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一個外國使團的杭州之行·杭州日報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出使中國，就由此產生的後果來說，無論對於中國歷史的進程還是世界歷史的發展都是怎麼強調也不過分的一樁大事。因為中英雙方就英使覲見乾隆皇帝時是行 「三跪九叩」之禮，還是行英國臣民覲見英國國王時的「曲一膝」（即單膝下跪）之禮發生爭執以及乾隆皇帝閱覽英使表文之後發覺英使來華的真正目的是談判開埠通商、互派使節，乾隆皇帝的心裡，從原來盼望英使來朝的喜悅變為「深為不愜」。英國使團船隊於十月初六（11月9日）清晨抵達杭州，一直到十月十一（11月14日）午後，馬戛爾尼使團總共在杭州待了約6天時間。這是使團一行南返回國途中唯一的一次較長時間的停留。6日間，在杭州這個舞台上，大清國的大臣與英吉利國的特使為著各自國家的利益繼續進行著交涉，上演了史無前例的劇目。這是清代杭州歷史中非常特殊的一個片斷。一/ 加贈禮物十月初六（11月9日），星期六，在清晨的薄霧中，英國使團船隊抵達杭州，在城外碼頭停泊。停船未久，浙江原巡撫、新任兩廣總督長麟登上馬戛爾尼的船，致以歡迎和問候。大英帝國的特使、乾隆皇帝眼裡的英吉利國貢使——馬戛爾尼，終於見到了多日來盼望相見的這位兩廣總督——長大人。長麟給馬戛爾尼的第一印象非常好。長麟從一路護送使團南下的欽佩大臣松筠那裡知道，貢使非常關心英商在廣東的貿易問題，故甫見面，即就此問題做了善意的許諾。長麟裝著很隨意地問馬戛爾尼：「從英吉利國到中國來回有多遠？」馬戛爾尼如實作了回答。長麟說：「原來有這麼許多路啊，怪不得貴使這回到中國來，咱們皇上分外歡喜了……」正說著，長麟站了起來，忽然喊了一聲：「進來吧！」隨即有數名隨從從船艙外進來，手裡都捧著金黃色的物品，畢恭畢敬地站著。長麟鄭重地告訴馬戛爾尼：「這是皇上加贈予你們英皇的禮物，請貴使代為收下。」那是些啥禮物呢？馬戛爾尼的記述是：金色的絲綢數匹、皇上自己佩戴的荷包數個，還有一件最貴重的禮物是御書「福」字堂軸。授受完畢，長麟又將一幅御書「福」字堂軸交給馬戛爾尼，說這是皇上賜予貴使個人的禮物。這些禮物的名稱是劉半農翻譯的馬戛爾尼原著《覲見記》中的叫法，與馬戛爾尼原文的直譯有異，至於在乾隆皇帝的諭旨中，這些禮物自有其堂皇的名稱。路途中加賜禮物，完全是專制獨裁者的做派，表明皇上的恩典「有加無已」，會隨時隨地地降臨，讓受者受寵若驚，感激涕零。皇帝還要求松筠，等貢使等到寧波後，會同長麟、吉慶遵照辦理，即在貢使將次上船時傳旨賞給。頒賞禮物的同時，還須向貢使「面諭」，即要向他們明白諭之以賞給禮物的緣由。馬戛爾尼在《覲見記》中對此頒賞禮物一事，著墨不多，在一一領受贈給國王的禮物之後，對贈予他個人的只以「余亦受而謝之」一語來表述。對於御書福字，他說聽華人言此項堂軸非常名貴，不僅外國人不容易得到，就是中國的大臣或貴族也以得之為榮；總管巴羅也認為「這被視為中國君主向其他君主所能表示的最高的敬意了」。此可見馬戛爾尼他們對獲贈禮物雖然也確實感到榮幸。二/ 松筠、長麟與馬戛爾尼的交涉馬戛爾尼不愧為堅強而老到的外交官，在接受了皇上加贈的禮物之後，馬上就與長麟談及「印度斯坦」號船長在舟山購物之事，且將該船長叫到長麟跟前，意圖當面要求。長麟透徹領會皇上旨意，以種種理由力言西洋人不便在該處經商，不給馬戛爾尼以任何可乘之機。這是長麟與馬戛爾尼的首次過招。使團在杭州逗留的幾天里，長麟與馬戛爾尼還見了三次面。兩次是在特使的船上，所交談的不外乎整頓廣東對外貿易之類的事。據馬戛爾尼《覲見記》，十月初八（11月11日），使團到杭州的第三天，馬戛爾尼因一件急迫之事，「往謁」了長大人（麟）。