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於崇禎個人能力嚴重不足又極端地自以為是

崇禎帝十七年的所作所為表明：他根本不具備君王所應具備的能力。如果他沒有實權，或者他像天啟帝一樣不理朝政，由能幹的權臣處理國事，結果很可能好得多。可是偏偏崇禎帝是一位手握實權的君主，而且偏偏他又是異常的勤政，幾乎是乾綱獨斷，事必親躬，由於他的錯誤作為幾乎始終起到的是將明朝推向深淵的作用，因此他越勤奮，越有為，明朝反而滅亡得越快。

舊史對崇禎帝的失敗非常的痛惜，也非常的難堪。因為按照儒家（特別是理學）標準，崇禎帝是非常理想的一位君主，完全不同於隋煬帝，陳後主等人，這樣的君主怎麼也把好端端的江山給葬送了呢？舊文人找來找去，總算給崇禎帝找得一條「猜忌自用」的過失68，然後就兜頭蓋臉的把明亡的幾乎所有罪責扣在魏忠賢，天啟帝，萬曆帝，乃至嘉靖帝的頭上。其實，嘉靖，萬曆二帝之過在於荒淫不理朝政，他們在振作的時候，見識比崇禎帝高明得多，嘉靖朝的權臣徐階，萬曆朝的權臣張居正，都是非常聰明能幹的治世能臣，皇帝對他們真正地倚重和用而不疑，嘉靖帝，萬曆帝也遠沒有昏聵糊塗到像崇禎帝那樣奸忠不辨，不斷地冤殺忠臣能臣的地步。天啟帝雖然完全不理朝（他醉心木工，是一位能工巧匠），對待大臣卻遠沒有崇禎帝那樣苛暴嗜殺，況且，他是真心實意把國事託付給魏忠賢處理。魏忠賢雖然是舊史所說的大奸賊，卻非常能幹，如果是他來應付崇禎帝所面對的局面，以魏某的狡詐和應變能力，決不會像崇禎帝那樣不知進退，把完全可活的棋局走成死棋。

鐵的歷史事實是，明朝沒有亡於這三個皇帝之手，而且直到天啟帝死的時候，也沒有出現明朝必亡的局面。實際上，那時的明朝雖然因腐敗和天災而虛弱，但敵人更弱：農民造反剛剛開始，力量弱小；那時遼東也遭了天災，努爾哈赤被擊斃，新主皇太極又被袁崇煥擊敗。內外的敵人都遠沒有傾覆明朝的實力。

正是崇禎帝的一再錯誤和不知進退，多次浪費了能夠扭轉局勢，為明朝贏得再生的好機會，使自身的實力急劇的削弱，同時導致了敵人的勢力迅速的膨脹，最終形成的合力顛覆了明朝。

有人認為，崇禎帝的失敗是因為年輕，缺乏政治經驗。實際上，崇禎帝即位時已有十七歲，即位即能親政，其為君的年齡條件比起六歲即位的順治帝，八歲即位的康熙帝要好多了，可是，他的座位比起這兩位君主又怎麼樣呢？順治帝十三歲親政，他面臨複雜困難的政治局面：肅清內部敵對勢力；協調滿洲貴族間的矛盾利益；籠絡士人和鎮壓漢人的激烈反抗；建立和鞏固佔領區的統治；恢復經濟；進攻依然控制著南方七省的南明及農民軍勢力；還要應付身後的不忠誠的蒙古貴族的叛亂。康熙帝十六歲親政，面臨的局面也很嚴峻：身後是強大的沙俄，准格爾的入侵危機；內部是三藩反叛的巨大危機。。。這些，都不比崇禎帝面臨的局面好多少。

這些，都是持「經驗不足」論者無法自圓其說的。更明顯的是，崇禎帝在位長達十七年之久，從十七歲當皇帝當到三十四歲，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經驗也在增長，但他的為君之道表現出來的不是更加理智，更加老練，反而是更加昏聵，更加輕率，這，決不是「經驗不足」論能解釋得了的。

