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橋一寺一陵，見證元明清三朝政治風波

早在2015年年初，有媒體報道稱，海淀區政府有意頤和園、玉泉山之「三山五園」歷史文化景區的核心區域恢復部分標誌性古建築，其中包括恢復功德寺山門。這引起了我對這個神秘寺院的極大興趣。

消息來自年初，但到了年尾還沒有什麼動靜。可是年尾有一部轟動時下的京味電影《老炮兒》，提到過頤和園後邊「有一野湖」，裡面的「炮兒」要到野湖「茬架」。我那已經熄滅的興趣小火星再次點燃。所謂「野湖」，好歹是個湖，也是有著一大片水面的地方，不會是後來又有媒體來附會的北塢公園裡面一個小坑塘。我推測《老炮兒》里說的野湖還是昆明湖，只不過在它的西北岸，草荒人少，貌似比較「野」。

這讓我想起昆明湖幾百年的變遷，所謂翁山泊，所謂西湖，而那曾經蒼野茫茫的水面北岸矗立過一間輝煌壯麗的大寺院——宣德皇帝敕建大功德寺。由此，關聯起史料記載的這間寺院的風水命門——白虎口，其地坐落著明朝景泰帝之陵寢。這些在我腦海里不經意間相互串聯，但世間的因緣契合都是發生於不經意之間而昭示的某種內在瓜葛。

不過，寺也好，陵也好，因緣的起點應該是一座橋。一座橋會記憶許多故事，特別是歷經歲月磨礪的古橋，踏過橋的人多了，帶過來帶過去的心情便是五花八門，能講不能講的故事更是紛繁離奇。

光緒年橋寺陵位置圖畫

一、緣起青龍橋

在頤和園北端昆明湖水閘入水口，向北望去，便可見一座叫「青龍橋」的小橋跨河而立，貌不驚人了無雕飾。

如果我說它是一座始建於元朝的古橋，有人信嗎？到跟前查看過這座橋的人一定大失所望，普普通通，跨過京密引水渠，通往一個彷彿七八十年代的鎮子——青龍橋鎮，當然，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所謂鎮的編製，應該叫青龍橋社區或街道，但它實在是一片與現如今的北京嚴重脫節的地方。原來低矮的房屋伴隨大都市的現代化建設變成一通私搭亂建、雜陳無章的堆砌，典型的城市邊緣化的守望者，似乎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而依舊在過去的時間裡打轉。

是的，青龍橋雕刻了多少過往時光！那時過橋的某些人將繁華都城留在身後，滿眼蒼茫，若離若失，不知此身一去何處安身立命。

1900年8月15日，庚子事變，八國聯軍壓境北京城。清晨六點起駕，慈禧率宮廷100餘人的所謂「西狩」車馬，穿過青龍橋，折向西北，經紅山口、望兒山、西北旺，宿貫市（今西貫市村隸屬昌平陽坊鎮），第二天過南口出居庸關。如此逃亡，足以看出大清朝朝廷步履維艱，倉皇疲弱，皇家人馬跑了足足兩天才算跑出今天北京這個範圍。

按照當時的記錄，慈禧太后清晨起駕，在西直門外倚虹堂小憩，中午到達頤和園仁壽殿用膳，那麼他們出頤和園北門過青龍橋應該已是中午過後。正是炎夏，一干趕到頤和園的親王大臣與慈禧太后一同過橋，大臣們被慈禧破口大罵一番，想必此一行人都是心緒黯淡，羞憤難當，與其說是個流亡朝廷不如說像難民般拖沓凌亂，即使是鬱鬱蔥蔥的夏季也是一片荒涼心境。

想著大清河山就這樣被拋在身後，兩宮倉皇西行，前途未卜，他們彪悍驍勇的祖先在1644年入主北京城的震天豪情，早已化作過眼煙雲。但這個對比也不至於激起他們殉國的貞烈。跑吧，過了橋便是真正的離開北京城，離青龍橋東2里左右的地方，今天中央黨校大有庄一帶設有出城的城關。

這座古橋只是庚子之變這出大歷史劇里的小角色，就如同站在更遠處的大清子民無足輕重，只有迷茫地目送皇族很衰很衰的一干人等，絕塵而去。

今天看這座橋太普通不過，經過近代全面修繕，古意只是若隱若現，水泥橋面，護欄壓制些刻板花紋的預製板，粗糙不講究，與無數條跨越河道的普通小橋沒什麼區別。但你離開橋往遠處的岸堤一站，回首再望，那有著漂亮弧線的單孔拱洞上是顏色略淺的花崗石，弧度流暢完美而現彩虹卧波之神韻，橋身及橋基以大塊青石板緊密疊砌，角度咬合精準，堅固精巧實用，這種單拱式造型橋無疑正是我國古代工匠智慧之作，無論後世整修過無數次它被雨雪風霜摧殘的外表，它的骨架就那麼好好立著，支撐著，沒有改變。

