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臣回憶錄】節選
【權臣回憶錄】節選
清代高級官員的眾生相，在國內首次以「回憶錄」的形式書寫在廣大讀者面前，在諸多形式的歷史敘述中，這是我們了解歷史，感悟歷史的一條新途徑。
在作者筆下，清代大臣在官場上永無休止的權力爭鬥、清代大臣在生活中的表表裡里，以及清代大臣與皇帝的磕磕碰碰，都用惟妙惟肖的語言、節奏不一的情節和親切可人的第一人稱寫法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我們的想像中，「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清代大臣已經成了貪官群體的代名詞。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當仔細讀過這些大臣的回憶錄之後，我們會從更生動、更具體的歷史圖景中，了解清代大臣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為，以及他們之所以如此的某些本質性的內容。他們有的貴為當朝首輔，有的貴為一省督撫，權勢首屈一指，地位高不可攀，然而，在不可逆轉走向衰亡的清廷官場上，他們也往往表現為做官難，做大官更難，做一個清廉又能不遭人妒忌，權大又不招皇帝猜疑的大官難上加難。在文字獄泛濫、秘密政治盛行的年代裡，他們無緣書寫自己的歷史，無法留下自己的真實想法。對於這一切，讓我們通過「回憶錄」嘗試著揭開這個中的難言之隱吧。
不過，這不是小說，也不是報告文學，更不是在「戲說」歷史。作者好學深思，專攻清史多年，並參加清史纂修工程課題，有一定的史學功底，表現出較強的能力和潛力。作者堅持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寫作的基礎是建立在翔實文獻基礎上的歷史素材，作者寫作時廣泛地汲取了國內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不是抽象地、孤立地描述作為歷史「個體」的大臣，而是把大臣們的人生經歷、個性特徵、行為感受放置到清朝近三百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通過不同類型大臣的不同遭遇、不同經歷和不同表現，來展現落日輝煌中的清帝國無可奈何花落去，一步步走向衰亡。當然，這不僅僅是清王朝的衰亡，更是封建專制制度、封建主義的衰亡。
從書中，讀者所了解的清代大臣，是多棱的，是立體的，是鮮活的，他們離我們很遠，卻又很近。這些大臣的「回憶錄」正使已經逝去的歷史人物「復活」，並用他們特有的方式講述著那些令人難忘的歷史，不斷地給人們以深刻的歷史啟迪。
於沛
愛新覺羅·多爾袞，男，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卒於清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後金天命汗（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生母為大妃烏喇那喇氏。無子女，以多鐸的兒子多爾博為養子。
曾任睿親王、皇父攝政王。王府位於北京紫禁城東華門外南池子大街（後改為普度寺，今為北京稅務博物館）。
去世之初被追封為「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享受無上榮耀；追封其髮妻為義皇后，配享太廟。這是清代歷史上唯一一次一生未曾成為皇帝，身後卻享受皇帝待遇的特殊例子。次年被順治帝剝奪爵位和家產，平毀墳墓。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方被乾隆帝平反昭雪，重新配享太廟，恢復睿親王爵，由多爾博的後人繼承王爵，世襲罔替。睿親王也成為清代八大鐵帽子王之一。墓地位於北京東直門外。
我出生在遼河畔的建州左衛蘇克蘇滸部赫圖阿拉城。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父親努爾哈赤基本完成了對女真各部的征服，並在赫圖阿拉建立後金國，登上了可汗的寶座。而此時我才五歲。已經開始記事的我，知道母親是父汗的大妃烏喇納喇氏，名阿巴亥，知道自己在父汗十六個兒子中排行十四，知道母親除了生養了我，還生養了十二哥阿濟格、十五弟多鐸。當然，我更清楚，以「天命」為年號的父汗，已經開始與中原漢族建立的明王朝分庭抗禮，成為雄據東北的強大力量。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面孔也越發清晰，偶爾對著水塘看看自己，眉宇間依稀有幾分殺氣，但正是這幾分殺氣，讓我變得更英俊，更有活力。少年時候，我跟著父汗學習箭法，打獵的時候沖在前面，打仗的時候也隨軍觀戰，長了不少見識。歲月不饒人，飽受戰爭和磨難洗禮的父汗，在他黝黑的臉龐上，皺紋越來越多，越來越深。日漸蒼老的他，自然而然地對年輕貌美的母親格外寵愛，對幼子格外疼愛，還在我只有十幾歲的時候，父汗就讓我和十二哥、十五弟一起統領全旗，成為旗主貝勒，讓我們從小就開始練就領導才能，統兵打仗。後來我才知道，父汗雖然在對明戰爭中屢屢告捷，但無法掩飾他內心深處對於汗儲問題的擔憂。大哥褚英戰功顯赫，但他擅自更改制度，「不恤諸弟」，惹得眾怒，被父汗處死；二哥代善雖然老成持重，但因生活作風不檢點而無法服眾。其他幾個軍功卓著的哥哥，總讓父汗放心不下。父汗便矚意於我，希望我能夠趕緊長大，成為頂天立地的英雄，帶領後金國建立新的功業。
天命十一年（1626年），父汗率軍進攻關外重鎮寧遠，被明軍守將袁崇煥的紅夷大炮擊敗，父汗本人也受了傷。加上長期以來的鞍馬勞頓和前線慘敗的心理創傷，導致傷情和病情惡化。據說他臨終前曾下令從盛京將母親接來料理後事，並且打算立我為汗儲。然而，這道詔書還沒有擬好發出，他就去世了。
父汗的離去，猶如山陵崩塌一般，立刻讓我失去了主心骨，面對野心勃勃的哥哥們，十五歲的我勢單力孤。儘管母親深受父汗寵愛，但也因此招致別人的妒忌，更重要的是，直至現在，她也沒能成為真正的嫡福晉，儘管她早已是事實上的後宮之主。孤兒寡母是最容易被欺負的，因而，我們就成了哥哥們爭權奪利的犧牲品，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毫無還手之力。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和皇太極四大貝勒，出於擔心母親會在不久的將來威脅到他們權力和地位的考慮，拋出了一份所謂的天命汗遺詔，其中鄭重其事地聲稱：母親「饒丰姿，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為國亂，留遺言於諸王，俟吾終，必令殉之。」母親聽到遺詔之後十分震驚，在痛哭一場之後，不得不接受這份讓她殉夫的所謂「遺詔」。母親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和多鐸，她對皇太極等人提出了最後的要求：「吾自十二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地下。吾二幼子多爾袞、多鐸，當恩養之。」她在用近乎哀求的方式來儘力爭取我和弟弟後半生的安全。皇太極等人對天發誓：「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皇太極還承諾兌現父汗曾經的諾言，劃撥一個旗由我本人統領。
躲在盛京汗宮屏風後面的我，看著母親換上了大妃在盛典時才穿的服飾，端莊肅穆地走向祭壇，頭也不回地朝著掛好的弓走去。那弓弦就是她的最後歸宿。此時此刻，我哭了，我的怒火在胸中燃燒……
作為四大貝勒妥協的結果，八哥皇太極登上汗位，改年號天聰。皇太極確實履行了此前的諾言，對我和多鐸關照有加，不僅經常和我一起討論軍國大事，而且率領我和部眾一同出征。皇太極的關照與重用，讓我暫時熄滅了因母親殉葬而燃起的胸中怒火，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戰爭之中，用不斷的勝利和軍功來不斷提升我在後金國的地位。
天聰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歲的我隨皇太極出征察哈爾多羅特部，奮勇殺敵，立下戰功，回軍途中，皇太極宴請諸貝勒大臣，稱讚我「隨征遠國，克著勤勞，剋期奏凱，宜賜美號，以示褒嘉」。給我賜號「墨爾根代青」，乃「聰明統帥」之意。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場戰役和接受的第一個封號。皇太極還封我為固山貝勒，實現了我獨立統率一旗軍隊的夙願。天聰三年（1629年），我又跟隨皇太極繞道內蒙襲擊北京，擊敗明軍主力，再立戰功。天聰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戰，我的坐騎險些被敵人擊中，但我仍率軍強攻大凌河城，迫使明軍守將祖大壽投降，接著又假扮祖大壽的明軍敗兵襲擊錦州，獲得勝利。戰爭中的勇猛頑強和足智多謀，讓皇太極越發重視和重用我。就在這一年，皇太極進行了官制改革，仿照明朝設立六部，任命我掌六部之首——吏部。從此，我正式成為全軍的主要統帥之一，並進入了皇太極的最高決策集團。
天聰七年（1633年），盛京召開了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皇太極召集貝勒和群臣，商議「征討察哈爾、朝鮮、明朝，三者用兵何者為先」。一些大臣主張先打相對較弱的朝鮮和察哈爾，但我覺得，如果父汗的志向在於建立一個與明朝分庭抗禮的關外割據政權的話，那麼皇太極的目標就不僅僅是維持現狀了，從他襲擊北京離去之時依依不捨的目光里，我就能想得到他對奪取天下的渴望是多麼強烈。因而，我提出的觀點是，雖然察哈爾和朝鮮是我朝側翼的肘腋之患，但明朝是我朝的勁敵，所有的戰略應當圍繞消滅明朝，取而代之來展開。我覺得，明朝根基深厚，無法輕易撼動，但可以「宜整兵馬，乘谷熟時，入邊圍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為久駐計，可坐待其斃也」。皇太極採納了我的建議，此後，後金軍的對明進攻更加猛烈。天聰八年（1634年），我跟隨皇太極再次入關，在達代塔、朔州、大同等地屢敗明軍，俘獲甚多。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以我為奉命大將軍，率軍破關而入，明朝京畿地區因此遭到毀滅性破壞。班師回朝後，皇太極親自向我賜銀兩萬兩，馬五匹以為獎賞。據說連明朝士大夫都認為這次襲擊導致明朝「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
儘管後金以進攻明朝的「殘毀」政策為其主要戰略，但從來都沒有忽視側翼的察哈爾和朝鮮的威脅。察哈爾蒙古的首領林丹汗，似乎與皇太極擁有同樣的雄心壯志，希望能夠成為日後取代明朝，統一天下的力量。而當他看到後金蒸蒸日上的時候，就不惜與明朝暗中聯合，共擊後金。所以，後金與察哈爾的爭奪一觸即發。天聰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皇太極抓住這一時機，於翌年派我和其他將領率軍西進，沿途打出「我滿洲與蒙古原系一國」，「來降者無不恩養」的旗號，招降察哈爾舊部。大軍先在西喇朱爾格地區招降了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接著又在托里圖地區招降了林丹汗之子額哲統率的察哈爾餘部。至此，加上以前已與後金結盟的科爾沁蒙古和其他部落，內蒙古各部完全聽命於後金。後金的西線壓力頓時消失。我在回軍途中，還意外獲得了額哲母親蘇泰太后保存的元代傳國玉璽，並將這枚無價之寶獻給了皇太極，使後金獲得了法理上的正統。
察哈爾問題的解決，使後金少了一個肘腋之患。皇太極志得意滿，於是改女真族名為滿洲，二十四旗精銳部隊，實力更加強大。天聰十年（1636年），皇太極改元崇德，並在瀋陽正式稱皇帝，改國號為大清。他很清楚，女真和金的稱呼，容易勾起中原漢人對於幾百年前靖康之變那場恥辱的記憶，所以，為了減少征服明朝的阻力，不如更改族名和國號。而且在五行中，明尚火，清尚水，水能克火，故改國號為清，可以適應以清代明的政治理想。大清的建立，使我們的奮鬥目標進一步明確，那就是取代明朝，統一天下。
由於我的戰功卓著和足智多謀，皇太極在稱帝之後大封群臣之時，封我為「和碩睿親王」，位居諸王前列。我手中控制的旗眾也由一旗增加到正白、鑲白兩旗，在朝中的影響力非同小可。
朝鮮很早就是明朝的臣屬國，明軍進攻我朝時，朝鮮總按照明朝的旨意出兵助戰，儘管朝鮮軍隊戰鬥力較弱，但總是一個牽制我軍注意力的因素，所以皇太極非常希望一舉根除朝鮮的威脅，我也表示贊同。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我親率大軍進攻朝鮮，很快進圍朝鮮國王居住的南漢山城，並攻佔朝鮮王室貴族的避難地江華島。朝鮮國王不得不與我簽訂了城下之盟，向清朝稱臣，斷絕與明朝的往來。進攻朝鮮的戰爭獲得全勝。明軍在關外牽制我朝的力量全部化為烏有。這下，我朝就可以騰出手來，準備與明朝進行關外的最後決戰了。
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極統率清軍包圍錦州。降而復叛的明軍將領祖大壽一面死守，一面向關內求救。翌年六月，皇太極派遣我為統帥，進攻錦州。但我沒有完全執行皇太極的命令，而是一時糊塗，允許士兵回家探親，造成軍心渙散，部隊行進遲緩，沒能阻止明軍運糧進城。皇太極聞訊大怒，嚴厲斥責我，面對皇帝兼兄長的質問，我啞口無言。皇太極盛怒之下，我的帥位丟了，親王也降格成了郡王，還被罰了一萬兩銀子。
崇德六年（1641年），明崇禎皇帝派遣大學士洪承疇為總督，率領八位總兵，十三萬大軍和四萬匹戰馬，趕到錦州附近增援。洪承疇老謀深算，他接受了二十多年前杜松兵敗薩爾滸的教訓，採取「步步為營，且戰且守，待敵自困，一戰解圍」的策略。七月，明軍進佔松山，與我軍激戰良久，雙方損失慘重，我軍統帥鄭親王濟爾哈朗被免職，皇太極再次任命我戴罪立功，到前線督戰。
我與肅親王豪格統率大軍作為前鋒，採用圍點打援的辦法，希望阻止明援軍入城，反而遭遇敵軍的反包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皇太極不得不帶病出征，趕往松山。皇太極派兵設伏，斷敵退路；又派兵襲劫積粟，斷敵糧道；由我率軍設伏高橋，擊敵逃兵；以主力列陣前方，圍點打援。多路清軍同時進攻，使洪承疇首尾難顧，特別是糧倉被劫，導致軍心大亂，洪承疇率殘兵退守松山，力戰被俘。「是役也，計斬殺敵眾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三，獲馬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眾，所棄馬匹、甲胄以數萬計。海中浮屍漂蕩，多如雁鶩」。錦州隨即宣告投降。至此，明朝在關外只剩下寧遠一城。
松錦大戰歷時三年，雙方投入的總兵力超過三十萬人。這是明清之間爭奪東北控制權的最後決戰。明朝參戰部隊為其最精銳力量，其中不乏關寧鐵騎這樣的驍勇之師。明軍的潰敗，標誌著他們已經完全退出了對東北的爭奪。我朝已經完全控制了明清戰爭的主動權，進軍北京，只是時間問題了。而我，由於在松錦大戰中表現英勇，再次受到皇太極的嘉獎，不僅王爵恢復，而且深得皇太極信任，「凡所謀議，無不得參」。皇太極認為我「舉動皆合朕意」，我逐漸成為朝中決策集團的核心人物。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突然去世。與父汗一樣，倉猝間他也沒有留下傳位遺詔；而與父汗不同的是，他生前也沒有流露出將皇位傳給誰的任何跡象。畢竟，他去世的時候只有五十二歲，很年輕，也許他也很難相信自己會英年早逝。
皇太極本人的即位，實際是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的，是四大貝勒妥協的產物。但皇太極長於權術，很快迫使其他三個貝勒或被囚禁，或放棄權力，實現了他的南面獨坐。但現在的情形更加微妙。皇太極去世前，我已經深深地感覺到「諸王輩皆分黨，多有乖爭之事」。皇太極身後的這場皇位之爭勢必難以避免。四大貝勒現在只有代善尚在，但他已經年老，而且不太願意過問政事；四小貝勒里以我戰功最多，實力最強，擁有正白、鑲白兩個旗。而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自己直接掌管正藍旗，還得到了其父皇掌管的正黃、鑲黃兩旗的支持，連掌管正紅旗的二哥代善也支持他，看來，豪格的實力比我強，後台比我硬。因此，皇位的爭奪主要在我和豪格之間展開。十七年前，就曾經有那樣的機會擺在我面前，我沒有能力去珍惜。現在，千載難逢的機會終於來了，我憑什麼不能去奮力爭取呢？而豪格則仗著兩黃旗大臣的支持，寸步不讓。他希望爭取四小貝勒之一，握有鑲藍旗的鄭親王濟爾哈朗的支持。濟爾哈朗老奸巨猾，一方面表示「我意亦如此」，另一方面說此事還要和睿親王商議，把皮球踢到一邊了。這也表明，鄭親王也難以預料我和豪格誰將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因此他不輕易下注。作為四小貝勒的另外兩位重要人物，十二哥阿濟格和十五弟多鐸率領兩白旗大臣極力支持我。我當時很猶豫，不敢貿然接受他們的擁戴，當然也更不會拒絕。這個時候，盛京的政治氣氛很緊張，黃旗大臣圖爾格甚至因為「與白旗諸王素有釁隙，傳三牛錄下護軍，備甲胄弓矢護其門」。
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極去世的第五天，作為清朝決策集團的核心人物，我召集群臣開會討論
會議開始了。索尼果然搶先發言，要求擁立皇子。二哥禮親王代善提出，皇子中豪格「當承大統」。我偷眼瞧了一下豪格，他正眯縫著眼睛，肯定心裡別提多得意了。但是豪格是個愛面子的人，不好意思一下子就接受代善的提議，他仿效三國時期曹丕取代漢獻帝前三次辭讓的典故，說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當」。顯然，這是個象徵性的謙讓，是釋放出期待更多的大臣再次勸進的信號，而後借坡下驢，登上皇位。此時，我突然接過話來，說出了一句足以憋死豪格的舉動：「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豪格）既讓退出，無繼統之意。」我的同母兄弟阿濟格、多鐸趕緊跟了一句，力主讓我即帝位。這個時候，會場沉默了，我再偷眼看看豪格，剛才還眉飛色舞的他，此刻已經瞠目結舌。我心裡很清楚，他的假意謙讓和我的突然襲擊，已經讓他喪失了儲位之爭的主動權。然而，兄弟們的勸進，我接受嗎？
我低下了頭，沉思了片刻，想想大清門外兩黃旗劍拔弩張的鐵甲步兵，想想父汗和兄長曆經幾十年創立的江山，我如果接受了勸進，能不能坐穩天下，國家會不會因為我的即位而分裂？此時此刻，我很迷茫。我麾下的兩白旗大臣此時紛紛表示反對豪格即位，理由是豪格過於凶暴，擔心豪格即位之後會殃及兩白旗大臣。而多鐸這個傻弟弟這時又突然冒出一個立自己或者立代善為
歷史性的機遇終於來了。我終於把自己事前已經準備好的方案合盤托出：在世的皇子中，除了豪格，以六歲的皇九子福臨年歲最大，最聰慧，最具帝王潛質，其母庄妃也最為先帝寵愛，故建議尊皇九子福臨為嗣皇帝。但由於福臨年幼，必須由先帝在位期間軍功和影響力最大的親王攝政，待皇帝年長親政，即行還政。這個攝政王我是當仁不讓的，但為了避嫌，我還推薦鄭親王濟爾哈朗跟我做搭檔。這個建議貌似周密，既擁立了皇子，又照顧到幼帝登基的諸多不便，通過建立攝政王體制來確保國家大事的決斷和執行。兩黃旗大臣們認為最低目標業已實現，也實在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認可。一場有可能引發大清宮廷流血，國家分裂的危機得到了化解，而我雖然又一次與皇位擦肩而過，卻獲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權力，成為實際上的最大贏家。豪格已經完全輸給了我。
然而，還有三件事在困擾著我。
其一，雖然擁立福臨已成既定方針，但還是有人反對。他們似乎不理解我在關鍵時刻放棄當皇帝的念頭是何居心，依舊不遺餘力地鼓吹立我為帝。這與我的戰略構想不符，我只好丟卒保車。代善之子貝子碩托、代善之孫郡王阿達禮就因此被我誅殺。然而，這麼做會不會讓支持我的那些人寒心呢？
其二，儘管通過我近乎無賴的表現，讓豪格功敗垂成，但他和他的正藍旗依舊是我的心腹大患，如何才能讓他永遠退出政治舞台，甚至讓他在我的視野里消失呢？
其三，鄭親王濟爾哈朗是個見風使舵的傢伙，當初我提議讓他和我一起當攝政王，就是拿他做擋箭牌，演給兩黃旗大臣們看，畢竟鄭親王本人表面上還是傾向豪格的，他也當攝政王，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制約我。但是，我非常擔心這種形式上的制約變成實際意義的管束。濟爾哈朗本人雖然對帝位沒有野心，但他的存在，對於我打著攝政王的旗號當實際意義的皇帝，的確是個極大的絆腳石。怎麼才能兵不血刃地幹掉他呢？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經歷了半個月的皇位真空後，六歲的福臨在年輕的母親庄妃的陪伴下登上盛京皇宮的金鑾寶座。當所有的大臣都跪倒在地山呼萬歲的時候，我也不得不下跪，這皇位本該屬於我的，沒想到讓這個六歲的小孩輕易地得了去，我怎能不妒嫉？皇位兩旁偏下的位置擺著兩把椅子，我和鄭親王並排前行，端坐在兩邊，就任攝政王。新皇帝的第一份詔書宣布，改次年為順治元年，大赦天下。大清王朝新的時代由此開始。
