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當代舊體詩詞創作／李遇春

　　進入新世紀以來，有關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的話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除了學界的爭鳴之外，官方或半官方的舉措無疑也備受關註：其一是2010年由中國作協主辦的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首次向舊體詩詞敞開了大門，其二是2011年北京隆重舉行了中華詩詞研究院的成立大會，這是繼1987年中華詩詞學會成立以後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發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過去的兩年中接連發生的這兩個文學事件是意味深長的，其象徵意義不容忽視。如果說魯獎接納了舊體詩詞意味著以中國作協為龍頭的中國當代文學界已經承認了舊體詩詞的歷史和現實地位，那麼中華詩詞研究院的成立則象徵著中國政府已經把舊體詩詞研究納入了弘揚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整體文化戰略之中，因為中華詩詞研究院隸屬於國務院參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館，它將與中華詩詞學會一道致力於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的創作與研究兩翼齊飛。

　　所以，在新世紀的文化和文學語境中，我覺得再在舊體詩詞及其研究的所謂合法性上展開論爭已經沒有多大必要了，因為舊體詩詞將肯定不會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繼續缺席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現場了。我們當然不必像陳獨秀當年在致胡適的信中那樣絕對化地斷言「必不容反對者有任何討論之餘地」，但確實「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因為真正的有識之士已經開始在做紮實沉穩的舊體詩詞文獻整理和學術研究了，這從近年來黃山書社和巴蜀書社陸續推出的「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彙編」等大型叢書的編印中不難窺見端倪。而且包括筆者在內的一批新老不同代際的學者，無論他們是以古典文學還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為主業，也不論他們的文化立場和學術立場存在著何種內部分歧，但在致力於舊體詩詞研究這一點上，大家算是走到一起來了。這意味著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我們的舊體詩詞研究已經越過了紛紛攘攘的爭鳴階段，而轉入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學術品格的研究。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評價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的創作成就？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困擾著新文學界的一個同樣的問題，即如何評價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創作成就？很多學者至今堅持現代文學30年的成就在當代文學60年的成就之上，而在當代文學60年中，後30年的成就又在前30年的成就之上，這幾乎可以說達成共識了，當然反對的聲音也不是沒有，但比較弱勢罷了。那麼，「五四」以來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創作的歷史成就該如何評價，如果沿用新文學界的百年評價是否合適？我個人覺得有必要借用新文學界的評價角度，但結論並不完全相同。首先，必須承認，現代舊體詩詞30年的成就在當代舊體詩詞60年的成就之上，那個時代不僅新文學名家薈萃，在舊體詩詞壇坫里同樣高手如林，而且在新文學家中也盛產舊體詩詞作手，舊體詩詞不僅沒有從現代文學的歷史中退場，相反逐步在新文學界回潮，猶如聞一多所謂「勒馬回韁寫舊詩」的新文學家數不勝數，這在抗戰軍興中達到了高潮，舊體詩詞在民族救亡的歷史背景中不僅重現了生機，而且書寫了屬於自己的輝煌。這隻要翻看一下陳漢平傾力編注的80萬字的《抗戰詩史》就不難窺斑見豹了。

