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動世界的政治謀殺

《政治謀殺》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政治謀殺案》一書，收錄了歷史上（從公元前10世紀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系列震動世界的政治暗殺事件。書中的被暗殺者既有名垂千古的英雄，也有臭名昭著的惡魔。作者試圖通過對這些政治暗殺事件的描述和剖析，讓讀者從一個特殊的側面了解世界歷史。本報從本期起節選部分章節連載。1933年2月15日富蘭克林·羅斯福（1882—1945年）美國第32任總統（1933—1945年在任）市長「代替」總統1933年3月13日將舉行美國總統就職儀式。趁著上任前的難得空閑，當選總統羅斯福乘坐文森特·阿斯特的遊艇，度過了12天垂釣假期。2月15日晚上，當羅斯福在邁阿密上岸時，他決定到附近一個公園停一下，作一個簡短的演講。在明亮的燈光下，羅斯福坐在一輛摺篷汽車右后座的靠背上完成了132字的演講，然後他滑下座位（他患有小兒麻痹症，下肢行走不便），向坐在附近音樂台上的芝加哥市長安東·塞馬克招手，請他過來同他一起坐在車中。當塞馬克走到羅斯福汽車跟前時，吉斯佩·贊格拉從約七八米外的一張椅子上站起來，用他花了8美元在邁阿密鬧市區一家當鋪中買來的0.32口徑的左輪手槍開了火。槍聲連響5下，5個人中彈：3個男子被擊中頭部，一個女子被擊中腹部，還有一顆子彈從塞馬克市長右邊腋窩下射進肺部。感覺自己被擊中，塞馬克叫起來：「當心總統，快把車開走！」他對羅斯福說：「我很高興我代替了你。」當汽車加速駛離時，羅斯福用雙手托著受傷的市長。後來，羅斯福回憶說：「我一路上抱著他，直到醫院。他的脈搏一直較好……我記得我對他說："托尼，保持安靜，不要動，如果你保持安靜，一點不動，你不會有事。』」1933年3月21日，吉斯佩·贊格拉被用電刑處死。押赴刑場時，他毫無悔意地說：「如果我能出去，我會馬上殺死他。」在被帶進行刑室時，贊格拉說：「沒有上帝。都是塵世的事……看，我並不害怕電椅。」他坐在電椅中，蔑視地看著證人說：「卑鄙的資本家。」他最後的話是：「再見，世界。開始吧。按電鈕。」塞馬克市長在醫院病床上拖延了三個星期。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說，他本人而不是羅斯福———是兇手暗殺的目標。雖然許多人認為塞馬克的話是胡說，但也有一些人認為他說的可能有一點道理。那時候，塞馬克正在芝加哥與卡篷（Capon）匪幫進行鬥爭。1944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德國納粹黨黨魁（1933—1945年）礙手礙腳的皮包1944年6月斯陶芬伯格中校被任命為後備軍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將軍的參謀長以後，獲准可以進入希特勒的司令部。斯陶芬伯格在戰爭中受過傷，所以當他與希特勒接觸時，所受的安全檢查比平常人少。暗殺密謀者們決定讓他單獨殺死希特勒。7月20日中午12時30分，斯陶芬伯格在皮包中帶著事先裝好電線的炸彈到「狼穴」（希特勒設在東普魯士拉斯頓伯格的隱蔽司令部）去參加希特勒和20多名高級軍官的會議。會議原定在下午1時舉行，但提前開始了，因為希特勒要在下午3時與墨索里尼會面。斯陶芬伯格在司令部警衛掩體內與希特勒的助手們簡短地交談了幾句，然後偷偷溜進衛生間，啟動了皮包內連著1公斤英國塑料炸藥的酸性保險絲。在炸彈爆炸前，他還有20分鐘時間。通常會議是在一個很厚的水泥掩體內舉行，那是炸彈發揮殺傷力的理想地點，因為四周都被緊緊地包圍著。所以，當斯陶芬伯格得知會議改在另一間結構較輕、有三扇打開的窗戶的房間中舉行時，有些失望。像往常一樣，他沒有引起懷疑，輕易地進入了會議室。這時，阿道夫·休辛格將軍正在評估全面的軍事形勢。一張巨大的橡木桌被兩塊大橡木板支撐著，幾乎佔據了整個房間，希特勒和23名納粹要員圍著桌子而坐，其他人站在房間四周。斯陶芬伯格在希特勒右邊2米不到的地方坐下，把他的皮包放在地上一塊橡木板的內側，然後咕噥著要打一個電話，突然離開了房間。