關外，我和豪格在爭奪皇位，最後誰也沒有完全實現夙願。關內，李自成和明崇禎皇帝朱由檢正在為爭奪天下而拼得你死我活。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權，國號「大順」。得到這個消息的我，火速以大清國皇帝的名義致信大順軍的將領：「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能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
信發出去了，沒有任何迴音，等來的卻是這樣一個含糊不清的消息：三月，李自成兵鋒已達北京城郊，北京城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四月初四日，漢族謀臣范文程急匆匆地跑進我的府邸，向我呈遞了一份奏章。他認為，據不可靠消息透露，明朝已經滅亡，李自成已經取代明朝統治了北中原，「我國雖與明朝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他覺得，我軍應當一反此前的「殘毀」政策，改燒殺搶掠為秋毫無犯，以收攬人心，招降更多的明朝官員為我服務。他甚至建議我應火速組織全國軍隊直趨北京，與李自成進行決戰。我也覺得也許就在旬日之間，北京城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不趕緊介入，恐怕再無這麼好的機遇了。
於是，當天我就以皇帝的名義發布命令，徵集全國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男丁，全數編入軍隊。父汗設計的八旗制度果然在戰爭動員方面效率極高，五天之內，將近二十萬軍隊進入了戰爭狀態。四月初九日，我親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主力十萬人，前幾年在戰爭中招降後晉封為王的漢族將領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部漢軍八旗四萬人，共計十四萬大軍，浩浩蕩蕩離開盛京。由於忌憚寧遠和山海關的明軍關寧鐵騎，我下令全軍度過遼河後繞道內蒙，由北向南進軍北京。
四月十三日，我軍紮營遼河。一名明軍將領突然被帶到我的中軍大帳。原來，這是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的親信副將楊坤。他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情報：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農民軍攻克北京，朱由檢上吊自殺，明朝已經滅亡。而李自成及其部將在京城縱兵拷掠，追贓助餉，侵犯了吳三桂的府邸，惹怒了本已決定投降大順的吳三桂。吳三桂立即做出了對抗大順的決定。後來我才知道，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洗劫了吳三桂在北京的府邸，綁縛了他的父親吳襄，搶走了他寵愛的小妾陳圓圓，讓吳三桂這個情種怒髮衝冠。李自成似乎也意識到山海關對於阻擋我軍的意義，於是親率重兵東征進攻山海關。吳三桂面臨腹背受敵的危險，兩害相權取其輕，派楊坤來向我求救。
很多隨軍大臣都覺得其中有詐，但我不以為然。已經效忠我朝的松山敗將洪承疇此時建議我，首先讓此次出師名正言順，打出仁義之師的旗號，打出「掃除逆亂，期於滅賊」的旗號，拿李自成作為共同的靶子，聯合一切可以暫時聯合的對象，目標只有一個——儘快佔領北京。洪承疇還建議我應當輕裝前進，加快行軍速度。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於是一一照辦。
十九日，清軍抵達翁後，吳三桂又派楊坤前來送信，希望我軍加緊入關。我立即提筆回信，表達對崇禎帝慘亡的悲痛之情，和此次出兵旨在為崇禎帝報仇。這樣，清軍就搖身一變，由殘毀明朝的罪魁禍首，變成了「弔民伐罪」的救命稻草。當然，我也沒有忘記對吳三桂講：「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水也」。其實就是向他說明：將來收拾河山，統治天下的，將是我多爾袞，和我攝政的大清王朝。做大清的臣子，是他將來最好的選擇，我歡迎他的加盟。
四月二十一日，會戰正式打響。而此前一天，大順軍已經抵達山海關城下，與關寧鐵騎對壘。兵多將廣的大順軍很快佔據了上風，吳三桂軍勉強支撐到了天黑。次日，雙方在關城之外的一片石地區再次進行戰鬥，吳三桂軍撐到中午時分，已近乎力竭。就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風沙突起，我令旗一揮，以正白旗為先鋒，十幾萬大軍突然從飛砂走石中橫空出世。大順軍一鬨而散，丟盔棄甲。一片石決戰以我軍的完勝而告終。戰鬥結束後，吳三桂帶領部將來到我的大營，當即表示願意剃髮留辮，效忠清朝。我也很高興，馬上封他為平西王，以他的部隊為前鋒，追擊李自成，直搗北京城。
李自成回到北京，匆忙在武英殿舉行登基大典，而後點燃皇宮，裹脅大量金銀財寶和殘兵敗將匆匆南撤。吳三桂聽說李自成南撤，主張自己率軍連夜入京。我沒有採納他的建議，而是讓他和阿濟格等人繼續率軍追擊李自成。我的用意是防止吳三桂入京之後，憑藉其明朝遺臣的資格找回朱由檢的兒子，重登皇位，將我真的置於「客兵」的尷尬境地。
五月初二，清軍徐徐開進北京，不知底細的京城官民，還當是吳三桂護衛明朝太子返京，紛紛沿路焚香下跪。端坐在車輦里的我，當仁不讓地接受了他們的跪拜，對於他們口稱萬歲的祝福，我也照單全收。直至拖著辮子的清軍進入皇宮，京城官民才意識到這裡已經改朝換代了。從這一天起，北京迎來了它的新主人，那就是清王朝。儘管在我這個新辦公區的周圍，到處是瓦礫，到處是燒焦的泥土味，但能夠入主武英殿，是兄長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理想，今天，我終於替他實現了。
八月二十日，福臨和已經成為太后的庄妃，在王公大臣和八旗軍隊的護送下，由盛京啟程，遷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劫後餘生的南郊天壇，福臨主持祭天儀式，正式即皇帝位，宣告清朝由一個地方政權變為一個全國性政權，正式取代明朝，成為天下的主宰。而我，在這一改天換地的過程中功勛卓著，在大清王朝的攝政地位也更加穩固。
從我登上攝政王寶座的那一刻起，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的擔心就一刻都沒有停息過。我覺得，唯有將全國的權力置於自己手中，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才能確保政令的暢通和號令的統一。因此，還在盛京的時候，我就借口「盈庭聚訟，紛紛不決，反誤國家政務」，結束了諸王貝勒管理各部院事務的慣例，各部院事務改由攝政王統領。這樣，各部院大臣的行動就不再受主管親王貝勒的掣肘，而是直接聽命於我和濟爾哈朗。然後，我又下令，所有衙門的奏陳，必須先報到睿親王府。這道命令的發布，繞開了心眼不多的濟爾哈朗。這樣，他的權力也被削弱，不得不退居我之下了。就在入關前四個月，我通過禮部議定，在所有國務活動和狩獵活動中，親王貝勒不得與攝政王平起平坐，這樣就在禮儀上實現了唯我獨尊。
當然，我的這些集權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對，最強硬的反對者當屬儲位鬥爭一無所獲的豪格。但是，豪格集團內部發生分裂，豪格的親信何洛會，大概是看到豪格政治前途渺茫，於是落井下石，向我密告豪格圖謀不軌，並把豪格私下裡發牢騷要殺掉我的那些氣話學給了我。此時的我，已經是攝政王，是任何人都無權觸犯的。因此，我抓住這個把柄，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一網打盡，全部處死。豪格集團頓時土崩瓦解。這個結果似乎也讓濟爾哈朗感到擔心，後者只好主動向皇帝上書，請求將自己的位次排在我之下。這樣，在入關之前，我已經完成了全國權力集於一身的過程。
入主北京，僅僅是個開始。兄長渴望以北京為起點完成對天下的統一，但壯志未酬，溘然長逝，所以我作為攝政王，理應肩負起這樣的重任。但十二哥阿濟格仍堅持以前「殘毀」明朝的政策，這遭到了我的斷然拒絕。為了營造順治遷都北京的良好政治氛圍，我做出了一個讓人難以理解的舉動——作為朱由檢的最大敵人，我竟然為上吊而死的這位明朝末代皇帝服喪三日，以表明清朝「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我派人前往鄰近各省招撫當地明朝官員，許以加官進爵。由於李自成軍隊的南撤，導致他此前控制的山東、山西、直隸等地區出現權力真空，我迅速派兵加以平定，穩定了京畿的形勢。
幾乎在我入主北京的同時，南京的明朝遺臣擁立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這樣，在北京之南，至少有退居陝西的李自成、割據巴蜀的張獻忠、坐擁東南半壁的朱由崧三個政治集團，這些是我完成全國統一的主要障礙。先打誰呢？謀士柳寅東建議，先出兵進攻李自成和張獻忠，控制中原、陝甘和巴蜀，而後順江而下消滅朱由崧。這個策略我覺得可行，因為它一方面可以將清軍進攻「流寇」，替明朝報仇的口號付諸實施，換得更多明朝遺臣的支持和投降，一方面有利於各個擊破敵人，避免敵人聯合造成我軍東西兩線作戰。於是，我立即派遣十二哥阿濟格和平西王吳三桂率軍追擊陝西的李自成；十五弟多鐸率軍經略河南，取得下一步進攻朱由崧集團的前沿陣地；豪格率軍進入四川，進攻張獻忠。為了迷惑朱由崧集團，我還特地拋出橄欖枝，給朱由崧一個可以劃江而治的錯誤信號。
阿濟格的追擊很快就有了效果，李自成一路慘敗。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阿濟格、吳三桂率軍攻佔西安。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遇襲身亡。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豪格率軍進攻四川，張獻忠出兵抵擋，在川北西充鳳凰山遭遇，清軍神射手雅布蘭一箭穿喉，張獻忠當即殞命。多鐸平定河南後，趁南明江北四鎮火併之機大舉進攻南明，迅速佔領揚州，俘殺史可法。接著攻佔南京，收降了三十萬南明軍和大批南明官員，俘獲朱由崧，將其送回北京處死。這樣，三個敵對集團的頭目皆一命嗚呼。我的統一戰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然而，問題接踵而至。李自成、張獻忠的殘餘力量仍舊兵多將廣，他們以湖南、雲南為根據地繼續抗清；明朝的親王們在浙江、福建、廣東先後建立政權，表示抗清。更讓我棘手的是，由於我堅決執行被征服漢人必須剃髮和改易衣冠的命令，加上史可法在揚州抗清激怒了十五弟多鐸，導致城破後清軍一連十日的瘋狂屠殺。這些都導致視身體髮膚和中原衣冠為至寶的南方漢人十分抵觸清軍的征服。於是，以人文淵藪自居的江浙地區竟然自發組織了多次抗清行動，給我的統一大業帶來了不小麻煩。儘管這些抗清行動很快都被撲滅，但這種抵觸情緒一直存在。成為我的心腹大患。
在北方，局勢也不像想像的那麼穩定。為了滿足入關滿族人的生活需要，我頒布了圈地令，允許滿族人圈佔京畿土地，導致更多的漢族百姓在強權面前失去土地，流離失所，生活艱難。為了滿足入關滿族人的居住需要，我下令將北京的內城劃為滿城，將京城的漢族居民一律驅趕到正陽門以南的外城居住，並強迫京城百姓剃髮。這些措施實施的結果，就是漢族百姓的確過得很慘，引起他們的不滿，但為了統治民族的利益，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由於清軍的勇猛追擊和抵抗勢力的分散軟弱，特別是吳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漢族降清親王的不懈努力，前線戰事不斷勝利。一個又一個的捷報極大地鞏固了我在朝廷中本已顯赫的地位。入主京城後，順治帝立即下詔，尊我為「叔父攝政王」；一年之後，晉封「皇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1648年），在我的指使下，小皇帝發布詔書，認為我「治安天下，有大勛勞，宜加殊禮，以崇功德，尊為皇父攝政王」。從這一刻起，我的地位甚至在形式上也凌駕於皇帝之上了。
在身份地位被無上尊崇後，我就開始加緊排斥異己。雖說豪格集團已經垮台，但他本人有擊敗張獻忠的大功，他活著一天，對我的威脅也就存在一天。所以我羅織了各種罪名，將他圈禁致死；雖說濟爾哈朗的地位已經低於我了，但畢竟還是攝政王，留著也是威脅，於是我以小皇帝的名義發布詔書，任命十五弟多鐸為輔政叔王，架空了濟爾哈朗的權力。緊接著又借口鄭親王府「王殿台基違制」，罷免了他的攝政王爵。最後我派他領兵南下作戰，徹底剝奪了他在朝廷的所有大權。在入主北京之後的幾年裡，我越來越威風，所有的大臣見到我都要下跪，就像見到皇帝一樣。我甚至可以把本該存於大內的信符帶回家。我的睿王府位於紫禁城東華門外的南池子，是在明代重華宮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不僅地理位置上便於遙控宮廷，而且在府邸的造型和裝飾上也窮盡奢華，特別是府中重檐柱雕龍的結構，足以顯示我作為皇父攝政王的威嚴與氣度。我的府邸門前常常是車水馬龍，似乎這裡才是真正的國家心臟，皇宮似乎只是個擺設而已。而在猶如皇宮的家裡，我也更願意穿著皇帝的服裝，雖然沒有成為真皇帝，但在家裡過皇帝癮，卻沒人敢對我怎麼樣。
高處不勝寒，當權力鬥爭因為政敵的一個個失敗而漸趨減少的時候，我的孤獨感開始油然而生。儘管在這個時候，身邊的女人，以及和我有著曖昧關係的太后博爾濟吉特氏給了我很大的慰藉和幫助，但終究無法消弭這種可怕的孤獨感。有時在夢裡，能聽到母親烏喇那喇氏在召喚我；我覺得冤死在另一個世界的母親，應當在去世之後備極哀榮。這個時代是允許一夫多妻的，而每個妻子的地位是不同的。本來皇太極的生母葉赫那拉氏沒有當過大福晉，但因為皇太極成了皇帝，葉赫那拉氏獲得了「孝慈皇后」的追授。父汗一輩子有三位大福晉，卻沒有一個能在去世之後享受到皇后的待遇，我當然覺得不公平。於是在順治七年（1650年），我主持儀式，追授母親烏喇那喇氏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廟。儘管我無緣皇帝寶座，但能讓母親成為永遠的皇后，作兒子的也算是盡了孝道了。
作為長期征戰疆場，並置身於紛繁蕪雜的權力鬥爭之中的執政者，我對土地和權力的渴望自然十分強烈，這也讓我積勞成疾，常常頭暈；作為曾經並正在建立偉大功勛的男人，我對金錢美女的慾望自然十分強烈，這也讓我的身體狀況雪上加霜。兄長皇太極在世的時候，我只是專註於打仗，不敢旁騖，松山之戰期間的專心與焦慮，讓我此後一直神經衰弱；當我搖身一變，成為攝政王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約束我了，我的私生活就越發放縱，國事的操勞，個人的不檢點，讓我身染重病，有時煩躁不安，有時疲憊不堪。但我始終硬撐著，要求大臣們以國事為重。只是為了減少自己的閱讀量和閱讀難度，我命令臣下的奏報必須簡明，不得有浮華之辭。即便如此，也只能是減輕我的病痛，不可能扭轉我每況愈下的身體狀態。為了放鬆自己的神經，我多次率領臣僚到塞外打獵，但順治七年（1650年）的這次，卻讓我一病不起。
儘管我只有三十九歲，正是成就事業的黃金年齡，但此時此刻，我不得不考慮身後之事，不得不考慮跟我貌合神離的小皇帝、同床異夢的嫂子、難以管束的大臣們，還有反對大清統治的抵抗力量……於是，三十九年來的戎馬經歷，在我眼前一幕幕的展現開來，我應該把它們記錄下來，因為我的戎馬生涯，就是大清王朝奠定國基的輝煌歷史。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你們好，歡迎你們來到紫禁城武英殿參加宮廷疑案發布會。今天這次會議我們隆重邀請到了當朝攝政王多爾袞殿下。請他通過各位，向全國澄清近日流傳在坊間的一些關於攝政王與當朝太后的傳言。下面請大家自由提問。
我最愛的女人孝庄皇太后
御史甲：請問攝政王殿下，您是否聽說坊間傳言太后已經下嫁給您？請問您是否清楚他們持這種下嫁說，究竟有何依據？
多爾袞：太后下嫁給我的傳言我也有所耳聞，最近為此事很是頭疼，甚至不敢去見太后本人。太后下嫁說的觀點無非有以下五個依據：
第一，滿族有兄死弟可繼嫂的婚姻傳統，我勢必會遵從這個傳統；
第二，皇太極去世後，太后與順治孤兒寡母，力量單薄，太后特別擔心我篡奪皇位，故以身相許，確保順治皇位穩固；
第三，順治皇帝以我為「皇父攝政王」，既然稱我為「皇父」，就算是承認了我與太后婚姻關係的既成事實；
第四，有人見我多次出入太后宮禁；
第五，南明將領張煌言曾有《建夷宮詞》云：「上壽觴為合巹尊，慈寧宮裡爛盈門，春官昨日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這似乎就是最確切的證據。
御史乙：攝政王殿下，您對他們的依據持何看法？他們的依據是否屬實？
多爾袞：這正是我希望在座各位都察院的朋友幫我澄清的一個重要問題。你們可以看看，這五條證據哪個能站得住腳？
第一，滿族的風俗中允許叔繼嫂，但皇太極有很多兄弟，為什麼單單把我作為這個迎娶太后的主角？習俗並不等於歷史事實。
第二，順治上台是我與豪格權力博弈的結果，我雖身為攝政王，但有諸王大臣約定在先，只有皇太極的兒子才能繼任皇帝，我已經失去了稱帝的資格，攝政王已是最高榮譽。況且我已經位極人臣，算是不稱皇帝的皇帝，全然沒有必要再去篡權奪位，這一點聰慧的太后不可能看不出來。
第三，「皇父攝政王」是小皇帝對我的尊稱。他很早就失去了父親，把我當作再生父親，明擺著是籠絡我的手段，也是肯定我為清朝做出的貢獻。歷史上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西周初年周武王就管謀士姜子牙叫「尚父」，秦朝末年項羽就管謀士叫「亞父」，三國時期蜀漢國主劉禪就管諸葛亮叫「相父」，皆為尊稱，並沒有因此改變倫理關係。
第四，出入太后宮禁次數雖多，但這與下嫁與否沒有直接關係，就算是平民百姓，哪家結婚不辦婚事，搞秘密結婚來著？何況是皇家？
第五，張煌言身在江南，對北京宮廷之事能了解多少？無非是利用社會上的謠言宣洩一下自己對於清朝的不滿而已吧。所以，五條證據，都靠不住。
太后如果下嫁，必是國家大事，但我們的官方史書和官方文獻沒有任何記載。值得說明的是，本朝規定當朝君臣不得私自翻閱更改實錄和當代史料。如果各位有興趣，還可以到朝鮮王國討要朝鮮使臣的各種報告，這些報告不可能經過清朝官方的審核修訂，因此具有權威性。我朝發生了這樣的大事，他們焉能不記載呢？
御史丙：攝政王殿下，我在參會之前有幸偷偷翻看了朝鮮使臣的一些秘密報告，果然沒有關於太后下嫁的記載。那麼您能否借這次發布會，向全國百姓解釋一下您與太后的關係。
多爾袞：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太后比我小一歲，我們的關係很好。其實皇太極在世的時候，我就暗戀太后，喜歡她作為庄妃的天生麗質，喜歡她作為蒙古族美女的優雅氣質，喜歡她作為一代才女的聰慧果敢。後來她因兒子登基而成為太后，我便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無上權威向她示愛，並多次出入宮禁。我心裡很羨慕兄長皇太極，能夠在生前得到這樣的奇女子，但我無此福分，只有享受片刻之歡。我想太后一定也覺得我是英雄，才對我有所傾心，但她更多的還是考慮到孩子皇位的穩固，故而對我虛與委蛇，甚至投懷送抱。但是，她貴為太后，我貴為攝政王，我們不僅要做滿族人的統治者，更要做漢族人的統治者，我們不能讓漢族人因我們的民族習俗不合儒家傳統而受到漢人恥笑，從而削弱我們的統治基礎。所以，為了國家利益，也為了社會地位的正統性，我們即便兩情相屬，也不能遵從滿族習俗而成婚。儘管我身邊有許多女人，甚至在處治豪格之後，我還惦記著把肅親王妃收入睿王府里作側福晉，但我心中最仰慕、最憐愛的，還是這位來自蒙古科爾沁部博爾濟吉特氏的太后。
御史丁：攝政王殿下，能否請您談一下您與太后今後的發展？今後您二人有沒有成婚的可能呢？
多爾袞：太后的想法我還不得而知，大概至少要母儀天下，教誨小皇帝，直至他親政；而我，則要為實現清王朝對天下的最後征服而努力，為清王朝千秋萬代的基業而忙碌。我說過，不管我們倆之間發生什麼，抑或是在我們各自身上發生了什麼，我不能跟她結婚，現在不能，將來也不能。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我想你們想知道的東西，攝政王殿下已經開誠布公地告訴你們了。最後，我們再次感謝攝政王殿下光臨此次懸案發布會，並進行了精彩的回答。我也要代表朝廷感謝各位都察院的朋友的參與和幫助，謝謝各位。這次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范文程，男，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卒於清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祖籍江西，北宋觀文殿大學士范純仁十七世孫。曾祖父范鏓曾於明嘉靖年間擔任兵部尚書，祖父范沈曾任明瀋陽衛指揮同知。