這座古橋建於元朝郭守敬興修京城水利之後。

元朝定都北京建造都城，名為大都城，為了解決外運貨物運輸至大都的漕運問題，朝廷任命一位河北邢台人郭守敬擔任領都水監事一職，專理此事。

當時南方糧食調運大都是經過大運河進行南北航運，但大運河的終點只到通縣，從通縣到北京就不得不靠陸路運輸。在那個馬車拉運的年代，這段路途不近，且十分艱辛，經常會發生人畜的疾病死亡，糧食霉爛糟踏非常嚴重。郭守敬主持開鑿了通縣直連大都城的運糧河。但挖河必須補充水源，讓大船浮起來航運，形成有效漕運。水在何方？

郭守敬把目光轉向地勢更高的北部、西部山區。他實地踏勘，利用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勢特點將昌平白浮村神山泉等系列泉水引導經西而南下，再匯合香山、碧雲、玉泉山諸泉，以修葺水渠的方式彙集到七里泊（也稱「七里 」或「大泊湖」），它是眾所周知的今天頤和園昆明湖的前身。

那時候七里泊近乎一自然湖面，其主要水源來自西山諸泉，但在郭守敬的水利工程下，他將昌平之水、西山之水統統導入興修的水渠——白浮堰內（即今天的「京密引水渠」前身），自北而南注入七里泊，相當於把它當作為一個調蓄水庫，進而再繼續開鑿河渠（今天的昆玉河前身）向南流入大都城，匯入積水潭。進而以開挖通惠河至通縣連起大運河，形成有充足水源補充的運河航運體系。

這項看似宏大但實際用了巧勁的因勢利導工程至今都在福惠京城。

想想看，如果沒有這條水脈來滋潤京城中心各個海子湖泊，今天所謂內城的諸海子——什剎海等就是一片枯地而已，那是多麼沒有水之靈氣的城市。工程始於1291年，歷時不到3年。1293年初秋，忽必烈由承德避暑歸來，過積水潭，已看到「舳艫蔽水，檣聳楫晃」，南方的貨船已來到大都，想必是龍顏大悅，讚歎好一派繁華景象。

就是修了這條白浮堰，把原來居住於水渠進入七里泊入水口一帶的民眾交通阻斷了，所以當地居民為往來方便修建了一條石橋。原來這個地方叫碾庄，也叫七里泊，可以想像是相當大的一片水面，由於有了這麼一座橋，人們又以青龍之瑞名命名之，久而久之，這個地方就改叫「青龍橋」作為地名了。

《明一統志》記載：「七里泊在碾庄，源自昌平州，東南流至宛平縣，合高粱河，青龍橋跨其上。」到了乾隆《日下舊聞考》時，說明其演變：「七里泊、碾庄系舊地名，今土人（指當地人）惟通稱曰青龍橋耳。至青龍橋在萬壽山後西北隅，水勢經東北流，不由東南。「明統志」雲與高粱河合，乃不諳地形之說。」可以想像修編《日下舊聞考》的人在嘲笑明朝人分不清東南西北。高粱河即是北來之水進入都城積水潭的河道，現有京城西直門高梁橋可參考大致路徑。

我必須釐清兩個稱謂，今天頤和園萬壽山在元朝時不知叫什麼，在明朝叫瓮山，也叫畑（音「田」）山，直到乾隆帝修大報恩延壽寺後改名萬壽山。昆明湖元朝時叫七里泊、大泊湖，明朝至乾隆時叫西湖，後也被乾隆改為昆明湖。跟我們今人游頤和園一樣，每逢花紅柳綠的春天，京城裡的男女老少也是相扶相擁著來這裡春遊賞景，有文化的也是吟詩作對。

「土人必曰西湖景。」編纂《日下舊聞考》的大人們雖然有點嘲笑草民之意，但也是說明這裡作為春花秋月郊野攬勝之地由來已久。

二、功德寺的廢建之間

這一切的郊野公園也好，皇家苑囿也好，都在青龍橋之左岸。而除去生計百姓，某些懷揣另一番心境的人過橋之後，則走向另一個脫離世俗的世界。

跨過青龍橋向左，將可抵達一間規模宏麗的皇家敕建寺院——功德寺。該寺始建於元，幾經興廢，現今遺址難尋，但近年有出土的石碑、石獸證明其曾經的存在。

20世紀初的功德寺

跨過青龍橋向右，是東西縱延的群山，不高，太行山落在京城最後的余脈。這裡也可稱之為京城的第二明陵區，只不過大多荒冢難尋，唯有金山口景泰陵安然而立。

這真是修行來世與超度往生的兩個方向。走向這兩個方向的人都似乎像是騰地而起的雲，飄乎乎雲山霧罩，棄俗世萬緣空濛。

前言道，功德寺今已無存，但依靠一位了不起的的美國攝影師西德尼·戴維·甘博（1890年7月12日-1968年3月29日）無意中拍攝到的一張照片，可以確定大致遺址。這張從玉泉山高頂專門拍攝頤和園佛香閣的照片，不經意地把上世紀初功德寺殘留的 重檐廡頂大殿拍了下來。而據資深攝影人士的計算推定，重檐廡頂大殿即是出土若干文物的地方。這間寺院始建於元朝天曆二年（1329年），歷經元、明、清，屢建屢廢，最終在民國和新中國建立後被一點點徹底消滅。

