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性戀者生存狀況調查：無法得到社會保障

　　有調查顯示，中國同性戀者的人數可能高達3000萬。據中文論壇門戶網站ChinaBBS.com統計，全國較有影響的同性戀者網路論壇就超過50個，以提供各種論壇權威排名而著稱的這家網站據此認為，全國同性戀網路社區的實際數量和網民隊伍是非常可觀的。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樣龐大的一個群體卻一直過著幾乎不為人知的「櫃中」生活。由於生理心理上的差異、交流渠道的閉塞和信息的匱乏，外界對同性戀者產生了許許多多

的猜測和疑忌，這更加重了處於相對弱勢的同性戀者的心理負擔和內心矛盾，嚴重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

　　通過採訪，《環球》雜誌記者認識了這樣一個特殊卻又普通的群體，一些渴望被平常看待，也期望能在一個更寬容社會中被平等對待的人們。接受採訪的專家和同性戀者都認為，「社會尊重、家庭認可才能徹底改善同性戀面臨的困境」。

　　可以肯定的是，人們在思考同性戀者生活的同時，還會更深層次地想到人類社會中一些曾被視為異端邪說、旁門左派的另類群體的存在。

　　走路扭扭捏捏，說話嗲聲嗲氣，舉手投足都是「娘娘腔」……這似乎已經是同性戀者印在普通大眾腦海里的固有形象了。然而，《環球》雜誌記者在與部分同性戀者進行了「親密接觸」後，發現了這個隱匿群體生存的艱難和內心的苦澀。他們敞開心扉地說：「我們是躲在柜子里的人，不能見光。」

    艾滋病、婚姻的沉重負擔、令人擔憂的心理健康狀況……這些字眼與同性戀的聯繫日益緊密，而3000萬這個龐大數據更表明同性戀群體已成為我國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問題，必須引起各界高度重視。

　　記者在採訪時了解到，「社會尊重、家庭認可才能徹底改善同性戀面臨的困境」是專家和同性戀者的共同看法。

　　　生存艱難的3000萬同性戀者

　　同性戀是以同性為對象的性愛傾向與行為。從犯罪、絞刑架處死，到性變態，再到歐美一些國家認同的正常現象等，社會對待同性戀的態度變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1997年，中國新《刑法》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為的流氓罪，這被認為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另一個標誌。

　　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這比美國同性戀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衛生組織把同性戀從「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名單上刪除晚了7年。此前，同性戀被歸類為性變態。

　　長期致力於同性戀問題研究的青島大學教授張北川說，在生物學的概念上，不分國家、種族、文化和貧富的差距，同性戀佔總人口的比例一般為2%～5%。

　　據他估計，目前，我國15歲至60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當然也有部分同性戀是臨時性的，會轉為異性戀。

　　近年來，我國同性戀者的社會地位逐漸改善，但是，專家普遍認為，這個特殊群體的生存處境依然很艱難，遭受嚴重的社會歧視。

　　長期以來，處於社會的邊緣地帶的同性戀者，大多生活在恐懼和愧疚之中。

　　專家曾對生活在大中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相對年輕和「活躍」的男同性戀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十分令人擔憂。因為受歧視，30%～35%的同性戀者曾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9%～13%的人有過自殺行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獨」，63%的人感到「相當壓抑」。超過半數人由於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並嚴重影響生活和工作。

　　一位同性戀者對《環球》雜誌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們也渴望在陽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太難了……」 雲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長、昆明男男性行為者性病艾滋病綜合干預項目負責人段勇說，大中城市的同性戀者尚且如此，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和農村的同性戀者，則在貧困和屈辱中掙扎，處境更為悲慘。

　　正是因為歧視同性戀，導致了很多社會不穩定行為的發生。張北川通過跟蹤調查得出一組沉重的數據：男同性戀者由於被歧視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環境，3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動遭遇傷害，21.3%遭遇過異性愛者傷害，21%的同性戀者在身份暴露後，受到異性戀者的侮辱、毆打和敲詐等。

