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電影對於中國電影的影響

05-31

對於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東方文化歷史和承受著浩大的現實磨難的民族來說，好萊塢電影更不可能替代我們對本土現實、本土文化和本土體驗的殷切關懷。因而，中國的本土電影也許應該成為一種藝術力量，與亞洲、西歐、東歐、美洲的所謂"民族電影"一起，形成與好萊塢電影不同的更現實、更人性、更關懷、更豐富的世界性多元電影思潮，為全球化提供一種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格局。保持這種多元，當然不是根源於一種復活傳統文化符號、推廣民族神話，創造保守的國族一體的狹隘民族主義，也不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借口來自我封閉，而是試圖維護一種能夠相互補充、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的世界格局，全球化的未來也許不應該是霸權化同質化而是意味著更多的選擇，更多的邊緣和弱勢享受到相對平等的權力。從一定程度上說，文化的多元，是文化活力的前提。

20世紀以來，伴隨美國政治、經濟力量的壯大，特別是媒介產業的迅速發展，好萊塢電影一直是世界電影工業體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中國從世紀初期就開始進口好萊塢電影，"國片"一直處在洋片的衝擊下，早在1946年11月，"中美商約"簽定以後，好萊塢電影當時的年進口量就多達了200多部，"米高梅"等八大電影公司還試圖利?"中美商約"壟斷中國各大城市的電影院業務，甚至提出要自由支配電影院線的營業方針並限制國產片的放映。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市場的佔領在1949年以後，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宣告結束，美國電影幾乎完全被拒之門外。

直到70年代末，好萊塢電影又重新逐漸進入中國。90年代以後，由於全球化的經濟交往和信息傳播的發展，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密切互動的網路，全球化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且也作為一種動力，交互作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中國大陸電影則正處在這種全球化互動語境之中，再次面對好萊塢的挑戰。特別是從1994年開始，中國允許按照分帳發行方式進口外國"大片"，美國電影更加直接和迅速地進入中國電影市場，儘管中國國產電影具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而且政府規定各電影院必須保證國產電影佔有2/3以上的營業放映時間，但在90年代的最後幾年，10部左右的進口影片（其中多數為美國電影）、1/3以下的放映時間，在中國各大城市卻幾乎佔有了電影票房的60%以上。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邊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根據協議"入世"後，每年將可能有20部美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而且，與1946年相似的是，美國也提出要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電影院線，好萊塢各大公司甚至已展開對中國電影市場的全面研究，有的還設立了"中國部"，以進行更適合中國市場的調整。好萊塢已經對中國電影市場虎視眈眈。顯然，加入WTO以後，中國電影將面對美國電影更大規模的進入，這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既是政治權力問題，也是工業經濟問題，同時還是文化主權問題。許多人擔心，好萊塢電影所貫穿的美國式神話是否會在影響國族認同的同時創造一種美國情結，好萊塢電影那種個人英雄的敘事原型是否會解構民族發展的自我凝聚力，好萊塢電影那種奇觀化趨勢是否會壓抑人們對本土生存狀態的關懷和體驗，好萊塢電影那種消費主義的價值觀是否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價值觀念產生負面的影響，好萊塢電影的藝術規則是否會完全替代中國敘述美學的傳統，好萊塢電影是否會徹底摧毀中國的民族電影工業，好萊塢電影是否會使中國電影喪失所有的本土意識和本土責任。應該說，在中國電影目前的情況下，所有這些威脅都是一種現實的存在。

好萊塢電影對於中國電影的威脅，來自於美國國家力量和"現代化"文化的強勢背景，也來自於百年來美國資本主義電影工業機制的經驗，還來自於其對國際電影文化消費市場的多年培育，代寫藝術論文當然也來自於它利用自己的優勢對於電影人才、資金、技術的廣泛吸納和融合。面對這種威脅，中國政府採取了種種行政措施來支持國產影片的生產和流通並限制和控制進口電影的數量和傳播，並採用製作、發行、放映業的體制變革和走大型化集團化的方式來與外來電影抗衡，而與此同時，中國的許多電影人則試圖在中國意識形態的有限空間中通過電影文化的選擇來尋找本土電影的生存道路：或者，通過國際化策略擴展電影的生存空間，如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或者通過本土的產業化運作，製作消費娛樂電影，如馮小剛的"賀歲片"；或者，通過對本土文化和民族生存現實的關照來提供一種本土人文關懷，突出好萊塢重圍，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持民族的視野，如黃健新的城市影片。……顯然，正如中國電影藝術家協會主辦的重要學術刊物《電影藝術》2000年第二期的首欄標題一樣，"面對WTO增強中國電影的競爭力"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電影面臨的現實考驗。

