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辛波斯卡，用詩歌給人類帶來信心、力量和希望

有人曾說，波蘭克拉科夫是歐洲文學城，更是詩歌的中心，因為米沃什，因為扎加耶夫斯基，也因為被譽為「詩界莫扎特」的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斯卡。

克拉科夫是我在波蘭旅途中的最重要一站，第一站則是波茲南。後者對二戰後的波蘭有著重要意義，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是波蘭擺脫蘇聯控制的開始。

直到我開車駛離波茲南市區時，我才後知後覺，發現按自己規劃的路線，行前笑言的「追尋米沃什的腳步」，理應改成「追尋辛波斯卡的腳步」才是——辛波斯卡生於波茲南附近小鎮布寧的一棟新哥特式建築里，3歲時隨家人移居托倫，8歲時又舉家移居克拉科夫，2012年2月1日，88歲的她因肺癌於克拉科夫去世。托倫與克拉科夫恰恰是我在波蘭最重要的目的地，甚至比華沙更重要。

嚴格來說，辛波斯卡僅僅曾經是波茲南人，因為她出生的小鎮布寧，當時屬波茲南，如今則屬於波茲南東南方的庫爾尼克市。

從波茲南前往托倫，應該向東北方向走，但為了辛波斯卡的家鄉，我選擇繞路，先往東南方向行駛。

我自知不懂波蘭語的自己不可能找到辛波斯卡的兒時居所，儘管有資料稱那棟兩層房子至今留存，我只是想跟隨導航去那個小鎮看看。這裡與其他波蘭小鎮無異，沿河而建，老建築比鄰而立。

相比以抗爭者面貌出現的米沃什，辛波斯卡顯得安靜。你可以在她的詩中讀到苦難，讀到受損的尊嚴，但愛與人性才是真正的主題，即使是以自嘲、反諷的手段呈現。

▲ 辛波斯卡

▍一見鍾情

在中國談論辛波斯卡，並非小眾。2012年，辛波斯卡去世後，其詩集《萬物靜默如謎》中譯本出版，十分暢銷，幾成出版奇蹟，許多作品亦膾炙人口。

這甚至不是辛波斯卡在中國的第一次流行，再向上追溯到2003年，電影版《向左走向右走》上映，女主角梁詠琪在影片開頭一手撐傘，一手捧著詩集，讀著辛波斯卡詩作《一見鍾情》，甚至沉迷至錯過綠燈。許多人就是因為這個片段初識辛波斯卡，其中也包括我——其實，幾米原著的《向左走向右走》里便引用了這首詩，只是我當時還沒讀過幾米的繪本。

《一見鍾情》與原著和電影的情節相得益彰，辛波斯卡在這首詩中寫道——

他們兩人都相信

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

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

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

既然從未見過面，所以他們確定

彼此並無任何瓜葛

但是聽聽自街道、樓梯、走廊傳出的話語

他倆或許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吧？

……

他們會感到詫異，倘若得知

緣分已玩弄他們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為他們命運的準備，

緣分將他們推近，驅離，

憋住笑聲

阻擋他們的去路

然後閃到一邊

……

這首詩的另一個故事也與電影有關，波蘭籍大導演基斯洛夫斯基曾這樣記錄：「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聖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上發現了一小本辛波斯卡的詩集。她是羅曼·格林最喜歡的詩人——羅曼·格林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辛波斯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鍾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一見鍾情》也代表著最典型的辛波斯卡，她不玄奧不晦澀，僅以平實語言詮釋詩意。她去世後，時任波蘭總統科莫洛夫斯基在悼詞中表示：「幾十年來，她用樂觀、對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著波蘭人」，她是「波蘭精神的守護者」。

安靜的布寧並未讓我一見鍾情，但托倫和克拉科夫卻做到了。1926年，三歲的辛波斯卡隨家人來到托倫，五年後離開，前往克拉科夫。小學畢業後，辛波斯卡入讀一所修道院學校，並開始嘗試寫作。不久後二戰爆發，辛波斯卡只能在一所地下學校獲取畢業文憑。1943年，為躲避進入勞動營，她進入一家鐵路公司工作，1945年，她入讀歐洲最古老大學之一——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

站在雅蓋隆大學的美麗中庭，我想到的不僅僅是辛波斯卡，還有她的校友——哥白尼和若望·保祿二世。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歷史，但有一點是共通的：他們都有著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捨我其誰的勇氣。

