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工：論隱士文化
如果說，隱士是中國官場之人、好文之人、賦閑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不如說，隱士是一種做官之人的心計、好文之人的躲避、賦閑之人的樂道。就官場之人的「隱」而言，全然是尋機的隱身術。這種心計猶如官場上的稱病不出、虛稱年老體弱、家有煩事，甚至借口回鄉丁憂等玩術。此「隱」實為心思種種，但又期望能築一庭院，種花養草、飲茶聚酒、舞文弄墨，以求一種看似與世無爭，實為綿里藏針，圖謀東山或局外搖扇的「隱政」生活。隱士，總的來說就兩種人士而已。即：仕隱和文隱。仕隱，則是做官之人因官場的「糾結歸隱」；文隱，則為文人無所抱負的「無奈而隱」。前者有弄巧成拙的真隱，但多數是蓄意的假隱；後者是無奈之下不得不隱。晉代詩人王康琚寫《反招隱詩》云：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 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這首詩是說，隱士不必像古人伯夷一樣的隱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是可以隱居的。王康琚認為：老子是真正的大徹大悟的隱士。其實不然，既「隱」又何必在乎居於何地？要想「超凡脫俗」，山林與朝廷的區別也只在地理位置上不同罷了，再有的區別就是頭上的冠冕和屁股下的位子而已。中國歷史上名氣最大的「隱士」，當屬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但他也只是高卧隆中，自比管仲、樂毅，日夜分析天下政治形勢，揣摩各幫政治家的心思，並未打算終老山林茅廬。是個典型的「隱而待仕」的高人。當諸葛亮遇到他心目中的真主劉備，他雖已心動，卻又故意地讓劉備一再請，二再請，三再請，演了一出讓劉備三兄弟「三顧茅廬」的戲。最後，諸葛亮單腿跪地，拱手握羽扇表白了自己的心跡。
通俗地講，隱居之人稱為隱士。但由於其隱居的目的不同，因而心境也大不相同。荀子曰：「天下無隱士，無遺善。」他所言太超前了。意思是，天下哪來真的隱士哦！不過，歷代統治者都知道「隱士」有一定的社會影響。所以，一方面為了招納賢達，收囊為治國待用；另一方面，為了籠絡人心，粉飾太平，妝扮下政治門面。故而，統治者都會有計劃、有選擇的拉些隱中名士入伙，並給予一定的社會地位，免「隱」中滋事。除此之外，隱士中有被免官賦閑的，又有沽名釣譽的；有辭官不做的，又有不願為官的；有為博取美名的，又有避禍躲藏的。但是，這些人的心境有嗤笑朝野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超凡脫俗的，也有提心弔膽的；有窺伺時機的，也有悠閑自在的。在仕隱踱步揣摩中，表面上是心靜如水，實為處心積慮，待撫平創傷，再一展心中大志；在文隱逍遙徘徊中，形式上身居山野水澤草屋，卻為寄情山水之間，醉於琴棋書畫，自求一醉一陶然。 隱士以「隱」為攻略，窺機待發的「隱士」比比皆是，可謂是官場上的隱逸之徒。如唐代王維，他是詩人，有詩佛之稱。但他做官則為時移勢遷之人。他當過太樂丞，此官相當於現在國家民族樂團的團長，後因犯了皇家禁忌私自娛演的「舞黃獅子」被貶官。他隱居一段時間後，又任涼州河西節度幕判官，此後他半官半隱，伺機而動。安史之亂以後，他出任偽職，戰亂平息後被捕入獄。若不是他在任偽職期間作詩抒發亡國之痛，思念朝廷之情，再因其弟王縉平叛有功，請求削籍為兄贖罪，恐怕王維是難脫死罪。再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清初的董其昌，均是先做官後隱居，待朝廷徵召或尋機東山再起，實為政治投機之徒。不過，明朝也有個隱士叫陳繼儒，他是被時人冠名「附庸風雅」的第一人。此人能寫善畫，但他沒命做官，卻樂於在高官之間遊走，世人譏笑他是：「翩翩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家。」可見此人與高官們的交情。 隱士中，還有計謀更高的人。此人是南朝齊梁時的陶弘景，他曾侍從孝武帝劉駿征戰有功，被封為晉安侯，後成為道學家、中藥學家。雖然，陶弘景隱居山中，但他憑藉自己在官場上的影響力，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世人譽為「山中宰相」，自由自在的隱在山中，干著賣官鬻爵的生意。與陶弘景不同的是唐代的盧藏用，他苦心孤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皇帝在長安辦公，他就住進離皇宮不遠的終南山；皇帝移駕洛陽，他就跟著跑到嵩山隱居。於是乎，大家都知道這老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送他一個「隨駕隱士」的綽號。果不出他隨駕隱居的本事，終於有一天朝廷讓他出來做官，而且不出幾年就官至禮部侍郎，後來又成了太平公主的男寵。不久，盧藏用的好友司馬承禎無心仕宦之途，欲想退隱天台山，而他誠心的建議好友隱居終南山。司馬承禎卻會意地一笑：終南山的確是通向官場的便捷之道啊！這便是「終南捷徑」成語的由來。此後，盧藏用靠著太平公主這株大樹，盡情地「趑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最後，太平公主策劃君臨天下未果，盧藏用被流放嶺南，此後他隱與不隱都一碼事了。 