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懸案揭秘 三

                            三、詩文意蘊之謎

　　陶淵明的曲折而坎坷的一生中，仕途蹭蹬失意，生活也充滿著貧困與艱辛。他五次從政又五次去職，雖然他並沒有因為仕途的挫折而喪失了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卻在一次次的仕途坎坷潦倒的磨難中逐漸減卻了政治熱情。綜觀其一生歷官，不過祭酒、參軍、縣令之類的下級官吏，而且事務煩冗，奔波勞累，在晉人的心目中屬於典型的濁官。由於陶淵明的祖父和父親雖然做過官，但也是職位不高的，留給他的家產也十分微簿。加之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之後，完全斷絕了與東晉的政治聯繫和經濟關係，歸田以後的躬耕生活，當然也曾有過閑適悠然的愜意；可是，由於家底並不富裕，兼之兩度火災肆虐，遇上災害年代，飢餓凍餒也就不時地困擾著性格孤介而倔強的詩人。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難，躬耕的辛勞，田園生活的複雜感受，篡逆戰亂的頻仍？？都在陶淵明的詩文創作中留下了清晰的記載。折射了詩人苦難人生經歷的心路歷程。

　　陶淵明的文學創作本以朴茂蕭散為其基本特徵，可是，詩人生活時代的特殊社會背景與政治形勢，又使得他的一些詩歌呈現出手法多樣，風格豐富多變的狀貌，因而造成了研究者的認識不一致和理解的多樣性。我們在這部分擬就陶淵明的一些重要作品作些探索和疏解，並對一些爭論較大，分歧較多的詩文作出闡釋和解答。

　　在陶淵明為數不多的四言詩中。有一首《榮木》詩。陶淵明在詩題下有一段小序：「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那麼——

　　《榮木》是一首什麼性質的詩歌？

　　榮木是一種蔬類草本植物，也就是木槿。夏季開花，花期非常短促，早晨開花，傍晚也就凋謝了。陶淵明以《榮木》作為詩題，正是取象於此，寄託了他對時光易逝，歲月蹉跎的自警與自勵：如果一個人不能正確把握時機，努力奮發去實現其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則將虛度年華，一事無成。溫汝能評論此詩時說：「此不過望道心切，嘆流年之既往，恐學業之無成，所以嗟固陋而懷內疚，即學如不及之意」（《陶詩匯評》卷一），是有道理的。進德修業，依道立善的思想貫穿了這首侍的始終。王瑤先生根據詩中有「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認為這首詩作於陶淵明40歲時，聯繫陶淵明的仕履經歷和詩中所表現的思想感情來看，並無大的桿格，可以信從，全詩共四章八句：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

　　晨耀其華，夕己喪之。

　　人生若寄，憔悴有時。

　　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於茲托根。

　　繁華朝起，慨暮不存。

　　貞脆由人，禍福無門。

　　匪道昌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

　　徂華既流，業不增舊。

　　志彼不舍，安此日富。

　　我之懷矣，恆焉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雲墜！

　　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我名車，策我名驥。

　　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首章八句，以木槿花晨耀夕凋來警誡自己，日月如梭，人生短暫，一個有頭腦，有追求的人就必須百倍珍惜年華，把握好時機，以免留下悔憾，是第一章的主旨所在。

　　第二章雖然詩人仍然以榮木「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起興，但最警策之處卻是「貞脆由人，禍福無門」等四句，意在表明一個人的品質是堅貞還是脆弱？其前景是光明還是黯淡？並不取決於其它，而完全受制於其思想、性格、修養、氣質和個人的努力等因素，只要正道直行，勤勉為善，人是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的，成為生活的主人。這是極為可貴的人生態度

　　第三章八句是對詩人對自己學識淺陋，事業無成，耽於飲酒、虛度年華的自責與內省，因而感到惶惑不安。陶淵明在這裡首先意識到自己的固執和淺陋（固陋），學業上沒有什麼成就（業不增舊），固步自封，雖然有「不舍」的追求，卻沉迷於飲酒（日富，《詩經。小雅。小宛》：「壹醉日富」），一想到這些，不免內心充滿著憂慮不安。

　　最後一章的四句，詩人又以孔子的教導來鞭策自己，必須抓緊時機去搏擊奮進，以實現其人生價值和功業追求。

　　讀了這首洋溢著自責、自省和自勵、自警情緒的詩歌，誰能相信陶淵明是那麼平淡！那麼蕭散！那麼潔身自好！與世無爭么？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倒更加理解龔自珍的贊語：「陶潛恰似卧龍豪，千古尋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陶淵明並不是一開始就那樣消沉，那樣平淡，那樣渾身靜穆，那樣與世無爭。他奮進過，拼搏過，豪放過，追求過。陶淵明寫這首詩時正是晉安帝元興三年（404），這年二月，劉裕起兵討伐桓玄，三月推翻了桓玄政權。前景黯淡，失望悲觀的東晉王朝象一個彌留之際的病人又被輸了一些營養液，打了幾針興奮劑，又恢復了一線生機，朝野又升起了一線曙光，看到了希望。功業之念一直躁動於胸，政治理想並非全然破滅的陶淵明受劉裕擊敗桓玄形勢的鼓舞，心中又升騰起「猛志」，寫下了這首充溢著朝氣，張揚著向上追求的詩歌。前人稱此詩為抒情勵志之作是很有眼光的，聯繫到陶淵明寫了這首詩後不久，又出任劉裕的鎮軍參軍的事迹來看，可以肯定他說，《榮木》詩依道立善，乘時進取精神是其主旋律。

　　在陶淵明的四言詩中，還有一首《停雲》，據詩前的序說：「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嘆息彌襟。」那麼——《停雲》僅僅是思念親友之作嗎？

　　《停雲》詩與《榮木》詩都是陶淵明於晉安帝元興三年（404）辭去桓玄的官職隱居家園時的作品。這時，正是劉裕興兵討伐桓玄的戰爭尚未結束之際，雖然這首詩中並沒有對這場戰爭作正面描繪，詩人也一再聲稱詩歌的主旨在於思念與親友聚晤而不可得的惆悵苦悶，可是，詩中的景物刻劃和風雨如晦的自然環境的烘托，無不暗示著此詩的題外之重旨。傷時念亂和思念親友相交織的複雜感情溢於言表：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

　　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

　　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閑飲東窗。

　　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

　　競用新好，以招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於徵。

　　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

　　斂翮閑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

　　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要捕捉此詩的底蘊，首先必須明確此詩的藝術手法。四章三十二句，重章疊句，反覆迴環，唱嘆有致，感慨良多，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比興手法的自然而巧妙的運用。「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這既是凝聚不散的烏雲籠罩著大地的自然景象，又暗喻劉裕與桓玄兩軍對壘，戰火蔽天的亂世險象寫照。因而密集如麻的雨下個不停，天昏地暗，平時很好通行的道路也阻塞難行了！試問，僅僅是密集的春雨會有如此恐怖的景象么？春雨滋潤萬物，催生草木，為大地帶來盎然生機，才有「春雨貴如油」之稱，為什麼在性本愛丘山，以山水為友於，草木為情親的陶淵明竟然對濛濛時雨產生如此悸怖的聯想呢？只有聯繫到其時劉裕、桓玄兩軍自春至夏一直在潯陽一帶成拉鋸狀態，戰事膠著，前景不明的現實才能獲得答案。也才能索解陶淵明的「嘆息彌襟」和一再重複的「八表同昏，平路（平陸）伊阻（成江）」的寓意，以及「抱恨如何」的唱嘆！

　　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對前景雖然感到擔憂，但是卻還存在著希望：「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的景象，「翩翩飛鳥，好聲相和」的鳴啁，不正是希望之所在，曙光的暗示嗎？這是一首把懷人和憂時巧妙結合，抒寫自然的佳作，如果我們僅僅將《停雲》視為思念親友之作，未免忽略了此詩的重要潛台詞，溫汝能評價此詩時說「詩中感變懷人，撫今悼昔，一片熱情流露言外，若僅以閑適賞之，失之遠矣！」（《陶詩匯評》卷二）誠為知言。這也就是黃文煥所稱譽的「比興憤極，高處在使人驟讀之不覺，並親友亦屬蒹葭之虛想」。（《陶詩析義》卷一）只有把懷人和傷世念亂結合起來研讀此詩，才能真正捕捉到《停雲》的底蘊。

　　陶淵明於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從彭澤縣令任上解職歸隱，開始了躬耕自資的田園生活，次年春，寫了《歸園田居五首》，那麼——《舊園田居》五首的基調是什麼？

　　《歸園田居》詩五首是陶淵明於晉安帝義熙二年（406）所作的組詩。這是詩人剛從彭澤縣令任上掛冠歸田的第二年。在陶淵明的三十來首田園詩中，這是一組最能體現其思想旨趣、田園風光和審美追求的典型作品。

　　《歸園田居》五首是直抒胸臆，格調清新，豪華落盡，真淳畢現的朴茂之作，表現了陶淵明經過多次反覆嘗試，審慎思考，冷靜分析之後選擇的一條脫離當時黑暗官場，歸田力農的輕快喜悅心情和參加農業勞動的經過，以及農閑之餘的舒展適意。這是一個疲憊於名利場奔波勞乏心靈的放鬆，被扭曲人性的復原，回歸於對於人來說有第二情人之稱的大自然懷抱後的暢然愜意。由於詩人剛離開官場不久，田園躬耕生活也才開始，經濟狀況和物質條件也還較寬裕，新的勞動節奏和生活方式也給人以詩情畫意般的浪漫和新鮮感。因而這組充滿著明快清舒的基調和生機盎然的情緒，表現了詩人口陶淵明懸案揭秘對新的勞動自力生活充滿著信心和美好的憧憬，膾炙人口，流暢自然，感動過無數有過不幸經歷與坎坷遭遇之後回歸大自然的讀者，撫平了疲於竟奔而心靈創痛的遊子，這正是這組詩的魅力所在。這組詩每一首都有不同的側重點，先讀第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

　　羈烏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詩歌深情地描繪了田園生活的恬靜優美和詩人回歸田園後的樂趣。這裡有簡樸無華的草屋，榆柳桃李的茂密蔥蘢，廣袤的田疇，疏落的村宅，充滿生活氣息的狗吠與雞鳴，到處是生機勃鬱的野趣和恬靜氣象？？這自然使得「性本愛丘山」，喜愛大自然山水田園的詩人本性得到充分的舒展和徹底的精神放鬆。農村田居生活和淳厚風俗正是陶淵明從宦海沉浮的勞乏中掙扎出來所尋覓的歸處。農村鄉居，田園靜美，室內悠閑，這裡沒有官場的交際應酬，虛與委蛇，只有真誠淳厚的彼此往來，當然用不著提防別人的機詐，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閑美，自在無拘，因而才使人產生「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般的暢愜。

　　如果說這組詩的第一首主要描寫田園風光的迷人和詩人對田園幽居的喜悅的話，而第二首則側重於鄉村生活的悠閑和對農作物所寄託的厚望了：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雖然這首詩仍然寫的是田園生活，但與第一首的內容毫不相襲。開篇四句傳神而簡練的勾畫出了農村生活的寧謐清幽，以及詩人的身心俱靜的閑適生活。此詩的關鍵之筆在於「相見無雜言」六句，表現了詩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交往人群以及彼此關切的新話題：這就是農夫、野老、鄉鄰，彼此真誠相待，隨意交往，親密無間。而所談論的話題已經完全不同於往昔，「但道桑麻長」，關心的是農作物的生長情況，企盼的是未來的收成和對莊稼的憂慮：「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前人黃文煥說：「一切出仕應俗之苦套，不復耳矣」。（《陶詩析義》卷二）這裡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那麼平淡而又真誠，言談的內容真是純然的「田家語」了，但卻充滿著真情厚意。溫汝能說：「『相見』二語，逼真田家氣象，陶詩多有真趣，此類是也」。（《陶詩匯評》卷二）第三首是：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首詩主要表現詩人種豆除草，參加農村勞動之後認識到體力勞動的艱辛，真正寫出了知識分子離開官場之後從事耕耘播種的體驗與內心感受，以及躬耕自食的決心。整首詩全用賦法，一氣呵成，既沒有環境渲染，也沒有比興之詞，直抒感受，結尾兩句以簡括議論點明主旨，表明「吾駕不可回」的信念。至於第四首則是：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

　　試攜子侄輩，披棒步荒墟。

　　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歿無復余。

　　「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描寫詩人農村閑暇之際的閒遊和對荒墟的尋訪與感慨，這似乎與田園耕作關係不大，但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動亂現實和江州一帶軍閥混戰造成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與痛苦。第五首：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棒曲。

　　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這首詩著重描繪農村生活的悠閑與簡樸，但又充滿著和諧寧靜的氣氛。這組詩較為全面而細緻地展示了陶淵明最初回歸田園隱居生活的樂趣和詩人初涉勞動的體會，是一個五度從政而又五度歸隱的文人心路歷程的形象展示，也是一個「有志不獲聘」的追求者被迫隱歸之後複雜內心世界的折光。整體說來，《歸園田居》似乎是陶淵明歸隱之後不久的作品，因而，作者對農村勞動的艱辛和生活的艱難體會還不夠深，詩歌的基調充滿著樂觀清新，輕鬆閑逸的情緒，這顯然與《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丙辰歲八月中於西田舍獲》、《有會而作》等躬耕自資多年後所寫的田園詩歌有不同的感受，它代表了陶淵明歸隱前期的田園詩歌風格。

　　在陶淵明的農事詩中，不少的作品由農村風光的恬淡，收成的企盼轉向對人生的思考，對體力勞動的新認識，那麼——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表現了詩人的什麼感受？

