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有過安逸，有過窘迫

在香港的時候，我既有過生活安逸富足的時刻，亦有過揭不開鍋餓肚子的窘迫；我在這裡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了解了這個城市一路走來的獅子山精神與如今所承受的政局變幻，這些都深深鐫刻在我的生命里，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

最近一段時間裡，每到深夜即將入睡之前，我習慣性地走到陽台上，看著撲面而來的高樓與光影，有時候點上一根煙。

什麼也毋需思考，不遠處是福田CBD區域，一個個醒目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的logo在每棟高樓的頂部發出詭異的光，深圳第一高樓的平安大廈，在一群摩天大樓里更為摩天，直插雲霄，只見雲霧圍繞在它錐子型的頂端，信號燈的閃爍在雲層里若隱若現。

有的時候，我亦嘗試咀嚼這一幕都市景觀的意義。它也許是我迅速感受一個新城市的脈搏、並嘗試融入和理解這裡的捷徑。

在香港的時候，我居於港島海邊，對岸是青馬大橋，向右望，看得見尖沙咀高聳入雲的ICC（環球貿易廣場）大樓，每晚準點報時。再往右望一些，是中環碼頭與其周邊的各色高樓，即使在很深的午夜，這一片的燈光從未停歇，車輛依然馳騁在港島海岸線邊緣的四號幹線，由西向港島東行駛。空蕩蕩的巴士仍然在運行，有人會在樓下的西環碼頭唱歌，歌聲傳入我十平米的小屋裡。

5月的最後一天，我電召了一輛七人商務車，把我所有在香港積累下來的家當放進后座，正式離開這個城市。剛順利通過深圳灣關口，一路向福田進發的時候，司機好奇地問我，在香港待了多少年？我說，快四年。

那為什麼不待久一點，拿個永居身份證？他問。

工作不好找啊，簽證也就不好續。

為了簽證先隨便找個工作不行嗎？

我笑笑。一路無話。

住「劏房」的歲月

2013年9月，從國內一所大學本科畢業之後，我來到香港大學攻讀一年制研究生項目。來香港讀書更多反而是機緣巧合。

當時的我，本身已選定了一所美國的大學，定金也已交，父母卻告知，家中經濟狀況並不穩定，建議我還是選擇當時已經錄取了我的港大，學校水準和名聲不錯，一年制的項目花費始終會輕鬆一些，也很快能畢業投入社會補貼家庭。

這對當時已在做著美國夢的我，無疑是一個打擊。那天夜裡，正在北京實習的我，在鳥巢門口的石柱上坐了許久，看著來來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看著他們臉上的不同神情，不知所措。最終，我對自己說，好吧。

我們當時一班入讀同一個港大項目的內地生，有一個QQ群，大家互相通氣鼓勵之餘，也會討論一些關於香港生活的注意事項，以及一些時政問題。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當時的一位與我一樣剛剛本科畢業的同學，在群里說了一句話，大意是，接下來將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關鍵時刻，我們很幸運能在這個時間段來到香港，見證大事發生。

我當時並不明白。9月份入學後，我彷彿迅速被一個吸盤吸進了一個廣闊的、複雜精妙的平行空間之中。我不會很輕率地稱這個空間為「自由」，反而是「多元」。我的同學是多元的，項目里大部分都是外籍同學，同時內地生佔了三分之一，本地香港學生反而寥寥無幾；課程是多元的，全英文授課，專業里方方面面的技能都要涉及到，每天生活豐富而忙碌，總像在趕一輛追不上的火車，很多事情來不及去害怕就必須硬著頭上了。

港大所在的西環，我們每天上山下山樂此不疲，最興奮和最忙碌的時候，是通宵到凌晨4點，暈乎乎地走下山回到住處，昏黃的街燈下，維修人員正在修電車路。

畢業後，我開始了自己的新聞生涯，成為了一名財經記者，主要負責地產報道。這也許是迅速融入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氛圍的最好方式——我每日出入不同的企業與發布會，見不同的高管以及公關人員，地產類的新聞采寫又使我迅速了解到這個城市房價水平是如此高不可攀：每個月上升的樓價指數，供不應求的市場，越來越奇葩的單位面積和設計……但還是有那麼多的人等著「上車（第一次買房）」。而另一方面，還有無數人等著公共房屋的分配，有些人被迫住在簡陋狹窄的「劏房」里，截至今年3月底，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4.6年。

