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里的晚清：從眾聲喧嘩到千夫所指

2013-01-08 11: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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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維新」再成流行詞「帕爾森從他自身的例子說明清國社會出現的新變化。有一個陪同他的大清官員詢問他，是否應該將兩個兒子送出去接受西式的教育？」 1901年2月23日，《紐約時報》報道《一位美國工程師在粵漢鐵路沿線的觀察筆記》說，粵漢鐵路技術總監帕爾森認為，「現代化的教育將橫掃一切阻礙進步的反動力量」，「更重要的是，這裡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由於統治階級無能而造成的種種痼疾正催生著一場激進的變革」。變革之聲，自1840年以降，不絕於耳。1874年，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寫道：「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這一年，《循環日報》創刊於香港，主筆王韜希望中國一改因循之弊，除舊革新，實現由弱到強的循環。他在報上直陳，中國的根本問題，並不是沒有堅船利炮，而在於政治。腐敗根源是延續千年的君主專制，必須進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王韜強調，「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他主張：發展工商業，工礦交通事業官辦不如商辦，允許民間自立公司；廢八股，改科舉，以有用之學選拔人才；政府必須傾聽民眾聲音，讓民眾講話。開創文人論政新樣式的王韜，發出近代中國維新先聲。洋務運動，中國有了鐵路，有了鋼鐵廠，有了軍工廠，有了海軍艦隊。甲午戰爭，還是敗了。人心思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撰文提出：「欲強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須變法，中國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強，而欲使中國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廣行日報不為功，非得通達時務之人，主持報事，以開耳目，則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濟，則報館其首務也。」中國第一次辦報潮來臨。3年內，各地共有近60家民間報刊面世，大多主張維新，重視對西方科技文化的介紹。報業初興，輿論漸開，維新觀念漸入人心。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明定國是詔》啟動變法，詔書中有「准許自由開設報館」內容。7月的一道上諭說：「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達民情，必應官為倡辦。……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開拓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時勢所至，一個「言論界之驕子」橫空出世。梁啟超主持《時務報》筆政期間，大力鼓吹變法。他在《變法通議》中說，「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廢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這種「務求平易暢達」的議論，使讀者耳目一新，輿論為之大振。作家包天笑評說：「這好像是開了一個大炮，驚醒了許多人的迷夢……一般青年學子，對於《時務報》上一言一詞，都奉為圭臬。」《時務報》的創辦，得到了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贊助，他還下令湖北全省「官銷《時務報》」。不過，一旦他認為《時務報》的政論出格，比如「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而敢於司李」等語，又施壓干涉——政治體制紅線是不能碰的。慈禧早在洋務運動初起時就定下了「四不變」：三綱五常不能變；祖宗之法不能變；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自己的最高權力不能變。因此，張之洞要在《勸學篇》里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號稱改革的洋務運動，也就只能務，不能變。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下旨將全國報館一律停辦，並捉拿各報主筆。諭旨稱：「其館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辦，以息邪說，而靖人心。」