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痛越堅韌，越夢越清醒——《廉潔拐點》書評

2017-04-23 | 發布： 左岸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卡爾·馬克思

【定義廉潔】

「蓋曖昧不明與一成不變之局，原為一事而不可分」。要明確廉潔的含義，就得看清腐敗是什麼。而腐敗的，並不是只有貪官。儘管各時代各地區對腐敗的定義都有著差別，但是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在公共領域過度追逐私人利益」，以及「行使公共權力時將少數人的私利放在公共利益之上」。從中能夠解讀出，腐敗的特徵不只是貪婪，還有懶惰。而如果結合現實體驗深入思考的話，就會深信：二者是共生關係。

實際上，腐敗的危害絕不僅僅是公共財產的流失。與經濟性腐敗相比，政治性腐敗性質更惡劣，後果更致命。一個「不擔責任是成熟穩重，會踢皮球是聰明智慧，得過且過是辦事得體」的官場，能夠污染一切的新鮮血液與創新制度，消解整個官員對國家的信心。讓公職人員忙於打造完美形象，讓領導高興；對治國理政卻推拖糊弄，相互隱諱，莫敢上聞。他們表面上「政治正確、執行堅決」，暗地裡挖溝渠，讓領導政策按照他們的意圖流動……因此，腐敗是社會的「問題域」，也是發展「負資產」，從破壞競爭到荼毒文化，從戕害公平到拉低道德，並且蛀蝕了民眾信心、民間信仰和社會信任的根基。「政治違章建築」就像「城市牛皮癬」一樣，不但嚴重影響執政觀感，而且弱化了黨員群眾的歸屬感好獲得感。

然而，反腐是一場現代化的專業性工作，面對政治生態的治理，我們不能報以「泛道德化」的非理性態度，而是必須以科學地、歷史地、現實地方法來有策略地進行。正如一個生病的人需要先「猛葯去苛治頑疾」、而制定契合自身的「康復計劃」，最後再治療「亞健康」。從腐敗走向廉潔，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是任重道遠、攻堅持久、循序漸進，步履鏗鏘的。

廉政牽引著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公平交易、司法改革、生態革命，帶來國家治理體系變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應，既要糾正「劣幣驅逐良幣」的官場逆淘汰現象 ，也要凈化「很多人不是反對腐敗，而是反對自己沒有腐敗機會」的社會不良風氣。社會政策落點和綜合發展效果與每個人密切相關，因此，反腐需要上下齊力： 一方面，治理變革、整肅貪腐，對政治體制的結構性改革，進行有序政改；另一方面，告別民粹，運用網路等創新的手段激發群眾觀眾，促進人民參政議政，實現有效民主。

【有序政改】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反腐是政治的微縮景觀，廉政反腐考驗著執政黨的智慧。蘇共在黨和人民關係問題上無所作為、反向作為，使自己從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鋒隊，蛻變只為少數人活著的資產階級市儈集團，直接決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運。因此，「黨要管黨，才能管好黨；從嚴治黨，才能治好黨」。

整肅貪腐，目的是形成廉潔的政治與社會風氣，需要一抓主體，促進公眾人物和公職人員的公德（相善其群）和私德（獨善其身）提升；二抓載體，改進官方形象和公務行為，勤政節儉；三抓媒體，促進媒體信息傳播「再平衡」，「治奢」、少「燒錢」。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要不斷強化法紀觀念。「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歸，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無視法紀是官員責任意識缺失的結果，也是貪污腐敗的前奏。而成文規則是組織經驗教訓的儲藏所。 健全黨內法規是要用紀律管全黨，監察體制改革則是用法律管全體。法治不是抽象的，它包括契約精神、規則意識和底線思維，可以通過官員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以及文風、話風，都可以看出他的法治性、法治思維、法治理念到底是什麼樣的水平。

此外，還需要堅決抵制反對同各種錯誤思潮，比如所謂的「反腐傷經濟」的謬論。實際上，治病講究「三分治，七分養」，一個大國經濟發展，絕不可能把經濟增長寄托在奢侈品消費、公款消費和行賄支出的「拉動」上，把官員勤廉有為寄托在「腐敗獲益」和「非正常收益」上。「官民公奢」猶如飲鴆止渴，不但會令貪腐成本沖銷發展效益，更會成為經濟轉型升級、政府簡放政權的攔路虎。

既要效率，又要紀律；既要幹事，又要乾淨，這是為官做事的「本錢」。官場作風問題和風氣問題，不但會導向腐敗，還必然導致精神垮塌。 作風是變數，是黨建的永恆主題，不但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必要時還須下猛葯，以「清存量，阻增量，控變數」，案例細節原汁原味，違紀人員點名道姓；強化了違紀人員的恥感、痛感和孤立感。

對於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公職人員來說，必須適應「監督無處不在，問責無時不有，舉證無人不可」的網路化生存環境，必須在辦公室內外、八小時內外全天候保持地人民監督和黨紀國法的敬畏感，必須適應「既管本人又管家人」、「既管才德又管財產」的全方位監督壓力。

【有效民主】

如上所述，廉潔事關人民的方方面面，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經濟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公平、生態良好）息息相連，而在這其中，社會公平和政治民主與廉潔的關係最緊密。

