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道路

    是西方的和平演變?還是共產主義叛徒的出賣?

    在20世紀，尤其是後半葉，俄羅斯一直是人類的希望：它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把一種新的人類拯救的意識帶給世界；它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200年的工業化過程；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毀滅人類50次；它可以把導彈直接運到美國的「後院」古巴；它的醫療保險、退休養老、國民教育、奧運金牌、芭蕾舞、電影……讓整個西方黯然失色。   

    沒有人會懷疑俄羅斯的壽命會比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和被它取而代之的沙俄帝國更短暫。但是，蘇聯沒有被14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圍剿扼殺於襁褓之中，也沒有在希特勒德國巨大的戰爭機器面前崩潰，而是在它自己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處於巔峰狀態時，幾乎在一夜之間戲劇般地崩潰了!

    對蘇聯的解體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長期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第二種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為首的共產主義的叛徒們出賣了蘇聯。我認為根本不是!有一種更為深層的、強勁的、堅韌的力量使蘇聯解體，使蘇共下台——這就是俄羅斯的歷史命運，俄羅斯的精神，俄羅斯的靈魂。

    獨特的地理、歷史、人文條件，使俄羅斯一直在東西方之間躑躅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但是，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這樣受到地理環境致命的影響。

    蘇聯的地理疆域是如此的遼闊——當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夜幕降臨時，位於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黎明才剛剛開始。橫跨歐亞大陸的俄國佔據著人類六分之一的土地，一直徘徊在東西方之間。它不是純粹的亞細亞，也不是典型的歐羅巴；它既是亞洲，又是歐洲。在東方和西方之間，俄國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歷史定位、自己的歷史道路。

    與地理環境共同推進了俄羅斯歷史的是它的歷史事件。公元988年，俄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基輔羅斯的大公弗拉基米爾和拜占庭帝國聯姻，而且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為俄羅斯的國教。另外一個事件是：1210年，成吉思汗的部隊征服了俄羅斯，統治了240年。成吉思汗把亞洲腹地的軍事專制主義的傳統帶到了俄羅斯。

    和歷史、地理相關的是俄羅斯在彼得大帝對西開放之後，俄羅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歐派。斯拉夫派認為，俄國的文化異於、也優於西方的文化——俄羅斯的土地、村舍、東正教……它們是真正體現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淳樸美德；西歐派的觀點剛好相反，認為俄羅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過時的，完全落後和反動的，因此，俄國的救治必須要向西方學習，經過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才能夠擺脫沙皇專制和農奴制。兩派的爭論一直持續了20年，後來才演變出民意黨人、社會民主派、最後成了布爾什維克。俄羅斯始終是世界兩個部分的代表——在最好的情況下，東西方在俄國進行結合；在最壞的情況下，東西方在俄國進行交鋒，俄國就會演示出啟示錄般的悲劇。

    曾被馬克思預言為「歐洲革命前奏」的俄國革命，有著令人心悸的擔憂

    馬克思在俄羅斯最後成功，還有第三個因素——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們，在將近整整一個世紀里，一直在準備著、期待著、也製造著俄羅斯的共產主義。他們已經發現俄國的專制主義、農奴制以及沙皇制度完全不合時宜了。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個貴族地主，他在彼得堡自己的家裡，建立了一個「沙龍」，長時間地展開各種爭論。他把自己的錢財全部捐出來，辦了一個相當於烏托邦的村舍的「法朗吉」，就是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村落。他的小組從來不宣傳革命，但是宣傳比革命更危險的思想。

    別林斯基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大祭司的兒子，他在俄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俄國人必須要有一種世界觀，要崇拜一種力量、一種理想或者一種事物。他認為俄羅斯人民既偉大又可鄙，既高尚又自私，為了推動俄羅斯人民改造愚蠢的、自私的品性，必須用暴力把他們引向幸福的道路。