西德尼·戴維·甘博從玉泉山高頂拍攝的佛香閣、功德寺

從功德寺舊址可以看到佛香閣

最初的寺院敕建活動記載於《元史文宗紀》中「天曆二年」 相關的三段文字：

1、五月，以儲慶司所貯金三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護聖寺。

2、九月,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為大承天護聖寺永業。

3、立大承天護聖寺營繕提點所。

以上這三條信史記載的內容包括了功德寺的前身——大承天護聖寺由皇家出錢於天曆二年（1329年），購買已故南宋太后全氏家的田產作為大承天護寺的永業田，即歸屬寺廟的田產。

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很奇怪的信息，南宋朝廷降元，一方面是軍事戰敗，被元軍直取臨安，另一方面，元朝也對亡國之君給與了寬大安撫。宋恭帝當時只是個5歲幼主，他的母親全氏帶著他跪地接受忽必烈詔書時聽到「免系頸牽羊」，也就是對他們寬大處理，可免受請罪之辱，給一條活命時，全氏竟然哭了起來，對宋恭帝說：「承蒙天子的聖慈，才使你活了下來，你應當仰望宮闕拜謝大元皇帝。」

後來，元朝大將伯顏把宋恭帝帶到上都，全氏也跟去。元朝授予他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為瀛國公。忽必烈對降元的皇室還是進行懷柔安撫，賜與了官爵和宅地，將他們最終安置在大都。當然，到了1329年，無論宋恭帝還是他的母親全氏都已過世，但他們受忽必烈分封的田地還在，恰在大都的七里泊一帶，元朝官方還向他們的親屬回購了這塊土地，也就是說功德寺是在元皇室賜給南宋投降皇室的田地上建立起來的。

凡強者往往以對弱者的寬宥更以顯示自己的強大，可見忽必烈以如此胸懷，亦是顯耀其勝利者的優越感。他賜予宋朝降帝及家庭的是一塊風水寶地，依山傍水，被後世選作皇家寺院之址。

從興建時間上算，寺院建於孛兒只斤·圖帖睦爾（元文宗）當政之初，也就是天曆二年（1329年）五月。七月時，他請回駐紮察合台的哥哥周王和世剌並誠意禪讓了帝位，和世剌成為元明宗。可元明宗只做了一個月的皇帝便暴斃而亡，史稱「天曆之變」，後世懷疑和世剌是被毒殺。

到了9月，朝廷徵用已故宋太后家族土地以用於寺院時，政權又回到了文宗手上。所以大承天護聖寺由元文宗敕建無疑。但元文宗駐蹕這間寺院次數應該很有限，因為三年後他就死了，後繼者將他和太皇太后的御容畫像安放入寺院，但跟進的奇事是寺院發生了一場大火，荒廢了幾年，至正年十三年（1353年）元皇室又花巨資修復。

這間寺院開始建立就號稱「規制巨麗」，寺外有三方巨大平台，用於觀花賞景。借景西山，臨水之畔，可以設想，動蕩的元朝宮廷政變頻發，它偏安於遠離皇宮的西郊山水之間，成為供奉佛祖修行佛法行辦佛事的場所，彷彿亂世中一方安靜的觀察者，不參與任何意見。

進入明朝，由於宣德帝好佛且國家資金也還寬裕，對這間元朝遺寺重新修建。生活於正統至正德年間的李東陽（1447年7月21日-1516年8月17日）在《懷麗堂集》中這樣記載：

「功德寺甚宏敞，後殿尤精麗，殿柱及藏經筒皆錐金。錐金者，布純金為地，髹彩其上，以錐畫之，為人物花鳥狀，若繪畫然。又有刻絲觀音一軸，懸於梁際，此宋元物，寺僧雲禁中所賜也。」

可以想見宣德年復建後，大寺更是奢華漂亮，殿柱子和藏經筒都是純金飾面，再以錐雕鋪陳色彩畫出花鳥，一定是精美絕倫。至於刻絲觀音當是南宋藝術精品，被元朝朝廷賞賜給了寺院。

宣德十年，宣德皇帝首次駐蹕功德寺，留下鸞仗給寺里，自此後的皇帝都循此例，成為駐蹕之所。後世為何駐蹕，那就與其西北不遠處的金山口有關了。而金山口之事，卻要從明英宗說起。

明《琅琊漫抄》里記錄了功德寺後殿壁畫「工而麗」而引發的一個君明臣賢的故事。正統年間，太皇太后張氏會經常帶著年幼的英宗來此遊歷，有一次實在是過於流連而忘返，在寺院後殿住了三夜才回宮。那時英宗大概在10歲左右（英宗9歲登皇位，即1435年，而7年後1442年張太后過世），人小心大有點多嘴，而且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紀就開始信任那個後來差點害死他的宦官王振。他回來就向王振學舌此事。張太后和輔政大臣「三楊」當時為幼主英宗統領正統朝廷，對宦官有提防之心，王振等尚不敢亂說亂動。但王振聽說此事後認為有違禮制，就教唆英宗在後殿秘密造佛像一堂。造好後向太皇太后稟報，說自己無以報答太皇太后大德，特意造佛像請入寺內。