可見，造成崇禎帝失敗的，主要是個人能力的嚴重不足，而又極端地自以為是，而不是甚麼「年輕，缺乏經驗」。

其實，「猜忌自用」一語本身也在說明朝亡於崇禎帝之過。「猜忌自用」是多疑和固執的貶義詞，多疑「疑」得不好便成了「猜忌」，「固執」得的不對便成了「自用」，要是「疑」得好，「固執」得對，就成了褒義的「謹慎堅定」了，人夠聰明，才能夠疑得正確，進而才能夠「固執」得對。猜忌自用等於是在說崇禎帝又蠢又倔。

崇禎帝責任感很強，危機意識清楚，因此，他絕對不是個智障，但是，從他的表現來看，他的智商距一國之君的要求還相差甚遠。本來，能力不行並不是人的過錯，崇禎帝的過錯則在於，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找助手彌補自己行事的弱點，偏偏自以為是，聽不得不同的意見，決不放手讓其他人為自己分憂解難。這些非能力的因素，本來是可以糾正的。

如果崇禎帝像他哥一樣得病早死，換一個另外性格的皇帝上來，很可能大明朝還有救（如與滿清議和即可），可他又偏偏身體很強健，精力旺盛，經常通宵達旦地辦公，在位時間是他哥天啟帝的兩倍多，最後還是自殺身死。

可以說，崇禎帝是一位錯誤的皇帝：他這樣一位平庸低能的管理者，偏偏牢牢掌握著權力，偏偏非常自以為是（自用而不用人，不容人），偏偏又非常勤政（勤奮的犯錯誤），偏偏身體又非常健康（在位時間長）。這一切，造就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奇特的現象：即崇禎帝以其充沛的精力，長時間的作著毀滅明朝的努力，直至其斷送明朝為止。

嗚呼！要毀滅明朝，有哪一種勢力要比明朝皇帝自己要來得更高效和容易呢！？清朝的開國第一功臣，其實不是吳三桂，而是大明朝崇禎皇帝。這是令人難以置信而又千真萬確的事實！

冥冥之中難道真有天意嗎？

這個詭異得令中國舊史學家痛惜，尷尬，困惑的崇禎帝，就像是上帝專門派來毀滅明朝的用人。

真的好像符合那句：

「明非亡於清，乃亡於天！」（李定國語）

實際上，滿清沒有實力消滅明朝，其能入主中原，完全是時機的偶然因素，就連清統治者都承認，一統漢人江山是一個意外。努爾哈赤的最高目標是恢復昔年大金國的版圖；皇太極的目標更實際些，只要明朝承認其在關外的統治；要不是洪承疇的極力慫恿，多爾袞根本沒有「一統天下」的野心；就是在佔據明朝大半壁江山之後，滿族統治者對長久占天下依然信心不足，順治帝就告誡統治集團：實在不行，從哪裡來，回哪裡去。雍正帝在其《大義覺迷錄》中乾脆直言：能入主中原是因為「得其時」

的確，歷史不能改寫。但歷史真不能假設嗎？如果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學將喪失探索思辨的空間，歷史將喪失現實意義，蛻縮成為考據而考據的狹窄學科，「以史為鑒」將成為一句空話。「歷史不能假設」論實際上是否定人文科學上的獨立思考探索的一個重大謬論，具有深遠的危害性和流毒性。

上文已竟說了，崇禎帝是明朝滅亡的主要責任人，但是如果把明朝的滅亡全部歸結於崇禎帝的弱點和錯誤，而不去查看崇禎帝背後及其身處的歷史環境存在的深重的負面因素，則是不全面和膚淺的。事實上，這些因素極大地誘發了崇禎帝的錯誤，並強化了其弱點。

首先，反理性的輿論環境，給崇禎帝作出正確的選擇造成了困難。

而這種反理性的輿論環境，是歷史形成的。明朝之前的宋朝，接連受到北方強悍異族政權的嚴重威脅，為了生存，被迫多次採取向北方外族政權低姿態求和的策略。求和的屈辱屈辱極大地刺傷了漢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但是，漢民族的主流知識群體並沒能從宋朝的喪權辱國上正確地吸取教訓。他們沒有看到，或者沒有重視，自廢武功的軍事體制，才是使宋朝（特別是北宋）在外族面前被動挨打的主要原因；相反，他們卻全盤否定宋朝的議和做法－這一在不利形勢下的明智做法，而將將宋朝的屈辱全部歸罪於統治者的軟弱。

