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狀元考18——狀元的發展空間

 

唐代狀元的發展空間很大嗎？

唐代狀元不受重視，政府和社會都不曾對它們另眼看待，自然會影響到他們日後在官場的發展。

唐代對科舉取士尚未形成依賴，因此到宣宗朝政府才開始注意對科舉資料的保存，致使應有的251名狀元中就有97名姓名淹沒無聞（姓名及生平事迹的流傳與否也是一種遭際，限於篇幅本文僅附帶涉及）。目前已知姓名的154人中，尚有57人找不到任何生平資料。

由於考上進士之後，不能立即授職，到能授職時，起點官階又低，往上升遷很難，所以高官很少。

官至宰相的只有10名：常袞、李程、賈餗、李固言、鄭昌圖、孔緯、崔昭緯、孫偓、陸扆、蘇檢，占狀元總數的3.98％。

宰相以下，四品以上（包括四品，下同）的：

從一品：柳公權（太子太保）；正二品：孔拯（侍中）；正三品：封孟紳（太常卿）、武翊黃（大理卿）、裴思謙（衛尉卿）、徐晦（禮部尚書）、鄭顥（檢校禮部尚書）、歸雲紹（兵部尚書）、張正甫（戶部尚書）、韋諶（刑部尚書）、王源中（刑部尚書）、韋瓘（桂管觀察使）；從三品：李隨（秘書監）、於瑰（散騎常侍）、裴延魯（左散騎常侍）、程行謀（御使大夫）；正四品上：楊贊圖（仕五代至尚書左丞）；正四品下：王維（尚書右丞）、鄭言（戶部侍郎）、盧深（戶部侍郎）、劉單（禮部侍郎）、柳璟（禮部侍郎）、趙蒙、裴俅、鄭合敬、李超（皆諫議大夫，會昌二年升為正四品下）、趙峻（御使中丞，會昌二年升為正四品下）、盧頊（澤州刺史）、鄭澥（開州刺史）、李郃（賀州刺史）、李肱（齊州刺史）、盧肇（吉州刺史）、張又新（溫州刺史）。共33人，除去仕五代至高位的楊贊圖，實際32人，占狀元總數的12.75%。

兩者合起來共42人，占狀元總數的16.73%，而61.35%的狀元卻被淹沒了。

五代狀元在官場的發展空間如何？

狀元郎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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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時期的狀元則更是大部分都湮沒無聞。中原5朝52年間共開科47次，應有狀元47名，目前可考知姓名的僅17名（見周臘生《南唐貢舉考略》，載《文獻》2001年第2期）。這17名也是大部分久沉下僚，尚有4人目前未見任何生平資料，官至宰相的只有王溥和王朴2人（分別見《宋史·王溥傳》；《舊五代史》（四庫電子版）《王朴傳》），佔總數的4.26%。南唐時間短無狀元宰相。

宰相以下，四品以上的僅艾穎（左散騎常侍）1人（見《宋史·艾穎傳》），兩者合起來占狀元總數的6.38％；而狀元被淹沒的比例高達72.34%!

南唐2人：王克貞（戶部侍郎）、盧郢（知全州），都是入宋後到達高位的。其19位狀元中被淹沒的比例更高達78.95%（見周臘生《五代狀元奇談·五代狀元譜》（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47-163、176-188頁）！

五代狀元多數湮沒無聞，跟那時天下不統一有很大關係，也跟五代時期狀元並不受重視有直接的關係。

宋代狀元在官場的發展空間最大嗎？

回答是肯定的。

宋代位至宰相、副宰相的狀元共有25人，占狀元總數118人的21.19%。其中，北宋14人，佔北宋狀元總數69人的20.29%，他們是：呂蒙正、李迪、王曾、宋庠、何栗、許將，、陳堯叟、王堯臣、馮京、蘇易簡、楊礪、王嗣宗、蔡齊、張觀。南宋，11人，佔南宋狀元總數49人的22.45%。他們是吳潛，、留夢炎、梁克家、文天祥、曾從龍、陳文龍、衛涇、鄒應龍、鄭僑、鄭性之、陳誠之。

另外，北宋的王拱辰官至宣徽南院使，雖不能參議國家大政，但政治地位相當於副宰相（《宋史·職官八》云：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宣徽使並班宰相後）。算上他，位至宰輔的共26人，佔兩宋狀元總數的22.03%.