老太后沒有察覺這麼討巧的故事是太監編排的，還大喜過望請人刻金字經書也送入寺內。佛像、經書均安置於後殿，從此張太后再也不方便留宿寺內。這是一樁貌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表面看，明英宗年幼之時便已賢明機智，殊不知宦官以太后宮外留宿有違明朝禮法規製為由，開始操縱英宗了。

等到張太后和輔政「三楊」都過世後，英宗也長成英姿勃發的青年皇帝，開始管理朝政。正統十四年（1449年）發生了「土木堡之變」，英宗年輕氣盛，偏聽宦官王振無厘頭的干政建議，竟然貿然親征討伐蒙古瓦剌部落也先，率領明軍50萬大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遭遇埋伏，死傷過半，大臣殉難好幾十人，23歲的年輕明皇帝英宗也被也先擄去，轉瞬間由貴不可言的皇帝變為階下囚。這就是英宗沒頭腦的莽撞行為，雖然誤國宦官也死於這場戰爭，但以明朝當時的國家實力，精兵強將，絕非應遭此慘重損失。

回顧中原皇帝或者說漢人皇帝被北方民族掠走的往事，大體有三。

一是如東晉末帝晉懷帝那樣毫無血性氣節，對著入侵者匈奴曲意逢迎，侵略者問他為什麼自家兄弟骨肉殘殺搞「八王之亂」，他說這是為迎接陛下（匈奴人）天意指引的「自相驅除」 。故錢穆《國史大綱》里評價東晉，無論皇族或臣子「毫無廉恥氣節，尤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

二是如北宋徽欽二帝被掠走北狩，受盡金人折磨侮辱，客死五國城。後人說起便是慘狀難言。有一個細節是，紹興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紹興和議》徹底完成所有手續。高宗生母韋賢妃同徽宗棺槨歸宋。離行時，欽宗披頭散髮，抱住她的車輪，請她轉告高宗，若能回南，他只要當個「太乙宮主」（就是一道人）就滿足了，意即對王位早已心死。一代君王可嘆塵埃落難！

而明英宗是第三類被掠走的中國皇帝，與前面這些情況不同，他至少保全了明朝君王的尊嚴、氣節。還有傳說他富有人格魅力，不少蒙古大臣對他折服欽佩。當然這也許是明朝官方自我宣揚，但也先確實只押了他一年就將他放回明都北京。漢人的心思就是揣測蒙古人是放他回來挑撥兄弟殘殺，宮廷大亂而取自滅。這或許是不同族類之間思維方式的差異，蒙古人那時無非是向明朝要錢要物，他們拉著被俘的英宗到北京城下要挾要東西，沒想到明朝當任的君王——英宗的弟弟朱祁鈺根本不為所動。那英宗有何用處？殺了他後面有的是皇子太子的，不如放了，將來還留下一條與明朝緩和關係，繼續交往獲得財富的後路。

耳根子軟偏聽是英宗的毛病，而這種君王身邊容易出誤國官宦。英宗復辟後殺了國家棟樑大臣于謙，又是一大蠢事。但無論如何他熬過七年冷宮生涯，被忠於他的舊臣救出重登皇位，而大概天意，他那過於貪戀皇位的弟弟朱祁鈺得病不治（又說被謀害），也命終歸西。

三、景泰陵諸事

景泰八年，英宗天順元年（1457年）二月，過了青龍橋往右轉，再向西行，英宗將他過世的弟弟——景泰帝朱祁鈺的靈柩送至西山金山口下葬。

明、清所指的金山口在今天通往香山的娘娘府一處，雖然康熙時就有娘娘府的地名，但今天再問當地人金山口為何地，估計都說不太清楚。大致的位置就是娘娘府一帶背後的東西走向的山脈，不是很高，彼此綿延起伏，向東一直延續到百望山，向西與香山相連。今天這一區域的山嶺就沒有什麼正式名字了，因為基本是軍事禁區，連景泰帝的陵寢也圍在某軍隊的干休所範圍之內，很難靠近參觀。在明朝，金山口一帶山嶺簡直就是明皇室除去十三陵後的第二墓地區，大小墓葬超過百餘。原來主要是安葬早殤的皇子公主，從剛出生就夭折的到長到十幾歲還沒成年的，大多沒有序齒（即排位）。所以英宗把當了八年皇帝的代宗葬在此處，可見其心中生出的怨恨與厭惡。而最初給景泰皇帝修的陵寢也只是親王規格制式，因為英宗把他降到之前的「郕王」地位，還謚號「戾」。

但英宗去世後，繼任者是英宗兒子朱見深，即成化皇帝，他解開了這個親人之間的仇怨。在英宗最初執政時，朱見深原本就是皇太子。父親英宗被俘後叔叔當政其太子位被廢，太子換成叔叔的兒子，結果因緣自在，果報自在，叔叔的兒子竟然夭折（應該也葬於金山口），而他自己的父親八年後又重新奪回王位，他又恢復太子身份。

