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幾事之心得丨十年一夢

本文寫的是明末的一些小問題，問題雖小，卻能以小見大，折射出一個時代下眾人的心理，因此選取了李自成（流寇）、閻應元（民眾）和明臣三種人，來試圖勾勒出那個大時代。

文/孔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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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李自成和明朝打的時候，失敗百次能重起百次，但為什麼一被清朝打敗就恢復不了呢？

李自成於明末時數敗能復起，而清初一敗塗地，是有必然原因的。我們先分析大順軍的組成，有「有安塞馬賊高迎祥者，自成舅也，與饑民王大梁聚眾應之」和「犯宣府，總兵姜瓖迎降，巡撫硃之馮死」這兩條，雖然高迎祥不一定是李自成的舅舅，但大順軍的組成大致有無地的農民和投降的士卒這兩部分。分析這二者產生的因由和在清初的作為，可以推測出農民軍得不到新鮮血液的原因。

先看無地的農民，順便回答饑荒的問題。因為多年的內戰，加上清兵入侵，人口傷亡慘重，基數下降，拋荒耕地數量開始回升。等到清兵入關，人少地多，地主士紳階層嚴重摺損，只要在戰事稍微安定下來以後迅速組織流民開荒，馬上就可以解決饑荒問題。這樣的情況下，除了原有的農民軍外，很難再有新的農民軍力補充。

再說投降的士卒。這一點顧誠先生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中有言：「原來為形勢所迫投降大順政權的明朝將領，差不多全部都拜倒了在愛新覺羅皇室之下。他們在政治上的反側，給大順軍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當他們態度曖昧、尚未公開叛變時，李自成等人為了防範而不得不留下相當數量的大順軍舊部加以監視，這就在前線急需增援時不能充分有效地集中兵力。他們叛變以後又往往急於向清廷獻媚，或是背信棄義地向大順軍發動突然襲擊，或是把自己駐防的地區作為進見禮，甚或二者兼而有之。我們已經指出，山西淪陷時，姜瓖在大同和唐通在保德的叛變，不僅把整個山西北部獻給了清廷，而且都給大順軍造成了重大損失。西北地區明朝降官降將的叛變，更使大順軍領導人苦心經營的後方頓時烽煙四起，無法固守。陝北的陷落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除了高一功、李過鎮守的榆林、延安以外，其他負責防守沿邊城堡的明降將，很快就被清廷拉了過去，使榆林、延安陷入孤立無援的地位。」另一方面，清兵的軍隊激勵做得好，不像大明晚期，激勵制度一團糟，經常是出力的拿不到餉銀，耍奸做作的吃香，導致大批量的明末軍隊歸順清廷。

在我們分析了農民軍的組成，和其得不到新鮮血液的原因後，我們就很容易知道，在清初，農民軍無論從戰鬥力還是數量上，都大幅度下降，並且再沒能回升過。更何況在南明時還有兩個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北京的崇禎政權是被李自成攻破的，清廷後來師出有名打出了為崇禎復仇的旗號。由於正統政權被李自成顛覆，導致很多百姓無所適從。可以想像當時各方勢力的權衡，投靠李自成意味著對明王朝的背叛——無論是方以智到南方所受的態度，還是史可法的「聯虜平寇」政策，都是如此。這時候無論加入清國還是大順都是背叛大明，而清所承諾的好處更多，這時的多數前朝遺民對大順是心生抵觸的，李自成失去聚攏民心的時機。

二是大順軍余部被明廷排擠。我們知道，雖然李自成失敗了，但大順軍並沒有完全覆亡，在之後的歲月中，大順軍余部開始登場，他們聯明抗清，換了新的名字，「忠貞營」。可是大明卻沒有給他們應得的，何騰蛟雖然保持了民族氣節，卻一直排擠忠貞營，調走圍攻長沙的忠貞營，一手斷送了復湘援贛的戰略大局卒至以身予敵。

而忠貞營最後的結局是什麼樣呢？除卻鄭氏退守台灣，大陸上與清兵抗戰到最後一刻的，就是忠貞營。那是李過的繼承人高一功，高一功永曆三年被孫可望擊殺，又由李過的義子李來亨擔任領袖。直到康熙二年，茅麓山戰役後夔東十三家覆滅，全國只剩下據守台灣的鄭成功和不久後便解散部隊的張煌言在抗戰了。

