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古代埃及的檔案

來源 | 史學集刊       編輯:于振洋

古代埃及的檔案

古代埃及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古埃及人在尼羅河畔就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發明了文字,產生了用文字記載下來的各種文獻記錄,形成了檔案。本文擬從檔案的發現、檔案文獻的種類、內容、保管和利用等方面,對古代埃及的檔案進行闡述。

古代埃及檔案的發現

考古發掘證明,約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經定居在尼羅河兩岸從事農業生產,他們挖渠築壩,引水灌溉,種植小麥等穀物。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灌溉農業的發展,使社會財富和人口大量增加,貧富分化導致了埃及氏族公社解體。約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進入了文明時代,在尼羅河流域形成了許多稱為「州」的城市國家,發明了文字。古代埃及的文字,最初是圖畫文字,大約到公元前3100年時,發展成為「音」「形」、「義」俱全的象形文字體系。如以象形文字為標準,埃及則是第一個使用文字的非洲國家。埃及象形文字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統之一,它對後來埃及檔案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100年前後,埃及人已經具有高度發達的農業和比較完備的灌溉系統,形成了初步統一的奴隸制國家。隨著國家的統一,為加強管理全國大規模的灌溉工程,領導農業生產,與周邊鄰國發展貿易和應付頻繁的戰爭,以法老(古代埃及對國王的尊稱)為首的統治階級不僅需要有效地施行君主專制統治,而且要求有文字記錄作為管理國家和對外交往的工具,於是產生了文件。這些記載當時埃及人的行政、生產和科學活動的文件(包括文書和往來書信)被保存起來,以備日後查用,就形成了古代埃及的檔案。

18世紀法國大革命促進了考古學的成長,1798年拿破崙率軍遠征埃及,有研究埃及的學者同行。這些學者在埃及尋訪古迹和古物,推動了考古學的形成和發展。當年8月,拿破崙的士兵在尼羅河三角洲頂端的羅塞達城附近挖戰壕時,偶然挖出了一塊布滿文字的石碑。這塊石碑後來就以發現它的地點命名,稱為「羅塞達石碑」。

石碑上刻有三種不同的文字:上半部是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中間是古代埃及後期的一種叫做「世俗體」的草體文字,下半部是古希臘文。碑文是用這三種文字刻寫成的同一內容的銘文,是公元前2世紀埃及祭司為法老托勒密五世立的頌德碑。法國學者商博良自1808年至1822年,花費了十幾年的工夫,成功地譯讀了羅塞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揭開了古埃及文字之謎。同時,這也標誌一門現代新興學科——埃及學的誕生。正是由於象形文字的譯讀成功,使人們才得以了解這些發掘出來的大量檔案文獻的內容,使之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珍貴資料。

羅塞達石碑的發現和碑文的成功譯讀,轟動了學術界,在歐洲大陸掀起了一股收藏、研究古埃及文物的熱潮。法國、英國、德國以及美國等國都紛紛組建專業的考古隊,相繼前往埃及進行大規模的發掘活動。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考古發掘,不僅使許多珍貴的古代埃及檔案重現於世,而且還發現了古代專門保存檔案文獻的檔案庫。

位於今埃及亞明省艾斯尤特以北72公里處的阿瑪爾納,是古代埃及第18王朝(約公元前1567-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實行宗教改革時建立的新都,古稱埃赫塔吞。1887年,一個埃及農婦在那裡偶然發現350多片楔形文字泥板文書,因而揭開了古代埃及檔案庫的貯藏處,從此進行了全面的發掘。整座檔案庫佔用了約兩間多地下室。

發現時裡面的寶藏早已被盜劫一空,所幸的是存放的泥板文書仍完好無損。這些泥板文書是埃及法老和巴比倫、亞述、赫梯等國國王的通信,以及法老與埃及屬地敘利亞、巴勒斯坦和腓尼基諸王公之間的通信(楔形文字是當時國際間交流的通用文字)。這些書信就以「阿瑪爾納檔案」而著稱於世。「阿瑪爾納檔案」的發現,對於我們今天研究古代埃及的外交關係,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古代埃及檔案文獻的種類和內容