此時休辛格將軍還在作報告。坐在希特勒右邊第三把椅子上的勃蘭特上校，也許是因為那個皮包擋了他的路，把它移到了橡木撐板的外側。發現斯陶芬伯格沒有馬上回來，希特勒的高級助手之一、陸軍元帥威爾海姆·凱特爾擔心他不能及時回來作報告，就派了一名部屬去找他。不久，這名部屬回來了，說他找不到斯陶芬伯格。炸彈爆炸時，希特勒正靠在沉重的橡木桌子上看地圖。當牆壁和天花板被炸開時，被炸者的肢體也向各個方向飛出去。4人被炸死，幾個人受重傷。希特勒只受了震蕩、輕度燒傷和耳鼓損傷，沉重的橡木桌子使他免受重傷。兩小時以後他就恢復了，去會見墨索里尼。斯陶芬伯格是立即被軍事法庭審判並處死刑的幾個密謀者之一。他和其他人被帶到一個院子里，排在牆下，由行刑隊槍決。希特勒虐待狂似地將一些密謀者判處緩慢的、故意延長的死刑，將他們像懸掛的生肉一樣用鋼琴弦弔死。8個軍官被趕進普羅曾西監獄的一個小房間里，那兒有8個肉鉤等著他們。他們一個個被剝光上衣，套進鋼琴弦做的絞索，掛上肉鉤。當他們快要死去時，就被放下來，等蘇醒過來後再掛上去，這樣一次次地重複。在他們垂死掙扎時，褲子都掉了下來，因而在最後的痛苦掙扎中，他們都是一絲不掛的。希特勒命令將這些殘酷的場面都用膠片詳細拍攝下來，立刻送到他的私人放映室讓他觀看，並在以後再次觀看。據說，戈培爾在觀看這些恐怖影片時用雙手蒙住了眼睛，他怕自己嚇昏過去。1950年11月1日哈里·杜魯門（1884—1972年）美國第33任總統（1945—1953年在任）層層設防的總統寓所1950年秋天，白宮正作整修，杜魯門總統住在街對面的布萊爾旅館中。11月1日晚上，身穿制服的總統警衛唐納德·伯德澤爾正在大門外階梯下站崗，忽然聽到了一聲輕微的金屬咔噠聲，就朝聲音的方向轉過臉去。他看見一個深膚色男人，身穿整潔的藍綠色細條紋西服，拿著一支德國F－38自動手槍對著他。按照將火力引離總統寓所的標準操作程序，伯德澤爾向街上跳去，此時他聽到了槍聲。在賓夕法尼亞大街的有軌電車軌道上，伯德澤爾向槍手回擊。槍手打中了他一條腿，迫使他單腿跪下；然後又一發子彈擊穿了他的另一條腿，他只能趴在地上。這時，其他的總統警衛和特工人員也開始向槍手射擊，不過他們的注意力被第二個槍手吸引，他正向西邊崗亭中的警衛萊斯利·科菲爾特跑去，當靠近崗亭時向科菲爾特開火。子彈擊中了他的胸部、腹部和腿部，科菲爾特倒在地上，一會兒就死去了。便衣警衛約瑟夫·唐斯是下一個受害者，被擊中腹部，但他活了下來。雖然伯德澤爾負傷俯卧在人行道上，但他看見第一個槍手正在慌亂地往槍里裝子彈，就舉槍瞄準射擊，打中了他的胸部。這個未遂的刺客重重倒下。第二個槍手被一排黃楊樹矮籬絆倒，其他警衛一齊開火，一顆子彈打進他的頭部，他被打死了。周圍一下子靜了下來。特工人員弗洛依德·波林朝樓上總統房間的窗口看了一下，看到杜魯門正穿著襯衣向外張望，波林慌亂地大叫：「快進去，總統先生！快進去！」杜魯門退了回去。一組特工人員向兩名攻擊者身邊圍過去，其他人留在自己的崗位上，防備進一步的攻擊。受傷的刺客被查實是奧斯卡·科拉佐，死去的是格利斯里·托雷索拉。在托雷索拉的衣袋中有兩封民族主義黨主席佩德羅·阿爾比祖·坎波斯從波多黎各寄來的信。有些專家說，在總統寓所暗殺總統是精神錯亂的想法。科拉佐和托雷索拉甚至連最外層的防衛都沒能通過。一名武裝特工被安置在附近一幢能清楚看見布萊爾旅館的辦公樓的窗口。他的責任是保衛在布萊爾旅館門前負責警衛的其他特工，而不是向攻擊者開火，所以他根本就沒開槍。即使科拉佐和托雷索拉能進入總統寓所的前門，他們也會迎面遇到布置在入口處的一個膝上架著一支衝鋒槍的特工。另外，在樓梯上有一個特工，在杜魯門的房門口有一個，在周圍的房間里還有好幾個。刺客們必須一路掃射擊倒至少20個特工，才能到達總統身邊。（申江服務導報）謀殺，「自由世界」的毒瘤很少有國家像美國那樣，每年都有兩個重要節日是和兩位著名政治領袖的被謀殺緊密相關的。林肯在國內戰爭中的勇敢沉著使他成為一位出色的國家領袖，而他在國家劇院里的遇刺則使他成為一位捍衛人權的英雄，他出生的那一天也因此後來成為美利堅民族的一個紀念日。另一位享有同等殊榮的則是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為紀念這位爭取黑人平等自由權利的領袖，美國的每年1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為馬丁·路德·金紀念日。