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民：「魯迅風」——還有什麼不是雜感？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

　　其實，魯迅是有不止一套筆法的。筆者在「『罵人文選』與『唯美雜感』」一章里已經有所論述。然而，萬變不離其宗，無論南腔北調也罷，一刀見血也罷，「攖人心」的「魯迅風」的內核卻始終如一。他自己說過：「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麼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裡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1]。偏偏他自己就是兼做教授的「忽冷忽熱」的典範，從這一點上說，或許真的需要有幾分「天才」的罷。　　的確，「魯迅風」不是文學史意義上的概念，也不是概括「魯迅作品風格」的概念。而是就「新聞評論」的特質而言的魯迅的文字，尤其是新聞評論中的宣傳理念、時代風貌、戰鬥精神、即時性、命名意識、文化情結與序跋風格、文體分野、駁詰氣質、審美特色。即「新聞評論學中的魯迅」的概括。　　之所以用「魯迅的文字」，而不是把範圍縮小到「雜文」、「雜感」，正是因為在各種不同的體裁——小說、散文、詩歌、散文詩等——當中，其「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的形態是普遍存在的，是以「評論筆法」一以貫之的。因此，雖然不必用百分比的形式去界定，但是「魯迅風」在「魯迅學」中的突出地位甚至首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樂觀於雜文的斑斕」　　已經離開我們22年的詩人海子寫道：「在泥土的燈台上/生下詩人葉賽寧」。　　形式或許意味著內容。當我們說及葉賽寧、彭斯、弗羅斯特、臧克家等等是「鄉村詩人」的時候，當我們說及巴爾扎克常常以「人間喜劇」系列小說概括其一生的時候，當我們用「戲劇」一詞總括莎士比亞創作的時候，「體裁」二字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作品形式」的概念、不僅是一個符號或載體的概念，而是作者的生命流程與生存方式。彼時，「詩歌」、「小說」、「戲劇」均為帶有動感的過程性名詞——其實質是表達了並繼續表達著「作家以什麼體裁存活」的問題。　　魯迅是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史家、書畫收藏家、小說家、散文家、詩人、書法家、社會活動家……這都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作為作家自己，除了雜感，他似乎從來沒有用任何一種體裁來概括一生的創作。　　1935年12月31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距離生命終了不到一年的魯迅先生在燈下編定《且介亭雜文二集》——這也是他最後一次編定自己的雜文集，而繼續習慣性地用剪刀與漿糊拼貼了萬字左右的後記。寫完了那段著名的關於《中國小說史略》的「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誅心之論」——「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里去了。」——接著，他不無「文學史意識」地總結了自己作為雜感家的一生——　　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學，並聲明他們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無可置辯的，但也有一點誤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那麼，所謂「現在不大寫文章」，其實也並非確切的核算。而且這些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的對於言論的迫壓，也很是令人覺得詫異的。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2]　　「周圍的情形」是什麼樣一種情形呢？魯迅接著就列舉了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3月14日的《大美晚報》上的新聞——中央黨部禁止新文藝作品；滬市黨部於2月19日奉中央黨部電令，派員挨戶至各新書店、查禁書籍至149種之多；牽涉書店25家，其中有曾經市黨部審查准予發行、或內政部登記取得著作權、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以致「引起上海出版業之恐慌」。　　1933年8月3日，魯迅曾經致函黎烈文先生：「小說我也還想寫，但目下恐怕不行」[3]。　　這實在是一個悖論：在禁錮得比罐頭盒還嚴密的歲月，新文藝作品的出版舉步維艱，被魯迅罵為「人面的狗」的書報檢察官，甚至到了書籍的封面是紅色的、書名有「黑暗」的書籍都不允許出版的地步，魯迅自然既沒有時間精雕細刻、編織結構，把生活變為小說戲劇；也沒有更多的許多精力躲躲閃閃而藝術地鑽文禁之網。於是，銳利的社會學思考輔以豐厚的文化積澱與信手拈來的「南腔北調」，使得魯迅不得不抄起——也是熟練地抄起雜感的武器而躍馬挺槍。恰如知己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說的：「急劇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里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　　有意思的是，彼時「前進的青年」同樣不把雜感當做文學，倒是與時下的某些觀點不無相仿，那「為文學而文學」的架勢甚至於彼時為烈。　　魯迅說：「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只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4]魯迅在自己閱歷最豐富、思想最成熟、文筆最老辣的晚年，把幾乎全副精力投入到了雜感——其中大部分是新聞評論——的創作當中。以1933年為例，從該年元旦的《聽說夢》，到《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雜感達130多篇，平均不到三天一篇。