在社會公平方面，「富人太富，窮人太窮」的社會不可能清廉。因為人們會不擇手段地「向錢看，向上爬」。所以貧富越懸殊，腐敗越難治。只有把教育、醫療、住房的民生難點用公共財政、公共經濟、公共服務來「兜底」，才能確保「中國夢」不是少數人的特權。「少數人的成功」和「壟斷者的繁榮」，如同給腐敗高發期戴上的鍍金飾品；「多數人的幸福」與「改革者的成功」，才是向著共享、普惠的社會目標一步一步奮進。

因此，必須把維護民眾的「錢包權」作為施政重點，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資源在市場中配置，資金在網路上監管」 。一是管好國家財政即「公家錢包」，重視知情權、監督權和信息公開；二是理好社會財富即「私家錢包」，強調民生權、財產權和分配正義。兩個「錢包」消長用度，體現了公共政策偏好和社會分配導向。

在政治民主方面，腐敗是不民主的內衛，更是不公開的嫡親。因而，國家穩定離不開民主。但是，民主不在於如何標榜，而在如何實現。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實現民主的關鍵，是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即在一個不相熟悉的共同體下，能夠承認對方人格、追求互相平等、訴諸理性交流、少數服從多數、支持他人權利。這需要我們遠離「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不做皇帝，就做順民」的極端情緒，遠離「道德潔癖、利益近視、文化散光、散漫被動」的社會戾氣。

此外，信任不能替代監督，民眾實施問責，擔起人民主體地位的責任，除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提升。還離不開對當下時代資源的有效利用，一個社會資源，即支持和舉辦體現共同價值觀的社會活動，訓練自己在團隊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離的合作」的能力 ，從而培養公共觀念、紀律習慣、組織生活和法治精神，繼而最終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另一個是技術資源，用互聯網和大數據這樣幾乎是零成本、無時差的集體凝視、集體苛評與集體合圍觀中，讓公權主體不誠不信、不廉不潔的成本呈幾何級增長。

當然，同在屋檐下共事難免磕磕絆絆，陌生人間的交流融通總會糾紛不斷；互聯網也未必是「互信網」，大數據更未必是「真數據」。外界資源運用中產生的問題值得警惕，以避免產生與初衷相違背的嚴重後果。但是，相比之下，必須時刻牢記的是：國家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國國民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治理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存在，只可能是實踐出來的，絕不可能是思辯而成的。

【新路在望】

萬事從來貴有恆，無須揚鞭自奮蹄。拐點不是「車已到站」，而是「新路在望」，在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的廉潔拐點下，「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而若要問責制度紮根和繁茂，實現政治生態的穩定性、開放度、透明度和成熟度，須從「注意傳統文化「與」順應時代潮流」兩個角度出發。對過去我們看得越清晰，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多。中國傳統對清官的七大特徵（正氣、勤政、諫諍、執法、愛才、律己和家教），對當今的我們依然有著不可估量的啟示意義 。而對當下我們看得越透徹，未來發展的確定性就越高。廉政建設與反腐敗鬥爭已不再是獨善其身，而是雙向開放。即「黨內-黨外」監督互動機制（黨內治理開放化），健全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等黨外監督體系；與「國內-國外」協同聯動機制（國內治理開放化），積极參与全球治理，深化反腐敗國際合作。

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激濁揚清、扶正祛邪。持守擔當，自我革命；越痛越堅韌，越夢越清醒。

腐敗就是穿過時光峽谷時最兇險的灘涂與巨浪。《廉潔拐點》提供了一份來自美國歷史的成功經驗：老羅斯福總統從制度上解決了美國當時嚴重的腐敗文體，將國家帶入了正軌，成為當之無愧的領袖，因為他實現了共和黨與民主黨的趨同性治理共識、聯邦和各州的協同性行動共識、資本家和政治家的政治共識，在反腐與廉潔建設中凝聚了社會上下的共識。

在瑞典，廉潔拐點意味著高福利、發達經濟的社會模式，它號稱「不讓一個人掉隊 」，用廉潔治理來造福人民。新加坡的廉潔拐點則與嚴刑峻法有關，「以廉立黨，以法治國」，從領導人以身作則到法律與各項制度設置，都嚴格遵循廉潔原則，這正是新加坡變成現代化國家的秘訣之一。當然，《廉潔拐點》提供給讀者的不只是上述成功案例，蘇聯的失敗教訓也讓人意識到，在國家轉折期對腐敗問題的不作為，對大國發展之路的傷害是致命的。

在梳理了作為大國標配的廉潔拐點案例後，作者思考的重心當然還在中國當下。新常態的時期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十八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設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廉潔拐點》提出這其中有一套科學的頂層治理，這是「從生產力革命向新治理革命」的轉變。

這其中有一套很有針對性的「組合拳」。從「老虎蒼蠅一起打」到官場反腐風暴，從八項規定出台到反腐的制度建設，從修復政治生態到乾淨的政商關係的恢復，再從精準反腐到海外「獵狐行動」，種種跡象都意味著國家在經歷一場政治生態的重大轉變，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與此同時，這樣的時期也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矛盾多發期，能夠妥善解決後這些問題，正是中國轉向現代化治理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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