟，平時為了緩解奶源緊缺問題，不惜抬高物價。」

　　據說，蒙牛和伊利在行唐的收購價一直比三鹿高，最高的時候竟然到每斤3元以上。以這樣的價格收購實際上是虧本生意。對此，王吉秋說，企業搶奶雖然激烈，但這是市場行為，政府也無法干預。

　　說起奶源爭奪戰，余底村奶廳老闆翟躍增記得，蒙牛和伊利都來人找過他。「他們給的價再高我也不去，因為我的奶廳就是三鹿設計的，設備是三鹿給的，而且三鹿和他們的管理方式不一樣。」

　　三鹿消失了，翟躍增和妻子依然對其念念不忘。「三鹿不該倒閉。」妻子竇俊彥說。她每天都要起個大早，滿臉凍瘡，身後牆上掛著一塊「三鹿集團奶源基地」的金招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但並不是所有的奶站、奶廳都像翟躍增這麼忠誠，三鹿停產前兩個月，中國人民大學的調研團隊到行唐調查發現，奶站與企業之間沒有嚴格的專供契約，可以隨意更換供應關係。

　　余底村村會計孫會章說，縣裡企業消化不了，或者不收的奶，村民會開車送到定州、山東，甚至上海。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風雲變幻之快讓奶農們欲哭無淚，奶源爭奪戰之激烈前所未有。進口全脂奶粉每噸價格在這年突然漲到3500美元以上，比2004年整整上漲一倍。在大面積賣牛殺牛之後，原先撲向洋奶粉的乳企又突然轉身向奶農們張開雙臂。

　　余底村民王小三的記憶里，2007年是奶價最高的，達到1.7元/斤，「但那時候飼料價格也很高。」他說，棉餅漲到1.1元/斤，精料漲到3.6元/斤。即使在這樣奇貨可居的年份，奶農依然沒有得到多少好處。

　　去年春節前後，河北鮮奶收購價已經達到2900元/噸，比2007年同期漲了一倍多。余底村村民卻發現，他們每斤奶只獲得了1.2元的報酬，而鄰村的奶農賣得每斤1.7元，村民們憤怒了。最後，大伙兒去了縣委大院，當地電視台還進行了報道，政府於是出面調解。問題出在村裡奶站將價錢壓得太低。據說，奶站補了一月的奶款後此事不了了之。

　　喬福龍認為，實踐證明我國奶業健康發展的癥結在於「乳品企業+奶站/奶販+農戶」主體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三鹿事件後，他曾上書總理陳述自己的觀點。

　　「企業是龍頭，奶農是龍尾，龍頭和龍尾沒有聯繫在一起。」王吉秋說，他在上世紀90年代省里的一次會上就提過這個問題，奶農和企業沒有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聯合體。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勝利總結了乳企、奶站及奶農的關係：目前原料奶產業鏈的形式為乳品加工企業老大，說啥是啥；奶農墊底，任人宰割；奶站置中，騙上壓下。「以質論價」形同虛設，原料奶收購和理化衛生檢測指標更多為企業的市場行為所主導，導致在銷奶淡季，優奶低價；銷奶旺季，劣奶優價。

　　這個由於進口奶粉漲價造就的旺季，乳企轉而求之此前並不重視培育的國內奶源，劣奶優價的鮮奶被企業大肆收購，造假於是也在這個時候空前高漲起來。隨後，各地醫院眾多結石嬰兒寶寶的出現也就不足為怪了。

　　「老好人」也添加三聚氰胺

　　奶的濃度不夠，加糊精、乳清粉；脂肪不夠，加棕櫚油；蛋白質不夠，後來加三聚氰胺。更有甚者出現了不養牛也交奶的「養牛戶」

　　三聚氰胺事件才曝光時，有人稱是奶農添加進去的，後來調查發現問題出在奶站、奶廳，奶農得以清白而奶販子備受詬病。然而，奶農們都想成為老闆。「村裡有錢的人都想開奶站。」孫小榮說。谷國平就是其中一個付諸行動的人。

