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打死記者的後果

當沈藎被杖斃的消息傳出後，有一個英國人憤怒異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對這件事情的評價頗為激憤，他說，「那個該殺的兇惡老婦人慈禧太后」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藎)被亂棍打死。」中國民間排滿情緒由是風起雲湧。

晚清政府，已經不是一個最高統治者可以無法無天的時代。慈禧一怒之下處死一個記者，最終卻引來了一連串難以應對的後續效應……

慈禧下令打死記者之後

1903年夏，據《大公報》報道，肅親王奉旨在虎坊橋抓獲三名「嫌犯」。對於「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大公報》也不太清楚，只能「俟訪明再布。」

就這一次看似平常的抓捕，最終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被抓的人中，一個名為沈藎的記者後來被慈禧杖刑處死。沈藎之死，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晚清中國的著名大案，與新聞自由關聯在一起。

沈藎為什麼被處以極刑呢？最流行的說法是這樣的：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簽訂的《交收東三省條約》，不願意從東北分期撤兵，還提出新的七條要求。當時，剛剛從八國聯軍進京，狼狽西逃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慈禧，不敢抗爭，希望和沙俄締結一項密約，來處理這一問題。

沈藎在日本一家報紙供職，密約簽訂之前，他通過秘密渠道獲取了相關的內容，並把密約草稿寄給天津的《新聞報》（而章士釗的回憶中則提到，是先發表於日本的報紙），提前發表。此事引起世界輿論嘩然，中俄簽約計劃成為泡影，也使得清政府十分惱怒。

由此，沈藎也被稱為「最早為新聞事業獻身的人」、「近代第一個以身殉職的記者」。

肅親王

殘酷的杖刑

對媒體而言，如果報道一些血腥、殘酷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如史直書」的，因為過於殘酷的場面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適感」。

不過，透過《大公報》的報道，我們還是能感受到那種血腥：

「打至二百餘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後不得已，始用繩緊系其頸，勒之而死。」

「當杖斃時……骨已如粉，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以為斃矣。不意沈於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

當時，正鄰近慈禧的生日，本不適宜對犯人正式行刑，但慈禧又必須讓沈藎死，所以，監獄有關人員就「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為立斃杖下」。

更要命的是，當時還沒有執行杖刑的「專業人員」，這樣一來，沈藎的苦頭就大了。為了討好太后，刑部專門製作了一個大木板來招呼沈藎，導致沈藎「血肉飛裂」，折磨好幾個小時後才咽氣。

一個叫做王照的「帝黨」（戊戌變法中支持光緒的為「帝黨」，支持慈禧的為「後黨」）分子，當時也呆在大獄中。第二年，他轉到沈藎曾經呆過的監獄中。日後，他曾這樣回憶那間牢房的境況：「粉牆有黑紫暈跡，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

王照還回憶，杖斃沈藎後，上面還交代刑部，以病故為名遮掩死因，但沈藎身體強壯，加上僅僅入獄一晚就死於非命，當然遮掩不住。

不久，關於沈藎案的報道鋪天蓋地，所產生的影響也不是慈禧所能預料的。輿論批判的焦點，是慈禧沒有經過審判就直接行刑的行為，還有對言論犯罪的重刑判決。

莫理循

莫理循很生氣

當沈藎被杖斃的消息傳出後，有一個英國人憤怒異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對這件事情的評價頗為激憤，他說，「那個該殺的兇惡老婦人慈禧太后」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藎)被亂棍打死，引起滿洲人的很大驚恐。」

他認為，沈藎被殺所帶來的反對浪潮，連晚清政府都沒有料到。以至後來的《蘇報》案等事件上，晚清政府不得不收斂起來，也不得不開始炮製一個像樣的新聞法。

莫理循當時是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的記者。那時，《泰晤士報》的聲名如日中天，以至林肯也不得不感嘆，「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擁有《泰晤士報》那樣強大的力量。」

當《泰晤士》開始發展國外報道的時候，它派駐國外的記者，往往有「第二大使」的稱號。莫理循正是這樣一位「第二大使」。

莫理循留下了大量他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後來被出版社編輯成《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這樣一個大型圖冊。

在《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中，收錄有沈藎的照片。細心的人會發現，背面手寫的「沈克威，杖斃，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等字樣，和其它照片背面的手跡風格完全不同--這張照片背後的字跡異常工整，完全不像其它照片上那樣龍飛鳳舞。相信莫理循也是希望以這種鄭重的態度對自己的同行和朋友，表示內心的深沉哀輓。

其實，除了同為記者的身份之外，莫理循對中俄問題也非常關注。

莫理循認為，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不能因為俄國的過分侵略而受損。1900年11月，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按照這一條約，清政府必須撤出奉天，也就是說，東北三省將成為「黃俄羅斯」。

1901年1月3日，從李鴻章處得到情報的莫理循馬上撰文披露，引起輿論一片嘩然。晚清政府取得了有利的輿論支持，最終拒籤條約。

或許正因為有同樣的經歷，莫理循對沈藎才有更深的同情，也對他的被殺有更深的憤怒。

此後，也就是1903年，莫理循利用《泰晤士報》的版面，發動一場遏制俄國的運動，鼓動日本和俄國發動戰爭。當1904年俄國和日本發起「日俄戰爭」的時候，有媒體甚至聲稱，這是「莫理循的戰爭」。

社會輿論風起雲湧

沈藎的慘案被《大公報》等報紙公開後，還引起全國性的排滿風潮。

據《大公報》的報道，在一次慈禧接見各國公使夫人，談到沈藎案件的時候，「皇太后亦頗有悔意」，並表示在以後追拿各種罪犯的時候，「萬不可株連良善，致離人心」。

當慈禧表示「悔意」討好國外公使的時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殘酷杖刑，已經為反清、排滿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動材料。即使她再強調「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絕無不合公理之舉」，反對之聲已經群起。

《湖北學生界》在報道沈藎案時發表按語：「沈藎之死，我目不知何為而腫，我肝不知何為而裂。犬羊賤族敢將我漢人慘殺乃爾，我中國之稍有同胞觀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報此仇哉！」

在上海，更是有數百人出席追悼沈藎的大會，會上宣讀的《祭沈草文》已經成為排滿的檄文，號召人們「犁清廷，復九世之讎」。

慈禧不知道的是，晚清的中國，不僅僅有政府，還有大量的報紙。在一個有獨立報紙的年代，政府已經很難操控輿論，實行「愚民政策」。

1902年《大公報》創辦時就宣稱，要「以大公之心，發折中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對照《大公報》在「沈藎案」中的表現，也確實做到了「大公之心 」「揚正抑邪」--《大公報》連續發表7篇文章，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追蹤，為輿論獲取了更大的空間，也為媒體樹立了一個典範。

媒體的宣傳，讓當時的許多人了解到，世界上還有一種權利叫做言論權。所以，當時有報紙評論道：「沈藎之死，震動人心比俄日開戰還要厲害。」這一次「因言獲罪」的案件，在媒體和民眾的交互影響下，繼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