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青年如何「門當戶對」？

［導讀］電視節目《中國式相親》不僅反映了當代中國的代際關係及兩代人婚戀觀的異同，在更深的層次上，它呈現的是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作為「邊際人」的生存狀態。他們與親代的關係，既有衝突也有調和;他們的婚姻模式雖有某些前衛元素，卻在總體上日趨保守;他們的擇偶標準表現為「條件」和「真愛」之間的兩難。這些微觀行為的邊際性特徵，源於當代中國社會的宏觀現實：轉型期住房、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壓力需要兩代人共同承擔;急劇社會變遷和階層固化導致的階層地位恐慌，使得「門當戶對」重新成為重要標準;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兩代人相互依附的「中國式孝順」。只有通過宏觀結構的改善和青年的自我完善，轉型期青年的「邊際性」才能構成機遇而非困境。

在綿延數千年的傳統中國，婚姻是維護父權制價值體系的制度安排。生兒育女，尤其是繁衍男性後嗣成為兩性締結婚姻的最主要目的。此外，婚姻作為人倫之始，還被儒家賦予了穩定社會的政治功能。既然婚姻和浪漫情感無關，擇偶基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五四運動將現代婚戀觀引入傳統中國，但那終究只是一部分「新青年」的小眾追求。新中國成立之後，政府為了削弱舊式家族力量，大力提倡婚姻自由，並且在1950年頒布了新《婚姻法》。從此，越來越多的適齡青年繞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由自由戀愛走進婚姻殿堂。20世紀60和70年代，單位組織對個人的擇偶對象和結婚申請進行審查，領證需要單位證明和領導簽字。在選擇標準和結婚程序兩個方面，戀愛婚姻都不再自由，而是摻雜了更多的政治考量。改革開放以來，政治日漸退出個人生活領域，人們的婚戀觀不斷多元化，婚戀自主性也大大加強。

然而，進入21世紀，父母介入子女婚戀卻有漸成潮流之勢。和20世紀90年代北京龍潭公園聚集的為自己尋找配偶的回城青年不同，21世紀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公園的「相親角」中，聚集的是為子女尋找結婚對象的父母。他們以擺攤掛牌的方式，羅列子女的年齡、學歷、收入、婚史等「條件」並尋求最佳匹配。持續多年並不斷壯大的相親角，成為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奇觀，甚至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國人誤解為「人口市場」。曾經「自發相親」的一代人，如今跨入為子女代理擇偶的「白髮相親」行列。

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公園的「相親角」中，聚集的是為子女尋找結婚對象的父母。

對應於現實生活中相親的流行，各電視台也陸續推出了花樣繁多的電視相親節目。中國大陸的電視相親肇始於1998年湖南衛視的《玫瑰之約》，隨後，山東衛視《愛情來敲門》、湖南衛視《我們約會吧》、江蘇衛視《非誠勿擾》、安徽衛視《男生女生向前沖》、浙江衛視《愛情連連看》、東方衛視《相約星期六》等先後亮相熒屏。各台相親節目在具體形式、收視率、爭議話題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即相親主體都是年輕人自己。2016年年底，這一模式終被打破，「白髮相親」出現了它的電視版——《中國式相親》。

▍作為「爆款」的《中國式相親》

東方衛視推出金星主持的《中國式相親》，是國內首檔代際相親交友電視節目。它採取父母和子女同台相親的形式，將催婚的父母請上了舞台。不同於以往的相親節目，《中國式相親》中，父母坐在前台直面嘉賓，講述選擇標準，爭搶心儀的男女嘉賓，而待娶待嫁的子女則坐在後台，觀察父母與嘉賓互動，通過電話和父母溝通。