這樣的寫作速度，在用毛筆書寫的時代，對於文必己出、惜墨如金、「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絕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答北斗雜誌社問》）的魯迅，談何容易！更不必說其文章寫完後至少看兩遍、「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文化含量非同一般了。　　○反映「中國的大眾的靈魂」　　與此同時，與「殘酷的強暴的壓力」遙遙唱和的另一種「溫和」的力量，推動著魯迅「一發而不可收」地「雜感」下去——或許那「溫和」的揶揄作逼促，更是礪煉魯迅成為新聞評論家的熔爐。「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種「文壇內部」的不懷善意的逼迫，神智更是魯迅成為雜感家的直接動因。　　試看魯迅「精心保存」在自己的《准風月談·後記》里的攻擊自己寫雜文的兩段文字，即可窺見全豹。　　一段是署名「洲」的發表在1933年10月31日《中央日報·中央公園》欄目里的《雜感》——　　近來有許多雜誌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以及《現代》上，都有雜感隨筆這一欄。好像一九三三真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目下中國雜感家之多，遠勝於昔，大概此亦魯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國雜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魯迅。他的師爺筆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去年則還出了什麼三心《二心》之類。照他最近一年來「干」的成績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魯迅先生久無創作出版了，除了譯一些俄國黑麵包之外，其餘便是寫雜感文章了。雜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揮而就。則於抽捲煙之際，略轉腦子，結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寫雜感文章，有一個不二法門。不是熱罵，便是冷嘲。如能熱罵後再帶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夾兩句熱罵，則更佳矣。　　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於這樣也看不上眼，對於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諷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5]　　另一篇是同一報紙同一欄目發表在半月之後——11月16日的文章，題為《文壇與擂台》，作者「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裡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裡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麼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Ｑ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桿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對魯迅先生的《阿Ｑ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眾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歷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Ｑ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6]。 　　——儘管口吻里不無「希望」與「關切」，但是，以上兩位確乎是有代表性的促使魯迅寫雜感的重要的「助推力」，其實質就是雜感無非是挖苦了別人而浪費了自己的生命。 　　魯迅針鋒相對的回擊，實實在在道出了自己的雜感的「核心競爭力」所在：自己的生命與「大眾的靈魂」。魯迅說：「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丑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為什麼，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什麼用意呢，就是「引導」魯迅直奔主題、赤膊上陣。一旦「鮮明」了，「政見不同」的、士大夫階級「逆子貳臣」的形象就一覽無餘了，當局也就拿到口實了，「親近無產聯繫共黨拿蘇聯盧布」的罪名就坐實了。如彼以來，不僅文章發表不了，恐怕「黨國」還愈發有理由殺伐、通緝乃至於殺頭。魯迅一貫講究硬骨頭同時的「壕塹戰」，不會許褚似地赤膊上陣。 　　「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其實，越是到後期，魯迅的態度是愈發「鮮明」的：「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未來」、「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又如何是「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呢。 　　發難者一不看魯迅的「全文」與「全人」，二又沒有讀過托爾斯泰對於沙皇、天皇「兩邊一起罵」的大扎，自然得意得盲目而愚昧。但是魯迅卻藉此看到了雜感的作用巨大、非寫不可。因為恰恰是這樣的「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的雜感，能夠最及時也最完全地投身於「遵命文學」，遵良知底線與藝術規律之命，遵為人生的大眾文學之命，而不是代表權勢與銅臭的「金元或指揮刀」。 　　