宰相以下，四品以上的，北宋有24人。

各部尚書：彭汝礪、葉祖洽、徐鐸、時彥、黃裳、蔡薿、莫儔，共7人；

翰林學士：梁灝、陳堯咨（兼節度使）、徐奭、賈黯、鄭獬，共5人；

各部侍郎：張去華、何昌言、霍端友、賈安宅，共4人；

其它：柴成務（給事中、刑部判官）、胡旦（秘書監）、孫僅（給事中）、張思德（右諫議大夫）、呂臻（樞密直學士）、章衡（寶文閣待制）、王昂（徽猷閣待制）、沈晦（徽猷閣待制），共8人。

南宋21人。

各部尚書：汪應辰、劉章、王佐、木待問、黃由、趙建大、袁甫，共7人；

各部侍郎：張九成、王容、蔣重珍、徐儼夫、張淵微、方逢辰，共6人；

其它：王十朋（敷文閣待制）、張孝祥（顯謨閣直學士）、詹騤（龍圖閣直學士）、李易

（中書舍人）、張鎮孫（龍圖閣待制）、徐元傑（國子祭酒兼權中書舍人）、趙逵（中書舍人）、王會龍（太府寺卿），共8人。

加上位至宰輔者，兩宋狀元中官至四品以上的共71人，佔總數的60.17％。由此可見，宋代對狀元較為重視，大部分人都能得到重用。如果考慮到目前已知的便有20來位狀元出仕後不到10年便謝世或退隱了，這一點就顯得更為突出。上述25位官至宰相、副宰相者，或長或短，或正式，或非正式當過「一把手」的，北宋有呂蒙正、王曾、李迪，南宋有梁克家、吳潛、留夢炎，共6人。而或長或短，或正式或非正式當過政府「二把手」的，北宋有宋庠、馮京、許將、何栗，南宋有鄭僑、文天祥，共6人。兩者合起來12人，占狀元總數的10.17%。自太平興國八年（983）呂蒙正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第一個進入執政圈起，至北宋滅亡的靖康二年（1127）止，這144年間，有狀元在執政圈內的時間共95年，約佔這144年的2/3。南宋狀元不像北宋那麼受重視，但進過執政圈的狀元並不少，只是時間都不長。152年間，有狀元在執政圈內的時間共42年，佔27.63%。宋初尚有5位狀元淹沒無聞，佔總數的4.24%。

遼代狀元的發展空間怎樣？

遼史

遼代不重視科舉，相關資料也就不太注意保存。57名狀元中大部分只是留下了姓名（有一個連姓名也未留下），多少能夠找到一點生平資料的僅24人，佔總數的42.11%。儘管如此，有一部分狀元還是受到了重用，狀元的遭際出現兩極分化。在大部分幾乎被人遺忘的情況下，卻有13人位至宰相，佔22.81％，這個比例高於宋代。除去兩個入金後才居高位的，仍佔19.30%，位至宰輔13人是：張儉、呂德懋、王棠、趙庭睦、張孝傑、高正、楊佶、楊又玄、石用中、梁援、張克恭、李石（仕金後拜相）、韓昉（仕金後拜相）。其他四品以上高官7人：王鼎（翰林學士、觀書殿學士）、張宥（翰林學士）、王實（右諫議大夫）、邢祥（給事中）、史克忠（給事中知制誥）、劉宵（中書舍人）、李可封（崇祿卿）。兩者相加共18人，佔31.58%；而淹沒無聞者佔57.89%。