這些驚心動魄的宮廷鬥爭讓他從幼年起就倍感壓力，落下口吃的毛病。不過他還是決心以德報怨，於成化十一年（1475年），恢復郕王朱祁鈺的帝號，「恭仁康定景皇帝」，將原親王規制的陵寢改為帝王規制。他說其實這是他父親晚年的意思，兒子為父親化解了這一段兄弟恩怨。

英宗一生跌宕起伏，從少不更事被宦官控制，到魯莽衝動被蒙古也先掠走，再被弟弟打進冷宮七年，復辟後雖然他還是繼續幹了蠢事，如殺了保衛北京城的有功大臣于謙，糊塗還是糊塗，但跌宕起伏的人生使他的一生變成了一場砥礪磨練的修行，晚年逐漸變得憐憫慈悲。

他復辟改年號天順第二年，懷念起在他9歲登基那年圓寂的「西天佛子」智光大法師，便命人為智光造像，還為畫像題讚詞，天順四年又追封智光為「大通法王」。他對9歲之前有關智光的印象很淺淡，但人生殘酷的經歷，反將他更推向皈依佛法，有了某種程度的放下及看空的思維。

他在臨終前更是慈心大發，做了兩件大善事。一是釋放從永樂朝就開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文圭，靖難後方2歲，便被幽禁逾五十年，幾乎是終身囚禁。他被釋放後很快也過世了，走完了囚徒的一生）。其二，下旨停止帝王死後嬪妃殉葬的制度，被贊曰「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禁止殉葬妃嬪是英宗臨終之前的恩典，景泰皇帝的唐貴妃沒有這麼幸運。她成為明朝最後一個被殉葬的妃子，葬於景泰陵中。而景泰皇帝那位深明大義反對廢朱見深太子之位的汪皇后倒是免於殉葬，以「郕王妃」的身份活到年過80自然終老，且得到後來的成化皇帝朱見深的報恩與照顧。

景泰陵

妃嬪殉葬制度自英宗廢止，後面帝王的嬪妃可以在帝王駕崩後繼續在宮廷終老。對於那些在位比較長的皇帝如嘉靖皇帝，其留下的妃嬪就有30餘位，除了四位貴妃級位置較高者葬昌平墺兒峪，其餘都葬在了西山。所以約有100位左右的明朝妃嬪埋葬於金山口一帶西山，還包括三位廢后，其中汪皇后80終老後與景帝合葬，另兩位廢后也是以妃子規格埋葬。

北京西郊有民諺：「一溜邊山府，七十二座墳。」說的是京西帶「府」的地名，均為明代皇家墳地。可以看到「娘娘府」、「道公府」、「四王府」、「雍王府」、「申王府」等。這裡的府即「墓府」或「地府」，

既然是後宮及景帝陵寢散落於金山口一帶諸山林之間，形成了僅次於十三陵之後明朝皇室第二個頗具規模的皇族墓地，雖然葬的是妃嬪、廢后廢帝，但畢竟打斷骨頭連著筋，不一定是哪位皇子親王的母親埋土哪片山頭呢。譬如崇禎皇帝登基後便向旁人打聽：其生母劉淑女所葬何處？因為其母親生前地位較低，在崇禎只有5歲時，因一點小事，被父親朱常洛逼迫或虐待而死。因為朱常洛那時候是太子身份，唯恐父親萬曆皇帝知道此事而廢了他，所以對外稱劉氏病亡，悄悄葬於西山。這個傷痛一直深深烙在崇禎幼小的心靈。

他一俟登基，就派人到金山口找到劉氏墓地，然後將劉氏遺骨移放十三陵慶陵，與光宗朱常洛合葬，就是說慶陵最終擠進了三位皇后——郭皇后、王皇后，還有這位劉氏。崇禎才不管這些，還追封她為孝純皇后。這就是為母親翻案的例子。

英宗過世，景泰皇帝平反，每到謁陵時節，後續的皇帝們都會巡幸金山口，大小親王外戚親屬難免也是會記掛這些逝去的妃嬪祖宗，墓地在一定時期還是有人看護管理。皇帝及皇親們拜完陵墓，一般都到功德寺休息遊覽，所以走過青龍橋的這一祭拜遊覽之路線在明朝一直延續著，尤其在宣德皇帝重新修建功德寺之後。

清《正覺樓叢書——人海記》把寺廟與墓地結合而記：「功德寺舊名護聖寺，直金山口，與景陵相近。宣德朝，雪峰大覺禪師駐錫於此，宣帝御賜詩：當年天下選高僧，獨取尊師第一名。即指雪峰也。園陵自景皇帝外又有懷獻、悼恭、哀仲、莊敬、憲懷、獻懷、悼懷故太子七，衛、許、忻、申、蔚、岳、景、穎、戚、薊、均、靖、邠、簡、懷，悼故王十六。殤主二十六。仁宗妃三，宣宗妃一，英宗妃憲宗妃十二，按史皆葬金山與景陵相屬，凡五十三園今不可別識矣。」事實上埋葬的皇室成員遠不止於此。

