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故事 | 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跪

///

「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跪。」

///

父親，名：禮正。祖父為什麼給父親起這個名字？我沒有問過老人家。想必是要父親遵循「五常」之道：「禮、義、仁、智、信」這一做人的起碼道德罷：做到尊卑有序，處事有規，以正為本。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正是這樣的一個「禮正」之人。

父親留在我腦海中的第一個圖像，是在上海的標誌性建築——外白渡橋上。那年我才四、五歲，還沒有橋畔鐵柵欄高。我扒著柵欄望江面，見一群鷗鳥飄浮在水面上。我問父親：「會飛的鳥兒為什麼能游在水面上？」父親說：「這是江鷗，空中會飛，水上能飄，它們在覓食。」正當我興緻勃勃地觀看著時，身後突然響起了一陣急驟的警笛聲。我轉身看只見著黑色警服的警察揮舞著棍棒，朝一群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奔來。外白渡橋上有幾輛裝載著一梱捆棉花大包的卡車朝滬東方向開去，而這些孩子卻在拚命地扒車撕扯棉花。警察揮棍追來，這群孩子卻像猴兒般靈活，呼地跳下車，四處逃逸……

▲後來我成年了，看到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的一模一樣的情景：1948年3月，攝影記者傑克·伯恩斯在外灘抓拍到一張警察抓住偷棉花的婦女和她的女兒的照片

橋上的警笛喚醒了父親，他拉起我的小手就走。父親一言不發，臉色陰沉，一絲陰雲掠過眉梁：是父親想起了什麼？是他自己的童年？抑或是他剛從鄉下將我帶來大城市上海？我，我的命運會不會與這群野孩子一樣？我，也是窮人家出身的孩子，父母都是來自浙東鄉村的打工青年、打工妹子（如同今天的打工仔、打工妹一樣）。比起外白渡橋堍的流浪兒好一點的是，那時父親在蘇州河畔的一家私人砂皮廠當學徒工，有一份暫時安定的工作與能糊口的薄薪……

1949年5月間，上海解放。新政府招募人民警察。父親去報名了，他「根正，苗紅，苦出身，且相貌堂堂」，自然錄取了。一身警服令往日對父親頤指氣使的人物畏懼三分。

「翻身農奴把歌唱」，年輕的父親有一種翻身感，忠於職守，渾身是勁。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形勢，大規模的內戰已經結束，但台灣當局常有飛機飛來大陸偵察、轟炸，著名的楊樹浦發電廠「二·六轟炸」就發生在那個時候。我們那時租住在虹口體育場東邊的廣中路一帶，60多年前的廣中路、水電路一帶，河道交錯，墳冢叢立，是瓦房農舍的郊野之地。我們租農民房的地方叫「劉家橋」。每天晚上，只要聽到天空中出現「嗡嗡嗡」的飛機聲，水電路海軍司令部的探照燈光柱射向天幕，父親就會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樣，急忙穿衣，騎上破舊自行車上公安分局去。我有時會幫他忙，點亮桌子上的煤油燈（那時沒有電燈），他會迅速將煤油燈放置於桌子底下去，厲聲說：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敵人的飛機會看到光亮的。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得十分可笑！

父親剛剛學會自行車，車技自然十分「搭僵」，有一天，陰雨綿綿，路面濕滑，車過劉家橋，輪子軋著一石子，人仰車翻，滾進了小水溝，弄得一身臭。回家換了一套衣褲後又奔公安分局而去……

那幾年，父親年年評先進。肩章號碼有變化，據說當了「小頭頭」，手下也有了幾個「兵」。但他過於勞累，終於病倒了，公費住進了醫院，最後還拿了一筆退職金離開了公安，進了一所小學負責後勤，後來又當了工會主席，又後來在區教育局當人事幹部。