他於皇太極在位期間任內秘書院大學士，於順治在位期間任議政大臣、太子太師。為皇太極和順治時期的主要謀臣。去世後葬於懷柔紅螺山，謚文肅，康熙御書祠額曰「元輔高風」。
我的家族在歷史上可稱顯赫。五個世紀之前，曾有一位名叫范仲淹的大臣，領導了北宋著名的「慶曆新政」，為改變北宋中葉積貧積弱的困境進行了一次偉大的嘗試。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寶貴財富。而我，恰恰是他的兒子，北宋觀文殿大學士范純仁十七世孫。所以，不管怎麼說，我也是名門之後，應該繼承范家憂國憂民的優良傳統。
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我出生在關外重鎮瀋陽。我的曾祖父范鏓是明正德年間進士，在明嘉靖年間曾擔任兵部尚書，祖父范沈曾任明瀋陽衛指揮同知，而我家位於瀋陽附近的撫順。雖然從祖輩往下算，官是越做越小，但這並不妨礙我的成長。畢竟，我仍舊生活在官宦之家、書香門第。我自幼好學，博聞強識，記憶力和理解能力都較一般孩子為強。十八歲那年，我就在瀋陽縣考取了生員，也就是秀才，有了最初的功名。從瀋陽返回撫順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下一步如何力爭考取舉人，而後進京考進士，感受金榜題名的愉悅與快樂。儘管關外的教育水平落後，考上更高功名的幾率非常小，那我也要勇於嘗試！
正在我躊躇滿志，準備步入仕途，大顯身手的時候，一場滅頂之災降臨了。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正在家裡操辦族內喪事的我，突然聽到城外喊殺聲震天，不一會兒工夫，街上的行人已經消失殆盡，又過了一會兒，街上出現了一夥打扮怪異的士兵，每個人都騎著高頭大馬，手裡都提著刀槍，腦後拖著一條辮子。我終於意識到了一個現實，撫順淪陷了。儘管這個現實我不願接受。早就聽說撫順關外的女真人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名曰「後金」，其首領「天命汗」努爾哈赤曾經接受過明朝的冊封，後來用一己之力完成了對關外女真各部的征服。但我萬萬沒有想到，後金能輕易攻破這座有明朝重兵保護的邊疆重鎮。幾天之後，確切的消息傳來，原來，努爾哈赤就在不久前，就打出了為父報仇的「七大恨」旗幟，舉兵襲擊明朝邊關，撫順守將李永芳沒有任何防範，面對突如其來的後金騎兵的衝擊，很快就開城投降。我曾經聽說過後金軍人嗜殺成性，還好沒怎麼抵抗，沒有惹怒這些亡命之徒，否則撫順連同它的百姓都要化為灰燼了。總兵張承蔭受遼東巡撫李維翰的派遣，率兵一萬進行反擊，結果由於對後金軍情形不明，被敵人包圍，全軍覆沒。
後金軍風捲殘雲一般地襲佔了關外多個要塞，而後大肆擄掠，揚長而去。他們所獲得的三十萬人畜，被作為戰利品賞賜給有功官兵，而我不幸也成為戰利品的一份子，從此由秀才淪為奴隸。
努爾哈赤是個臉龐黝黑的漢子，他以十三副遺甲起家，最終成就霸業的威名我早就聽說過。但他似乎對明朝的衣冠人物，包括沒有什麼資歷的儒生十分反感。認為「種種可惡，皆在此輩」，必須殺盡斬絕。結果，驗明正身之後，我就被送往刑場，即將糊裡糊塗地了卻殘生。但就在我即將引頸就戮的時候，努爾哈赤親自來刑場清點死刑犯。當我倆目光相遇之時，我再次被他的英雄氣概所震驚，而他似乎也被我身上的某些特質所吸引。他一聲令下，我從死刑犯的行列里被拉了出來。大概是我碩長偉岸的身軀救了我，努爾哈赤也喜歡跟他一樣氣質的男兒。接下來的問話，讓我距離死神漸行漸遠了。我簡練的回答讓他感到我不是那種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也不是那種充滿官老爺潛質的闊公子，頗知明朝底細和中國歷史的他甚至聽說我是范鏓的後裔，與范仲淹還有一些淵源關係，竟回頭告訴貝勒們說：「此名臣後也，善遇之！」只一句話，二十一歲的我就逃離了死神的懷抱。努爾哈赤把我撥到鑲紅旗下為奴。好死不如賴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奴隸就奴隸，有朝一日，我還會回到明朝，回到家園的。
努爾哈赤一生戎馬倥傯，戰功卓著。一個又一個捷報的傳來，讓我心裡一次又一次備受打擊。就在我被俘的第二年，明軍主力在薩爾滸戰役中被後金軍擊敗，從此喪失了遼東地區的戰略主動權，轉而採取守勢。而朝廷似乎沒把遼東的巨變當回事，繼續勾心鬥角，黨同伐異。天啟皇帝即位後，重用大宦官魏忠賢，打擊賢臣，寵信小人，朝政日趨敗壞。遼東邊帥一再易主，軍事行動總受到魏忠賢的掣肘。就在魏忠賢在北京權勢熏天的時候，努爾哈赤攻陷關外重鎮瀋陽和遼東行政中心遼陽。家鄉已經完全淪入異邦，我回家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看著明朝一天天的衰敗下去，我的心裡真不是滋味。看著後金蒸蒸日上的勢頭，我有種預感，也許若干年之後，這個關外小邦會成為明朝的勁敵，甚至奪取明朝維繫了二百多年的天下。那麼作為漢人，我該怎麼辦呢？是繼續懷念故國，還是乾脆支持這個少數民族的新政權呢？
明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攻打山海關外的最後屏障寧遠，遭到其起兵以來的最大失敗，加之國事家事纏身，他日趨衰老的身體每況愈下，終於撒手西歸。經過一場沒有硝煙的明爭暗鬥，努爾哈赤的第八個兒子皇太極登上汗位，改年號為天聰。我們尊稱為天聰汗。
天聰汗即位的第八天，便讓所轄漢民「分屯別居，編為民戶，擇漢官之清正者轄之」，從而使莊園近半數具有奴隸身份的漢民壯丁恢復了民籍。不僅如此，天聰汗還拋棄了其父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偏見，多次選拔和薦舉漢族與蒙古族官員加以「量才錄用」，贏得了不少漢族與蒙古族有識之士的支持，心甘情願「實心齊力報答皇恩」。天聰汗此舉並非偶然，因為從他即位的那一刻起，身邊的謀臣就不僅有女真人，而且有了少量早已歸降的漢人，這些漢族謀士為上述決策的制定做了大量貢獻。天聰初年的政策調整，讓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如果不能為明朝效力，那在後金博得功名，獲得一官半職，似乎也是一條前景看好的通衢大道。
天聰三年（1629年），天聰汗設立文館，要求文館「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並以記功之得失」。顯然，他是希望效法唐太宗「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的名訓。一個少數民族的君王，不以自己民族的祖先為榜樣，卻向漢族王朝里最偉大的帝王學習，這意味著什麼？
文館設立後，便急需有用之才供職其中。同年八月，天聰汗又頒布了一道上諭：「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勘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治，於生員中考取其藝文通明者，優獎之，以昭作人立典。請貝勒以下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於九月初一日命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撓。有考中者，仍以別丁賞之。」幸好我當年拿到了生員的功名，能夠忝列這次文館選拔考試的考生行列。由於上諭中不許奴隸主幹預那些已沒為奴的生員參與考試，所以我的報名與應考都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考試的題目甚至比明朝的秀才考試還容易，我越來越感覺到這個新君王的求賢若渴。應考者三百多人，錄取了一半多，我當然也榜上有名了。從此，因禍得福的我，由一個不折不扣的奴隸，轉變為堂堂的文館學士，儘管在後金的官場里地位低微，但畢竟由此步入了仕途。在女真的軍營里，在異鄉的赫圖阿拉，陌生感總伴隨著我。而在這裡，我遇到了一位開
天聰汗即位後的當務之急是處理內務，鞏固汗位，伺機剝奪其他三位和碩貝勒的實權。因此對鎮守寧遠的明軍採取守勢。而寧遠守將袁崇煥，也希望與後金講和，贏得喘息之機。當然，雙方都提出了對方無法接受的議和條款，議和成了真正意義的緩兵之計。其間，天聰汗多次發兵攻打寧遠，希望以此為突破口，長驅直入，直搗北京，結果袁崇煥的防禦天衣無縫，後金軍占不到任何便宜。
天聰三年（1629年），天聰汗在後院粗安後，便出動大軍討伐明朝，我也隨軍出征。鑒於前面幾次進攻都受阻於寧遠，我建議天聰汗繞開寧遠，奔襲千里，由喀喇沁部蒙古人作嚮導，從喜峰口越過長城，徑入明朝內地。天聰汗對我的建議深以為然，立即對我這個沒有任何官職，只能以「書房官」「文臣」稱之的書生刮目相看。天聰汗也看中了我所具有的虎將外表，於是，我受命率偏師沿潘家口、馬蘭峪、三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一線進發。結果，我智勇兼施，力克五城。並用火攻之計，擊退了明軍的反擊和包圍，有力地配合了天聰汗主力部隊的行動。其後，天聰汗率主力西進永平，而把留守戰略要地遵化的重任委託給了我。又是在明軍乘虛進攻空城之際，我多方設計，奮力抵抗，以少勝多，確保了後金軍大本營的安全。這一連串成功，讓我在後金陣營里聲名遠揚，因此也受封世職游擊。
後金軍攻佔遵化後，便長驅直入，直逼北京。據說遠在寧遠的袁崇煥曾建議朝廷加強薊門兵力，嚴防後金繞道而入，可惜未被接受，故而使我軍進展神速。後金軍屯兵北京城東南郊的南海子一帶，明廷震驚。總兵滿桂等率明軍在德勝門、安定門外阻擊後金軍，不料卻被城上助陣的明軍炮火誤傷。
袁崇煥得知皇太極繞道入關，即揮寧、錦將士回師勤王，他率兵馬日夜兼程，跟蹤追擊。在廣渠門外與我軍遭遇。雙方經過激戰，未分勝負，但我軍全力攻城的計劃卻不得不因此而推遲。天聰汗和我親往陣前，觀察袁崇煥的營寨形勢，發現其布陣結營很有章法，難以拿下。正在天聰汗犯愁的時候，我給他講起了《三國演義》里蔣干盜書的一出。我的提示讓天聰汗茅塞頓開，立即下令全軍撤退。
後金軍這次軍事行動，曾俘獲兩名太監，撤退途中，便暗中命令部將高鴻中、鮑承先等人，於靠近這倆太監之處，故作耳語道：「今天退兵，其實是天聰汗設下的圈套。前不久，天聰汗與袁巡撫派的人密談了好長時間。袁巡撫跟咱有密約，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然後，又故意給其中姓楊的太監一個逃脫的機會，楊太監逃回京城，便把他聽的「重大機密」一五一十地稟報給了崇禎皇帝。當時，朝中一些大臣早已誹謗袁崇煥引狼入室，是要脅迫朝廷答應他提出的與後金議和的主張，好與後金訂立城下之盟。崇禎帝一貫剛愎自用，獨斷多疑，他對袁崇煥「五年復遼」的大話早就有所懷疑，現在更覺得袁崇煥有謀反跡象，便不分青紅皂白，將袁崇煥誆騙進城，而後打入死牢。次年，袁崇煥竟被凌遲處死。我的反間計讓明朝自毀長城。從此，明朝再無高手可以為我軍勁敵了。但是，看著自己的故國執政者如此昏庸，我真覺得寒心，也覺得死心塌地投靠後金，確實是安身立命，成就事業的最佳選擇。
天聰汗除掉了心腹大患袁崇煥，本有希望乘虛攻打北京，也許是他忌憚袁崇煥帶來的援兵，也許是覺得現在即便拿下北京，也未必守得住，不如藉此機會大掠關內，削弱明朝的有生力量。後金軍很快就擊潰了明朝的各路援軍，滿載戰利品勝利而歸。
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後金軍攻佔了明軍正在修築的關外重鎮大凌河城。在這次戰役中，一支準備降金的蒙古軍，因部分士兵不肯投降，竟暗殺其將領，而後紛紛逃亡。天聰汗得信後大怒，要把剩餘的蒙古兵全部斬盡殺絕。關鍵時刻我的進言挽救了這五百生靈。我認為，未及逃走的士兵，說明他們有忠順之心，一怒之下將他們殺了，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可能影響大局。當時，還有一支明軍扼守西山一堡壘，後金軍屢戰不克，天聰汗甚是著急。此時，我自告奮勇，決計單人獨騎，前往勸降。憑我的三寸之舌，竟然感化了明軍守將，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天聰汗大喜，這批降兵便撥入我的統轄之下了。
天聰六年（1632年），天聰汗打算把戰事再次向明朝縱深推進，於是召集文武大臣商議對策。我提出了兩套方案。
方案一：憑藉後金軍高昂的士氣和強大的戰鬥力，長驅而入，直抵北京，迫使明廷妥協。然後，毀山海關而歸，以壯軍威。
方案二：以議和為名，麻痹明廷，如時機成熟，則出其不意發動突襲，乘隙直搗北京。
當時我認為，這兩套方案是反映自己軍事謀略藝術的完美之作。但今天看來，並非如此。雖然奔襲作戰和速決戰是符合後金軍實際情況的，但我卻忽視了一個更大的前提：明朝綜合國力強於後金，後金要想吞滅明朝，就像蚍蜉撼大樹一樣，需要時間，不可能一次解決。後金的最終目標是要入主中原，那麼自然要逐步減少對中原百姓的侵犯，而我還在強調資糧於敵，顯然會加重中原漢族百姓對女真的仇恨。這份奏疏的文筆，現在看來確實比較幼稚。我只是秀才出身，沒有受過更高層次的儒學教育，寫出來的文章雖然達意，但遣詞造句偶有不妥之處。雖然我的建議沒有被天聰汗接受，但值得慶幸的是，他還是誇獎了一番。這是我第一次就戰略問題
早在天聰五年（1631年），明朝的兩個低級將領孔有德和耿仲明，因觸犯軍紀畏罪發動兵變，自建衙署，四外抄掠。明廷派兵鎮壓。天聰七年（1633年），孔有德遣使向後金求援，天聰汗正在訪募賢能，特別需要了解明朝內部情況的官員，孔有德的求援正中其下懷。於是，我受命率軍前往援救，我以自己的伶牙俐齒，出色地完成了援救和招降的任務。孔有德和耿仲明的投降，使後金實力大增，他們也為後來清朝的統一立下了奇勛。
戰場上的不斷立功，也讓我在後金國的政治地位與日俱增。於是，天聰九年（1635年），天聰汗宣布改族名為「滿洲」，在原有女真八旗（天聰汗稱之為「滿洲八旗」）的基礎上，還成立了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議政王大臣會議首推我擔任漢軍八旗的固山額真，統領其中一旗。但天聰汗認為：「范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他不想讓我離開文館，不願我遠離他左右。我已經意識到，自己向著後金權臣和可汗親信的地位邁出了關鍵一步。
次年五月，天聰汗把國號改為大清，正式即皇帝位，改年號為崇德。
皇上更改國號後，很快就對國家機構進行了調整，把以前的文館擴編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各設大學士一人主持。任命我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官爵晉陞為二等甲喇章京。內秘書院大學士的官職相對較低，但所職掌的皆為機密要事。皇帝敕書的草擬，各衙門奏疏的收錄，與他國來往書館的撰寫等等，都出自內秘書院大學士之手。也就是說，我實際上充當著御前秘書長的角色。雖不在議政大臣之內，卻往往參與朝廷內外大政的制訂和對朝廷要員的任免。
皇上對我的重視，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每次召見議政的時間都特別長，而且常是前次被召才歸，未及吃飯休息，復又被召入宮。皇上倚重我，每逢議事，常說：「范章京知否？」用官職稱呼我，一下子就抬高了我的地位。每當議事不決的時候，就說：「何不與范章京商議一下？」只有我已認可的討論意見，皇上才最後批准。有時我生病在家，一些待辦的事也非要等我病好了再裁決，他覺得由我把關，擬定出的方案更科學，他也更放心。皇上經常和我一起共進午餐。一次入侍，面對皇上招待的美味佳肴，我想到父親還沒有嘗到，遲遲沒有下筷，皇上似乎心領神會，立即下令把這桌美味佳肴賜給我父親。無論是朝中大事，還是日常生活上，皇上都把我當作貼身近臣，這讓我這個身在滿族統治下的漢人受寵若驚，惟有忠心不二，才能報達皇上的知遇之恩。
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裡，我殫精竭慮，操勞國事，小心謹慎，兢兢業業。奏准廢除了連坐法；更定部院官制，推薦漢族人才入部院為官效勞。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對清朝徹底控制關外具有決定意義的松錦之戰打響。睿親王多爾袞在率軍攻打錦州時，私放部分官兵回家探親，從而未能有效阻止明軍將糧食搬運進城。得知此消息，皇上盛怒之下，就讓我和其他幾個貴族訊問多爾袞此舉的原因。待我等查清事實真相，並報知皇上後，旨意隨即下來了，將多爾袞降為郡王，並處罰銀和剝奪所統轄的部分牛錄。
聖命難違，但我心裡也清楚，多爾袞乃天命汗十四子，貴為睿親王，握有正白旗，兼管六部之首——吏部，萬萬不能得罪他。多爾袞的弟弟多鐸，豫親王，統領鑲白旗。倘若得罪了他們，皇上百年之後，如果他們尚在，一定不會輕饒我。而這次事件，多爾袞顯然沒有心悅誠服，所以不能強壓。為了改變這種尷尬，四月初五，我偕同大學士剛林等人向皇上奏稱：這次事件多爾袞、豪格等親王獲罪，他們被禁止到衙署上班，禁止謁見皇上，而前線作戰的鄭親王又屢戰不利，即將為他們所替代。在這個關鍵時刻，各部院衙門的日常事務不能耽誤，所以還請皇上息怒，先讓他們回衙署辦公，以觀後效。皇上深以為然，命令諸王貝勒各司其職，回各管衙門辦公。這樣，在我的斡旋下，一場皇族內部的尷尬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然而，多爾袞也許不知道，他的官復原職里有我的一份功勞。我雖然緩解了皇上與諸王的緊張關係，但與多爾袞卻結下來梁子。
松錦之戰，我軍獲得全勝。困守松山達半年之久的明軍統帥洪承疇，被部下出賣，成了我軍的階下囚。皇上深知洪承疇的軍事才能和他在明廷內部的巨大影響，故雖然將其關在監獄裡，但一直給予良好的招待。皇上認為漢人之間的交往，障礙或許會少些，於是把招降洪承疇的重任交給了我。
來到囚室，看著洪承疇披散著頭髮，一臉滄桑，一種異樣的感覺湧上了我的心頭。都是各為其主，他老了，我也不再年輕。坐在草墊子上的洪承疇似乎認識我，見了我就沒好氣地破口大罵，說我原是漢人，為何要做清軍的走狗，真是沒有骨氣。他的指責刀刀見血，讓我無法與他爭辯。洪承疇說著說著，突然站起來，腰板挺直，慷慨激昂，立志殺身成仁，決不投降。我索性就坐了下來，故意繞開這個話題，而是與他隨便談古論今，聊點人生得失。談話間，我注意到一小撮塵土落於洪承疇衣服之上，而他輕輕用手拂去。這個細節讓我心中立刻暗喜。聊了半天也沒打動洪承疇，撇下酒肉，我辭別了他，回到中軍大營向皇上稟報說，洪承疇必不肯死，面對階下囚的處境，對衣服尚且如此愛惜，更何況自己的生命？聽了我的話，皇上微微一笑，他似乎已經有了主意。他馬上下令擺駕囚室，要親自會會這個鐵骨硬漢。進得囚室，還沒等洪承疇反應過來，皇上已經脫下自己穿的貂皮裘袍，親手披在了洪承疇身上，並且關切地問這位衣衫襤褸的手下敗將：「先生還冷嗎？」我想崇禎皇帝不可能給過洪承疇這樣的禮遇，而我的皇上卻把禮賢下士做到了這個地步，洪承疇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只見他目瞪口呆，接著老淚縱橫，眉宇間透露出對這位異族皇帝的感激之情。洪承疇同意剃髮降清了，儘管遠在北京，以為洪承疇已為國捐軀的崇禎皇帝，正在舉行祭奠儀式隆重悼念他。
比起中國歷代的權臣，我的特權其實很有限。但由於身處皇帝近前，又蒙皇帝言聽計從，我在朝廷的權威和影響力越來越大，似乎也可以躋身權臣行列了。在我眼裡，自己的仕途還很漫長，為了清朝的統一大業，我還有許多事要做……
崇德八年（1643年），一直倚重我的皇上突然駕崩。臨終前他沒有留下遺囑。大阿哥豪格和皇上的十四弟多爾袞進行了一場旨在爭奪最高權力的博弈。結果，誰也沒有如願即位，而是由年僅六歲的九阿哥福臨繼承了皇位，改元順治。多爾袞和鄭親王濟爾哈朗成為攝政王，豪格則退出朝廷，轉而成為前線統帥。幾個月之後，多爾袞便排擠了濟爾哈朗，成為清朝實際意義的一號人物。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權力更迭中，作為先帝元輔的我，沒有表態，而是躲在蓋州湯泉養病，冷眼旁觀了一切。我相信，不管誰執政，都要繼續倚仗我這個託孤重臣。
蓋州休養的時候，我並沒有閑居，而是時刻關注著天下形勢的變化。就在新一年的開春，風聞李自成農民軍正在圍攻北京。我想，攝政王多爾袞一旦獲悉這個重大軍情，必然會急召我到盛京商議。正在琢磨我朝應當如何利用明朝即將崩潰的契機之時，攝政王的信使到了，果然請我火速到盛京，討論的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後我朝的對策。坐在前往都城的馬車上，我思忖良久，成竹在胸。