皇室去金山口祭靈，然後來到寺里歇息遊覽，這些活動一般安排在清明掃墓踏青之時，有記錄為證：「功德寺，在西湖上，元朝敕建，曰大護國聖寺。至本朝宣德年重修，敕賜今名，乃聖駕謁陵駐蹕之所。地臨西湖，一望無際，每夏秋之間，湖水泛溢，鷗雁往來，落霞返照，寺景如畫。」（沈榜《苑署雜記》）

但是，到了嘉靖皇帝，功德寺再一次被毀廢。原因來自嘉靖皇帝的一次壞心情。那年他去謁景帝靈，宮內官認為金山口路太狹窄，拓寬了數十尺，有懂風水的人就說，這條道是功德寺白虎口也，虎口張開了就不利於寺。聽了這話嘉靖也沒說什麼，拜完陵回到功德寺休息，吃罷中飯，皇帝在廊廡散步，「見金剛像獰惡」，被驚嚇而後大怒，找個理由說這個寺廟建的規制不對，逾規逾距，僧人看著也不法修行的樣子，找了些閑茬兒，把僧人轟走，就把功德寺撤廢了。

毛澤東說讀明史就生氣，他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一生坎坷屢犯錯誤但回歸慈悲的英宗還被歸為「稍好」的，嘉靖這樣的肯定被歸為「不好」之列。

嘉靖表面上講禮儀規制，譬如他登基後為給自己的父親封個「睿宗皇帝」不惜和眾護禮大臣爭吵了三年，最後還是用皇權壓制以「血濺左順門」事件結束所謂虛偽的「禮制」之爭。明朝皇帝禮佛的居多，但嘉靖是例外，他好黃老之道，偏好求方士煉丹，以求長生不老。所以他在拜謁景陵路上聽聞「白虎口」之說，早就令他不悅，回到功德寺里再觀金剛像，定是內心的道、佛交鋒的心思全面大爆發了，便找個不合規制的借口把功德寺廢滅了。

四、興廢之間

說來也是蹊蹺，功德寺自元朝興建，歷朝都是一建一毀，元朝是被大火燒過一遍，明朝宣德復建又被嘉靖毀棄一次。到清初，寺院應該還在，只是荒蕪凄涼，屋牆頽圮。康雍兩朝也無人理會。而西山一帶金山口明陵墓群也因明末清初改朝換代，大多失於修葺，甚至滅失無尋。《日下舊聞考》只是這樣一句話描述乾隆年間的金山口明景陵：「明景帝陵今封樹如故，陵前恭勒御制詩碑亭。」按照明朝資料記載，金山這一帶山林大多是白楊樹及樗樹（就是俗稱的「臭椿」），按照成化改修帝王陵後應以松柏等高貴品種的樹木為封樹，也就是經歷戰亂，這些樹木未被砍伐盜賣。

乾隆時代也是大舉興修復建佛寺的時代。對於青龍橋外這兩處遺迹，乾隆均下旨復建或維修，而且喜歡留下文字的他在這兩處均留下詩文。

乾隆復建功德寺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復建原因有二：一是功德寺恰在昆明湖之西北岸的盡頭，緊鄰西側玉泉山之靜明園，本身就與乾隆年間舉建的清漪園有關聯性，從暢春園到香山形成一條長達十幾公里的西郊皇家園林帶。另一個原因是他自慶六旬壽辰同時更是孝敬他篤信佛教的老母親崇慶老太后八十大壽。乾隆朝這類好大喜功以財力支持廣修佛寺，扶植佛教的事例不在少數。

乾隆特為功德寺復建完工做碑記一篇——《御制重修功德寺碑記》，內容如下：

道海淀經青龍橋，折而西，距玉泉山麓不盡於二里，有遺剎一區，重門三塗，不可識已。延睇香積，頹垣離立艿荄間。訊諸土人，曰：是功德寺也。

考元史，文宗天立二年建大承天護聖寺，而都穆《南濠集》稱功德寺舊名護聖寺。蔣葵《長安客話》載寺修於明宣德初，及嘉靖中車駕駐此，見廊廡金剛像獰甚，心悸，因坐僧宮殿僭逾罪，撤去之。寺竟廢盭，怪哉！有明閹焰滋熾，若瑾、振輩橫作罔禁，顧猶毀茲寺，使勝國名跡就湮，於意何居？爰詔將作，茲寺久著圖志，且當靜明園蹕途，乃者歲庚寅為朕六袠慶辰，越辛卯恭遇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聖節，宜加厘飭，用迓鴻禧。其出內帑繕而復之。暨所司以落成告，則材致工完，自層闉周阿，登登戢戢，以逮旛楔鍾魚，靡弗嚴凈具足。夫其背倚嶔岑，栴檀蔚森，迦陵囀梵，六時送音 ，非功德之林耶？面俯湖堧，神瀵奫潫，耨池分罫，條衣水田，非功德之泉耶？然而朕之記之，詎惟在是！