二當然，我們可能會提出質疑，水（傳統人倫）之萬能作為一種神話，它是否真的能夠解決我們正在經歷的走向現代化的危機和我們每天體驗的生存危機。任何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這部影片是如何將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市場與天倫進行二元對立的設計的，我們也會感受到這部影片是如何將東方、將傳統、將人倫想像為人間天堂的，儘管我們其實面對的是一個被西方強勢文化誘惑"走向世界"、"國際接軌"、"現代化"的現實。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中，東方其實常常都是一個雙面人，一面是面目猙獰的妖魔化的東方，專制、愚昧、落後，那是西方人通過一個"反面"的"他者"來確立自己的優越性的文化/心理策略；另一面則是含情脈脈的天使化的東方，溫馨、寧靜、祥和，這是西方人藉助一個"正面"的"他者"來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種文化/心理策略，其實，無論是妖魔化的中國，還是天使化的中國，都與我們正在遭遇和正在經歷的中國無關，東方主義視野中的中國只是他們為了他們自己的需要而建構和想像出來的中國，正如我們從義和團、五四運動直到現在也常常有一種將西方想像為天堂和地域、使者和強盜的西方主義一樣。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東方主義不僅是西方人的想像，它也可能成為東方人的自我想像，特別是當我們試圖"走向世界"，試圖"國際接軌"，試圖"文化輸出"的時候更是如此。而《洗澡》則正是在一個西方人精心策划下滿足了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想像的精巧文本，它將澡堂文化為象徵的東方傳統人倫書寫得如此暖氣融融，無論是澡堂內那騰騰的熱氣，或是人與人和平共處的大量的全景鏡頭以及兩人或兩人以上相濡以沫的鏡頭，或是關於父與子關係的敘述、關於"水"的隱喻，都提供了一個想像的安全、溫暖、平和、乾淨的東方家園，那也許可以為處在後現代主義、後工業時代的西方人飯後茶餘提供一點多愁善感，為他們在豐衣足食、燈紅酒綠之外呈上一盆奇花異草。《洗澡》與西方人的東方主義視野中那種天使化東方的需要有謀而合。加上影片本身製作精良、節奏流暢、造型鮮明，一些細節也相當精彩，它能夠在西方國家得到認可、接納（當然，作為對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種補充，這種認可和接納的空間相當有限）並不奇怪。

顯然，《洗澡》是自覺地試圖將新時期以來的文化反省轉化為文化回歸，影片在敘事上的從容、視聽造型上的精緻以及影像、聲畫表意上的營造，都顯示了一種遠離弒父渴望、恐懼和焦慮的戀父認同。這一認同的意義相當複雜，聯繫到影片的投資者身份，也聯繫到這部影片誕生的特殊語境，我們說，一方面它是對青年一代叛逆意識的審判和對權威文化的一次靠近，同時也是對西方主流文化中的"東方主義"的一次義演，在滿足西方人的"東方想像"的同時，影片也為我們自身提供了抵制西方他者的優秀民族傳統"自我"想像。這是一個既滿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對東方的文化想像也滿足了中國權威文化對自我的文化想像的電影大餐。弘揚傳統的主旋律化策略與面向西方的東方主義策略在《洗澡》中竟然如此天衣無縫地疊和在一起。儘管這兩種文化策略的立場和出發點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它們卻殊途同歸。正像《紅色戀人》、《黃河絕戀》用一個人道博愛、高大英俊的美國男性（陽性/主動者）對年輕、美麗、楚楚動人的中國女性（陰性/被動者）的認識、理解、崇拜來證明革命歷史的合法性一樣，在《洗澡》中，主旋律也利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來強化傳統的承傳性、民族的同根性以及民眾的向心力，而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則借用主旋律將中國故事變成了一個情意綿綿的文化傳奇。《洗澡》和它的製作人通過對主旋律化和東方主義的雙重滿足，獲得了自己的主流定位和利益回報。

應該說，中國電影的國際化往往只能像《洗澡》這樣，通過將自己奇觀化來作為以好萊塢電影為中心的世界主流電影市場的陪襯。對於大多數中國電影來說，它們很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國際交流的公正性，中國電影在全球電影市場的位置是與中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位置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定位，使得中國電影很難在國際市場上佔據重要的地位。

三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國電影試圖進入國際電影市場，但是卻舉步艱難；與此同時，中國電影也試圖通過對電影工業的商業化改造來抵禦好萊塢電影對國內市場的佔領。現在，好萊塢電影和其他國家的電影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種傳媒手段紛紛進入中國，於是，中國電影也試圖模仿好萊塢，借用商業娛樂元素爭取票房利益，不僅那些直接面向市場運作的商業/類型電影追求電影的娛樂性，而且許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覺地採用了商業/類型電影的策略，呈現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趨勢。