當日鄖陽一舉，至今淚滴九原。不佞首陽餓夫耳，老此地云云。

二、怎樣評價「江陰八十一日」全江陰城的就義？

江陰八十一日的故事可歌可泣，我這裡不再贅述，大家可以去看這篇文章，故事極為悲壯：http://www.zhihu.com/question/30913457/answer/50026139。（左下角原文鏈接）

我們現在談崇禎殉國而明亡，是站在後世的角度對歷史進行鳥瞰的，但讓我們回到公元1645年的那個夏天，在那個時代，我們去問問那個時代的人們，明亡了嗎？

答案是沒有。

翻閱當時復社諸人、朝廷將領甚至馬阮之流的文章，你都會發現，當時的達官貴人、有志士子都沒有認為明已亡，更何況在弘光二年、隆武元年南方還有大量的土地，那是半壁江山。我們說「東晉」、說「南宋」、說「南明」，都是後人給的稱呼，晉朝我不知道，可南宋和南明的人，都是自稱「大宋」和「大明」的，並沒有從心理上認為自己已亡國了。

再比如民國時期的日本侵略，當時南方是民國，後來的官修歷史中，民國一直是正統，但如若最終日本勝利了，恐怕官修歷史中，民國早十幾年便亡國了吧？

所以，從當時人的心理去理解，這才是我們討論的重心。所以「明朝亡了，現在是清朝了」，是上帝視角，而我們評價人和事，需要去先理解他們，理解的過程中再進行評價。

現在的情況又有點特殊，因為它不是史可法的殉國，也不是錢謙益的投降，它是百姓的反抗，隆武皇帝聞訊後，深為感動，說：「吾家子孫即遇此縣之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憐而敬之。」

那麼百姓的心理對剃髮是什麼態度呢？

同樣地，我們要理解而不是站在後世的角度去看，我們要知道頭髮對於古人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今人那樣說去理髮店就去理髮店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頭髮是和孝道聯繫在一起的，孝是歷代治國強調再三的精神根本。

先從我們個人的角度去想一下，把頭髮換成其他我們現代人根深蒂固不能接受的態度，比如說讓你做一件對你身體沒有損傷但約定俗成就是不能做的事，不做就殺頭，你會接受嗎？頭髮在古代，正像是這樣重要的事，雖然在後人看來並沒有什麼差別，不過是少了幾根黑白毛罷了，能換一生平安呢。

所以這是其一：在當時，無論是百姓還是士人，他們的心中，頭髮是根。

其二，如果你翻閱過大量的史料筆記，你會發現，那批明軍也不是什麼好鳥，那段時間的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這樣的事情：一個縣的人剃髮投降了，後來這個縣又被明廷收復，於是對於那些剃髮的人進行大規模屠殺。是的，不要以為明軍就是什麼好人，他們照樣不會管你是迫不得已還是真心投降——更何況正如上文所言，當時的人心中還是認為自己是大明子民的（黃宗羲那種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怪胎除外）。所以其二，在這種外壓下，大明子民是不敢輕易剃髮的。

在這種情況下，江陰子民的不剃髮就是值得理解並且值得歌頌的了。你要知道，他們確實已經投降了，直到方亨的剃髮命令下來，這一切才起了根本性的變化。至於若問如果避免，那麼很遺憾的答案是，可能避免不了，清廷太蠻橫了，陳名夏、洪承疇當時都在北京上書請求不要給江南子民剃髮，史料里記著呢，可多爾袞他們，聽，都，不，聽。如果當初不強制執行剃髮，可能南明也不會抵抗那麼久吧？

另外說句話，這件事中錯的是滿清侵略者，可不是什麼江陰百姓，要怪責也怪不到他們頭上。

非要說這件事的意義，那麼有以下幾點：一是百姓民眾對屠夫侵略者的抗擊給當時的南方明人以信心；二是在清朝一統全國後，也改善了錯誤，康熙年間的很多政策，緩和了一定的矛盾。

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三、明朝的文官是怎麼從儒家的理論上說服自己效忠於新王朝的？

該去思考的不是文人們怎麼就「變節」了，而是去思考政治認同和歷史書寫是如何演變的。在清中期，社會上對清朝的身份認同與和清廷的社會話語已成為主流了。這個問題從清中期到清末、民國，一直到如今，已經有很多學者討論了，這裡我只是掠他人之美罷了。