　　余底村的村民們都認為谷國平不值，因為他選了一個錯誤的時機開奶廳，而且只幹了半年，行唐縣公安局9月12日便在他家搜出了含三聚氰胺的混合物（蛋白粉）3.3公斤。

　　谷國平不是村裡第一個造假的人。實際上，在上世紀90年代，余底村的一些村民就知道造假的方法。「90年代我們加尿素，白糖、白塊，原先國家的機器測不出，後來國家有機器測就不加了。2006年到三鹿出事前，我們加純凈水，再加乳清粉，但這個成本高，奶少就不划算。為什麼加純凈水，是因為以前加自來水，測試時會見紅，加純凈水就沒事了。」一位村民說，「有時候奶站老闆會對我們說，最近查得嚴，少加點。」

　　「奶農、奶站老闆沒文化，沒法制觀念，只知道掙錢。奶的濃度不夠，加糊精、乳清粉；脂肪不夠，加棕櫚油；蛋白質不夠，後來加三聚氰胺。」程明透露在加三聚氰胺前，是加另一種物質來提高蛋白質。

　　行唐縣在2002年就成立多部門組成的聯合執法隊。「我們每年都打假，原來摻的是植物蛋白，大豆提煉出來的，後來加的是三聚氰胺。」王吉秋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各奶站只顧鮮奶數量的競爭，而忽視了鮮奶質量的要求，尤其在冬季奶中摻水20%～30%，更有甚者出現了不養牛也交奶的「養牛戶」。

　　李勝利的調研報告發表於三鹿曝光的前幾個月，報告中提到，奶站環節兌水、加鹼的問題已經升級，出現了專業化的「調奶師」、專業化的「調製原料」和「銷售渠道」，甚至沒牛也能「造出」牛奶來。

　　「銷量好時就會管得松，銷量差時就會管得緊。」程明講，「缺奶時，對企業說是無奈的，你這邊查出問題不要，不等於別人也不要。」

　　谷國平曾是村支部書記，在開奶廳前，他在村裡開了間小賣鋪。村民說，谷本人本不願意開奶廳，但他老婆看辦奶站賺錢不斷鼓動，於是關了鋪子，開起奶站。谷國平為招攬奶農們，奶價給得比其他奶站高，但後來發現受不了，一打聽，發現了裡面的乾坤。

　　這時候，行唐縣永昌化工試劑商店主人薛建忠已做起了「蛋白粉」生意，這種含三聚氰胺的混合物加到牛奶中可以增加蛋白質的檢測指標。截止到三鹿案發，他一共販賣了數十噸「蛋白粉」，「都賣給了奶廳場站」。他說：「他們都是到我店裡來買的，我以每袋240-280元不等的價格賣出。」

　　對谷國平的判決書稱，他開奶廳後一個月購買了一袋20公斤蛋白粉，在明知行唐奶源配送中心規定不允許往鮮奶中添加任何物質的情況下，多次將該混合物添加進120噸原牛奶中，銷售到石家莊市三鹿太行乳業有限公司行唐奶源配送中心，銷售金額為24萬元。此前，在國家質檢總局公布的名單中，三鹿太行乳業有限公司的嬰幼兒配方乳粉未檢出三聚氰胺。

　　「谷國平運氣不好，別人幹了那麼多年沒事，他一干就被抓。」很多村民們都抱有這種想法，他們覺得谷國平是個老好人，於是數百人聯名到縣法院為谷說情。「法院的人說這哪行，三鹿已經成了政治事件，你們回去吧。」村會計孫會章說。

　　去年12月26日，谷國平被判有期徒刑4年，並處罰金24萬。

　　翟躍增說：「村裡100多戶干過收奶的事，現在只剩3家，這活不好乾。」

　　他奶廳牆上貼著一個質檢總局去年11月份的通知，上面寫著：據查，現在有人推銷一種叫「金玉蘭酶製劑」的產品，專用來降解鮮奶中的抗生素殘留，經查詢，這種物質的安全性風險未知……

　　采寫：本報記者 盧斌 左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