統治者一句話，救國心切的報人就成了造謠惑世的斯文敗類。除幾家託庇於租界和改掛洋商招牌的報紙外，各地報刊幾乎全部被封或被迫停刊，人員外逃。筆杆子到底鬥不過槍杆子。1900年庚子事變，義和團進京圍攻洋人，八國聯軍打來，慈禧和光緒逃到西安。庚子之恥刺痛了國人，無論海外的政治流亡者還是各地官紳，都發出要求朝廷變革的聲音。一時間，「人人慾避頑固之名」，戊戌之後，「維新」再度成為流行詞。大勢之下，慈禧不得不啟動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緒名義發表了一道變法上諭，言及國家之病，有一句字字見血的話：「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上諭強調，「事窮則變，安危強弱全繫於斯」，「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在「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多個層面變法。很多人認為慈禧只是做秀糊弄人，就連「體制內」也有人這麼看，湖北留日學生監督錢恂致函友人說：「日下所謂上諭者，仍是狗屁大話。」作為新政措施第一條，朝廷廢除了滿漢不得通婚的禁令。第二步是教育：科考取消八股文並最終於1905年廢除科舉制，各地設新式學堂，官費留學生規模擴大。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在「體制內」首倡君主立憲：「查各國變法，無不首重憲綱，以為立國基礎。惟國體、政體有所謂君主、民主之分，但其變遷沿改，百折不回，必歸依於立憲而後底定。」開報禁的呼聲在朝野間響起。1901年底，各地報刊恢復到34種。這一年，中國出現了首位當眾演講的女性。在上海一個集會上，16歲姑娘薛錦琴自告奮勇上台演講，號召國人阻止俄國人佔領東北，反對清廷和俄國就東北問題籤訂條約。此事經報道，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說，「少年女士當眾演說實在可鄙」；有人說，「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國家不強」。這一年，官員們紛紛出國開洋葷。去日本的官員們借考察之名吃喝玩樂，醜態百出，被國內報紙揭露，激起公憤。屢試不第的江蘇人李伯元從仕途夢中醒轉過來，開始寫《官場現形記》。論戰：改良還是革命？1902年2月8日，日本橫濱，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創刊，他在創刊詞中寫道：「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他的《新民說》在《新民叢報》連載近四年，闡明了國家和朝廷兩個概念的差異，引進了國民、權利、自由等漢語新辭彙，呼喚獨立人格的一代新民。梁啟超認為，中國人最缺乏國家思想、權利思想、自由思想，亟需啟蒙。對於政治制度，他主張漸進改良，首先要提高國民素質。雖被清廷嚴禁，《新民叢報》仍在國內一紙風行。梁啟超後來自述，「別辦《新民叢報》，稍叢灌輸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常識，正是中國從古至今的匱乏物。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創刊，宗旨是「以開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創刊之初，《大公報》公開要求慈禧撤簾歸政於被囚瀛台的光緒，指斥新政名不符實。同時，宣揚「立憲法，予民權」，希望清政府在吏治、軍事、實業、教育等方面進行真正的改革，變專制政體為君主立憲政體。1904年6月12日，《時報》創刊於上海。該報大量介紹西方憲政學說，並進行中西政治比較：用西方的主權在民理論，批判中國的君上大權；以西方政黨內閣的政治穩定性，對照中國官僚體制的腐敗和動蕩；從西方的言論、出版、集會三大自由，談到「中國人民踡服於專制政體之下」無人格無權利的奴隸地位。這是報紙上的公民課。這邊廂，改良派報刊鼓吹君主立憲；那邊廂，革命派報刊高呼「革命其可免乎」。且看當時多在海外創辦的革命派報刊言論：香港《中國日報》：「國與朝廷判然為二物。」日本橫濱《開智錄》：「滅此尸位素餐冥頑不靈之滿族。」日本東京《國民報》：「殺身以易民權，流血以購自由。」上海《中國白話報》：「若然我們要救我們的國，必定要把那些賤種趕出去，然後可以救我們的國。只有這一線的生機在這裡，那是什麼呢？就是革命排滿。」1904年11月慈禧七十大壽期間，上海《警鐘日報》發表了一副林白水寫的對聯：「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頤和，何日再幸圓明園？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東三省！五萬里版圖彌蹙，每逢萬壽必無疆!」全國報紙爭相轉載，傳誦一時。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在東京出了創刊號，提出六條宣傳綱領：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土地國有；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公開陳述三民主義。