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讀李光耀與東南亞格局變化（下）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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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回來後，開始在心理上有自信的李光耀下令取消了71年的禁令。

1978年11月，急於打破蘇聯在北方陳兵百萬壓力而決定和美國結盟教訓越南的鄧小平訪問了新加坡。在與鄧小平會面後李光耀獲得了極大的自信，因為他發現自己提出的結束東南亞GCD活動的提議被鄧小平無條件接受，並且，在對東南亞問題上，鄧小平很意外的向李光耀詢問中國該怎麼辦。他很驚訝地突然發現，自己一直與其影子搏鬥的那個巨人，東南亞那些傳統華人的精神支柱，居然有一天能很謙遜的低頭向他請教。

1980年，馬共總書記陳平奉命在湖南停止了對南洋的廣播。完全擺脫了中國陰影的李光耀下令結束南洋大學，這一年也是傳統華人勢力在新加坡消亡的標誌，從此，在新加坡的傳統華人，在政治上敢組反對黨和政府對抗的，都被從經濟上壓制（比如公司無法營業），直到自動離開新加坡。剩下的，也只能遠離政治，專心經商，或打工養家糊口。

而李光耀推行英校，取消華校教育的政策也從此暢通無阻。1980年後開始接受教育的所有新加坡人，也從此徹底和中國文化絕緣，加上80年後急於在經濟上尋找任何良藥的中國領導人對李光耀的謙遜態度，使得以前對中國無形巨大的壓力突然轉變為俯視，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光耀及其教育下的海峽華人們開始習慣在中國面前高高在上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也很自然的變成了對東南亞其他國家以中國文化為尊的傳統華人的俯視。

馬來西亞分為東馬和西馬，兩地被中國南海分開，東馬分為沙巴和沙撈越州，和汶萊（在兩州之間）以及印尼部分領土位於加利曼丹島，東馬的華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撈越，西馬的華人佔大多數，五十年前均勻分布在西馬（馬來半島）從北部檳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線。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關係，類似廣東和香港，半島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條長堤相連，可以類比深圳和香港。

四十年前，新馬還沒分家的時候，在馬來亞華人不是少數民族，華人和馬來人都占人口的大約37%，當時馬來亞總共約一千萬人。當時很多馬來人也支持李光耀，如果新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馬來亞的總理，而不是現在執政的巫統。分家後，馬來西亞華人的比例就變成了25%多一點，經過四十多年來馬來人的生育，馬來人口已經超過半數，可以在每個州都能佔有絕對的選舉優勢。除了檳城，那是個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島，島上90%都是華人，所以一直都是華人執政。其他地方的華人，和新加坡的傳統華人一樣，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統以馬哈蒂爾為首的馬來政客的對手。華人雖然在全國有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沒有一個能拿出手的政黨，最大的華人政黨叫馬華公會，但其領導人普遍被認為沒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統和馬來反對黨伊斯蘭黨之間尋求平衡。

在馬來西亞的傳統華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傳統華人一樣，吃苦耐勞的經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個好朋友的爺爺從一個鞋匠開始，最後成了全馬最大的汽車配件供應商。我曾經應一個好朋友的邀請到他的位於一個北部州的家裡做客，那裡只有一兩萬華人，而且長期由信奉極端伊斯蘭教義的伊斯蘭黨執政。在那裡，全州只有一所華人中學，全州華人的兩千子弟都在那個學校。當我們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華人面孔，但是他指著那些街道告訴我：這裡的所有生意，老闆都是華人。

在五十年前，馬來西亞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馬六甲，大片的莊園，整條的街道，大多是屬於一些華人的。但是這些景況，現在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馬來人掌權後，規定馬來西亞的所有土地都屬於馬來人，華人不可以擁有土地。並開始強制低價收購華人當時的地產。而對於馬來人，政府又規定，凡是家庭收入低於標準的，無償劃分一塊土地，讓其利用來謀生。文化上，巫統政府又規定國立學校從小學開始，都必須用馬來文或者英文授課。而華人的對策是自己出資，建立華小，堅持中文授課。