　　「只有在一個群體普遍被嚴重排斥時，才會出現如此多的相互間的傷害行為，而並非該人群普遍存在人格問題的結果。」張北川說。

　　棘手的社會問題

　　由於生存的艱難，這個龐大的沉默群體隱藏著一系列複雜的社會問題。段勇告訴記者，目前，男同性戀者艾滋病感染率高達2%～5%，遠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得本應單獨使用的「同性戀」和「艾滋病」兩個名詞，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合二為一了。

　　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美國一位男性同性戀者。在許多國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戀人群中高速蔓延。「男同性戀者已成為艾滋病傳播高危人群」已是盡人皆知。

　　我國同性伴侶的關係由於一直處於地下隱蔽狀態，得不到與異性戀者平等的社會保障和約束，他們的伴侶關係易碎而短暫，這就導致了同性戀者頻繁更換性伴侶，增加了性病、艾滋病傳播的機率。

　　一名致力於預防艾滋病宣傳的同性戀者說，「多性伴侶」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由於各種巨大壓力和負擔，同性戀者沒有辦法通過正常的、相對穩定的渠道宣洩自己的感情，不能與普通人群一樣，和所愛的人共築『愛巢』，頻繁更換性伴侶也就成為圈子裡無可奈何的普遍現象。」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80%以上的同性戀者被迫選擇結婚。「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間接地刺中了同性戀者的要害。

　　張北川認為，目前我國同性戀者承受的壓力主要來源於社會，尤其對男性而言，因為他們承擔著傳統觀念中傳宗接代的責任。在3000萬同性戀者當中，至少8成迫於傳統和社會的壓力，已經或即將進入異性婚姻，也就是說至少2400萬同性戀者要建立家庭。

　　毫無疑問，這種行為只是把社會壓力轉嫁給了個體的婚姻家庭，其後果是，由於同性戀者很難履行婚姻的義務，如夫妻性愛等，這種婚姻使當事雙方都痛苦不堪，甚至釀成悲劇。

　　今年3月，江蘇如東縣沿南村就曾發生一起震動社會的女同性戀者活埋異性戀丈夫的慘劇。這也是全國首例女同性戀者殺夫案。專家對此發表觀點說，在江蘇這個慘劇中，正是由於丈夫對妻子同性戀行為的阻止，才引發了同性戀人的過激報復行為。

　　今年28歲的凡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戀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戀者(圈子中稱為「拉拉」)李華(化名)只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於雙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對象結婚。兩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應付家裡的壓力。

　　「我在單親家庭長大，又是家裡的獨子，寧願委屈自己也不能讓媽媽傷心，所以我將來只能走結婚這條道路。」凡浩的心情極為複雜，「先把女朋友這一關熬過去吧，結婚再拖兩年。」

　　已經有「男朋友」的凡浩和李華這樣約定：將來建立家庭時互相不干涉對方的生活，可以帶各自的朋友回家。為了將來融洽相處，他們現在找朋友時都要先通過對方「審查」。

　　「我們四個人將來要生活在一起，當然得互相滿意。」凡浩笑著說，「其實這是萬不得已的選擇，但同與異性戀者結婚相比，至少我們沒有欺騙對方，不會受到心靈的譴責，能給自己一點點安慰。」

　　儘管凡浩是圈子裡為數不多的「幸運兒」之一，但他仍然感到非常痛苦：「其實我們是正常人，卻被當作『怪物』，過著不正常的生活，自由選擇生活的權利都沒有。」

　　據介紹，更多的同性戀者隱瞞自己的性取向，違心地和異性配偶組成家庭，以減少自己因為性取向與異性戀者不同而受到的社會壓力。

　　張北川說：「家庭是社會穩定的細胞，但是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無實或是畸形的，其穩固程度要大打折扣，離婚時有發生，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而異性配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昆明市民孟基志有一位朋友羅美玲(化名)今年1月剛結婚，但是，婚後夫妻生活一直不正常，經過找資料對比，羅美玲確定丈夫是一名同性戀者，隨即結束了自己短暫的婚姻生活。