然而，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電影成為了國家主旋律文化的焦點領域，在電影意識形態化的處境中，中國主流電影事實上很難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好萊塢式的商業/類型電影，好萊塢電影那種個體宣洩、個人英雄、感官刺激、弒父原型的敘事策略與中國主旋律文化所強調的穩定、團結、昂揚的基調並不和諧，因而，中國模仿好萊塢的商業/類型電影往往又或多或少地被進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現出商業電影主旋律化的趨勢。

1999年出品的由張建亞導演的《緊急迫降》就是一部體現了在好萊塢與主旋律之間尷尬徘徊的當前中國商業娛樂電影處境的典型文本。這部以一次飛機空難事件為題材的影片試圖模仿和遵循一個我們早已熟悉的好萊塢災難片的類型模式：傾斜的構圖、轟鳴的飛機聲、簡短而緊張的剪輯……似乎都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倆蒙上了災難的陰影；接下來夫妻倆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對也揭開了家庭危機的序幕；當兩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機的時候，觀眾已經開始期待一個衝突與解決的故事；伴隨那些透露著緊張和不安的短促的鏡頭剪輯和令人心驚的效果聲音，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已經為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關於災難的預期。飛機上的嬰兒使我們聯想到"敖德薩階梯"中嬰兒車所起的驚險而恐慌的敘事功能；農民企業家作為喜劇性調節因素進入了驚險敘事的格局；兩位西方人為飛機上即將出現的事故埋下了文化衝突的伏筆；端然而坐的氣功大師似乎為飛機內喧囂的空間提供了某種詭異莫測、老謀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劉遠和丘葉華的出現使人們意識到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三角戀愛故事將在與世隔絕的飛機上和陸地間拉開序幕……。影片到這裡，似乎一切都準備就緒了，正如那架即將衝天而起的飛機一樣，觀眾也正等待著一個雖然並不陌生但卻始終充滿刺激的災難性的電影遊戲旅程的開始。

但是，電影並沒有按照我們的預期進行。影片雖然給了我們一切關於災難的預期和伏筆，但災難、甚至是微小的災難都沒有真正發生，嚴格地來說，這部按照災難片模式開始的影片在災難還沒有出現時就迅速地被一個救難的故事所替代。於是，儘管影片採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對比性的蒙太奇剪輯來強化視聽效果的危機感，大量使用短鏡頭、小景別的快速切換來製造節奏上的緊張感，大量使用電腦特技來創造各種貌似驚險的空中場面和離奇景觀，最後甚至採用了夫妻倆逃離記者獨自團聚的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典型橋段作結尾，這一切似乎都想使觀眾能夠繼續以一部災難片的預期來完成敘事經歷，但是，我們還是逐漸意識到，我們面對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災難片。災難在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犧牲、受難甚至驚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災難奇觀只能通過一場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帶來的驚恐體驗，我們沒有看到英雄的出現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採用一切常規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脫離似乎危險性並不大的危險，以至於影片一開始埋下的許多人物的伏筆、設計的許多敘事功能到後來都有頭無尾地消失了，觀眾對於災難片的期待被影片的進程逐漸否決了。

影片不是一個災難的故事而是一個救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協力的患難與共的場景。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軍到企業、百姓都無一遺漏地出現在影片救難過程中，從民航總局、市委領導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門都直接在影片的敘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劉遠無非是這種集體智慧的代表。幾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種無個體性的功能性符號，是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群體人"的代表，人與人之間沒有矛盾、沒有衝突、沒有差異，在整個救助過程中，參與者構成了共性化的群像，從而也構成了萬眾一心的社會理想的象徵。而飛機上的幾乎所有人都成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為的主動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在救助故事中，沒有一般災難片類型中不可缺少的個體化的行為英雄，他們都沒有表現出作為英雄所獨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氣或者個人意識、膽魄。影片展示的救助過程，是一個表現集體智慧、集體團結的過程，個人僅僅"集體"指令的模範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於機長的"英雄性"最後只能通過妻子的廣播來得以傳達。顯然，這是用集體力量、用團結來解決危機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種自覺闡釋，在這一闡釋系統中，基本上沒有為好萊塢似的個人英雄主義精神留下空間，甚至也沒有為中國電影傳統中那種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留下空間。