議政王大臣會議上，諸王貝勒分兩列坐定，多爾袞和濟爾哈朗在小皇帝左右兩側。似乎所有的議政大臣都還沒做好準備。我就首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自成並不足懼，其理由有三：「一、逼殞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三、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從得到的情報看，李自成進入北京後的所作所為，已經失去了天意、民心，這是我朝入主北京，定鼎中原的絕佳時機。然而，我朝也應當接受崇禎敗亡和李自成治下民怨沸騰的教訓，必須採取「非安百姓不可」的策略。先帝在世的時候，極力栽培多爾袞，後者的戰略眼光也很敏銳，甚至有些時候不亞於先帝。看著他頻頻點頭的笑容，我感到自己真的比袁崇煥幸運多了。領導我的全是頭腦清醒的明主！
秉承多爾袞的意思，會後我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奏疏，以書面形式闡發了自己對於時局的看法。
我先簡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硬道理。而後提出了我的大戰略——任賢撫民。具體而言，就是嚴肅軍紀，秋毫無犯；就是「官之賢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養之」。中原大亂久矣，百姓渴望安定，如果能滿足他們的心愿，那我們就一定能征服天下。這是我們千載難逢的良機，一定要把握住，不然就要抱憾終生了。如果說多爾袞此前對進軍北京還有什麼顧慮的話，我的這份奏疏就在理論上給他提供了最正確的方向。
多爾袞的英明恰恰就體現在他的處事果斷上。從我呈上奏疏，到他誓師發兵，僅僅九天時間。在他一聲號令之下，全國「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這是我朝從未有過的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幾乎是舉傾國之兵了。誓師之時，多爾袞通告全軍：「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顧，要當定國安民。以成大業。」並嚴格下達了「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的禁令。
在我的眼中，既然明朝已經滅亡，清軍必須改變以明朝為宿敵的姿態，而是儘力爭取明朝殘餘力量投降，聯合他們共同對付氣勢正盛的李自成。清軍也正是採用了這樣的戰略，在山海關戰役中聯合吳三桂，擊敗了李自成。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軍輕易地佔領了北京。初入北京，多爾袞以身作則，只帶一千人馬宿衛，其餘騎兵盡屯城外。他規定沒有他的標旗，一概不準出入，防止驚擾百姓。
此時的北京，幾經戰亂，人心惶惶，動蕩不安。面對嚴峻的局勢，我提出了幾項建議，在多爾袞那裡，立即化為多項安撫民心的有效政策。
首先，爭取故明遺臣和王爺對新王朝的認同。朝廷為崇禎皇帝、皇后發喪三日，曉諭天下，「以昭大義」。並派人保護明陵。同時宣布，原明朝諸王來降，爵位俸祿依舊。
其次，爭取漢族官紳的支持和認同。傳諭城中各級漢族官僚各司其職，並宣布降附者升級、殉死者立廟、隱逸者徵辟錄用。要求內外衙門的公章，全部要鑄有滿漢文字，使漢族官員名義上能與滿族官員平起平坐、有職有權。
再次，根據原有簿冊徵收賦稅以收攬人心。明朝末年，賦稅不斷加派，百姓不堪重負。而朝廷根據我的建議，不再另造新冊，而以賦稅加派前的萬曆年間舊簿冊為額，廢除以「三餉加派」為代表的苛捐雜稅。沉重的萬曆稅額雖仍讓百姓難以為繼，但負擔總歸減輕了不少。
這些措施的效果並非立竿見影，但時間一長，明朝遺民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尋常百姓，對我朝的敵意大為化解。很快，他們成為了我朝鞏固對北方統治和征服江南的可靠後盾。
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佔領南京，南明弘光政權宣告瓦解。我心裡很清楚，江南地區是明朝的人文淵藪，這個地區的讀書人向來都是華夏文化的代言人，只有籠絡了他們，才能有效控制桀驁不遜的江南地區。正所謂「士心得則民心得」，攻佔南京後，我立即建議多爾袞開科取士，網羅人才，爭取民心，讓那些知識分子對我朝俯首稱臣，不給他們造反的機會。朝廷採納了這項建議，規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舉行鄉試；每逢辰、戌、丑、末年，舉行會試。此政策一經出台，就讓那些窮經皓首的讀書人在戰亂頻仍的年代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儘管江南地區的反清叛亂仍然時有發生，但最優秀的知識精英，已經通過科舉考試納入我朝的政治秩序之中，這極大地鞏固了我們對江南的統治，也促使江南地區的百姓逐漸承認了我朝對他們的統治。
正在我作為帝國的最高參謀長，準備為清王朝的發展做出一番業績的時候，突如其來的一道命令改變了一切。
清軍對江南征服的迅速進展，使得多爾袞似乎有些飄飄然了。他甚至覺得定鼎北京之初的安民政策是多餘的。在「剃髮」問題上，我與多爾袞的矛盾開始表面化。
滿族習俗，男人應將前額剃光，把剩下的頭髮梳成辮子，垂在腦後。而中原漢人歷來是束髮綰結於頭頂的髮式，漢族士大夫囿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觀念，認為剃髮是萬萬使不得的。所以多爾袞入京伊始，為了不刺激漢人的反抗情緒，沒有強制執行要求漢人剃髮的命令。滅掉南明弘光政權後，多爾袞似乎覺得統一天下已不成問題，可以為所欲為，恣意橫行了，於是在一些近臣的攛掇下，重新頒布「剃髮令」，特別要求江南新征服地區必須剃髮。
隨著剃髮令的強制實施，江南地區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驟然發展到了「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地步，時局發生了出人意料的變化。本已安定了的江南，此時又「人心始搖，紛然四起」，人們「毀棄身家，上滅宗祀，斷頭碎骨，浩然不顧」，紛紛抗命。朝廷似乎沒有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開始強行鎮壓。此情此景，與我為之不懈追求的老百姓「安居樂業」的理想，距離越來越遠，我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剃髮令的頒布也招致朝野上下的反對，但多爾袞此時聖眷正隆，炙手可熱，反對剃髮令的人先後被廢黜，逢迎剃髮令的漢族降官馮銓等人居然得到重用，甚至取代了我位居內閣班首。無奈之下，我只能對多爾袞採取消極抵抗的不合作態度。而我的這種態度，招致了多爾袞的嫉恨和報復。
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爾袞命令大學士等「宜時具條奏」。我則以「凡有聞見，即面啟，無庸具本」為詞加以推脫。多爾袞非常不滿，加之此前我功勛卓著，可能會成為他專權跋扈的障礙，結果他就以「爾素有疾，毋過勞」為借口，把我的實權架空了。幾個月後，甘肅巡撫黃圖安上書申請辭官，以贍養雙親，有關部門認為黃圖安是辭官以推脫責任，建議將其革職，我將此事報告給攝政王濟爾哈朗，並以贍養父母是美德為理由，反對將其革職。我故意繞開倒行逆施的多爾袞，直接稟告另一攝政王的行為，激怒了多爾袞，於是他以「擅自關白」攝政王濟爾哈朗為借口，將我下法司問罪。儘管最後沒有身陷囹圄，但我今後只能小心翼翼，唯恐再遭打擊。
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借故削去了濟爾哈朗的親王爵位，從而實現了大權獨攬。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多爾袞令大學士剛林等刪改《清太祖實錄》，並讓我參與其事。我很清楚篡改歷史事關重大，不敢造次，更不敢抗旨，只好稱病不出。此後幾年，我從權臣滑落到朝廷的邊緣，成了被遺忘的功臣。
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爾袞因病亡故。次年初，順治皇帝開始親政，徹底剝奪了多爾袞生前的一切榮譽，並廢除廟享，抄沒財產，誅戮黨羽。曾為之刪改《清太祖實錄》的剛林等人皆被處死。我本應受到株連，但因並非同黨，且幾乎沒有實際參與刪改事宜，故從寬革職，很快又官復原職。接到官復原職的諭旨之時，我長出了一口氣，幸好當初沒有站錯隊，幫著篡改《清太祖實錄》，成為多爾袞的私黨，否則後果如何，難以預料！
順治九年（1652年），我首次以議政大臣的身份參加朝廷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成為已經親政的順治皇帝的輔政大臣。在我的協助下，朝廷很快就把國家大政方針的重心轉移到以仁德治天下的軌道上來，對南明政權採取「剿撫結合」的策略，派洪承疇等人經略湖廣、雲貴，東南沿海和西南邊疆的抗清力量逐漸消沉。
為了支持前方的戰事，大量的銀子運往前線，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我就上疏建議朝廷向明太祖學習，實施軍隊屯墾，自給自足，解決後勤保障，給國家減輕負擔。我建議朝廷要任用操守廉潔、能力出眾的官員擔任湖廣、江西等省地方官，針對這些省份飽經戰亂，地廣人稀的實際情況，招攬農民，開荒種田。朝廷可以將減免賦稅和提供耕牛、農具作為鼓勵農耕的優惠條件。這些地方官的俸祿，要首先拿去投資興農，力爭次年收回成本。以後幾年，靠農業增長的收益來償付俸祿，使朝廷不加賦而官員待遇不斷改善。我建議朝廷，在養兵的方式上進行改革，推廣屯田，逐步實現軍隊後勤供應自給。在軍隊中嚴肅紀律，獎罰分明。
皇上對我的建議深以為然。屯田政策的實施，使當地農業生產逐漸恢復，朝廷的財政負擔也相對減輕了，當地的社會秩序也有所安定。
同年十一月，我認為將那些因反對剃髮令而被革職的官員們指控馮銓之流的奏摺彙集起來，呈給皇上御覽。順治帝閱後說：「諸大臣彈劾得完全正確，為什麼卻因此罷了官呢？」我答曰：「他們為了忠君報國，才冒死彈劾佞臣，不料卻被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皇上應該加倍愛惜這些秉公不阿的臣屬。」順治帝立刻命令吏部將這些人官復原職。從而平反了一批冤案。
順治十年（1653年），我針對朝廷一直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滿輕漢、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等弊端，與同僚一道上疏，請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薦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論滿人還是漢人，不論久任官職還是新近起用，不論其官階高低、親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膽薦舉。我相信，這是促使我朝用人制度由任人唯親向任人唯賢方面的轉化，而且還促使朝廷在舉薦人才方面堅持滿漢平等，從而給漢族士大夫提供更多的入仕機會，讓他們樂於為朝廷效力。這些建議得到了皇上的首肯。順治皇帝在位的幾年間，洪承疇等漢族官員得到了提拔，漢族官員在朝廷里的數量顯著增加，地位顯著提高。作為一個漢人，我也不再感到孤掌難鳴了。
順治十一年（1654年），皇上開恩，特加封我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進為太傅兼太子太師。由於我是先朝舊臣，功勛卓著，因此皇上對我「禮遇甚厚」，我生病的時候，皇上曾親自調好藥餌賜給我醫病；皇上曾派畫工到家裡為我畫像，並將畫像珍藏於內府；他又經常賜給我很多御用衣物，很多衣物都是為我魁偉的身材量身定做的。
已經步入垂垂暮年的我，總禁不住回憶過去。六十多年的人生，最讓我欣慰的，是我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為大清王朝開創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最讓我遺憾的，是我身為漢人，卻幫助滿族王朝奪取了漢人的天下，這一做法招致了很多人的議論，甚至有人認為我是漢人的叛徒、明朝的叛逆。
其實連我都曾稱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孩提時代，我一直夢想能夠像祖父那樣入朝為官，造福一方。然而，撫順陷落和奴隸生涯改變了我。在異族的地盤上，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效忠這個異族的王朝，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明朝讓我很失望，它拋棄了我的家鄉，拋棄了家鄉的子民，拋棄了關外的大好河山。在清兵不斷進逼的時候，它還在懵懵懂懂。在它的統治下，關內的百姓生活更凄慘，這樣的王朝，存在一天，大家就倒霉一天，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清朝的勢頭蒸蒸日上，只要我能做出自己的努力，讓它擺脫野蠻，進入文明，中原的同胞們會在清廷的關照下過上相對安穩的日子的。
我曾經懷著進京趕考的願望發憤讀書。然而沒想到，這回趕考趕的不是科舉考試，而是治理國家的考試。而我是騎著清軍的戰馬入城的。曾經的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即將在一個新的王朝實現，我是何等的心曠神怡！在這個新的王朝里，我的建議就意味著決策，就意味著權力，因為我是寵臣，所以我是事實上的權臣。我要用手中的權力造福百姓。
一切都將過去。我不可能去干涉後人對我的評價，但我希望在後人給我蓋棺定論的時候，能把「漢奸」、「叛徒」的字眼去掉。我雖然吃的是滿族的俸祿，但我的所想和所做，都是為漢族百姓的切身利益著想，總希望讓他們安穩一些，舒服一些，少一點罹難，少一點困難。我愛我的祖國，我愛我的民族，我愛我的家鄉。當我站在北京的城牆上，向城外廣袤的平原瞭望之時，我渴望所有的百姓幸福平安。
鰲拜，男，大約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卒於清康熙八年（1669年）。瓜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衛齊第三子。曾被賜號「巴圖魯」。崇德年間歷任甲喇章京、三等梅勒章京、三等昂邦章京等職務，為皇太極貼身將領。順治年間擔任議政大臣，康熙初年擔任輔政大臣。康熙八年（1669年）被罷官圈禁，不久死於囚所。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念其舊勞，追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從孫蘇赫襲。蘇赫卒，仍以鰲拜孫達福襲。雍正年間，朝廷賜祭葬，復一等公，予世襲，加封號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宣諭群臣，追核鰲拜功罪，命停襲公爵，仍襲一等男；並命當時為鰲拜誣害諸臣有褫奪世職者，各旗察奏，錄其子孫。
瓜爾佳家族是女真族內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他們最初居住在松花江畔，後來遷徙到琿春河流域。這個古老部落中最煊赫的一支，是蘇完河畔的蘇完部。我就誕生在這個部落里。
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建州女真的英雄努爾哈赤起兵的第六年，蘇完部的首領——我的爺爺索爾果率部眾歸附了努爾哈赤。從此，我的家族成了建州女真的一部分。
在蘇完部的過去，曾經湧現出許多英雄人物。我的伯父費英東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小習武，驍勇而精於騎射，十二歲就能拉開十餘石的強弓。爺爺率眾歸附的時候，努爾哈赤見二十六歲的費英東英氣逼人，十分喜愛，便帶在身邊，後來編入了鑲黃旗下，由努爾哈赤直接指揮。費英東作戰勇敢，每次戰役都沖在最前面，千軍萬馬中於敵陣取上將首級，猶如探囊取物一般，為女真各部的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後金國建立後，伯父名列五大臣之首，成為決策層的重要一員。伯父在五十七歲那年不幸去世。他性情忠直，遇事果斷，對部下很關愛，對俘虜也很仁慈。皇太極曾經稱讚他：「見人不善，必先自斥責而後劾之；見人之善，必先自獎勸而後舉之。故被劾者無怨言，被舉者無驕色。朕未聞諸臣以善惡直奏斯斷人也！」我以有這樣的伯父而感到驕傲，以生在這樣的英雄家族而感到自豪。
我的父親偉齊是伯父的九弟，我是父親的第三子。可能是孩子太多，粗心的父親甚至都沒有記清楚我的出生時間，我只能估計自己差不多是在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前後來到這個世界的。好在滿族人不太講究生辰八字，否則我該有多麼遺憾啊！
小時候，我很喜歡舞槍弄棒，但也許是在家裡排行不太突出，也許是父親太過忙碌，我始終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和呵護，所以早年也沒什麼戰功。直到大概二十二歲的時候，才有了這麼點戰績：「自明界捉生還。獲蒙古人五、漢人三十、牲畜三十二」。比比天命汗和天聰汗的兒子們，比比父親同僚的孩子們，我真是有點大器晚成。
崇德元年（1636年）征伐朝鮮的行動，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那時，天聰汗已經稱帝，改國號為清，年號崇德，正式建立了與大明分庭抗禮的王朝。同年，清軍佔領朝鮮，迫使這個明朝的盟友轉而臣服於大清。而此時作為鑲黃旗巴牙喇甲喇章京的我，也參加了這次進攻朝鮮的戰役，並擔任隨駕護衛。這一經歷，讓皇上開始認識我，賞識我，為我後來的發跡鋪了路。
皮島位於鴨綠江口外，距朝鮮本土及遼東半島都很近，是個戰略要地。在我朝接連攻陷遼東全境之後，這裡就成為與關外寧錦一線的明軍遙相呼應、互為犄角的要地。明軍守將毛文龍以此島為依託，多次騷擾遼東，使我軍疲於應付。儘管在與袁崇煥的內訌中，毛文龍被殺身亡，削弱了皮島的防禦能力，但皮島仍舊是我朝的心腹大患。天命汗和天聰汗一直都想拔掉這顆釘子。現在，朝鮮已經歸順，機會來了。與朝鮮媾和後，皇上火速派遣碩托等人率軍進攻皮島。
碩托的進展很緩慢，皇上又調阿濟格取而代之。我跟隨阿濟格一起出征。阿濟格制訂了兵分兩路、聲東擊西的進攻方案：一路從海上以巨艦擺出正面進攻的態勢，故意吸引守島明軍的注意力；另一路則以輕舟精銳，快速推進，直插該島西北角之要害陣地。後一路是此次進攻的關鍵。這時，我主動請纓指揮後一路進攻，並與准塔一同向阿濟格立下軍令狀：「我等若不得此島，必不來見王！誓必克島而回！」我與准塔率軍渡海進攻，不料明軍早有防範。在前鋒受挫，千鈞一髮的關頭，我一馬當先，冒著炮火率先沖入明軍陣地，與對手展開近距離肉搏。清軍後續部隊及時接應，成功在皮島登陸。皮島這個釘子被我軍成功拔掉。
我的卓越表現讓皇上頗為滿意。我也被提拔為三等梅勒章京，賜號「巴圖魯」，加世襲六次，准再襲十二次。皇上對我的信任越強烈，我對皇上的忠心也就越堅定。崇德二年（1637年），代善的兒子岳托得到幾匹好馬，為了討好皇上，就派人連夜送往皇太極的駐地進獻馬匹。而我當時仍舊是皇上的貼身護軍，夜半時分，皇上已經就寢，為了確保皇上的安全和安枕，我把獻馬人擋了下來。次日，皇上聽說此事，稱讚我忠於職守的精神，對岳托拍馬屁的行為也給予了懲處。
崇德六年（1641年）開始的松錦戰役，是決定我朝與明朝在關外地位的最後決戰。在率先開始的攻打錦州的戰役中，我先後率軍擊退了明軍的杏山、松山援軍，並徒步攻克明軍的步軍營，因而從三等梅勒章京升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襲十次。緊接著，我又率軍擊退松山被困明軍的突圍行動，擊敗了吳三桂、唐通、白廣恩等明軍各部，這些戰事為松錦大捷的最後勝利做了重要準備。
松錦大捷後，我又隨同阿巴泰揮師入關，經河北直趨山東，途中多次擊敗明軍，連克四座城池，殺掉明魯王，擄獲大批人口牲畜，我還在密雲附近擊潰由吳三桂統率的明軍精銳關寧鐵騎。這次戰功，使我榮膺三等昂邦章京。一年後，我升任護軍統領，擔任宿衛首都的重任。由此，我從一名皇上的貼身護衛，步步高升，直至躋身八旗的高級將領行列。
就在我藉助皇上的賞識，逐步提升自己在八旗貴族中的地位之時，一個噩耗突然傳來。五十二歲的皇上帶著「儲嗣未定」的遺憾猝死。
皇上的駕崩很突然，但皇上的身體在崇德七年（1642年）之後日趨惡化的事實，作為護軍統領，我卻有所察覺。由於宸妃的意外病故，皇上整日愁眉苦臉，痛苦不已；由於松錦大戰的緊張，皇上食不甘味，寢不能寐；皇上的脾氣越發暴躁，隨著脾氣的見長，健康卻每況愈下了。我每每為皇上的身體擔憂，但又在皇上性情急躁之時無法勸說，無奈間只有忠於職守而已。