在多種新聞評論學專著與大學新聞評論教材中，均有雜文一節或者提及雜文在評論中的重要地位，更早一些的，甚至專門列「雜文」一章。雖然雜文被定義為「文藝性政論」，意在突出其美學含量——雜文也因此比一般的新聞評論具有恆久的魅力，但是其政論性質、駁詰性質、批判指向、解析社會現象與精神現象的特性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 　　王國維《人間詞話》曰：「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為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於鄉愿而已。」任何一位作家，即便可以有不同的幾副筆墨——如李清照一邊「凄凄慘慘戚戚」，一邊「九萬里風鵬正舉」；陶淵明一邊「帶月荷鋤歸」，一邊「刑天舞干戚」——但是必有一支是其「主旋律」，如同蘇辛的「狂」，姜白石的「狷」，是能夠讓能會心而有欣賞力的讀者立即明白「非他莫屬」的風格、基調的。也就是魯迅自己所謂的「從噴泉里噴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 　　從縱的、歷史學的意義上講，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里說，魯迅的雜文里「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7]換言曰，魯迅已經用自己的編年體的雜感，完成了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歷史任務，活畫出時代的輪廓和形形色色的「潮人」的風貌。 　　以橫的、文體學的角度考量，魯迅用自己的雜文的「實績」帶動了一個時代，繼而使得雜感一步步擺脫了「散文」麾下的隸屬地位而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無論是他的小說、詩歌，還是回憶散文、散文詩，甚至學術著作、日記書信，其生生不息的那根主動脈，很明顯地屬於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屬於啟蒙意識與改革指向，屬於戰鬥性與諷刺性。 　　○「新聞評論體」小說 　　立足與不同體裁之中共通的「魯迅風」來考察，魯迅的各類體裁的作品都是其雜感的變形與延伸，甚至，標識在其他門類名下的作品，本身就是優秀的雜文。 　　首先，他的小說是雜文。 　　「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樑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我要借了阿爾志跋綏夫話問你們：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豫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麼給這些人們自己呢？」——這是魯迅小說《頭髮的故事》里前輩先生N的議論。在此小說里，沒有了對於辛亥革命和剪辮子的「新聞評論」，就抽去了全文的主幹，小說於是便不再存在。 　　「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庄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是《阿Q正傳》里的描寫。這敘述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新聞評論。 　　「高老夫子的牌風並不壞，但他總還抱著什麼不平。他本來是什麼都容易忘記的，惟獨這一回，卻總以為世風有些可慮；雖然面前的籌馬漸漸增加了，也還不很能夠使他舒適，使他樂觀。但時移俗易，世風也終究覺得好了起來；不過其時很晚，已經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湊成『清一色』的時候了。」——這段《高老夫子》里的描寫，同樣可以作為「非事件性」的「世風」評論理解的：頂著「國學家」大帽子的「高爾礎」老流氓想看女學生又因為學問差而不敢看，被竊笑而提前下課終於一頭撞到了樹上。只有回到牌桌上、「清一色」終於可以稍稍撫平心頭的鬱悶。這樣的描寫其實就是「街談」式的新聞評論的先河。 　　最為精彩的是《故事新編》里《奔月》的結尾—— 　　「唉，」羿坐下，嘆一口氣，「那麼，你們的太太就永遠一個人快樂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獨自飛升？莫非看得我老起來了？但她上月還說：並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墮落。」 　　「這一定不是的。」女乙說，「有人說老爺還是一個戰士。」 　　「有時看去簡直好像藝術家。」女辛說。 　　「放屁！——不過烏老鴉的炸醬麵確也不好吃，難怪她忍不住……。」 　　——從1925年「女士大風潮」到1936年魯迅去世，說魯迅「混斗」而只寫「罵人文選」的、「垂垂老矣」的、「喝酒喝得醉眼朦朧」的、「冷辣辣師爺筆法」的、「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的……可謂多也。魯迅後來說過：「『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8]這種在文字里「夾槍帶棒」，把對手的攻擊「化用」或「藝增」進自己的小說的寫法，恐怕也只有雜感家可以運用得如此、純熟。 　　○散文與散文詩里的社會評論 　　當然，其回憶散文《朝花夕拾》與散文詩《野草》里同樣多出流露出這種「雜文筆法」。例如說老鼠在跳梁的世界飄忽地走著，吱吱地叫著，那態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還軒昂；說不可得罪「富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狗·貓·鼠》），直刺「現代評論派」。「凡有一處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學者或名流，他將筆頭一扭，就很容易變成模範縣』」（《無常》），則順手幽陳西瀅一默。而「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二十四孝圖》）則直接就是時評了。 　　《野草》里《淡淡的血痕中》與《一覺》兩篇，則分明是用更為藝術的語言直斥「3·18」慘案的製造者和奉天派與直隸派軍閥的狂轟濫炸。前者寫於1926年4月8日，是「3·18」慘案發生後的20天。