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殺慎殺：法官一要堅持，二要解釋

　　輿論拿葯家鑫做標準

　　葯家鑫案將成為橫亘在全國刑事法官面前一塊無法繞過的巨石，而李昌奎案，只是開始。

　　最近兩周，發生在雲南昭通市的李昌奎案又引發網路熱議。

　　在本案中，被告李昌奎因鄉鄰糾紛引發積怨，姦殺了一名同村少女，並殺害了她三歲的弟弟。被通緝後，李昌奎走投無路，主動投案。

　　昭通市中級法院認為，被告犯罪手段極其殘忍，犯罪情節極其惡劣，以故意殺人罪、強姦罪判處其死刑。李昌奎上訴後，雲南高院以本案系民間矛盾激化引發，且存在自首情節為由，改判為死緩。

　　消息傳出，輿論嘩然。由於葯家鑫案餘波未了，再加上此案情節明顯比葯案惡劣，人們紛紛質疑：「葯家鑫死了，李昌奎憑啥活著?」還有網友感慨「葯家鑫真冤」!

　　嚴格來說，雲南高院的二審裁判，與政法部門近年力推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並不相悖。

　　根據《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對於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對於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或者惡意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應當依法從寬處罰。對於親屬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歸案……而認定為自首的，原則都應當依法從寬處罰。」

　　話雖如此，可是，在之前的葯案中，一審法院已認定葯家鑫屬於「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所以，儘管他是在父母陪同下投案，仍被處以極刑。

　　換句話說，如果捅被害人八刀已算「極其殘忍的犯罪手段」，先奸後殺、虐殺兒童難道不是「極其殘忍」?更重要的是，葯案經一審、二審審理後，最終由最高法院核准，這也意味著，最高司法機關認可了一審法院的量刑標準。所以，此案裁定對各級法院的示範作用，絕對不可小覷。

　　可以想像，從今以後，人們會把葯案的裁判標準，作為評價主觀惡性、犯罪手段、人身危險性的底線，一旦有罪行更嚴重者免死，輿論都會以葯案說事，逼促法院改判。長此以往，葯案將成為橫亘在全國刑事法官面前一塊無法繞過的巨石。而李昌奎案，只是開始。

　　最高法奉行少殺慎殺

　　死刑複核案件，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原因不核准的，約佔三成;因政策問題不核准的，佔到七成之多，並漸有上升趨勢。

　　進入21世紀，「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一直是最高法院奉行的司法政策，並得到中央的認可與支持。

　　最高法院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准權後，嚴格把控死刑案件的證據規格、適用標準，死刑數量逐步下降。截至目前，最高法院每年的不予核准率，比例仍然很高。這其中，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原因不核准的，約佔三成;因政策問題不核准的，佔到七成之多，並漸有上升趨勢。

　　嚴格把關、防止錯案，當然是最高司法機關義不容辭的職責。過去，一些偵查、公訴機關對法院嚴格、細緻的證據審查多有怨言，甚至認為法院偏袒被告、立場不穩。但是，幾起冤錯案件接連曝光後，無論是出於尊重生命的意識，還是趨利避責的心理，政法機關內部的證據意識正逐步增強。

　　去年發生的趙作海案，更是直接催生了「兩高三部」《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出台，對遏制「重口供、輕物證」的歪風，防止錯判錯殺，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與證據相比，死刑政策的把握更為重要。

　　「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說明死刑裁判不能只是「殺人償命」邏輯的簡單重複，必須包含法院、法官對案件起因、主觀惡性、文化倫理、社情民意的權衡判斷。

　　事實上，最高法院不予核准死刑的案件中，相當一部分是因為政策上尚有迴旋餘地，被告人罪不至死。

　　比如，婚姻家庭、鄰里糾紛激化引發的命案、被害人存在一定過錯、被告人主動投案、真誠悔罪，或者積極賠償，取得家屬諒解，等等。這其中，有些能夠找到法律依據，有些全憑法官的感性認知。

　　比如，兄弟兩人合夥運輸毒品，是否確有必要將兩人全部處死，使作案者父母「絕後」?又比如，父母送子自首，表面上看，還不如被告人單獨投案更有誠意，但這類行為的社會示範效應，卻絕對不容忽視。如果送子投案也不能免死，今後還有哪個父母會輕易規勸犯罪的兒女自首?