古代埃及檔案的製作材料各種各樣,有石頭、木頭、紙草、皮革、陶片、麻布等。從考古發掘得到的材料來看,古代埃及的檔案主要有兩種:石刻檔案和紙草檔案。

尼羅河谷東西兩側山巒起伏,盛產各種建築石材。埃及人就地取材,把文字刻寫在石塊、石板和石柱上面,形成了石刻檔案。由於石刻檔案質地堅硬,經受得起大自然的侵蝕,所以能夠長久保存。今天,在埃及境內仍然可以看到幾千年前人們遺留下來的許多石刻檔案。如刻在石碑上的古代埃及王表,金字塔內壁上的經文,神廟牆壁上的銘文以及墓室壁上的民歌,神話故事等等。

紙草是古代埃及最重要的書寫材料。它是一種水生植物,古代盛產於尼羅河沼澤地帶,生長在緩流中。紙草形似蘆葦,無葉,其三角形的莖幹可長到手腕一樣粗,高可達3米左右,莖心含有白色澱粉的髓,莖端為細長的針葉,呈傘狀四散。埃及人撕去紙草的莖皮,把莖從縱面剖成小薄片,排齊後放在光滑的木版上壓平,使之連結,最後磨光晒乾成為黃色的紙草紙。書寫較長的手稿時,需要把若干張紙草紙粘結,剪齊,寫完後把它捲起來,便成了很長的紙草卷,長度可達30到40米。

紙草紙質地柔韌光滑,分量輕,易於書寫,逐漸代替笨重的石頭,成為古代埃及主要的檔案著作材料。紙草檔案記載的內容相當豐富,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學、科學技術等方面,為研究古代埃及乃至古代地中海周圍國家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古代埃及的檔案文獻,依據其不同的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宗教文獻。古埃及的歷朝法老,不僅生前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還幻想死後作陰間的主宰,在來世王國中獲得永恆。從古王國時代(約公元前2686—2181年,第3—6王朝)起,每個法老登基後便著手替自己修建陵墓——金字塔。在金字塔內壁上刻有專為保佑法老或王后幸福的喪儀禱詞、頌詞和咒語,稱為「金字塔文」。中王國時代(約公元前2033—1786年,第11—12王朝),類似金字塔文的咒語被寫在一般貴族官員的棺木上,作為死者的護符,稱為「棺文」。到新王國時代(約公元前1567—1085年,第18—20王朝),這些用於保佑死者在陰間幸福平安的符咒又被改寫在紙草紙上,作為一種隨葬品,現代學者稱之為「死者書」。這三種文獻的內容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它們是現存古代埃及宗教檔案文獻的主體。

2.年代記和王表。古代埃及最早的年代記是古王國第5王朝(約公元前2458—2345年)編定的《上古埃及年代記》,即《帕勒摩石碑》(因藏於義大利帕勒摩博物館得名,現僅存部分斷片)。石碑兩面皆刻有象形文字,載錄埃及古王國第5王朝以前諸法老名單,以及每一位法老統治時的大事記,包括當年尼羅河水位的標記。還有《圖特摩斯三世年代記》,這是刻在底比斯卡爾納克神廟牆壁上的象形文字銘文,反映第18王朝法老圖特摩斯三世歷次遠征的情況,是現存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銘文中內容最長和最重要的一種年代記。

保留下來的古代埃及王表中,以藏於義大利都靈博物館的《都靈王表》最為重要。這部紙草文獻記有從埃及有史以來到公元前1200年第19王朝(約公元前1320—1200年)時的埃及全部法老的名字,附有他們在位時的大事記,以及按年代排列的各個法老的在位時間,年月日俱全。第19王朝時期編製的王表還有《阿卑多斯》和《卡爾納克王表》,但史料價值遠不如《都靈王表》重要。

3.經濟文獻。新王國第20王朝(約公元前1200—1085年)法老拉美西斯四世編製的、而以拉美西斯三世名義發表的《哈里斯大紙草》,記載拉美西斯三世贈送給埃及各神廟全部財產的清單,長達40.5米,是迄今所知傳世最長的紙草卷。同屬於第20王朝時期編製的《維勒布爾紙草》,是對當時中部埃及地區進行土地丈量的清單,詳細記有各地塊的主人、面積、租種者的姓名、身份、數量以及應納租稅的數額。這些紙草文獻是研究古代埃及經濟史的重要資料。

