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傳》作者：高劉矛盾實際也是毛劉矛盾

2011年09月03日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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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饒事件」有極深刻的歷史教訓，即如何建立黨內民主的協商機制，用民主的方法解決黨內不同的意見分歧

20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作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高崗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如何為這樣一個人物做傳，如何評價圍繞人物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說是研究中的難題。這就需要研究者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正視歷史。

《高崗傳》的寫作，必然要談「高饒事件」。學界普遍認為「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以後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鬥爭，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將這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一。20世紀80年代作的歷史問題決議中，「聯盟」和「路線鬥爭」的定性都改了。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對於高崗及「高饒事件」的評價，過去國內的出版物多是一邊倒的批判。只有國防大學林蘊暉教授的研究有突破，對「高饒事件」做了不同的解讀。

讀《高崗傳》可以發現，作者是把傳主放到所處時代的歷史背景中進行了考察，把他的人生軌跡分為三個時期，從而把一個在黃土高坡上迅速升起，在黑土地上耀眼閃爍，又在紅牆內驟然隕落的政治明星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做了全景描述。對這一時期圍繞著高崗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運用新發掘的資料重新做了系統的考證和中肯的評述。作者通過近年來披露的新史料，結合作者的研究和訪談，以大量的史實為依據，為讀者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

從作者的論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出，「高饒事件」中的兩次關鍵會議，即1953年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無論是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指桑罵槐」，還是饒漱石「震動」組織部，其矛頭都是指向劉少奇的。這兩次會議通常被學者視為「高饒事件」的起點。然而，通過書中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到，高崗與劉少奇的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也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而且，分歧發生在1950年春至1951年初，雙方接連在富農問題、互助合作問題、工會問題上發生爭論，毛澤東在爭論過程中基本上是贊成高崗的意見的。所以高崗在東北局內部也說了一些貶低劉少奇的話。1952年11月，高崗奉調進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職，此時的高崗同時擔任著三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可見中央對他的重視。之後發生「新稅制風波」，毛澤東的不滿溢於言表，他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對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重新作了分工，周恩來主要負責對外工作，又把政務院二十個部中的八個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負責的。顯然，中央的決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對周恩來工作的批評和對他工作範圍的削弱，而高崗卻進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更進一步受到毛澤東的欣賞。

然而，權力是把雙刃劍。高崗在財經會議期間，會下鼓動一些同志「放炮」，目的除了要整薄一波，更有「指責劉少奇的意思」，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財經會議的結論講話中，強調了要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這既是對薄一波等的批評，也是對高崗的警告。可是，高崗不僅沒有重視黨內的統一領導問題，反而散布了一些不利於黨的團結、違背組織原則的言論，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並直接影響了他的人生結局。

「高饒事件」是有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的。這個教訓就是如何建立黨內民主的協商機制，用民主的方法解決黨內不同的意見分歧。前車之鑒，讀史者不得不深思。

讓歷史事實來說話，把一個政治人物的傳記寫得引人入勝，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政治人物的傳記，很難擺脫板著面孔述說、流水賬式敘述的窠臼。然而，此書不然。翻開這部傳記，「引子」從一個老人的壽宴說起將讀者帶入歷史，讓你欲知詳情；文采飛揚的敘述讓你讀起來欲罷不能；高崗一生的傳奇經歷以及引發的重大的歷史事件讓你欲知究竟；幾十幅珍貴照片讓你彷彿回到那逝去的歷史時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創新。不僅嫻熟地運用了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言必有據，史論結合，而且還注意吸收當今史學研究的新觀念，更注重史料運用，讓歷史事實來說話。引導讀者站在歷史的宏觀大背景下詮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把一個政治人物的傳記寫得如此引人入勝，確實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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