　　段勇接觸過許多同性戀者，其中大部分人與異性建立了家庭，並有了孩子。但許多人對妻子隱瞞，在外與同性發生性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婚後「雙重生活」。這在圈子裡是司空見慣的。

　　「一個潛在的危險隨之而來，如果丈夫與同性戀者發生性行為時，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傳染給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說，「一旦這個病毒擴散到眾多家庭，那麼在社會大眾中間的影響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同性戀問題，而是演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給他們營造一個和諧的生存空間

　　在採訪中，同性戀研究專家和同性戀者普遍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客觀正確認識同性戀，消除偏見，社會尊重、家庭認可才能扭轉3000萬同性戀者面臨的困境，解決這個特殊群體帶來的許多社會問題。

　　段勇說，改善同性戀者的生存環境，最關鍵的是，政府和新聞媒體要向大眾普及有關同性戀的科學知識，給予同性戀相應的重視，促進這個群體勇於站出來，讓公眾了解同性戀。

　　「同性戀者走出來的前提是要有相應的政策保障，比如就業等方面不能受到歧視，避免他們剛公開自己的身份就遭到各種傷害行為。」段勇說。

　　大多數同性戀者對此表示認同。陳亮(化名)是昆明男男性行為者性病艾滋病綜合干預項目的志願者之一，兩年多時間裡，他通過互聯網、聯誼會以及心理健康熱線為圈子裡的人傳播預防艾滋病基本知識。陳亮說：「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態度需要轉變的同時，同性戀者自己也要通過自身努力，在大眾中間塑造良好、健康的形象，嘗試著走出『柜子』。」

　　與此同時，我國對同性戀、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犯行為的規範尚處於空白。「儘快通過立法的形式保護同性戀者的合法權益也顯得尤為重要。」張北川說，「目前，我國在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方面都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條款，同性戀者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也應享受平等的權益，比如，同性伴侶共有財產的處置權和饋贈權利。」

　　張北川還指出，同性愛者與異性愛者一樣，都是為社會發展積極貢獻力量的人群，所以具有享受社會進步所帶來的種種成果的權利以及要求與他人共同發展的權利；有不受歧視的權利、免於非人道的對待和懲罰的權利、結婚和建立家庭的權利等。

　　昆明市民葉麗馨曾在玩網路遊戲時認識了一名同性戀者，後來還在現實生活中見了面，成為好朋友。

　　「過去對同性戀一直有誤解，很排斥，但是通過接觸後發現，同性戀者和普通人群沒太大區別。」葉麗馨用同情的口吻說，「同性戀者的性傾向不是他們自己能夠控制的，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他們已經非常痛苦了，還要遭受各種壓力和指責，很不公平。」

　　一名同性戀者對記者說，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與葉麗馨一樣「寬容」，同性戀者的生存環境將大大改善。

　　環球雜誌授權使用，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繫。《環球》雜誌記者/浦瓊尤 李倩

「櫃中人」的世界

　　-《環球》雜誌記者/浦瓊尤 李倩

　　精幹小伙的苦惱

　　通過雲南省健康教育所的牽線搭橋，《環球》雜誌記者終於順利與男同性戀者於強(化名)在昆明一家酒吧見了面。

　　夜幕剛剛降臨，借著燈光，記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於強身穿米色的T恤、藍色的牛仔褲，留著精幹的板寸頭型……這與眾人眼裡千篇一律的「扭捏作態、嗲聲嗲氣」的同性戀形象大相徑庭。如果不是預先知道，記者根本不相信面前這位微笑著問好的小夥子竟是一名同性戀者。意外的好印象讓記者此前的擔心和忐忑不安煙消雲散。

　　按照於強事先提出的要求，記者特地選擇了酒吧一個較為僻靜的包間。於強今年26歲，他對記者說，17歲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特別喜歡班裡的一位男生，經過查找資料對比，於強確定了自己屬於同性戀。

　　「恐懼、無奈、痛苦席捲而來，我每天都懷疑自己不正常，不停地問自己怎麼辦？下半輩子怎麼過？一連串的問號像惡魔一樣每天糾纏著我。」

　　1999年，暗戀三年的「男朋友」找到女朋友後，於強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淵。「那時我甚至想到過自殺。」於強似乎陷入了6年前的「失戀」絕望之中，「萬般無奈之下，我抱著一位好兄弟嚎啕大哭，並告訴了他真實情況」。