皇上屍骨未寒，一場激烈的皇權爭奪戰就打響了。皇上的長子豪格和十四弟多爾袞，是最具實力的皇位爭奪者。由於我隸屬於鑲黃旗，是皇上生前親自統領的，所以我理所應當地支持皇上的長子豪格，而不是握有兩白旗的多爾袞。為了結成支持豪格即位的有力聯盟，我在議政王大臣會議召開前，主動與索尼、圖賴、圖爾格、拜音圖、何洛會、譚泰、冷僧機等支持豪格的兩黃旗大臣「共相盟誓，願死生一處」，並相約齊往豪格家，策劃立其為帝。
崇德九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議政王大臣會議在盛京皇宮的崇政殿召開，與會的諸王貝勒將主要討論皇位繼承問題。會前，以我和索尼為首的兩黃旗大臣迫不及待地在大清門盟誓，擁護豪格繼承皇位，並部署兩黃旗的護軍營張弓挾矢，環衛崇政殿。圖爾格、遏必隆也所部護軍，護衛大清門。劍拔弩張，氣氛緊張。我當時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一旦豪格和多爾袞在會議上翻臉，我就率軍立即衝進皇宮，殺掉多爾袞，擁立豪格！
會議由六十一歲的禮親王代善主持，作為先帝的二哥，他在朝廷里威望最高。我和索尼首先倡言「立皇子」，這時多爾袞突然厲聲呵斥我和索尼：「這裡是親王、郡王們說話的地方，你們算是什麼東西，還不趕快退下！」我立即覺得自己很尷尬，顏面丟盡，一怒之下，本想上去宰了多爾袞這個短髯混蛋，但怕惹起事端，把豪格的好事辦砸，只好退出大殿。但我退出大殿後，傳令護軍營包圍崇政殿，密切注意裡面的動靜。
豪格表現得比較愚蠢，讓我很失望。權力博弈的最後結果，是多爾袞和豪格誰也沒有獲得皇位。最後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立皇九子福臨為帝，改次年為順治元年。由於福臨年僅六歲，議政王大臣會議推舉多爾袞和濟爾哈朗為攝政王，總攬朝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多爾袞是實際的勝利者。
現在想起來，遇事魯莽的我幸好沒有動手！多爾袞的兄弟和兩白旗的實力也很強，一旦兩黃旗和兩白旗在宮廷內外兵戎相見，自相殘殺，那麼受損害的還是我大清的利益。一旦因為皇位問題鬧得眾叛親離，王朝分裂，誰能負得起這個責任，我能對得起先帝在天之靈嗎？還好，總算是皇子即位，大清沒有分裂。雖然我還沒有進入朝廷的最高決策層，但我從此也肩負起保衛幼主的責任了。
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佔領北京。次年，朝廷論功行賞，我升任一等昂邦章京。受到陞官鼓舞的我，求戰慾望極濃。很快，我就加入了阿濟格進攻李自成農民軍的部隊，直奔湖廣。順治三年（1646年），我隨豪格等進兵陝西，在漢中打敗了李自成的余部賀珍以後，得知我們的主攻目標張獻忠農民軍已經抵達川北西充一帶，這時候我自告奮勇，擔任前鋒，率先頭部隊前往阻擊。在激戰中，張獻忠本人被我軍射殺，其農民軍主力被我軍擊潰。而後我又率軍深入四川、貴州，為清朝經略西南地區立下大功。然而，這次我不僅沒有因功受祿，反而還倒霉了好幾年。
由於在皇位爭奪過程中我始終反對多爾袞即位，這肯定讓此刻如日中天的這位攝政王懷恨在心。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以各種利益為誘餌，瓦解了崇政殿議政時兩黃旗大臣結成的同盟。我、索尼、圖爾格和表哥圖賴一直拒絕順從多爾袞。這位小肚雞腸的攝政王很快就開始對我們下手了。
順治元年（1644年），我隨英親王阿濟格征討退守陝西的李自成大順軍，立有大功。翌年秋，阿濟格因未能及時奉旨班師，並且謊報戰功，從而受到處罰。阿濟格仗著是多爾袞同母兄長的身份，為人狂傲，藐視當今皇上，私下裡竟稱皇上為「孺子」。多爾袞諭令譚泰和我召集部眾，將阿濟格「稱上為孺子」之語傳示曉諭。譚泰顧及阿濟格的情面，沒有照辦。我也因聽從了譚泰之言未奉諭旨，結果不僅軍功不準議敘，還被罰銀一百兩。後來譚泰又與索尼相仇，互相攻擊，我因庇護索尼再次獲罪，幾被革職。我心裡很清楚，多爾袞的打擊報復由此就開始了。官大一級壓死人，從此，我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不知道該怎麼辦。
順治五年（1648年）春，我隨同征討張獻忠大勝而歸的豪格大軍凱旋迴京。豪格部下希爾良因冒功邀賞遭罰，我也因勘察不實而受牽連，被議處「應革職，罰銀一百兩」。一個月後，貝子屯齊告發鄭親王濟爾哈朗包庇豪格過錯的種種罪證。我聯合部分兩黃旗大臣密謀擁立豪格的陳年舊事也被翻了出來。多爾袞藉此事興起大獄，嚴訊諸人。最後，我被扣上擁立豪格、私拉小集團的罪名，按律當死，後來又交了不少贖罪銀子才免於一死。一個月後，我再次倒霉，罪名是在先帝駕崩時「擅發兵丁守門」，險些掉了腦袋。兩年後，多爾袞找了個借口把我降職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我對先帝忠心耿耿，一片赤誠，對新皇帝也始終堅守臣節。然而，忠貞沒有換來仕途的平坦。難道這是命運捉弄我嗎？我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呢？
命運的轉折來得那麼突然，讓我幾乎措手不及。順治七年（1650年），隨著多爾袞的突然死去，親政的小皇帝起用被長期壓制的另一位攝政王濟爾哈朗。但這時濟爾哈朗已經不能再當攝政王了，而是變成了輔政大臣。小皇帝懷著對多爾袞生前專橫跋扈的仇恨，嚴厲懲治了多爾袞的親信，並把多爾袞生前的一切榮譽全部剝奪。
清洗多爾袞的親信，意味著一次權力洗牌，小皇帝急需培養一批效忠於他的朝臣集團。而這個朝臣集團的成員，首先必須來自於那些與多爾袞為敵的老臣。索尼和我就這樣進入了小皇帝的視野。順治皇帝親政的當年（順治八年，1651年），我就被授予議政大臣職務，終於有資格參與議政王大臣會議，又以軍功升爵位為一等侯；順治九年（1652年），我的爵位再次升為二等公，官職也升為巴圖魯總管侍衛、領侍衛內大臣，成為皇帝身邊最親近的大臣之一。與之相對的是，曾經歸附多爾袞、欺壓陷害我的幾名大臣，被全部處死，家產籍沒。這一升一黜，體現了皇上親政以後國家政局的重大變化，也標誌著我一生中最輝煌時刻的開始。
皇上親政之後，我隨侍皇上左右，位列公卿，權勢日增，成為統治集團決策層的核心成員，我直接參与和管理國家的各類事務。皇上親政以後，逐漸開始進行漢化改革，仿照明朝制度來改革我朝祖制，這點變化讓我心存疑慮。我認為，滿族雖然入關，為了統治數量龐大的漢族百姓，可以參照漢族的生活習慣改革一些政治經濟制度，但八旗的「尚武」傳統不可改變，我朝以騎射得天下，不可懈怠。「尚武」傳統和「騎射」本領是滿族賴以生存和長盛不衰的法寶。所以，我建議皇上恢復「大閱講武」，就是希望朝廷在確保八旗勁旅的光榮傳統方面做出表率。皇上深以為然，「得旨允行，並著為令」。從此，「大閱」成為我朝的一項定製。
這年十一月，我舊傷複發，卧床不起，皇上親臨我的府邸看望慰問，驚動皇上大駕，對我來說，無異於殊榮啊。次年冬，皇上的親生母親博爾濟吉特氏病重，皇上朝夕伺候，我也晝夜守候在宮中，甚至廢寢忘食，我的仁孝表現可不是裝出來的，我深知這位太后就是先帝在時頗受寵愛的庄妃，她為大清的建立也做出了很多貢獻，對於朝廷內部各派勢力的平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用各種手段避免了多爾袞的篡點陣圖謀，她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作為先帝的貼身侍衛，我對她的尊重是由衷的。我的仁孝深得皇上讚賞。太后病癒之後，皇上就給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銜。
如果皇上能夠長壽一些的話，我與這位年輕皇帝的君臣之誼也許就要成為歷史美談而深入人心了，就像蕭何之於漢高祖劉邦、魏徵之於唐太宗李世民。可惜的是，就在我已經日益得到皇上信任，地位不斷上升的時候，皇上卻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去世，享年二十四歲。
順治皇帝沒有重演前兩代君王的悲劇，而是在彌留之際明確了皇位繼承人，那就是在天花的災難中大難不死的皇三子玄燁。但玄燁只有八歲，無法獨立主掌朝政。皇上似乎不希望再次出現第二個多爾袞，所以不再重複親王攝政的故事，而是委任他的心腹大臣為輔政大臣，以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我為四位輔臣。十八年前，我曾經臨危受命，輔佐幼主，但那時自己只是一介武夫；而眼下，我真正成為了有權決定國家往何處去的四位輔政大臣之一，這不能不說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驗。
在四位輔臣里，索尼資格最老，此時已經年逾六旬。經歷了太祖、太宗、世祖（順治皇帝的廟號）三朝，是大清王朝的開國勛臣。康熙即位後，他就成了四朝元老，我不得不承認他確實在我們四個人里居於領袖地位。但是他年紀太大，體弱多病，為人比較圓滑，與輔臣里排名第二的蘇克薩哈有積怨。這些都給我的崛起留下了充足的餘地。
蘇克薩哈，滿洲正白旗人。其父蘇納是天命汗的女婿。原是多爾袞的親信，多爾袞死後，他見風使舵，立即揭發檢舉多爾袞，從而逐漸得到順治皇帝的信任，成為議政大臣。由於他曾經有過這樣落井下石的經歷，讓朝臣們常常對他不屑一顧。他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太低，太受鄙視，也讓我儘管跟他家有姻親關係，也不得不與他劃清界線。
遏必隆出身鈕祜祿氏，家族顯赫；來自滿洲鑲黃旗，根正苗紅。他的父親是我朝五大開國元勛之一額亦都，他的母親是和碩公主，家庭地位沒的說。由於都是名門之後，所以我與遏必隆關係很好，在事業上他經常幫助我。然而，他缺乏乃父的為政之風，個人才幹有限，難以獨當一面，逐漸成為我的追隨者。
由於他們各有缺陷，所以我在輔臣中的作用就日益凸現。我決心抓住這樣的機會，讓自己成為四輔臣中的真正核心。而順治皇帝留給我們和康熙小皇帝的爛攤子，就是我大展身手的好舞台。
這時，遠在雲貴廈門，抗清勢力一直是大清的心腹之患；近在江南水鄉，明朝遺民繼續對我朝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大到官場的腐敗，府庫的匱乏，小到制度的漏洞，不滿的滋生，這一切，都是順治朝留給現今的爛攤子。
在我的直接策划下，一系列改革開始大刀闊斧地展開。
首先，結束順治的漢化改革，整肅吏治。
先帝執行了仿照明制的漢化改革，其用意就是用漢族制度來鞏固我朝對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的直接統治。然而，我認為先帝的漢化改革卻過於徹底，忽視了滿族自身的民族精神，所以現在有必要加以糾正，以避免幾百年前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被完全漢化的一幕在這裡重演。為了顧全先帝的面子，也為了保證我的執政思路能夠得到令人信服的有效貫徹，我和其他三位輔臣以先帝遺詔的方式，對順治年間的漢化改革做了檢討，用先帝的口吻否定了此前十幾年漢化改革的成果。明亡的教訓還歷歷在目，我不希望我朝因為學習了明朝的舊制，而重蹈明朝亡國的覆轍。所以，我必須改弦更張，恢復舊制。
明末朝政廢弛的突出體現在於吏治腐敗，於是，我首先從吏治入手。康熙即位之初，我就以小皇帝的名義發布上諭，要求嚴懲「徇情貪賄」者。從康熙四年（1665年）開始，我主持開展了為期三年的嚴查地方劣政的專項整治活動，康熙六年（1667年）全年，我就先後下令將貪酷、不謹、罷軟、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多人革職，還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門官吏近四千名。
在用重典震懾了那些貪官和昏官之後，我又搬出多爾袞曾經制訂的「四格六法」（四格是從操守、政績、才能、年齡四個方面對官員作出評價，六法是從「不謹、罷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個方面處理不稱職的官員），作為考核官員的基本準則。
康熙上台伊始，我就下令廢除先帝恢復的一項重要的明朝制度——內官十三衙門體制。此舉讓我心情平靜了許多，因為我相信，這一舉動，可以從根本上斷絕宦官干政的可能性，從而確保我朝不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魏忠賢那樣禍國殃民的人物。
其次，在照顧滿族利益的基礎上發展經濟。
我深知，經過多年戰亂，天府之國四川人煙稀少，土地荒蕪，而京畿地區由於滿洲貴族的大量圈地，造成大批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資源。這種資源分配的不平衡是人為的，但我作為滿洲貴族的利益代言人，當然不可能讓貝勒爺們吐出已經到嘴的肉，剩下的選擇只能是讓百姓另尋出路，而四川則是最好的去處。於是，我下令「無論本省、外省文武官員，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縣者，量與紀錄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與紀錄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論俸滿，即准升轉。」動員官員的積極性來招徠移民，充實四川。
康熙八年（1669年），在經過朝臣的多次爭論後，我終於做出了一個重要選擇——實施「更名田」政策。明末大亂，很多王公貴族死於非命，他們的土地仍然由其佃戶耕種。而為了保護這些辛勤耕耘的佃戶的利益，我做出了決策，「命查故明廢藩田房……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照常征糧」「將無人承種余田，招民開墾」，從而承認他們對那些貴族土地的實際接管。我想，這絕對是一個既不損害滿洲貴族利益，又對貧苦百姓大有裨益的好政策。然而，在我做出這項謹慎選擇的兩個月後，我就鋃鐺入獄，結束了輔政生涯。我很遺憾，沒有看到百姓感恩和獲利的大好局面。
與此相配合的是，隨著永曆政權的垮台和鄭成功移居台灣，我對南明殘餘勢力的軍事打擊也逐漸減少，這不啻是促進經濟恢復的利好消息。
我的執政思路是「率循祖制，咸復舊章」，為了實現這樣的思路，我必須堅持「首崇滿洲」「重滿輕漢」的政策，因為我是滿洲貴族的代表。在中央部院，滿族官員在數量和權力上都佔據絕對優勢；地方各省的督撫大員，幾乎都被我們滿人壟斷。
然而，我要統治幾千萬漢人，不籠絡漢人，就不足以控制全國的政局，所以，我必須對漢人給予一定的讓步，給他們起碼錶面上的平等。比如說中央六部尚書、侍郎的設置，滿漢數量均等；地方府縣一級官員，幾乎都清一色由漢人擔任。
政權建設和經濟恢復取得成就，我對眼前的功勞簿得意洋洋。然而，在我的事業中，還有兩個大難題，一是如何改變四輔臣並立的局面，二是如何控制年幼的小皇帝。
四輔臣中，索尼老奸巨猾，但年事已高，事事中立，不足為慮；遏必隆事事皆聽我調遣，成了我的左膀右臂，我很放心；只有蘇克薩哈，仗著自己身處正白旗的尊貴地位，處處與我作對，成了我的眼中釘，肉中刺。為了掃清我權力之路上的障礙，必須首先幹掉蘇克薩哈！
土地是滿洲貴族最關心的經濟資源。我朝入關以後，貴族們就開始圈地。順治初年，多爾袞憑藉攝政的便利，將冀東肥沃之地圈給了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而於保定、河間、涿州等處別撥土地給鑲黃旗。這讓兩黃旗的大臣十分不滿。康熙五年（1666年），我提出圈地應按八旗排列順序，冀東的土地按順序應歸黃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換地。如果土地不足，「別圈民地補之」。身處正白旗的蘇克薩哈堅決反對換地，而身處兩黃旗的索尼和遏必隆則堅決支持我。在四個輔臣里，我用這件事孤立了蘇克薩哈和他所在的正白旗。
就在這時，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突然跳出來，皆反對換地。正在沖蘇克薩哈生氣的我，馬上以「藐視上命」、「紛更妄奏」的罪名，俱論死罪。小皇帝把四個輔政大臣召來討論，索尼和遏必隆都附和我的意見，蘇克薩哈見勢不妙，轉而沉默不語。皇上居然公然不允我的奏陳，只是批准刑部擬定的處罰，將三人各鞭一百，沒收家產了事。眼看著削弱蘇克薩哈及其正白旗的計劃要泡湯，憤怒的我矯旨將三人處死，然後強行換地。這件事，讓我十分得計，我心中清楚，蘇克薩哈已經無力反抗我了。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逝。同屬黃旗的身份，使他生前不可能與我為敵，但就在臨死前，他竟上書請十四歲的小皇帝循順治先例，宣布親政。我無奈地認可了小皇帝親政的現實，但仍舊擔任輔政大臣，把持朝綱。就在這個時候，意外發生了。蘇克薩哈竟然主動提出解除輔臣之職，願往遵化守護先帝順治的陵寢。這個舉動太突然了，讓我措手不及。因為在索尼去世後，蘇克薩哈成了輔政大臣之首，他如果辭職，言外之意就是帶動我和遏必隆跟著辭職，而這不是我願意看到的一幕。於是，我轉守為攻，借著蘇克薩哈辭職的機會，給他羅織了心懷奸詐、久蓄異志、欺藐幼主、不願歸政等二十四款罪名，議罪當誅。頗有主見的小皇帝本來不同意，氣勢洶洶的我乾脆「攘臂上前，強奏累日」。小皇帝被迫簽發了死刑令，蘇克薩哈被誅。
至此，索尼已死，蘇克薩哈已誅，遏必隆已完全投靠於我，在朝政上，沒有人再敢對我提出異議。我也培植了屬於自己的親信集團，包括弟穆里瑪、侄塞本特、訥莫及班布爾善、阿思哈、噶褚哈、瑪爾賽、泰必圖、濟世、吳格塞等人。四臣並行的局面終於結束，惟我獨尊的局面完全形成。
我早該預料到這樣的結局。
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對付蘇克薩哈上，卻忽視了一個潛在的對手——愛新覺羅·玄曄。
這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卻不乏他父親和祖父的智慧，而且早熟。這是一個還沒有經歷過多少滄桑的孩子，卻逃離了天花死神的糾纏，成為紫禁城裡為數不多的幸運兒。而我呢？一介赳赳武夫，三朝老臣。順治是小皇帝，但那時太宗皇太極的餘威尚在，且順治皇帝是我親自力爭才上台的，我自然能忠心耿耿；而康熙雖說也是小皇帝，但他上台的時候，我已經是輔政大臣了，多少有點看不起他。這個小皇帝似乎不太順從我，所以我早就想教訓一下他。他身邊的侍衛倭赫是內大臣費揚古的兒子，在御前對我不很恭敬。我一直想收拾他，也給小皇帝一個教訓。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機會來了，這小子擅騎御馬、擅拿御用弓箭射鹿，被我抓個正著，當即處死。費揚古對我自然痛恨不已，我乾脆以「怨望」之罪，將其和兒子尼侃、薩哈連一併處死，家產籍沒。這肯定給小皇帝一個極大的震動。
小皇帝個性很強，總是跟我鬧彆扭。在朝堂之上，我常常當面頂撞他，當著他的面呵斥大臣。我的穿著也比較張揚，經常也身著黃袍，只是帽結與皇上不同。這個不聽話的小皇帝，總讓我氣不順。於是，我就暗自定下了刺殺，至少是用死亡來脅迫小皇帝就範的想法，雖然這個想法冒險，且莫名其妙。有一次，我裝病在家，皇上來探望我。我趕緊裝著卧床不起。也許是裝得不像，也許是神情有點緊張，被皇上的侍衛察覺了，他一下子就搜出我的枕席之下藏有尖刀。局面很尷尬，我萬分緊張，豆大的汗珠子一下子就淌下來一大堆。如果小皇帝一聲令下，我就完了。然而，只見他從容鎮靜地笑著說：「刀不離身是滿洲故俗，不要大驚小怪！」一句話替我解了圍。小皇帝待了一會兒，向我寒暄安慰了一番，就匆匆離去了，我偷偷觀察他的表情，什麼信息也沒看出來。
這件事之後，小皇帝會對我怎麼樣呢？我心裡沒底。於是，我就讓遏必隆收買幾個宮裡的太監，幫我看看皇上每天都干點什麼。得到的消息是：皇上從八旗子弟里徵召了一批「布庫」，都是十幾歲的孩子，由索尼的三子索額圖帶隊，皇上每天在宮裡和他們一起廝打，練習摔跤，沒有別的異常舉動。聽到這個消息，我大喜過望，皇上畢竟年幼貪玩，我無憂矣！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皇上宣我到武英殿議事。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問題，本來我不太想去，在宣旨太監的一再催促下，我不得不起身前往。當然，與以前一樣，我帶刀入宮，沒人敢攔。到了宮門口，索額圖攔住了我的去路，他說，皇上大了，您是不是把刀放在宮門外，給皇上一個面子，別老嚇著他。我覺得有理，也就沒太在意，把刀交給了索額圖。而我的隨從也被攔在了武英殿門外。
皇上在大殿里接見了我，還給我賜座。坐下之後，我發現，椅子後面站著一個少年侍衛。雖然如此，我還是沒有太在意。這時，一個少年太監端著茶碗來給我，當我接過來之後，突然被燙了一下，不小心把茶碗摔到地上，碎了。我趕緊彎腰撿碎片，結果，這把椅子的一條腿突然折了，啪的一聲，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這時我才感覺到，我所坐的這把椅子，雖然四腿齊全，但其中一條腿是被鋸斷之後拼接上的，只要我一彎腰，必然會讓我摔跟頭。
剎那間，我感覺自己再也無法直起腰來了。原來，端茶的太監和椅子背後的侍衛已經把我按倒在地，從大殿屏風後面突然閃出十幾個少年。這時，我才感覺到大難臨頭，這難道就是小皇帝平時的玩伴？這難道就是那些以摔跤為樂的「布庫」？
頃刻間，我從趾高氣昂的權臣，變成了五花大綁的階下囚。