在美國歷史上，死於槍下的總統並不止於林肯和肯尼迪，1881年第20任總統詹姆斯·迦菲爾德、1901年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同樣銷殞於突來的槍彈。與此同時，安德魯·傑克遜、西奧多·羅斯福、傑拉爾德·福特、羅納德·里根等，在他們擔任總統期間，也都有過遭遇謀殺而大難不死的經歷。而最早被懷疑是政治謀殺的事件，則是享有盛譽的「劉易斯—克拉克遠征軍」的首領梅里韋瑟·劉易斯，在1809年擔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期間於一家客棧中的意外死亡。這位美利堅民族締造者之一、「民主之父」托馬斯·傑弗遜的密友和私人秘書，當時正趕往華盛頓，準備為政敵指控他在領土問題上處理失當進行辯解，卻永遠地把他的生命遺失在了路邊所投宿的旅館中。店主約翰·格里納夫婦在當夜聽到了他所居住的房間里曾傳出模模糊糊的談話聲，並在黎明時分聽到了一聲槍響。自殺？還是他殺？這一案件至今成謎。一個流傳很廣的推測是，很可能是這位州長的政敵害怕他控告他們的貪污和誣陷，因此乘他去華盛頓之際秘密將他在路上謀殺，以便掠取他的賬本，消滅罪證。謀殺是一種社會行為，但這種社會行為一旦和政治糾纏在一起，就有了十足的政治意味。的確，發生於美國的那些政治謀殺事件，正完好地反映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自身特色，也反映了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政治成長曆程。美利堅民族200餘年的成長史並非一帆風順，它有過與外部世界的戰爭，有過內部的自相殘殺和國家分裂危險，也有過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彼此敵對所引發的國內危機。在美國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這個國家和民族都曾面臨過嚴重的內外問題，而政治謀殺，正是這些內外問題爆發到頂點時的一種展現。也正是因為有政治家的被殺，美國社會才對自身政治文化中的那些醜陋陰暗面不斷進行了反思，並不斷棄惡從善，優化了這個新生民族的政治文化系統。謀殺的理由大致說來，在美利堅民族的成長中，以下這些衝突和矛盾，曾一度或者長期深刻影響了美國人的生活，那些歷歷可數的政治謀殺案件，也大都與它們有關。A.階級對立。在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美國社會也經歷過財富向大資本家、大工業家、大財團集中的過程，社會的貧富嚴重分化，不僅導致了南北戰爭，也導致從19世紀60年代一直延伸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工人、農民、城市無產者等弱勢群體，掀起了激烈而持久的反對壟斷和剝削的階級鬥爭。1901年麥金利總統的被殺，即與當時美國社會高度緊張的階級對立密切相關，行刺者利昂·喬爾戈斯在被執行死刑時十分平靜，他一再申明了他這樣做的緣由:「我殺死總統是因為他是善良的勞動人民的敵人，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絲毫不感到痛心和後悔。」B.利益集團矛盾。美國建國以來便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利益群體，而在二戰結束之後，如同20世紀50年代末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所感嘆的那樣，一個新的利益團體——軍工聯合體已在美國形成，並已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正在對美國政治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對肯尼迪遇刺的說法之一，就是他在古巴、越南問題上的政策，侵犯了軍工聯合體的利益，後者因此夥同其他對肯尼迪心懷不滿的人和組織，聯手導演了對總統的謀殺。