毫不奇怪，從《緊急迫降》以及當前許多中國的所謂商業類型電影中，我們主要看到的並不是關於勇氣、關於犧牲、關於生死考驗的故事，而是關於信仰、信心、團結、理解的故事，這是沒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找不到犧牲者和受難人的故事，是沒有人性衝突和人格較量的故事，是依靠集體力量、依靠團結精神度過危機的故事，應該說，幾乎所有我們主流文化對於現實和現實危機的理解都通過差事災難性事件得到了完整呈現。因此，這些電影講述的不是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們從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英雄主義的崇高感而是一種被人救助的慶幸感，從而影片完成著它主流意識形態的使命：我們面對危機但是我們能夠度過危機，如"抗洪搶險"一樣，這部影片也是一個黨政軍民眾志成城的大敘事的組成部分--無論我們面臨什麼樣的危機和患難，只要我們有核心，有秩序，甘苦與共，那麼所有的危機和患難都不過是一場虛驚。

儘管許多人都認為好萊塢主流電影也是一種"主旋律"影片，但那是一種美國/西方式的主旋律影片，那是建立在個性主義、自由主義基礎上的主旋律影片，它的基本意識形態策略是通過慾望的宣洩來完成個體的凈化，通過對叛逆情緒的疏通來維護核心秩序的穩定，通過對個人自由的渲染來證明人道主義的意念。而在我們當前的主旋律意識中，慾望、享樂、宣洩、叛逆、刺激等商業/類型元素的生存空間卻相當狹窄。因而，主旋律化與商業化的共謀往往很難在宣洩與認同、叛逆與維護、個體與整體之間達成共識，因而也很難在權威的價值觀念與觀眾的觀影快感之間達成共識。而這正是中國主流電影文化所面對"癥候性"難題。從《龍年警官》到《烈火金剛》直到《緊急迫降》，都是當前處在市場產業與規劃控制、消費領域與政治領域夾縫中中國主流電影應對好萊塢電影進入的一種方式，當好萊塢電影培養了越來越多的好萊塢觀眾的時候，民族商業電影這種"欲學還休"的尷尬很難為國產電影保存廣闊的市場疆域。

四儘管全球化為中國電影帶來了一種未必公平、公正但卻越來越自由的競爭環境，儘管好萊塢電影對於中國民族電影帶來了越來越大的衝擊，但民族電影正如本土文化一樣，始終是這個民族文化經驗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中國來說，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紛繁複雜的現實處境、民族認同的社會心理都仍然為民族電影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條件。

近年來，在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本土民族電影都顯示出了市場競爭力和生存力。如日本1997年以來票房紀錄前10位的影片中都有多部本土電影，1977年國產電影《幽靈公主》還以100億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在波蘭，國產影片《兇手》的票房收入達到了380萬美元，超過了當年美國影片《空中大摜籃》240萬美元的票房紀錄。而在中國大陸從1995年到2000年，各地都有國產影片突破進口大片票房紀錄的現象。從歷史上看，在1949年以前，好萊塢影片曾經大量進入中國，但據當時的票房記錄，30年代最賣座的影片是《漁光曲》，40年代票房紀錄的保持者是《一江春水向東流》。90年代以後，國產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紅櫻桃》、《我的父親母親》、《黃河絕戀》、《不見不散》，以及神話題材的動畫片《寶蓮燈》等，都在每年１０部外國"大片"進入中國以後創造了輝煌的市場成績，許多影片的票房收入甚至超過了當年的進口好萊塢電影，1997年《甲方乙方》在北京的票房達到1150萬，創造了當時北京單片票房的歷史紀錄。可以說，華人世界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有其獨特的人生觀、價值觀與審美觀，這些都是民族電影得天獨厚的文化優勢。

當我們們被像《橄欖樹下的情人》這樣樸素地展示人性善惡的伊朗電影所打動，被《中央車站》這樣細膩地揭示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溝通的巴西電影所感染，被《美麗人生》這樣凄地苦敘述生命故事的義大利電影所征服，被《香港製造》這樣富於想像力地表達都市人困惑和迷亂的香港影片所震動，被《青青校樹》、《給我一個爸》這樣娓娓地透視人的心靈的捷克電影所吸引的時候，甚至也被《真實節目》這樣創造性地揭示當代人夢幻困境的美國電影所驚異的時候，反省民族電影，也許會意識到，中國電影所缺乏的不僅僅是電影市場運作機制，不僅僅是金錢和技術，不僅僅是藝術能力和藝術想像，最缺乏的還是對於本土生活的真誠、洞察和熱情。應該說，面對好萊塢電影的進入，中國民族電影真正能夠具有生存優勢的，還是在廣泛融合和吸收世界文化氛圍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的社會人生，與中國人自己的生存狀態和文化狀態相聯結，成為對於人，首先是中國人的生命、生存和心靈的觀照、呵護和熱愛。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正處在轉型和發展的過渡時代，面對著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和經歷著完全不同的文化體驗，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家庭關係都處在不斷的變動和調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