原來這天馬戛爾尼收到待在「獅子」號上的古完勛爵於上月15日從舟山定海發出的由北京轉來的一封信，信中說，由於「獅子」號船中病者甚多，連醫生、大副都生病了，而又缺少醫藥，不得已開往廣東江口買葯以救急，一俟藥物購置完備後即北返，按原計劃停泊舟山定海等候欽使上船。馬戛爾尼讀罷來信，一則對中國政府故意壓擱書信以致誤事而不滿，一則大驚，他初初計算了一下時間，判斷目下「獅子號」當在澳門附近，應該立即設法告訴古完勛爵，不要北上，而務必待在澳門等候。這件事的直接起因是寧波知府傳遞到一封停泊在定海的英船上船員托傳給特使馬戛爾尼的信，並帶話略說前次有船開走現尚有一船等候的原因。長麟他們便將信交給馬戛爾尼，同時感到這是一個執行皇上最新旨意的好機會。原來，在十月初八，松筠他們接奉到一道十月初三從北京寄發的上諭，這道上諭又是對松筠九月二十八奏摺的回復與指示。皇上根據吉慶奏摺所述，說留在定海的大船即是貢使來時所乘之船，起了疑心，認為貢使此前向松筠所稱船小人多易生疾病可能是託詞，於是諭令松筠等視情可設法向貢使等好言開諭，讓他們全部都到舟山上船，及早歸國，這樣要比赴廣東坐船省便得多；而如果該貢使等再三陳懇，有不得已的原因必欲從廣東行走而又難以拒絕的，那麼「亦止可俯從所請」，以示懷柔，「不過沿途稍費供支而已」。看皇上的口氣，這個諭令並非一定要執行，但無論如何都不能不當回事。幾番對答下來，松筠他們明白已無法勸服眼前這個執拗的英國老頭，只好按照皇上的旨意「俯從所請」了。這是清王朝的奴臣與英國特使在杭州展開的一場交涉，馬戛爾尼好像獲勝了，但其實松筠他們乃至乾隆皇帝並不一定要達到某種目的，反而有些藉此特意展示一下皇上懷柔遠人之美意的意思，所以與其說這是一場交涉，不如說是一個預設好的局，此亦可見天朝行事微妙之一端。三/ 一個誤會引發杭州全城戒嚴英國使團之所以在杭州耽擱了好幾天時間，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做分撥行走的準備工作。雖然在未到杭州之前，在松筠的督促下，使團已對人員、行李劃分作了大致的安排，但到杭州後，還得根據舟山等候船隻「印度斯坦」號貨物裝載情況、赴粵水陸交通狀況、浙東運河船隻裝載量等具體情況對分批人員、行李物件再作細緻分配。這件事情須由松筠、長麟、吉慶3位大員與特使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事務總管巴羅等認真商議後才能確定。商量好的最終結果是：所有以前搭「印度斯坦」號船由歐洲前來的仍然搭原船回去。英王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是由「印度斯坦」號運來的，中國皇帝送給英王的禮物也由該船運回去。因送往舟山的行李物件數量很多，在貼標籤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個小失誤，錯把需隨身帶往廣東的幾件行李貼上了「舟山」標籤，致使與其他行李一道轉送到錢塘江對岸將從浙東運河開往寧波的船上。可能在行李搬走之後晚些時間使團人員發現了這個失誤，因當晚不便追回，故在11月11日清晨，本森上校、巴羅總管及1名其他隨員在一個中國軍官和士兵的陪同下前去追回這幾件發錯的行李。追回的過程比較複雜：他們是騎馬去的，因使團人員不能進城，他們就繞到城東，走到一條河邊，下馬，再坐上一輛牛車。這輛車有毛氈遮蓋和棉製的坐墊，由3頭健壯的水牛拉著，牛鼻上穿著繩子，趕車的人坐在牛背上。牛車涉水而過，走了一段路後又來到水邊（應該是錢塘江），然後坐小船渡到對岸。