    比別林斯基更激進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他的思想極其激進。他被沙皇關進彼得堡要塞七個年頭，然後流放到西伯利亞十二個年頭。但是，這位「俄羅斯的普羅米修斯」，完全經受了所有苦難的折磨，並寫下了著名的《怎麼辦》。《怎麼辦》是俄國的虛無主義、俄國的極端派代表作，後來成為俄國革命家的必讀書。

    在整個19世紀，俄國這幫人都在準備著、期待著、製造著俄國的一場革命。到了20世紀初，沙皇帝國三百年的統治已經風雨飄搖了。俄國往什麼方向走，一條是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條，是走向後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關注俄羅斯的命運，他們一再強調俄國已經走到世界革命的門檻前，俄國革命可能成為整個歐洲革命的一個「信號」、一個「前奏」。但是，他們也很擔心——馬、恩在晚期已經發現俄國的專制傳統、俄國「半亞細亞」的社會結構。如果來一場歐洲式的革命或者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俄國)可能走向一種全面的復辟，建立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全能的、一種東方的可詛咒的專制社會。    

    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慘遭失敗，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不管怎樣，俄國後來走的是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尚不發達的資本主義、深深的猶太烙印以及貴族知識分子的悲憫情懷，成為俄國必然走這條路的三大因素。

    在西歐，因為資產階級特彆強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以分享(利益)，來緩解本國的階級對抗。這是馬克思所預言的，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遲遲沒有爆發、也沒有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而在俄國，列寧很早就認識到，因為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足，所以可以儘早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家。

    此外，俄國的革命有深深的猶太烙印——俄國的「共產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的夫人，也是他的親密戰友，是一個猶太人； 「紅軍之父」托洛茨基是猶太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諾夫是猶太人；蘇聯「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仁斯基是猶太人；共產國際主席加米涅夫是猶太人；彼得堡市委書記季諾維也夫是猶太人；列寧有八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我們更不要忘了，馬克思本人是猶太人——儘管他青年時代就放棄了猶太教，但是猶太經典《舊約》中，關於創世紀、關於人類拯救、關於真理、關於彌賽亞將會出現(的思想)，對馬克思、對這幫俄國猶太血統的革命家們，有一種非常深刻的影響。

    還有，俄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生具有一種共產主義情結，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的優越感，而有一種罪孽感——他們認為俄國真正的真諦(真理)所在、俄國的未來所在是在農民，在黑黝黝的潮乎乎的俄國的土地上。托爾斯泰到了晚年已經譽滿全球了，他以83歲的高齡，非得把自己的財產全部分給農民，而他的妻子索尼亞不同意。托爾斯泰最後隻身離家出走，死在一個車站裡。到這個分上，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這種民粹主義的情結、這種財富的觀念，是俄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天然的土壤。即使沒有馬克思、恩格斯這兩個普魯士的哲學家，我相信俄國實現俄國式的共產主義仍然是必然的。

    但是，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的失敗，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寧與布哈林執行的「新經濟政策」，遭到斯大林的徹底顛覆，俄羅斯數以百萬計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領袖決定一切，這是東方的、俄羅斯本土資源的特色，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修養、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愛好(在那個國家裡)常常是決定性的。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是歷史巨大的局限性。我們還沒有到達一個完全按照一種理性的、一種帶規律性的東西(我們現在沒有認識它)，來理解、來實現社會主義。

    列寧用了很多東方的、亞細亞的、俄羅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民粹黨人的個人英雄主義、布爾什維克鐵一般的紀律、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力量——這些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馬克思的，而是列寧獨創的——這是來自於俄羅斯的傳統、俄羅斯土地上的力量!列寧也曾對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當年和他們並肩作戰的那些人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懲罰。1922年，列寧把很多俄國大知識分子驅逐出去；他還下令把二百多名妓女槍斃掉；他還干過一件特別荒唐的事情——把已經遜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處決掉。但是列寧本性上是一個非常有人道主義的、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殘忍手段，是在當時俄國特定的歷史環境里必須要做的。