4.外交文獻。新王國時代埃及國勢強盛,諸法老連年對外用兵,曾與一些交戰國訂立過停戰和約。在底比斯的拉美西姆祭廟牆上,刻有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二世同赫梯國王哈什吐爾在公元前1283締結的停戰和約。和約原文完整保存至今,是現知國際關係史上最早的一份內容比較規整的停戰和約。第18王朝法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時代保存在《阿瑪爾納檔案》中的外交函件,反映了當時埃及與鄰近國家的關係以及埃及在西亞的國際地位。

5.文學作品。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就創造了象形文字,產生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它們體裁多種多樣,有詩歌、神話傳說、散文故事、寓言、教諭、傳記等等,被記錄在紙草紙上保存了下來。關於奧西里斯的神話、《大臣烏尼傳》、《魏斯特卡爾紙草》、《普塔霍特普之教諭》、《一個能言善辯的農夫》、《遭難的水手》、《辛努海的故事》、《伊普味陳辭》、《打穀歌》、《阿吞頌歌》、《烏奴阿蒙遊記》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科學文獻。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古埃及人積累了豐富的科學知識,並留下了天文學、醫學和數學等方面的記載。

埃及人很早就開始觀察天體,他們知道水星、金星、火星及其他諸星的位置,並且習慣於把行星和恆星區分開來,甚至能夠確定星座圖。現今所知古代埃及最早的星座圖是在第12王朝(約公元前1991—1786年)時的一座墓中發現的;第18王朝官員森穆特墓的天花板上也繪有這種天文圖;優美的星座圖和星象表也保存在第19王朝和第20王朝陵墓的天花板上。

在醫學方面,由於製作木乃伊,古埃及人已了解到人體的構造,積累比較系統的解剖學知識,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930年出版的《史密斯醫學紙草》是中王國時代的醫學抄本。紙草中系統地敘述了人體的構造,列舉了48種病例。第18王朝時編成的《埃伯斯醫學紙草》,包含有900醫治各種疾病的處方。它不僅記載了各種病痛及感覺,還有治療方法,堪稱為古代埃及的一部醫學百科全書。

古埃及人在數學方面的知識包括算術、代數和幾何三大類。目前已發現的若干古代埃及數學紙草文獻,主要有《莫斯科數學紙草》、《德林紙草》和《阿那斯塔西紙草》等。從這些數學紙草文獻中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已經掌握了十進位法、算術四則運算,並創造了一些數的象形文字元號,包括分數的符號。代數已能解一次方程,並能精確計算長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圓的面積,推算圓周率精確到3.141605。

古代埃及檔案文獻的保管和利用

古代埃及曆朝法老對檔案都很重視,在法老的宮廷、宰相官邸和神廟內都分別設有檔案庫。其中,宰相官邸的檔案庫對於埃及國家內部的管理起著重要的作用。宰相在古埃及語里稱作「捷提」,阿拉伯語譯為「維西爾」,是輔佐法老處理全國政務的最高官職。

維西爾具有「全國的總管」和「大法官」的頭銜;同時,他還是國家檔案的總保管人,他的大廳或官邸作為政府的檔案庫保存有「國王的文件」以及全國土地登記冊。從維西爾的各種頭銜可以看出,掌管檔案在古代埃及是一項很重要的職務,它在好幾個方面都和土地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一切土地都必須在維西爾官邸登記;一切由法老賜予的土地執照必須由維西爾官邸頒發;一切關於土地的訴訟必須由維西爾審理。可以說,維西爾掌管檔案實際就是代法老掌管全國的土地。

古代埃及的神廟檔案庫由祭司掌管。神廟檔案庫不僅保存檔案,還保存圖書。庫藏包括關於管理神廟土地及其它財產的經濟文獻,祭司組織的行政文獻,如公務文書、信件、遺囑、祭司和人員登記表、向神廟繳納貢賦的報表、日記、統計表、收據等,以及關於各種文學作品的本文及編年記等。

石刻檔案和紙草檔案保管方式有所不同。在古代埃及,神廟建築出現之前,刻在岩石上的銘文檔案都是露天放置;神廟和一些大建築物興建起來後,在它們的牆壁、石柱、方尖碑(一種方柱尖頂的紀念碑)和塔門(因廟門建在成對斜壁的巨塔之間)上,都刻有象形文字銘文。紙草檔案一般保存在神廟或宮廷的檔案庫里,通常根據檔案的不同內容,分別裝箱,並對檔案進行初步的編目。