雖然有政府的大力壓制，華小辦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較富裕的馬來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華小，接受正統的中文教育。所以一個中國人遇到馬來華人的時候，其感覺和山東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沒有太大的區別。我的一些馬來華人朋友，他們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著我教育他們十幾歲的孩子：你們和他一樣，都是中國人，知道嗎？

目前全世界海外華人大約有三千多萬，其中一千多萬在印尼。印尼號稱千島之國，不過，主要人口聚居在幾個大島上，其中三個蘇門答臘，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圍著馬來半島。印尼華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達，位於南部的爪哇島。

加利曼丹島有一個中國熟悉的名字，婆羅州。從鄭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開始就和中國來往。鴉片戰爭之前，那裡的華人就有約15萬，以金礦為生。可能很少有國人知道，兩百年前，潮州人羅方伯，在婆羅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華人共和國。而從明萬曆年開始，婆羅州和爪哇島一直都有廣東人和福建人在那裡建國當國王。

談到印尼，國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蘇哈托政變後在美國支持下發起的排華運動，那一年，印尼GCD被鎮壓，數十萬華人黨員和華人左派分子被殺害。還有就是98年在雅加達等六個城市的排華事件。

不過，印尼由於島嶼眾多，很多島嶼基本是只有一艘軍艦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這些地方，華人由於自己的傳統優勢，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事業。他們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裡的華人就說，他們走遍全世界，發現還只有印尼最適合居住。

但是，那些在大島上的大城市裡居住的華人，就沒有這麼幸運，每當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轉嫁矛盾時，他們就成為犧牲品。98年排華事件後，很多華人將資本外移，據估計98年後半年移出的資金就有約800億美元。資金雖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業還在印尼，於是很多人選擇安家在新加坡，個人還是每周飛回印尼打點生意。不過，李光耀雖然在98年後很大度的宣稱希望新加坡成為印尼華人的避風港。但對於來新安家的印尼華人，李的開價是現金一百萬新元（約70萬美元）一張綠卡，年齡不論。注意，這筆錢不是投資，而是門票。

其實，印尼華人真正面臨的問題，是他們的國籍問題。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蓮香在1992年奪取奧運會女子單打金牌，但當時的頒獎是有問題的，因為那時她根本沒有印尼國籍。按照54年周恩來取消的雙重國籍而中華民國一直保留雙重國籍來看，當時的王蓮香，嚴格論起來，也許應該算中國人，那枚金牌應該算在中華台北名下。2002年30歲的葉城萬也有這個問題。

1954年之前，剛剛獨立的印尼政府實施較為寬鬆的政策，外僑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內向政府有關部門申明保留原籍，則自動轉為印尼國民。1954年中國頒布單一國籍法之後，一直視自己為中國人的印尼華人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沒有祖國的棄兒。

1958年，印尼政府根據第62號總統令制定了印尼國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執有「印度尼西亞公民證」（即國籍證）。而在隨後印尼的「排華」高潮中，印尼政府將該法演變成了專門針對華裔的「緊箍咒」，特別將華裔公民列為「非原住民」，要求華人必須擁有國籍證，且在辦理各種證件或手續甚至子女入學時都必須出示國籍證，並支付相當數量的費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則不需要。數十年來，此規定不僅使印尼華裔在政治上備受歧視，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勝其擾，許多印尼政府部門在辦理公務時都以此規定對華裔進行刁難，大肆敲詐錢財。

2004年5月，印尼總統梅加瓦蒂在紀念1998年5月暴亂的祈禱會上首次就華裔是否仍需要擁有印尼國籍證問題公開表態，重申印尼華裔公民無須擁有印尼國籍證。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個所謂的新《國籍法》。該法摒除了對「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區別對待。東南亞媒體評論說，這標誌著包括華族在內的印尼少數族群不會在國籍問題上受到種族歧視，「今後他們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樣，都被當成印尼人」。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傳統華人聚居地的馬來西亞和印尼，華人們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暫的幸福發展時期外，一直面臨著一個老問題：就是傳統上的遠離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為所謂民主政治的犧牲品。