到了明朝，由於朱熹理學的盛行，這種憤老憤青式的反理性歷史觀發展到極端，依理學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類標準，一切妥協都是「失節」的奇恥大辱，與敵人議和當然成了十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行為。在這種反理性的輿論氛圍下，提出與滿清（後金）議和，難免被扣上「昏君」，「奸臣」，甚至「漢奸」，「國賊」，「秦檜第二」的臭帽子，確實要承受相當大的輿論壓力（明廷不像清廷那樣絕無言論自由，言官有很大的言論空間）。

崇禎帝的一些重大的錯誤決策，就是抗不住這樣的壓力所致。1639年，清軍又一次大規模入塞，明朝損失慘重，這時候管內的農民軍勢力日益坐大，明朝又沒有了袁崇煥，孫承宗，根本無力防備清軍入關，崇禎帝也意識到了這個無奈的現實，他暗中同意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僅因盧象升的當廷一句「陛下命臣督師，臣只知戰鬥而已！」，就悶悶不樂辨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所謂的議和只不過是外廷的議論罷了76。崇禎帝不敢再提議和的事，顯然是害怕輿論損害他的君主形象。

1644年正月，李自成統帥大軍由西安向北京進軍，所向披靡，這時候崇禎帝有充裕的時間「南巡」，他也沒有蠢到這時候還看不出「南巡」是他的一條好出路，已經動了心，但是他卻暗示大學士陳演等人奏請「南巡」，顯然是害怕落得個「偏安」之君的壞名聲（結果沒有弄成，因為他一貫的虛榮苛暴，陳演等人怕當替罪羊，就是不「奏請」）77。直至李自成兵圍北京，破城在即的關頭，崇禎帝已經無路可走，無論是從維護明朝出發，還是從從求生的本能出發，他當然願意接受李自成提出的議和條件，但還是因為不願擔當「偏安之君」的名聲，又想要大臣魏德藻承擔責任，結果把事情徹底弄黃了。

可見，崇禎帝在意當時的輿論大到了拋棄理性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反映，明末時這種儒家理學反理性的輿論環境是非常的強大，連皇帝的「明君」判斷，也要依它的標準而出。

但是，這種不利輿論環境的影響也不是絕對的。當時的一些深明事理，虛榮心沒那麼重的人，如袁崇煥，楊嗣昌，陳新甲等人，就能不顧這種輿論，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崇禎帝大錯三：虛榮逞強，進退失據，自尋短見

由於無法在短期內撲滅農民軍，明朝被頓時深陷兩面作戰的困境。古今中外的戰例都表明：兩面受敵是一種凶多吉少的險境。明朝要生存下去，不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幾乎是不行的。如何擺脫兩面作戰?以當時的軍力對比，要想消滅滿清(後金)，消除遼東戰事，無異於痴人說夢，一下撲滅農民造反又做不到，所以，唯一之策就是談和。

那麼，?向明朝開戰之初，並沒有信心與明朝長年對抗，更遑論奪取大明江山，只是想在遼東佔一些便宜，嚇嚇明朝，讓其承認自己的後金小國，這表現在，在大敗明軍，一度攻取了撫順之後，並沒有乘勝攻擊，而是對明朝說："…若以我為合理，可納金帛，以圖息事"34。特別是在崇禎帝繼位之初，努爾哈赤新死，繼位的皇太極權力不甚穩固，又在年前的攻打寧錦的戰役中遭到挫敗35，無法入關施行擄掠，而八旗制度是奴隸制，生產力低，又因為與明斷交，貂皮人蔘等特產失去了市場，因此軍需給養一時間困難重重，同樣面對嚴峻的形勢，皇太極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因此切合實際地數次向明提出議和請求，並且，皇太極對於締結和平具有極大誠意：

《天聰實錄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禎皇帝信：「滿洲國汗謹奏大明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邊官作踐太甚，小國惱恨，又不得上達……今欲將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為小國不解舊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小國下情，皇上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為申奏。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時，得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謹奏。36」由此謙卑的語氣，可見皇太極求和的誠意。