我亦採訪過一些年輕人，一成年便馬上去申請公屋，畢竟既然要等那麼久，當然越早申請越好。

我自己也是「劏房」的住戶。所謂劏房，就是隔斷的相對獨立的空間。在西環碼頭附近，我住在一個單位隔斷成的三個房間之中的一個，面積大概是十平米，其中有一個一平米的洗手間。沒有廚房，便自己搭了一個小架子，平時通過電磁爐做些簡單的吃食。沒有陽台和洗衣機，衣服或者手洗，或者交給外面洗衣店。隔斷的空間里，當然隔音也並不理想，三間房鄰里之間彼此默契，保持各自的沉默。

這大概算是一個豪華劏房，至少能夠看到海和對岸的九龍。

我旁邊房間住著一對香港年輕夫婦，我們並不熟識，偶爾打照面的時候，會禮節性地聊起來，於是便了解到，原來他們也是早早申請了公屋，自知「上樓（指申請到公屋）」無期，只能暫時蝸居於劏房。丈夫做過保安，也做過餐廳經理，每日從西環去對岸的九龍灣上班，凌晨5點多就要出門。

我在這個空間里居住了近三年的時光，直至在香港的最後一刻。我所在的區域西環，是香港大學所在地，又靠近中環上環金融區，因此每一年都有許多非本地學生來港，街上亦充斥著不同的語言，本地人、長居於西環這箇舊區的老人、內地學生、外籍人士、菲佣群體都聚集在這裡，房屋租賃市場始終熱鬧而供不應求，租金不停上升，吸引各類地產投資。再加上地鐵通車，交通更為便捷，西環的「士紳化」一直在快速推進，直至我離開時，都是區內以及香港各界關注社區保育和發展的人士，熱議的話題。

這也是香港令人感嘆的側面之一——人們關注並熱愛自己的社區，對於它的發展與成長，以及在其中所見到的種種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甚至抗議。一個綠植豐富的公園要被政府清拆改建為豪宅，會有周邊居民、不同團體、學者、議員等等，共同檢視政府的數據和方案，條分縷析地列出反對的理由，並定期舉行集會和活動，呼籲更多人關注事件，因為一個公園、一個社區並不是孤立的。

而放大到整個城市，亦正是這種對於自己所在地的熱誠，使得問題不至於被草草遺忘，而是得到充分討論和檢討，同時思考城市規劃和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弊端，至少在民間層面是如此。一個老字號平民小店結業，會成為大新聞，人們紛紛光顧它的最後時光，老顧客和周邊居民又會商議保住小店的方式，學者、評論人、團體等，會在此基礎上，思考城市和社區發展中的資源配置錯位問題。正是這種不厭其煩的討論，令人們在城市建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自省，其中不乏政治的因素，例如政府的不作為、政局的風雲變幻……但正是如此，人們愈發關注起自己生存的環境與言論的空間，力求保持原本的舒適和自由，不至於被時局甩在身後，麻木不仁。

割裂的年輕人

做過一段時間財經記者，我又轉至從事文化、社區題材方面報道，因此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創意產業工作者，當中許多是年輕人。創意產業在香港面臨著高昂的租金、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問題，因此許多工作室、團體都只能選址在舊工廠大廈，工業區里，常常是文化藝術工作者與物流運輸人員彼此交雜。

這些年輕人之中有著多元的背景，有些是國外留學回來創業，有些是本地修讀藝術文化類課程畢業；有些是全職工作，有些是自由職業。他們亦與我之前遇到的在中環等金融區勤勤懇懇的白領上班族不同，更為關注香港時局發展，積极參与不同的政治活動，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對於城市中各類問題的見解，並在作品中融入許多自己對於目前香港的觀察和期望。

譬如曾經遇到過一個吉他設計師，之所以堅持設計原創吉他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希望能夠創立一個代表香港的吉他品牌，「想為香港做一些事情」，一個看似也許老生常談的理由，卻是他真心所想。而又遇到一位插畫師，以香港半世紀以來的標誌性政治事件為主題作畫，敘述這個城市曾經發生過的故事。

而我的香港同事們，也有許多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對這座城市有著由衷的熱愛，關注著城市裡大大小小的問題。