　　為了坐得更舒服些，於強把一個靠墊放到了自己的背後，喝了一口西瓜汁後繼續講述他的經歷：很多同性戀者都要經過類似的苦難期，特別是喜歡上異性戀者更加痛苦難熬，因為不敢向對方表白自己的感情。不表白，還能經常陪伴在他身邊，做好朋友，但是如果表白了，朋友肯定不能接受，一定會揚長而去，普通朋友的友誼都不可能再維繫了。

　　網上生活釋重負

　　於強足足花了兩年時間才從絕望和黑暗中走出來。他輕輕彈去煙灰，如釋重負地說：「2001年，我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名為『BOY SKY』的同性戀網站，感覺終於找到『組織』，回到『家』了……」

　　從那以後，網路就成了於強心靈傾訴的重要平台。在那裡，他可以暢所欲言，不必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在那裡，他可以和圈子裡的人進行心與心的溝通，傾訴自己的感情；在那裡，他能夠認識、結交更多的同性戀朋友，不會受到任何歧視。

　　於強認為這是網路最吸引同性戀者的地方。「在這裡，圈子裡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展示真實的自我，釋放壓力，敞開心扉，不會感到孤獨」。

　　漸漸地，於強開始嘗試走出陰影，積極向上地生活、學習和工作。但是，在現實中，於強只能深深地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把自己偽裝得和社會主流人群一樣。

　　於強介紹，同性戀者迫於各種沉重的家庭、社會壓力和負擔，不敢輕易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對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是親人都得守口如瓶。他們只能埋藏自己，越深越好。

　　因此，同性戀者把自己稱為「躲在柜子里的人」，不能見光。9年時間過去了，目前只有屈指可數的四、五位「鐵杆哥們」知道於強的性取向。

　　「出櫃」的風險和可能的悲慘下場

　　於強說，圈子裡有兩類明顯「出櫃」的人，一類是大家通過其外貌、舉止行為就可以判斷出是同性戀的人，即比較女性化的男同性戀，圈子裡稱這類人為「CC」。由於大眾媒體報道的同性戀者普遍是「CC」這類極端負面和陰暗的形象，圈子裡的人因此認為「CC」給同性戀者抹黑，不太歡迎這些同類；另一類是父母思想比較開明的幸運兒。

　　「但這兩類人都是極少數，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我不贊成其他人盲目『出櫃』。」自稱是「半出櫃」的於強向記者道出苦衷：「倉促『出櫃』會帶來一系列的麻煩，風險很大。首先可能要和父母斷絕關係，這樣的例子在圈子裡不勝枚舉，其次意味著失去工作、同事和朋友，最後可能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慘下場。」

　　於強和父母相處融洽，經常回老家看望雙親。但是，於強至今不敢告訴父母自己是同性戀者。每當父母催促他找女朋友、結婚成家時，於強就絞盡腦汁找各種理由搪塞。現在，於強和自己的「男朋友」在出租房裡，過著幸福的二人世界。

　　「因為社會歧視、家庭和工作等原因，同性戀者的感情是『易碎品』，大多數只能持續幾個月，難以長久，不穩固。」於強的內心深處充滿了憂傷和茫然，「我不知道到底能和他相處多久。」

　　儘管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經歷過三次失戀的傷痛，已經心如止水，於強還是非常用心地經營自己的感情，創造儘可能多的機會與「男朋友」單獨相處，相約到外地旅遊是他們最喜歡的方式。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淹沒在陌生的人群里，呼吸著陌生而又新鮮的空氣，於強可以放心地和「男朋友」手牽手走在大街上，甚至在公園大膽擁抱，絲毫不用顧及人們怪異的目光，也不必理會人們「說三道四」。因為，在這裡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來自何處，不用擔心會受到傷害；在這裡，他們可以徜徉在自由的天空下，「光明正大」地享受片刻的幸福時光……