另一件事更表現了皇太極和談誠意：崇禎元年，袁崇煥被任命為遼東經略，上任之初，就「擅自」主動地向皇太極提出和談，以便爭取備戰的時間，皇太極對此反應十分積極。袁崇煥提出的和談先決條件是：皇太極只能作「汗」，不得稱帝。皇太極居然應允，並且要崇禎帝賜一顆印給他，正式承認他的汗位37。

皇太極以崇禎帝為正統，一幅臣屬國國主的姿態。可見直到崇禎初年，後金政權還完全沒有取明朝而代之的野心。

在對明的優勢形勢下，皇太極提出的條件並不苛刻，大致上僅要求明朝承認滿清國及其現占土地(主要為現遼寧省東部和中部)，勘明兩國邊界，和平共處，互通貿易38。皇太極向明求和的原因在於：後金（清）國的人口，生產力，經濟發展水平遠遜於明朝，沒有足夠的實力一舉消滅明朝（在當時條件下也很難看得到農民造反將會從內部催跨明朝），對明發動掠奪性戰爭又並非可以常年穩操勝劵，從長遠看代價和命運都難卜。生產力低，不足以自給，靠掠奪獲取的收入又不穩定，因此為了自身了良好的生存發展，後金清國是急需同明朝停戰以互通貿易的。

在當時形勢下，議和對明朝是非常有利的：若議和成功，明朝可以騰出邊關精銳部隊，集中全力撲滅造反農民勢力；可以有充裕的時間編練精銳邊防軍，屯田增強保障，新建，鞏固，完善邊關的堡壘，軍事要塞，全力生產，配置大批量的西洋大炮和火器，使軍隊向近代化轉變；可以減輕"遼餉"的負擔，緩和國內矛盾；可以減免蠻族入關燒殺搶掠，有助於經濟和社會安定……

一旦與滿清(後金)長久停戰，明朝所面臨的不利局勢不僅完全可能出現轉機，而且可以效法宋朝，坐等滿清-這個遊獵蠻族政權衰落之機，"興師問罪"，收復遼東失地。

可是，面對大好的議和機會，崇禎帝卻作出了毫無全局觀念的愚蠢舉動：對皇太極的來信幾乎一概不答，主要由地方官員和對方通信，即使有所答，也是言辭倨傲，激怒了皇太極38。而且，對於議和之事，一概不予理會。反倒是袁崇煥擅自和皇太極談判，並利用停戰時機，大大加固了錦州和寧遠的城防39，這，後來竟荒唐地成為袁崇煥通敵的罪證之一……與農民軍能夠談和，則是母用置疑的。由於中國深厚的王朝歷史文化的影響，中國的農民很難不是皇權主義者，其多般認為：皇帝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需要清除的是奸臣。造反的目的很實在，就是要稱王封侯，如果能夠封妻蔭子，他們很少會繼續走那條奪皇帝帝位江山的險惡之途的，他們自己也沒這份底氣。

問題又是這個崇禎帝，在農民軍勢窮時，徹底招撫無方；在農民軍勢盛時，又死硬不與之和解。崇禎十一年，張獻忠部在楊嗣昌，王家禎指揮的圍剿下，面臨絕境，被迫在谷城投降，同期，羅汝才部也在房縣投降40。但是，崇禎帝接下來的所為表明，他完全沒有全局觀念：第一，他沒有表現出對張獻忠等人投降的非真誠性的警惕和防範。當時張獻忠等人在明軍的重圍之中，已成瓮中之鱉，明擺著投降是出於不得已，這時候若堅決解除其武裝，張獻忠等人要想活命，只能束手就範。對淺顯的形勢缺乏判斷力，坐失徹底解決問題的良機，此反映出崇禎帝能力的嚴重缺陷；