　　陶淵明寫了三十多首田園詩歌，必須指出，他的田園詩歌並不都象《歸園田居》五首那樣情調閑逸，氣氛平和，蕭散疏淡，景色宜人。在他的不少農事詩中，內涵更為豐厚，觸及的範圍和反映的現實是如此的深廣，象《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便是一首充滿著人生哲理和對體力勞動、農業生產新認識的重要篇什，值得認真探索：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及疲，庶無異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要理解此詩的思想意趣和詩人的感受，必須明確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所謂庚戌歲，即晉安帝義熙六年（410），此時，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過著田園躬耕生活已經有六年之久了。平凡而繁重的農業勞動，司空見慣的田園農舍已經失去了新鮮感和詩情畫意般的浪漫，詩人面對的是西田早稻成熟後收割的勞累和勞動之餘的酌酒解乏，以及對人生哲理的深沉思考。

　　破題四句完全撇開早稻的收割而將目光轉向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哲理思索，那就是必須保證物質生產，創造必要的物質財富，這是每一個人應盡的責任與義務。這樣的認知只有通過較長時間的農業生產的磨難，體力勞動的考驗之後才有可能獲得。這些，對於已經在農村生活六年之久的陶淵明來說，更是他的勞動體驗和人生艱辛的洗禮後的思想升華。至於「開春理常業」十句，進一步展示農田勞作的艱苦和對農業收成的期待。尤其是「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的認識，身體雖然十分疲勞，可他卻用不著擔心意外橫禍的降臨。這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頗為費解，聯繫到本年八月之前，潯陽、豫章一帶晉軍與盧循軍激戰不斷的事實和晉代官場的腐朽黑暗，陶淵明的憂慮就不難理解了。這比他在五年前寫的《歸園田居》中「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認識又大大地進了一層。至於「盥濯息檐下」六句則是收穫早稻歸來的輕鬆自在的地休憩與對躬耕自食生活道路的認定和堅持。

　　如果說《歸園田居》五首是一組謳歌田園幽居的閑適悠然之作，則此詩主要表現的是躬耕的劬勞，人生的艱辛和詩人願為田園躬耕付出一切而無悔的人生選擇。這裡沒有旎旖的田園風光，幽閑的生活情調，只有對體力勞動的深切體會和人生不易的沉重思考。誰能說陶淵明的田園詩都是那閑逸舒緩，那麼充滿詩情畫意，那麼牧歌式的疏淡！讀了這樣的農事詩，絕對有助於我們對陶淵明的全面理解與重新認識，有助我們對陶淵明田園詩歌的準確評價。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說：「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況，這樣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我們評價陶淵明，研究他的田園詩歌時也應取如此的態度。如果我們再把陶淵明反映田園之作的《勸農》、《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等詩歌結合起來予以審視，就更加清楚地認識到陶淵明的農事詩的全貌了。生存的不易，勞動的艱辛，缺衣少食的睏乏，對溫飽的期待？？這些決不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性本愛丘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等所能涵蓋的了。我們既要肯定陶淵明田園詩中的閑逸情調，也要看到農事的艱辛與生存的不易，這才是陶淵明的田園詩的豐富內涵與多采多姿風貌。在陶淵明歸田隱居之後，詩文中常常提到他的故居，也寫出過「種豆南山下」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詩句。陶淵明又遭受到火災的侵害，他的居處自然有所變化，那麼──

　　陶淵明的舊居到底有哪些地方？

　　陶淵明的出生之地是江西潯陽柴桑，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的居住之地並非一處，而是有所變遷。古直在《陶靖節年譜》中說：「先生里居，舊說多不能，余嘗攻之。先生蓋少長栗里，遷居上京，再遷南村終焉。」朱自清則說：「淵明始居柴，嗣三經移居，上京、南村、潯陽是也」。（《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逯飲立先生對陶淵明的住宅作過考證，指出有三處，「一為上京（里）閑居，一為園田居（古田舍），一為南里（南村）。」並對三處住宅的環境有所考證：「此處住宅（上京）有東窗（東軒），窗外有林園，稱東園，園內有孤松，有菊，有東籬。？？陶四十二歲所歸之園田居，為又一住宅。此住宅的特點是：僻處南野，座落在一窮巷內，有草屋八九間，繞屋樹木茂盛，宅前有水塘。陶於二十七歲時，即曾來此住宅。？？義熙八年（412）即四十八歲時，（陶淵明）又移居南里（南村）。義熙九年（413），《與殷晉安別》云：」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義熙八年（412），《移居》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實寫此住宅房屋狹小，與閑居、園田居兩住宅皆不類。陶之住宅可考者有此三處。？？陶五十還上京居住，直至母老，未再他徙。顏延之《陶徵士誄》云：」元嘉四年，卒於尋陽之某里『，即此上京閑居「。（《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魏正申先生根據各種有關資料為陶淵明的居里作了一番考證，列出表詳記其事，錄此備覽。

　　居住地名地址居住時間陶集中所述的環境特徵摘錄

　　　　　　　　　　　　　　　　　

　　柴桑江州當陽郡柴桑縣（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這是陶淵明的故居

（一）出生到30歲（公元365年至394年），從出生至續娶翟氏夫人前。

　　（二）37歲冬至40歲夏（公元401年至404年），居母喪期間。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和郭主簿二首》一），「宅邊有柳樹」（《五柳先生傳》），「樹木交陰，時鳥變聲」（《與子儼等疏》），「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時運》），「東園之林，枝條載榮」（《停雲》），「流目視西園，燁燁榮紫葵」。（《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上京

　　柴桑縣之一里（今江西省星子縣城西郊）

　　（一）31歲至37歲冬（公元395年至401年），從續娶翟氏夫人至母喪前。

　　（二）41歲冬至44歲6月（公元405年至408年），從彭澤縣歸田至上京居住，毀於火。「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歸田園居》五首其一）「繞屋樹傳頌疏」。（《讀山海經十三首》一）

　　西廬（西疇）

　　陶家田地上的廬舍。離廬山西林很近。

　　44歲7月至47歲春（公元408年至411年），從上京居處燒毀後至搬遷南村之前「茅茨已就治」。（《和劉柴桑》）「新葵郁北牖，嘉穗養南疇」。（《酬劉柴桑》）南村（南里）當陽負部（今江西省九江市交區）47歲7月至63歲11月（公元411年至427年）直至逝世

　　「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之一）「南窗萃時物，北林榮且豐。」（《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從以上所徵引的資料和這張表不難看出陶淵明的居住雖然經歷過四次徙遷，但是其範圍都沒有超出潯陽一帶，可見他對生他養他的故園鄉土有著極為濃厚的感情與執著的依戀。他雖然幾度從政外出為官，家園之戀卻是如此強烈：「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翌年所作《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也有：「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對田園故土的相思情結一直縈於胸中：「投策命晨妝，暫與園田疏。？？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己已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所以，儘管陶淵明數次移居遷徙，可是對於他的故園鄉土總是那樣眷戀熱愛，無論是柴桑、上京，還是西廬、南村，實際上都是他的故鄉，地域均在九江一帶。

　　在陶淵明的詩集里，有《雜詩》十二首，前人在輯集時將其彙集於一處，統稱《雜詩十二首》。那麼——

　　陶淵明的十二首《雜詩》表現了怎樣的情致？

　　對陶淵明的十二首《雜詩》，前人多以類相從，把它們彙集在一起編在第四卷中。王瑤先生在為《陶淵明集》整理注釋時，在前人的基礎上鉤稽有關資料，參之己見，對陶淵明的詩文作品作了系年考證，儘管還有一些作品的編年依據不夠充分，有的也未必允當，可他的研究較之於前人是跨進了一大步。對於陶淵明的這十二首《雜詩》，王瑤重新作了編排和系年，他的意見是：「按十二首中前八首詞意連貫，當為一時所作；而第六首中有『奈何五十年』一句，知此八首當為晉安帝義熙十年甲寅（414）作，其餘第九首以下三首，都是寫旅途行役之苦的；在《與子嚴等疏》中，淵明自述『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知此三首當為盛年所作。淵明於三十六七歲間，行役甚苦，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內容與《雜詩》第九首以下三首相同，知當為同時所作。《雜詩》第十二首詩意隱晦，無從確定年代；但以排列次第而論，十二首中後四首原必與前八首分編兩處，後人因題目都是《雜詩》，遂並為十二首；如此則第十二首與前面詠行役的三首。或為同時所作。今將前八首與後四首分編兩處，皆題《雜詩》。除前面八首繫於晉安帝義熙十年甲寅（414）外，其餘四首暫列此處，繫於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401），本年淵明三十七歲。」

　　應當說王瑤的編年以詩歌的內容為依據雖然並不絕對準確，參之於陶淵明的行實，尚無桿格，可信從。這樣，把十二首雜詩分別為37歲時所作的四首和50歲時所作的八首兩組，自然較之於以類相從的籠統編排還是要可取一些。魏正申先生在王瑤分類系年的基礎上，把後四首雜詩中的「裊裊松標崖」一首繫於陶淵明十五歲時所作，其依據是此詩中的「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詩人以童子自況，並且又說「三五（十五）間」，因而認定為陶淵明十五歲的作品，不為無見。其餘十一首的系年均同於王瑤。

　　分出了《雜侍》中的前四首和後八首的系年，對於把握詩旨是大有裨益的。所謂《雜詩》，是詩體的一種，就是雜感詩。按照李善為《文選》作注時的解釋，就是「五言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就是沒有固定不變的體例，遇見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即可吟詠抒發，內容龐雜，所以用《雜詩》命名。我們現在就分三組來審視陶淵明的十二首《雜詩》。

　　其一：裊裊松標崖，婉孌柔童子。

　　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

　　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這是一首詠物言志詩。詩人言柔弱纖細的山岩小松，雖然眼下還不強壯。但是挺立岩際，遭遇風霜雪凍卻不能使之屈折，假以時日，定然能在極為嚴峻的自然環境中成長壯大，成為棟樑之材的。暗寓了詩人的不凡襟抱和遠大志向。如果說此詩中的「三五」是詩人寫作此詩時的年齡，那這就是陶淵明的最早的詩篇了，展示了「少年壯且厲」的詩人挺拔孤介的個性氣質。至於其餘三首，將逐一探索：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

　　掩淚泛東逝，順流追時遷。

　　日沒星與昂，勢翳西山巔。

　　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

　　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如前所述，這是陶淵明37歲時所作慨嘆羈旅行役之苦和表現詩人從政做官與歸隱躬耕內心矛盾的詩歌。離開詩人眷戀的故土跑到老遠的地方去忙於瑣屑的公務，內心充滿著矛盾，究竟繼續為官還是歸田隱居，始終拿不定主意。兼之路途勞頓，正常的食宿規律被打亂，對親人的憶念，對故園的夢牽？？真使情感豐富的詩人不堪為懷了。至於第三首和第四首分別是：

　　閑居執盪志，時駛不可稽。

　　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岩。

　　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

　　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

　　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己離。

　　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雲遠，四顧慘風涼。

　　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粱。

　　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

　　離鵾鳴清池，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這兩首詩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抒發了詩人沉淪下僚而不得不長年累月地奔波在外去辦理那些永無了結而又乏味的冗碎雜務的苦況。這些繁雜瑣屑的事務當然不是那些高官顯貴所染指的，只有象陶淵明這樣作大軍閥的參軍、幕僚之類的濁官才去乾的若差使，這不免使「少年壯且厲，」具有「大濟蒼生」懷抱的詩人感到大失所望，他的政治理想與現實中所從事的工作之間反差太大，這在詩人內心深處造成強烈的衝撞，失去平衡，自然遣詞危苦，牢騷滿腹，情緒激蕩了。此時詩人正在桓玄幕府充任僚吏，當然不會有良好的情懷和心態了。

　　其餘《雜詩》中的八首，所抒發的情感又是一番景象。此時陶淵明已經五十歲了，社會經驗的積累，人生閱歷的豐富，清靜任真觀念的形成，貧困潦倒生活的磨鍊？？詩人變得更加現實和理智，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觀消沉，委運任化，一切都是那麼地自然平淡；達觀樂天，過著躬耕閑散的平凡生活。這些思想感情在《雜詩》八首中有不同程度的展現，比如嗟嘆人生無常，歲月流逝，及時飲酒為歡的「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得歡當為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和「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二春蕖，今作秋蓮房。？？日月還復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在嘆息流年逝水的驚恐中，除了及時為歡之外，也還不乏自勉和感傷。至於「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和「丈夫四海志，我願不知老」兩首中對歲月催人老，大丈夫壯志難酬的深沉嗟嘆里仍然閃現出「有志不獲聘」和「丈夫四海志」的功業追求。至於「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等句，則在歲月的流逝中又蘊含著對少壯時的猛志的甜密回憶，以及對前途的期待和珍惜時光的自勵、自警。有的則是對一事無成磋跎老大的心驚：「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以及陶淵明對隱居躬耕的田園生活的心安理得，樂道守貧的自適：「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耕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已應陽。」

　　要之，陶淵明的十二首《雜詩》誠如詩題所言，是一組內容極為複雜，感慨良多的詩歌。前四首和後八首有著明顯的差異，表現了詩人極為矛盾而又十分複雜的人生感受。

　　在陶淵明描寫田園隱居的詩歌中，《和郭主簿二首》寫得很有特色。那麼——

　　《和郭主簿二首》表現了什麼樣的情趣與追求？

　　陶淵明的這兩首詩是給他的友人郭主簿贈詩的和作。郭主簿是陶淵明的好友，具體生平事迹已無法詳考了。這兩首大約作於晉安帝元興元、二年間（402—403）。這時陶淵明因為母親於晉安帝隆安五年（401）去世而辭去桓玄幕府職事居喪在家，脫離了日夜奔忙的吏事，回到清悠寧靜的大自然懷抱之後，心情十分輕鬆愉悅。因而這兩首詩中所描繪的景物雖然時令不同而呈現出各異的風貌，但是都顯得那麼恬淡蕭散，揮灑不拘，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氣息。先讀第一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

