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演講錄——魯迅筆下的九類知識分子
《北大演講錄——話說周氏兄弟》 錢理群著 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版一、幫閑、幫忙、幫凶與扯淡魯迅講,中國統治者只在兩種情況下關心到中國知識分子或者需要知識分子。第一種情況,統治者剛剛掌權時,「偃武修文」,需要知識分子來加以粉飾,此時知識分子扮演歌功頌德的幫閑角色。在統治發生危機,無計可施時,病急亂投醫,統治者開始垂聽知識分子的「治國平天下」的意見,而知識分子也覺得英雄終於有用武之地了,於是高高興興地「出山」了,這時的知識分子成了「幫忙」。魯迅非常尖銳地指出司馬相如之類,包括屈原,不過是統治者的幫閑或幫忙。屈原的《離騷》不過是「想幫忙而不得」的產物。「幫閑」不過是寫寫詩,猜猜謎語,說說笑話;「幫忙」則是要出謀劃策,參與國家大事。司馬相如、屈原之類的人都確信自己的才華不僅是寫詩、下棋,做清客,而願作「幫忙」,幫忙而不得於是發發牢騷。當主人作惡之時,「幫忙」「幫閑」就成為「幫凶」。幫凶的特點在於「使血案中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使統治者的殺人食人了無血跡。無論幫忙幫閑,都需要才華,司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讀,因為有才氣。可怕的是有幫忙、幫閑之志,無幫忙、幫閑之才,這樣的人就稱為「扯淡」。二、「二丑」「二丑」出自紹興戲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幫閑。但是一方面他幫主人的閑,一方面又向觀眾做鬼臉,說「你看,這個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與主人劃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實的奴才。知識分子聰明而敏感,主人氣焰正盛之時,他心甘情願做主人的幫忙幫閑;主人氣焰不足將要崩潰之時,他敏感到了,就開始做不忠實的幫忙幫閑,結果成為「二丑」。三、隱士魯迅把中國文學尤其是唐朝文學劃分為兩種:廊廟文學與山林文學。廊廟文學是幫忙幫閑的文學或者叫在朝文學。在野的文學就是山林文學,不做幫忙幫閑,離開主子的衙門,隱入山林。但是中國隱士與西方隱士不同。西方隱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隱,因此西方隱士常常同時又是苦行僧,不斷對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國隱士是政治性的,幫忙、幫閑不成便去做隱士。隱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一有機會,便由隱士自然轉為幫忙幫閑,算是「候補的幫忙幫閑」。在中國做隱士還有一個好處:易出名。出名之後成為高士,名聲若傳到皇帝耳中,也許有機會得到重用。由此,隱士成為一種資本,做隱士可以提高地位,成為進一步做幫忙幫閑的資本。魯迅尖銳指出,登仕、隱士都是「噉飯之道」,是達到自己目的,升官發財的途徑。最可怕的是「謀官謀隱兩不成」。可見官是要謀的,隱也是要謀的,官和隱沒有本質區別。隱士看似悠閑,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但「悠然見南山」也需要物質基礎,陶淵明有奴才給他做飯、種地。餓著肚子,陶淵明無論如何也悠然不起來。隱士並非不食煙火,也要追求物質的東西。魯迅分析隱士心理:「泰山崩,黃河溢,隱士目無見,耳不聞,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們一夥的」,則「雖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聰目明,奮袂而起」。這真可謂入木三分。四、君子和雅人孟子說:「君子遠庖廚。」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殺時發抖的樣子。這是君子的特點,也是其內在的矛盾。魯迅加以誇張的嘲諷,說君子將牛羊趕得遠遠的,然後「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皮,萬物皆備於我了」。這樣的雅人其實是俗的,他畢竟要吃牛羊肉。作為人,永不能避開俗世。問題在於,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遠遠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掙扎,也就是說他害怕看殘酷的事情,對殘酷的事情採取一種迴避的態度,藉以保全自己的「性靈」。魯迅講了兩個笑話。有一個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這看起來很「性靈」,但仍不夠,因為還得吃飯,所以還要有一個賣大米的。又一個人希望秋天時,他吐半口血,由一個侍女扶著,病懨懨地去看海棠。這看起來非常的雅。秋天,病懨懨地看海棠,還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見再有詩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著。這兩個笑話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識分子其實脫離不了俗世。而這種雅,這種君子之志,不過是對血腥、對殘酷的迴避。他們用病懨懨地看海棠之類的雅事來掩蓋吃人殺人的血淋淋的現實。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們自身充滿矛盾,他們不可能不俗,得吃飯,得活著;另一方面在現實中起到的作用是對歷史血腥的掩飾。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對林語堂、周作人的閑適小品持如此嚴厲的批評態度,不是沒有道理的。五、革命小販有一個叫楊邨人的人,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革命,大革命失敗後便離開革命隊伍。據說是因為「家有老父母」。