第二，他沒能抓住農民軍投降的時機，提出並強力督促有關人員施行一套有效安置投降農民軍的方案。

在當時情況下，將他們打散編入別的明軍，或使其出關與滿清作戰，以斷絕他們重新為盜的機會，都是好辦法。在此關鍵時刻，崇禎帝卻聽任當時的五省軍務總理熊文燦，愚蠢地讓張獻忠，羅汝才部就地屯田，反而讓其積蓄了更大力量，獲取了降而復叛的大好條件。張獻忠雖然沒有投降的誠心，卻也毫無要奪崇禎帝帝位，江山的表現，只要崇禎承認其既得利益與地盤，他是沒有抱負興兵繼續」犯上」的。這表現在，1644年，張獻忠最得勢的時候，也只是殺進四川，然後關起門當他那"大西國"皇帝，直至清兵前來奪他的地盤時，他才著忙起來。李自成莫不如此，他雖然沒有真投降過，但在他勢力最強盛的時期，仍然向崇禎帝提出和談，並沒有以奪取大明江山為目標。可見其和談的真心實意。

這很可能是因為：由於上千年的儒家影響，當時的農民造反領袖(特別是李自成)也是皇權主義者，認為皇帝是好的，國家之所以敗壞是因為皇帝身邊的奸臣，而且，李自成等人對擔當"亂臣賊子"的名聲有所顧忌。

或許是出於這個原因，李自成表現出了強烈的和談意向：在完全有實力的情況下，他寧願崇禎帝承認他的合法地位，也不願奪取崇禎帝的皇位。

因此，即使在鎮壓農民起義滿盤皆輸，李自成數十萬大軍兵圍北京的最後關頭，崇禎帝仍然有機會享受優惠的和談條件，為自己和大明王朝換來一條生路(他的運氣其實是不錯的)。1644年老歷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守軍已經紛紛投降，此時李自成派太監杜勛向崇禎帝提出了和談的條件41，條件如下：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100萬兩，承認陝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起義軍，並為明朝抗擊滿清，保衛遼東。

應該說，這些條件是非常寬大和優厚的，因為當時，崇禎帝不僅已經沒有任何同李自成討價還價的實力，其身家性命都在李自成掌握之下。

李自成在易如反掌的情況下，既不逼崇禎帝退位，也不模仿曹操，變其為傀儡，"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一百萬兩銀子的經濟要求，也完全在崇禎帝的支付能力之內。

雖然，對陝西和山西的封地要求會損害崇禎帝的統治權威和稅收，但這與一旦和解帶來全局利益相比，實在是微小的代價。

很明顯，一旦崇禎帝接受條件，局勢將會迅速地向著對明朝有利的方向轉折。以李自成的精明強幹和其新興勢力的朝氣來看，他完全有能力取代明朝貪官污吏治理好陝西山西兩省，從農民軍在清軍入關以後的表現來看，李自成部遠比明朝官兵更具民族氣節和血性，若能達成和解，李自成肯定願意調派農民軍和物資全力支持崇禎帝的抗清事業，減輕明廷孤身抗戰的負擔：遼西重鎮的兵力得到增強，清軍若從西線偷越長城犯境，則會遭遇"人民戰爭"，滿清"入主中原"因是會困難重重，前景暗淡。

由於在落難時曾遭遇張獻忠暗殺，李自成對對張絕不會有什麼好感，因此，如果能夠得到崇禎帝的授王封地，李自成肯定會調轉頭來對付張獻忠勢力，奪取張獻忠佔據的富庶的"天府之國"，大大增強自己的實力，順便報仇；從表現來看，張獻忠是一個只有匪盜能力，沒有建國能力的下三爛的造反者，其謀略，品行，所部的組織，作風和戰鬥力，比起李自成都等而下之；張，李二人曾經共患難多年；最了解張獻忠的，莫過於李自成，因此，對於李自成的圍剿，老張肯定不會有矇騙明軍那般容易了，李自成又有著代表官方的心理優勢，還有官軍的配合……總之，李自成對付張獻忠，最可能的結果是：李自成攻取四川，張獻忠勢力或滅或逃，其道大衰，明廷又除去一心頭大患…接下來的局勢就難料了，或李自成勢力日漸坐坐大，其後人仍有可能廢除明朝皇帝；或明朝逐漸中興，撤李自成後人的藩……不管怎麼說，和解將使局勢向著明朝延續，向著華夏國家獨立發展，向著不利於落後野蠻民族滿洲的征服的方向發展，是顯而易見的。更多揭秘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麥田怪圈 ——（mtgq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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