節目分為男生家庭版和女生家庭版。單人嘉賓依次出場，五組家庭的家長對單人嘉賓進行選擇，爭奪能夠進入反選的三個席位。家長選擇後，若不滿三個席位，則第二現場的子女可以搶位。若最終還是不滿三個席位，則單人嘉賓遺憾離場。進入權利反轉後，單人嘉賓通過對家庭的了解，最終選擇一個家庭的子女進行約會。2016年12月24日晚播出的首期節目收視率即達到1.327，更在網路引發熱議，登上微博話題榜，也激起了微信公號和朋友圈的廣泛討論。可以說，該節目一出生即為「爆款」。目前第一季十期節目已全部播出，但節目引出的代際關係和婚戀價值觀方面的話題仍在持續發酵中。雖然有部分較真觀眾提出對嘉賓來源的質疑(有些嘉賓參與了多檔電視相親節目)，但是，這樣「帶著爸媽來相親」的設置，其折射出的種種社會現實和心態的碰撞卻十分真實。代際、性別和階層之間的張力在這個多少含有「作秀」性質的婚戀平台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節目製造的或大或小的話題，在不同年齡和背景的受眾中引發了多種多樣的解讀。

從電視人的角度而言，為了提高收視率，選取的嘉賓大多是某一方面的典型，並且，無論男女嘉賓還是他們的家長，大多善於表達，甚至有很強的表演欲。當數量巨大的觀眾對節目津津樂道，並且紛紛運用自媒體評頭論足時，基於個體化體驗的種種意見便具備了塗爾干所說的「突生性質」，它們相互碰撞激蕩，形成節目之外的另一層社會現實，它是當代中國青年婚戀價值觀的結果，它也將進一步形塑中國青年的婚戀觀。筆者認為，表面上看，節目呈現的是代際關係及兩代人婚戀觀的異同;在更深的層次上，它呈現的是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們作為「邊際人」的生存狀態。

▍作為「邊際人」的當代中國青年

「邊際人」是在共時態的地理遷移或是歷時態的社會變遷中形成的一種轉型人格。共時態的邊際人(邊緣人)往往因為留學、移民、城鄉遷徙等生活事件而處於不同文化的接壤處，歷時態的邊際人(過渡人)則是社會轉型的產物，他們處於不同社會更迭的時代，體驗到更多的衝突和困惑，並因此而形成過渡性、邊緣性、易變性和矛盾性的人格特徵。「邊際人」的概念源於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於1908年提出的「陌生人/異鄉人(stranger)」這一內涵相近的表述。1928年，帕克發表了《人類的流動與邊際人》一文，「邊際人」(marginal man)正式進入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中國學者如葉南客、周曉虹、金耀基等也對邊際人進行過或理論或實證的研究。

當代中國青年大多出生於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轉型期。他們的成長，伴隨著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也伴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歐風美雨。然而，價值觀的轉變往往滯後於外部的社會變遷，他們置身於傳統和現代的更迭中，受著雙重價值系統的支配。按照周曉虹的總結，社會轉型期中國人的精神嬗變(即「中國體驗」)具有鮮明的邊際性或兩極化特徵。具體表現為傳統與現代的頡頏、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城市與鄉村的對峙、東方與西方的衝突，以及積極與消極的共存」。在《中國式相親》這樣一個電視節目里，中國青年的「邊際人」特徵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在婚戀模式和價值觀的許多方面，我們都可以發現在傳統-現代這一連續中處於不同位置的個體，甚至在同一個體身上也體現出兩極之間的搖擺。

1.代際關係:衝突與調和

在時代急劇更迭的社會，兩代人之間的裂隙會格外明顯。處於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雙重衝擊下的當代中國，代際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不僅「×0後」這樣以十年為單位的劃分深入人心，甚至出現了「五年一代」的說法。由是觀之，父代和子代平均二十年以上的年齡差異，必然導致寬闊的代際鴻溝。