▲ 讀詩會上朗讀辛波斯卡

相比之下，辛波斯卡顯得柔弱，經歷也沒有前二者那般坎坷。儘管，她與同時代人一樣，剛從二戰的恐懼中走出，便陷入新的泥潭。

她迅速感知了大時代對她的侵襲。她在雅蓋隆大學的最初專業是波蘭語言文學，隨即轉入社會學，但戰後波蘭被蘇聯所控制，馬克思主義成為唯一合法思想，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學科而遭取消。因此，辛波斯卡只學了一年社會學，便被迫改變專業。在中國50年代初的院系改革中，社會學同樣遭到取消命運，同樣有許多學者再無用武之地，許多學生被迫改變專業。

此時，詩歌也已走入她的生命。1945年3月14日，她在《波蘭日報》）副刊「戰鬥」發表了詩歌處女作《我搜尋詞語》。詩作引起關注的同時，也讓她與「戰鬥」的編輯、出版過十幾本詩集的詩人亞當·符沃德克結緣。二人於1948年結婚，但六年後離婚。

相比之下，第二任丈夫科爾內爾·費利波維奇對辛波斯卡影響更大。他是一位作家，二戰期間曾參加地下抵抗運動，曾被關進德國集中營，戰後回到波蘭，從事小說創作，1990年去世。

在1993年的詩集《結束與開始》中，辛波斯卡抒發著對亡夫的思念，對過往歲月的沉思，還有對生命的澄澈領悟，《一見鍾情》就出自這本詩集，一如他們的相遇。在《事件的版本》中，她寫道——

愛吸引著我們

是的，但必須是

兌現承諾的愛。

對於辛波斯卡來說，詩歌也是一種承諾，年輕時代的偶得，最終成為了一生的事業。這份事業除了固有的寂寞之外，還有種種大時代的波折。它並非只有光彩，但辛波斯卡堅持了下來。

▍艱巨的任務總是找上詩人

1949年，當辛波斯卡試圖出版詩集時，因審查制度而流產，因為她的詩作並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1952年，她出版了首部詩集《我們為此而活著》，主動與意識形態「接軌」，詩集中遍布各種宏大主題，如蘇波友誼、戰後重建、打倒帝國主義等，語言空洞虛假，連詩作的名字都如口號，如《歡呼建設社會主義城市》、《我們的工人談帝國主義》等，只有幾首情詩隱約有著未來的影子。

這當然是一個虛假的、不討人喜歡的辛波斯卡，但她也因為這部詩集得到了關注，並於同年加入波蘭作協和統一工人黨——她的黨員生涯持續了14年，1966年，因為不滿統一工人黨開除哲學萊謝克·柯瓦柯夫斯基，她公開宣布脫黨。

1954年的第二部詩集《向自己提問》，仍然以假大空的政治主題為主打，但情緒上有所弱化，「向自己提問」這一書名也帶有某種質疑意味。顯然，她發現了現實中的種種困惑。所以，她在《被激怒的繆斯》一詩中寫道：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觸及帶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壯的詩句向我尖叫？

▲ 克拉科夫

即使有這樣的質疑，頭兩部詩集仍然是辛波斯卡無法接受的過去，在日後的各種選集中，她很少選擇這兩部詩集中的作品。如果聯想起她曾簽署迫害天主教教士的籲請書的經歷，也可以將她對前兩部詩集的拋棄視為一種道德反思。

就連米沃什都說：「我不喜歡她的早期作品，她經歷了斯大林主義階段……但（她的）每一部詩集都在變得更好。」那時，米沃什也在克拉科夫。二戰後，波蘭人並未迎來光明，已被炸成廢墟的華沙又遭劫掠，只不過劫掠者從德軍變成了蘇軍。米沃什躲到克拉科夫，早早發現了極權的恐怖。1951年，米沃什選擇流亡，前往巴黎，辛波斯卡則仍身處祖國，被迫寫著應景詩作。

1957年的《呼喚雪人》顯然比前兩部詩集要出色得多，進入了她日後最為擅長的領域：愛情、人性和存在等主題。1962年的詩集《鹽》，則展示了真正的辛波斯卡，那種質疑的眼光、促狹的反諷。

米沃什曾說，辛波斯卡「在自己的詩裡面靜默，她不會把自己的生活寫進詩里」。這是她的習慣。但她的靜默有著巨大的力量，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對她的官方評價：在舊的意識形態烏托邦破滅之後，在未來新千年的臨界點上，作為一朵「從廢墟上開出的花」，她可以為人類帶來信心、力量和希望。