上岸後坐上肩輿，約走了一英里路，終於來到運載行李船隻停泊的浙東運河的碼頭，將幾件行李拿了，回走。當他們按原路回到城邊時，臨時起意，嫌在城外繞著走太遠，就擅自主張穿城而過。未承想，這一偷懶的行為竟在杭州城引起了一樁「重大」事件。因為清廷對於英國使團始終懷著戒懼之心，故選派得力官員全程隨行監視約束。當隨行清軍軍官察覺到英人的意圖，暗中示意隨從士兵奔向城門方向，通知關閉城門。而本森上校等人識破清方意圖，立即策馬跟進。這時，那清軍軍官與士兵大叫起來，市郊一片騷動，城門立即關上了。英國人表示想進城，守城的八旗兵說，城門鑰匙在長官手裡，無法開門。本來白天城門大開，要到晚上才關，現在白天卻突然關閉，城門附近也陷入了小小的混亂之中。三個英國人在中國最大最鞏固的城市之一引起了這樣一場無謂的大驚小怪，他不禁啞然失笑」。此事的確可笑，但可笑之處不在於事情本身，而在於英國人透過這件事看到了清王朝行事的乖張。四/ 「南省名城」：使團人員眼裡的杭州杭州是「幸運」的。因了種種機緣，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大英帝國出使大清帝國的馬戛爾尼使團途經杭州並有數天的停留，杭州因而在多位使團人員的回憶性記述中佔有了較多的篇幅，在英國乃至歐洲留下了比較正面的形象。使團的到來，在杭州是一件轟動性事件。杭城百姓幾曾見過如此浩浩蕩蕩的一個船隊運載來的從相貌到衣著都非常奇異的西洋夷人，杭州人也很可能未必知曉這些奇怪的人來自何處，來幹什麼，只是好奇罷了，所以儘管中國官方嚴密防範使團人員接觸杭州的普通百姓，但據使團隨員、特使馬戛爾尼座艦「獅子」號第一大副安德遜的記述，杭州百姓是「不斷地洶湧前來觀看這些船，同我們見面一下」，且發出從未間斷的叫喊之聲。使團離開杭州那天進城時，街道上更是擠滿了前來看稀奇的杭城百姓。好奇是人之天性，不止杭州百姓如此，英國使團一干人眾自打踏上中國土地以來就一直對中國的各種現象各種事情好奇著，即使到了杭州也是如此。杭州曾經是一個國際性的都市，其國際性的巔峰時期在元朝，現今西方尚存的世界或東方的古地圖上，杭州（行在，QUINSAY）佔有一席之地，當然可愛的馬可·波羅為當時杭州在歐洲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宣傳作用，他在日記將杭州描繪為「華貴美麗的天城」。清王朝治下的杭州仍不失為中國的一大名城，西方傳教士從清初的衛匡國到清末的費佩德對杭州都不吝讚美之辭。那麼，在英國使團眾人眼中的杭州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第一印象當然是極好的，有特使馬戛爾尼的話可證。馬戛爾尼說，「余初抵杭州城外時就船上觀看杭垣景象，即知此城必為南省名城之一」，等到進城一瞥後，「乃知此城之殷富，大過於吾前此之理想」，其所謂「理想」或許有《馬可·波羅遊記》留給他的印記。巴羅先生是使團的事務總管，在杭州停留的幾天里，他至少進城3次，比使團其他人對杭州的觀感更多。巴羅以北京和歐洲城市為參照，仔細地觀察了杭州城。他說，這個城市的街道十分狹小，但鋪砌得很好。房屋兩三層高，用磚建築，外表甚為簡潔。這個對杭州城市建設的評價可謂高矣，換句話說，當時杭州的城建在一些方面具有世界性的水平。斯當東根據地理形勢認為杭州處在錢塘江與運河盆地之間，由船運來的浙江和福建的貨物，須經杭州轉運到北方各省，所以「這自然促成杭州府成為一個聯繫南北各省的大商業中心」，這也使得杭州城內人口差不多與京師北京的差不多。顯然，斯當東是將杭州視作當時中國東南部的一個中心城市。巴羅可能是為數不多幾個坐船遊覽過西湖的團員之一。巴羅他們坐的船非常奢華，還拖帶了一條船作為廚房。