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詩文 天下情懷

　　▲凌龍華

　　崑山玉峰亭林園，顧炎武紀念館所在。亭林為顧炎武之號，頭像上方匾額題「心同山河」四字。

　　其貌不揚，其性峻厲。一代大儒顧炎武，生不逢時，卻以天下為己任，奔走國事，治學經世，在風雨飄搖的歷史舞台上，堂堂正正做一個有氣節的人，義無反顧做一番「有根柢」的學問與「天下為公」的大業。為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學問家、愛國詩人，世人敬稱「亭林先生」，後世譽之為「清學開山之祖」。

　　文以載道，詩言志。翻閱《亭林詩文集》，且看顧炎武的家國天下情懷。

　　愛國是操守，救國系信念

　　顧炎武（1613～1682），出生於江蘇崑山千燈鎮，祖上為名門望族，祖父教誨甚篤。過繼為嗣，嗣母家教又極嚴，自小教以發奮圖強、精忠報國。加之東林黨人影響，少年顧炎武便攻詩書，謀道義。

　　好古敏求，「斂華就實」。也許是科場挫敗，也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不及「而立」，顧炎武便拋卻功名科舉，投身反清復明義舉。於是，如杜甫，如文天祥，顧炎武的命運與時世、國難維繫在一起，他的詩也就成了「詩史」，而「炎武」之名也因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而改起。

　　可以說，是明亡的喪鐘警醒了詩人。現存顧炎武的詩，就從明亡那一刻開始，這也標誌著顧炎武的詩具有極強的忠臣情結與愛國色彩。歷史的問題當歷史地判斷，忠與愛屬信仰，信仰難能可貴。

　　以時間順序羅列，顧炎武在明亡前期的「詩抗爭」有：

　　「輿圖猶在眼，涕淚憶沾裳」。此為感事詩，作於崇禎末年、順治元年（1644），此時改朝換代，「天崩地坼」，黃河以北大片國土很快淪落於清兵之手。對此，顧炎武慷慨棄文從武，以「祖生（祖逖）多意氣，擊楫正中流」，宣告決心。

　　「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此詩作於順治二年（1645），是年清軍佔領南京，顧炎武寄以希望的南明弘光政權覆滅，而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江南地域，紛紛舉義旗，發檄文。顧炎武則在家鄉崑山摩拳擦掌，積極呼應。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痛哭深」。雖不能直接上戰場，然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

　　無奈時勢不利，家鄉被攻陷，嗣母以義殉國，留下諄諄遺訓「汝無為異國臣子」。旋策反事敗，兼之禍起蕭牆，家事、國事，一片狼狽。「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但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中，顧炎武以精衛填海精神自勉，寫下了令人肅然起敬的言志詩《精衛》，此詩膾炙人口，全錄於茲：「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此詩作於順治四年（1647），此時清軍已長驅直入，南明小朝廷危在旦夕。但詩人不甘心，誓死表示「身沉心不改」，同時痛心疾首，直言斥諷苟且偷生的降將貳臣，如「鵲來燕去」只顧經

　　營各自的安樂窩。

　　待到清順治六年（1649），詩人仍不改初衷，以浪漫情懷與志同道合的前朝遺老，詩酒酬唱，於是就有了「桑田滄海幾面更，只今尚有遺民老」的喟嘆。

　　到順治七年（1650），年近「不惑」的顧炎武依然在家鄉南方參與抗清鬥爭，同時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北方大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首《剪髮》詩，道盡曲折原委。「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這幾句的今譯為：我滿懷浩然正氣嚮往中原，立下堅定的誓言向江邊走去。功名成就當有機緣，要像西漢鄧禹追隨漢武帝劉秀那樣馳騁疆場）。由此可見，抗清復明是顧炎武自視的救國擔當，拳拳之心，幾人能及。

　　「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詩人早年意氣風發，壯志凌雲，渴望一展恢弘抱負，但時勢不由人。「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國破了，家難歸了，但人還在氣節不改。這句追痛詩，道出了顧炎武一輩故國遺民的心聲，也是顧炎武一生愛國、救國的總結與寫照。「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首痛徹心肺的悼亡詩，是暮年寫給髮妻（嗣母王氏之侄女），請亡妻代為告慰，不辱教誨。錚錚鐵骨，殷殷囑託，感天動地。

　　就藝術性而論，顧炎武的詩既有杜甫「詩史」特質，他描寫北國風光、中原山川的詩，兼具李白「古風」氣象。如《勞山歌》：「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巍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出日月，上接元氣包鴻蒙」。清代詩評大家沈德潛贊曰：「詞必己出，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文如其人，中肯！

　　學問是根柢，經世乃目的

　　顧炎武的一生，可謂行舟中漂泊、馬背上輾轉。為救國，壯年北上，跋山涉水，足跡遍及魯、冀、遼、晉、陝、豫六省。這中間，他廣交愛國志士，也深究治國學問。

　　「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顧炎武以「采銅于山」的精神，積三十餘年，編成《日知錄》，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空談，而把滿腔熱情傾注在「經世致用」與「經技政理」上。內容涉及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等，知識與見識非同一般。清代學者潘耒在《日知錄序》中稱：「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顧炎武自序僅幾十字，所點明的用心與用力處，