《民報》創刊時，改良、革命兩大陣營已成水火之勢。以《民報》和《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兩派展開了一場關於中國去向的大論戰。論戰焦點集中於四個方面：一、要不要革命，革命應該怎樣進行？二、革命會不會導致內亂？三、革命會不會導致專制，革命後能否成功建立共和政體？四、土地國有是福祉還是禍根？隨著論戰深入，梁啟超漸顯捉襟見肘、疲於應付，《民報》聲勢佔了上風，時勢發展下人心向背使然——清廷的敗壞日甚一日，梁啟超實在難以維護，他痛心於「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越來越多的青年開始傾向革命。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形成了這樣一種氣氛：「在人前談革命是理直氣壯的，只要你不怕麻煩；若在人前談立憲，就覺得有些口怯了。」學者高一涵回憶：「我在先總喜歡讀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和《中國魂》之類的刊物的。看到《民報》後，才認識到國家不強是政府惡劣，而不是國民惡劣，應該建立共和，不應該維持專制，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必須同時進行，種族革命絕不會妨害政治革命。」1907年8月，《新民叢報》悄然停刊，這場持續近兩年的論戰終告結束。論戰使國人在不知不覺間形成了政治新觀念，曾參與兩派調停的徐佛蘇評說，「誠足以開我國數千年政治學案上之一新紀元」。這場論戰，註定沒有結論。改良與革命的選擇，自此考驗每一個中國人。啟蒙：當輿論喚醒人心1907年7月15日晨，浙江紹興軒亭口，秋瑾就義。各地報紙迅即將報道重心移向秋瑾案，連篇累牘地報道、評論。報界一致同情秋瑾，斥責官方在沒有秋瑾確供的情況下就殺害她，對官府的辦案細節處處質疑。《申報》刊登《敬告為秋女士呼冤者》，從法律正當性角度批評政府：「若革命未見實行，罪名未見宣布，而遽以『秋風秋雨』七字定讞，則是官吏蔑視法律，魚肉我同胞也。故今日之爭，不必問秋女士之革命，真與不真；但當問官吏之殺我同胞，當與不當。女士當殺，殺之宜矣；乃殺之而於法律未當，是不啻殺我無罪之同胞矣。」文中說，清廷既已宣布預備立憲，依照法律辦案是最基本的要求，希望「有言責、通法律者」，與紳商學界共同「開會研究，積資舉員調查，務期水落石出，昭示天下」，唯其如此，「方對得起秋瑾女士，亦所以盡我立憲國民應盡之義務」。從秋瑾案出發，抨擊人治，呼喚法治，《申報》發出了難能可貴的聲音。眾聲喧嘩的時代，《申報》的同行們皆不示弱，大膽發言。《時報》表示，秋瑾之死「振起二萬萬人之精神也」。《大公報》、《神州日報》、《文匯報》、《中外日報》等接連發表評論，痛惜秋瑾「慘成七字獄，風雨斷腸天」，痛斥專制政府「殺我無罪之同胞」，是「惡魔政治」。1907年10月31日，《時報》報道：「前任紹興府山陰縣知縣李鍾岳因殺秋瑾一案，大憤自縊而死。」良知未泯的李鍾岳因對此案處理持反對意見被撤職，他作為案件具體執行人，內疚之情無以復加。「專制時代良吏」，這是當時輿論對李鍾岳的一致評價。而殺害秋瑾的主謀浙江巡撫張曾揚、紹興知府貴福、標統李益智等人，受到輿論圍攻，威信掃地，如喪家之犬。張曾揚擬調任江蘇巡撫，遭到江蘇士紳集體抵制。清廷讓步，將他轉調山西。《時報》報道，張曾揚離開杭州時，「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秋瑾弟弟秋宗章嘆道：「乃以文字之鞭撻，口舌之聲討，竟產生不可思議之效力，虜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誠勝清一代，破天荒之創舉。而民權之膨脹，亦有以肇其端矣。」對於秋瑾遇害後的公憤，有人說，「足以見公是公非之所在矣！」有人說，「非為一人，為全體也；非為浙江，為天下也。」學者夏曉虹認為，「此種國民意識的覺醒與自覺的擔當精神，雖源自其鄉前輩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名論，卻已注入現代國家觀念。」觀念轉型，遠比制度轉型艱巨漫長。「開民智」成為晚清知識階層的口頭禪。彭翼仲於1904年在北京創辦的白話報紙《京話日報》，開展了一場頗有聲勢的社會啟蒙實驗：反對陋習，提倡新風，熱心公益事業；開放式辦報，與讀者互動，成為「公眾言論機關」；通過閱報處、講報所，讓更多不識字的人了解新聞和新知；倡導戲曲改良，演出有益世道人心的新戲；聲稱「把大清國的傻百姓，人人喚醒，叫人人知道愛國」，發起國民捐運動；反對強權，表明「刀放在脖子上還是要說」，「亡朝廷不能算亡國家」。據說，「對於這樣一家在皇宮眼皮子底下為大清盛世抹黑的報紙，慈禧太后不僅不禁止，還傳旨要送來報紙給她和光緒皇帝看。」有御史奏稱，京城社會曾異常閉塞，《京話日報》創辦後，「風氣逐漸開通」。1907年9月15日，《紐約時報》社論《覺醒的中國》說到中國的新思潮：「這種民族思潮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中國乃我中國人之中國。」共鳴：向皇權要憲政慈禧新政措施，多未落實。張之洞失望地說：「京朝門戶已成，廢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窮益加窮，弱益加弱，……餉竭債重，民愈怒。」為了緩和排滿氣氛，清廷多次聲稱並無內滿外漢之意，又頒行《勸善歌》，頌揚「德政」，卻未收到絲毫效果。