小皇帝似乎早已準備好了，非常得意地請出真正的太監，宣讀對我的定罪：
一、徇情補用官員，通同結黨，以欺朕躬；
二、於朕前辦事不求當理，稍有拂意之處，即將部臣叱喝；
三、引見時在朕前施威振眾，高聲喝問；
四、科道官員條奏，鰲拜屢請禁止，恐身干物議，閉塞言路；
五、文武各官盡出其門下，內外用其奸黨，大失天下之望；
六、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且將部院衙門各官於啟奏後常帶往商議；
七、倚仗兇惡，棄毀國典，與其相好者薦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
總之「其上違君父重託，下則殘害生民，種種惡跡，難以枚舉。」
接著，我就被作為反面典型，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上討論，罪名越來越多。五月二十八日，康親王傑書代表議政王大臣會議提出了我的三十項罪名，幾乎每項都有確鑿證據。我的黨羽悉數被拿下，我也被打入死牢。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將我處死，並抄家。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已經冷了。
這也許是最後一次見皇上。小皇帝神情自若地坐在大殿上審訊我。在他的眉宇間，我似乎能感受到他的得意之態。我絕望地大吼一聲，請求鬆綁。皇上下令給我解開了繩子。我忽然脫下了自己髒兮兮的外衣，上身赤裸，轉身背對皇上。在場的所有人似乎都驚呆了，皇上也不例外。我什麼也沒說，身上幾十處傷疤已經替我訴說了一切。
我轉過身來，小皇帝已經走到我面前，他撫摸著我的後背，潸然淚下。他知道，這些傷疤，哪個不是我跟著太宗皇太極和親王貝勒們打天下時落下的。小皇帝讓我把衣服穿好，緩緩地回到寶座上。我穿好了衣服，雙腿撲通就跪下了。我現在已經無地自容，也許唯有這些傷疤能挽救我的老命。
稍後，皇上頒布了口諭：鰲拜「效力年久，不忍加誅，但褫職籍沒」。我終於免於一死，但從此將與牢獄相伴始終。當我被押出大殿的時候，我哭了。哭的傷心，哭的可憐。如果我為人謹慎一些，如果我不那麼欺人太甚，如果我給小皇帝留足面子，如果我對小皇帝的布庫提防一些，今天還會是這個樣子嗎？
納蘭明珠，男，生於清太宗天聰九年（1635年）十月初十日，卒於清聖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十七日。歷任侍衛、鑾儀衛治儀正、內務府郎中、內務府總管、弘文院學士、刑部尚書、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又晉太子太師，成為名噪一時，權傾朝野的重臣。人以「相國」榮稱。官居內閣十三年「掌儀天下之政」。後遭到彈劾退出內閣，擔任內大臣，不再受寵於皇帝，最終病逝家中，善始善終。
納蘭明珠的長子納蘭性德在清代文學史上成就頗多,且其人作為滿州貴族子弟,在人生道路上與一般的貴族子弟完全不同,所以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興趣,對於納蘭性德的研究成為了一門被稱為「蘭學」的學問。
在美麗的松花江畔，有一支強大的女真集團，稱為「海西女真」，它分為四個部落，合稱「扈倫四部」，其中葉赫部的實力最雄厚。
在海西女真的南面，也有一支強大的女真集團，稱為「建州女真」，他們在領袖努爾哈赤的率領下，不僅兵強馬壯，而且雄心勃勃。
努爾哈赤為了實現女真各部的統一，開始了長達三十六年的兼并戰爭。在努爾哈赤和八旗將士的鐵蹄之下，所有的女真部落都倒下了，只有葉赫部堅持到了最後，甚至多次對建州女真主動進攻。
但葉赫部終究還是滅亡了，他們的首領金台石在決戰中，為自己的家園流盡了最後一滴血。金台石的兒子尼雅哈隨著被俘的葉赫部眾來到赫圖阿拉。這裡已經是後金國的都城，作為這個國家的可汗，努爾哈赤把尼雅哈劃撥在正黃旗下。
努爾哈赤走了，皇太極來了。天聰九年（1635年）十月初十，伴隨著關外提前到來的刺骨寒風，我來到了這個世界。尼雅哈看著襁褓中的我，笑了，因為他，就是我的父親。
「納蘭」是葉赫部的大姓，因此被努爾哈赤征服後，後金的貝勒們也沒敢怠慢我們。父親一開始被封為佐領，後來因戰功升任牛錄章京（也叫「騎都尉」）。雖然官職不大，但也能躋身滿洲貴族行列。作為階下囚，作為努爾哈赤最痛恨的部落的首領之子，父親能做到這個地步，真是奇蹟了。母親墨爾齊氏，是個賢惠的女人，她的養育之恩，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我還有個哥哥叫鄭庫，父親、母親、哥哥、我，這就是我的全家。
父親經常教導我們，儘管他位列貴族，且職位可以世襲，但畢竟人微言輕，沒有多少能力把兒子們扶上更高的發展階梯。作為兒子，也不能事事指望父母，在成年以後，要學會自己打拚。父親長期的言傳身教，讓我懂得了一個真理：一切只有靠自己。
在大清，貴族少年要想發跡，必須首先從宮廷侍衛做起，於是我就應徵進宮。由於表現得中規中矩，我很快就升任鑾儀衛治儀正。進入康熙朝，平步青雲的美妙感覺開始陪伴於我：內務府郎中、內務府總管、弘文院學士、刑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兼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一系列的升遷，不過十年光景。我參加過治淮工程，出過點子，但最重要的一次露臉還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這一年，二十歲的皇上親臨南苑檢閱八旗軍，由於我在此前的演練中宣布了嚴格的紀律，使得參加檢閱的軍隊陣容整肅，這讓皇上很高興。然而，在皇上嘉獎勉勵我的時候，我也發現，皇上滿臉的幸福中，居然有一絲哀愁。幾天之後，這絲淡淡的哀愁，轉變為一場朝堂之上的大辯論，而辯論的主題，正是涉及國家安危的「三藩」存廢問題。
大清定鼎中原後，百廢待興，對於南方偏遠地區的統轄，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就把早就歸順大清的漢族親王派到這些地區，替滿洲貴族調理當地的秩序。他們分別是：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按照國家的法令，這些地區只是他們的駐防地，國家有權隨時將他們調走。然而，他們把這些駐防省份當作自己的領地，自行任命官員，自行訓練軍隊，自行收取賦稅。朝廷不僅無法從這三個省得到一分錢的收入，反而還要撥款給他們養兵。其中吳三桂最不像話，甚至向朝廷推薦大批官員到外省任職，人稱「西選」。年輕的皇上對此十分憂慮，在逮捕鰲拜，實現親政之後，他就把「三藩」二字寫在自己宮殿的柱子上，時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想辦法解決。
最讓我擔心的還是軍事問題。我是兵部尚書，全國的兵力配備我最清楚。全國的八旗兵大約二十萬人，以漢人為主組成的綠營兵大約在六十萬人左右，但這八十萬兵力分散在全國各地，而且大多駐紮在省會和軍事要塞，特別是京畿地區和盛京地區。而根據我得到的可靠情報，吳三桂豢養的士兵，至少有七萬人，儘管後來朝廷多次令他裁撤，但他陽奉陰違，明裡裁軍，暗地裡秘密訓練私人武裝，這些額外的軍費開銷都來自他從雲南加征的賦稅，當地百姓苦不堪言。據我估計，吳三桂的總兵力不少於十萬人。而耿精忠、尚可喜雖然沒有吳三桂那麼出格，但至少也有編製內士卒各一萬人，私自豢養的士卒數萬。所以保守估計，三藩養兵二十萬人，且訓練比較系統，戰鬥力比八旗兵強。
尾大不掉的形勢十分嚴峻，浩大的軍費開支也讓朝廷頭痛。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借口將其撤除。但他們手裡軍隊太多，一旦倉促操作，必然導致嚴重後果，怎麼辦呢？皇上似乎選擇了安撫三藩，等待時機。
機遇總是垂青真的高手。那是一個盛夏的早晨。天還不亮，我就穿好朝服，坐著兵部配備的轎子趕往乾清門。今天，皇上要御門聽政，據說有要事將與群臣商議。
朝會開始了，皇上拿出兩封書信，讓太監念給大臣們聽。原來，這年三月，尚可喜提出要告老還鄉，由兒子尚之信繼任平南王，年輕氣盛的皇上當時給尚可喜發了一份上諭，准許他歸隱遼東，但必須全家皆走，並交出平南王印信和兵權。可以看出，老謀深算的尚可喜能夠做出這樣的舉動，純粹是擺出姿態，希望緩和與朝廷的矛盾，確保子孫的安全。然而，四個月過去了，尚可喜並沒有給皇上回信兒，因此，這件事似乎沒有完。
太監念的兩封信，是吳三桂和耿精忠寫的，他們也要告老還鄉，讓朝廷定奪。顯然，這倆王爺看到皇上要撤平南王的藩，也擺出撂挑子的姿態，探探朝廷的底細，試試皇上的勇氣。也許年僅二十歲的皇上，對這樣的陣勢有些一籌莫展。所以，他要臣子們出出主意。
戶部尚書米思翰、刑部尚書莫洛首先發言，堅決主張撤藩，認為三藩為國家心腹大患，早就該撤，現在他們主動辭職，正好可以藉機撤之。我深以為然，馬上也站出來支持。
這次，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少數派，圖海、索額圖等重臣紛紛表示反對撤藩，他們擔心一旦撤藩，會導致三藩同時造反，朝廷目前無力應付，恐怕會直接危及大清江山。反對撤藩的大臣占絕對多數。
米思翰、莫洛和我都默不做聲，我們的處境很被動。但我也在想：早在西漢中葉，諸侯王就成為朝廷尾大不掉的心腹之患，諸侯王造反是遲早的事情。當時有人就主張削藩，雖然激起了七國之亂，但朝廷很快將其平定，反而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使得諸侯王對於朝廷的威脅迅速被削減到最小程度。今天的形勢跟七國之亂幾乎如出一轍。三藩的造反是遲早的事，為了朝廷的安危，三藩必須撤除，早撤，會導致他們早反，但禍患小；晚撤，他們造反也會遲些，但禍患更大。孰輕孰重，我想皇上自會掂量。
這次御門聽政，大臣們把自己的觀點拿出來曬了一下。皇上沒有表態，而是讓議政大臣會同兵部、戶部尚書，以及九卿科道等大臣再做討論。
次日，議政王大臣會議如期召開。米思翰和我為一方，索額圖、圖海為一方，展開了激烈辯論，最後誰也沒有說服對方。正在我們唇槍舌劍之時，皇上駕到。
他帶來了一份聖旨。聖旨宣布：批准吳三桂和耿精忠的辭職報告，三藩同撤。皇上的理由跟我的所想幾乎一模一樣：「三桂等蓄謀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
這是一個冒著極大政治風險的決定，是一個懷著極大勇氣的決定。沒有想到，皇上原來已經拿定了主意。我很慶幸，我通過自己的分析，沒有站錯隊。不管皇上的決策是否正確，我堅信：自己站在皇上一邊，沒有錯。於是，我更加堅決地支持皇上的決斷，並在兵部發布命令，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做準備。
吳三桂果然反了，耿精忠也反了，尚之信裹脅著老父親尚可喜也反了。吳三桂甚至還穿上被他丟棄了三十年的明朝將軍盔甲，跑到被他絞死的南明永曆皇帝墳前大哭一場，誓師反清，真是一幕鬧劇！
然而，南方的省份顯然準備不足，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吳三桂舉兵。其後的兩年，戰火一下子遍布南方數省。幾個月的工夫，叛軍已經打到洞庭湖畔，長江以南的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廣西，幾乎全境淪陷，北方的陝西、內蒙古也出現叛亂，甚至連京城，也有人號稱「朱三太子」，掀起反清復明的事端。形勢萬分緊急。索額圖等一些大臣認為，是主張撤藩的大臣導致了目前這個局面，所以應該誅殺這些大臣。儘管我料到吳三桂會造反，但沒想到叛軍的勢頭竟然如此迅猛，八旗將士竟然如此不堪一擊。索額圖此言一出，我心裡立即就涼了半截，看來真要為大清江山獻身了。
這個時候，年輕的皇上再次語出驚人：「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一句話，我緊繃的神經馬上鬆弛下來了。皇上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作為臣子，唯有盡心竭力，哪敢旁騖！
吳三桂的勢頭很猛，但在皇上的統一部署下，我積極調動各省軍隊南下作戰。仗打了八年，叛軍越戰越弱，清軍越打越強。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軍攻佔雲南省城，三藩之亂最終平定。不可一世的吳三桂，在此前三年就病死於湖南衡州。耿精忠、尚之信也被處死。三位藩王，為他們的鋌而走險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由於我在危難時刻的挺身而出，在非常時期堅毅果敢地充當少數派，皇上對我越發垂青，康熙十四年（1675年），我升任吏部尚書。兩年後進入內閣，授武英殿大學士，先後充當《實錄》、《方略》、《一統志》、《明史》諸書總裁，累加太子太師。
三藩之亂前，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兵部尚書；三藩之亂後，我已經位列殿閣，成了名副其實的權臣。
平定三藩之後，皇上已經年屆三旬，正是意氣風發之時。他希望有所作為，創造大清盛世局面。在他的統治下，遠離祖國大陸六十年之久的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在他的統治下，屢犯邊境的俄國人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在《尼布楚條約》上簽字，確保了中俄東段邊境的穩定；在他的統治下，喀爾喀蒙古各部紛紛歸順，準噶爾蒙古的擴張勢頭被遏制；在他的統治下，滿漢關係開始緩和，朝廷開啟的科舉考試和博學鴻詞科，網羅了大批漢族士大夫，朝廷纂修各類典籍的場所，也有許多漢族學者的身影；在他的統治下，朝廷終於能夠拿出足夠的經費來治理黃河和運河，減少水災頻率，確保漕運暢通；在他的統治下，遭受戰爭破壞的地區，人口逐漸增多，荒地逐漸開墾，賦稅也在漸漸減輕；在他的統治下，海禁得到開放，大量的洋船抵達沿海港口，對外貿易的規模與日俱增……這些，都是康熙時期的新氣象。僅僅十幾年光景，大清就有了一幅太平盛世的祥和景象。這一切，都少不了我的貢獻與功勞。
轉眼已經接近知天命之年。看著膝下的兒子們一天天地長大，我時常感嘆自己老的太快了。然而，當我坐在太師椅上，想起自己已經成了當朝一品，又覺得這輩子確實沒白活。我是一個做事幹練的人，前方將士的需求，就是我的份內工作，我都會迅速而努力地辦好，決不會因為物資和兵員供應跟不上而耽誤了前方戰事。我是一個善於溝通的人，儘管我出身海西女真，但對漢族文化，我並不排斥，我的漢字寫得也不錯，這也便利了我同漢族官員的交流。許多漢族官員也圍在我周圍，登門送禮、請客吃飯，一口一個「相國」，喊得我想入非非。我是一個熱情待人的人，任何官員的宴請，我都會參加，任何官員的求情，我都會考慮幫忙，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該收銀子的時候，我也決不會客氣。
在我看來，作為大學士，收受賄賂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的岳父是順治年間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多爾袞的親哥哥英親王阿濟格。雖然成了高幹女婿，我卻並沒有因為這位岳父而享受到高幹待遇。岳父一生戰功無數，與戰功與日俱增的還有脾氣。在多爾袞身後被順治皇帝打入十八層地獄之後，岳父也難逃劫難。他被賜死，兒子們有的被削去爵位，有的被貶為庶民。在我還沒有真正步入仕途的時候，英親王乘龍快婿的身份已經給我塗上了一層心理陰影。所以，一旦我擁有了超出普通官員的權力，我就選擇報復性的撈取。利欲熏心的我一直想重建家族葉赫部納蘭氏的威望，我只有加快積累的速度。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拉山頭，結幫派，控制內閣。
這是一個驕傲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人也會變得驕傲起來。隨著職位的上升和權力的增大，我的工作作風也變得愈加獨斷。在我的周圍，聚集著佛倫、余國柱等善於鑽營和溜須的小人。我並不喜歡他們的為人，但為了我的前程和理想，我必須用他們，並且把他們推薦到較高的職位上去，為我辦差。他們的上下其手，讓我在內閣遊刃有餘，內閣的題本票擬，幾乎都是按照我的意思來書寫，即便有錯，也沒人敢駁正。如果皇上覺得有些票擬比較好，我一定會貪為己功；如果皇上覺得有些票擬不甚理想，我一定會推卸責任。我的這些黨羽，不僅幫我辦差，而且幫我造勢。部院大臣，對我都很敬畏。每天朝會或者辦事之後，走出皇宮大門，滿漢部院大臣必然會拱立以待，必恭必敬。我的這些黨羽，甚至敢於賣官鬻爵，他們提前預約，漫天要價，直到我滿意為止。我最擔心御史到處告狀彈劾，於是我就借著官吏年度考核的時機，與那些沒有骨氣的御史們私下裡達
佛倫等人的辦差並不總是很順利，時常也會受到阻撓。我終於發現，控制內閣感覺雖好，但並不容易。原來，內閣里還有一位大佬在興風作浪，他就是索額圖，由於家裡排行老三，所以他的綽號叫「索三兒」。
索三兒的父親是三朝老臣索尼。順治皇帝能夠即位，索尼立有定策大功；康熙皇帝親政，索尼也有建言之功。因而，康熙皇帝愛屋及烏，對索三兒也是關照有加。作為高幹子弟，索三兒的升遷自然迅速，展示能力的機會也很多，很快就位列殿閣，當上了大學士。在他的身邊，也圍繞著一些大臣，結成小團體，希望能夠控制內閣。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皇上把我提拔為武英殿大學士的深刻用意——用我這樣一個沒落貴族子弟，在內閣里制約索三兒這樣的高幹子弟。皇上大概也覺察出我是一個對權力有著強烈慾望的大臣，讓我對付索三兒，大有以毒攻毒之感。
我和索三兒各自擁有一派勢力，在朝政的很多問題上都有分歧。其實，那些朝政分歧都不涉及原則。最深刻的矛盾還在於皇儲問題。
本朝沒有
妹妹惠貴妃，很早就嫁給了皇上。生下的長子胤禔，此時也已經成年，而且論才智，論能力，一點都不比太子差，只因不是嫡出，就只能就任直郡王。我也有點不服。太子的生母，是索三兒之兄的女兒。索三兒作為長輩，自然對太子的事情牽掛在心。這樣，一個儲位，兩個競爭者，暗潮湧動的爭奪日趨白熱化。而我一切因為外甥，一切為了外甥，只要外甥能成為皇儲，並最終登上皇位，我的仕途又將揭開新的篇章，在我的經營下，納蘭家族就不僅是復興了。
但是，這一切都只能在暗中操作。在我入閣成為大學士的那年，皇上就嚴厲指出：「人臣分立門戶，私植黨羽，始而蠹國害政，終必禍及身家。」鑒於南明亡於朋黨的深刻教訓，他對結黨營私之人十分痛恨。在朝會的時候，我只能表現出不結盟姿態，以博得皇上的好感，然而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我絕對要與索三兒對著干。
也許是索三兒太過張揚，也許是索三兒的幾次政治投機都沒有成功，索三兒的仕途頗為曲折。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遭到彈劾被迫辭去大學士職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改任領侍衛內大臣，參加中俄邊界談判。康熙四十年（1701年）被迫退休。兩年後東窗事發，有人告發他早就與太子密謀結黨。結果，剛剛享受上退休生活的索三兒，開始了鐵窗生涯，最後死在了宗人府的監獄裡。
索三兒去職之後，我在內閣里更加無所顧忌，漸漸地，我的謹慎勁兒慢慢褪去，留下的，是張揚的個性和跋扈的風格。我陰結黨羽的事情也逐漸敗露。就在索三兒改任領侍衛內大臣的第二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上書揭發我賣官鬻爵，收受賄賂。這份彈劾信我沒有截獲，直接落入皇上手中，這下完了。我真是失策，籠絡了朝廷大員，籠絡了各路言官，籠絡了遠方各省的封疆大吏，唯獨沒有把近在咫尺的地方大員籠絡過來。于成龍是位清官，即便我雇八抬大轎，賄賂他萬兩黃金，也難以拿下他。
沒想到，更倒霉的事情還在後頭。次年，御史郭琇上書彈劾我結黨營私，他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據確鑿。皇上單獨召見了我，拿著郭琇的奏疏使勁斥責我，我一言不發，無顏面對皇上，無顏面對我這位頗多心計的妹夫。認栽吧。從此，大學士，我是沒法當了。
好在過了幾年，皇上又任命我當內大臣，陪著他一起遠征噶爾丹，負責西路軍的後勤供給。還好，我沒出什麼差錯，部隊得勝歸來，我還得到了嘉獎。
然而，最輝煌的歲月已經過去，一批更年輕的滿漢官員迅速填補了我們空出的位置，成為了新的閣臣。而我，已經沒有了再受重用的機會，只得望洋興嘆……
在朝堂上，一切都很緊張。而回到家裡，一切就都放鬆了。愛妻覺羅氏是英親王阿濟格大福晉的第五女。她很賢惠，育有三子：長子納蘭性德，次子納蘭揆敘，三子納蘭揆方。三個兒子都很有出息，而長子納蘭性德最讓我百感交集。