　　「永遠不結婚」

　　「永遠不結婚」是於強下定決心要走的道路。這意味著將會傷害父母，要愧疚一輩子。但是，「如果選擇結婚，取妻生子，我的負罪感會更加深重。作為丈夫，我要欺騙妻子，隱瞞實情；作為父親，我沒辦法和孩子交待……與其建立一個彼此傷害的不幸家庭，不如在夾縫中爭取自己最大的空間」。

　　於強對幸福和自由的理解，遠不遜色於普通人：「幸運的是，社會上『單身貴族』的出現，為同性戀者分擔了部分壓力。」

　　並不是所有同性戀者都能頂住社會和家庭的壓力，事實上，圈子裡大部分人最後被迫走向婚姻，像於強這麼堅定的人少之又少。同性戀者普遍對父母有虧欠感，這種虧欠感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被迫選擇結婚，建立家庭。

　　「無論選擇獨身、結婚、或是結婚又離婚，對同性戀者來說，都只能用艱辛來形容。所以大多數同性戀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憂鬱症和自閉症。」透過於強爽朗的笑聲，記者感覺到了他的無奈。

　　於強說，圈子裡的人都渴望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被當作「怪物」。「比如，過年過節的時候，我還可以帶著自己的『男朋友』高高興興地回家，與家人團聚。」於強說這是他的美好理想，也是圈子裡所有人的願望。

　　除了性取向不同之外，於強和普通人一樣，有自己的同事，有要好的同性、異性朋友，也常常三五成群地相約出遊，或者進行一些體育鍛煉。愛好打羽毛球的於強還和記者探討如何提高「球技」等問題。於強也很有紳士風度，頻頻主動為記者倒茶。

　　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時間裡，於強與記者無話不談，也毫不忌諱同性戀的任何話題。但是，為了掩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於強堅決拒絕透露其姓名、工作單位和電話號碼，只能給記者留一個QQ號碼。他苦笑著解釋說：「這是出於無奈，自我保護嘛。」

　　於強說，不僅是對「外面的人」，即使是圈子內部的人，都得這麼做。通常狀況下，如果自己的身份被公開，同性戀者都是以「別名」的形式和對方進行交流，即使參加圈子裡的聯誼活動，互留姓名時，他們也只留「別名」，這已經是圈子裡的慣例了。於強指著一起前來的夥伴說：「我們認識了半年多，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和從事的職業。」

　　大約晚上11點多，於強的手機響了起來，記者開玩笑說：「是不是男朋友來查崗了？」於強嘴角掠過淺淺的笑意，表示默認。採訪結束後，於強叫了一輛計程車，以「太晚了，一個女孩子不安全」為由，堅持把記者先送回了家。

　　平常的心 平等的你

　　-《環球》雜誌記者/徐劍梅

　　有個流傳頗廣的笑話：70年代末80年代初，剛剛改革開放時，到中國來的西方老外幾乎都被嚇了一跳：大街上，公園裡，尤其大學校園裡，儘是女孩與女孩拉手摟腰，男孩與男

孩勾肩搭背。敢情中國人都是同性戀？

　　社會學家的估計是，不論黃、白、棕、黑，不論在地球哪個角落，不論在人類文明的哪個階段，每個族群里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比例都至少是100∶1，通常是100∶3到100∶4之間，個別文明中甚至更高。這樣看來，若論在成年人口中所佔比例，同性戀在任何國家都是絕對少數；若論絕對數字，僅在逾13億人口的中國，「櫃中人」的數量就驚人的龐大。

　　而且，同性戀很難與其他社會分類重疊。正如西方學者凱拉多利所言：「同性戀者中既有窮人也有富人，既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有無知無識的人，既有有權的人也有無權的人，既有聰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同性戀存在於各個種族、各個階級、各個民族和各種宗教信仰的人當中。」

　　同性戀的成因則未有定論。「先天說」雖有科學家們前赴後繼、孜孜不倦地研究，但迄今無一種觀點擁有真正可靠的科學論證。「後天說」中，羅列的成因洋洋大觀：異性恐怖、戀母情結、成長於母親過於專橫而父親過於懦弱的家庭、童年期的性別認同錯誤、家族亂倫史、對社會禁區的逆反心理、青春期遭遇挫折、父母過分溺愛或者過分冷漠、受人或環境誘導、第一次性經驗、水仙花般的自憐和自戀……