《中國式相親》的大多數嘉賓和其父母分別具有市場經濟時代和計劃經濟時代的成長背景，有多位嘉賓提及在職業選擇上，自己的求變和父母的求穩之間的衝突。比如女嘉賓庾穎婕放棄美國的精算師工作，回北京任職新媒體運營官;女嘉賓宋玉潔辭去德企的白領職務，赴英國學做蛋糕。這些選擇父母並不贊成，但最終也只能無奈接受。或許節目的樣本選擇並不具有普遍性(如果父母和子女因為工作問題鬧翻，恐怕也不會一起來上相親節目)，不過依然可以看出，在子女的職業生涯選擇上，至少有部分的中國家長已經失去了權威性。子代的「文化反哺」，不再局限於器物文明的層面，而是進入了更深的價值觀層次。但是，相對於在職業選擇上的自主，節目中的嘉賓在配偶選擇上卻彷彿一下子從21世紀穿越回了舊時代。「相親」這種老舊保守的擇偶方式在大都市的時尚青年身上復活了。主持人金星開宗明義：

這個為人民服務的節目叫「中國式相親」......可不是什麼節目都敢叫「中國式相親」的，我們相親絕不搞虛的。帶上父母來把關，再加上我們熱情的觀眾的全程參與和金姐的火眼金睛，我們的宗旨是:一人脫單，全家光榮。有爸媽更放心。

在這裡，婚姻和所謂「封建時代」的一樣，不是兩個年輕人的事，而是兩個家族，尤其是父母的事。年輕人不僅接受了相親這種形式，而且當他們自己的標準和父母的標準發生衝突時，會選擇向父母妥協。比如23歲的男嘉賓趙浩然為40歲的「美女姐姐」爆燈，遭到其母的激烈反對後，順從母親放棄了女嘉賓。此外，父輩的相親模式還在下一代那裡獲得了自然的傳承:女嘉賓楊蔚蔚聲稱自己和節目「有緣」，因為「當初我媽媽嫁給我爸爸，就是因為是奶奶和小姑姑先看上我媽媽的」。可以說，在相親這個問題上，代表傳統的父代和代表現代的子代之間，雖有局部的衝突，但其基調卻是調和一致的。

2.婚姻模式:前衛與保守

不同於傳統時代的幾代同堂大家庭，在當代中國，核心家庭已成主流，只要有自己的婚房，和上一輩分開居住是絕大多數新婚夫妻的選擇，對此，父母一般也能接受。從形式上看，中國家庭已邁入現代門檻。在《中國式相親》中，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一些堪稱「前衛」的範例，如男嘉賓萬全在婚戀網站上幫自己的單親媽媽找了「新老爸」，萬母還提出「孫子可以跟媽媽姓」。有了這些「新意思」，再加上台上衣著光鮮和動輒「海歸」「金領」的嘉賓身份，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他們不僅在外表和職業上時尚先鋒，在婚戀價值觀和行為方面也是領一時風氣之先。

然而，至少從《中國式相親》來看，多數年輕人對婚姻的期待還停留在前現代階段。節目中有兩位嘉賓是單親媽媽，她們均自立自強、外表靚麗，卻無一男方家長為其亮燈。不能接受單親媽媽的原因，似乎還不止於擔心育兒負擔加重:當另一位未婚女嘉賓提出想領養黃、白、黑三種膚色的孩子各一時，家長們卻紛紛表示「你們商量好了就行」。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顧慮之中還摻雜了古代貞潔觀的殘留:自己的孩子多多益善，甚至可以領養多個孩子，但單親媽媽帶來的孩子不行，他/她還屬於另一個男性。