這種信心、力量和希望，在1967年的《一百個笑聲》、1972年的《種種情況》和1976年的《巨大的數目》這三部詩集中得到了集中展示。而從1945年到1976年，她僅僅發表了180首詩，如果除去前兩部詩集中那些應景之作，產量更低，可見其自我要求之嚴。

而在1976年的《巨大的數目》之後，她索性一等便是十年，直到1986年，才出版下一部詩集——《橋上的人們》。這部只有22首詩作的詩集被認為是辛波斯卡的創作高峰，儘管多以日常生活元素為題材，但仍能在冷靜的鋪陳中展示現實之荒謬、人性之愚昧。

值得留意的是《橋上的人們》的出版時間——1986年，正是波蘭巨變前夕，當局統治貌似鐵板一塊，實則千瘡百孔，異見團體逐漸走上前台。能夠一次次通過審查制度檢驗的辛波斯卡，一直都被視為不沾染政治的詩人，但她的政治隱喻其實無處不在。比如80年代的波蘭在出版審查制度下，思想著作往往無法出版，色情文學反倒不受約束。辛波斯卡便寫下《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虛構了一個擁護政府審查制度的敘述者，由他表達對自由思想的痛恨，甚至認為思想問題比色情問題更危險，這種幽默的嘲諷同樣具有無窮的力量。當然，這部詩集中最著名的詩作當屬那首《種種可能》。她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於不寫詩的荒謬。」

1953年到1981年間，辛波斯卡一直在克拉科夫《文學生活》周刊工作，1966年脫黨後，她只能在雜誌社裡擔任一名書評撰稿人，負責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專欄。1981年，《文學生活》停刊，她又為《選舉報》撰寫書評。對於一個愛書之人來說，寫書評堪稱美差，就像她所說的那樣：「我很老派，我認為閱讀是人類迄今發明的最榮耀的事。」

1996年，辛波斯卡獲諾貝爾文學獎。在獲獎致辭中，辛波斯卡這樣說道：「詩歌不是一個需要專業研究、定期考試、附有書目和批註的理論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場合授予文憑的行業。這也意味著光看些書——即便是最精緻的詩——並不足以成為詩人。其關鍵因素在於某張蓋有官印的紙。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俄國詩壇的驕傲、諾貝爾桂冠詩人布羅茨基就曾經因為這類理由而被判流放。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未獲官方授予當詩人的權利。」

提到布羅茨基，顯然與東歐世界曾經的歷史有關。布羅茨基一生坎坷，詩歌是他擺脫牢籠的方式。同理，米沃什也是如此。

但辛波斯卡更想表達的是：詩人是一種職業，詩人的所有嘗試與尊嚴，都來自文字與其內心。這一點早已超越了政治，也超越了其他領域。她告訴我們：「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里，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常的。」

最後，她說：「看來艱巨的任務總是找上詩人。」

在這艱巨的任務面前，辛波斯卡從未傲慢，也從未故作高深，更沒有像許多同時代的東歐詩人那樣消費苦難，以宏大命題對抗時代並贏取聲名，她只關注那些生活細處，並從中探尋人性。有人將之稱為「詩歌的民主」，即留心那些被忽視的事物，給予小題材與大題材相等的地位。小題材並不等於膚淺，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官方對其詩作的評價——「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

這個評價或許有些晦澀，但那冊在中國銷量極高，並使得辛波斯卡為國人所熟知的《萬物靜默如謎》，書名便已說明了辛波斯卡的詩歌特色。她筆下的萬物都如謎題，讀到最後方有答案，但這一切並非故弄玄虛，謎題所呈現的是生活本真。她的詩歌語言同樣毫不做作，渾然天成，不受固有觀念的拘束，也無需刻意的加工。

▲ 克拉科夫

▍以個人自由對抗極權的隱居者

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蘭詩人們似乎糾正了這一點，米沃什、魯熱維奇、扎加耶夫斯基和辛波斯卡，都以各自不同的風格書寫著歷史與人性。

作為一個波蘭詩人，二戰和蘇聯控制都是無法抹去的痛苦記憶，無論是納粹大屠殺，還是蘇聯的殘酷控制，都使得他們無法在詩作中避開政治。何況，詩歌本身就源於生活的荒謬與痛苦。辛波斯卡確實極少直接觸及現實政治，但如果據此認為她不關心政治，那是大錯特錯。她所做的，是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描繪來反抗意識形態的侵襲。她早已洞悉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而政治性又基於人性。在那首《時代之子》中，辛波斯卡寫道——