　　然而，在這裡我主要想談的還是當代舊體詩詞創作的評價問題。眾所周知，時下流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習慣於把當代文學60年劃分為前後兩個30年，前一個30年屬於革命年代，後一個30年屬於改革年代，革命年代的舊體詩詞創作表面上看起來並不繁榮，但實際上取得了令後人矚目的成就，而改革年代的舊體詩詞創作則相反，表面繁榮的背後卻掩飾不住內在的虛浮、匱乏與危機。這個整體判斷似乎正與新文學界對於當代文學前後兩個30年的歷史判斷相齟齬。謂予不信，不妨做一番簡短的歷史檢視。在革命年代裡，以「三紅一創」為代表的紅色經典小說大流行，新詩界則以郭小川和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最受歡迎，同時代的其他主流新詩人如今大都被當代文學史所遺忘，可見歷史確實是殘酷的選擇。之所以革命年代的絕大多數主流新詩人及其詩作被時間所淘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後來的學者們在這些詩人及其詩作中無法開掘出具有文學史和文學經典意義的話語空間。「禮失而求諸野」，學者們只能到革命年代裡的「地下寫作」或「潛在寫作」中去探尋「文學史上的失蹤者」。他們找到了食指，找到了「白洋淀詩群三劍客」(多多、芒克和根子)，找到了昌耀，然而即令如此，仍然掩飾不住那個年代裡新詩壇的落寞與黯淡。我以為，在這樣一個尷尬的學術時刻，是到了我們把文學史視野放開的時候了。如果不局限於新詩，而是把舊體詩詞也納入到整體的詩歌史考察範圍，我們將會發現，革命年代的詩歌史無疑是輝煌璀璨的，一大批當代詩歌史上的失蹤者將被我們重新發掘出來，這將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包括詩歌史上的一個重大的考古學事件，其意義絕對不可以低估！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在那個政治風暴頻仍、尤其是到了「十年浩劫」的災難歲月里，我們的舊體詩詞卻迸發出了讓同時代的新詩汗顏的詩歌力量。僅以地域而論，嶺南詩壇的陳寅恪、冼玉清、黃詠雩、朱庸齋、詹安泰、李汝倫、張采庵等，京津詩壇的張伯駒、寇夢碧、俞平伯、錢鍾書、張中行、郭風惠、陳宗樞、鄧拓、李銳、鞏紹英、黃萬里、江嬰等，皖蘇滬詩壇的汪東、胡小石、洪漱崖、冒效魯、陳聲聰、潘伯鷹、周煉霞、陳小翠、張珍懷、丁寧、曹大鐵、徐定戡、沈軼劉等，閩浙贛詩壇的夏承燾、吳鷺山、陳琴趣、宗遠崖、許白鳳、周素子、陳朗、周采泉、洪傳經等，湖湘詩壇的沈祖棻、劉永濟、羅密、朱雪杏等，巴蜀詩壇的曾緘、胡惠溥、吳宓、黃稚荃、許伯健等，西北詩壇的霍松林、羅元貞、胡 　　　　　秋、宋劍秋、徐翼存等，齊魯詩壇的馮沅君、黃公渚、牟宜之等，無不在艱難時世中發出了不平之鳴，其人其詩都將在當代詩史上不可磨滅。至於當時的新詩人如郭沫若、田漢、葉聖陶、老舍、茅盾、沈從文、聶紺弩、胡風、何其芳等人的晚年舊體詩詞創作，筆者已在《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中做過集中的探究，其文學史和詩歌史意義同樣不可抹殺，尤其是他們由新入舊的創作轉變更值得珍視！

　　我並非一個厚古薄今之人，但在多年以來的現代性反思語境中，我確實不再相信「五四」以來所流行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論」了。新未必優於舊，歷史並非直線前行，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主要依靠那個時代的文學實績來證明，這與先後無關、與新舊無關，也與文體無關。我們不能因長期以來對舊體詩詞的文體歧視而自我遮蔽了文學史考察的整體視野，而應該正視歷史，對那些確實應該被歷史所銘記的作家作品，無論新舊，同樣秉筆直書，這才是當今學者亟需堅持的學術立場。所以，當我以同樣客觀的視野來考察改革年代文學創作的時候，同樣不分文體新舊。我必須承認，改革30年的新文學成就肯定在舊體文學的成就之上，這主要是因為這個30年的小說創作取得了重大成績，其成就甚至是現代小說30年所不可小覷的，其實完全可以和現代小說30年相媲美。筆者多年來一直從事當代小說研究，舉出各種理由來證明這一觀點並非難事，此處就從簡不贅了。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拿改革30年的舊體詩詞與新詩相比較，其結果又當如何？這方面我顯然不能苟同少數舊體詩詞研究者的看法，他們徹底否定新時期30年的新詩成績，甚至徹底否定「五四」以來整個中國新詩的成就，認為只有舊體詩詞才是中國詩歌的正宗嫡傳，只有舊體詩詞才能代表中國現當代詩歌的成就，這無疑有些言過其實了。正所謂矯枉過正是我們長期以來難以擺脫的思維模式，五四時期陳獨秀和胡適在打倒舊文學、樹立新文學時是如此，如今劉夢芙和徐晉如在否定新詩、重振舊體詩詞上也是如此。事實上，百年來中國詩壇的新舊之爭一直未曾斷絕，二元對立、矯枉過正、你死我活的思維和立場牢牢地控制著中國詩人和學人的判斷和行動。雖然我很能理解劉、徐重振「國詩」雄風的良好願景，但文學史的理性卻告訴我不能輕言輕信。在我看來，改革30年的詩壇，新詩與舊體詩詞不相伯仲，各擅勝場，也各有流弊。但無論是與革命年代30年的舊體詩詞相比，還是與改革年代30年的小說相比，其總體成就都不是很高。這是一個讓不少舊體詩詞作者和學者都感到尷尬甚至是難以接受的事實，但事實很可能就是如此！新詩界30年出現了北島、顧城、海子、舒婷、翟永明的詩，雖然不如小說界中那麼驕人，我想也可以過得去了，他們的存在多少可以抵消一點所謂「口水詩」、「梨花體」、「羊羔體」等等給讀者所帶來的不快。舊體詩壇呢，老實說，近30年來出現的名家也不多，許多詩壇耆老雖然有幸渡過劫難活到了改革開放年代，但此時在創作上已是有心乏力，更多地是憑著慣性在寫作，所謂暮年詩賦動江關者並不多見。這些詩壇耆舊的創作高峰期一般都在抗戰時期或者革命年代，只有啟功、楊憲益、荒蕪等少數人的暮年詩作達到了新的境界。至於中青年詩詞作者，雖然人數龐大，但像老輩那樣卓然成家者寥寥無幾。筆者曾讀過嶺南何永沂的《點燈集》，作者繼承了聶紺弩、李汝倫等當代舊體詩詞大家憂時傷懷、不拘一格的傳統，堪稱優秀作手。而不少中青年名家詩詞，慕其名而購其書，及讀之則大感失望，這讓我不敢也不願太樂觀。

