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這些人和事，逼著我一定要拍這樣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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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電影不可能改變什麼，這是不現實的，但是電影可以引起人的一些思考。這些人和事，逼著我一定要做這樣的電影。」
面對面 | 李楊
2003年，李楊43歲，他的處女作《盲井》在柏林電影節拿下了銀熊獎，一戰成名。15年過去了，李楊58歲，他終於等來了自己的第三部電影——2018年2月2日，電影《盲·道》公映。
李楊的"盲系列三部曲"，前兩部，贏得了很高的口碑。在一家中國的電影評價網站上，講述礦工故事的《盲井》，講述被拐女性命運的《盲山》，這兩部電影都在8分以上。在同一家網站上，"盲系列三部曲" 的最後一部《盲·道》，卻只有區區5分，不少觀眾在評論里留下"失望"的字眼。此外，《盲·道》還遇到了電影院里極低的排片和票房。
李楊：《盲井》關心的男人，《盲山》關心的女人，《盲·道》關心的孩子。盲系列三部曲我做了，我這樣不會再糾結下去了，我覺得我對得起這些人了，也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時代，這就夠了。
《盲·道》講述的，是流浪兒童的故事。盲人小女孩被犯罪團伙控制，和其他流浪的孩子一起，在街頭乞討。《盲·道》公映後，遇到了種種的不順利。導演李楊卻說，自己"心愿已了"。他說，只要公映了，有人因為這個故事，關注這些群體所呈現的問題，這本身就是勝利。
《盲·道》宣傳海報
《盲·道》從最初的籌備到如今的上映，已經過去了13年。早在2005年，李楊看到《南方都市報》上的一個關於"砍手黨"報道。從此在各地尋找和了解流浪兒童。一年後，李楊寫齣劇本《盲流》，卻沒有拿到拍攝許可證。陰錯陽差，兜兜轉轉許多年，李楊再下決心，推翻重寫劇本，抵押了房產自己投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之後，在他快要60歲的時候，電影終於公映，就是眼前的這一部《盲·道》。
李楊：對那些流浪兒童來說，那些「老大」是比他父母還要親近的人，他們在街上流浪，一個盒飯就可能就感激涕零，這些孩子是複雜的，他也知道這些壞人利用他們，但是他們的成長經歷就是在不停地犯罪，進監獄，出去老大給他們接風，帶他們去卡拉OK，給他們錢。他們認為好的東西，和社會整個是背離的。
電影《盲·道》（導演李楊在片中飾演落魄大叔趙亮）
01
「這不是陰暗面，是我們人性的東西」
2008年民政部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曾經提到："根據有關部門抽樣調查，目前我國實際處於街頭生活狀態的流浪未成年人數量，約在100萬到150萬人之間。" 2011年底，《人民日報》發表時評，呼籲"接送流浪孩子回家"，文章寫道："在超過兩億的少年兒童群體中，這群數量在100萬到150萬之間的特殊孩子，只是微小部分，但他們的存在，卻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心頭之痛。"文章還說："流浪兒童是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城市都不得不面對的難題……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是否健全，不只在它擁有多少高樓大廈，創造了多少經濟奇蹟，也不僅在於它的精英人群生活得多麼風光多麼國際化，更在於它如何對待最弱小、最無助的人群。"
而對李楊來說，他曾經面對的，不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而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
李楊：貴州的一個垃圾站，周圍生活了很多依靠垃圾生活的人，我去採訪那些孩子。有一對夫婦搭了兩個小棚子，就在垃圾場旁邊，臭氣熏天。垃圾已經被環衛工人或者撿垃圾的撿了一遍了，他們就在裡頭再去撿那個渣渣，靠賣這個為生。
一個女人帶著五個孩子，我對她說，你看你生活這樣子了，怎麼會要這麼多孩子呢，她說沒有啊，只有這個老大是我的，其他全是在垃圾場撿的，刨出一個包袱來，以為是什麼金銀財寶，打開一看是個孩子，各種病。這倆夫婦就用不多的錢，一點點給孩子洗洗乾淨，去醫院看病，居然把這幾個孩子都救活了。當然她撿了無數個，可能有的死了，只要是有口氣的，她就救活了。那個媽媽就說，我們的孩子特別頑強，從來不生病，但是他們的手都是黑的，全是在垃圾場，孩子所有撿的東西在那吃。當時她說了一句話，她說李老師，你是北京來的，能不能想辦法讓我們孩子上上戶口，讓他們上上學，我的淚就下來了。她沒有要錢，她希望孩子有好的將來。
李楊對我們說，《盲·道》裡面，有那些當年採訪過的流浪兒童的影子。他寫這些人的時候，內心的感動，遠遠超過任何時尚光鮮的人物。
李楊：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東西一直在我心裡，我覺得一定要幫他們做一點事情，要不然就沒有意義，因為他也是中國人，這些孩子也是中國的未來。要解決他們的問題，我能做的就是用電影這種形式來幫助更多的人了解他們。