你的話語中有政治的回聲，

你的沉默，也在替它辯護。

那麼，無論何種方式，你都在談論政治。

何況，在極權之下，即使對政治的漠視，也是一種反抗。她的這種反抗也絕非無效，對於這一點，她早有預見，就像她在《烏托邦》里所寫道的那樣：「唯一的道路是抵達之路。」

以詩歌對抗極權政治，在波蘭是一種傳統。也正因此，詩人在波蘭的身份往往以多樣化呈現，成為社會良心，享有極高聲譽。因此，在波蘭的出版物中，詩歌佔據了極大比重，波蘭也因此成為當代詩歌的世界中心，克拉科夫更是波蘭的中心。

時至今日，克拉科夫仍然有著極為濃烈的詩歌乃至文學氛圍。咖啡館和酒吧里總有正在寫作的人，廣場上常有詩歌朗誦會。跨越維斯瓦河兩岸的猶太區卡米奇日，不僅僅是《辛德拉名單》的真實發生地和取景地，也是文學青年聚集之地。這種喧囂固然讓我這種來自文學沒落國度之人心有所感，但辛波斯卡卻與這種喧囂絕緣。她是一個真正的隱士，隱居在這座古城裡，不願提及自己的私生活，不喜歡接受採訪，拒絕別人為自己寫傳記。在她看來，一個詩人的存在感應該僅僅來自於詩歌，人們能讀她的詩就好。

她還不喜歡詩歌朗誦，她曾寫過一首《怯場》，表達了對朗誦詩歌的反感。顯然，即使在克拉科夫這樣的古城裡，她都是一個異類。或者說，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始終堅信個體解放才是真正的救贖，集體的喧囂只是一種假象。我十分喜歡她的一句詩，因為它似乎可以清晰表達這種個人的自由——「我用一切語言，教人以沉默」。

駕車從克拉科夫老城離開，前往辛波斯卡故居，這是一段由華麗步向簡陋的行程。克拉科夫古城與布拉格齊名，並稱為東歐最美之城，但位於城西的公寓區則有著濃郁的前蘇聯時代氣息，十幾層高的公寓大樓呈現著千篇一律的醜陋，置身其中，你根本分不清每棟樓、每一戶、每個窗口之間的區別。辛波斯卡就隱居在一所兩室小房子里，直至去世。

這裡的內涵絕不像外表那般平庸，除了辛波斯卡，還有許多作家和藝術家居住在這裡，作為住客之一的扎加耶夫斯基還稱這裡是「知識分子區」。

數十年前，辛波斯卡就為自己寫下一首名為《墓志銘》的小詩，她這樣寫道——

這裡躺著，像逗點般，一個舊派的人

她寫過幾首詩，大地賜予她長眠

雖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學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這首小詩、牛蒡，和貓頭鷹外

別無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計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運。

▲ 辛波斯卡

那時的辛波斯卡，已經習慣冷靜自嘲。更為難得的是，她之後的人生確實是這樣的。大多數時間裡，她都呆在克拉科夫的陋室中。直到晚年，她才會於每年秋天前往另一個城市小住。

沿克拉科夫南下，接近波蘭與斯洛伐克邊境，便可到達這座辛波斯卡常去的小城——扎科帕內。

這座波蘭南部小城背靠塔特拉山，地形與平原居多的波蘭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建築風格也十分獨特美麗，「扎科帕內別墅」在歐洲極為知名。許多波蘭名人都曾在這裡居住，大名鼎鼎的塔特拉別墅，曾經吸引作家顯克微支、作曲家卡托維茨和鋼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等到訪，綠地中的阿特馬別墅曾是作曲家希曼諾夫斯基的故居，城中地標聖家堂則曾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訪之地。

這裡有一棟樓專門作為作傢俱樂部使用，辛波斯卡擁有一個小房間。據說這個房間沒有電話，甚至沒有浴室，她在這座遊客頗多的小城裡同樣選擇避世生活，在這間小屋裡寫作，偶爾去塔特拉山步行。

她始終安於這樣的生活，因為「詩人沒有傳記，寫作才是他們的傳記」。

（本文原標題為《我用一切語言，教人以沉默》）

作者：葉克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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