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收緊自由行，這八個問題想清楚了嗎？

筆者認為，收緊自由行將是嚴重的短視行為。 資料

劉思敏|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赴京參加今年全國「兩會」之前表示，由於香港接待能力有限，會繼續向中央政府及內地負責香港事務的部門商討是否有收緊目前港澳個人游（以下簡稱自由行）政策的空間，限制、減少內地居民來港人數。3月17日，「兩會」剛剛結束，梁振英就對媒體公開表示，社會關注自由行和其他內地旅客增長較快對香港造成的壓力，特區政府已向中央彙報有關情況。「我知道，中央政府十分重視這件事，也積極地去解決這件事」。

貌似這一事件的性質已經塵埃落定，其未來走向也彷彿清晰可見。筆者認為，梁振英將收緊自由行作為拉攏選民、平息香港部分民眾情緒的舉措雖然不難想像，但若深入思量與權衡，無論對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來說，該舉措不論從政治、經濟、法理還是國際慣例的角度，都很難經得起多維度的拷問，註定將是嚴重短視行為，切忌倉促決策，必須三思而後行。

一

按照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香港從此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為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為統一大業創造成功範例，中央政府給予了香港特區無微不至的關懷與支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利用雄厚的外匯儲備，付出極大代價，力挺香港金管局干預股市和匯市，支持香港政府反擊金融大鱷的狙擊。

然而，內地居民又從香港的回歸中得到了什麼呢？除了實現統一的口頭榮耀感之外，似乎再沒有其他實質性好處了。想去看看都去不了，這還是同一個國家嗎？香港畢竟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民的情緒如何安撫是個問題，內地民眾日益增加的反感是否也需要平息呢？如何讓內地民眾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從香港回歸中體會到祖國統一的好處？像在祖國其他國土上一樣自由地行走，是擁護祖國統一的內地民眾天然合理的需求。這恐怕是中央政府必須直面的一大課題。此其一。

二

2003年，爆發在華南一帶的SARS給本已飽受轉型之苦、地產泡沫破裂之禍的香港經濟帶來重創，當時蕭條的世面、慘淡的商業營收，讓香港特區政府、商界和普通港人叫苦不迭，憂心忡忡。現任特首、時任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的梁振英因此代表特區政府前往北京求援，中央政府再度應聲出手，與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根據香港政府的要求開放部分內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就是其中的重大舉措之一，旨在拉動香港旅遊業、零售業和飲食業等行業。

從CEPA這個綱領性、指導性文件的出台，到自由行首批四城市 於2003年7月28日開放成行，期間只過了整整一個月，當年自由行城市就從4個擴大到10個，且包括了「北上廣」三座特大城市。此後自由行範圍持續擴大，如今已有49座大陸城市居民可以享受自由行待遇。在自由行帶動下，香港的旅遊業、酒店業、運輸業甚至香港的貿易額度、零售額度也都大幅增加，對香港經濟的拉動非常顯著。如今，面對部分香港居民的反對聲，特區政府就草率動議將自由行收緊，這未免有「卸磨殺驢」之嫌。這讓中央政府、內地居民、內地遊客情何以堪？此其二。

三

截至目前，香港的自由行仍只限於內地的49個城市，實際上也就是廣東省內21個城市加上省外28個城市，連太原、拉薩、銀川等省會城市都沒有得到資格。平心而論，支撐這些選擇標準的理由是否充分呢？如何證明這些城市比起成都、無錫就不夠格呢？是歧視還是隨機選取？很顯然，不管動機如何，這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歧視性政策。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一方面對80多個國家（其中也有比中國內地還落後的國家）實行免簽政策，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內地同胞實行嚴格限制、區別對待，著實令人費解。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歧視、區別對待內地省份的同胞，拒絕大多數內地居民赴港自由行的權利，既違背國際慣例，又涉嫌違反國際公約。