立憲呼聲一浪高過一浪。1904年張謇說服張之洞奏請立憲，以自制《日本憲法》送到內廷，並印行其所著《日本憲法義解》、《議會史》。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也請定憲法，津滬報刊紛紛響應。輿論認為立憲足以致強，不容置疑。1905年，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出告終，震動中國朝野。人們普遍將這場戰爭的勝負與國家政體的優劣聯繫在一起，認為「非小國能戰勝於大國，實立憲能戰勝於專制」。數月間，立憲之議遍於全國。「昔者維新二字，為中國士夫之口頭禪；今者立憲二字，又為中國士夫之口頭禪。」「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1905年7月，清廷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考察報告指出：「立憲政體幾遍全球，大勢所趨，非此不能立國。」1906年9月，清廷頒布《宣示預備立憲諭》。立憲派看到了希望，紛紛成立立憲團體，創辦新報刊，呼籲憲政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出改革方案。然而，現實給立憲派兜頭一盆冷水。預備立憲先從「釐定官制」入手。官制改革之初，慈禧宣布「五不議」：軍機處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迴避改革核心問題的「五不議」一出，眾人心涼了半截。徐佛蘇道：「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誠傷心事也。」官制改革徒有其名，幾成鬧劇。《時報》評論說，這是「假立憲之名，陰行專制之伎倆」。看出清廷並無立憲誠意的立憲派，號召各界對政府施加壓力。《中國新報》開始倡導國會請願運動，其他報刊跟進，鼓吹速開國會，「國會國會之聲，日日響徹於耳膜」。從1908年到1910年，立憲派發動了三次全國性的國會請願運動，各省都派代表進京遞請願書，上百萬群眾參加簽名和集會遊行，學生罷課響應，報界推波助瀾，聲勢一次比一次浩大。天津一位店員表示：「爭吾輩天賦之權利，雖粉身碎骨，亦所不惜。」第三次請願時，在民選議員的強烈要求下，資政院通過了速開國會案並上奏。18個督撫及將軍都統聯名上奏，請求組織責任內閣，召開國會。迫於形勢，攝政王載灃宣布將原定9年的預備立憲期限縮短為5年，同時聲稱「年限一經宣布，萬不能再議更張」，命令請願代表「即日散歸」。與此同時，清廷強令各省舉行擁護朝廷5年立憲決策的慶祝活動。在官方的組織下，各地張燈結綵，歌舞昇平，群眾演員高唱愛國歌曲，三呼萬歲。梁啟超憤懣而絕望：「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1913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自稱這個時期「無日不與政府宣戰」的梁啟超摞下狠話：「誠能并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1911年5月，清廷的「皇族內閣」出台，舉國嘩然。忍無可忍的立憲派丟掉了對清廷的最後一絲幻想，很多人生生被逼成了革命派。「體制內」也傳出憤激之聲。雲南學政葉爾愷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弟嘗謂做官者非良心喪失、人格墮落，不能為也。綜觀中外情形，敢斷言中國不亡，必無天理。」全國報刊同罵清廷為一己之私利無視民意，倒行逆施。立憲派報刊的言論和革命派報刊別無二致。《大公報》的《說妖孽》一文說：「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領也。」全國報刊無日不與政府宣戰，一起為一個黑暗政府送終。1911年10月中旬，《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在北京王府井的居所每天門庭若市，很多人來找這位消息靈通人士了解武昌起義的情況。莫里循給朋友的信中說：「我遇到的任何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訴我，他們希望革命成功。」1911年11月17日，以譯著《天演論》影響過一代人的嚴復給莫里循寫了一封長信。辦過《國聞報》的嚴復敵視革命，他在信中強調，大清的軍隊是被「數百個新聞記者的革命宣傳」所瓦解的。當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美國回到上海。此時，報館林立的望平街每天人山人海，人們擠在各家報館的貼報欄前看報紙上的革命軍消息，捷報傳來，一片歡呼。孫中山感慨：「此次中國推倒滿清，固賴軍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則由於各報鼓吹之功。」喧嘩與騷動過後，孫中山提出，新聞就是通過宣傳「糾正人心」，報紙理應是「黨的喉舌」，黨報應用「正確之真理」同化「不正當之輿論」。孫中山的口號是：輿論歸一。 （《同舟共進》2011年10月刊辛亥百年專題約稿，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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