記得有個軍壇網友曉提出過一個看法，民主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所以在沒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灣的外省人，南洋的傳統華人，他們的命運就很容易受人擺布。

1969年5月10日，馬來西亞舉行大選，當時馬來西亞約一千萬人，馬來人占約55%，華人占約37%。但唯一參選的華人黨馬華公會只得到了國會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屆減少14席）。當時反對黨伊斯蘭黨實際的票率是51%，但由於選區劃分的因素，他們只得到37席。和馬華公會聯盟的巫統得到53席，因此可以和馬華公會聯合執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馬華公會宣布退出國會，因為他們在華人中的低得票率顯示華人不支持他們執政。5月13日，心懷不滿的反對黨在華人佔55%的吉隆坡挑起暴亂。約130名華人，30名馬來人喪命。執政的巫統當即宣布戒嚴，並出台三大政策：1，馬來西亞所有土地，歸原住民，即馬來人所有。2，巫統執政的目標，是馬來人在民間經濟要達到佔30%。3，華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

時至今日，他們這三點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佔有大塊地產的華人，被政府強制以低價收購地皮，並無償贈送給收入低的馬來人。很多華人因此破產，一貧如洗。

南洋傳統華人在政治上的無所作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來對中國獲得的心理優勢，使得他和他教育出來的海峽華人，或者說，新加坡人，開始輕視馬印的傳統華人們。而馬印的傳統華人，以自己的中國文化自豪感，對在文化上已經很蒼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視的態度。五十年前，南洋各地華人們不分地域互相幫助，團結奮鬥的熱情，是一去不復返了。

1954年中國單一國籍制實施以後，由於在台灣的老蔣政府一直沒有放棄雙國籍制，加上朝鮮戰爭後老毛在東南亞的巨大號召力，東南亞的傳統華人們對身份問題似乎沒有多少困擾。1976年黎筍成為統一後的越共總書記，開始實施他的「大印支聯邦」計劃，並在越南大規模排華。鄧小平在決定教訓越南的同時，於1978年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中國的對僑政策，即鼓勵華僑加入居住國國籍。凡是加入居住國國籍的，應該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隨著中國僑務政策的轉變，1980年南洋大學的關閉，馬共和泰共在中國電台的停播，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開始全面退出。沒有了心理依靠的南洋的傳統華人們，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自己的身份問題。除少量移居他國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選擇了加入所在國國籍。80年代，東南亞華人文學中，很多都描寫了他們當時在宣誓歸化前後的心理失落感。

與此同時，很多華人企業，也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機會，成為投資大陸的先行者。當時最有名的有泰國謝國民的正大集團，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兄弟集團，80年代，隨著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的衰退，美國的影響自越戰後捲土重來。早在1969年，李光耀訪問美國時，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試圖和新加坡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李光耀擔心會刺激民間反美力量強大的馬來西亞和印尼，於是提出新加坡應該和澳洲紐西蘭結盟，然後借美國和澳洲紐西蘭的盟友關係來建立私下的美新同盟。

同年，在英聯邦峰會上，李光耀和澳洲紐西蘭達成軍事同盟共識，決定由澳洲負責培訓新加坡陸軍。

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可以說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黃金年代。和台灣一樣，作為對遏制中國的需要，里根和老布希每次到亞洲，都會親自或派特使到新加坡向李光耀詢問如何應對中國。由於美國對中國的聯合公報約束，李光耀成了美國與台灣聯繫的重要通道，比如軍購武器，和解釋美國對華政策等。1989年，剛接班的李登輝訪問新加坡，這是中國台灣的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東南亞。這次訪問分別極大提高了兩李在各自國內的聲望。1993年，在李光耀牽線下，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李光耀的聲望達到了頂峰。