《中國式相親》可謂電視版「白髮相親」。

在夫妻關係上，他們很少談及平等和志趣相投。女嘉賓強調最多的是「寵我」，男嘉賓強調的是「能照顧我」。當林嘉麗捧著自己燉的湯出場時，一位男嘉賓說「都別跟我搶......以後吃喝不愁了」;另一位男嘉賓說「這個會被照顧得很好......」。主持人金星不僅沒有批判這種情感依附關係，反而現身說法總結道:「我的閱歷告訴我，怎麼跟我的男人接觸。又做他的情人，又做他的老婆，還得做他的媽的時候，我就能把這個男人死死抓住。」男權社會，在家庭內部，男性對女性的「寵愛」多數是象徵性的;而女性對男性的「照料」，則會造就實實在在的「保姆式妻子」。對於巨嬰式男子，婚前他的「保姆」是母親，面臨婚姻之際，他自己和他母親的願景，自然就是一位能夠接替母親繼續照料他的女性。當女嘉賓柴余蓉問及家長「你們兒子的內褲是誰洗的」時，來自紐西蘭的男嘉賓母親說「自己洗」，而中國男嘉賓的母親說「我兒子內褲是我洗的」，接下來還意猶未盡地加上一句:「所以需要找蓉蓉這樣的好媳婦回家給我兒子洗內褲!」女嘉賓則配合道:「我很願意啊。」

在保姆的角色之外，妻子還被當作生育機器。男嘉賓趙浩然的媽媽宣稱:手涼的女孩不能要，因為手涼就會宮寒，宮寒的女人生兒子會得小腸疝氣，生女兒會營養不良。她反對兒子選擇40歲的「姐姐」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年齡太大，進我們家的兒媳婦要生兩三個的」。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就曾寫道：「女人是在做母親時，實現她的生理命運的;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為她的整個機體結構，都是為了適應物種永存。但我們已經看到，人類社會絕不會完全聽任自然的擺布」。可悲的是，在21世紀的中國，女性在被婚姻揀選時，她的自然屬性仍被放在第一位，她的社會屬性則在「生育」這個頭等大事前全部退居其次。

3.擇偶標準:「條件」與真愛

中國青年和世界各國的同齡人一樣，都處於荷爾蒙旺盛、風華正茂的生命階段。渴望激情、渴望真愛是這個年齡段的重要特質。奇怪的是，當代中國青年的身上似乎表現出了更多的「暮氣」，不僅他們自己常常哀嘆「老了」，在擇偶這個問題上，他們也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年長一輩的標準，「條件」常常先於真愛，成為他們的首要考慮。

具體而言，在《中國式相親》中，女嘉賓多強調對方的「事業」，男嘉賓對伴侶的最普遍要求則是「顏值」。趙浩然的媽媽對40歲的林嘉麗說出了這樣的一番話:「20歲的男人是期貨，30歲的男人是現貨，40歲的男人是搶手貨。他才23歲，你有多大的把控，在未來的十年後還能擁有他?」趙母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是因為在她(以及很多父母及子女)的心目中，講求「條件」的婚姻就是如此:男性的主要指標是社會經濟地位，女性的主要指標是年齡和外貌。年輕男性家底還不豐厚，所以只是「期貨」，但隨著雙方年齡的增加，男女優勢此消彼長，大齡女性無人問津，大齡男性則成為「搶手貨」。

因為只看重金錢、年齡等外在條件而非內在趣味和價值觀的契合，與西方同齡人相比，中國人在選擇伴侶時似乎更不能接受無根基的年輕男性和韶華逝去的年長女性。此外，當今中國人的婚戀更注重「安全感」而非這個年齡該有的激情。青年人口中的安全感既包括物質，尤其住房方面的安全感，也包括情感上的安全感，如對方「不出軌」。這樣的偏好代代相傳，形成武志紅所說的「中國家庭的輪迴鏈條」之一:結婚時做選擇的標準，不是情慾與激情，更非愛與戀，而多的是安全感，不僅長輩為兒女做選擇時如此，年輕人自己做選擇時也常如此。結果是，婚姻相對穩定，但缺乏情感。

對於「條件」和「真愛」的糾結造成了一些怪現象。《中國式相親》的兩位男嘉賓的自我陳述就是這種兩難的典型體現。宋海波在VCR中曬出豐厚家底:28歲便擁有兩家自己的公司，「基本已經擁有自己想要的物質條件，只差一個女主人跟我一起走」。然而，他要的又是「一個非常單純的，而並非僅僅看上我的物質條件」的女主人;趙躍身高1米90，職業為律師事務所主管，開始即介紹自己有四套房，同樣地，他也「希望女方要愛不要錢」。嘉賓的願景看似自相矛盾，卻是轉型時代的中國青年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搖擺的自然結果。