《盲·道》宣傳海報
02
「不去救的，因為沒有錢救，你明白嗎？」
時間在走，李楊卻好像停在了某個地方。他一直在用同一種方式，播種，耕耘，期待，和收穫。每次拍電影，他都要做長期大量的採訪，都是自編自導，而且，不得不自己投資。15年來，他僅僅拍過三部電影，又被稱為底層三部曲。鏡頭對準的，都是生活在底層的人，都是弱者。今天的《盲·道》，了卻的是李楊在心裡給流浪兒童的一份許諾。
沿著記憶，逆流而上；11年前的另一部電影，李楊在替另一群人吶喊呼籲。2007年，李楊48歲，他導演的第二部作品《盲山》在內地的一些城市公映了。電影講述的，是被拐女性的故事。一位女大學生被人販子騙到山區，賣給當地人，做所謂的"妻子"。一次次逃跑，一次次失敗。終於等到了"解救"，卻仍然得不到解脫。這部電影拍攝之前，李楊專程到成都的金堂、中江，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採訪已經獲得解救的被拐女性。在電影當中，李楊自己客串了人販子的角色。
電影《盲山》
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份公開的政府文件當中提到，當時拐賣人口的犯罪已經出現在全國二十幾個省區。電影《盲山》拍攝於2006年，拍攝地，是中國西北的一個山村，村裡就有被拐賣來的女性。電影里有很多非職業演員，大多是當地農民。對於拐賣女性，他們司空見慣。
李楊：農村裡經常發生這個，他們認為正常，買個媳婦很正常。
有一個讓李楊格外欣慰的故事，一位打工妹，從家鄉帶著姐妹們到廣東去打工，安頓下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姐妹們看一遍《盲山》，告訴她們被拐賣的後果，讓她們倍加小心。
李楊：因為你用電影這種形式可以引起一些人的思考，對生活、對人生、對人性的思考。她會改變自己的某些想法，出來打工的女孩子看了《盲山》之後，避免了她們自己悲慘的遭遇。我覺得這個比票房重要得多。
電影《盲山》
03
「拍《盲井》時，差點就被悶死在井裡頭了」
15年前，一個冬天。李楊借錢做完了處女作的後期，借錢做了字幕，借錢買了機票。為了省錢不託運，他扛著一大卷電影海報，扛著一身的欠債，來到柏林，他的第二故鄉。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李楊在德國生活了14年。他學習，打工，跑龍套，他有一個不醒的電影夢。很多屆的柏林電影節，他都在現場當義工。為了看一眼頒獎典禮的眾星閃耀，有一次，他用撿來的請柬封套，冒充嘉賓，騙過保安，端起香檳，混進會場……
2003年2月16日，李楊，正式受邀參加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頒獎典禮。最終贏得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隨後，他又收穫了大大小小三十多個國際電影的獎項。這一切，因為電影《盲井》，李楊的第一部電影。
李楊手捧銀熊獎
電影《盲井》改編自劉慶邦的小說《神木》，故事裡兩個兇手發財的手段很特殊--他們會物色一個老實農民，把對方認作親人，帶到煤礦做工，偽造礦難殺人，然後，再找礦主私了要錢。這個看似離奇的故事，源於真實案件。李楊被小說深深打動了，他走遍中國北方各省的二十幾個大小煤礦，訪問礦工和礦主，挑選拍攝場景。他曾經被誤以為是暗訪的記者，造成山西某縣全縣的煤礦停工一天，他被礦主們開著大車小車，帶著冷兵器熱兵器圍追堵截，最後被"禮送出境"。
李楊：拍《盲井》的時候故事那就更多了，也非常危險，我差點就被悶死在裡頭了。
劇組冒險在一個私人小煤窯的井下拍攝，他們離開那裡幾個小時之後，就發生了塌方，幾個工人當場殞命。劇本里的故事，真真切切的，發生在了李楊的身邊。
李楊：我採訪過一個礦工，他為了省錢和省時間多賺錢他一年從井下上來大概不會超過4次。因為你從底下爬上來花一兩個小時，再走下去一兩個小時。他對我說，我們就是兩片石頭夾的一塊肉，他們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生命，而是一片肉。
電影《盲井》
李楊的電影，經常被人評論為真實、粗糲、震撼。而李楊自己，卻常常提起另一個詞--"美化"。
李楊：這三個電影裡頭，所有的情節都是來源於生活。我所做的美化只是把不那麼悲慘的東西放在這，現實生活中遠遠超過我們做編劇的、做創作的想像。
在"美化"的同時，李楊也常說，視而不見謂之盲。
李楊：看到了，要說出來。徹底解決視而不見的事不太可能，因為人性本身是趨利避害的，不管在哪個社會。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形成一個主流的價值，去管閑事，不視而不見的話，我去管閑事沒有代價的話，我相信很多善良的人都會去管所謂的閑事。
幫人是有代價的，就像我做這樣的電影也是有代價的，我的代價就是這樣的一個電影，花了三年多時間上了電影院，最後的結果是，你虧了錢，虧幾百萬，而且三年都沒有去賺錢。
社會的進步需要不斷地有人提出問題， 比如說看了《盲·道》以後，我相信很多人見到盲童，最少可以拍個照片，發個圖片，報個警，間接可能就會幫了這些孩子。哪怕解救一個孩子，幫助一個孩子，我覺得都好，要說小目標，這是我的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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