　　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

　　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

　　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

　　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

　　春秫作美灑，酒熟吾自斟。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這首詩由三個層次展開，「藹藹堂前林」四句以輕舒而含情的筆觸描繪了夏日農村的可人氣象：中夏時節，晴空萬里，烈日當空，天氣開始轉熱了。然而詩人農舍堂前的樹林，綠化環境，陰蔽房舍，清陰多涼，凱風送爽。飄飄然散去了熱暑，拂動著半敞開的衣襟。這是那麼令人心曠神怡，滌盡煩蕪的情景啊！「息交遊閑業」以下十句為第二層次，是詩人面臨田園美景的生活安排和起居作息的隨意自在。詩人斷絕了官場酬酢和繁縟交往，過著無憂無慮輕鬆隨意的讀書撫琴，飲酒賦詩，灌園藝竹，和培養下一代的自在生活。園中新鮮時令的蔬果，倉儲糧食，不必為生計而擔心，自己種植的糧食釀製的新酒自斟自樂？？這對於一個物質生活要求不高的詩人來說已經完全滿足了。還有什麼奢望使人困擾呢？詩歌的「此事真復樂」以下四句是第三層次，正是對這種簡樸真淳的田園生活和天倫之樂總結性的照應。有如此簡單樸素的居住條件，清幽寧謐的自然環境，不愁衣食的生活，與兒子戲玩的天倫之趣，足可以忘記一切富貴榮華，「浮貴於我如浮雲」的思想自然產生。至於第二首，則有不同的感受：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

　　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

　　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

　　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這首詩顯然與上首所寫的時令完全不同，因而知道這兩首詩並非作於同時。前首所寫為仲夏，此首詩刻畫的景色則是深秋。這首詩由兩個部份構成：「和澤周三春」十句為第一部份，寫由春至秋季節變換帶來的不同的景色，重點描繪了清秋時節肅殺蕭疏中的秀逸高聳的山峰和經嚴霜而不凋敗的松菊，是那樣獨秀挺拔，令人敬仰，從而寄託了詩人高標絕俗的為人和不向惡濁現實屈服的節操。「銜觴念幽人」四句是第二部份，是詩人對友人的憶念。

　　陶淵明的這兩首詩儘管不是寫於同時，但所和贈的對象都是郭主簿。兩首詩中的環境烘托與情感抒發也各不相同，但二者的共同之處是詩人的把景物描寫與情感抒發巧妙的結合，觸景生情，情融物中，物我渾一，意味雋永是這兩首詩的共同特徵。此外，這兩首詩無論寫景還是抒情，都顯得手法自然，遣詞平淡，決不著意雕琢，卻飽含深情。陳廷焯說：「淵明之詩，淡而彌永，朴而實厚，極疏極冷極平極正之中，自有一片熱腸。纏綿往複，此陶公所以獨有千古，無能為繼也」，（《白雨齋詞話》卷八）是不錯的。綜觀這兩首詩，確實感到陶淵明風格平淡和情意誠摯的特徵。人際往來，貴在情真意摯，這兩首詩之所以臉炙人口，耐人尋味，「朴而實厚」的情愫是其關鍵。

　　陶淵明的詩集中有《移居二首》，是寫他的家遷居到南村時的情形，那麼——

　　陶淵明為什麼要遷徙到南村去居住？

　　《移居二首》表現了什麼思想感情？

　　如前所述，陶淵明的居住處所不只一處，即有柴桑、上京、西廬、南村四處。既然住處較多，自然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和興趣選擇居往。而且，陶淵明的幾個住處都在廬山腳下，相距並非遙遠，遷徙也很方便。不過，他之所以要移居南村，並非為了追求新奇，也不是選擇吉祥住宅，而是為了和志同道合的「素心人」為鄰里。這在《移居》第一首中，詩人就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

　　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

　　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陶淵明移居於南村大約是晉安帝義熙六年（410），由上京遷來。元人李公煥在陶淵明《戊申歲六月遇火》詩後箋注說：「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南里之南村。」此時，陶淵明46歲，已經歸田六年之久了。據陶淵明在詩中說，他想移居南村是很久以前的願望：「懷此（移居南里）頗有年」，其原因倒不是為了舒適吉祥的居所，是因為南村一帶有很多淡泊名利，志趣高雅，與自己情投意合的「素心人」之故。也就是說是為了選擇好的鄰居。這裡所謂好的鄰居，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原來是一些可以「抗言」高談，暢敘心曲的朋友，彼此沒有什麼芥蒂和隔膜，能夠暢所欲言，無所顧忌地進行深層次的心靈溝通的知心人。大家在一起品鑒有趣的詩文作品，研討疑難問題。至於這些「素心人」是指那些，當然是和陶淵明志趣接近的人。所謂「素心」，就是淡泊利祿，不慕榮利，忘懷得失這樣的人吧！有人認定是指殷景仁、顏延之等人，也不無道理。但我想，一定不止這些，總之是和陶淵明志同道合的人吧。在封建社會中，確如溫汝能所說：「素心人固不易多得」。因而，陶淵明寧願全家徙居相就，目的就是為了選擇好的鄰里。孟母三遷的故事不消說陶淵明是異常熟悉的，而且深以為然了。黃文煥說：「胸中能具疑義者幾人？非真正讀書，不能蓄疑」。（《陶詩析義》）又對「素心人」作了重要補充，那就是必須有見解，有志趣，淡泊利祿，忘懷得失的真正讀書人。即能進入讀書境界之人，能對書中所述存疑，並且提出問題。發現問題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移居》的第二首表現的是另一種追求：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這裡展現的是與南村「素心人」之間的詩文唱和，斗酒暢飲，日常農務，閑暇聚晤，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卻在詩人筆下顯得那麼富有生氣和意趣。詩的結尾「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既是陶淵明躬耕田園的深切體會，也是他與這些「素心人」鄰居的共識和共勉，也與他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詩中所說的：「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的見解完全合拍。道理很清楚，無論陶淵明和那些「素心人」如何淡泊名利，忘懷得失，但是，只要他們辭官隱居，就斷絕了與朝廷的聯繫和經濟來源，要生存，要與鄰里往來抗言高論，賞析奇文疑義，登高賦詩，飲酒閑聊，？？一切都只有靠自己的勞動和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的確飽含著陶淵明對人生艱辛，生存不易的深刻認識和體會，衣食之需，溫飽之求，可以說是人生存的最起碼的條件了，要滿足這樣的條件只有辛勤勞動，努力耕作。這樣的認識對於一個生活在封建時代又曾經做過幾任官吏的知識分子，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沒有經歷過生活磨難和勞動鍛煉的人，沒有經受饑寒折磨的人是很難獲得這種見解的。陶淵明在他的詩文中多次提到採菊，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和「秋菊有佳色」，「芳菊開林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等等，那麼——陶淵明為什麼那麼喜愛菊花？

　　菊花是一種草本植物，它的特點是不畏嚴寒，做霜雪而開，很早以來，古人就懂得採菊花用來泡製飲品食用。屈原在《離騷》中就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說，採菊而食，或者用菊浸泡酒飲用後可以長壽延年。陶淵明《九日閑居》詩序中說：「餘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醒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說明陶淵明對菊花的喜愛與鍾情。古人以九月九日為重陽節，日、月都在九，九為陽數，所以叫重陽節。而九與久又諧音，因此把九月九日重陽佳節理解為「久久」吉祥之節。根據宗懍《荊楚歲時記》所載，古人於重陽節這天登高、郊遊、飲菊花酒，就可以驅除瘟疫百病，長春健康。也就是陶淵明在《九日閑居》詩中所稱：「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所謂「制頹齡」，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強健身體，預防衰老。蕭統《陶淵明傳》云：「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與此詩所述的情調一致。陶淵明非常喜愛菊花，在他的園中就種植了不少，同時也在詩中多次提及菊花。朱自清先生說：「菊花是可以吃的。淵明自己便吃。《飲酒》之七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可見是一面賞玩，一面也放在酒里喝下去。？？九日喝菊花酒，在古人或許也是件雅事呢。「既然菊花可以吃，又可以用來泡酒飲用，還可以作為觀賞的花，又是開放在百花凋零的深秋季節，因而陶淵明不僅偏愛菊花，廣泛種植，時或賞玩，又用菊花浸酒飲用。所以他既種植菊花，又要採擷。當然，菊花之所以贏得詩人的百倍寵愛，還與菊花不畏霜寒，獨放於百花消歇的秋季有關。詩人顯然以菊花的高貴品質和孤放於嚴寒的個性以自況其不合時流的人格節操。在陶淵明詠菊、採菊詩中，最受人注意的無過於《飲酒》詩中之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這首詩的旨趣和意境不難理解，並且幾乎被引用者闡釋得淋漓盡致了。只是詩中的「南山」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兩處還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此我準備略加辨析。關於南山，有的認為是指廬山，陶淵明居處即在江西九江縣柴桑里，正在廬山麓，所以時刻可見。這南山也就是他在《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中的：「延目識南嶺，空嘆將焉如！」中的「南嶺」。另一種見解則指南山是用典故，它與採菊服食緊密相關。既然食用菊花之後可以延年益壽，長生久視，因而「南山」也就是化用《詩經。小雅。鹿鳴》中所說的「如南山之壽」的祝願，南山是壽者的象徵。也就是「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中的南山之意了。兩種理解皆可通，前一種是自然景觀的寫真；後一種則是融入採菊服食後的用典。相比之下，前一種倒更愜當自然一些。試想陶淵明居住於廬山腳下，時常領略著廬山的秀色。一面埋頭賞菊、採菊，疲倦之後放目遠望，廬山秀峰自然闖入眼帘。「悠然望南山」，正是執著於近處風物之後放目遠眺的自我調節，這時廬山在遙遠的天際屹立著，更加符合侍人近觀遠眺相結合的觀察習慣，也與詩中意趣切合。

　　對於「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的「真意」、「忘言」的解釋，一般都認為受魏晉玄學的影響，王弼的言不盡意的理論，得意志言的見解是陶淵明這兩句詩歌所本。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說：「盡意者莫若象，盡象者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指出。言語是明象的手段或工具，如果已經獲得了象的意義，就可以把語言忘掉，捨去；象是意的載體，如果已經得到意，完全可以把象捨去。言和象僅僅是為領略意而存在的一種憑藉和載體，目的是要獲得意的真諦，因而得意之後，言、象已無存在價值。陶淵明的這首詩，就是闡釋獲得真意之後對言的超越。這裡所表現的是詩人幽居獨處，採菊服食，與大自然美景中的草木禽鳥和諧相口陶淵明懸案揭秘處，親密無間的超然境界和物我融合的神態。

　　另一種見解認為陶淵明詩中的「真意」是對各種關於真的解釋的混同，究竟是《莊子。漁父》中「法貴天真」的「真」，「歸真反璞」（《戰國策。齊策》）中的「真」，「味道守真」（《後漢書。申屠蟋傳》）中的「真」，還是「養真」的「真」，「任真」的「真」呢？是很難加以分辨的，更難用語言表達出來。這種「真意」是剎那間的感覺，一種頓悟。一個人只要有了這種人生體驗就夠了，何必枉費精神，對「真意」尋繹求解呢？「偶然多妙悟，盡在不言中。」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就是陶淵明的態度和作風。《莊子。齊物論》說：「辯也者，有不見也」，又說：「大辯不言」。就是說深刻的道理要靠自悟，不待語言來分辨。《莊子。外物》還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謂語言的目的在於分辨和求得真意，真意既已得到，就不必再考慮用語言分辨表達了。陶淵明這個「真意」、「真趣」是在人境結廬的環境里得到的，所以這詩的結尾恰好與開篇的「心遠」前後呼應。

　　兩種解釋看似不同，實則皆共同以莊子思想為基礎，相比之下，後一說法更加符合陶淵明的為人與個性，他是不大喜歡煩瑣考證和細微區別的。管你什麼真意，只要獲得了物我渾一的感受和體驗，頓悟了人生真諦，一切言辯都顯得多餘和累贅了。這與他「好讀書，不求甚解」，「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的價值取向完全合拍。在陶淵明的一些詠史詩中，通常借用古人古事來抒發現實感受，把詠史與抒懷言志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而導出——

　　陶淵明的《詠貧士》七首是詩人的文學寫照嗎？

　　《詠貧士》七首是陶淵明經歷了仕途坎坷，歸田隱居之後的作品。詩中飽和著陶淵明的人世滄桑之感和生活艱辛的深刻體會，更融鑄了窮旦益堅，為完善自我人格而付出的沉重代價。展現了詩人的人生態度和精神追求。是研究陶淵明的為人、生活和思想的重要篇章。據王瑤先生考訂是陶淵明五十六歲時的作品，這時東晉王朝已經壽終正寢，正是宋武帝剛即位的永初元年（420）。第一首是：

　　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

暖暖空中滅，何時見餘輝。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詩歌用比興的手法，以無依無靠的孤雲自擬，與有所憑藉和依託的萬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不僅是對依恃門閥世襲而把持朝柄的士族的影射和冷嘲，更展示了孤雲的耿介不阿的可貴品質，以及「量力守故轍」，不以饑寒潦倒為意的精神追求，是詩人孤獨而高潔情懷的象徵。元人劉履說：「所謂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眾馬群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來歸者，則又自況：其審時出處與眾異趣也」。（《選詩補註》）不無道理。第二首：

　　凄厲歲雲暮，擁褐曝前軒。

　　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

　　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

　　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

　　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此詩直抒胸臆，具體詳細地描繪了陶淵明晚年生活的窘困匱乏，饑寒交迫，無心讀書的苦況，以及詩人以大賢孔子為精神力量克服艱辛，度過難關的決心和堅持「厚志薄身」的價值取向。第三首：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