納蘭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幼年時代就是個聰明過人的孩子。他不僅有一身滿族人特有的騎射本領，而且文學素養很高，特別喜歡讀漢人的詩詞，自己寫的詩詞也不少。作為當朝一品，我給他創造了一流的讀書環境，一流的學術氛圍，讓他迅速成才。康熙十五年（1676年），性德二十二歲，參加了國家的殿試，獲得二甲第七名，對於一個滿人來說，考漢人的經典，能金榜題名，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很想就此進入翰林院當個庶吉士，繼續搞研究和創作。但他沒有如願。由於當時我聖眷正隆，他也獲得了在別人看來比做庶吉士更好的機會——留在皇上身邊陪王伴駕，擔任三等侍衛，後來又晉陞為一等侍衛，官至三品。然而，在性德的詩詞里，我卻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興奮之感，他甚至覺得自己「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為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他渴望漢文化，渴望做文人，而眼前赳赳武夫的崗位與他的理想大相徑庭，他很失落。我知道他淡薄名利，但看著他成天愁眉苦臉的樣子，我很擔心：一是擔心影響了他的情緒，二是擔心他因為情緒受影響而在皇上面前表現欠佳，最後給我的陞官帶來不利影響。
在我的朋黨集團里，有一位名叫徐乾學的漢族學問家。他喜歡投我所好，給我贈送了不少我喜歡的書畫作品，讓我頗為賞識。我很仰慕徐乾學的漢文化功底，就讓在太學讀書的性德拜他為師。徐乾學收了這個門生後，每逢三、六、九日，就為性德講經讀史，傳授時藝，從黎明講到日落。徐乾學在學問上表現得很無私，他把自己三十年來精心搜集和校訂的宋元以來家藏珍本交給了性德，指導他分門別類，加以編纂、校訂，編成《通志堂經解》，以性德的名義刊刻。沒有
性德跟我有相似之處。少年時代討論朝政，我經常是少數派。我不喜歡陳腐的傳統觀念，喜歡用更加時髦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如果說我是一部政治機器的話，那麼性德就是一部文學機器。他繼承了我不盲從，不跟風的個性，他與一般滿洲貴族紈絝子弟不同，他有遠大理想和高尚人格，他不指望父親的蔭庇，不看重門第的高低。他的舉動，脫離了他身處的貴族圈，而融入了另一個圈子——當時看來還很破落的文人圈。
我的府邸門口曾經是車水馬龍，大多是送禮的官紳，但也有一些衣著平平的文人出入。連家奴都知道，這些人不是沖著我來的，而是沖著性德來的。他結交的，大多是一些懷才不遇，而又超凡脫俗的江南漢族布衣文人，比如顧貞觀、嚴繩孫、朱彝尊、陳維崧、姜宸英等。性德對這些讀書種子很真誠，不僅仗義疏財，而且敬重他們的品格和才華。就像戰國時期
性德是一個永遠閑不住的人。作為文人，他一定會寄情山水，因為只有山水美景，才能喚起他的創作靈感和寫作激情。紫禁城、國子監、以及我的府邸，都是他工作和學習的常去處。黃花城、古北口、寶珠洞、戒台寺、居庸關等，也留下了他的足跡。而位於京城西郊上庄，是一個偏遠的村落，這裡民風淳樸，風景秀麗，有北方小江南之譽。我在這裡置辦了一套別墅，這裡也就成了性德常來常往的休閑場所。他在這裡留下了不少作品，讓我至今讀起來，都有歷久彌新的美感。
文人註定是多情的，性德也不例外，但他並不濫情；文人註定是傷情的，性德也不例外，但他並不絕情。在他的詩詞里，愛情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主旋律。就在他金榜題名前兩年，二十歲的他就迎娶了兩廣總督盧興祖的女兒為妻，那年盧氏年方二八，「生而婉孌，性本端莊」。婚後，二人夫妻恩愛，感情篤深，連我這個做公公的都羨慕不已。但是好日子僅僅過了三年，盧氏因產後受寒而亡。家裡擺設了靈堂。我傷心不已，性德更是強忍淚水，度過那最難熬的日日夜夜。從此，在他的詩詞里「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儘管後來繼娶關氏，並且有副室顏氏陪伴，可是亡妻的影子總也不能從他的生活中消失。
性德是天之驕子，但他的生活並不是一片坦途。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性德因「寒疾」與世長辭。而在逝世的前七日，他還在淥水亭設宴，「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沒有想到這次詠夜合花，竟然成了他的絕唱。他只走完了三十一年的人生旅程便匆匆與我告別。白髮人送走黑髮人的痛楚，又有誰能體會得了呢？
儘管性德對陪王伴駕的生活不甚喜歡，但皇上還是早已了解性德的文學造詣。性德病時，皇上曾派員探望並送御葯，聞亡故之訊，為之挽惜。性德的業
翻看著他留下來的詩詞集《納蘭詞》，我的心裡頓生惆悵。作為父親，我對他的關心太不夠了，讓孩子整日生活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很內疚。
性德愛自己的妻子，我更愛性德。
性德用盡餘生懷念他的亡妻；今日我的哀思猶勝於他，我將永遠懷念性德，用盡我的餘生。
主持人大學士馬齊：都察院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在位於後海之畔的明珠府邸召開懸案發布會，我們有幸請到了前任武英殿大學士，現任內大臣的明珠閣下。請他通過大家，向有關方面介紹一下他退居二線之後的一些想法。下面有請各位御史提問。
御史甲：明珠大人，請允許我提出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眾所周知，您的失寵與您跟索額圖大人的交惡有一定關係。那麼在您眼中，索額圖大人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您如何來看待您二人之間的關係呢？
明珠：首先需要解釋的是，我與索三兒的交惡，只是我失寵的原因之一，而並非全部。索三兒是皇親國戚，出身比我好；索三兒是皇上智擒鰲拜的功臣，起點比我高；索三兒人聰明，會來事，能力比我強；索三兒曾經出使尼布楚，擺平了桀驁不馴的俄國人，我很佩服他。
我們的政治理想是有區別的，但最重要的理想卻是一致的，那就是扶助代表自己利益的皇子成為皇儲，從而確保自己能夠永葆權臣之位。我的外甥是大阿哥，只因不是嫡出就無緣太子之位，我當然耿耿於懷；時任太子的二阿哥全然沒有作為太子的起碼道德，我當然有理由為江山社稷考慮，通過我的努力幹掉他，換上大阿哥。然而，這樣的努力肯定會招致二阿哥的後台——索三兒的抵制。因此，儲位之爭，或者說的更直白一些，權力之爭，是我與索三兒交惡的最重要原因。
御史乙：您剛才對索額圖大人在尼布楚的表現大加讚賞，能把您所知道的他在出使尼布楚的表現具體說說嗎？
明珠：尼布楚談判的時候，我擔任大學士，所以有機會接觸了一些相關的官方文件，對索三兒的表現我心中有數。
平定三藩和統一台灣後，朝廷的注意力就逐漸轉向北方。西北的準噶爾蒙古蠢蠢欲動，其首領噶爾丹正在蹂躪喀爾喀蒙古，企圖與我朝爭奪天下；遠在喀爾喀以北的俄國人，把侵略的觸角伸向了我朝龍興之地東北邊陲。儘管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二十五年（1686年），清軍先後兩次進攻俄軍盤踞的雅克薩城，迫使守軍投降。然而，這場中俄戰爭，也讓朝廷筋疲力盡。朝廷希望儘快議和，以騰出手來全力對付日益嚴重的準噶爾的威脅。就在這時，皇上想起了在智擒鰲拜時表現勇猛，但時下賦閑在家的索三兒，於是趕緊安排他擔任領侍衛內大臣，率領龐大的代表團前往邊境，與俄國全權大使戈洛文及其代表團談判邊界劃定問題。雖然是第一次跟洋人打交道，但索三兒並非沒有主見。行前，他提出：「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俄羅斯」，如果他們答應我們的要求，歸還雅克薩、尼布楚，我們就可以和他們講和，並允許貿易，否則就沒什麼好談的了。這樣的信心和底氣讓皇上大為放心。
本來談判的地點選在蒙古草原東部的色楞格，結果由於準噶爾部對喀爾喀草原的襲擊，使代表團北上的去路被截斷。朝廷臨時決定變更談判地點，並與謙恭的戈洛文商定改在了尼布楚。由於在談判地點上的爽約，使朝廷在談判底線上做出了些許讓步。皇上提出：「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則可以額爾古納河為界」。看得出來，皇上擔心準噶爾部與俄國人可能會串通勾結，希望通過在領土上的有限讓步儘快與俄方締結邊界條約，以避免清軍兩線作戰的窘境。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朝廷的代表團在軍隊護送下抵達尼布楚附近石勒喀河畔。喜歡排場的索三兒，在代表團里居然擁有三百頭駱駝、一千五百匹馬、一百個家人。他大概也是要向俄國人顯示一下天朝上國的威嚴吧。
七月初七，談判開始。黃頭髮藍眼睛的戈洛文一開始就指責我朝侵擾俄國邊境，造成殺戮，應予賠償。索三兒針鋒相對，據理力爭：俄國人長期以來就對我朝東北邊陲和黑龍江地區進行侵擾，殺戮邊民，搶劫財物，甚至修築城堡，長期佔領，我方兩次出兵，皆為義舉，雅克薩、尼布楚自古就是我國領土，沒什麼好商量的。面對戈洛文仔談判桌上的武力訛詐，索三兒憑藉著清軍的強大武力做後盾，並不畏懼。
進入邊界談判的實質性環節，戈洛文首先拋出了一個欺人太甚的方案：「兩國以黑龍江至海為界」，黑龍江以北劃歸俄國。索三兒則以黑龍江以北歷史上就是我國領土為依據，駁斥戈洛文的無理要求，並且請俄國人退到色楞格以西，退還侵佔大清的領土。最後提出至少應當以貝加爾湖和勒拿河為界。戈洛文根本不予理睬。第一天的會議，雙方不歡而散。
七月八日的談判對於我朝來說是失策的。戈洛文的謙卑，讓索三兒有點得意忘形，甚至把俄國當成了大清的屬國。他站起來向他們宣布了我朝的立場，就像在北京向朝鮮使臣宣布上諭一樣，用命令的口吻要求俄國人撤回額爾古納河以西。前一天還要定以貝加爾湖為兩國國界，這下等於提前出示了朝廷的底牌，把邊界向東退卻了上千里。而戈洛文還是一本正經，連這個條件都不接受，甚至主張把邊界進一步後退到結雅河。索三兒見勢不妙，就向戈洛文嚴正提出：大清決不做半點讓步，如果連額爾古納河作為邊界的要求都無法實現，我們將無法向皇帝復命，那麼我們只能宣布談判到此結束。
索三兒的嚴正立場，以及收拾行囊準備回京的舉動，讓俄國人感到了壓力。戈洛文不得不接受了朝廷的這個底線——同意以額爾古納河界，承認雅克薩是大清疆域的一部分。或許這也是俄國人的底牌。
經過進一步磋商，七月二十四日，大清與俄國的使臣終於簽署了五種文本的《尼布楚條約》。條約規定：外興安嶺以南、額爾古納河以東至大海的廣袤疆土，為大清所有。雅克薩為大清所有，尼布楚讓予俄國。儘管這不是一個完美的條約，但卻是在平等精神基礎上籤訂的平等條約。我們做出了領土劃分上的重要讓步，但確保了東北龍興之地的平安無事，為我們騰出手來全力對付準噶爾部提供了機會。索三兒能夠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下，為國家最大限度地爭得了領土權益，我除了佩服，還是佩服。
御史丙：大人，作為與
明珠：索大人最後在宗人府的監獄裡被處死，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很愕然。索大人是名門之後，曾經在擒拿鰲拜和簽署《尼布楚條約》的過程中對朝廷有大功，即便是他後來結黨營私，也應該功過相抵啊。
我並沒有幸災樂禍。我清楚，索額圖是才子，是高幹子弟，而我，只是沒落貴族的後代。然而我們有相似之處，就是都基本不依靠父親的名望來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能夠作到大學士的位置，幾乎都是憑了自己的本事。所以，我們對自己的成績和地位，都很坦然。表面看起來，他的死標誌著我們兩人的爭奪以我的勝利而告終，因為我還活著；然而事實上，我倆都是失敗者。皇上反對結黨營私，反對朋黨之爭，而我們恰恰是犯了皇上的忌諱，所以，我們的政治生涯都被皇上終結了，只不過，皇上對他來得更狠，因為他直接插手太子事務，而我對於皇儲問題沒有跳到前台來，幸免於難。我們都是失敗者。
主持人馬齊：明珠大人的介紹，讓我們對他與索額圖的交惡，對他眼中的索額圖，以及那段複雜的外交談判經歷，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我想在座各位朋友也都受益匪淺。時間所限，這次發布會到此結束，感謝各位的光臨，更要感謝明珠大人的精彩講述。
年羹堯，男，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年），卒於雍正四年（1726年）年初。字亮工，號雙峰，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人，進士出身，漢軍鑲黃旗人。
年羹堯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進士後，仕途一路暢通，歷任翰林院檢討、四川鄉試正考官、廣東鄉試正考官兼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四川巡撫、四川總督、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兼川陝總督、杭州將軍等職，爵位最高達到一等公。
年羹堯於雍正三年（1725年）歲末獲罪被逮。經過取證和審訊，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刑部擬定其九十二項大罪。定年羹堯為死罪，擬處極刑後，雍正帝考慮到年羹堯生前威望太大，處以極刑影響過於惡劣，遂從寬賜自盡。年羹堯父、兄被革職，其子年富被處死，年家被抄家，十五歲以上兒子全部充軍邊塞，十五歲以下的子孫成長到十五歲時，次第發往邊關，永不赦免，永不能為官。
與前朝的大多數權臣不同，我不是女真的後裔，而是漢軍鑲黃旗人。當年太祖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的時候，只是用它來統領女真各部。後來，隨著大批蒙古人和漢人被納入旗下，需要對其進行專門管理。太宗皇太極就創設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漢軍八旗的組成者，不是投降後金的漢人，就是女真歷次攻掠的俘虜。在太宗更改族名女真為滿洲的時候，漢軍八旗也被納入了滿洲。從此，我的家族就與漢族徹底告別了。
雖說入了旗籍，但由於當初歸順女真時就幾乎被當作奴才使喚，所以漢軍八旗在滿族中的地位最低。我家也成了滿洲貴族的包衣奴才。幸好，由於我家族的前輩對主子忠順，清兵入關之後，他們逐漸因功獲得了一官半職，到父親年遐齡這裡，已經官至湖北巡撫。哥哥年希堯先後擔任工部尚書、廣東巡撫等職；妹妹嫁給了四阿哥胤禛作側福晉；而我的夫人，則是宗室輔國公蘇燕的女兒。可以說，到我父親和我這兩代，年家步入了歷史性的輝煌時代，真是一門富貴。
我在家裡排行老二。父親是個精明的人，很清楚大清朝「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原則，因而，我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我不僅讀書用功，還喜歡舞槍弄棒。雖然武藝平平，但我練就了一副好身板。我的文章雖說不是才氣橫溢，但也頗得私塾老師喜歡，父親也很欣賞。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我走上了一條與所有想做官的讀書人一樣的道路。只不過，他們當中很多人是自費進京趕考，而我是父親用專車送到京城的。
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城市。它分為兩個部分，位於北部的內城，按照八旗方位居住著滿族人；位於南部的外城，則居住著大批老北京的原住民，他們基本都是漢人，都是大清入關之初被攝政王多爾袞由內城驅趕到外城居住的。內城街道整齊，錯落有致；而外城，則污水橫流，比較混亂。顯然是兩個世界。
早就聽說京城大柵欄的店鋪里有很多玩意兒，值得把玩，但我無心逛街，一直呆在父親的朋友家複習功課。我的心裡只是在想：京城如此壯麗，那即將進行殿試的皇宮將是何等的金碧輝煌！
殿試結束，金榜揭曉，進士名單里，我榜上有名。雖然名次並不靠前，但這已經足以讓我進入翰林院庶常館當庶吉士，對四書五經進行更精深的研究。
翰林院的生活，枯燥乏味。跟一些老學究在一起，討論文章，研究經義，我多少有些厭倦。好在時間不長，我就期滿獲得了翰林院檢討的官銜。這是我的第一個正式官職，我很興奮。但一想到還要在這個學術機構繼續混跡，我就有些泄氣。可沒過兩年，機會來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根據朝廷的定製，在翰林院服役期滿的庶吉士，要外放地方做官。由於我的學問尚可，吏部指派我到四川擔任鄉試正考官，主持當地省一級科舉考試。
也許三年一次的四川鄉試，在我的主持下還算順利。三年之後，一紙吏部公文把我調到廣東擔任鄉試正考官，並授予侍講學士的榮譽頭銜。這是我的第一次升遷。
廣東天氣潮濕悶熱，但對我這個在火爐武昌生活過多年的漢子來說，還能勉強支撐。而且在這裡，還能和哥哥配合工作，其實也挺好。在廣東呆了不到一年，也許是父親心疼我，也許是妹夫在妹妹枕邊風的吹拂下動了心，幫我活動了一下，吏部一紙公文又把我從潮濕悶熱的南國調回京城，擔任內閣學士。
原本以為就此做個京官，侍奉一下退休的老父親，照應一下妹妹，與妻子一起度過愉快而平靜的生活，就是我此後的人生。然而調我立即入川就任巡撫的諭旨，打亂了我的設想。聖命難違，我立即啟程，回到了闊別不到兩年的巴蜀。
我心裡很清楚，這是皇上的意思，也是妹夫的安排。由於妹妹得寵，妹夫也很喜歡我，經常替我在皇上跟前美言。我的工作很賣力，在地方上為人謹慎，官聲不錯。皇上年齡大了，非常希望年輕的官員能夠得到提拔，我正好搭上了這條船。而妹夫的用意則完全不同。臨行前的一天，妹夫把我召到貝勒府訓話。
這是一次秘密的訓話。妹夫語速很快，可以感覺出，與我年齡相仿的他，思維敏捷，且思想的跳躍性極強。我跪在地上，只有聽的份兒。他的話語很隱晦，只是希望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夠在四川紮下根基，以圖未來更大的發展。這不是客套的送行之語嗎，用得著把我叫到密室里訓話嗎？帶著疑惑的我，只有唯唯諾諾，誠惶誠恐，表示願為四阿哥效犬馬之勞。
妹夫的話讓我雲山霧繞，還是妹夫的師爺戴鐸的點撥讓我茅塞頓開。這天晚上，在貝勒府的密室里，我見到了這位足智多謀卻深藏不露的師爺。也許這次見面，是四阿哥怕我弄不清他的良苦用心，而特地安排的。戴鐸告訴我：當前的形勢是，太子胤礽的儲位已經不保，所有的皇子都在覬覦這個空出來的儲位。作為四阿哥，妹夫也當仁不讓。然而，妹夫既不是序齒老大，在朝中的勢力也不如八阿哥那麼大，所以他不能表現得太突出，不能傾向任何一個阿哥，更不能明目張胆地參與儲位爭奪，而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對儲位沒有興趣，一心孝敬父皇，一心虔誠念佛的貝勒。與別的皇子不同，妹夫甚至十分同情太子的遭遇，並且關心兄弟們的生活，這讓康熙皇帝非常欣賞。妹夫的韜晦之計施用得確實很妙，瞞過了所有的阿哥，讓他們都對妹夫失去了戒心。
然而，妹夫現在不具備爭奪儲位的實力，即便韜光養晦，也未必能保證日後奪得天下。一旦儲位落入別的兄弟之手，那麼當這個兄弟即位後，一定會對可能對他造成潛在威脅的其他兄弟下毒手。所以，妹夫希望我能夠在四川培植自己的勢力，紮下根基，一旦天下有變，可以用為外援，一旦登基無望，也可退到四川以求自保。
戴鐸這番話講完，我才明白，原來妹夫有著自己的如意算盤。謝過戴鐸，回到家裡，我仔細地盤算了一下：太子已經失勢，大阿哥胤禔和八阿哥胤禩雖然氣勢正盛，但皇上並不喜歡他們的矯揉造作；三阿哥胤祉是個學問家，政治才能不足；九阿哥胤禟和十阿哥胤礻我只知道跟著八阿哥起鬨，屬於花花公子；十三阿哥胤祥和妹夫是鐵杆兄弟，作為一個意氣用事的漢子，他顯然也不具備當皇帝的素質；十四阿哥胤禵排行太靠後了，如果即位，恐難服眾。比來比去，妹夫的潛在優勢還是很明顯的。而妹夫現在的心腹並不多，如果我能好好效力，關鍵時刻發揮一些作用，那日後何愁不能飛黃騰達，光耀門楣呢？！況且，我的妹妹還是四阿哥的媳婦，這樣，我已經跟妹夫的命運拴在了一起，不自覺地捲入了儲位之爭。既然如此，不如努力到底！
就這樣，我回到了四川。
我清楚，能夠成為一方大員，妹夫的極力推薦是個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老皇帝的破格提拔。所以，我必須表現出對當今皇上的忠心來。在我的謝恩奏摺里，我自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當竭力圖報」。除了感激涕零，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能夠形容我感謝皇恩的詞了。
坐在巡撫衙門的大堂里，我開始大展身手。首先，我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到四川盆地的一些地區進行了考察，了解了當地政務的具體情況。
而後的幾年，我陸續發布了一系列命令，禁止私派賦稅，禁止縉紳剋扣公糧，參劾地方州縣的劣等官員，禁止收受節日賀禮。我自己主動拒收各種節日禮品，決計「甘心淡泊，以絕徇庇」。皇上對我的這些改革非常滿意，在給我的奏摺上給出了這樣的硃批：希望我「始終固守，做一好官」。這是皇上對我工作的認可，我想這也是妹夫對我的殷切期望吧。