朕嘗言，以茲功德無量無邊。必進而讃之曰：不可思議。夫不可思、不可議者，特從其波及一四天下，一切眾生隨分圓滿，末由舉似而為言耳。其在能仁有建立之功，有精進之德，固無一息不心之以為願而身之以為行。無量壽佛經所以有善思議菩薩之目，又豈容委之不關思議，輒自弛其擔荷哉？正如古帝者致巍乎煥乎之盛美，持不矜不伐之淵沖，其功德至於民無能名，而方其食旰衣宵，常於一堂命禮樂工虞之佐，吁咈都俞，相與動色而交儆。凡皆起于思之精議之熟，而後不識不知，被之者亦並忘乎思議，其為無量無邊也，以證帝釋真詮，亦若是則已矣。斯尤其可記者。至虞集寺碑謂始作土功時，得古金銅事佛儀器於地中，以為先有密契。《帝京景物略》謂寺僧板庵能役木球使者出外募金，直襲唐咸通中正覺禪師軼事，傅會其說，蓋皆誇功德而涉思議，其義轉墮，又奚足雲！

這段洋洋洒洒的碑文題記很像一篇帝王論文，很有可能是他身邊的如于敏中之流根據乾隆各種議論言詞而記錄成就。最有趣的是乾隆說功德寺雖有好山好水可依持，山林泉水可謂功德之山功德之水，但此寺可並不僅限於此。於是他對佛經常常提及的「不可思議」一詞加以詮釋，他認為「不可思議」並非「不可思不可議」，而「凡皆起于思之精議之熟，而後不識不知，被之者亦並忘乎思議，其為無量無邊也」，也就是他理解的佛法真諦在於思議精透而法力無量無邊。

另外乾隆在這篇碑文里又議論了關乎「思議」的兩件事，第一是嘉靖滅寺之說，出於帝王之間的惺惺相惜，他認為此說荒誕不經的——「怪哉」！一定是明朝那些誤國的宦官劉瑾、王振搗亂導致寺廟被毀。

從這一點可見乾隆的剛愎不講理，這兩位太監都是嘉靖朝之前的太監，嘉靖遊歷之時他們已經死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了，但乾隆帝想著這二人的可惡，還是把毀寺的罪名加給他們。

另一樁關乎「思議」的事是有關寺廟曾經的「走地神球」之說。《帝京景物略》記錄的是功德寺在晚明的情形，說那時功德寺被廢后就剩下個山門，破屋幾間，僧人沒了寺廟就在附近水田做農事，但破屋裡供著一木球。據說功德寺初建好之時有名板庵禪師可以指揮木球去有錢人家化緣錢財，說這木球「大如斗」，沒有腿就自己走動到了有錢人家就一跳一跳如叩頭作揖，人們看了就笑然後錢財打發它。乾隆拿這個神通傳聞說事，說這就是個唐朝正覺禪師軼事的附會，為誇大佛家功德神力而關乎「思議」，把意思搞壞了。在此，乾隆再次強調了「思議」的精神層級，而不希望被庸俗化地神通附會。從這一點看出乾隆對佛法觀還是比較探尋究竟真諦，不與愚眾之神通附會苟合。

乾隆皇帝愛發感慨議論的毛病自然不會放過功德寺白虎口那邊的景泰陵。他去金山口查看了景泰陵的位置地勢，驚嘆風水之妙唯恐沖了他重金修葺的功德寺，進而對本朝不利，就命人在陵前設了八個大土石墩子，以防明朝陰魂擾亂本朝，但從民國時期照片等未看到這一跡象。

德國攝影師赫達·莫里遜20世紀30年代拍攝的景泰陵

不過幾乎是乾隆復建功德寺的同一時期，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在景泰陵碑的碑陰刻上御制詩《明景帝陵》及按語，之後又對景泰陵進行了簡單維修，將祾恩門改建成了祭祀的享殿。現存的祾恩門為硬山頂，上覆灰瓦，與明時「黃瓦單檐」的記載不符，黃瓦是帝制的標準，此舉也很是不尊重景帝的帝王尊位。此外，乾隆的文前題詩也是滿含批評與說教，談古論今，教育旁人，很有今天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式的異曲同工之妙。他的詩（含序並跋語）是這樣寫的：

遷都和議斥紛陳，一意于謙任智臣。挾重雖雲袪恫喝，示輕終是薄君親。侄隨見廢子隨棄，弟失其恭兄失仁。宗社未亡真是幸，邱明誇語豈為淳。

按景帝任於謙排群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社稷，獨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貪心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爾。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之言，蓋出於呂飴甥喪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攺立晉必歸君之意，後世愚儒無不以是為韙。夫君猶親也，親為人執，為子者，不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真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讎安得與和！善治甲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

這段詩文是告誡旁人君臣之間有失體統的危害性，並對所謂「于謙冤案說」進行批駁。他指責英宗代宗之間「弟失其恭兄失仁」，弟弟貪戀皇位，廢后（廢英宗之皇后）易儲（更換太子），結果天意難違，自己兒子做了太子卻是短命，自己也薄葬西山，真是自取果報！于謙這個人雖然有功於保衛京城，但畢竟是有負皇恩，輕慢了皇帝（指對英宗），所以英宗殺他是必然的。後世找了無數的借口，拿呂飴甥、公孫申的護君佚事說事都是說不通的，是愚儒思想。君王就猶如至親，君王被抓為人質（指英宗被也先掠走），做臣子的還不「披髮纓冠」趕緊去救駕，還表示不急，能行嗎？還有人說處置於謙並非英宗本意，真是不識事體之人所言！如果像岳飛那樣力主戰事，真心想迎回二帝（即被金國掠走的徽、欽二帝），這樣的大臣天下誰能說他有錯呢？