在眾多著名的隱士中，南朝宋時的畫家宗炳算是個人物。當時，朝廷屢次請其入朝為官，他都隱居不出。此人擅長書法、繪畫和彈琴，特別信佛，還喜歡漫遊山川，曾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後病老回到江陵，自稱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元代的畫家吳鎮，此人也是如此，他深居簡出，只寄情于山水之間，筆墨於紙上，是為真正意義上的隱士。他們與「為仕而隱」的人完全不相干，即使有時機、有環境、有條件，即便朝廷多次派人請其入仕，他們也婉言謝絕不出。而與宗炳同時代的陶淵明，起初不是真隱，他只因對官場不滿而解冠歸去，之後以酒為樂、以詩為伴卻變成真隱。不過，宗炳、吳鎮等人不願做官，卻成就了他們的名聲，故而成了鼎鼎的名人。即為名人，其墨寶自然也有了高端市場，生計自然無憂，這點要比陶淵明的境遇強多了。其實，真正的隱士是極少的，即使有也是被世人放大的。宋人林逋在杭州西湖落腳，種梅養鶴，過著「梅妻鶴子」的隱居生活，讓世人羨慕不已。不過，林逋生活在宋朝的全盛時期，而他特別喜歡恬淡，並與高僧詩友相處甚好。每逢朋友來訪，童子就縱鶴放飛，他見鶴必棹舟歸來，此等閑情極富文人生活情調。林逋死後，其侄林彰、林彬向朝廷告假，同去杭州料理喪事。宋仁宗趙禎聽到林逋的故事後，正是宋朝面臨官僚膨脹的局面，他頓覺此人世外，應該號召讀書人學習林逋自己「和諧」的生活態度。於是，宋仁宗賜謚「和靖先生」，鼓勵讀書人要自娛自樂，清心寡欲。由此，林逋的名聲遠揚四海，作為一個「梅妻鶴子」的文化典故被傳頌。
其實，做隱士是一種計謀與智慧。為官而隱之人的計謀是，為處事的心態和手段玩掩護，即便掩飾一種焦灼與無奈，其隱目的也是掩耳盜鈴。而尚文而隱之人求做隱士，實為化解心中苦痛與鬱悶的智慧。這些人看似借山水花草欲表自閑的優雅，實為傳達自身人格、人品與德化。他們的筆下處處體現出自己壓抑的靈動、雍容，似潺潺的小溪閑閑地流淌，借景抒發心中的積怨。這與先官後隱、半官半隱、隱而待動，既有心心念念，也是半遮半掩。只是計謀是為官的策略，智慧是辨析時政。 古往今來，隱士們的身影無處不在，他們似乎始終在權勢和金錢之間躲躲閃閃，又若即若離，隱居的調子忽高忽低。但要真正剝蝕了隱士文化的外衣，測一測「隱士」最深處的心律，真可謂是汩汩有聲！全然展示了代代相傳，表面清澈實為渾沌的為官文化和自戀文人的體味。在中國歷史上，雖說隱居之人的「隱」其目的林林總總，除了想盡各種辦法來提升隱居的效果之外，也有確實無奈而隱的隱士。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名士，他們「隱」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政府合作，實際在從事最激烈的反清鬥爭。這一批人是政治意義上的隱士。再有就是那些清苦的讀書人，他們一方面不甘心仕途無望，另一方面又自覺世道炎涼，還不願入俗民間，以求所謂憤世嫉俗的清心寡欲，故而苦隱。 隱居除了變相的圖謀手段，若要做到真正的與世無爭，這些都不是為之生計的老百姓所能及。首先，所謂隱士「隱」是要有一定經濟基礎來支撐的，最基本的也要具備衣食住行的生存條件。做官斂財，爾後急流勇退的「隱士」自然沒有此等煩惱，厚祿供養的「賢臣」變「雅士」也無此憂，家有良田房舍的遺臣老少也無需之煩。若靠兜賣自己的心境，拿筆墨養趣，恐怕還不及樵夫漁翁活得自由自在。誰不知中國書畫是做官玩雅之物，不入仕又怎能衣食無憂呢？更知曉名為官聲，文為官捧，不與官場交媾又怎能名揚四海呢？所以，要做隱士，得有一定的經濟來源作保證，否則即使做了隱士，也是隱不隱都是一回事兒。故而，魯迅先生在《且雜亭雜文·隱士》中說：「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悠哉游裁，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履，又哪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 傳統的隱士文化，源自內心嘲笑專制制度的產物，是軟抗社會制度的無奈與逃避現實的一種生活方式。同時，它又是聚財後的仕人、富家退居後的閑人、看破紅塵的學子、放下屠刀的武夫，甚至是躲避塵世的罪人，追求一種逍遙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自戀和笑世的隱逸心態，更是一種自我解壓的、調節心理的生活手段。這種所謂的隱士文化，其根源在於政治渾濁和強權統治，是獨夫民賊壓制民權而孕育出來的文化。《南史·隱逸》云：「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故而，隱士表面上超脫，在意識形態上也表現出超脫，實則內心都有無窮的痛苦。如今的隱士最想歸「隱」是不動聲色的貪官。他們不像張揚的愚蠢者藏金床下，遠慮者移居海外，而是想躲起來看熱鬧。雖然，他們嘴上唾罵的是資本主義民主，心裡切恨的是做官太累；他們臉上表現的是社會主義法制，屁股享受的是權錢交易。這是當下地產經濟為「隱士」貪官提供的藏身之所，讓其與時俱進的貪飽即「隱」，並且繼承著「犧牲我一個，幸福三代人」的傳統精神，開創歷代隱士未盡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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