在關閉南洋大學時，李光耀承認，他推行的英校教育出來的學生都的確很冷漠，但他又指出，如果英校教育能方便新加坡人養家糊口，那麼沒有文化也沒什麼了不起。冷漠，其最明顯的特點應該就是指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

李光耀似乎不了解李登輝，或者說，雖然他當時作為兩岸的牽線人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但他似乎並不真正了解兩岸的領導人在想什麼，也許的確是英校教育不能讓人理解文化上的東西。

1994年5月，李登輝訪問新加坡，提出讓李光耀傳話北京，希望加上新加坡成立一個三方平股的船運公司，由新加坡管理兩岸的運輸船隊。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建議，因為就在同年3月，李登輝在和司馬遼太郎的訪談中提到了「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和「出埃及」，但李光耀顯然不太理解這意味著什麼。他很重視這個提議，然後下令吳作棟提出具體方案。同年8月，他在北京向老江提出了李登輝的提議。

反應顯然是很冷淡的。按照慣例，兩個人談話時沒有用翻譯，李用英文，江用中文，因為這樣兩個人都能聽懂。但按李光耀的會議，他只聽懂了第一句話，就是「兩岸的合作不需要通過第三方來遮掩」，以後江的話，他基本上聽不懂。他的中文似乎和想像中頗有差距。

但回新後，他看到了李登輝三天前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訪談中暗示江澤民不是北京能做主的人，然後他覺得找到了原因。但從那以後，他在兩岸間的說話，似乎沒有什麼效果了，但他本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點。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這個事件對於正迅猛發展的東南亞國家是個迎頭痛擊。在馬來西亞，人均GDP下降了一半，退回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對於南洋華人來說，意味著中國影響力重新進入東南亞。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東南亞的極端回教勢力開始抬頭， 911之後，極端運動一度達到高潮。馬來西亞極端的伊斯蘭黨一度奪取北方几個州的控制權。泰國南部的極端回教勢力也開始武裝分裂。

1998年，印尼六個大城市爆發大規模排華暴亂，但中國政府反應很遲鈍，一個理由是很多華僑持中華民國護照。暴亂後，印尼華人紛紛抽出資金轉移到國外，華人社區也開始有了自我保護意識，自發組織起華人聚居區的武裝巡邏。

911之後，美國人的重點轉向反恐，新加坡對於美國遏制中國的作用，逐漸減弱，並且，和學識淵博的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老布希比，小布希顯然不是一個喜歡聽人指手畫腳的人，時勢易也。但長期的心理慣性，是很難改變的。像李光耀，雖然他承認如果馬來半島還是英國人在殖民，這裡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但同時，他卻自認是「最後一個維多利亞人」。1965年，新加坡剛建國，正趕上美國的越戰，美軍的源源不斷地訂單讓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次經濟騰飛，美國從此也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到了2000年，馬來西亞取代美國，成為新加坡的最大貿易夥伴。2006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加坡第二大貿易夥伴。

2006年10月，中國-東盟峰會在南寧舉行，經過15年努力，中國的影響力又重新回到了東南亞。但是，這對於南洋的華人們的感受，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同化，80年以前那樣的傳統華人已經不多了，多數傳統的華人已經習慣於自己是本地的一個少數民族的公民身份，以前以中國泱泱大國國民而自豪的感覺，在現實中是很少見了。尤其在印尼，那裡的華人們被勒令不允許擁有中文姓名，必須改姓本地姓名，不許學中文。但大多數華人都暗自保留了中文姓名，華文教育，都以家庭方式進行。直到1999年華裔的瓦希德上台，才取消了這個法律，從此印尼華人才重新恢復了自己的文化。在瓦希德的大力推動下，華文教育開始在印尼復甦，按印尼和中國政府的協定，中國每年派出一定數量的中文教師到印尼幫助教學。

而在馬來西亞，這二十多年來，傳統華人們則頑強的以堅持華文教育的方式保留著中華文化的火種。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在東南亞乃至全世界為一枝獨秀，是除了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外唯一擁有具備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專等完整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