乾隆帝是一個喜放厥詞的皇帝，什麼時候都不忘教育身邊臣子要忠心朝廷愛戴君王。所以，他在景帝陵前的石碑上刻上這麼一段是有心教育大家以史為鑒的。君就是親，要像愛至親父母般愛他這個君王以及大清帝國。每每讀到如此惟君獨大的妄言，也可視為是給那些愚忠臣子的反面教材。

乾隆之後，清朝的運勢開始下行，這些日常無實用價值東西，寺院，陵寢，美其名曰叫道統傳承，但社會動蕩民生困頓之愈烈，上到官府下到民間大概都沒有心思體味太平時期衣食無憂後的文化玩味。至於乾隆之後，無論功德寺還是景泰陵，逐步消失於視野。從上世紀初年功德寺的照片看，大殿、山門僅存，但似乎又回到了「延睇香積，頹垣離立艿荄間」的狀態。金山一帶的明陵也是被盜挖的相當厲害，原先守墳的監守自盜，甚至墳墓附近稍微值錢的樹木，如松柏等幾乎盜挖一空，這便是亂世的景象。民國期間，落魄的清朝親王甚至自挖祖宗墳地，變賣墳地樹木都很尋常，更不用說流民遊盪在這些幾百年前的墳塋之間，難免滋擾。

上世紀初功德寺一帶

德國攝影師赫達·莫里遜上世紀初拍攝的金山無名明朝寶頂

建國之後，功德寺漸漸夷為平地。有一所玉泉山中學大約在原址上存在過一段時間，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期間。有當年玉泉山中學的學生說當時有教室還是使用著殘破的大殿，也就是說大殿至少殘留到70年代之前。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該學校因調整而合併到哪裡就不得而知了。功德寺便徹底消失。

今天在功德寺原址上有一所修著仿古院落的單位——「海淀區學校後勤管理中心」。因為在這個單位修建過程中從地里挖出功德寺老照片上的山門前石雕神獸（天祿）以及乾隆御碑一座，這些文物也有當年甘博照片為證。石碑正面鐫刻的是乾隆三十六年《御制功德寺拈香作詩》，碑陰即是前文提到的《御制重修功德寺碑記》。所以推測修建中學毀滅功德寺時就地掩埋了這些文物符合當時特定歷史情境——搗毀很費力氣，拉走，不知拉哪兒去，所以就地掩埋是最省事的辦法。這真是萬幸！

功德寺現址

萬幸之事也眷顧了景泰陵。雖然沒有怎麼保護重視，但景泰陵的幸運地被軍事單位劃在其紅線範圍，處在一個軍事禁區之內。建國後，娘娘府一帶有軍隊單位駐紮，如總參三部、軍事科學院，一般閑雜人等倒是不容易靠近。據說，上世紀60年代初，景帝陵冢還有高約一米多紅色寶頂。而70年代軍隊修建干休所時更是在此地搭建民工宿舍，寶頂處尚有水泥和地基痕迹是不是與那時候蓋宿舍時有關尚需調查。

1979年，景泰陵被當時的「北京市革委會」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物管理部門開始對景泰陵進行整修。2001年，景泰陵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過政府出資修葺，現在的景泰陵及周邊環境已比較齊整，但修葺過程中有一件事沒有做好：前文提到的乾隆題詩文的那方陵碑因為倒地，與基座斷開，整修時也沒有行家指點，結果重新放回基座給放反了，也就是說沒分清碑陰與碑陽，如今面向碑亭之外的是碑陰面，就這麼將錯就錯著，至今沒人改正過來。

景泰陵乾隆題碑安反了

此外，陵冢舊址上還建了兩個門球場在供干休所的老人使用。所以雖說已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其落座于軍事單位干休所，至今為止，景泰陵也未對外界開放。

唯一被保留，被使用，被習以為常的是那座青龍橋，它是那麼的有使用價值，便欣欣然地迎接著一個又一個新鮮的日子。不論廟也好，陵也好，修了拆，拆了修，寺院是修行祛除煩惱之處，陵寢是亡者的安魂之所，歷經幾百年，縈繞出那麼多紛紛擾擾的煩惱之事，又因為人們的好惡情感便生出各種變故，反而沒了應有的清凈與安寧。

倒是唯有青龍橋，一套古代身骨，披了一副貌不驚人的現代水泥平凡偽裝，謙卑地迎來送往幾百年中的各色人等，或者說也輸送了過橋人的各種心情與心思，它自己倒是渾然無覺的。讓我想起楊絳先生那句話：「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如果青龍橋有「心」，這算不算也是它的「心聲」？

幾百年過去，還會有若干個幾百年將過去，轟轟烈烈的偉大事件、偉大人物、偉大建築，莫不是過眼煙雲，該死掉的死掉，該傾頹的傾頹，而一座橋，甚至時間也忽略了它，在不同的朝代，它以不同的面貌存在，但只要它存在，就是它自有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