金代也沒有給狀元提供很好的發展空間。

金代有13名狀元姓名不傳，另有22人找不到生平資料。

位至宰相的很少，僅3人：徒單鎰、石琚、完顏速蘭，佔總數74人的4.05%。

其他四品以上高官9人：從二品：張行簡（翰林學士承旨，本為正三品，特賜從二品）；正三品：胡礪（翰林學士、刑部尚書，）、楊雲翼（禮部尚書）、呂忠翰（翰林學士）、納蘭胡魯剌（節度使、權經略使）、趙安時（永定軍節度使）、王鶚（仕元至翰林學士承旨；元代翰林學士承旨的品級屢有變化，王鶚在任時為正三品）；從三品：鄭子聃（翰林侍講學士）；正四品：劉仲淵（禮部侍郎）。

除去仕元至高位的王鶚，僅8人，佔10.81%，兩者合起來14.86%。

被淹沒狀元（包括姓名不傳和雖有姓名卻沒能找到生平資料的）比例為47.28%。

元代狀元在官場的發展空間如何？

陳祖仁

元代政府施行科舉很是勉強，89年只考了16次，每次錄取的人都比宋代少得多。即使是狀元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元代科舉一直是兩榜制，每次也就有兩個狀元，共有狀元32人，其中漢族和少數民族各16人。官至宰輔的2人：陳祖仁、普顏不花，佔總數32人的6.25%。

其他四品以上官員7人：張起岩、泰不華、忽都達而、宋本、李黼、李齊、魏元禮，佔21.88％；兩者合起來9人，佔28.13％。

同時卻有13人僅留下了姓名與奪魁年份，沒有任何其它資料，等於被遺忘了，這樣的佔40.63％。

元代中央及地方的軍政大權始終在蒙古或色目人手中，他們的子弟又可以利用特權直接進入仕途，起點高，升遷也快，當然不必走科舉之路，所以，即使是蒙古或色目狀元，其出身也較卑下。如此，狀元們出仕後即使再忠心耿耿，也難擠進最高執政圈，即使偶然擠進去了，為時既短，又不能當主角。處於高度重視狀元的宋代之後，竟然使40％以上經反覆篩選而得的「天下第一人」默默無聞，特別明顯地體現了元統治者不重視人才，這顯然是它的朝政始終不甚清明，並迅速滅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明代狀元的官場的發展空間較大，但不如宋代，也不如清代。官至大學士入閣或非大學士入閣的17人，其他四品以上高官31人，佔34.83%；兩者共48人，佔53.93%。也有2人無資料，佔總數的2.25%；清代，官至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的14人，其他一二品官30人，三四品官22人，共66人，佔57.89%，清代離我們最近，沒有狀元沒淹沒的情形。

明、清狀元在官場的發展空間怎樣？

明狀元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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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狀元的官場的發展空間較大，但不如宋代，也不如清代。

明代，官至大學士入閣或非大學士入閣的17人：胡廣、馬愉、曹鼐、陳循、彭時、商輅、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朱國祚、周延儒、錢士升、文震孟、黃士俊、魏德藻，占狀元總數89人的19.10％。

其他四品以上高官：張升、任亨泰、吳寬、毛澄、羅萬化、翁正春、趙秉忠、謝一夔、王華、朱希周、黎淳、秦鳴雷、余煌、楊維聰、茅瓚、丁士美、朱之蕃、諸大綬、孫繼皋、黃觀、唐文獻、孫賢、李旻、呂楠、劉同升、曾棨、柯潛、范應期、龔用卿、沈坤、劉儼，共31人，佔34.83%；兩者共48人，佔53.93%。也有2人無資料，佔總數的2.25%。