C.宗教不相容。美國是一個宗教化國度，當年大批歐洲人移民北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尋求宗教自由。但移居到北美的歐洲人後代並沒有完全解決他們歐洲祖先在宗教上的爭端，美利堅民族自其建國起，就面對了多種宗教相互鬥爭的局面。最為激烈的當屬新教與天主教的衝突，這兩者的信眾在美國分別列居第一和第二位，由於教規教義的差異，兩者之間的不和始終沒有解決。突出如1960年肯尼迪競選總統時，他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克服佔美國人口大多數的基督教新教徒們的反天主教偏見。身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雖然其時巧妙地化解了這一難題，但他拉攏美國猶太人的做法卻又得罪了美國內外的穆斯林信眾，其弟羅伯特·肯尼迪1968年的遇刺，動手者即為一位來自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教信仰者。D.黨派爭鬥。在200多年的歷程中，美國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曾「多黨並存」，各種黨派之間也曾有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在19世紀上半葉，輝格黨、民主黨、自由土地黨、共和黨等等都共聚於北美一地，甚至還出現過一個以反對羅馬天主教和外國移民為主要目標的神秘團體，因他們回答別人詢問的口頭禪是「我一無所知」而被稱為「一無所知黨」。而在20世紀，美洲黨、社會黨、共產黨、農工勞動黨、禁酒黨都曾現身於美利堅民族的生命歷程。這些黨派為利益為權力也經常勢不兩立，傑克遜的被刺據說就與輝格黨人與他的過節有關。F.黑社會組織介入政治權力。幾乎哪一個國家都有黑社會組織，幾乎哪一個國家的黑社會組織都會與現實政治扯上這樣那樣的聯繫，在這點上，美國社會也不例外。白人種族主義者的三K黨、義大利來的黑手黨、猶太人的秘密幫會、還有黑人暴力幫派，這些黑社會組織都長期存在於美國社會，它們相互鬥爭，又與「白道」相通一氣，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或明或暗的深刻影響。在肯尼迪兄弟謀殺案的背後，人們就感受到了黑手黨的陰影。當然以上這一切因素都不及種群問題對美國政治的影響。200餘年前華盛頓、傑弗遜、漢密爾頓所建立起來的新生北美國家，本身就是建築在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基礎上，正如近年的一些研究者們指出來的那樣，這個新生的國家其實還是一個「少數人的國度」，它所維護的只不過是大資本家、大種植園主的利益，而對其他階層和族群一直居高而視。基於是，有色人種與「高等白人」之間的權利鬥爭一直貫穿於了美國歷史中。在美國內戰之後，黑人的反抗雖然更多採用消極抗議的形式，但始終沒有停息。僅1900年至1949年間，美國各地就發生33起較大規模的種族騷亂，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曾被捲入。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反戰運動的帶動和黑人權利意識的覺醒，黑人民權運動更是氣勢磅礴，不可遏止。這也才有馬丁·路德·金的被謀殺。黑人的覺醒及其政治地位提高，使得白人種族主義思想及其政治組織備受刺激，在黑人的反抗如火如荼展開之時，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反撲也變得更加刺眼。這一點在美國南方尤甚。白人種族主義的最常見組織形式，就是臭名昭著的三K黨及其活動。三K黨在其黨魁「我們要武裝起來」的號召下，在許多城鎮建立秘密軍事訓練基地，通過非法經營籌措大量經費購買武器，強化訓練黨徒，其勢力甚至滲透進入軍隊，並接二連三在公眾場合製造了數百起暴力流血事件。