▍「邊際人」何來:微觀與宏觀的勾連

當代中國青年何以成為「邊際人」?他們在代際關係和婚戀觀方面的矛盾性從何而來?21世紀的時尚青年為何會接受「帶著爸媽來相親」的「老土」方式?這樣的疑問關涉一個個青年個體，但他們的答案卻在於宏觀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當代中國正處於歷時態的巨大變遷和共時態全球化的交叉點，中國的社會轉型涉及各個層面的轉變，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宏觀方面，也包括人們的心理結構、生活方式、價值觀等微觀方面，即作為「一體兩面」的「中國經驗」和「中國體驗」。擇偶這種微觀的個體行為是宏觀的結構產物。當前「帶父母相親」的擇偶模式，除了傳統文化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更多源於轉型社會的中國現實。

1.轉型期壓力和「中國式分擔」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的變革釋放了計劃經濟下被壓抑的經濟活力，與此同時，為了減輕國企和政府負擔，原先由國家托底的住房、醫療、養老和教育均被部分或完全甩向市場，由個人埋單。層層重壓之下，無論是羽翼未豐的青年，還是他們即將步入老齡的父母，都對未來生活充滿焦慮感。在重要公共產品的缺失下，人們不得不回歸家庭尋求庇護和分擔。

子代面臨的主要困境，一方面是就業困難、薪酬微薄;另一方面是房價和教育費用飆升，這使得他們在擇偶和將來的育兒等大事上必須讓渡部分的個人自由，來換取父母的經濟和人力支持。與此同時，父代也面臨醫療和養老的諸多不確定性，他們對子女婚戀的介入，固然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保護子女，但必須承認的是，父代也希望通過挑選自己中意的兒媳和女婿，為自己的未來謀求一份更加可靠的保障。所以，我們在《中國式相親》中反覆聽到「孝敬父母」的要求或是自述，這不僅是對傳統美德的弘揚，也是個體處於壓力之下的現實需要。由此，這種代際疊加的焦慮使得兩代人結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青年的擇偶不再是他們自己的事，而是必須和父母共同做出的人生抉擇。

2.階層地位恐慌和「中國式般配」

將青年擇偶行為置於中國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考察，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學歷等「條件」隨著社會變遷愈加重要。改革開放後，首先是經濟收入的差距拉大，繼而發生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進一步分化，特別是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火爆、房價的飆升，階層壁壘日趨固化，青年一代向上流動的通道日漸逼仄。另一方面，就業不足和以往社會福利的市場化，又造成普遍的階層下墜恐慌。這兩股合力不能不對社會成員的擇偶行為造成影響:婚姻不僅是兩情相悅的自然結果，更是鞏固男女雙方階層地位的利器。近期廣為流傳一個說法:「按照現在的北京房價，兩個北京土著結婚，相當於兩家上市公司合併。外地人跟北京人結婚，相當於借殼上市。」這雖然是個笑話，卻多少道出了目前婚姻中「強強聯合」的優勢所在。

階層的界定標準不僅在於住房等經濟指標，職業、收入、教育背景等也都影響著《中國式相親》里兩代人的選擇。甚至，嘉賓們喜歡展現的個人愛好也多是收藏、高爾夫之類具有分層標籤意義的消費行為。此外，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亦得到濃墨重彩的講述。如此呈現，無非是說明，甚至拔高自身的階層地位，以求地位利益最大化的婚姻。如第一期中的「金童玉女」劉暢和谷瑋，不僅兩位年輕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彼此，也獲得了雙方父母和「吃瓜群眾」(主持人對現場觀眾的稱呼)的一致支持。劉母的理由是「經歷挺像，都是英國讀的碩士」;谷父的理由是「文化、氣質、家庭背景相似;事業匹配度高」。對於這樣的組合，主持人金星的評價是:「很般配。」對於眾多學者揭示的「階層內婚制越來越普遍」的社會事實，該節目作為模擬小社會提供了一個有力例證。由此，階層的結構性因素成為傳統社會「門當戶對」擇偶標準的現代土壤。