    列寧在晚年發現「戰時共產主義」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必須根本地重新認識社會主義。1923年1月23日，蘇共(召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參加，也是最後一次參加。他對整個布爾什維克告誡說：「我們的成就還微不足道，俄國革命必須經過俄國市場和世界市場的嚴峻考驗。」他說：「俄國的前途取決於兩個東西，一個取決於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進步的東西的結合；另一個取決於和俄國農民的結合。」關於「什麼叫社會主義」?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式：「社會主義等於普魯士鐵路制度加上美國技術、加上托拉斯組織、加上美國國民教育。」如果列寧繼續走下去，他可能把東西方的、正面的、積極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如果列寧多活十年、二十年，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的「新經濟政策」，由布哈林來繼續(執行)。布哈林認識到，俄國革命成功之後，不再是「誰戰勝誰」，而是「誰聯合誰」的問題。俄國 (的國情)是太窮、資本主義太不發達——這個痛苦太深，因此，俄國的任務是必須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他對俄國農民的口號是：「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讓布哈林最擔心的是，俄國革命可能走上一條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個高度統一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建立起一個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國家「利維坦」，建立起一個成吉思汗東方式的兵營社會。非常可惜，布哈林堅持的列寧晚期的「新經濟政策」，這種探索、這種奮鬥被打斷了。從1928年開始，到1938年的十年間，斯大林用一系列的政治和權力鬥爭，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掉，然後他高舉著全盤集體化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兩把刀子」，從1928年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把兩千五百萬戶、一億兩千萬農民拉進了集體農莊的歷史浩劫之中。當時，蘇聯有一千萬農民和三百萬兒童直接死於災荒和飢餓!大批的、衣衫襤褸的農民顛沛流離在俄羅斯廣袤的土地上。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是傳統的「歐洲糧倉」，但是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甚至一直到現在，俄羅斯居然不能養活自己的人民！ 

    更嚴重的是斯大林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對列寧締造的布爾什維克黨、這個國家、這個政權帶來了災難性的變化。從1936年開始，斯大林就開始對老布爾什維克發難。1936年，「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審判案」，幾萬人被卷了進來；1937年，「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審判案」，幾十萬人含冤而死； 1938年，「布哈林、李可夫審判案」，幾百萬人牽扯進來。斯大林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絕對專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權。列寧在1924年去世之前，在十四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包圍的情況下，每一年的全國代表大會照樣召開。而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政治局的會議、蘇聯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常年不召開，整個蘇聯是斯大林和他的追隨者說了算，這伙幫凶里，像雅戈達、葉若夫、貝利亞……都是心理非常陰暗的、非常殘忍的劊子手。

    在整個19世紀，因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羅斯人不到二十個人，被流放、被關押直到死亡的也就幾百人、幾千人。但是，從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權的25年間，蘇聯有450萬人死於非命! 俄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失去和諧的世紀，是一個血流成河的世紀，是一個充滿了仇恨和暴政的世紀。為了終結這個世紀，必須實行懺悔；必須在宗教、民族、政治見解上實行新的諒解、融合。以小說《日瓦戈醫生》於195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帕斯捷爾納克在臨死前說：「我為什麼要寫這本小說?(因為)我對我們這一代人、對我們的父輩、對俄國的歷史負有重大的責任。」他說：「我們的祖輩和父輩，他們已經長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希望一定會復活。」。

    俄國民族總是讓世界震驚，他們在骨子裡是非常浪漫的，他們不太現實。他們的 「休克療法」完全合乎俄羅斯的天性，不希望比較平庸地、慢慢地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希望有一種史詩般的、甚至是一種比較苦難的方式來凸顯他們的命運。俄羅斯精神就是在苦難當中孕育著偉大，在絕望的時候保持著拯救的信心。

    俄羅斯的失敗絕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俄羅斯在20世紀是一場整個人類共同的「試驗」。俄羅斯這樣一個「精神上的巨人」「歷史上的巨人」絕對不會讓目前這種非常尷尬、非常困難的時期維持很長時間。

    （摘自《大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定價：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