進入21世紀，如三K黨這樣的種族主義組織，並沒有隨時間推移而消亡，相反，新近的民意調查還表明，今天，三K黨在美國竟然還在贏得10%以上美國人的「好感」，這已經明顯超過了20世紀60年代的比例。由於和政治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三K黨這個老牌凶魔，深深植根於美國社會中，至今仍沒有任何力量能動搖這個組織的根基。美利堅成長史中暗藏謀殺的酵母當1865年約翰·威爾克斯·蒲斯突然舉槍對準正在劇院中看戲的亞伯拉罕·林肯，當1968年詹姆斯·厄爾·雷用殺人武器死死瞄住正在旅館陽台上的馬丁·路德·金，正如後來的審訊和專家們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樣，在致萬人景仰的國家巨人於死地的那一刻，他們都並沒有感覺到膽怯，相反卻似乎還理直氣壯。他們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因為他們是在「伸張正義」。殺人者自會有殺人的理由，而這些理由，在他們眼中甚至還會充滿了正當性，是代表了真理、進步和理想、信念。在通常情況下，這往往也是謀殺發生的一個重要精神心理前提。不過，值得提出來的是，因信仰而實施政治謀殺，在以新教為主的美利堅國度，實際上有著更深厚的思想基礎。大概應該這樣來說，從外在的政治意識看，美利堅民族並不天然傾向於認可政治謀殺，像任何正常的民族一樣，他們也會痛惡反動的謀殺活動。但與此同時，在由濃重的宗教信仰所建築起來的美利堅民族的精神狀態，及由這種精神狀態所培植的政治文化中，事實上又暗藏了政治謀殺發生的酵母。就像自伊拉克戰爭發生前後以來，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所發現的那樣，深受新教影響的美利堅民族，實際上在其精神狀態上，向久存在著絕對化的傾向，這導致他們在思考問題時，常常表現出摩尼教式的思維方式。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正義，就是邪惡;光明與正義，和黑暗與邪惡勢不兩立，正義者的使命就是不斷與邪惡作鬥爭，直到「消滅所有邪惡」。一個民族是如何建國的，一個民族就可能如何信仰。美利堅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從其歷史源流來看，都與移民北美的白人殺戮印第安人密切關聯，也正是部分地在對不信仰「上帝」的印第安人的非人想像和屠殺中，美利堅民族才一步步確定起了自身的身份認同和政治歸屬，建立起來了對於自身歷史的神話敘述。從1607年在弗吉尼亞的潮汐地帶與印第安人第一次發生戰鬥起始，一直到1890年在南達科他的傷膝地帶進行最後一場大屠殺為迄，美利堅對印第安人的戰爭貫穿了300年之久，它業已構成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最慘絕人寰的一場大殺戮。美利堅民族心靈是在對印第安人的屠殺中塑造的，美國威廉和瑪麗學院的理查德·馬克斯威爾·布朗教授總結說:「可能沒有別的因素比對印第安人的戰爭在美國人的性格形成上產生更加殘暴化的影響了！」對印第安人的屠殺與美利堅民族的宗教信仰有關，信仰上帝的人是文明的，而不信仰上帝的人是野蠻的，野蠻人不是人，因此，從肉體上予以消滅就等同於宰殺野獸，就不需要為此背上任何道德負擔。將這一心理機制再往前推進，如果一個民族認定自身的殺人經歷乃至其他任何選擇都是正當的，那麼，當這種經歷絕對化，並不斷重新體驗便絕對必要。這種美國式的思維方式尤其表現在了美國的海外謀殺活動中，在冷戰期間，它曾經肆無忌憚，無所不用其極。但美國的政治精英並不以為非。這一點上，它與美國動輒發動對外戰爭其實遵循了同樣的道理。只要認為敵人是邪惡的，那麼，與之戰爭，甚至「先發制人」，置對方於死地，都是「正義的」。政治謀殺因此如美國所發動的對外戰爭一樣，經常染上道義色彩，不過與戰爭不同，後者為明，前者為暗。……（2004年第6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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