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的思考與選擇

作者：郭根山 文章來源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9月第11卷第5期一、中國革命的勝利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開闢了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嶄新起點(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闢了一條成功的救國之路回首鴉片戰爭以來163年的中國歷史，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為界，前80年雖有數次求富的嘗試，但幾經坎坷都化為鏡花水月，富強的目標到終了還是求之不得;後83年，不僅贏得並保障了民族獨立，而且國家總體上已步人小康社會。前後兩個階段何以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對此，國際上有資深學者認為，中國民族資本「無力建立大規模企業」，民族資產階級「過於軟弱和不團結，不能領導中國走向工業化」，「儘管許多進步官員懷有善良的意願和機靈地順應著近代管理技術的需要，但是中國在清末沒有建成一個堅強的工業基礎」。這一分析固然正確，但卻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從洋務運動的「自強求富」到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無一不是僅僅關注如何富強的問題，而對實現現代化、達到富強的前提條件—民族獨立，卻沒有予以充分的關注。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和教訓，開闢了一條先謀求民族獨立、創造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再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的救國之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為中國社會現代化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中國革命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了前提條件通過對一個半世紀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考察，我們大致可以理出以下線索:中國為達現代化的目標曾走過一條改良~改革~革命的道路。從改良到改革再到革命的這種步步演進，既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的逐步激化，同時也表明革命是中國造就現代化前提條件的最後的選擇。「1949年10月1日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日子。如果說革命涉及的是讓一個新社會出現、對一種政治制度給以強有力的摧毀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人在10月1日所慶祝的革命，其意義不亞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毀的範圍不小於那兩場革命，在為社會發展的空前新進程而開闢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亞於那兩場革命;其世界範圍的影響也不小於那兩場革命。」〔3〕中國革命的勝利開闢了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嶄新起點，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了前提條件。首先，中國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贏得了民族獨立，取得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政治前提。殖民者不能為殖民地提供現代化的前提條件，這已是現代化問題專家的共識。究竟哪些真正是工業化的先決條件?這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有充分的證據說明，「殖民地一般提供不了適宜的環境，對這些國家來說，首先必須推翻外國的統治，然後才能使工業化擺脫殖民統治而前進。」【4】布萊克(cyrilE.Black)教授在其名著《現代化的動力》一書中也指出:「現代化一旦超越其初期發展階段便會陷人複雜的、代價高昂的，並且一般是劇烈的社會變遷，而這些變遷只有土生土長的領導者才能完成。」並且，「保護國(tutelarysocieties)希望把現代化所能帶來的好處僅僅局限在一定程度和一些特別領域之內，能夠滿足他們需要就足夠了，他們不願看到一個全面的現代化，因為它將會最終導致被統治者的獨立，統治者將會喪失殖民統治體制下的既得利益』，。可見，剷除殖民統治，贏得民族獨立，是被壓迫民族走向現代社會的先決條件。中國革命的勝利完成了民族獨立的大業，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使現代化建設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政權保障。其次，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清除了封建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為現代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革命的終極原因在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它與舊的生產關係的矛盾，革命的目的在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無論是英國革命、法國革命，還是美國獨立戰爭和美國內戰，都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所引起的。「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e]這是毛澤東考察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之後得出的結論。中國革命清除了封建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後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國家政權，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大陸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成為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圈這雖然還不是生產力的直接發展，還不是現代化的實現，但是，它卻為生產力的發展、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最終實現創造了先決條件。有了這個先決條件，「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制定了一個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發展戰略僅僅靠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並不能真正解決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問題，因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確立只是具備了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政治條件和可能性，要真正使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得以實現並加以保障，就必須建立獨立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我們黨最根本的任務就是選擇和制定一個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發展戰略，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一)戰略性趕超是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追趕現代化先進國家實現後來者居上的捷徑自進人文明時代以來，人類社會歷史就呈現出一幅你追我趕、後來者居上的壯觀場面，特別是自人類歷史進人現代化的進程之後，經濟文化落後的各國通過戰略性的趕超實現了後來者居上、成為現代化國家，更是不乏其例:六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人均GDP及其位次的變化(按—上的為第一名及國別變化;一上的為第二名及國別變化;—上的為第三名及國別變化。資料來源:據A·麥迪遜《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一5頁表格編製。自現代化浪潮興起之後的500年歷史，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來的現代化歷史中，實現後來者居上的主要原因在於自覺的行為，也就是說，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原因儘管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各國都強化政府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實際上，除英國等少數率先進人現代化的國家外，所有後來卷人現代化浪潮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選擇並實施了趕超戰略。「歷史地看，英國產業革命以來各國工業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後起工業化國家努力趕超先進工業化國家的過程。」德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趕超的典範。自19世紀70年代德國開始工業化以來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呈現出一幅政府主導的戰略趕超型的現代化歷史畫卷，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作用的幅度和強度也越來越大。德國開始了一條不同於先前國家實行的那种放任型的現代化道路，而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在1870年以後的30年中，德國逐步強化政府在工業化中的職能，統一了幣制、經濟法規和鐵路管理，加強貿易保護，注重教育科技的發展，積極學習英、美、法等國家先進的工業化經驗。