3.獨生子女政策及「中國式孝順」

對於傳統中國的家庭關係模式，文化人類學家許烺光曾斷言:父子關係是最主要的親屬關係，其他關係都是其重複、延伸或補充。這種垂直型人際關係強調親代和子代之間的連接，它既不看重子代在成年後的分離和獨立，同時也規定了親代步入老年時，子代義不容辭的贍養義務，以及貫穿一生的「孝順」要求。不過，文化因子並不足以解釋《中國式相親》里子女對父母代理擇偶的順從。這是因為，不同於傳統中國「後象徵文化」中受長者控制的年青一代，經歷現代化和全球化雙重衝擊的中國青年，在文化方面應該處於典型的「互象徵」甚至「前象徵」環境，傳統的「孝順」文化理應相對式微。

子代在擇偶方面的「孝順」，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年青一代生活壓力和階層地位恐慌，始於1978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亦產生了重要影響。成年之前甚至之後，他們都獨享父母的關愛，除學業成績之外不承擔任何家庭責任，以致養成無法擔當的「巨嬰」人格。從操辦婚禮到購買婚房，乃至第三代的撫養，均要向父母尋求支持。獨生子女的父母必須提供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全方位支持，大多數父母也願意在人生大事上支持唯一的子女。父母埋單的婚姻，父母自然有更大話語權，於是年長一代插手子女婚戀成為可能。年青一代不僅在擇偶行為上順從父母，父母也更樂意選擇「孝順」的兒媳或女婿。表面上看，父母都是「為了子女好」，其實，當前社會保障相對缺失，養老負擔轉嫁家庭，父母為子女挑選自己中意的配偶，也是為自己將來的養老再上一層保險。如此，「孝順」實為親子雙方輪流依附的形態。

通常而言，傳統社會的代際關係是連續的，而現代社會的代際關係則應是斷裂的。但是，當代中國獨特的社會現實，使得青年成為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邊際人」，「相親」成為親代和子代的最大公約數。正如孫沛東所言，這種相親形式「是毛的孩子們試圖幫助鄧的一代解決婚戀難題。兩代人有各自的怕與愛，然而，在新生代婚姻這個問題上，兩代人的怕與愛奇妙地糾纏融合在一起」。有關「鄧的一代」的擇偶行為，風笑天在2004和2007年間的調查發現，雖然青年中通過同學等途徑的自由戀愛佔大多數，但他們之間最終走進婚姻的比例卻相對較小。通過父母及其他親友介紹認識的戀愛雙方，最終締結婚姻的比例相對較高。及至2017年，在《中國式相親》的第十期，主持人宣布，前九期的節目已經促成17對牽手。考慮到每期只有三位備選嘉賓，這樣的「成功率」不可謂不高，「鄧的一代」對於「毛的孩子」代理擇偶的認同可見一斑。

▍路在何方:結構性改善與「邊際人」的自我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的社會轉型進程，構成了理解當代中國青年邊際人格的主要背景，也是「中國式相親」興起的現實土壤。當某種個體選擇成為普遍行為，它的背後一定存在結構性力量的操控。長輩代理擇偶看似青年和父母的問題，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病症。既然這種現象更多來自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等宏觀因素，結構性的改善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具體而言，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力量強大的社會，政府應當在就業、住房等關係生存質量的重大問題上給予青年更多的機會。就業方面，雖然市場經濟存在為青年提供更多職位的可能，但由於世界範圍內的經濟不景氣，也由於我國政府對於大型國有企業的資源傾斜，導致更有利於吸納就業的中小企業發展困難。內外結合，使青年面臨就業不穩定、薪酬偏低的困境。同時，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價格高企，使得青年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在職業發展上失去銳意進取的精神;在結婚育兒上無法獨立自主，從而不得不「啃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當代青年的經濟重負呈現加劇趨勢。有學者分別在1992年和2002年對青年的「迫切需要」進行統計，發現在1992年排在第三位的「人際關係和諧」在2002年被「有自己的住房所取代」。如今，住房問題更成為促使越來越多的青年「逃離北上廣深」的最大推手。只有政府採取切實措施擴大就業、調控房價，才能讓最廣大的青年減輕後顧之憂，恢復追求理想事業和婚姻的勇氣。