與此同時，部分香港媒體和社會輿論戾氣太重，例如：為反內地孕婦赴港，有港媒譏諷內地人為「蝗蟲」，要求當局阻止內地人「入侵」；就內地遊客的小孩在街頭大小便，媒體人士緊追進行報道，甚至引發現場的肢體衝突；個別激進團體以抗議內地「水貨客」影響居民生活為由，圍堵挑釁內地旅客，並發起所謂的「光復元朗」行動，到元朗滋擾商戶，等等。試問，這些做法比內地小孩當街大小便更文明嗎？比花錢買些物品的「水客」更文明嗎？顯然這早已超越文明底線，違反了相關法律，其「讓中國人滾回中國」的說法，更嚴重違反了基本法。

當然，我們應該冷靜看待這些現象，不應被個別激進團體和個人利用，不應把個別問題放大到全局來看，例如所謂「香港導演彭浩翔辱罵內地人的言論」實為網民編造，就暴露出個別人要利用自由行生事。香港特區政府如果對上述種種問題一味遷就或是採取「綏靖」政策，而不依法辦事，必將遺癰為患。此其三。

四

各國政府對移民實行控制、打擊非法移民，是國家主權，也是國際慣例，因為非法移民對其本國經濟和社會區域往往產生很多負面影響。根據國際公約，旅遊是一項基本人權，任何國家和個人都不能對遊客進行歧視。政府應該保證公民的旅遊權利，目的地應該對所有遊客開放。眾所周知，雖然不少發達國家對辦理旅遊簽證設置了比較苛刻的條件，但一般都只是為了防止非法移民，對真正的遊客都是持歡迎的態度。縱觀古今，幾乎找不到一個國家和地區對遊客進行限制，特別是在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廣大民眾尤其是官方，對遊客都是持歡迎態度的。

目前國際上有四個公認的「世界城市」，即紐約、巴黎、東京、倫敦。這些世界城市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來自全球的遊客絕對數量非常大，而且城市官方和民眾對遊客都持海納百川的歡迎態度。因此，要想真正成為國際化的大都市，就要向世界城市看齊，要有國際化的理念、視野和胸懷。

內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顯然不具有移民傾向，也鮮有赴港旅遊滯留不歸的案例，可是香港在感嘆自身因為回歸、因為上海崛起，國際化地位在逐步降低的同時，居然要走與現有世界城市相反的道路，且還是針對本國遊客，此舉實屬國際「首創」，必然損害自身形象，使之距離世界城市必然越來越遠。香港要想繼續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絕不能在這個歷史轉型的關鍵時刻自降檔次。

目前，香港就算比內地多數城市發達，但上海、深圳等城市與其相比，差距已經大大縮小。香港要想繼續保持競爭力，就應該按照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規律辦事。旅遊是服務貿易的一部分，而貿易始終在向全球化、自由化、國際化方向發展，區別與限制是反潮流的。更何況，旅遊服務貿易不僅是經濟行為，還是一種綜合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行為，對國家外交及民間交流都至關重要，如果在這方面姿態太低、著眼太小，勢必失去國際社會的尊重，降低自身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此其四。

五

香港和中國內地，自1997年開始就逐漸走向融合。未來不是強化不強化聯繫的問題，因為彼此的聯繫已經很深；自由行就代表了深化交流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或許現在可以通過政治手段壓制一段時間，但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會很大，其他方面的聯繫也不可能割斷。目前，內地遊客大量赴海外購物特別是購買日常用品的現象已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主要原因在於國內關稅過高。如果按照輿論預期採取降低關稅的措施，加上中韓自貿區協議的即將實施，設立中日自貿區談判加速，那麼香港對內地遊客的比較優勢會大幅減少，香港經濟將會受到重創。

當年限購奶粉事件就暴露了香港特區政府決策的狹隘與短視，遊客多帶兩罐奶粉居然到了被判刑的地步，多少有點「滑天下之大稽」的意味了。對這種商品銷售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加大進口力度或者交給市場這隻「無形之手」自行調節，管的太多太死都得不償失。如今，如果自由行再次步當年「奶粉事件」的後塵，實屬典型的因噎廢食。此其五。

六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收緊自由行的主要依據，是其所說的「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這需要商榷一下。

首先是決策開放自由行之前，梁曾回應中央政府對香港接待能力的顧慮。據香港《大公報》2014年1月18日報道，特區政府在當月7日公布了研究歷時一年多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該報告估計整體訪港旅客繼續上升，三年後即2017年將增至逾7000萬人次，10年後更衝上1億人次。由於旅遊基建、口岸設施等不斷擴展，報告認為香港接待能力不成問題。面對當時呼籲收緊自由行的輿論，特區政府決定暫不擴大「個人游」城市及一簽多行安排，但也不會為訪港旅客人數設限。