同時，為了增強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實力，也為了軍事、國防的特殊需要，德國政府制定並確保以軍工為主的重工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更為政府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做了有力的診釋，為迅速啟動經濟增長，它們大都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推行了一套趕超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戰略。列寧是社會主義趕超型現代化思想的奠基人。進人20世紀之後，列寧提出了「用革命的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趕上別國的人民」的論斷。他認為「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嚴酷地尖銳地提出問題:要麼是滅亡，要麼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且超過先進國家。」在斯大林時代，政府在經濟建設過程中起著的決定性作用，蘇聯集全國之力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借鑒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經驗，選擇了趕超型社會發展戰略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經驗值得中國借鑒。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樣選擇了一條趕超型的現代化道路，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為中國後來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經過幾十年努力之後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也不如近20多年大，由此有些人就對趕超戰略產生了懷疑甚至持否定態度。那麼，怎樣看待這一發展戰略呢?經濟落後國家趕超發達國家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明確了趕超對象(英、美等發達國家)和趕超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本身就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後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必然有一個追趕的目標，如若沒有目標，仍然和從前一樣，那至少說明它還沒有意識到現代化的壓力和現代社會的發展前景，它也還沒有融人到現代社會發展的潮流之中去。它們可能把一兩個具體的國家作為趕超的對象，也可能把一批先進國家中所表現出來的共同特徵作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國提出並實施趕超戰略，其目的就在於迅速增強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擺脫西方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威脅，改善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把超英趕美作為實現現代化總體目標的一個手段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們也要總結在趕超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我們的失誤在於:一是把趕超的指標定得太過單一，即「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為綱」。把指標僅僅設定為鋼產量一項並不科學，因為現代化不光是經濟方面的，經濟方面也不只是工業方面的，而工業方面也不僅僅只有鋼產量一項指標。二是把趕超的時間定得太短，把實現趕超目標看得太過容易。這種指標單一、短時間的趕超說明我們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規律還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急於求成的行為挫傷了人們對趕超戰略的信心，扭曲了人們對趕超戰略的認識，損壞了趕超戰略的聲名，以至於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把「大躍進」、「超英趕美」、「重工業優先」等同於趕超戰略，①把急躁冒進當作趕超戰略的代名詞，從而無意中也降低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標準。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急躁情緒和政策上的偏失，我們有責任進行研究，總結其經驗教訓，但我們無權對那個時代提出苛評。趕超戰略本身沒有錯，只是我們在執行趕超戰略的手段和途徑上曾經一度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於後起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初起階段。由於欠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起點比較低，一旦通過政府的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就容易造成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眾媒體的「放大效應」，人們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為現代化的最終實現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現代化進程中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出現。趕超戰略的本質在於追求後來者居上的最終目的，它是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在政府主導下有意識的、以趕超工業化、現代化先進國家為目標的一種宏觀規劃，其核心在於對趕超意識的強調和對趕超對象的超越，而不在於通過何種途徑、運用何種手段來達到趕超現代化先行者、實現後來者居上的目的。從本質上說，趕超戰略首先是一種理念，其次才是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捷徑。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曾經被使用過的那些無論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理論，還是比較優勢理論，抑或是進(出)口替代理論，都不過是策略和工具而已。無論哪一種手段(幾種手段並用的情況也不鮮見)都有可能使一個國家實現後來者居上。既然趕超戰略的本質在於實現後來者居上的目標，那麼，尋求捷徑實現趕超就成為戰略制定之後必不可少的工作。尋求捷徑就意味著必須進行創新，必須探索出一條新路，在戰略規劃、戰略方針和戰略實施上都要有新思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搞現代化建設，必須超常規地發展，不能總是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否則被動挨打的局面是無法改變的。為此，毛澤東進行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試驗，這些都是探索性的創新。①從廣義上來說，今天所講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也是一種在發展思路和方法、手段上的創新，是在信息時代趕超現代化先進國家，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和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新的發展觀，從本質上說也是為了尋求一種趕超的捷徑。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實施趕超戰略的社會資源配置形式。趕超戰略並不排斥市場經濟，而只是說計劃經濟更有利於重工業優先增長戰略的實現，而市場經濟則更有利於比較優勢原則的發揮。就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側重於重工業優先增長，與之相適應的資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計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我們首先進行了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調整，由重工業片面高速增長轉變為經濟社會各方面協調發展，隨之而來的是資源配置手段的變化，從在計劃經濟為主的前提下引進市場機制過渡到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中國一直處於趕超現代化先進國家的歷史時期(一旦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並且處於領先者的時候，趕超的過程才會終結，並且，這種領先地位一旦被後來者替代了，新的趕超將重新開始，這本來就是幾千年來世界發展的基本邏輯)，無論是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實行市場經濟都不能改變這一基本事實。三、趕超型發展戰略的實施奠定了中國經濟社會繼續發展的堅實基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制定了一個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發展戰略，奠定了中國經濟、社會繼續發展的堅實基礎。(一)實施趕超型社會發展戰略取得的成就第一，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改善，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作為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大國，我們應當充分估價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對於開展平等的國際經濟交往和保障國家政治獨立的作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世界的發展來看，「一個在政治上宣告『站起來』的民族，未嘗不會在經過一段喜悅之後，在經濟上、思想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再度『坐下來』或是『躺下來」』。