　　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

　　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詩歌通過古代賢者榮啟期、原憲雖然貧困潦倒卻不放棄精神追求，安貧樂道，保持了正常的心態的事迹來勉勵自己身處亂世，不能因境遇的艱難而動搖，也不能為不義之財的引誘而動心的情態。《列子。天瑞》說，有一次孔子游泰山，見到了年已九十歲的榮啟期，他身穿鹿皮裘服，用繩索做衣帶，情緒很好地一邊鼓琴一邊唱歌，孔子問他為什麼這樣快樂，他的回答是：「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這樣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確實樂天達觀，很具有啟發性。至於原憲，也是以貧困高潔著名的，據《韓詩外傳》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原憲在魯國時，有一次子貢乘著高車駟馬去見他。原憲去開門，整頓衣襟時衣袖破爛而露出了臂肘，穿鞋子時鞋後跟又裂開了口，於是被子貢嘲笑。原憲對此講了一番話：「憲貧也，非病也。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反而感到了十分羞愧，不辭而去。原憲態度從容地唱著《商頌》之歌，聲震四處，如金石般的鏗鏘有力。陶淵明在詩歌中把榮叟和原憲形象引入，自然是用古代安貧樂道的賢者作為自己效法的榜樣和精神支柱，用他們的行跡支撐自己去克服重重艱難。而第四首則是：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

　　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

　　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

　　從來將於載，未復見斯傳。

　　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貧窮之士並非無才之人，高貴之家不乏無能之輩，這是已經被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的真理。陶淵明對此更有深刻的認識和真切的體會。他在這首詩中援引皇甫謐《高士傳》中黔類的故事為吟詠對象，重點突出其潔身自好，不慕榮利，堅決辭讓魯國權位，拒不接受齊王重金的高尚品質，認為他是歷史上傑出的罕見人物，展示了詩人為了崇高的理想甘願貧窮守節的志趣，是很感動人的。

　　《詠貧士》的第五、六、七三首，分別對古代既窮且賢的典型袁安、阮公、張仲蔚、黃子廉等人的事迹抒發感慨。袁安饑寒凍餒而孤介耿直，阮公鄙棄錢財而辭官，張仲蔚貧困而長於詩歌，黃子廉清貧終老。詩人從他們的身上汲取了無窮的力量：「誰雲固窮難？邈哉此前修。」收住了這組詩。可見，這組詩不僅稱頌了古之貧賤潦倒守志堅貞，貧賤不移的高貴品質，更重要的是給陶淵明以精神楷模和力量源泉。詩中這些貧士已經不僅是古代堅持理想，不苟合取容的賢能之輩事迹的簡單複述，而是傾注了陶淵明的人格力量，精神追求與價值取向，是詩人歸田之後歷盡躬耕自資而維持生計尚感困難的反映，這些貧士形象中無不閃現著陶淵明的為人行事和理想操守，稱他門是陶淵明的文學寫照是恰如其分的。

　　也有人認為《詠貧士》七首是陶淵明寫於彭澤歸田後的歲末，即晉安帝義熙乙巳年（公元405年），詩歌在於自述其歸田後從事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及其堅定性，可備一說。陶淵明於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正月五日這天和他的鄰居朋友在斜川遊玩，寫了一首《游斜川》詩歌。有人認為這反映了陶淵明的傲視門閥士族的門第觀念。那麼——應當怎樣解讀《游斜川》？

　　陶淵明的《游斜川》是一首春日郊遊，與友朋聚會尋勝的詩歌。詩前有序：「辛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臨長流，望曾城；紡鯉耀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這段序文對於陶淵明等人的斜川之游的目的，追求，其時斜川風物景緻，所聞所見和感受體會都敘寫得非常清楚，對於我們把握此詩的底蘊非常重要。

　　時間既是正月初五的勝日，天氣又那麼晴朗清和，風物閑靜優美。這時詩人邀約了被稱為「素心人」的鄰里，一同遊覽位於廬山附近翻陽湖畔的斜川。他們站在溪邊，遠眺位於廬山北面的曾城山，情懷舒展，溪水中的游魚自由遊盪，水邊鷗烏乘著春風上下飛翔。廬山的秀美景故大家早已熟知，不再把它作為吟詠的主體；曾城山孤峰獨秀，矗立眾山之外，使人聯想到昆崙山的曾城。眾人詩興勃發，題詠唱和。時光如逝水而催人衰老，彼此把各自的年齡籍貫和旅遊的日期記錄下來作為紀念吧。同游者是些什麼人？他們的詩歌寫得如何？由於資料的缺乏已經無法詳知了，所幸的是陶淵明的詩歌倒是完整地保留下來：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

　　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

　　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

　　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

　　雖徵九重秀，顧瞻無匹儔。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

　　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

　　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這首記游詠懷的詩歌明白曉暢，直抒胸臆，景物描繪也清新鮮活，完全沒有故實堆砌，表現了詩人與友人鄰居勝日尋春，登山臨水的高昂興緻和樂以忘優，及時為歡的曠達情懷，我們似乎感覺不到陶淵明傲視門閥士族門第觀念的意向。逯欽立先生認為：「陶淵明那種傲視門閥上族的門第觀念，還表現在他有意仿效西晉元勛貴族後代的遺風和遵循晉朝禮俗典制的態度上。具體事例便是他五十歲時所作的斜川之游」（按五十歲之說有誤），逯先生指出：

　　「西晉時，晉朝元勛貴族石苞的兒子石崇曾於元康六年（公元296），在其別業金谷舉行過大型的祖餞宴會。這就是後世傳稱的《金谷集》。《金谷集》的特點是：與會者皆當時名流，宴會上要飲酒賦詩，有專門寫的序文來敘述宴集，並記錄宴會的年月日與會者的年齡、鄉里、官爵。當時年歲最大的是石崇的姊夫蘇紹，年五十歲，名列第一。這次宴集的目的，是要誇示石氏家族政治勢力的煊赫，社會地位的高貴和別業田莊的廣袤。？？到了東晉，門閥士族王羲之，於永和九年（公元353）春，在其別業蘭亭，也集合名流，搞『修楔事』，賦詩飲酒。這就是著名的《蘭亭集》？？顯然王是有意仿效石崇《金谷集》的。而這次宴集的人物之多和規模之大並不下於《金谷集》。所以當有人將《蘭亭集》和《金谷集》相比時，王羲之表現出由衷的高興（見《世說新語。企羨篇》）。晉朝的世家貴族有這種比賽派頭的習慣。」逯欽立先生說晉朝世家貴族比門第、家勢、派頭的習慣是不錯的，認為王羲之規步石崇，也很有道理。但以這種眼光來看待陶淵明就未必允當了。逯先生接著講：「陶淵明中年以後，家庭日益貧困，似不應懷有門閥士族王羲之那種興緻。可是，他是東晉元勛貴族的後代，平日傲視門閥士族。王羲之能搞的『風流雅事』，他要去比賽也是很自然的。於是他選在五十歲時（即義熙十年春），舉行了有二三鄰曲參加的『斜川之游』，作有《游斜川》詩，以顯示自己門第的高貴和個人的自豪感。？？詩序結尾說『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時日』，其內容基調和文字形式與前引石崇《金谷詩序》是何等相似。東晉人模仿石崇《金谷集》的，王羲之一次，陶淵明一次，真是無獨有偶。王羲之作為東晉締造者之一元勛貴族王導的侄輩，既然能夠仿效石崇以《蘭亭集》炫示其門閥世族地位的高貴和別業田莊的可觀，那麼，陶淵明作為東晉締造者之一元勛貴族陶侃的曾孫，雖然已經貧困，沒有更多的別業田莊可言了，已經退隱，沒有什麼官職可言了，然而斜川之游表明，陶淵明還是極其自負地模仿了《金谷集》，以顯示陶家門第的高貴，敢於同《蘭亭集》的主人門閥世族王羲之分庭抗禮」。（《關於陶淵明》）

　　我覺得說王羲之的《蘭亭集》是對石崇《金谷集》有意規仿和競爭，這在王羲之來說倒是完全有可能的，儘管石崇與王羲之相去未久，但二人的家境、身世、祖上的榮光，社會影響都有可比之處。這在陶淵明卻未必是這樣的了。首先，就門第閥閱而言，石、王兩家都很有聲勢，互為頡頏，而參加金谷詠唱者皆一時名流、詩人、官吏，蘭亭聚合也是當時顯赫，石、王二人的盛會場面宏富，宴集豐盛，豪華氣派。如果陶淵明要仿效石、王盛會，他既沒有現任官職的尊榮，又缺乏郊遊宴集的物質基礎，僅僅邀約了二三不知名的鄰曲。這在封建時代，要和石、王攀比，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本錢，可以作為憑藉的社會背景與物質條件，豈有以自己之短去比別人之長的道理！再說，就假設陶淵明以陶侃曾孫這唯一可依的背景為支撐，陶淵明也是不可能這樣做的。首先，他自己早已認識到他非陶侃嫡傳，況且已有五世之隔，早已超過五服，他在《贈長沙公序》中說「長沙公於余於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為路人？？」陶侃的輝煌難以成為他的炫耀之依據。

　　其次，即或陶淵明很在意於陶侃給他的精神上的支撐和潛在影響，而陶侃在東晉士族眼中並沒有什麼高貴的身世和可資矜持的世系，還被嗤笑為「溪狗」，難道陶淵明不明白這點嗎？這樣，陶淵明無論其現實背景、社會地位、經濟條件、世系門第、與之交往過的鄰曲？？從那一方面來看陶淵明都不可能成為王羲之《蘭亭集》後與石崇爭富斗闊，誇示社會地位和門閥出身的。他的斜川之游稱之為春日郊遊，尋勝覓幽是完全正確的，與仿效石、王毫不沾邊。再說，陶淵明當時貧困潦倒到了衣食不周，難免凍餒之際，那裡還有什麼擺闊的物質條件與興緻呢？何況他又一再以「忘懷得失」，「不慕榮利」自許，家境自來就很貧乏，連飲酒的最基本要求都不能經常滿足。如此的個性，這樣淡泊名利的為人，貧困的家境，根本不值得誇示的身世，現實生活中的潦倒經歷，官場坎坷，一生幾度為官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令之類的低級品秩？？結交的友人鄰曲也是名不見經傳的素心人，試想，他會以一生中最不稱意的蹭蹬失意去與青雲之士，富豪之家比賽么？我覺得是不大可能的。《游斜川》只不過是詩人春日與鄰居一道郊遊的記事詠懷詩而已。

　　陶淵明自稱「質性自然」，「性本愛丘山」，對大自然的秀麗景色和山川草木，烏獸蟲魚都有著天然的深情，這在他的田園山水詩作中有突出的表現。但是，在這些愛好中——陶淵明詠鳥詩中寄託了怎樣的思想情趣？

　　陶淵明是一個性愛丘山，以大自然為依歸，以山川草木為友明，鳥獸蟲魚為伴侶的詩人。在陶淵明的筆下，山川含情，田疇喻意，草木可親，花鳥友好，是詩人以我之情為大自然的一切景物禽鳥著上的個性的色彩之故。因而，在品鑒陶詩，吟詠其詩文時常常極自然地體味這些審美對象中附著的濃郁的詩人性格特徵，陶淵明對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有濃厚的興趣，而情感似乎獨鍾於鳥類。據不完全的統計，陶詩中詠鳥的詩歌就有六首之多，此外，那些雖未詠鳥而言及鳥類的詩歌竟有42處。這確實是一不可忽視的數量。陶淵明為什麼那麼偏愛鳥類呢？這自然有一番道理。在古代生產力低下，科學技術很不發達的時期，鳥兒是唯一可以不受拘束，自由自在地翱翔天際的動物了。它們築巢而居，隨意覓食，生活自由，飛翔自在，鳴叫悅耳，和善可親。多種羽毛美麗而豐滿的禽鳥的鳴叫，不僅為人間帶來生機和春意，而且喚起了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聯想，對自由無礙生活的嚮往。因而與「質性自然」，「性本愛丘山」和追求自由放達，無羈無束生活情調的陶淵明特別吻合，引發了詩人對鳥的濃厚興趣與深厚感情。陶淵明詩中的鳥兒。不僅具有大自然中鳥類的靈性和技巧，而且更具有詩人的性格特徵，成為詩人托物言志的最佳載體和理想的象徵了。宋人湯漢在註解《陶靖節先生詩》時就窺破了陶淵明托鳥言志的藝術方法、評價《歸鳥》詩時即指出陶淵明以歸來之鳥「託言歸而求志」的用意。其實，早在陶淵明辭官歸隱時就含情地吟唱過「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詩句，把自己為生活所逼而進入官場比喻為受羈束而不得自由的鳥兒和池中之魚。其實，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各種形態的鳥兒無不極自然地衍化為詩人的文學寫照與思想寄託，精神象徵了。他讚賞賈誼「感鵬獻辭」的藝術經驗，自己也多次以鳥寫意喻志：「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表示自己要象大鳥展翅飛向遠方去實現宏偉的政治追求和體現功業願望的強烈追求。幾番痛苦失意的仕途經歷之後，他深切地體會到：「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諒」（《感士不遇賦》）的冷酷現實，感到自己的願望在那樣的政治條件和社會環境中絕對沒有實現的機會，詩人象一隻心靈受到創傷而十分疲憊的鳥兒一樣，只得驚恐而無奈地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調養身心的傷痛：「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歸去來兮辭》）。陶淵明的一生遭遇和人生坎坷總喜歡以多種心情和不同形態的鳥兒來體現，以鳥寫志，用鳥自況。透過詩人筆下的鳥表述了陶淵明對社會的體驗和人生的認知。最集中，典型者當數《歸鳥》詩：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

