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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王羲之(三)  王羲之的仕與隱

進退兩茫然——王羲之的仕與隱

 

王羲之早年(二十多歲時)以秘書郎身份入仕——秘書郎主要負責管理皇室藏書,起草政令公告等文件,相當於皇帝身邊的行政人員,是一份「職閑廩重」的官職,在當時只有名門望族的子弟才有資格擔任,是貴族子弟進入仕途的理想起點。

據史傳記載,成年後的王羲之,言辭敏捷,出口成章,待人接物也素以耿直爽朗著稱,很為時人欣賞。

出身名門、才能出眾的王羲之,在仕途上自然有比大多數人更多的機會,但不知道為什麼,王羲之似乎一直在躲避著這些常人夢寐以求的機遇,所以,他的仕宦經歷中也缺乏人們想像的那種「輝煌」。……

公元348年,也就是王羲之四十六歲時,朝廷又一次任命他為護軍將軍……

王羲之任護軍將軍後,曾苦求宣城郡,但未被批准。為何王羲之向來懶於仕進,卻偏偏對宣城太守一職情有獨鍾?實際原因是宣城素以山水秀美著稱,王羲之之求宣城,更多的不是為了仕途發展,而是希望到那裡享受山水之美。游心山水之間,體悟玄思哲理,是魏晉士人普遍嚮往的生活方式。《世說新語》中記載了大量這樣的逸事與言論,這種時代風尚的形成,與老莊思想的影響有直接關係,「莊子對世俗感到沉濁而要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會於不知不覺之中,使人要求超越人間世而歸向自然,並主動地去追尋自然……使人進一步想在自然中——山水中安頓生命」(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華東師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從史傳中透露出的這一小小細節告訴我們,在世俗仕宦與自然山水之間求得某種平衡,才是王羲之所嚮往的理想人生。前者於他來說是一種義務,是家族賦予他的使命;後者於他來說是性情所致,是舒展心靈的最好方式。

其實以王羲之的本意和經濟狀況而言,徹底的歸隱也許是最理想的。但從當時的形勢來說,這個決定很難做出:作為名門望族的優秀子弟,他承擔著家族的厚望;同時,在當時司馬氏政權的政治高壓下,辭職歸隱也意味著著政治上的不合作,甚至會招來殺身之禍。

在中國歷史上,個人相對於政權的獨立性一直是不被鼓勵的。史傳和傳說中的那些隱士,如許由、伯夷叔齊、楚狂接輿等,他們的存在令帝王顏面無光,故而「野無餘賢」歷來被看作是太平盛世的象徵。秦及西漢時期漢,大一統封建帝國初建立,管理體制嚴密清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質鈇」(揚雄《解嘲》),士人們更如籠中之鳥,其自由和獨立意識幾乎無從談起,所以隱士愈發如鳳毛麟角。很多士人不得不選擇違心地沉浮於官場,「避世於朝廷間」(《史記?滑稽列傳》)。

從東漢中晚期到魏晉,門閥世族的勢力逐漸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皇權對士人的控制力度,隱逸之風又興,而帝王為了爭取人心,也紛紛屈尊,向隱者表達出親和與善意,因而隱士的人生重新又稱為士人的一種理想。

西晉建國伊始,司馬氏家族深恐其篡權行為為時人詬病,所以對持不合作態度的異己分子格外無情。嵇康就刑、呂安獲罪,就是他們恐嚇士人的一個手段。在這種流血的政治面前,士人們不得不放棄隱逸的自由,服從於朝廷的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但大多數人的選擇是「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晉書?向秀傳》)。王羲之有顯赫的家世背景,在朝多年卻無意仕進,其實也和他們一樣,不過是把朝廷當做一個寄身的場所而已。

求宣城不得,王羲之被任命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他在會稽內史任上倒也兢兢業業,似乎有點找到了做父母官的感覺了。但不巧的是,他在政壇上的「宿敵」王述成了他的上司,這樣王羲之非常難堪,幾番明槍暗箭之後,他憤然辭官。

辭官之後的最初幾年,王羲之與友人遍游江南山水,乘大舟出海,沉醉於弋釣之樂;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於名山,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卒當以樂死!」 應當說,這一段歸隱生活是他真正比較愜意的日子。他不必再受制於官場的各類規則,真正地做了一個自由、自在的隱士。

但好景不長,他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這恐怕與他長年服食五石散有一定關係。五石散是一種中藥散劑,據說最早由張仲景發明,其主要成分是石鐘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等五種礦石,藥性燥熱,對傷寒病人的康復頗有助益;健康人服用之後,也會覺得「神明開朗」(何晏語)。故而服散成為當時士人中非常流行的一種養生方式,它與「清談」、「玄學」、「好酒」一道,成為魏晉風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五石散畢竟是一種帶毒性的化學藥品,久服不但容易上癮,還會累積性地中毒。西晉時期的學者皇甫謐就曾因服散不當而患「風痹疾」,以致癱瘓。王羲之晚年也是因「風疾」而艱於行走,服散很可能就是致病的一個原因。

穆帝昇平五年(361),王羲之病逝,享年五十九歲。葬於金庭(今屬浙江嵊縣)。羲之去世後,夫人郗氏尚在,後壽至九十餘,享天年而終。

 

縱觀王羲之一生的仕宦經歷,我們會發現,他真的是一位「性情中人」:首先,他對名利非常淡泊,他寧願在政壇被邊緣化,也不願在權力鬥爭中磨損性靈。這一方面是時代風尚的影響:魏晉時期政治太過黑暗,很多有良知有底線的士人都無法忍受權力圈中的齷齪與血腥,紛紛選擇逃避,玄學與隱逸之風盛行,前者是一種精神的逃避,後者則是自我的徹底放逐。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王羲之的個性因素:他是個藝術才能非常卓越的人,在書法、繪畫、文學創作方面都有極高造詣。這樣的人,他們的內心世界一定是非常完滿的,敏銳的審美能力,會隨時為他們的生活增添豐富的色彩。內心充實,自然也就無求於外,相反,過多的外務瑣事,反而會干擾他們享受藝術、享受生活的寧靜心情。據說,王羲之在仕途上唯一一次主動求官,就是求任宣稱太守一職。而之所以「苦求宣城太守」,歸根結底,卻是因為宣城山水極秀美,他的求官,是真正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因為更看重自由與美,所以才會淡於名利,王羲之的理想國,不是在廟堂之上,而是在山水與藝術之間。

同時,王羲之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他重情義,容易被感動,更容易被激怒:他無意仕宦,不耐官場的蠅營狗苟,本打算在一個閑職上終老。其兩次出仕,都是感於友人的真誠:一次是庾亮的臨終薦舉,一次則是殷浩的盛情相邀。而他最終徹底告別官場,也是起因於王述的有意刁難。

從這些逸事中可以看出,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遠遠不是王羲之的人生理想。他的心靈深處,始終藏著一個浪漫唯美、熱愛自然、熱愛自由、重情重義的少年。可以說,從個性上講,王羲之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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