因此，「我們的工業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從建國初期的國際環境來看，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前哨，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和強大的國防工業，對於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保證國家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第二，培養了大批知識分子，造就了科技與管理於部隊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人才資源。第三，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為20世紀80年代的大規模開放提供了基礎。「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第四，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目的在於使廣大人民從經濟增長中得到實惠，使城鄉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二)評價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成就時不可迴避的幾個問題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就無可爭辯，但以下三個問題也是不能迴避的:(1)在高速經濟增長的前提下，中國為什麼依然是一個人均收人不高的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趕不上經濟增長的幅度?(2)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展速度快於改革開放以前，為什麼我們不在一開始就選擇從農業和輕工業起步、再發展重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工業化道路以實現趕超呢?(3)採用趕超戰略，取得了高速經濟增長，但為什麼20世紀50一80年代中國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卻拉大了?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如近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與經濟增長水平同步提高。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人口增長過快。由於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口預期壽命和實際壽命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因而「中國急劇增加的國民收人當時沒有變成勞動人民收人的相應增力了，「在毛澤東主義時代最後20年間，增加的國民收人許多用於贍養迅速增長的人口」。[3](P488)從世界範圍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間，超過20偏的高速的人口增長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社會現象，「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迅速增長，影響了它們去取得本來也許能取得的進步，使人民失掉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機會」。關於中國的人口與國民收人增長和世界的對比情況。二是為了積累的需要，經濟增長除了養活增加的人口之外，餘額的大部分都進了國庫，流向現代工業部門，剩餘的部分僅僅能維持人民收人水平的少量提高。建國初期，我們面臨著雙重任務:既要鞏固國防，又要為共和國打下基業。黨和政府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就意味著必須把有限的資金動員起來投人重工業，實行高積累政策，「勒緊褲帶搞建設」。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軍事、政治、經濟封鎖。後來，中蘇分裂更加劇了我們周邊的緊張局勢。在這種情況下，國防工業的迅速發展已成為重中之重。毛澤東認為，重計劃經濟建立起來的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體系，即使引進了市場機制也不能馬上發揮作用。這裡還要補充一句，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體系作為依託」——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如是說。最後我們再來討論第三個問題:如何看待中國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新中國建立後，我們實行了現代化趕超戰略，取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並且為中國今後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經過幾十年努力之後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依然很大，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我們不妨把眼光放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去。經濟增長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人的差距也在拉大，這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客觀事實。數百年來，儘管幾乎所有的後進國家都在追趕先進國家，並且部分國家確實縮短了與先進國家在現代化整體水平上的差距，有的甚至超過了先前的領先國家，從而實現了後來者居上。但是，直到今天為止，世界現代化進程並沒有向我們展現出所有後起國家哪怕是大部分後起國家逐步縮短同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的美好景象，甚至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卻出現了同發達國家差距逐步拉大的相反後果。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人均GDP和人均收人巨大的絕對差額，從1950年以來一直存在，甚至有所拉大在20世紀的前70年間，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和發達國家的人均GDP相比，在整體上出現了逐期下降的趨勢:1900年前者為後者的14.89%，1953年為10.65%，1960年為9.16%，1970年則為7.93%。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較快的拉丁美洲也表現出同樣的趨勢，而這種差距拉大的現象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表現得更加明顯。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局面?如何看待差距拉大的問題?筆者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基數很大，雖有不算很高的增長率，但增長的絕對量仍然是很大的;欠發達國家雖有很高的增長率，但由於基數很低，增長的絕對量仍然很小。結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總量方面的差距在逐漸拉大，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差距會使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產生一種壓力和挫敗感，甚至會使他們心灰意冷:付出如此大的努力，結果差距卻在拉大，甚至越是拚命努力，差距反而越大。發展中國家處於兩難境地，但是，如果放棄追趕的努力，那只有自甘落後;如果不拚命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以一個超常規的方式加快建設步伐，就要繼續被歧視，繼續甚至永遠處於落後狀態。因此，落後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必須樹立一種長期的信心，埋頭苦幹，奮起直追，因為若不追趕，差距會更大，這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角度來看，中國能夠逐步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並且只要我們能夠保持這種追趕的態勢，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也並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參引文獻：[1][美]J.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21、528頁。[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頁。[3]〔美」M·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3。[4]仁美」T·肯普:《現代工業化模式》，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5]Blaek，CyrilEdwin.Th。D，am藝esofM慶才ernization，Happer&Rowpublishers，1966，pp.103，132[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8]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1993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頁。[10]史東輝:《後起國工業化引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頁。[11]《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12]《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頁。[13]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頁。[14]《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犯頁。[1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16]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發展報告》，第79頁。[17]《胡繩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頁。[18]張培剛:《理解中國需十分謹慎》，2000年3月24日《經濟學信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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