　　遠之八表，近憩雲岑。

　　和風不洽，翻翮求心。

　　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

　　雖不懷游，見林情依。

　　遇雲頡頏，相鳴而歸。

　　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林徘徊；

豈思天路，欣及舊棲。

　　雖無昔侶，眾聲每諧。

　　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

游不曠林，宿則森標。

　　晨風清興，好音時交；

矰繳奚施，己卷安勞。

　　此詩通篇不見詩人形象，作者托鳥言志，借鳥抒情。在形式上此詩仿照《詩經》，採用四言重章疊句的結構，寫出了鳥對生存的樹林的複雜心情與感受，重點描繪了鳥兒去林、見林、相林、止林的四種不同環境和獨特的感觸，隱約曲折地傳達出陶淵明從入仕到歸隱的人生體驗和思維變化過程，以及最後與官場訣別的選擇。第一章寫鳥兒懷著去游世界，見識社會的美好願望，一大早就離開了哺育它的茂林，向那「遠之八表，近憩雲岑」的目標展翅奮進，毫不貪戀故林的舒適。這正是陶淵明乘時建功之業，「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和「少年壯且歷，撫劍獨行游」（《雜詩》）的註腳和藝術寫真。可是，外面的天空儘管開闊蔚蘭，精彩萬端，卻並非是所有的鳥兒的理想王國，更不是詩人實現政治理想的天堂。「和風弗洽」，暗藏著種種不測和禍機，因而外面的世界又顯得很無奈。「翻翮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鳥兒不得不調整方向，尋求新的託身之地。這雖然還不至於鎩羽敗興歸返，卻初嘗挫折滋昧，先前逸四海的猛志，騫翮思遠翥的遠飛宏圖，也不得不作出相應的校正。

　　第二章是鳥兒一度受挫之後，已經不打算飛翔得太遠（雖不懷游），見到了清幽適意的樹林，就與夥伴相依相戀地止息了。這大約是詩人少年壯志遭受打擊之後，又不能自甘寂寞，短暫歸隱賦閑，儲備能量，待機再度從政心態的寫照，是詩人「心憚遠役」，就近為官的意向表露。

　　第三章寫出柏林。所謂「相林」就是對棲息之處的觀察、審視。關鍵之筆是「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鳥倦飛而知還，再也不打算作無謂而繁瑣的奔忙，尋求平息內心深層躁動的真正棲止之處的清幽環境。這是詩人幾度從宦，任職低微，公務冗瑣，不堪其苦而決心尋覓寧靜田園的心志的流露。心境平和，態度恬淡，性格稜角已在無情的現實中開始鈍化，然而卻更趨深沉和成熟的標誌。

　　第四章寫鳥兒「止於深林」，「戢羽」休憩，決心今後的行動「游不曠林，宿則森標」，去無憂無慮地領略「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徹底擺脫官場傾軋，宦海風波的禍害。這正與陶淵明桂冠歸隱，過上了平靜而悠然自適的田園生活的心態完全切合，也就是「羈鳥」擺脫樊籠重新回到舊林的適意，「鳥倦飛而知還」的歡欣。

　　整首詩都以鳥來抒發詩人的仕途遭遇與人生經歷，通過鳥最初興高彩烈，信心十足地奮飛天際去領略外面精彩的世界開始，然而外面的精彩世界卻並非為這隻孤立無援的小鳥所設，當小鳥體會到「和風弗洽」，外面的世界又那麼無奈，充滿了危險和殺機，它只好翅徘徊，重新調整目標，最後「戢羽寒條」？？鳥兒的出林、見林、相林、止林，幾乎簡賅地涵蓋了陶淵明的仕途經歷和人生遭遇。值得回味的是陶淵明作為一個門衰祚薄的知識分子，雖然他的政治追求和人生理想都落了空，但是，他還能及時而正確地校正其奮鬥目標，不怨天不尤人，選擇了一條適合於自身條件的躬耕田園的生活道路，其實也不失為一種理想追求，不能簡單地目之為消極退避。值得慶幸的是他既不孤獨，也不悲悒，「傾儔相鳴」，「相鳴而歸」，「眾聲每諧」，「好音時交」正是詩人歸隱之後不乏同調和心態平靜的流露。

　　蕭統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

　　那麼陶淵明的《飲酒》詩二十首是否都是談飲酒的樂趣呢？

　　《飲酒》詩二十首表現了什麼情致？

　　陶淵明的詩歌，確實有不少的內容說到飲酒，但是，真正以飲酒為吟詠對象的作品並不是很多的，無非《連雨獨飲》、《止酒》、《述酒》以及《飲灑》詩二十首等等。即以《飲酒》詩二十首為例，雖然題為《飲酒》，可其內容決不止於飲酒，涉及非常廣泛，是一組涵蓋面極廣，現實因素很強的詩歌。

　　要想準確把握《飲酒》詩的底蘊和詩人的意緒脈絡，首先弄清這組詩歌的創作年代是相當重要的。近人作過不少的探索。王瑤先生有所考證：「據序文『比夜已長，及』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則這二十首詩當都是同一年秋夜醉後所作的，因此總題為《飲酒》。又第十九首中上面說』終死歸田裡『。下面說』亭亭復一紀『，一紀是十二年，淵明辭彭澤令歸田在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乙巳（405），因知飲酒詩當作於義熙十三年丁巳（417），時淵明五十二歲。第十六首中說』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是追述以前的事情，說明』四十無聞『之意，不是實際作詩的時間。第十九首中說』是時向立年『，也是追敘語氣；』亭亭復一紀『這一句是承』終死歸田裡『而說的，不是承』是時向立年『說的。這時正是晉宋易代前夕，淵明感慨甚多。」頗有道理，李華《淵明詩文選》將這組詩繫於晉安帝義熙十四年（418），與王瑤的見解接近。總之，可以肯定地說，這是陶淵明晚年的作品。這時陶淵明掛冠歸隱已經十二年了，東晉王朝正處於即將滅亡的政治大變動之中。在誅除桓玄和撲滅農民戰爭烽火中崛起的軍閥劉裕，羽毛豐滿，兩次北伐的勝利，破長安，滅後秦，使得他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迅速膨脹，他這時「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義熙十四年（418），劉裕秘密遣人把晉安帝縊殺，把司馬德文作為政治傀儡以實現其代晉自立的過渡。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劉裕自稱皇帝，改國號宋，改元永初，東晉滅亡。這就是《飲酒》二十首的寫作背景，即晉宋易代即將到來的風雨滿樓的前夜。

　　陶淵明憑著自己的社會經驗和政治敏感，他已經意識到劇烈政治動蕩的不可避免，因而在這組詩歌之前，有則感慨系之的序文，是捕捉詩人創作心態的鎖鑰，值得把玩：

　　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己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序文的平靜和恬淡掩抑不住詩人的孤獨苦悶和抑鬱寡歡的悲愁；與其說他飲酒賦詩，「以為歡笑」，毋寧稱之為陶淵明借酒澆愁。用酒精來麻痹自己敏感的神經，澆除胸中的塊磊，取得醉後的茫然以平衡內心的感慨。這組題為《飲酒》的詩歌實際上是以酒為煤介的詠懷之作。這也就是蕭統所稱的「寄酒為跡」的作品。如果我們把這二十首詩進行分類的話，大致表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是對晉宋即將易代的黑暗政治的暴露和對苦難現實，敗壞世俗風氣的抨擊。如其一「榮衰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就是以榮衰變化，貧富不定，暑寒代謝等現象暗示著政治劇變的不可避免。而其二更是透過對善惡報應的懷疑來批評社會風氣的好壞不分，善惡顛倒，從而揭露政治說教的虛偽性：

　　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侍！

　　詩歌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懷疑是由無數的作惡多端的當權者往往事事如意，顯赫尊榮，而行善積德的賢能之士卻窮愁僚倒，困厄失意的事實所引發的。善惡報應不能對此作出圓滿的解釋，過樣的「空言」又能騙誰呢？至於其三「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和其六「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以及其二十：「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諄。風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則集中地抨擊了敗壞的世俗風氣和苦難現實，從歷史的、哲理的高度上對黑暗政治形勢作了深刻的揭露。

　　其次，是詩人以比興之詞和象徵手法自詠其高潔志趣和對事業、人生的追求。如其八：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

　　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不消說這裡的青松和眾草都是比興之詞，青松與眾樹相雜，為眾草所掩之際似乎與之沒有多少差別，然而獨出於眾樹，經歲寒而未調，才體現出卓然的品質和做嚴寒的氣勢，這正是陶淵明高尚人品的象徵。至於其十二「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

　　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其十七：「幽蘭生庭前，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等，或以西漢的張長公的剛直不阿取喻；或直抒胸臆表明自己的志向；或以幽蘭的馨香和秀色自況其履潔懷芳的品行為人，展示其迥出時流的價值取向。是《飲酒》詩的另一重要內涵。

　　在《飲酒》詩中，還有一部份內容是抒寫詩人的孤獨和苦悶，以及功業落空的惆悵，窮愁潦倒的窘況。如其四「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顯然就是詩人堅持人生理想和完善獨立人格在黑暗時代不被理解而產生的深層苦悶與孤獨。其十：「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其十一：「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又是對功業無成的喟嘆和生計艱辛的哀怨。

　　當然，在《飲酒》組詩中也不乏輕鬆寫意的篇什，如其五就很有些悠然自適的情調：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類似的篇章還有其九：「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觴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在輕鬆的人際交往和濁酒小飲的氛圍中，有著堅持理想追求和人格獨立的兀傲。這種價值取向和孤介個性，在《飲酒》十三中也表現得極為充分：「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在自我認定的隱居田園的勞累貧困生活中決不輕易改變人生道路，同時又追求把握現實生活樂趣的意志。這種情緒在《飲酒》十九中也有流露：「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裡。？？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以及其十四：「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十五：「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似乎又對人生短暫的慨嘆中領悟到壯志難酬的苦悶和及時行樂的肯定。而「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咨無不塞？？」似乎就是陶淵明的自身經歷：「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五柳先生傳》）

　　處於晉宋易代前夕的陶淵明，以他敏銳的眼光和睿哲的思考洞悉了當時的黑暗現實和混亂的政治局面，回顧自己已經走過的50多年的人生道路，結合仕途經歷，把深沉的感慨和內心深處的各種矛盾和痛苦，通過飲酒詩的形式，形象而深刻地傾泄出來，是有其深切的用意和特定的歷史背景的。生當亂世的文人是很難把自己的內心感受盡情傾吐出來的，尤其是晉宋易代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政治迫害和誅殺無辜，以及那些對時局不滿偶爾發點微詞和牢騷的文人更是首當其衝。以兩晉而論，張華、陸機兄弟、潘岳、劉琨、郭璞、歐陽建等人無不死於統治者的屠刀之下，正如魯迅所說：「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與酒之關係》）處於如此的情況之下，作為一個早已過了「知命」之年的詩人，飽經滄桑之變和戰亂殺伐，篡逆兵變的洗禮，以及此前文人的不幸遭遇，使得他對現實的不滿，對政治黑暗的揭露，只能採取比興手法，隱微曲折地予以表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使《飲酒》詩披上了合法的而不被猜忌的外衣，用心良苦實在出於不得已。《石林詩話》卷下說：「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末必意真在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酒，可以粗遠世故」，是很有道理的。蘇軾以他詩人和文學家的思維，深悟陶淵明飲酒之命意和《飲酒》詩的創作心態，他在《書淵明《飲酒》詩後》說：「正飲酒間，不知緣何記得此許多事？」又在《書淵明詩》中說：「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把陶淵明《飲酒》詩的底蘊敞露無遺。總之，陶淵明的《飲酒》詩絕非只言飲酒樂趣，而是一組現實性強，涵蓋面廣，寄託深微，審美情趣獨到的詩歌，閃爍著詩人觀察問題的歷史高度和哲理認識。清人薛雪說：」陶徵士《飲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絳雲在霄，舒捲自由『之致「（《一瓢詩話》）。其實，無論從思想高度和美學價值來著眼，《飲酒》詩都不失為陶淵明的代表之作，值得反覆探索。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榮，忽值山河改」，是純粹的自然景物描繪呢，還是另有所寄託？請問——

　　「種桑長江邊」這幾句詩出自陶淵明的哪首作品？應當如河理解？

　　這是陶淵明的《擬古》九首中最後一首的破題四句。《擬古》九首是一完整體系，理所應當全面把握。清人陳沆在箋注《擬古》九首時說：「古詩凡不只一章者，當合前後數章觀之，乃可定作者之旨。陶詩本懷，多露什未，如《讀山海經》後五首，《擬古》詩後二首，《飲酒》詩末首是也」。（《詩比興箋》）他的意見是很可參考的，要直正做到準確領悟這四句詩，就必須把《擬古》九首中的所有內容聯繫起來予以觀照，才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關於《擬古》九首詩歌的系年，前人傾注過不少的精力，詩中有「飢食首陽蕨」「忽值山河改」等句，古今學者均將其系干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前後，王瑤將其繫於宋武帝水初二年（421），參合詩意，尚無抵牾，這時陶淵明已經57歲了。

　　《擬古》就是模擬古詩，西晉陸機就作過《擬古》詩十二首，全是模仿古詩之作。而陶淵明的《擬古》詩，無非是借擬古之名的雜感詩，以吟詠懷抱，傾吐政治見解，批評現實，或以詠史為依託的抒情詩歌。清人方東樹說：「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詩」（《昭昧詹言》），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說《飲酒》詩寫於晉宋易代的前夕，正是黑雲壓城的政治高壓之際的話，《擬古》詩則是宋代晉而立，完成了政權的和平移交以後的作品。當時劉裕篡位之初，尚未對晉室舊臣進行全面清洗，所以詩中言及時政時遣詞還不很激烈，反思的意味強於哀怨和譴責。但是，整組詩的基調情緒是低沉和悒鬱的。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於改朝換代這樣的政治變動，不可能無動於衷，必然感慨極多，聯想豐富。這種情感並非只是對晉室覆亡的痛惜和哀悼，更為複雜的是對新政權劉裕行為的惶惑疑慮和驚恐，是亂世知識分子深感前景難測，苦悶傷徨，以及個人安危未卜的複雜感受。因而在《擬古》詩中，既蘊含著對並不怎麼值得陶淵明眷戀的晉室的惋惜、檢討和深痛的反思；也不乏對節義慷慨之士的讚頌與褒揚，以及詩人的苦悶憂慮。我們不妨逐一研讀：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