從青年所處的「小生境」來看，秉持「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觀念的父母和其他親友常常構成一種因愛之名的傷害。中國人的熱心腸常會導致人我界限不分，一個大齡未婚青年往往是一個家庭所有成員的心理負擔。《中國式相親》中男嘉賓張祿的二姨就是我們生活中典型的三大姑四大姨的人物。2017年年初上海彩虹合唱團的新作《春節自救指南》，更是以諧謔的形式將青年人私人生活被侵犯的無奈展現得淋漓盡致。親友們的逼婚加重了青年的焦慮，其中受害最深的無疑是「大齡單身女」，她們不僅被社會貼上了「剩女」的污名化標籤，甚至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內化了這種污名，或者草率結婚，或者依然單身而惶惶不可終日。在價值觀日趨多元的當代社會，理應沒有該結婚的年齡，只有該結婚的感情。父母親友不僅應當淡化青年婚戀的年齡壓力，也應當將擇偶的權利以及與之相伴的責任還給他們，讓他們遵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在傳媒技術日新月異、議程設置日益引領社會現實的今天，媒體人對於青年的婚戀問題也應有所擔當。由於收視率為王的片面考核，無論是當代都市情感劇對於剩女恨嫁的誇大，還是相親類節目對於不當婚戀觀的集中展示，都可能導致對青年受眾擇偶行為的誤導。雖然主持人宣布《中國式相親》為「生活服務類節目」，但為了收視率，製作方必須賦予它足夠的娛樂性和戲劇性，才能使之成為熱播熱議的「電視奇觀」。然而，媒介作為一種社會公器，不能只追求經濟效益，它還應該堅守理性和良知，而非迎合甚至突出錯誤價值觀，即便它是客觀存在。比如，當男嘉賓的母親說出「手涼女孩不能要」這樣的奇談怪論時，主持人應該委婉批判這樣前現代的擇偶觀，而非為了博觀眾一笑，挨個去摸女嘉賓的手。

回到青年自身。結構的問題並非意味著青年個體完全無所作為。他們生活在傳統和現代的交接之處，承受著轉型社會帶來的矛盾和迷茫。但正如帕克所言，這種「邊際性」不僅是一種負擔，同時也是一種財富。正是在邊際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觸而產生的道德混亂以最顯著的形式表現出來。他會成為眼界更加開闊、智力更加聰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觀點的個人。邊際人相對來說是更為文明的人類。不過，這一切並非自然而然地發生，而是要通過青年自身的努力。當代中國青年既要和上一代好好溝通，也要自立自強。無論如何艱難，青年都要努力地精神斷奶，在戀愛和婚姻中做出自己的選擇。有所擔當的青年，才能享受與自己年齡和時代相稱的自由與愛情。

即便是在為了收視率而有幾分刻意「審丑」的《中國式相親》中，我們也能在局部看見青年的希望，也有男嘉賓面對兩位女方家長開出的物質誘惑，驕傲地宣稱「婚房或者一百萬，都可以自己去努力」。在全球化浪潮、現代性傳播的共同影響下，層層重壓下的中國青年仍有形成全新價值觀的空間。青年面對的是整個豐富多彩的地球村，他們聽到的早已不再是一種聲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5年青年論壇如此展望:「青年是當今世界面對最大經濟、社會和文化挑戰的群體......同時他們也具有應對這些挑戰的極大潛力」。目前困擾於「邊際人」境遇的中國青年，經由宏觀結構和自身的雙重改善，有望成長為轉型時代的社會中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