　　值得後人治學鑒用：「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何為做學問，何為孜孜以求，顧氏《日知錄》給出的啟示良多。《清史稿·顧炎武傳》云：「清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學者稱為亭林先生」。

　　廣為傳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出自《日知錄》「正始」篇，有意思的是，顧炎武把「亡國」與「亡天下」加以特別區分，超越地域、時代局限，從倫理層面闡述「天下興亡」道理，振聾發聵。境界之高，常人難以企及。試看如下一段原文：「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這兩段文字的大意是要告誡人們，文化的失落，道義的淪喪，才是真正的滅亡。「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只要漢文化不滅，儒家文化不亡，天下」還是我們大家的。「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上述「興亡論」，從另一側面說明了顧炎武為何窮其一生傲然以文化作武器抗擊外侵的原因，也從根本上揭示了「匹夫有責」的要義。

　　「文史生涯拙，關河歲月勞」，縱觀顧氏一生行蹤，我們不能不對詩人的理想與情操致敬，特別要對他的踐行與修行致敬。「行己有恥」「博學於文」，這是怎樣的鴻儒風範；而「經世致用」「利國富民」，又是何等的士大夫作為！除《日知錄》，顧氏尚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致力務實的著作。關注「郡縣治」，辯證看待「公天下」與「私天下」「獨治」與「眾治」，期盼「厚民生，強國勢」。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呼籲「君子之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凡此言論，絕非迂儒能及，於今仍有一定意義。

　　此外，顧氏於音韻學極有造詣，著《音學五書》等，「小學」「大學」，融會貫通。其學識堪稱那個時代的「百科全書」。

　　友情是依託，天下可寄託

　　遊學與救國並進，治學與經世合一。顧炎武是那個時代罕有的「看天下」人物。強大的支撐與支持，是信仰，是友情，是精神家園。

　　「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棱」，無論是青年時期的科舉「斷舍」，還是晚年毅然決然的皇恩「峻拒」。顧炎武表現出來的都是中國知識分子「不折腰」的風骨與「天下為己任」的擔當。

　　顧炎武相貌古怪，行為獨特，性格峻厲。據稱目有疾、面有染天花落下的麻點，

　　少年入復社、四十歲成立驚隱詩社。這兩個社，都是反清復明的思想陣營。時人諷其與同邑好友歸庄為「庄奇顧怪」。史載，康熙十七年（1678），為撫慰明朝遺老、籠絡江南文人，朝廷開博學鴻儒科，顧炎武以死相拒，表示「耿耿此心，始終不變」。得脫免，即作詩《春雨》誌喜，「窮經待後王，到死終黽勉」。又邀修明史，不為所動，發誓：「果有此舉，不為介之推逃，則為屈原之死矣」。

　　八方奔走，四海為家，為大計，顧炎武廣交朋友，也珍視友情。在山西太原，他拜見了同樣具有民族氣節和淵博學識的傅山。顧時年五十，傅長顧七歲，顧炎武便以「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相贈，讚譽與勸勉之情，溢於言表。顧還作詩自勉：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友人李子德系「關中」人，結交甚厚，每次都「相看仍慰藉，均不負平生」。特別讓人感動的是康熙十五年（1676）在都城薊門的那場送別，顧炎武贈詩，開首便是：「與子窮年長作客，子非朱顏我白頭。……君才如海不可量，奇正縱橫勢莫當」。何其感慨，何等慷慨！詩後半部分，噴涌發問，悲憤難抑：「奇材劍客今豈絕？奈此舉目都茫茫！薊門朝士多狐鼠，舊日鬚眉化兒女」。

　　鄉音，家書，對遊子而言，不啻「抵萬金」。接到來自家鄉吳江的天文學家王錫闡書信，客居山西「汾水」邊的顧炎武情不能自已，即回贈詩一首，友情、鄉情、故國之情，憑藉洶湧詩情一齊迸發：「遊子一去家，十年愁不見。愁如汾水東，不到吳江岸」。聞家鄉義士吳炎、潘聖章遭文字獄屈死，扼腕切齒，以詩遙祭：「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左馬」指左丘明、司馬遷）。聞同窗好友歸庄去世，詩人長歌當哭，深情追憶：「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厲」「生耽一壺酒，沒無半間屋」。

　　真英雄多具真性情。顧炎武有時為人誤解以致詆毀，也多緣此，但無傷大雅。維新派領袖人物梁啟超這樣評價顧炎武：「能歷久而常新者，不徒在其學問之淵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

　　「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為了成大事業、保大節操，一代宗師顧炎武是懂得隱忍的，原則性下的靈活性，最大限度地擴大「統一戰線」：如對改仕新朝的友人，顧炎武在志不苟同的大前提下酌情包容，「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德州過程工部》，程在清朝繼續當他的工部員外郎）。如對他三個「學而優則仕」的外甥（三人均身居清廷高位），顧炎武自己可以宣稱「七十老翁何所求」，但通過感召、影響有話語權的外甥來影響、感化當朝者的執政，何嘗不是「明道、救世」？這是為文化的「天下」計，是曲折地盡「匹夫」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