其實是否幹革命並不重要,問題在於,他曾經幹革命,卻出賣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擊當年的革命戰友,包括魯迅。魯迅於是作文「罵」他。楊邨人回信說自己有苦衷,兩頭不討好:當年的革命戰友對我不好,當局者對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魯迅指出就是因為你只是「革命小販」。你拿革命來做買賣,但在當局者看來,你門面太小,資本不夠。當局者看中「永遠的闊人」:革命前是闊人,革命後還是闊人。這樣的人永遠不吃虧。還有一種人徹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紅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膽子太小,背叛不夠徹底的知識分子。六、「革命工頭」「奴隸總管」這是魯迅與周揚論戰時提出的概念:他們是革命者,甚至是領導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頭。魯迅常說,我老是覺得背後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當奴隸,要我為他們幹活,我每回回過頭來稍示反抗,還說我對革命不夠努力,要我拚命干,但他其實不過是個工頭。打著革命的旗號,實際上還是個奴隸主。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頭」「奴隸總管」的概念:過去的統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資本家,而現在的統治者,卻打著革命旗幟,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為工頭和奴隸總管,其中包含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七、文壇三戶魯迅觀察20世紀30年代文壇,發現三種類型的作家。第一種是破落戶,當年曾經紅過一陣子,但現在「邊緣化」了,家境大不如前,於是他就撫今追昔,常常吟誦著「十年一覺揚州夢」「襟上杭州舊酒痕」,很有些「顧影自憐」的味道。第二種是暴發戶。破落戶還是有一定資本的,暴發戶則是由於偶然原因,突然出名。於是他買很多的書,「房間里有《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頭上有石印駢文,但是他讀不斷」,他一方面吟唱著「襟上杭州舊酒痕」,但又害怕人們看不到他已不再是當年的舊長袍,已經是西裝筆挺了,於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剛暴發沒多久便即破落的暴發破落戶,他們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確信,又沒有顧影自憐的風姿。這類人有兩個發展前景。向積極方面發展,就成為洋場惡少,充滿流氓氣,是為「才子加流氓」;向消極方面發展,便成為癟三,到處討吃,得一頓飯而已。魯迅對這種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說:「我寧願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綳。」八、京派與海派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則近官,涉海則近商。京派是官的幫忙幫閑,海派是商的幫忙幫閑。從官那裡得食,在中國傳統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綽綽。北京文人頻頻向官方暗遞秋波,但只能「暗遞」,還不能公開投靠,公開就要受譴責,所以只能「隱」。當商的幫忙幫閑,其情狀則「顯」。北京文人與上海文人有明顯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躊躇滿志;北京文人則穩重、城府很深的樣子。糟糕的是,單純做官的幫忙或單純做商的幫忙都不行了,於是南北合流,把斷磚、舊襪、皮袍與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雜燴。九、大眾的幫忙、幫閑他打著大眾的旗號,做大眾的代言人。其實,他的個體意志服從於大眾意志,做的是大眾的幫忙幫閑。應該說這是魯迅的一大發現。在傳統社會裡,知識分子主要是官的幫忙幫閑,到了近代社會,也即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不但繼續做官的幫忙幫閑,而且有做商的幫忙幫閑,大眾的幫忙幫閑的危險。針對上述狀況,魯迅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理想狀態。他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這些知識分子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有毅力」,總的說就是能獨立思考,有個體精神自由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在與大眾的關係上,「他也用權,但不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把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啰」。自尊自重同時又尊重別人,他與大眾是平等的,可以作大眾的事業,卻又保持著個體的獨立性。魯迅又提出了「包圍論」。他說,無論什麼人,尤其是「猛人」,周圍都有一群包圍者。人們無法與之直接見面,只能通過包圍他的人去了解他。包圍者往往起兩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漸變得昏庸,成為包圍者的傀儡。這樣的包圍者常常是由知識分子扮演,也是幫忙幫閑之一種,既可怕又可憎。魯迅善於取綽號,用綽號高度概括對手的特點,神情畢肖,如「革命工頭」「革命小販」,這些綽號永遠跟隨著對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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