考古學家在埃及南部的埃德夫神廟檔案庫中發現,在2隻箱子里裝有天文檔案,在另外22隻箱子里裝的是宗教檔案;神廟牆壁上刻有一份祭司體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簡化的草體文字)的書名目錄,可以按照書目查找箱內的檔案。在古代埃及,文字和檔案都掌握在以法老為首的統治階級手裡,只有法老、貴族、官吏、祭司和為他們服務的書吏才有權利用檔案,一般平民百姓和奴隸中很少有人知書識字,根本無權利用檔案。

古代埃及統治階級對檔案文獻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利用檔案文獻處理國內事務。首先是利用檔案文獻提高法老的威信,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甚至不惜偽造檔案。第18王朝法老圖特摩斯三世繼承王位時年僅10歲,由其後母哈特舍普蘇特攝政。哈特舍普蘇特野心勃勃,並不滿足攝政之名,不久便獨攬王權,虛構了太陽神阿蒙使其母親懷孕而生她的神話,並把這個內容雕刻在底比斯神廟牆壁上,以此證明她的王位的合法性以及神的來源。埃及托勒密王朝時代(約公元前305—30年),亞歷山大圖書館藏書70萬卷,大部分是用希臘文寫成,其中有不少是從別國收集來的檔案和手稿,幾乎囊括了古希臘的全部著作。亞歷山大圖書館奠定了該城成為當時世界文化和科研的中心地位,托勒密王朝的聲望隨之也得以提高。

同時還利用檔案文獻徵收賦稅、審理案件。《萊丁紙草》記載有中王國末期埃及官吏向農民逼交租稅的情況:「王家的官吏盤腿坐於席上,面前擺著紙草卷,一個個農民都來交稅算帳。一些箱子里放著徵稅表格,上面填著農民的姓名、土地數量、牲畜頭數……,另一些箱子里放著農民欠債的表格。交不起稅或不能還債,官府派人去催併逮捕他們,或用棍棒把他們打個半死。」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繁重的額賦稅逼得農民走投無路,檔案完全被統治階級用作盤剝埃及農民的工具。

在薩卡拉出土的屬於第19王朝一個名叫麥西的人的墓中發現有訴訟銘文。麥西幼年喪父,其父留下一塊作為遺產的份地。他的親戚想瓜分這塊土地,不讓麥西的母親耕種。麥西的寡母就告到維西爾那裡,通過查看檔案,證實了她本人對這塊土地擁有的一份所有權。可見,古代埃及婦女和男子一樣有權繼承遺產。

第二,利用檔案文獻為外交政策服務。新王國時代,埃及在西亞各屬地都設有外事機構,用以收集各種情報,並將所收集到的情報與檔案材料加以對照,然後對其外交政策作以調整或改變。從「阿瑪爾納檔案」中的外交函件可以看出,法老為了保持埃及在西亞各地區的優勢,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使用外交手腕和用黃金籠絡的方法,而不是付諸武力。

第三,利用檔案文獻發展科學和編纂歷史。古代埃及的科學技術是在長期的社會生產實踐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在埃及各地發現的醫學紙草和數學紙草,都證明了檔案曾被古埃及人用作積累科學知識的重要工具。但檔案更多的是被用來編纂歷史的。

公元前3世紀托勒密一世統治時期,埃及祭司曼涅托通曉古埃及語和希臘語,應托勒密一世的要示,得以出入埃及國家檔案庫,用希臘文撰寫了一部包括30個王朝的《埃及史》,把古代埃及的歷史劃分成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個時期。遺憾的是,原書早已失傳,僅在後人的一些著作中保留有斷片,但畢竟為我們提供了古代埃及歷史發展的基本系統。曼涅托劃分古代埃及歷史為三個時期,這一分期法大體為後人所採納,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見,古代埃及歷史的編纂,是離不開檔案史料的。

在埃及考古發掘出來的許多重要檔案文獻,《帕勒摩石碑》、《莫斯科數學紙草》和《萊丁紙草》,都不是保存在檔案出土國埃及的開羅博物館,而是分別保存在義大利的帕勒摩博物館、俄羅斯的莫斯科博物館和荷蘭的萊丁博物館,並都是以這些國家的博物館來命名的。據不完全統計,從18世紀到20世紀的150多年中,在埃及境內發掘出來的大量檔案和文物,大部分落在8個西方列強的15個博物館之中。

綜上所述,古代埃及的檔案文獻真實地記錄了古埃及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在奴隸制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古埃及人的檔案保管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促進了古代埃及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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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文 明 史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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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201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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