提到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不能不提到一個人，那就是1993年起任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主席郭全強先生。郭全強是第三代華裔，於1930年出生於馬六申昔加末武吉士一個橡膠園裡，幼年先後在馬六甲培風小學、英華小學就讀。抗日戰爭後，他在南開中學讀高中，直至畢業。高中畢業後考上了北京大學。1949年，郭全強從北京大學政治系轉學到湖南大學企業管理系，直到畢業。1956年，父親郭開基因病在馬來西亞逝世。郭全強遵從父親遺願，與妻子梁麗明一起申請到馬來西亞繼承和管理家業，獲得馬國政府的批准。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先在香港住了一年後，這才返回馬來西亞，並永久定居了下來。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於1954年成立，一直致力於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1980年以後，馬來半島的華文教育陷入低潮，巫統當局採用種種措施阻撓華校的教育。最有名的事件是1987年政府委派不諳華文者擔任華小高職觸發了一連串的抗議活動，較後爆發了「茅草行動」，當權者大舉逮捕了百名人士。在政府的壓力下，改學英文的馬來華人越來越多，直到93年郭全強任馬華董總主席，才扭轉了這個勢頭。他不顧政府的各種刁難和壓制，堅持華校的單一華文教育，認為雙語教育（數理用英文）不叫華校。如今，馬來華人年輕人接受華文教育的已經超過90%。

迄今為止，目前，全國有華小1280多所，在校學生60多萬人；華文獨立中學60所，在校生６萬多人；華文大專院校３所(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學生１萬多人。僅在只有35萬華人的沙巴州，就擁有華校80多間，在校學生近50000人。有條件的馬來人、印度人也開始送孩子到華校讀書。在馬六甲郊區的一所華小，學生來自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其他土著等近10個種族。今年該校錄取的55名一年級新生中，友族學生佔43名，華族學生僅12名。這種友族學生超過華族學生的華小在部分地區已經不是個別現象。馬華文報紙把這種現象稱為「華小異調」。據報道，在全國各地華校就讀的外族學生達7萬多人。

同時，在新加坡，隨著中國力量的強大，李光耀在九十年代末也開始略微改變對中文的態度，在各種場合呼籲新加坡人要學好華語，當時的總理吳作棟也轟轟烈烈搞了一陣「推廣華語運動」。

效果不是很明顯，正如郭全強指出的，在新加坡的所謂「雙語教育」下，英文仍是唯一教學語言，華文，只是一門課而已。換句話說，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和大陸的英文四六級沒有本質的區別，新加坡學生厭惡中文學習的心態，和大陸很多學生對四六級的痛苦是一樣的。

2003年，有個在新加坡開公司的美國人曾在電視上抱怨這種雙語制度，說他僱用了個成績很好，精通雙語的新加坡女孩做秘書，但上班第一天，這個女孩接到一個美國電話後就向他求助，表示聽不懂電話里的美國口音。後來，女孩又拿著一份中國來的電報來找他，表示無法看懂中文該中文電報。值得指出的是，這個美國白人在敘述這件事的時候，用的是真正流利的中文。可以看到，南洋的華人們這五十年來變遷，和中國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國的強大和在南洋的影響力，無不改變著他們的生活。2000年以來，隨著中國的日漸強大，南洋華人們的生活日漸自信，2006年印尼新國籍法頒布後，很多華人社團已表示要開始組黨，來保護和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馬華公會的領導人，也開始改變他們以前類似海峽華人的心態，開始真正感受馬來傳統華人的想法。而馬來西亞的傳統華人們，也開始大力推行華文運動，為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貢獻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馬來西亞，常可以看到馬來人和印度人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大部分華文老師都是馬來華人。