就在我大刀闊斧地進行四川弊政改革的時候，西北邊疆出事了……
蒙古在被朱元璋趕回大漠之後，逐漸分裂為兩個大的部落：韃靼和瓦剌。韃靼，後來演化為蒙古高原的喀爾喀蒙古；瓦剌，則演化為中亞草原的漠西蒙古，也稱「厄魯特蒙古」或者「衛拉特蒙古」。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居住在天山北路的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逐漸強大起來，四處擴張。其可汗噶爾丹甚至有并吞厄魯特蒙古各部，佔領蒙古高原，同大清爭奪天下的野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十三歲的皇上御駕親征，在昭莫多地區擊敗了率軍南下叩關的噶爾丹軍隊。幾年之後，噶爾丹在逃亡途中自殺，準噶爾的勢力退縮到玉門關以西。
噶爾丹死後，策旺阿拉布坦成為準噶爾部的新首領。一開始，懾於大清的國威，他不敢造次，對朝廷佯裝馴服，把擴張的著力點，由其東面的喀爾喀，轉向南面的西藏。而統治西藏的蒙古族拉藏汗與青海的僧侶集團有政治利益的衝突，策旺阿拉布坦就利用這個機會，招拉藏汗之子噶爾丹丹衷為女婿，與拉藏汗結為親家。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旺阿拉布坦借口護送噶爾丹丹衷回西藏省親，派軍隊前往拉薩。次年七月，駐紮在西藏境內的準噶爾軍隊發動突襲，毫無戒備的拉藏汗倉促應戰，結果兵敗被殺。拉薩也慘遭洗劫。
由於朝廷與西藏地區的活佛有著特殊聯繫，皇上任命侍衛色楞率軍到青海，會同西安將軍額倫特統率的部隊，一起入藏增援。我也接到了加強四川西部防禦的命令。四川提督康泰率軍出川偵察前方形勢，不料發生兵變。我一面派人招撫兵變士兵殘部，一面親往松潘地區料理軍務。這期間，我提出的關於添設川西地區驛站，增加川西地區駐軍的建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這就為後來從西藏地區趕走準噶爾軍提供了後勤和兵員保障。
色楞軍在前線全軍覆滅，策旺阿拉布坦氣焰正盛。在甘肅地區與之對峙的富寧安、傅爾丹等部，本應採取圍魏救趙的方式，趁虛進攻準噶爾的腹地，迫使進入西藏的準噶爾軍隊回援。但由於前線缺乏統帥，進攻一直沒有得到部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年逾花甲的康熙皇帝任命十四阿哥為撫遠大將軍王，率軍西征。
十四阿哥駐節西寧，把用兵重點轉移到西藏方面。由於我對邊情比較了解，且在此前的防禦部署中指揮若定，辦事機敏，被他保舉提拔為四川總督，增加了兵權。
在撫遠大將軍王的全盤部署中，我擔任後勤保障工作。雖然運糧道路艱險，但我始終能保障西征將士的糧餉和馬匹供應充足，確保他們在西征前線取勝。但是，每次回到軍營，我都很窩火：我來到四川，是替四阿哥效力的。十四阿哥眼下是四阿哥獲得儲位的最大障礙，我為什麼要對十四阿哥這麼賣力呢？後來想想，反正也是為朝廷效力，這樣做也沒什麼錯。如果抵制十四阿哥的進軍，反而會被人理解為黨同伐異，對四阿哥的前程也不利。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軍趕走了準噶爾軍隊，佔領西藏，並擁立六世達賴舉行了坐床典禮。這次大勝，也讓我於次年升任川陝總督，正式成為撫遠大將軍王的副手。不久，我又率軍平定了青海郭羅克的叛亂，安撫了西北邊陲。前些日子，我還得到了一個好消息，戴鐸就任四川布政使，有他替我在四川管錢，我就更放心了。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十四阿哥奉旨回京述職。我特別擔心他攜西藏獲勝的餘威，在京城春風得意，趁勢贏得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西北地區早已是寒風凜冽。一天晚上，一封緊急書信送到了我的軍帳里。這不是書信，這是硃批諭旨！寫信的人竟然是早已升任雍親王的妹夫！而他現在是以皇帝的身份向我下令。我趕緊跪倒磕頭：原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駕崩了。妹夫繼承了皇位。他在這封密信中告訴我，明發上諭隨後就到，現在需要我做的，就是坐鎮西安，繼續練兵，哪裡都不要去，更不要回京。他的意圖很明確，讓我擋住十四阿哥胤禵帶兵回京的去路，沒有旨意，不准他離開前線。我接受了這份機密的緊急諭旨，趕緊給這位新皇帝寫了奏摺，表示完全遵從他的部署。我把奏摺放入匣子里鎖好，交給親信火速帶往京城。
送走了親信，我激動地一夜沒合眼……
明發上諭過了許久才來，讓十四阿哥回京奔喪，大將軍的帥印交給部將延信代理，由我和延信共同負責西北軍務。十四阿哥這一走，竟然成了與這十幾萬大軍和西北邊陲的訣別。
次年，年號改為雍正。五月，一道諭旨送到軍前，「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邊防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這下，我就掌管了西北和西南各省的軍務和民政的調度大權，地位超越了延信和其他總督。看來，我作為雍邸舊人，在新皇帝即位的過程中，起到了穩定京城以外政治局面如定海神針般的作用，因而頗受倚重，陞官實屬正常。
厄魯特蒙古的和碩特部，在首領顧始汗的率領下，於明末清初之時進入青海和西藏地區。康熙中葉擊敗噶爾丹的同時，康熙皇帝就封顧始汗的兒子為親王，統轄青海所有蒙古王公。作為顧始汗的嫡孫，承襲親王爵位的羅布藏丹津在清軍進入西藏，趕走準噶爾軍隊的過程中立有戰功，得勝後返回青海。此後他越發驕狂，不滿清朝在青海地區的統治，遂暗中勾結策旺阿拉布坦，企圖放棄清朝封號，恢復舊日爵位，稱霸青海地區。在反清勢力的支持下，羅布藏丹津糾集了二十萬軍隊，四處騷擾，甚至進犯西寧，扣留前往招撫的大清兵部侍郎常壽。新皇帝決心發兵討伐之。我的部隊由於位居前線，自然成了進軍青海的首選。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皇上任命我取代延信擔任撫遠大將軍，移師西寧，指揮平叛。當時，西寧四周烽火連天，朝廷各路兵馬尚未聚集，西寧只有守軍一千五百人，且多為老弱病殘。而羅布藏丹津的叛軍，已經攻陷西寧外圍諸城堡。危難關頭，我挺身而出，率親信坐鎮城樓，閉門不出。叛軍以為城內有伏兵，轉而進攻南堡。南堡的守軍更少，且幾乎不堪一擊。為了解南堡之圍，我命令西寧守軍白天休息，避敵鋒芒，夜間，我帶領幾百名騎兵偷襲敵營。叛軍不明虛實，以為朝廷大軍已至，倉皇退卻，南堡之圍遂解。
岳鍾琪統率的朝廷援軍的趕到，為我的下一步部署提供了雄厚資本。清軍首先掃除了羅布藏丹津的羽翼，緊接著，對其主力發動全線進攻。在最後的進攻中，各路清軍頂風冒雪，日夜兼程，直搗敵營，叛軍已無招架之功，全線崩潰。羅布藏丹津撇下自己的老母親，隻身化裝成婦女，逃往玉門關外投奔策旺阿拉布坦。最後決戰歷時十五天，清軍馳騁千里，如摧枯拉朽一般。在雪域高原的惡劣環境中，其「制敵之奇」，「奏功之速」，為史上罕有。平定羅布藏丹津戰役的大獲全勝，讓我的威名傳遍整個西北地區。
這次勝利，是雍正皇帝即位之初的第一個大勝利。作為雍邸舊人，我的勝利，為皇上帝位的鞏固添上了重重的砝碼。青海問題，在康熙年間就沒有徹底解決，因此在皇上眼裡，青海的戰事是幾乎不可能獲勝的。而這次勝利，讓皇上了卻了一樁心愿，那就是完成了康熙皇帝的未竟事業。因此，皇上把我視為「恩人」，立即將我晉爵為一等公。我的兒子年斌也沾光受封子爵，父親年遐齡受封一等公，外加太傅銜。在加官進爵的諭旨里，皇上表示要全天下的百姓世世代代牢記我的功績，否則就不是他雍正皇帝的子孫臣民。
為了鞏固朝廷對青海的統治，我提出了關於青海善後治理的一些建議，包括根據青海諸王公在歷次戰爭中的表現進行獎罰；將青海的和碩特各部編為盟旗，設置佐領，加以管轄；實行屯墾，發展農業；舉辦定期互市和朝貢；整頓喇嘛寺廟；增設將軍和駐軍等。這些措施，幾乎都被朝廷採納，有利於加強朝廷對該地區的控制，促進該地區經濟的發展。皇上對我十分讚賞，甚至認為有我這樣的封疆大吏是他自己的幸運。
西北邊陲金戈鐵馬的幾年，使我由不起眼的四川巡撫，一躍成為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統轄西部諸省的一切事務，成了沒有封王的西北王。皇上對我給予了足夠信任，我也不辱使命，超額完成了皇上交給的任務。從此，我的政治生涯進入了一個快速上升的通道，一個權臣時代正在向我招手。
新皇帝剛剛上台，就組成了以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學士馬齊和尚書隆科多為總理事務大臣的最高決策層。皇上封允禩為親王，給予實權，將其穩住，而後專心對付從西北千里迢迢趕回奔喪的允禵，找茬將其激怒，而後羅織罪名，將其圈禁於遵化的景陵（康熙皇帝陵寢）。九阿哥和十阿哥也被羅織罪名，加以圈禁。這種又拉又打的策略，分化瓦解了企圖對抗雍正的皇子勢力。
由於在皇上即位的過程中，我扮演了領兵在外，震懾地方的角色，其後的青海戰爭中我又率軍大獲全勝，我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陡然提升。他不僅讓我總攬西部事務，而且讓我秉承他的意旨參與朝政。在諸如耗羨歸公、官員任免等方面，經常會出現大臣之間的爭議，皇上總要徵求我的意見。在我進京述職期間，皇上還要把我召到養心殿，與馬齊、隆科多等最高決策層的大臣一起處理國家大事。皇上甚至認為我作為「雍邸舊人，記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筆通暢，能達朕意」，讓我「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就這樣，我實際上也成了最高決策層的一份子。最讓我感動的，還是平定青海後皇上在我的一份奏摺里這樣批示：「爾之真情，朕實鑒之，朕亦甚想你，亦有時朝事和你商量。」皇上時時處處想著我，讓我受寵若驚。
皇上和我商議軍國大事的時候，經常搞得很神秘，唯恐讓別人知道。所以我一開始也小心翼翼。由於我的很多建議與皇上都能想到一塊兒去，皇上對我的恩寵就更加厚重。我的另一個兒子年富也沾了光，晉爵一等男。我生病的時候，皇上很快就會發諭旨詢問病情；我長年領兵在外，皇上會通過硃批諭旨的方式告訴我家裡人在京城的情況。在皇上的主持下，我的長子還過繼給隆科多為養子，這樣，我與當朝另一權臣隆科多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皇上甚至使用驛遞，不遠千里，把鮮荔枝送到西安。至於他賞賜的珍奇玩物、美味佳肴，更是數不勝數。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這些皇上的恩賜，都成了我炫耀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皇上的恩寵，讓我的權威日漸增加。特別是人事權的膨脹，讓我更加遊刃有餘。凡是我保舉的官員，吏部和兵部肯定優先錄用，甚至號稱「年選」。川、陝、甘、雲、貴五省所有各級官員的任免，都是我說了算。而如果其它省份有我不順眼的官員，我提出參劾意見的話，皇上和吏部也會重視的。
一些眼尖的官員發現，「年選」是陞官的捷徑。於是，年府就成了喜歡投機鑽營的官員們競相追逐的去處。對於那些趨炎附勢的小人，我是厭惡的；但他們說的那些奉承話，我太愛聽了；他們送的禮，我也樂意笑納。我已經位極人臣了，應該有自己的親信集團了，要不，權臣的威嚴給誰擺呢？誰來給我造勢呢？
這些走「年選」道路的官員真的找到了升官發財的捷徑。我也明確了「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的原則，把肥缺都留給親信。
直隸巡撫趙之垣，我根本看不上眼，於是就向皇上彈劾之，說他「庸劣紈絝」，「斷不可令為巡撫」。我是皇上的寵臣，皇上對我的意見自然言聽計從。趙之垣被罷官了。也許是這個傢伙罷官當晚琢磨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沒多久，就見他帶著厚禮跑到我在西安的府邸登門求教。連續登門幾次，沒求得什麼教誨，倒是先後饋贈了我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我很清楚，他的定額俸祿不過年薪一百多兩銀子，哪裡弄這麼多錢？此前說他「庸劣紈絝」，肯定沒錯，這就是證據！不過，看著這雪白的珍珠飾品，我真是眼花繚亂，捨不得讓他帶回去，那就留下吧。俗話說，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人家求我辦的事情，不就是官復原職嗎？好辦！來年進京述職的時候，我也把他帶在身邊，再三引薦，力保此人「可用」。
在我的提攜下，一些降職的官員得以官復原職，一些貪婪的將領獲得了剋扣軍餉、勒索地方的機會。我提攜的這些官員里，魚龍混雜，官聲、素質參差不齊，我可不管那麼多，他們都是送了重禮的，不讓人家圓夢怎麼行啊！
有了這些跟班的追捧，我的脾氣就更大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完成的是大清朝建國以來從未完成的事業——進軍西藏，控制青海。有這樣的功績，我憑什麼不能在朝廷里擺譜呢？在與朝中大臣的交往中，我越來越蠻橫，越來越趾高氣揚，越來越覺得跟我比起來，他們簡直太渺小了，大概都是尸位素餐的材料吧。
我向屬員發放贈品，一定要命令他們對我「北向叩頭謝恩」，跟我向皇上謝恩一個樣。我發給總督、巡撫的公文，都是平行文件，但我一定要壓他們一頭，稱這些文件為「令諭」，口氣模仿皇上，而且要這些督撫也承認這一點。
為了顯示我與一般督撫大員的不同，我在自己的寓所和公館的牆壁上彩繪四爪龍，出門要黃土填道，官員補服凈街。朝廷指派的侍衛，在我這裡，成了不折不扣的使喚奴僕。
在我小的時候，父親就提醒我，他的一切榮耀，都是皇上所賜，所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他都要無限忠於皇上，因為他的一切，皇上有權賜予，也有權剝奪。然而，在我陶醉於眾人追捧的時候，兒時父親的教誨卻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皇上是個聰明人，似乎注意到我的張揚。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在皇上面前有點放縱。也許我覺得，他不過是我的妹夫嘛，自家人見面，可以隨意一些。因而，在述職的時候，我「御前箕坐，無人臣禮」，完全拉出一副拉家常的架勢來。看得出來，皇上有些不高興，臨走的時候，皇上讓我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果不能防微杜漸，「必至不能保全」。
我沒有把皇上的警告當回事，繼續著自己妄自尊大的生活。皇上的恩詔送到西安，我並沒有按照規定宣讀上諭，而是拿起來看看罷了。蔡珽、李紱、田文鏡、諾岷，這些皇帝執政班底的得力幹將，幾乎都被我得罪了。在不知不覺中，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我的集團里，真正有能力、有作為的大臣越來越少，剩下的，只是些投機官場的小人。
皇上的舉動漸漸與兩年前有了細微的差別。雖然在我的奏摺里，他的批語字數依舊很多，但褒獎的話幾乎絕跡了，通篇都是說教。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撰寫的一份奏摺上，皇上的硃批很長：
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長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危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皇上又一次提醒我，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不可恃功招禍。我看了看，覺得皇上還是有些言過其實，故而擱置一邊，沒放在心上。沒過多長時間，麻煩終於來了。
雍正二年（1724年）述職結束回陝不久，我就讓自己的死黨胡斯恆參劾陝西驛道金南瑛。結果胡斯恆的摺子被皇上駁了回來，說金南瑛是大學士朱軾、怡親王允祥保舉的，不能罷免。蔡珽在川中犯了死罪，被我參劾，按律當斬。但皇上把此人召到北京問話，其後傳來了蔡珽升任左都御史的消息。以前皇上對我的建議從來都優先考慮，我的建議幾乎就是上諭的草稿。時至今日，我的建議成了廢話。我開始緊張起來。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朝廷的觀象台看到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的天文奇觀，在星象家的眼裡，這就是祥瑞，象徵著皇帝勵精圖治，國家繁榮昌盛，應該好好慶賀一下。我也照例寫了賀表，稱頌偉大的皇上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但我一時大意，把「朝乾夕惕」寫反了，成了「夕惕朝乾」。寫完校對的時候，我發現了這個紕漏，但即便這麼寫，也沒什麼大不敬的。由於這張賀表時間緊，任務急，我寫得比較潦草，沒時間謄寫了，就匆匆交了上去。幾天之後，上諭來了。這次聽到的，不再是皇上讚許的言語，而是通篇的指責：說我故意把「朝乾夕惕」寫成「夕陽朝乾」，存心讓皇上的權威變成「夕陽」，「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最後責令我對此事做出令他信服的解釋。我懵了。「陽」的繁體字與「惕」字很像，但我保證自己沒有寫成「陽」，為什麼皇上會這樣吹毛求疵？天哪！我這才知道什麼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一個月之後，剛剛升任甘肅巡撫的胡斯恆被撤職，我的另一同黨四川提督納秦被調往北京。以前對我溜須拍馬的官員，慢慢地，態度也發生了轉變，開始對我敬而遠之。還在我沒有鬧清怎麼回事的時候，一個晴天霹靂從天而降：皇上的一道上諭，突然把我從西北王的位置上請了下來。從此，我再不是什麼撫遠大將軍，也不能在川陝總督府逗留下去了。皇上給我安排了一個新的去處：西子湖畔。我的新差使是杭州將軍。
我無法想像，還在一年以前，皇上對我寵幸有加，一年之後的今天，怎麼會這樣呢？儘管杭州將軍的地位比川陝總督尊貴，但把我調離經營多年的陝西，用意何在，我在官場打拚了這麼多年，難道還看不出來嗎？我不相信皇上會這麼絕情，畢竟我的妹妹已經成為年貴妃，現在正得寵呢。我給妹妹寫了一封信，請她給皇上吹吹枕邊風，幫我說說好話，讓我留在陝西。我可以不當什麼大將軍，甚至不當什麼總督，給個巡撫，我就知足了。
離開了西安，我緩緩地東行。到了江蘇儀征，再也不想走了。我想看看那封信有沒有管用。等了一個月，什麼好消息也沒等來。皇上最近疏遠了妹妹，我的想法根本無法傳到皇上的耳朵里；以前對我敬畏有加的大臣們，紛紛見風使舵，上書彈劾我。他們羅織的罪名確實招招見血：我曾經收受鹽商賄賂，擅自開具鹽引，擅自動用國家的鹽課稅款；我曾經侵吞運米款項四十萬兩銀子，私自勒索屬下三十萬兩銀子，保舉官員的時候也收了不少賄賂。我一直在納悶，這些事情我做得很機密啊，他們怎麼都知道呢？
六月，在我的蔭庇之下已經步入仕途的三個兒子年富、年興和年逾，不得不放棄大理寺少卿、副都統、驍騎校的官職。胡斯恆等與我關係密切的官員，幾乎都被逮捕。我在朝廷的勢力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掃蕩乾淨了。
七月的杭州，正值伏旱，天氣炎熱。我早已被熱浪搞得頭昏腦脹，再也無心到西湖邊散步。只是自己經常跑到涌金門旁邊坐著發獃。一個月間，上諭連連，我從一等公被降爵為二等公，又從二等公降爵為三等公。杭州將軍的官銜也沒能保住。月底再看看自己：只剩下一個「閑散章京」的稱呼。我猛的一驚：雍正三年（1725年）七月，我又回到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榜題名以前的狀態了——我的官職，我的俸祿，我的爵位，我的榮耀，全沒了，我成了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也許這是上天對我的懲罰吧。我清楚，皇上一定恨透了我，但有妹妹在宮裡，皇上對我的懲罰也就僅止於此吧？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八月，皇上又下令內外臣工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態。結果，全國上下，聲討之聲不斷，大有痛打落水狗的勢頭。完了，一切都完了。十一月，我被押解到京城，換了一個新的住處——牢房。
呆在牢房裡，等待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刑部的判決結果。他們會給我定什麼罪名呢？
在惶恐與疑惑中，我度過了一天又一天。也許直到寒冬真正降臨到京城的時候，一切才會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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