父親本分老實，說話少，做事多，到哪個單位都受歡迎。年終評先進總有他一份。1962年夏季，上海發大水，暴雨成災，排水管道不暢，馬路上的積水齊我的腰深。那年父親正是在一所小學校里擔任工會主席，他踏著沒膝蓋的水一家一戶的去家訪，去慰問退休的、有病的教職員工，那年頭的時髦詞叫「訪貧問苦」，年終評比的時候獲得了個「訪貧問苦標兵」的稱號。

上世紀60年代初，正是三年災害時期。我那時十二、三歲，正在長身體，可是食物空前匱乏：米、肉、油、糖、點心……凡吃的均要憑票計劃供應，為了上菜場搶一些不要票的爛菜皮，我常常半夜起床去菜市場排隊，放一隻小板凳、小磚頭、小籃子，做上記號,再回來補眠一、二個小時，待菜市場快開張時再去。我們小孩子時常被大人欺負，原先放好的小籃子卻被別人踢到了一邊，無奈之下，我只得在地上撿幾片爛菜皮回來交差。

計劃供應的食品少而又少：一個月二兩肉、油，肚子吃不飽還沒有油水，一早起來，趕著上班的父母為我們幾個孩子一人準備一塊手掌大的菜餅，算是一天的食糧。有一天，弟弟餓得慌，將我的一塊菜餅一起吃掉了，結果我飢腸轆轆了一整天。父母親知道後，弟弟挨了一頓揍。作為哥哥的我看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日子過得雖苦，也還是有歡笑的時候。某一天，父親不知是從哪裡弄來一塊大肥肉，皺巴巴的有點臟，洗凈後放入醬油紅燒，一家人像過年一樣圍著大肥肉喜滋滋的，我和弟妺幾個你一筷我一筷的大快朵頤。父親看著我們吃笑，忽然說：「將來，等你們長大了，像這樣的大肥肉，你們就不喜歡吃了。」我和弟妹們聽了都大笑起來，說：「阿爸真會說笑話，有誰會不喜歡吃肉的？」

父親60年前的這一番話，今天卻應驗了。

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父親是一位「預言家」。他喜歡看書，空餘的時間自己還胡弄著寫章回小說，但從未見他發表過。值得他驕傲的是，他多次向我們炫耀，他年輕時向《申報》投稿被錄用並獲得了「一石大米」稿酬的事。那篇被錄用的稿件的題目叫：《五十年後的上海》。據父親說，上海解放前夕，我們借住在南市小東門地區：板壁牆、木板床；點蠟燭、用馬桶……沒有電燈,更不可能有電話。父親夢想自己五十年後的家，一定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父親的這一預言，幾十年後全成了我們家的現實。父親的這八字口訣後來成了上海底層人翻身的模板，到處被引用。是不是父親發表在《申報》上文章為首創?不得而知。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步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父親退休了。但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母親說他是一輩子的「勞碌命」。原單位留用他發展「三產」,為教職員工謀福利，從無到有，校辦工廠蒸蒸日上。效率上去了，福利增加了，教職員工喜上眉梢，父親卻倒下來……老員工們拉著母親的手都說：「余老師是吃力煞咯（上海話：勞累而死的）」「老餘人真好！」

「老餘人真好！」是我聽得最多的一句對父親的誇讚。我崇拜父親的為人，崇拜他的高尚的人格，他一輩子勞碌並沒有為子女留下什麼物質財富，但他懂得「禮義廉恥」、為人正直不阿的品質，卻為我樹立了做人的標杆。

父親給我上的最後一課，也就是他留給我最後的一次教育，是在他離世之後，他的追悼會上……

那天，原本只是普通的家庭告別會，沒想到現場竟來了二百多位相識與不相識的父親的同事、朋友，他們都是我父親幫助過的人，他們是帶著一顆感恩的心來向我父親告別的。小小的廳堂里一片抽泣聲……

哀樂聲起，靈車輪旋，父親即將升天。我再也抑制不住一個中年男人的眼淚，放聲號淘大哭，撲通一聲，跪倒在地。

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跪。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