與傳統華人思想在南洋的重新興起不同，作為海峽華人聚居地的新加坡，似乎還保持著二十多年來良好的優越心理。年輕一代的純英文生活環境，讓李光耀當年擔心的英校教育的弱點越來越顯著。95年和2000年，李光耀兩次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分別記錄了新加坡建國以來的發展歷程。他出書的本意，是希望新加坡的年輕人能仔細閱讀，從中學習他的奮鬥心得，但是，這兩冊回憶錄，在新加坡看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而他的年輕讀者，大多是馬來華人或者來新短暫讀書或工作的中國人。而他寄予主要期望的新加坡年輕人，大部分根本沒有興趣看。當被問到如果真有李光耀所說的危機來臨該怎麼辦，他們大多會聳聳肩，很不在乎的回答：移民吧。

以廉潔著稱的新加坡政府，是按照李光耀心目中的精英治國方式建立起來的。政府大力吸收歷屆學生中的佼佼者來做公務員，以此來保證最聰明的人都在政府內，以李光耀構想的管理巨型企業的方式來管理新加坡。但是，這也很容易帶來一貫的由於精英們生活的優越安逸而造成的「何不食肉糜」觀念。

由於地處赤道，新加坡最大的病人群體是腎炎病人，每年有上萬人需要洗腎，為此新加坡成立了一個民間機構叫新加坡民間機構全國腎臟基金會，簡稱NKF，專為援助那些家庭收入低下、卻不得不支付高額洗腎費用的腎臟病患者。雖然是民間機構，但其總裁杜萊，吳夫人的密友，是由政府任命。每年NKF都會發動民間募捐活動，每年的電視籌款都大約在五百萬新幣，約兩千五百萬人民幣左右。1997年和98年，有人揭發杜萊以公費做頭等艙，被他以誹謗罪告上法庭。2004年，有記者到NKF採訪，發現他的辦公室內有私人浴室，裡面有高檔馬桶和鍍金水龍頭。在隨後的調查發現，杜萊的年薪大約六十萬新幣，約四十萬美元，和美國總統相當，也是該年電視募捐款項的十分之一。這個時候，吳夫人出來發話，覺得這麼點工資沒什麼了不起。但是輿論大嘩，四十多萬人在網上發言，要抵制以後的NKF募捐活動，杜萊和管理層被迫全體辭職。

2005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個也許是建國以來唯一不是李光耀的決定，在島內修建賭場。並由美國金沙集團得標，賭場將於2009年開始營業。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集團CEO，拉斯維加斯**業大亨謝爾登埃德森在澳門開業的兩年內，資產由70億美元猛升到約270億美元。對於政府開賭場的決定，很有意味的是，英校教育的人似乎對此沒有太大反應，而華校畢業的人們大多對此頗有憂慮。

新加坡要往何處去？李光耀之後該怎麼辦？

在每年一屆的位於南洋理工大學的「中國市長班」里，一些中國未來的市長們向課堂上的新加坡老師問到了這個問題。得到的回答是：「李光耀說過，如果以後有人想改變他定下來的東西，他會從墳墓里跳出來的。」目前，這句話也許是每一個被84歲的李光耀的海峽華人思想教育出來的新加坡人的心理依靠。海峽華人們目前的路似乎還是很平坦，但世界真的能一成不變嗎？墳墓里，人真的可以跳出來嗎？

不久前的一個新聞，大約可以為南洋海峽華人目前的心理作出一個清晰的註解：2007年4月17日，預計於5月份赴美訪問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由於美國過於專註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導致它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正逐漸喪失給對手中國。他還說，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衰退，將會使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受到影響。李顯龍表示，根據印度尼西亞官員透露，中國企業三月以低於其他公司的標價，和印度尼西亞簽署價值28億美元的建造燃煤發電廠合約，這顯示中國加深與東南亞關係的策略已經奏效。李顯龍說，作為亞洲國家，新加坡希望和中國加強區域合作，但這不能是新加坡僅有的關係，新加坡也希望和美國繼續維持關係。「我們很多課題上和美國看法一致，我們想做的是確保東南亞繼續在美國的雷達螢幕上。」但他認為，理智上布希政府知道東南亞是個有用的夥伴，「但我覺得它（美國政府）已經不如從前那樣積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