他們之中，大部分仍與父母同住，亦有許多是公屋居民，譬如我一個在上水某個公屋區域居住的同事，每晚近乎凌晨下班之後，還要轉好幾趟地鐵才能回到家，而父母早已留好了飯菜。

我不認為他們都清晰規劃好了自己的未來，或是說看得到未來。在香港，貧富懸殊已是不爭的事實，人們既可以看到出入中環尖沙咀各高檔餐廳的金融精英，亦可以在旺角、深水埗的舊唐樓里看到無數蝸居於「籠屋」里的低收入者。美國物業顧問機構Demographia的最新調查顯示，對於一個普通香港家庭來說，要不吃不喝十八年，才能買到一個單位。這已是香港連續第七年名列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榜的首位。

我身邊的年輕人亦是割裂的，有人省吃儉用為了存錢買房，有人並不認為買房是人生的唯一目標，因此寧願用手裡的余錢去旅行。他們對於這個城市的態度亦是割裂的，有的不聞不問或是只求穩定，更關注於吃喝玩樂；有的在社交網路上轉發各類新聞，為城市中的不公與無奈奔走呼號。

回家的理由

研究生畢業的時候，我們一群內地同學，大概有一半的人，因為家庭、工作發展、環境偏好等等，選擇離開香港回到內地發展。接下來的幾年中，也陸續有留港的同學離開。每每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們都會聚在一起，吃飯告別，同時默默數著，堅守在這裡的，還有幾個人。

離開的人，往往是因為多種多樣的原因。或是內地看到更好的發展機會，或是因為家庭的關係，但對香港都是相同的不舍。

大家同樣坐在電車上遊歷過港島，同樣因這裡國際化的人群而開闊了眼界，同樣在各類高水準的文藝活動中流連忘返，同樣在周末的好時光里爬過山、逛過海島……

而我身邊的上海人，如今細細想來，反而許多亦是選擇了迴流。譬如同一個研究生項目里的一個上海人同學，曾在當地一家媒體中工作5年，後來香港讀書，畢業後留在了一家國際時尚品牌百貨公司，去年5月決定回上海。她離開之前，我們在灣仔的一家餐廳里告別，聽她說起要陪伴家人，亦聽她說起，就從事的電商行業來看，目前在香港的發展前景並不比在上海更好。

而另外一個上海朋友，高考完以優異的成績來到了港大讀本科，畢業留港從事金融工作，取得了永久居民身份，亦買了房，後來又回上海創業開公司。還有一些我所知道的上海人，亦是在香港從事媒體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回到上海，也有不俗的發展。

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廣東人，即使語言問題上也許並不存在太大的障礙，但對於從事新聞工作特別是文化報道，我自覺缺乏很好的文化沉澱和城市基礎。一個城市的文化動態，與這個城市的歷史、政治、性格的變遷息息相關，而對於一個異鄉人來說，無論我如何努力地去通過書本、交流去沉浸於這個城市的底蘊之中，我仍是無法真正地如本地人般認識這個城市的，因為鑄就她今天模樣的曾發生過的許許多多，我並沒有經歷過。

而當我的認識不深，又談何去理解這些文化的來源，以及這城市裡不同人的思考？也許是我膽怯，也許是我不夠有繼續摸索的勇氣。

當然，還有著一些生活上的原因，譬如狹窄的居住空間，譬如高昂的租金，譬如愛情……而離開亦是如同當初來的時候相似，源於一份工作的機緣巧合，因此決定搬到一河之隔的深圳，加入一個文創公司，投入如今蓬勃發展的內地文化產業的洪流。

離開前的最後幾天，我將自己小小的劏房轉租出去。一個前來看房的內地女生問我，你在這個房間里住了三年，有沒有覺得在這裡自己職業發展也變好了？我不知如何作答。就我所從事工作來說，它暫時並沒有變好的跡象；但又是在這個看海的房間里，我決定堅持自己的興趣，做熱愛的報道，這也是一種福祉。

在香港的時候，我既有過生活安逸富足的時刻，亦有過揭不開鍋餓肚子的窘迫；我曾在計程車上因與內地同事說普通話被計程車司機歧視過，但更多的是與本地同事朋友們暢談時事、共同討論周末的好去處。我在這裡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了解了這個城市一路走來的獅子山精神與如今所承受的政局變幻，這些都深深鐫刻在我的生命里，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