其中名義上是在說「造物主」的怯懦與無力，實則是說這個社會面對殘虐險狠的槍彈的無可奈何，同時對於不惜用自己的鮮血促進社會進步的「叛逆的猛士」給於衷心的謳歌：「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造物主，怯弱者，羞慚了，於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比較這段文字與《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里的文字——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9] 　　——其歌頌如一，憤懣如一，我們實在分辨不出其精神氣質的區別。 　　而寫於1926年4月10日《一覺》的行文，則明顯地不同於數月前以「我夢見自己……」開頭的「玄遠高深」的《野草》風格。而是與同期的雜文《死地》（3月25日）、《可慘與可笑》（3月26日）、《記念劉和珍君》（4月1日）、《空談》（4月2日）、《如此「討赤」》（4月6日）絲絲入扣，敘述的語氣的風格十分接近，唯「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園中，奇花盛開著，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雲郁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一段與《野草》里其他文字近似，保持著一致的「詩風」。 　　○六首新詩的「論理」成分 　　再看看魯迅為數不多（僅存六首）的新詩。 　　發表於《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的《愛之神》這樣寫—— 　　一個小娃子，展開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張弓， 　　不知怎麼一下，一箭射著前胸。 　　「小娃子先生，謝你胡亂栽培！ 　　但得告訴我：我應該愛誰？」 　　娃子著慌，搖頭說，「唉！ 　　你是還有心胸的人，竟也說這宗話。 　　你應該愛誰，我怎麼知道。 　　總之我的箭是放過了！ 　　你要是愛誰，便沒命的去愛他； 　　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10] 　　其中的對話像小說，而評論則是「非事件性」的有關愛情的時髦話題的議論。可以互證的是《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1919年1月）就有魯迅的《隨感錄四十》，其中顯示引用了一位青年「不知道愛情的什麼」的詩句，而後魯迅說：「可是魔鬼的手上，終有漏光的處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類間應有愛情；知道從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惡；於是起了苦悶，張口發出這叫聲。」[11]——這叫聲不就是「你要是愛誰，便沒命的去愛他；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嗎？對於新詩尚不熟悉的魯迅，與當時初出茅廬的「新詩人」一樣，是在用分行的論述當作「詩」，實際上做的恰恰是雜感。 　　另一首同時發表於《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的題為《人與時》，更是完全的論說而不要詩歌所必須的「形象思維」—— 　　一人說，將來勝過現在。 　　一人說，現在遠不及從前。 　　一人說，什麼？ 　　時道，你們都侮辱我的現在。 　　從前好的，自己回去。 　　將來好的，跟我前去。 　　這說什麼的， 　　我不和你說什麼。 　　再比較此後不久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1919年5月）發表了魯迅先生的著名雜感《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里的句子：「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12]何其相似乃爾！以至於在《兩地書》里，領會了老師的「現在理論」的弟子許廣平同樣闡釋得明白：「經驗先生告訴我們，事實一定如此的，末了還是離不了『奮激』和『仇視』以至『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所以我絕不『懷念「過去」，也不』希望「將來」。對於現在這個題目，自己的處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車坐車，有飛機也不妨坐飛機，如果走到山東，我也坐坐獨輪車，在西湖我也坐坐瓜皮艇和肩輿，如果什麼車轎……都沒在眼前，我也不妨騎起我的風火輪，在雲頭中騰駕起來，但我絕不在鄉村中希望坐電車，也更不願在地球里希望到火星上。簡單一句，我的處方，就以現在治現在；以現在的我，治我的現在。一步步的現在過去，也一步步的換一個現在的我……」[13]這不活活是「你們都侮辱我的現在」和「我只要我的現在」嗎？ 　　所以，就新詩而言，魯迅是「詩」其實是常常不顧「詩歌要用形象思維」的理論的，而是直接讓自己的思想變為「分行的論述」，亦即不過是新聞評論的變形，其「詩化論理」的成分遠遠超過那「詩性」的。 　　○舊體詩與書信的「評論本質」 　　至於為後人公認的「中國舊體詩最後的奇葩」的舊體詩，評論的特色更為鮮明。 　　依據張恩和《魯迅舊詩集解》，現在一般將魯迅舊體詩定為50題65首。在這65首舊詩當中，《題三義塔》、《悼丁君》、《贈鄔其山》、《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報載患腦炎戲作》等本身是用舊體詩做時事評論，屬於本書所專論的「異體敘述」。而《學生和玉佛》、《慣於長夜過春時》已經是雜文篇目里的「詩配話」，各各具有鮮明的新聞評論背景。如寫於1931年的《贈鄔其山》，是用極端的口語化，畫出了「當時之中華」的活形—— 　　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 　　有病不求葯，無聊才讀書。 　　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 　　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14] 　　該詩與其說是詩歌，不如說是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舊上海乃至舊中國的「立此存照」。 　　