　　精神分析學派的祖師爺弗洛伊德乾脆說，同性戀者絕不是異類，「人人皆能以同性為性對象，而事實上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我們早就這麼做了」。

　　同性戀的本質是什麼？王小波和李銀河合著的《他們的世界》一書——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研究同性戀的社會學著作——認為：從本質上看，同性戀屬於一種對異性無好奇心的現象。尤其「認同於男性的男同性戀傾向的本質都是一種自戀主義。這種自戀主義既表現為過分的自憐自愛，又表現為對自身之外的對象或與自身相異的事物極其缺乏興趣」。「在異性戀行為中，自我從自身走向別人，對方的一切包括肉體，是自身所不了解、不熟悉的；而在同性戀行為中，自我仍舊在自身之中，懷著自戀主義的激情注視著他人，而他人不過是自己的鏡子而已」。

　　問題在於，不論成因如何，一旦性取向明確形成，改變它既困難又痛苦，並且最終往往徒勞無功。如果社會輿論在同性戀問題上，總是一味強橫地祭起道德規範的大旗，以歧視、輕蔑、排斥、壓制的態度對待同性戀者，不僅會令同性戀者恥於見光，感嘆「生而為同性戀者，是人世間最沉重的事情」；對屬於多數派的異性戀人群也害莫大焉。

　　何以如此？因為在中國，大多數同性戀者都會為掩飾自己真正的性取向而結婚成家。許多同性戀者甚至把心儀自己的異性當作「試驗品」，來測試自己是否可能改變性取向，結果給對方帶來一生不堪回首的痛苦。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可預見的將來，在我們國家，因為同性戀者這種迫於社會壓力的欺瞞行徑，不知有多少異性戀者被斷送了戀愛與婚姻幸福，甚至糊裡糊塗就被毀掉了一生。

　　因此，假使社會能以一顆平常心平等對待同性戀，不僅同性戀者可以在陽光下坦然生存，不致因長期受壓抑而心態扭曲，並將有更大的可能性像異性戀者那樣，爭取一種「長期、固定、有感情的性關係」；同性戀者及其血肉至親所連帶承受的精神痛苦也將大大減輕；更將會有大量異性戀者不再被騙充當同性戀者的「社會掩體」。同性戀者固然應當坦白說出自己的性取向；但假如整個社會沒有形成開放、平等和寬容的大氣候，要求同性戀者這麼做幾乎等於是強行要求他們「在社會上自殺」，是不切實際的。

　　時至21世紀，中國在各個領域都在趨於多元化。據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少數前衛圈子裡，同性戀甚至成了一種時髦，以致一些人明明是異性戀，也要冒充同性戀，以博得「與眾不同的個性」。但就全中國而論，同性戀不是病態，不是變態，不是犯罪、不傷風敗俗，不違反天道與人倫——這些看法，雖然在西方已被視為常識，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只怕卻仍然是驚世駭俗之歪理邪說。

　　7月上旬的八國峰會召開前夕，英國著名同性戀歌星、在黛安娜葬禮上演唱「風中之燭」的埃爾頓·約翰因應反全球化者「讓貧困成為歷史」的口號，著文呼籲「讓(對同性戀的)偏見成為歷史」。筆者因此想到，在西方，同性戀者自己一直是為爭取同性戀者平等權利的中堅力量；在中國，公開為同性戀者維權的知名異性戀人士不算太少；卻很少聽說有同性戀者為此而戰。

　　去世多年的王小波的言論值得重溫。他說：享受自己的生活，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頭等重要的事；凡是長期、固定、有感情的性關係，就應該得到尊重；同性戀者應該對生活採取一種正面的態度，既能對自己負責，也能對社會負責。

　　在中國，同性戀者要做到對人對己負責，要「讓偏見成為歷史」，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他們需要自助，也需要社會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