　　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

　　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此詩的表面含意是說世風不古，交道多變，以感慨人際關係的澆薄。細加尋繹，又還隱約著詩人的仕途感觸與個人的命運。詩歌以蘭柳茂盛開篇，正象徵著陶淵明苦讀多年，抱著雲錦般的幻想從政為官的現實。可是現實嚴峻，人情淡薄，中道生變，使得蘭枯柳衰，詩人預先的設想和現實的人生際遇不啻有天壤之別，因而被迫歸隱田園。有人認為是陶淵明人桓玄為僚吏，後來發現桓玄的政治野心之後又離去的背景。可備一說。但是，桓玄的勢力從膨脹到敗亡是晉安帝元興三年之事，距離陶淵明寫《擬古》已有15年之久，其間變化頗巨，是否還會執著於多年前的往事？是值得推究的。《擬古》第二首是：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

　　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

　　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

　　斯人久己死，鄉里習其風。

　　生有高世名，既設傳無窮。

　　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這首詩的寓意是頌揚節義之士田子泰的高潔行徑，並對瘋狂追逐名利之徒給以冷峻的嘲笑。在田子泰的形象中，我們隱約窺探出詩人的個性。根據《三國志。田疇傳》記載，田子泰（田疇字）在董卓遷漢獻帝於長安時，他受幽州牧劉虞之請，帶家客和壯士20多人到長安去朝見獻帝，被拜為騎都尉。田疇固辭不受。歸來之後得知劉虞被公孫瓚殺害，立即到劉虞墓前哀悼，因而被公孫瓚拘捕。獲釋後隱居於徐無山中，百姓跟隨他歸去的有五千多人。邱嘉穗在評論這首詩時說：「陶公此詩，正指漢末田子泰而言，觀其出處之正，真可謂節義之雄者，而陶公平生出處，亦與之相類」（《東山草堂陶詩箋》）。並非鑿空之論，逯欽立先生則認為：「此詩是回憶元興三年東下對參與劉裕起義兵事寫的。」在徵引了田疇的事迹之後指出：「董卓挾漢獻帝西遷，田疇致命行在、間道馳驅於幽州、長安間。桓玄挾晉安帝西走，陶淵明為勤王之事，涉險奔走於尋陽，建康間，二者極其類似。詩稱田疇之義舉，用以自喻，亦所以自贊也」（《陶淵明事迹》之系年》）。可以作為參考。託言古人古事以詠己志之意是很明顯的。至於第三首：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

　　眾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

　　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

　　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

　　詩人托物言志，用燕子不以門庭荒蕪而嫌棄背離舊居來表現詩人隱居不仕的選擇。這與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所說的，「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同一心態。對故居的依戀之情中自然也含蘊著對晉室復亡的惋惜。陳沆說：「華堂如故，門戶已非；舊巢尚存，主人安在？燕獨何心，忍依新而忘昔耶」（《詩比興箋》）。雖然含蓄，但也隱指陶淵明對晉室的眷戀。邱嘉穗則謂：「自劉裕篡晉，天下靡然從之，如眾蟄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獨倦倦晉室，如新燕之戀舊巢，雖門庭荒蕪，而此心不可轉也」（《東山草堂陶詩箋》）。也看出了詩人隱居不仕劉宋的用心。逯先生則認為：「以二月春雷喻劉裕二月舉義兵。？？先巢故尚在二句，喻晉安帝復辟返京師。」（《擬古》詩注），也不無道理。而第四首詩是：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

　　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

　　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

　　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

　　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此詩感慨榮華難駐，人世無定，乾坤反覆而引發了對深重的滄桑之變的沉思，黃文煥評此詩：「前六語純從國運更革寄愴。後八語兼指士人生死分恨，然後總結以榮華憐傷」（《陶詩析義》卷四），是中肯的。當然也在一定程度表現出虛無空觀的見解，馬墣說：「此首傷篡奪者之無知也」。（《陶詩本義》）正是從虛無的眼光獲得的結論，陳沆的詮釋就更為具體了：「朝宅暮堂，宇宙猶傳舍也；山河功名，戰爭慷慨，謂平定燕秦之人也。賈子曰，誇者死權，眾庶馮生。魏武留連於銅雀，孟嘗橫涕於雍門，許由敝屣夫萬乘，唐堯黃屋如浮雲」（《詩比興箋》）。惟其人生易老，榮枯反覆，詩人才站在更高的歷史水準上冷靜地審視人世紛爭，逐名迫利者的愚妄，這也是陶淵明在洞悉塵世之後選擇歸隱田園的思想基礎。聯繫到陶淵明的五次歸田，均非出於逼迫，也不是他根木干不下去了的退隱，每次都是他在審度時勢，思索人生，權衡利弊得喪和個人性格愛好之後的主動掛冠辭職，應當說這是陶淵明主動選擇的人生道路，試圖在有限的人生過程中，把握自我，少干一些「違己交病」，「口腹自役？？？深愧平生之志」的事情了，這正和他「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的認識完全合拍。第五首：

　　東方有一土，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

　　我欲觀其人，晨擊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檐端。

　　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

　　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

　　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詩歌以崇敬之筆描繪了窮困高潔之士的獨行特立，並願以之為同調的追求。陳沆說是「淵明自詠也」，深得其旨趣。邱嘉穗也說：「此公自擬其生平固窮守節之意，而託言欲觀其人，願留就在耳」（《東山草堂陶詩箋》）。在作者謳歌的「東方有一土」身上，寄託著陶淵明的人生理想與價值追求，是他隱遁田園，「厚志薄身」，固窮守節思想的文學寫照。而第六首則是：

　　蒼蒼谷中材，冬夏常如茲。

　　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

　　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

　　稷下多談土，指彼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己與家人辭。

　　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

　　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

　　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這首詩的命意實際上與第五首很接近，表現了陶淵明堅持個人理想，隱居歸田的人生選擇，卻有時又難免種種干擾，使內心無法平靜的苦悶惆悵。詩人既要堅持理想追求，承受貧困潦倒的煎熬，又要抵禦各種誘惑和人情酬酢，因而不免引起思緒波動，行止未定的彷徨。這種誘惑除了來自朝廷的徵辟之外，又有權貴以崇拜者的名義對詩人的籠絡，以及白蓮社對他的勸駕等等。湯漢在注釋此詩時說，「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逯欽立先生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闡發：「釋慧遠在廬山結白蓮社，以佛教義討論人生問題，參與者多貴族名士，有如齊之稷下。《蓮社高賢傳》云：」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此詩所指當即此一班和尚名士。湯說甚為有見」。（《陶淵明集》）我以為，陶淵明歸隱之後，能否真正屏絕與世俗往來，與友人交往，徹底斷絕與當權者聯繫是很困難的。他雖然門衰祚薄，入仕之後居官卑微，但是他的為人操守和詩文作品還是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的，「潯陽三隱」中的周續之不是幾經徵召就出山講《禮》去了嗎？因而陶淵明要堅持歸田隱居，有很多干擾因素必須杜絕，一些障礙也肯定需要排除的。物質的貧因，體力勞動的艱辛，一家人的供養，？？這些還可以咬牙度過，忍飢受凍來克服，朝廷的徵辟也可以不就，白蓮社諸人的誘惑他不是去了嗎？「攢眉而去」的心態，不正是此詩中「厭聞世上語」數句的注釋嗎？當然，應當看到使陶淵明一度思緒涌動的因素除了以上所舉之外，權貴的拉攏，崇拜者的遊說，恐怕也是此詩中意念動搖的潛在因素吧？值得肯定的是陶淵明畢竟經受住考驗，沒有改變自己的選擇。「言為心聲，志為行軌」，這首詩更為真實地傾吐了陶淵明歸隱後的思緒變化和為了堅持理想而排除干擾，抗拒了誘惑的信念。第七首：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歌竟長太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詩歌對年華易逝，良辰難再的喟嘆，隱約著對仕途難測，宦海沉浮的憂慮，從而更加堅定了隱居不仕的信心。達官顯宦，權勢膨脹，躊躇滿志，如美人酣歌於清夜，似皎月亮麗於夜空，鮮花燦爛於春季，可是，美妙歌曲唱完之後的沉寂，陰雲蔽遮。明月何在！春盡花殘的景象。難道不引起得意於一時之輩的深思么？與其求一時之光鮮顯赫，莫如冷靜清醒地審視人生，這樣看來退隱躬耕，的確不失為在當時歷史條件的一種理智而理想的人生選擇。

　　第八首：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游。

　　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蕨，渴飲易水流。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這是追憶少年時代的勞累奔波和事業無成的苦悶，世無知音的感嘆。前人對此詩的理解分岐較大，明人何孟春說是：「此晉亡以後憤世之詞」（《陶靖節集》注）。聯繫「飢食首陽蕨，渴飲易水流」等句似也不無道理。黃文煥則認為：「為晉一明大義，少泄忿心矣」（《陶詩析義》），未必中背。清人吳菘在《論陶》中說這首詩是「忠君報國之念隱然發露，絕非隱逸忘世者。」不消說也是從「首陽蕨」中獲得的啟迪，無論其準確與否，稱陶淵明不是「隱逸忘世者」還是極有見地的。有的乾脆說這首詩「篇中寄託遙深，只可為知者道爾」（溫汝能《陶詩匯評》）。其實前人都從不同側面接觸到此詩主旨的一部分。詩歌回憶了詩人年青時代遠遊求仕功業無成的空茫嘆喟，又不乏對知音難覓的惆悵和對晉宋易代等政治變動的致慨。清人吳瞻泰說：「此篇無倫無次，章法奇奧。始而張掖、幽州，悲壯遊也；然而首陽、易水，傷志士之無人也；忽而伯牙、莊周，嘆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難得也。公平生志節，亦盡流露矣」（《陶詩匯注》）。如此理解是有道理的，陳沆指出此詩「乃直抒本懷，首陽、易水；伯牙、莊周，公之位置，在此二者之間」。（《詩比興箋》）

　　最後一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木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這首詩是「慨晉室之所以亡也，典午創業，本乏苞桑之固，五馬南浮，復無磐石之安。何曾興嘆其前，干寶抗論於後。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命意全在末二章，所謂圖窮而匕首見」（陳沆《詩比興箋》）。哀悼晉室的復亡，反思其政治措施的失策和用人非當的錯誤，以至禍亂相尋，桓玄篡逆於前，劉裕逼禪於後，能不深思嗎？這又能怨得了誰呢？用桑樹象徵晉朝是有來歷的。西晉初年，人們都以桑樹為祥瑞之物，傅咸《桑樹賦序》說：「世祖（司馬炎）昔為中壘將，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司馬衷、惠帝）入朝，以此廬為便坐。」後來的陸機、潘尼都作桑賦，同樣以桑作為晉朝興起發祥的象徵。所謂「三年望當采」，劉裕於公元418年立恭帝，公元420年逼恭帝禪位，前後正好三年。本來希望恭帝在三年內有所建樹和作為，固本自立，不料政權尚未鞏固，即遭篡逼政變，根株全毀。追尋其原因，是不該種桑於江邊，這裡暗指晉室不應依賴劉裕，當時沒有發現可靠的輔弼大臣，即詩中所說的沒有植根於高原，如今禍亂已經釀成，後悔又有什麼用呢！程傳說：「柯葉枝條，蓋指司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荊州，而道賜發宣城，楚之據長社。迨劉裕克江陵，奔亡相繼，而晉祚始斬，故以春蠶無食，寒衣無待而況之。其必作於元熙以後無疑也。

　　陶淵明對晉室的態度和心情是很複雜的，他一方面目睹晉末的社會政治黑暗，吏治腐敗，世族秉政，軍閥弄權，自己的濟蒼生的理想不能實現而十分苦悶，最後只好選擇一條潔身自好，歸隱田廬的人生道路。當然，他對晉王朝是說不上什麼好感的，既未受其厚恩榮祿，也就不可能產生孤臣孽子的忠憤了。可是，另一方面，他畢竟是「洪族」陶侃的後人，他的祖父、父親、他自己都做過晉朝的官員，和晉朝有著很深的關係，他雖然辭去彭澤縣令之後再也沒有出來做官，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對東晉還是認同的，始終把自己的命運和東晉皇帝、朝廷自然地聯繫在一起的，心理上寧願作晉的臣民而不願為劉宋的顯官，沈約說他「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出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書甲子而已」（《宋書。陶潛傳》）。這說法不無道理，但不準確。所謂題年月，書年號的說法與現存《陶集》並不完全符合，思悅已有辯駁，可是，宋初以後，不書宋代年號卻是事實。看來陶淵明在對待晉和宋的傾向上是非常清楚的。

　　綜上所述。《擬古》九首基本上是圍繞兩大主題展開的：一是對晉室的悼借，一是自抒懷抱。對義士節操的頌揚。二者雖然有所不同，卻是相輔相成。沒有對晉室的依戀和悼惜自然就不必對節義之士備加稱頌；而對節義之士的謳贊里又隱含著對晉室的眷念，《擬古》詩之所以引起理解的岐異，關鍵在於這組詩歌與陶淵明的質樸自然，明白曉暢的基本藝術傾向有著顯著的不同。《擬古》詩既不是直抒胸臆的詠懷抒情詩，也不是白描恬淡的田園詩，而是採用一種曲折隱晦的手法表達其政治見解和人生追求的刺世詩，而且緣事而作，有感而發，確實象蕭統所說的「語時事則指而可想」那類作品。這是因為在這組詩中比興手法的普遍運用，象徵筆調的巧妙穿插，典故的自然，形成了深層隱曲，寄託深微的藝術風格。但是，只要我們明確詩歌的本事背景和詩人的思緒脈絡，適當聯繫陶淵明的有關身世和其它作品，《擬古》的旨意還是可以把握的。