清初期和清中期，從清朝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漢族士人認同感，我們將他們分四種人，一是堅持抗清的明臣，一是明末不出仕的遺民，一是降清的明臣，一是參加清代科舉的士人。此外，對於津津樂道的官方對民間私人著作的禁止，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壓迫」和「反抗」是對應的，康雍乾三代君主雖一直在試圖掌握對社會話語的控制，但是很顯然在明末清初的歷史中，他們並沒有做到隨心所欲，儒家士子和清廷統治者一直在互相博弈中，因此當他們在以儒家倫理道德詮釋這段歷史時，依舊試圖和漢族士人相互妥協，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全祖望對南明史的書寫中看出。因此這是一種平衡。

一是堅持抗清的明臣。這部分中很多是值得我們敬仰的，由於內部矛盾重重，外部虎視眈眈，雖然偶有轉機，但幾乎人人都不會抱太大希望，這時的張煌言、李定國等等他們都能看到明亡的結局，但他們堅持抗清，因此他們都是明末清初一等一的大英雄，他們堅持秉承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信念。但也很大一部分人，他們的堅持抗清，是為了殉名或者殉主，這裡頭我們要分明是的：抗清運動不完全等同於民族反抗。

因為對於抗清的，不一定都是為了「忠君」、「為了天下」，確實，有人是會將抵抗清兵視為責任（比如王之仁），但諸如江天一、黃斌卿等則不是這樣了。「死事也易，成事也難」，袁繼咸先生的這番感慨，正是對這段話的最好註解。

一是明末不出仕的遺民。除了抗清的明臣外，還有明末遺民這一群體，在這段歷史中佔據了很大篇幅。我們不妨從黃宗羲入手。如果了解他的生平，那則會明白他並不熱衷仕途；如果讀過《明夷待訪錄》，那麼更會理解黃宗羲對一家一姓看法的貶斥，而是從「以天下為事」來考慮君臣——因此「不事二姓」的觀點來評判明末遺民，是不恰當的，而這時除了「蠻夷猾夏」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到孟子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從這個層面上，以「文化」認同清廷的士人，其實是很多的。

所以黃宗羲拒不出仕，一方面可能是由於父輩、友人的緣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認同清早期的屠戮；而黃宗羲在晚年推薦子弟入仕、稱清朝為「聖朝」、稱康熙為「聖天子」等，都是黃宗羲對於清廷認識的轉變。因此黃宗羲倡議的君臣，已變成雙方共治以造福萬民的基礎上了，早非君臣綱常。

另外，康熙初年在一班漢氏儒臣的推動下，對待儒家的尊崇使得滿漢之爭緩解，也贏得了一部分明末遺民的好感。另一方面，清廷統治者對明代忠臣的表彰也起了很大作用。

一是降清的明臣。《論語》中有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到了後世，君臣之間才變得嚴格而不可動搖。因此明室官員投降大順、投降清廷，顯然是背負上罵名的，這一點我們不必為他們辯解，但我們討論的是社會上如何對其認同的。這一點很有意思，比如魏琯投降滿清後，得知李自成兵敗時，竟恬不知恥地稱讚順治幫舊主報仇，不過又是一種「哭秦庭」罷了，卻能夠讓自己的投降有一種合理的說法（而對洪承疇，又不一樣了）。

當時的社會上因此對這批人是嗤之以鼻的。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時間段，明末遺民和這些「貳臣」之間並非水火不容的，錢謙益就在仕清後多次與抗清人士聯絡，龔鼎孳也多次保護拒不出仕的士子，這個層面上也使得降清的明臣得到部分人的認同，但他們為了自保而投降則依舊是我們所不齒的。

一是參加清代科舉的士人。不少的資料表明，動蕩多年後，普通民眾是渴望和平的，因此這時新的參加科考、與清廷合作的舉子，是能夠得到大眾接受和容忍的。尤其是一些世家，往往安排子侄出仕，以謀得其家族的影響力，金庸的祖上查嗣庭等便是如此。而對於這批士人的寬容，更多是因為他們「未受國恩」，這是一種默認也是一種妥協，大家都能明白，就不贅述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國史上改朝換代最重要的理論，天命論。只要新朝被定義為順應天命的正朔，就可以不為前朝守節了。這是我國歷史上針對改換朝代與守節忠誠矛盾的最偉大的理論創造，一次性從根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從庄允誠的《明史》到《南山案》，這是民間著作最活躍的時期，對於明末遺民來說，為故國存信史，往往成為他們為故國所能做的最後工作。正是這樣的明末遺民和清廷的不斷博弈、不斷互相認同的過程中，才最終形成一種平衡，隨之而來的也是士子對清廷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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