他們一上船，就開始晚宴，一直吃到上岸為止，大家都興高采烈，盡情歡愉，以致巴羅認為這個湖對於杭州府居民來說，既是他們的歡娛所在，也是他們的生財之地。在觀覽城市街景和西湖風光的同時，這些英國人也打量起居住在這座城市裡的人。他們注意到，杭州人也跟中國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按照本人的身份和一年四季氣候穿衣服，式樣千篇一律，色澤則有所不同，但「大部分人穿的都很好，表現出他們的生活是相當優裕的」。五/ 別了，杭州十月初十日（11月13日），上午，欽差大臣松筠、浙江巡撫吉帶同使團小部分人員從杭州起身前往寧波。因為這一路的英國人總共只有10人，職位最高者為特使的副官本森上校及「印度斯坦」號船長馬金托什，故在他們離開時不必舉行什麼儀式，徑直上路即可。他們渡過錢塘江，再到西興，在浙東運河（蕭甬運河）的碼頭乘船東行。一路換船盤壩，花了6天時間，到十月十六日抵達鎮海縣。松筠、吉慶二人送英國人到鎮海碼頭後就不再前行，而是委派寧波知府克什訥伴送到定海上船。再來說說馬戛爾尼等使團大部分人員離開杭州的情形。這是一場重頭大戲，想當初使團一行在通州白河口上船南下時都沒有離開杭州時這般隆重。按照馬戛爾尼《覲見記》敘述，他們離開杭州前的大致安排是：先進城，再出城，到西湖邊逛逛，然後再進城、出城，到錢塘江碼頭上船，離開杭州府。馬戛爾尼等人起身之時是在上午。他們下了船，改乘轎子。安德遜記述說：「大使乘大轎，他的隨行人員乘小轎，大使的衛隊由巴瑞施和克盧副官作前導。」但馬戛爾尼自述是「坐一肩輿」，應以他的說法為是。如此，一長溜的肩輿，加上前導的特使衛隊，浩浩蕩蕩地，太壯觀了！這可是杭州自建城以來沒有過的景象，幾乎把整個杭州城都給轟動了，萬人空巷，都擠到使團路過的大街旁看稀奇。如果不是路旁站著中國士兵維持秩序的話，使團一行根本無法穿過城市。也幸好他們都坐在高高的肩輿上，所以能夠看清街旁的店鋪、房子、建築的外立面以及成千上萬張看稀奇的杭州百姓的臉。特例一行在西湖邊未停留多久，只是匆匆瞻望了一番秋日的西湖景象，湖對岸的雷峰塔給他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們逛罷西湖，再入城，然後又出了城。約在中午時分，大使抵達錢塘江碼頭。馬戛爾尼說：「出杭州東門行六英里，覽此湖景而後即抵一江。」此謂「東門」不知又是杭州的哪座城門，慶春門？清泰門？候潮門？似乎以候潮門為是。候潮門外即江干，出此門到錢塘江碼頭坐船為最便。安德遜說，走出城門時，放了三響禮炮向大使送行。看來，浙江送客還挺有禮數，但還有更為隆重的歡送儀式呢。馬戛爾尼說，他們由城內到碼頭，看到沿路有許多中國士兵，他的肩輿經過時，向他行了極隆重的禮節，即跪在地上，等他的肩輿經過後方才起立。斯當東描述了另外一個情況，他說，特使由城內到碼頭的時候，前面的儀仗隊里有一排拿官銜傘的人，「特使進入中國以來第一次享受這樣待遇」。到了錢塘江碼頭，那場面就更壯觀了。江岸上排列著兩行杭州八旗駐防騎兵（使團人員稱之為「韃靼騎兵」），其中還有炮兵。這些士兵身著鮮艷的盔胄，或斜背弓箭，或持槍、刀、盾等軍械，或張著炫耀奪目的各色旗幟。船隊在浙江省境內，即杭州府（富陽、新城）、嚴州府（桐廬、建德）、婺州府（蘭溪）、衢州府（龍游、西安、常山）屬縣江段上，一路的富春山居圖中，走了6天多時間。特使一行見慣了海上的惡風巨浪，如今置身於一幅唯美的山水長卷之中，不由得慶幸自己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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