　　據筆者了解，關於上述「規則」，最高法院已形成一套指導意見，每年也會向下級法院集中下發一批典型案例，對何種情況下不應判處死刑進行指導。

　　法院「只做不說」弊大於利

　　「只做不說」會令社會公眾對死刑案件的裁判標準缺乏一個相對理性、穩定的預期，使死刑裁判標準無法接受民意檢驗。

　　然而，上述控制死刑的嘗試，在法院內部一直處於「只做不說」的狀態，外界只知道最高法院倡導「控制死刑、少殺慎殺」，廣大刑事法官如何年節無休，加班加點，但死刑到底是如何控制的?慎殺的標準又是什麼?「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如何認定?尤其是有什麼典型案例可供說明?媒體和公眾卻無從知曉。

　　這麼做的好處當然是明顯的，既可以避免個案被放大、炒作，引發爭議，相關工作也可以只在上下級法院之間完成，便於操作、協調。

　　但是，總體上看，這麼做還是弊大於利。

　　首先，「只做不說」會令社會公眾對死刑案件的裁判標準缺乏一個相對理性、穩定的預期。有時，下級法院明明是在貫徹最高法院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群眾卻理解為司法不公、執法不嚴，一旦輕判，就會成為眾矢之的。這個時候，如果上級法院受「民意」挾制，動輒改判，既令下級法官寒心，也破壞既定規則。

　　其次，「只做不說」使死刑裁判標準無法接受民意檢驗。最高法院目前倡導的死刑政策，總體上是順應文明發展和法治潮流的。但是，我們講寬嚴相濟，是指當寬則寬，當嚴則嚴，並不是說寬容無度、寬大無邊，只有適時公開死刑案例，才有助於公眾討論當前的寬嚴標準是否合理，哪些失之過寬，哪些又失之過嚴，儘管這些討論未必專業，但對於法院準確把握公眾心理，洞察判決效果，還是有很大啟示。

　　而且，有了這種討論。人們才會把爭議的重心，放在量刑標準是否合理上，而不是受人誤導，肆意揣度貓膩或黑幕的存在。

　　最後，「只做不說」容易滋生司法腐敗。如果死刑標準只有內部人掌握，很可能導致某些律師、法官以「許諾」爭取「不殺」為手段，任意收取當事人費用，實則直接放入個人腰包。這些人只是根據正常標準，知道某種情況下循慣例即可免死，卻藉此攬財，損害司法形象。

　　法官面對輿論要堅持原則

　　及時回應，對二審為何改判，進行有針對性的解釋、說服工作，哪怕承受輿論壓力，也不輕易顛覆自己的意見。

　　司法審判是一項專業性活動，法官必須洞察民意，但也不能一味遷就民意，更何況在某種情況下，民意是受到某些被「污染」的信息源所主導的。

　　進入「微博時代」，信息傳播的速度、廣度都以幾何倍數增加，「網路民意」對司法審判的影響力也進一步增大。

　　葯家鑫的行為固然惡劣，但在這起案件中，被害人代理人的造謠行為，對後來形成的社會輿論，的確起到了極不好的推動作用。

　　今年6月21日，陝西省委政法委書記宋洪武在西安交通大學與學生交流時也承認，判處葯家鑫死刑，是從法律、政治、社會三個效果考慮的，如果不判處死刑，可能會對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念造成負面影響。這種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受微博、論壇上表現出來的「洶湧民意」的影響。

　　然而，個案問題解決了，後續問題卻接踵而至。

　　最高法院順應民意，依法核准了對「人身危險性極強」、「犯罪手段極其惡劣」，雖有自首情節亦不能從輕處罰的葯家鑫的死刑。但是，之前形成的一套裁判邏輯，又如何自圓其說，並向下級法院交代呢?是就此放寬死刑標準，還是下不為例?如果下不為例，這次為什麼又要開此先例?今後出現類似情況，難道還要破例嗎?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霍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此話粗看似乎有理，細讀卻值得推敲。

　　對法官來說，接地氣、明常理當然重要，但是，司法裁判畢竟是一個有示範意義的邏輯推演過程，必須有內在的規律，必須能維持自圓其說的邏輯，如果對公眾質疑不回應，或者態度騎牆、反覆無常，就會使司法失去公信力，法律的「生命」，更是無從談起。

　　所以，我贊同雲南高院在李昌奎案中的表現：及時回應，對二審為何改判，進行有針對性的解釋、說服工作，哪怕承受輿論壓力，也不輕易顛覆自己的意見。

　　我認為，為維護司法尊嚴，創造一個更好的司法環境，從最高法院到各高級法院，都應有所擔當，及時做好死刑政策的宣傳、普及工作，適時公開死刑典型判例，使「少殺慎殺」觀念深入人心，不要讓所有壓力都讓下級法院和普通法官來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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