而《一·二八戰後作》中的「戰雲暫斂殘春在，重炮清歌兩寂然」、《無題》中的「澤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離騷」、《二十二年元旦》中的「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聲里又新春」、《戌年初夏偶作》中的「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等等，均是對於社會、時事、文壇……有感而發的「情語」。王國維《人間詞話》里的「以景語結」在魯迅舊體詩中當然有（如「最是令人凄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但是，由於其舊體詩的「抒情主人公」多半時間是一位雜感家，所以「以情語結」的評論自然琳琅滿目。 　　此外，魯迅收入散文詩集《野草》里的長短句《我的失戀》，因為是活剝漢代張衡的《四愁詩》，姑且也算作仿古的舊體。但那拿自己愛吃的食品與常用的物品開玩笑的做派與「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的時評態度，卻正是因為「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我和〈語絲〉的始終》）。 　　至於古風《好東西歌》、《公民科歌》、《言辭爭執歌》、《南京民謠》則更是典型的新聞評論——該論題此後有專章論述，不贅。 　　○書信里的新聞評論 　　書信豈是無情物。王曉明先生的《魯迅傳》，迴避了方家熟知的生平史料，在404處引文中130次引用了魯迅的書信，此外還引用了許廣平、周作人、周伯超等人致魯迅的信札。如寫到1927年夏天，魯迅經歷了「活著還是死去」的生存意義的大困惑，居然函致章廷謙曰：「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並且積下幾個錢來。」、「我已經近於『剎那主義』，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15]——這不成了《在酒樓上》的呂緯甫了么？而且魯迅在信中還說自己慨然收取了中山大學一個月薪水的不義之財：「魯迅已經『不好』，則收固不好，不收亦豈能好？我於是不發脾氣，松爽松爽收下了。」的確，當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精神世界中的一切全在屠刀下化為虛無之夜的碎片，為什麼不「以惡抗惡」一回呢？為什麼還要在生活上苦自己呢？「說什麼都是假的，積點錢要緊」——「義」的虛妄和「利」的實惠躍然紙上，這不又成了「徹底失敗」之際的孤獨者魏連殳了嗎？「三家一主將，五最一方向」的旗手與「時代落伍者」的區別何在呢？——這是以往的傳記作者不敢或不願意認可的。 　　對於書信的評論作用，魯迅本人說得更為生動：「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16] 　　從新聞評論的角度看，魯迅的書信與日記則更是新聞評論的武庫與土壤，有的段落就直接是「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或者是說出了表象下面鮮為人知的真實心態。如1918年7月5日，魯迅給正在辦《新青年》雜誌的老同學錢玄同寫信，對於劉師培等人要創辦《國粹學報》和《國粹叢編》，想與《新青年》競爭讀者一事極為反感：「中國國粹，雖然等於放屁，而一群壞種，要刊叢編，卻也好不足怪。該壞種等，不過還想吃人。」並強調自己「閱歷已多，無論如何復古，如何國粹，都已不怕。但該壞種等只創刊屁志，系專對《新青年》而發，則略以為異，初不料《新青年》之於他們，竟如此其難過也。然即將刊之，則聽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國法，如何粹法，如何發昏，如何放屁，如何做夢，如何探龍，亦一大快事也。《國粹叢編》萬歲！老小昏蟲萬歲！」[17]再如參加了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的大會，而且在會上做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長篇演講——後來的文學史均說因此魯迅被推為「盟主」——魯迅卻在3月27日致章廷謙的函件里說：「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18]「茄花色」是紹興方言，意思是「沒大起色」。這樣的評論，豈不是在拆「左翼文學」的台嗎？然而，魯迅對於左聯的關門主義、對於有些骨幹的「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的做派又是的的確確是不滿意的，出此言語同樣情在理中。 　　叔本華說：「風格是心靈的外在標誌，是比一個人的臉更為可靠的性格標誌。」[19]作為一位成就斐然的雜感家或曰新聞評論家，「評論基調」是「魯迅風」的標誌與核心，也是魯迅文學創作、新聞評論寫作的立足點，而且還是成就了「魯迅風」的最為直接的體裁部門。正如魯迅自己說的：「作者本來也掩不住自己，無論寫的是什麼，這個人總還是這個人」。從他的各類體裁的作品裡，我們愈發窺見了一位「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新聞評論人的形象。 　　○雜感家一生的自我總結 　　已經離開我們22年的詩人海子寫道：「在泥土的燈台上/生下詩人葉賽寧」。 　　當我們說葉賽寧、彭斯等等是「鄉村詩人」的時候，當我們說及巴爾扎克而以「人間喜劇」系列小說概括其一生的時候，當我們用「戲劇」一詞總括莎士比亞創作的時候，體裁就不僅僅是一個作品形式概念、一個符號或載體的概念，而是作者的生命流程與生存方式。此刻，「詩歌」、「小說」、「戲劇」均為帶有動感的過程名詞——其實質是表達「作家以什麼體裁存活」的問題。 　　魯迅是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史家、書畫收藏家、小說家、散文家、詩人、書法家、社會活動家……這都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作為作家自己，除了雜感，從來沒有用任何一種體裁來概括一生的創作。