試問，那麼多專業人士集體研究了一年多並為特區政府所認可的評估報告，是否比某些民眾的言論更科學也更有說服力呢？怎能在僅僅一年之後，就因為部分民眾發表了帶有情緒性的言論，而推翻之前相對科學的論結論呢？

另一方面，即便是香港的接待能力存在困難，畢竟還有邊檢來把關，有辦港澳通行證的程序，內地也才僅有49個城市開放自由行，真的就需要用「應聲而出」的收緊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放眼望去，國內外面對接待能力問題的又豈止是香港？北京、上海沒有接待能力的問題嗎？儘管上海面積大於香港，但遊客一般也只是集中於主城區；首都北京面對常住人口2100多萬、年接待遊客2.61億人次的壓力，也只是要求進京車輛辦理通行證；實現了聯合統一的歐盟國家雖然始終各有國界，卻未見對其他國家遊客設限；新加坡是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但也從未對馬來西亞人設過限。可以說，只要是文明的國家或地區，幾乎沒有因接待能力不足而對遊客設限的先例。因此，接待能力有限本身值得懷疑，即便有限，也沒有必要盲目設限。此其六。

七

眾所周知，香港團隊游同樣數量巨大，且香港還是違反《旅遊法》的「零負團費」模式的重災區。就算內地旅行社可以用低價把遊客吸引組織起來，如果沒有香港方面的旅行社、導遊、購物店等的勾結，到了香港也不可能完成操作。所以，香港旅遊業面臨的困難是兩岸旅遊市場發展中出現的共同問題，絕不僅僅是內地遊客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自由行的問題，至少還涉及市場的管理、制度的完善等。

另外，也有人針對特區政府所謂接待能力不足的問題，提出增加海洋公園的面積和項目等對策。這或許有一定的道理，正如迪士尼樂園的興建就分流了一部分遊客。但就香港而言，遊客無論買東西還是城市觀光都是去香港島，因為那裡城市風貌獨特，商店集中，有品牌效應，有激烈的競爭，價格也能更便宜，除非新界開個更大的店且，商品比港島更低價，否則多數遊客還是不會因為海洋公園面積大了、項目多了就改去新界。因此，技術性的措施可以做，但是相對次要，並非最關鍵之所在。此其七。

八

未來的社會是超越定居文明的移動社會，人們會將更多的金錢、時間和精力花在「移動」上，即花在旅遊上。未來社會，任何一個城市或者目的地在屬於原住民的同時，也屬於遊客，全世界人口的聚散將主要出於旅遊的目的。美國紐約市的很多樓宇、摩洛哥旅遊城市蒙特卡洛的不少賭場也是屬於外國人的。再如歐盟，由獨立的國家成立起一個超國家，用和平的方式實現了順應時代的統一，而這代表了人類社會的一個發展方向，即國家間自願的聯合，且這種聯合的半徑還會越來越大。各國人民以各種方式去體驗聯合、自由流動帶來的益處，分享發展帶來的成果。香港的舉措完全逆歷史潮流而動，是目光短淺的表現，必然會受到未來文明的衝擊。此其八。

綜上所述，香港特區政府收緊自由行政策，具有顯而易見的不可行性。香港旅遊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既不是接待能力的問題，也不是技術設計的問題，而是重要的原則性與發展理念問題。如果香港只是少部分人有這樣的想法，那麼特區政府就不應草率做出這樣順應「民意」的決定；如果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心態，在上海直追香港，韓國、日本等近鄰備受中國遊客追捧的新形勢下，香港若被內地遊客情感上「拋棄」，將很可能成為未來香港經濟社會不可承受之重。

當前，香港特區政府如何應對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如何認清這種形勢才最為關鍵。政策一經制定就會產生必然的結果，面對已經出現的自由行下滑的態勢，香港特區政府及其民眾有必要停下腳步，回想一下歷史，展望一下未來，認清形勢，繼而做出順應國際潮流的明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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