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想問特首你，在你競選時做出的承諾當中，有哪幾樣是未曾做到的，你又為何做不到呢？」滿頭白髮的立法會議員黃宜弘盯著曾蔭權問。

　　「2007年我們所做的承諾一共有173項，其中169項已經完成、在進行中或已經啟動，但的的確確是有4項未能完成的。」香港特首一五一十地回答道。

　　這是曾蔭權任內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的場景，此時，距他卸任之期僅餘16天零8個小時。在過去的7年里，站到官員議席上接受議員的質詢，幾乎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與之構成某種隱喻的則是立法會大樓議事大廳的結構：特區區徽下方是立法會主席座，正面和左手邊是議員席位，右手邊是官員席位。兩側正上方高高在上的位置則是公眾旁聽席，只要出示身份證件，香港市民就可以進入旁聽。

　　一篇介紹立法會的文章曾這樣寫道：「高高在上的旁聽席，使市民在上，議員和官員在下，沒有任何秘密，一切盡在眼中。也許這就是議事大廳的設計者有意或無意地傳達的政治理念——所有政治家都必須時刻牢記，雖然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權力，但真正掌握權力的卻是『他們頭頂』上的人民。」

　　立法會在香港被視為民意的代表，擁有制定法律、對政府工作進行質詢，甚至彈劾行政長官的職權。在這個700萬人的城市裡，民主這個詞，已經潛移默化地變成了港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這種生活方式出現在官塘區重建項目的居民大會上。政府官員、開發商要坐在居民對面，回應與如何重建、如何賠償、如何規劃有關的每一個細節問題。在長達兩年的諮詢時間裡，這樣的居民大會要舉辦60場。香港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曾明確表示，重建項目的速度絕非首要考慮因素，絕對不可「剝奪居民表達意見和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

　　這種生活方式出現在2009年立法會政府賬務委員會聆訊鄧爾邦的答問會現場。面對律師出身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議員們毫不客氣，連珠炮似的質問其28人晚宴如何花掉1.52萬元，質問其赴京為何住3000元一天的套房，質問其在室內空氣質量極佳的情況下為何用7.8萬元買空氣凈化機。在這場面向全港現場直播的答問會上，鄧爾邦幾次發言均被議員們打斷。

　　這種生活方式還出現在香港特區政府艱難的申亞之路上。2011年1月14日，「14票支持，40票反對」，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毫不留情地否決了特區政府申辦2023年亞運會的撥款申請。而特區政府申亞專責小組亦接受這一結果，並表示，「社會各界已有充分討論，香港是多元化社會，政府方面完全知道社會對申辦亞運有不同的意見，特別是關注到需投放60億元，會否影響其他民生開支。」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在香港生活近30年，他曾說香港喚起了他和太太黃美芸的「個人權利意識」。而黃美芸則這樣評價這座城市的民主生活：「香港人可以出聲，政府也會聽。」

　　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曾蔭權稱香港人對於公共服務的要求是「以完美為標準的」，並開玩笑說，「我們每天都可能要被拉進法庭」。

　　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港的民主發展在制度層面亦穩步推進。

　　1998年5月24日是香港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日子。這一天，許多香港市民冒雨走向各個投票站，參加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在那一屆立法會的60人組成名單中，有三分之一的議員來自直接選舉，現在這一比例已經變成二分之一。

　　而每到區議會選舉，香港街頭便熱鬧非凡：手持「咪」（麥克風）的候選人要一遍遍地向街坊們宣講他們並不宏大的「藍圖」：或許只是保護當地的一棵古樹，或許只是遊說政府部門多在此處增設某路巴士。如果敗選，他們也會拿著「咪」沖著樓群喊話，去感謝每一位投過票的街坊。而這番新鮮圖景，還包括那些印有候選人頭像和「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為您發聲」這類競選口號的大幅海報，以及作為助選員穿行在樓群間負責「洗樓」的年輕人。

　　香港回歸15年，曾蔭權對未來充滿期待。他說：「今年舉行的特首選舉上，我們選舉委員會已經更民主，擴大到1200人。下一屆選舉在2017年，我們將有全民普選的特首，可能最快2020年立法會也要進行全民普選。」

　　在這座城市，有許多普通的香港人，他們並沒有顯赫的身份，卻有著和曾蔭權相同的期待。

　　他們是手捧報紙看時政新聞喝早茶的老人，是打開有線電視財經資訊台觀看立法會現場直播的上班族，是亮出身份證走上立法會旁聽席的熱心市民，也是在立法會大樓的模擬課堂里扮演議員的小學生。

　　一個做了30年義工的香港人說：「梁先生也好，唐先生也好，其實誰上都一樣。香港人監督政府的決心不會變。追求民主法治的路，香港人會一路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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