1935年12月31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距離生命終了不到一年的魯迅先生在燈下編定《且介亭雜文二集》——這也是他最後一次編定自己的雜文集，也是首次總結了自己作為雜感家的一生—— 　　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學，並聲明他們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無可置辯的，但也有一點誤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那麼，所謂「現在不大寫文章」，其實也並非確切的核算。而且這些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的對於言論的迫壓，也很是令人覺得詫異的。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20] 　　「周圍的情形」是什麼樣一種情形呢？魯迅接著就列舉了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3月14日的《大美晚報》上的新聞——中央黨部禁止新文藝作品滬市黨部於2月19日奉中央黨部電令、派員挨戶至各新書店、查禁書籍至149種之多、牽涉書店25家、其中有曾經市黨部審查准予發行、或內政部登記取得著作權、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以致「引起上海出版業之恐慌」。 　　1933年8月3日，魯迅曾經致函黎烈文先生：「小說我也還想寫，但目下恐怕不行。」這實在是一個悖論：在禁錮得比罐頭盒還嚴密是歲月，新文藝作品的出版舉步維艱，被魯迅罵為「人面的狗」的書包檢察官，甚至到了書籍的封面是紅色的、書名有「黑暗」的書籍都不允許出版的地步，魯迅自然既沒有時間精雕細刻、羅織結構，把生活變為小說戲劇；也沒有更多的許多精力躲躲閃閃而藝術地鑽文禁之網。於是，銳利的社會學思考輔以豐厚的文化積澱與信手拈來的「南腔北調」，使得魯迅不得不抄起——也是熟練地抄起雜感的武器而躍馬挺槍。恰如知己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說的：「急劇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里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21] 　　時代一定要把魯迅打造成為評論家、雜感家，而魯迅的「幽默才能」偏偏又礪煉出了非同凡響的「魯迅風」，或曰正所謂「歷史的必然」？ 　　[1]魯迅：《而已集·讀書雜談》，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460頁。 　　2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66頁。 　　[3]魯迅：《致黎烈文》，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第430頁。 　　[4]魯迅：《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302頁。 　　[5]魯迅：《准風月談·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20-421頁。 　　[6]魯迅：《准風月談·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21-422頁。 　　[7]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子通編《魯迅評說八十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年1月版，416頁。 　　[8]魯迅：《且介亭雜文?附記》，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220頁。 　　[9]魯迅：《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279-280頁。 　　[10]魯迅：《集外集·愛之神·，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7卷，第32頁。 　　[11]魯迅：《熱風·隨感錄四十》，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38頁。 　　[12]魯迅：《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66頁。 　　[13]魯迅：《兩地書·五》，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1卷，第23頁。 　　[14]魯迅：《集外集拾遺·贈鄔其山》，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7卷，第451頁。 　　[15]魯迅：《致章廷謙》，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第51頁。 　　[16]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429頁。 　　[17]魯迅：《致錢玄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1卷363-364頁。 　　18魯迅：《致章廷謙》，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226-227頁。 　　[19]叔本華《風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西方思想寶庫》1302頁。 　　[20]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466-467頁。 　　[21]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子通編《魯迅評說八十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年1月版，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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