　　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內，近30年來的舊體詩壇主要存在著三種弊端或病象，它們嚴重地制約著當代舊體詩詞的發展進程。其一是「老乾體」盛行。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追溯起來，「老乾體」的前身是革命年代的「新台閣體」，新中國成立後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群文藝界領導或者開國將帥，他們經常詩詞唱和，展現了革命年代的太平風度和盛世景象。這種詩體在藝術上追求以文為詩、以賦為詞，重鋪排和渲染，格調華美豐瞻，但難掩骨子裡的疏闊蒼白。進入新時期以後，隨著時代的更迭，一大批離退休老同志在含飴弄孫的晚年寄情於傳統詩書畫，「新台閣體」遂蛻變成「老乾體」，由於作者的傳統文化學養和古典詩詞素養與前輩相比皆有不及，甚至等而下之，故「老乾體」的盛行給當代舊體詩壇的聲名帶來了莫大的傷害。其二是「新古董」泛濫。翻閱《中華詩詞》等各種舊體詩詞雜誌，以及市面上層出不窮的舊體詩詞集子，我們不難得到「新古董」泛濫成災的惡俗印象。許多舊體詩詞作者在嚴守古人所定格律的基礎上樂此不疲地製造著種種「新古董」作品，他們在寫作中完全心(內容)為形(形式)役，根本達不到古人所謂「得意忘形」、「得意忘言」的高妙境界。我並不反對今人做舊詩嚴守古人格律，如平水韻之類，但我反對泥古不化，在所謂拗救問題上斤斤計較，比如挑剔毛澤東詩詞里出格破律的瑕疵，如果做詩做到了以律害意的地步，那就該是詩的末路了。今人做舊體詩詞，在格律問題上必須要開明，要探索古今融合的新律路徑，這是擺在當代舊體詩詞作家和學者面前的一道難題。我們不要新古董，因為新古董其實就是假古董，屬於文物贗品和仿製品，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新古董的泛濫雖然在數量上龐大，但從質量上來講，並無益於當代舊體詩詞的復興。其三是消費化嚴重。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文學日益消費化，舊體詩詞同樣未能倖免。各種出於種種商業利益驅動的詩詞大賽名目繁多，而不計其數的參賽作品更是充斥著大量的應景應制之作，商業市井氣息瀰漫，難覓真的詩和真的人。在當前這個新詩日益失去民眾的年代裡，舊體詩詞可悲地充當了替代品，淪為了文學商業化的符號。這不能不促使有良知的舊體詩詞作家警醒！

　　我一直相信明人的話：「真詩在民間」。其實何獨明代如此，自《詩經》以降，歷朝歷代莫不皆然。進入現當代以來，許多在當時產生過轟動性的詩人詩作，隨著時過境遷，被人遺忘者在在多有。新世紀網路詩詞的崛起，無疑為當代民間真詩的出現提供了廣闊的話語空間。去年在曾少立的介紹下，我翻閱了一部分他從網上傳給我的舊體詩詞作品，包括他的「李子體」詩詞在內，諸如噓堂、天台、碰壁、胡僧、伯昏子、蒓客、軍持、矯庵、添雪齋、賀蘭雪、獨孤食肉獸等青年網路詩人詞客的作品琳琅滿目，或倡導「文言詩詞」，或追求「白話詩詞」，或融新舊詩於一爐，另創新古體詩，真正是讓我大開了眼界。還有最近惠贈《懺慧堂集》的胡馬(徐晉如)，其人其作頗得南社風流，既是優秀的舊體詩詞作手，同時評點詩壇飛將如雲，雖有時不免偏激，但還是讓我看到了新世紀的新一代詩人實現舊體詩詞復興的真正希望！

　　(李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