清代，官至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的14人：呂宮、傅以漸、徐元文、于敏中、庄有恭、梁國治、王傑、戴衢亨、潘世恩、張之萬、翁同龢、孫家鼐、徐郙、陸潤庠，佔總數114人的12.28%。其他一二品官30人，其中部院大臣的21人：圖爾宸、史大成、嚴我斯、韓菼、蔡升元、鄧鍾岳、彭啟豐、金德瑛、金甡、錢維城、陳德華、茹芬、史致光、胡長齡、王以銜、姚文田、顧皋、崇綺、洪鈞、麻勒吉、吳鍾駿；總督、巡撫、布政使的6人：畢沅、吳其濬、林鴻年、龍啟瑞、陳繼昌、曹鴻勛；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者3人：錢棨、蔣立鏞、孫如僅。三四品官22人（略），兩者共52人，佔45.61%；加上位至宰輔的，共66人，佔57.89%。

於是，我們可以排序：狀元宰相比例由高到低是：宋、遼、明、清、元、五代、金、唐；

狀元高官的比例由高到低是：宋、清、明、遼、元、唐、金、五代；狀元被淹沒的比例由高到低是：五代、唐、遼、金、元、宋、明。清代離我們最近，沒有狀元沒淹沒的情形。

總的看來，狀元們在宋代官場的發展空間是最大的。相應的文人在宋代最為揚眉吐氣。

自唐至清，雖然進士第一名都被稱為狀元，狀元桂冠也一直是科舉中人激烈爭奪

的目標，但是各個朝代對狀元的重視程度是有很大差別的。各朝狀元都是以當時的遊戲規則所選國家級人才的代表，重不重視狀元實際是個重不重視人才的問題。筆者曾撰《歷代狀元遭際考索》等文?，從奪得狀元的難易程度、奪魁後是否立即授職以及所得初始職位的高低、在官場發展空間的大小、被認為有罪錯後所受處罰的輕重、私家著作相關記載是否關注名次與狀元稱號等方面進行過粗淺的探討。本文擬再從二十五史所載相關信息的角度作一番考察，這又可以從3各方面進行比較。

一《選舉志》從無到有且名次意識逐步增強

從朝代先後看，唐·李延壽的《北史》?是二十五史最早提供科舉信息的，其卷26《杜銓傳》提到杜景（杜銓的族孫）的孫子杜正倫、杜正藏、杜正儀在隋代或中秀才，或中進士的情形，而先後由魏徵和長孫無忌組織多位飽學之士（包括李延壽）編撰的《隋書》?在這方面並無多大進展，沒有《選舉志》，仍然只將很零星的科舉信息隨機散載，可見隋代雖然首創科舉取士之制，但離社會普遍重視科舉還很遙遠，相關資料保存甚少，那時每次考試取人一兩個，未見有分名次的記載，所以無所謂狀元。到魏徵、長孫無忌等人修史時也沒有盡量將科舉資料集中記載的意識。

唐承隋制，將科舉取士制度化了，朝野也比較重視科舉了，但其重視程度還是遠遠不如宋代中期以後，最顯著的例證就是初、盛、中唐，政府並沒有注意保存科舉資料，直到晚唐大中（847－860）年間，特別愛好文學的宣宗才開始關注起來。此事最早見於晚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徳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士，方俟無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裴參與過《宣宗實錄》的編撰?，應該是可靠的。此後，《唐語林》卷4、《唐會要》卷76、《說郛》卷43上、

《池北偶談》卷1均有轉述。

中央政府對於科舉資料，特別是進士科的資料自晚唐開始注意搜集並保存，但是，後晉劉昫所撰的《舊唐書》?卻還是沒有《選舉志》，有關科舉的事項只有如下幾句話附帶放在職官志里。

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諸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九品上。明經出身：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從九品上。進士、明法出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若通二經已外，每一經加一等。（卷42，《職官》1）

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已後遂絕——原注），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為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獎，不得限以常科。（卷43，《職官》2）

這說明在唐、五代時期史官乃至朝廷看來，不僅正史沒有為科舉資料設專章的必要，而且附帶的記載也不必那麼詳細。整個科舉資料都未被看重，當然也就不會重視所產生的狀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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