　　陶淵明的詩歌中確實有不少的作品言及飲酒者，甚至以酒為題的也有。但他的《述酒》詩，雖然題為《述酒》，詩中卻又不是說飲酒的。詩歌的命意非常晦隱難解，有人認為其寄託的遙深超過了李商隱的《錦瑟》詩。那麼——

　　《述酒》詩究竟寫的是什麼內容？ 

　　陶淵明的詩歌基本特徵是樸實無華，蕭散閑淡，清純自然。但是，他晚年的一些感慨時事之作常常顯得饒於比興，興象隱曲，寄託深微。這固然因為陶淵明晚年經受了更多的人生磨難之後，變得更加成熟和練達，洞悉世故，更重要的是他晚年遇上了改朝換代的劇烈政治變動，宋易代的血雨腥風，殺機密布的恐怖現實，使得欲對時事加以反映的人不得不考慮其個人的安危，而採用隱微的手法和深於寄託的藝術方式，這樣勢必使得詩歌的真諦顯得朴朔迷離，難以捕捉。從魏晉的政權更迭到劉宋王朝的建立，雖然曾出現過安定的社會局面，但是都比較短暫。政治的動蕩，戰亂的頻仍，社會的不寧靜，人民生活的困苦，以至生活在這樣時代的文人不是作緘口結舌的沉默者，就是只好以隱晦曲折的筆法來表達對現實的見解。這樣的作品，往往「其旨淵放，歸趣難求」，詩歌的底蘊在比興、象徵藝術手法的包裹之下，很難準確把握。如果說曹丕篡漢，司馬氏代曹，在禪讓和平演變形式下完成的政權移交過程多多少少地留下了不殺禪讓者的溫情的話，而劉裕的代晉自立，不僅要晉帝交出皇帝寶座，而且對禪讓者晉恭帝酖殺不舍。試想作為一個早就沒有任何官職，沒有社會地位的歸隱之士的陶淵明對劉裕的所作所為看在眼裡，記在心中，作為一個社會感應神經的詩人，他既不能保持沉默，不置一詞，可又不能直抒胸臆，暢所欲言，於是只好採用象徵筆法。比興技巧，把自己感受到的認識，隱微曲折地傳達出來，這就形成了《述酒》詩的朦朧迷離狀態，使得後世讀者產生了理解上的層層障礙。可是，經過歷代研究者的探索，《述酒》的命意已經很清楚了，就是陳沆所說的是為晉恭帝被劉裕用毒酒害死未果，最後仍然遭其殺害之事。先讀原詩：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

　　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己分。

　　素礫皛侈渚，南嶽無餘雲。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

　　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

　　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勘。

　　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

　　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

　　雙陵甫雲育，三趾顯奇文。

　　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

　　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陶淵明在這首詩歌中所用典故較多。湯漢在注這首詩時說： 

　　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禕酖王，禕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葯、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覲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因疏其可考者。以發此老未白之忠憤。

　　這段話是解開《述酒》詩謎團的鎖鑰。因為劉裕兩度進酖酒，其用意當然是斬草除根，不留隱患。在那動蕩不寧的年代，軍閥混戰，各派勢力混戰不已，力量彼此消長，很難說誰有控制天下的絕對把握。只要晉恭帝還在，誰也說不清楚就沒有死灰復燃的時機。先前桓玄廢晉安帝，不是他劉裕又假討篡逆擁晉帝而將桓玄襲殺，再把晉安帝扶上帝位的嗎？這樣的故事劉裕絕對不允許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藥酒於晉恭帝，最後採用斬盡殺絕之法來鞏固自己的皇帝寶座。真正解開這首詩最關鍵的地方是韓子蒼點破的「山陽歸下國」這句。陶淵明用漢獻帝被廢黜來比擬晉恭帝被貶為零陵王，真是再恰切不過了。這篇《述酒》詩通篇沒有一字直接說到酒，而所有的典故、比興之詞和意象又都與劉裕進藥酒殺晉恭帝有關。劉克莊在《後村詩話》續集卷一中有一段話。對湯漢的闡釋評價非常之高： 

　　淵明有《述酒》詩，自注云：儀狄造，社康潤色之。而終篇無一字及酒？？韓子蒼因「山陽歸下國」一語。疑是義熙以後，有感而作。至湯伯紀，如反覆詳考，以為零陵哀詩。又謂淵明歸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詳明言之。至此主弒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夫詞之廢也。湯箋出。然後一篇之義明，其間如「峽中納遺薰」、「朱公練九齒」之句？？伯紀闕疑，以質於余，余不能解。

　　宋人對待學術研究嚴肅認真的態度是令人敬佩的。儘管湯漢和劉克莊等人對《述酒》詩歌傾注了那麼多的心血，但是，對具體的幾句詩意的探索仍然堅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科學態度，付闕存疑，從不無知妄說，是很可取的。對於這首詩歌，主要的命意是悼惜晉室的復亡和零陵王的悲慘結局，自然也隱約著詩人對劉宋的譴責。全詩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開篇「重離照南陸」十句是第一層次，是說從東晉的建立到衰亡，雖然曾出現過短暫的穩定，但是曇花一現，很快地在桓玄、劉裕這樣的野心家、陰謀家的把持之下，歸於消歇。「神州獻嘉粟」到「日中翔河汾」為第二層次，寫劉裕勢力的急速膨脹，終於代晉自立。「朱公練九齒」以下為第三層次，寫詩人隱居養性，靜觀時事變化。

　　《述酒》詩簡括地把劉裕自起家到用陰謀取政權，最後獲得成功的全過程作了歷史長鏡頭式的掃瞄。其時正是劉裕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之時，要對他的政治表現和所作所為做出評價和批判，這在當時無疑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氣的，也要冒極大的危險。因而陶淵明的這首詩遣詞非常隱晦，手法極為微婉、曲折。詩人用一組暗示性很不明顯的圖象整合為旨趣很難把握的抒情氛圍，因而使得詩歌主題具有很深的隱秘性。這首詩可以說是陶淵明的所有作品中最難讀懂的作品，形成了陶詩中的別調別趣。只有讀者反覆涵詠，悉心體會才有可能探索其詩歌的底蘊。為幫助讀者理解這首詩，我把它全文作了譯解： 

　　譯詩

　　重離照南陸，東晉王朝偏安江左，嗚鳥聲相聞。人才濟濟共輔晉帝。

　　秋草雖未黃，秋草雖然還未凋黃，融風久己兮。熱風消散，頹勢逐漸釀成。

　　素礫皛修諸，白石顯現桓玄割據江陵，南嶽無餘雲。象徵東晉的南嶽紫雲己散盡。

　　豫章抗高門，劉裕的勢力膨脹威脅晉室，重華固靈墳，晉泰帝也象禪代的重華只剩下孤。

　　流淚抱中嘆，流著眼淚而悲嘆，傾耳聽司晨。傾耳聽雞啼盼天明。

　　神州獻嘉粟，劉裕假託嘉禾來樹立威信，西靈為我馴。製造四靈效力以謀篡位。

　　諸粱董師旅，劉裕調兵討伐桓玄，芊勝喪其身。象芊勝一樣桓玄喪了命。

　　山陽歸下國。晉恭帝象漢獻帝一樣被廢黜，成名猶不勤。劉裕篡位殺了恭帝。

　　卜生善斯牧，卜式善於放牧，懂得「惡者輒去」的道理，安樂不為君。晉帝的近臣不為皇帝出力。

　　平王去舊京，晉安帝被遷洛陽就象周平王離舊京一樣，峽中納遺薰。中原地區被胡人佔據。

　　雙陵甫雲育，中原平定剛得以休養生息。

　　三趾顯奇文。劉裕假造三足鳥逼晉帝禪位。

　　王子愛清吹，晉帝和愛吹笛的王子喬一樣，日中翔河汾。已和晉一起離開了人間。

　　朱公練九齒，陶某修身養性，閑居離世紛。隱居而離開紛亂的世界。

　　峨峨西嶺內，常想起齊夷隱居西山，偃息常所親。精神慰藉全真養性。

　　天容自永固，努力保持身體健康，彭觴非等倫。長壽和短命決不一樣。

　　在陶淵明晚年的詩文創作中，《桃花源記》無論是思想旨趣，社會理想，還是審美追求與藝術價值，對後代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麼──

　　《桃花源詩》並記描繪的是怎樣的社會？ 

　　《桃花源詩》並記，是一組既有記，又有詩的詩文組合體。是陶淵明辭別官場躬耕田園十多年以後的作品，表達了詩人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對人民辛勤勞動，友好相處，平等互愛精神的歌頌，對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社會的憧憬，以及對君權的否定。王瑤說：「《桃花源記》中所記的南陽劉子驥，名驎之，是晉太元間的閑人，好游山澤，因此《桃花源記》開頭就說『晉太元中』；但這並非陶淵明實際寫作的年代。據陳寅恪先生《桃花源記旁證》所考，則淵明寫作材料的主要根據，是來自如《贈羊長史》一詩中所說，由征西將佐歸來後所談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而其理想成份，則與《擬古》詩第二首追慕田疇的事迹相同。《三國志》記『田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其事與《桃花源記》極相似，是淵明社會理想的寄託。《擬古》詩作於宋永初二年辛酉（421），《桃花源詩》並《記》當也是同時所作。這年陶淵明五十七歲。」（《陶淵明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否就是以西北人民逃避苻秦的統治為材料構寫的是很難說準的。可是，《桃花源記》並非純屬陶淵明的虛構也是可以肯定的，它有其特定的社會基礎，那就是東晉未年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人民不堪其苦而逃匿於封建剝削壓迫無法達到的深山洞穴去居住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淵明生活的江州一帶，又是戰爭頻仍，人民生活最為困苦的地區之一。義熙八年（412）劉毅曾在上給皇帝的表章中說到過這種情況：「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沖，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就在劉宋初年，人民逃亡深山也很普遍：「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宋書。荊州蠻傳》）。不同的史書記載著同樣的內容，那就是統治階級的租稅賦役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了，或是逃往幽深荒蕪之所，或是逃亡入蠻。陶淵明有感於此，再把所聞聽的有關資料，歷史故事，結合自身的體驗和感受，通過藝術概括和審美提升，寫成了這篇詩文俱佳，相互輝映，影響深廣，膾炙人口的千古傑作：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類，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柔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

　　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

　　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

　　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如風厲。

　　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

　　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

　　原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陶淵明以異常優美流暢而意象蔥籠的筆調，描繪了一幅與世隔絕的理想社會圖，這是一個環境幽美，社會風氣淳厚，人際關係融洽，人們勤勞友愛，不愁吃和穿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的人是那麼和藹可親，古道熱腸，彼此互助互敬，從不擔心被別人算計，也不會去算計別人的美好環境，歸納言之，這樣的社會主要具有以下的特徵： 

　　首先，這是一個與世俗社會完全不同，斷絕了與外界聯繫的自由結合群體。人們為了躲避亂世的共同目標而友好相聚，長期生活在一起的所在。這裡由於人人平等，只有長幼之分，男女之別，而無貧富懸殊，貴殘之異，根絕了戰亂，也沒有盜賊惡棍。這自然也就用不著君王治理，官吏行政，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更不存在強凌弱，眾暴寡的弊端，社會穩定，秩序井然。一切都是那麼和諧融洽，友好相親。「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是一個環境優美，社會秩序良好，人際關係和諧，人民衣食不愁，心境愉快的理想樂土，到處充滿著和平、友好、寧靜、自然的氣氛，非常誘人的處所。

　　其次，在經濟生活方面，完全杜絕了剝削，否定了君權，根本用不著皇帝的詔令和官吏的施政，沒有記載時光流逝的曆書，卻春夏秋冬自然有序地代謝著，過得很有規律，就是良田、美池、桑竹和土地房舍全都歸所有的居住者共同享用，彼此平等相待，和睦相處，共同勞作，勤勞相安。生活得寧靜、甜密而幸福。

　　此外，挑花源中民風淳厚，有著濃厚的上古氣息，「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這是何等的情致！何等令人愜意的環境！在晉宋之際飽經動亂和剝削壓迫的人們心目中，上古社會是大家嚮往的，陶淵明在詩文作品中，多次表達過他的這種願望。他在《與子伊等疏》中說：「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以及在《五柳先生傳》中稱：「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挑花源就是這樣令人心醉而嚮往的理想之地。不能以後人的眼光簡單地把這種追慕遠古社會的思想歸結為消極保守，復古倒退，這實際上是陶淵明設想出來的一個與現實社會截然不同的樂土洞天，含蓄著對苦難現實的批判和否定。中古時代的社會制度和生產關係，制約了陶淵明不可能產生更為先進的思想，東晉末年的階級剝削和民族鬥爭異常尖銳，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廣大農民流離失所，為了尋求生計而逃匿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象陶淵明這樣家庭背景的人也難免凍餒貧困，更何況一般百姓。「無食望樂土，無衣思南州」（杜甫詩），人們儘管無法從苦難現實中真正擺脫封建壓迫和剝削，但幻想從思想上求得精神解脫是陶淵明這篇詩文的醞釀契機。不少的論者梳理了《桃花源記》的思想形成過程，認為這是從《詩經。碩鼠》、《老子》中小國寡民思想、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等獲得啟迪，受阮籍，鮑敬言等無君論思想的影響，是不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陶淵明生活在晉末動亂社會中的人生經歷，尤其是他辭官歸隱後田園躬耕，親自參加體力勞動之後，融入了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對勞動的見解，對人生的體驗之後逐漸形成的獨特思想。早在《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中，他就由自身的窮困不幸遭遇中體會到人生的艱難，已經萌發了嚮往理想社會的思想：「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這時陶淵明不過44歲，再經過十幾年的田園耕作之後，更進一步地豐富了對社會的認識和深化了對勞動、人生的理解，終於從樸素的幻想升華為較為完整的桃花源思想。陶淵明對理想社會的構想在我們今天看來或許還有種種不足和空幻神秘的色彩，但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桃花源思想稱得上中古時代最美妙，最完善的對理想社會的憧憬，代表了那個時代最有進步意義的理想。

　　《桃花源記並詩》出現之後，因其美妙的構想，神奇的色彩，獨到的審美意趣引起了歷代文人墨客的濃厚興趣，派生了一系列的文學創作。在王維的筆下，桃花源是現實中的仙境，美幻旖旎的理想去處：「初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桃源行》）。劉禹錫簡直認定那是仙人仙居：「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言委曲問人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桃源行》）。當然也有人懷疑其可靠性：「神仙有無何渺落。桃源之說誠荒唐」（韓翕《桃源圖》）。在王安石的眼光中，桃花源是另一番景象：「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桃源行》）。蘇軾在《和桃花源詩序》中說：「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只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雲『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固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昧，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可以說是對桃花源的理性分析，但又引出不少好奇的人去尋求桃花源，甚至把一些現實中的生活場景坐實為陶淵明詩中的桃花源，將生活真實和藝術虛構等同起來，並且言之鑿鑿地肯定，某處就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把幻想現實化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也是對審美的凌遲。

　　人生是美好的，現實又是痛苦的；帝鄉仙境是虛幻的，佛教指引的來世幸福是不可期的。既要熱愛美好生活，又要避開苦難現實，就只有在幻想中去尋求解脫，求得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對心靈強烈衝撞帶來的痛苦的精神慰籍，是陶淵明結撰《桃花源詩並記》的思想契機與創作衝動。

　　「歷覽千載書」的陶淵明喜歡涉獵各種各樣的書籍，顏延之說他「心好異書」，這在他的詩文創作中可以得到印證。他寫過《讀山海經》十三首，那麼——

　　《讀山海經》十三首說的是什麼？ 

　　《山海經》是一部內容駁雜，風格獨特的古奧典籍。全書共十八卷三萬餘字。《山海經》由《山經》五卷和《海經》十三卷構成，漢代劉歆校定。是一部關於我國古代地理、歷史、神話、宗教、巫醫、礦產，生物等方面的百科全書，保存了上古時代非常豐富而珍貴的文獻資料。由於年代久遠，此書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的偽托和錯簡，後人增損竄改的地方也不少。因而增加了此書的理解障礙，所以被斥為恢怪不經之作，非常難讀。博學多聞的司馬遷也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相傳《山海經》是大禹治水時的見聞，命伯益記載而成，但不可信。《隋書。經籍志》把它列入地理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山海經》是「小說最古者爾」，又把它看成是叢談小說。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根據書中祭祀之物多用糈（精米），與巫術相合，認為它是「古之巫書」。總之，這是一部迄今為止尚未取得共識的奇書，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晉人郭璞曾為《山海經》作過注，同時還為之插圖作贊，所以陶淵明又將其稱之為《山海圖》。明代的王崇慶、清代的吳任臣、汪紱、畢沅、赫懿行都曾經為《山海經》作過注。令人袁珂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山海經注》是較流行的本子。

　　陶淵明在《讀山經》十三首中還談到過《周王傳》，就是《穆天子傳》，是晉武帝咸寧五年（279），汲縣魏襄王冢中發掘出來的竹書《穆天子傳》五篇，記敘周穆王駕八駿馬西征的故事，其實是神話傳說。《讀山海經》十三首是陶淵明歸田之後的晚期作品，大約是劉裕代晉自立以後寫的。第一首總領全組詩，反映了陶淵明隱居歸田後的飲酒閱讀，賦詩遣興的適意心態：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宅，頗回故人車。

　　歡言酌春酒，摘我國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時令既是初夏草木茂盛，環境優雅，風物宜人，雨順風調的時節，飲酒自樂，讀書怡然，陶淵明由此而展開組詩各章。以下幾章，每章各寫《山海經》中之景物。「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寫西王母所居之玉山的風物環境。而第三首「迢遞槐江嶺，是為玄圃丘」則描繪穆天子游過的玄圃風光。至於第四首「丹木生何許？乃在峑山陽」寫丹木的奇妙功能。第五首「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鋪衍青鳥的奇聞趣事。「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記述蕪皋山扶木的碩大無匹。「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誇耀三珠樹的秀美。「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則是對《山海經。海外南經》中交脛國之人不死不老的奇聞的興趣。而「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又是對夸父偉大精神的禮讚。「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是對精衛精神的頌揚，對刑天猛志的肯定。「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是借神話故事對遭放逐不遇之士的惋惜與同情。倒是其十一和十三兩首寓意頗深，值得推究。先看第十一首： 

　　巨猾肆威暴，欽[鳥丕]違帝旨。

　　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

　　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

　　長枯固己劇，鵕鶚豈足恃！

這首詩也是用《山海經。西山經》中的神話人物欽[鳥丕]的故事為審美對象而暗寓寄託的。欽[鳥丕]和鐘山神的兒子鼓合夥，在昆崙山之南殺死了祖江，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就把他殺死在鐘山之東。欽[鳥丕]便化成了大鶚，鼓化成了[鳥丕]鳥，它們一出現，其地便大旱。而窫窳也是蛇身人面的動物，被危殺死之後，變化成龍首，居弱水中，吃人。陶淵明把神話中的兇殘之輩欽[鳥丕]等殺死祖江的故事引入詩中，說明不可為惡的道理，當然隱含著對劉裕殺害晉恭帝的譴責。至於最後一首： 

　　岩岩顯朝市，帝者慎用才。

　　何以廢共穌？重華為之來。

　　仲義獻誠言，姜公乃見猜。

　　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 

　　這是一首與《山海經》沒有直接聯繫的詩歌。乃是詠史之章，詩歌主要是借齊桓公不辨賢愚，拒納忠言，最後釀成齊國大亂，桓公渴餒而死的慘劇。感嘆晉未的昏亂朝政，用人不當，終於導致江山易人，國破身亡的結局，以史論來結束全詩。

　　《讀山海經》十三首是一組以讀書自樂詠唱《山海經》中的奇聞故事為主線的作品，兼及詩人對現實的自然聯想，對弱者反抗暴政的讚揚與肯定，是一組把述志，遣懷，詠史，抒情融為一氣的佳作。

　　陶淵明的《詠荊軻》是一首情調激越的詩歌，關於這首詩的意蘊有些不同的見解。那麼──

　　《詠荊軻》是酬知己之作呢還是忠君情懷的頌歌？ 

　　《詠荊軻》是一首以古人古事為題材的詠史詩。荊軻的事迹在《戰國策》、《史記》和《淮南子》中都有記載。荊軻是戰國末年的豪俠，本來是齊國人，後來遷居衛國，隨後居於燕國，是燕太子丹的門客，人稱荊卿。喜歡讀書擊劍，與擅長擊築（一種樂器）的燕國人高漸離關係很好，他們都受到燕太子丹的禮遇，接受了為太子丹報仇而去刺殺秦王的使命。臨行前夕，燕太子丹和眾賓客都穿著白衣，戴著白帽，在易水畔為荊軻送行。高漸離擊築，聲音渾厚悲慨。荊軻隨著築聲而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志一去兮不夏還。」築聲演奏出激昂慷慨的羽聲，所有的人情緒隨之悲慨，怒髮衝冠，送荊軻踏上了刺殺秦王的征途。荊軻以向秦王獻燕國督亢地圖為名。接近秦王，向秦王展開地圖，先前藏在圖中的匕首隨地圖全然展開而暴露出來。荊軻立即用匕首刺秦王。荊軻一方面當時情緒過於緊張，一是劍術不夠精良，沒有完成刺秦王的使命，反而被眾衛士殺害，留下了千古之憾。這則故事悲壯慷慨，感人至深，陶淵明讀了這段史事之後，情緒激蕩，結合自己的身世寫下了這首豪放悲愴，充滿激情和火氣的詩歌：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

　　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沖長纓。

　　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

　　凌勵越萬里，透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己歿，千載有餘情。

　　此詩以荊軻刺秦王為主線而展開，通過詩人的豐富想像和個性化的藝術創造，凝鍊而傳神地描繪了荊軻別燕太子丹的豪壯愴涼的場面和他飛車奔秦庭刺秦王的緊張激烈的情景，歌頌了荊軻不畏強暴，慷慨赴義的勇猛精神，同時也對他壯志未酬而犧牲表示了極大的惋惜和喟嘆。這首詩最為精采警策之處在於「君子死知已」等十四句，把荊軻刺秦的悲劇氛圍渲染得淋漓盡致，感人至深。

　　關於這首詩歌的命意，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意見認為此詩有深廣幽微的意蘊和異常強烈的現實政治內容，就是陶淵明通過荊軻刺秦王這一歷史故事，委婉地表達了他不能為晉報仇的政治感慨。甚至認為陶淵明隱居不仕，安貧樂道是出於不得已，他是別有心事，一直抱有誅劉裕之志的。另一種見解是說陶淵明這首詩是泛詠歷史之作，體現了「士為知已者死」的狹隘報恩觀，陶淵明筆下的荊軻只是「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的刺客豪情，而不是忠臣節士。兩種意見的分岐源於對這首詩系年的判斷。前者將此詩繫於晉亡之後的劉宋景平元年（423），這時陶淵明59歲。而後者則認為此詩是陶淵明年輕時代尚未從政之前的作品。兩種系年都有一些道理，然而又都缺乏不可移易的依據。細玩這首詩，說它是陶洲明為晉報仇的思想恐怕難愜詩意，把它視為酬知已之作也未免貶低了主旨。我倒覺得這是一首反抗強權暴政，為大義凜然的復仇英雄唱的頌歌。詩人通過荊軻刺秦的歷史故事，寄託了他憎惡暴政，抨擊強權的思想和對大無畏英雄的崇敬。當然，身當亂世的陶淵明，他決不會為詠史而詠史，在荊軻身上隱約著詩人回天乏力而又不甘寂寞的複雜心情和憂患意識，這大約就是詩結尾所說的「千載有餘情」的內涵吧！所以，朱嘉在評價這首詩才會說：「淵明詩，人皆曰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說得出這樣言語來？」（《朱子語類》）這也就是魯迅所說的陶淵明詩中的「金剛怒目」式了。

　　人的一生無論其貧富貴賤和壽天禍福，死亡是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的。整個說來，陶淵明對待死亡是比較超脫，豁達，聽其自然的，那麼——

　　陶淵明為什麼要寫《輓歌詩》三首和《自祭文》？

　　生和死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自然規律，然而對於人的生死卻有各種各樣的態度和認識。有的對生和死持無所謂的態度，如孔子就說過「朝聞道。夕死可已」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一類的話，非常著重人在有生之年的進取精神和奮鬥搏擊，對於死是不很在意的。而莊子則說：「莫壽乎觴子，而彭祖為天」（《莊子。齊物》），又把壽夭等同，生死混一。更有一些踞高位，享榮華的帝王將相，達官顯貴為了永享人間福祿富貴，留戀豐厚的物質生活而惜生怯死者，總是通過各種途徑服食煉丹，引導吐納，以得長生久視，妄求不死。陶淵明不同於以上類型。他既看重人的有限生命的價值而又不執著於此，因而一方面他總是抓緊時機攻讀學習，完善自我，非常希望乘時建功立業去實現其自身的價值。但是又把生和死看成是生命的自然起點和終結，對死的來到既不悲觀，也不恐懼，而是委運任化，聽其自然，泰然對待。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之下，當他意識到自己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可能自己的生命不會延續很長的情況下，寫下了絕筆《自祭文》和《輓歌詩三首》，表明了他對生死的平靜心態和曠達的胸懷。

　　在《輓歌詩》中，陶淵明又一次地表明了他的生死觀：「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輓歌原本是生者對死者所致的哀詞，為送葬時所唱的喪歌，以寄託哀思。因而輓歌都是由生者為死者撰寫並為之吟唱，而象陶淵明這樣自撰輓歌者並不多。詩人能以平靜，理智而曠達超然的態度對待生死，把人的出生和死亡視為自然規律，既不為生而欣喜，也不為死而傷悲的超曠見解，是十分可貴的。至於《自祭文》，陶淵明則把人的一生看作過客，他對於自己將離別人世是這樣理解的：「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表明了他人生如寄的思想，顯然是受《列子。天瑞》「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和《莊子》「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的影響，是這兩種思想時代性和個性化的發揮。這樣看待人的生死壽夭，自然就可以超脫豁達。這樣，一個人的一生無論多麼久長，從生的起點和死的終點來看是沒有什麼區別的，無非只是過程的延續不同而已，這就從根本上擺脫了對生和死的糾纏與困擾。真正值得重視的不是過程的長短，而是生存質量，即生命過程的完成情況。一條從起點到終點的線如果十分細微，平衍無變化地延續得再長，也不如這條線雖然不是很長卻粗宏勁健，而又演變多姿地體現了人生有意義的內容更有價值得多。陶淵明顯然更看重的是後者。因而陶淵明這篇本來應該由別人來為他撰寫卻是自己來完成的《祭文》完全擺脫了既定格式，從生死的糾葛化解為對自己一生為人行事的檢討，所作所為和操守節概的反思。對一個即將走完人生旅程的人而言，能如此平靜自然，不帶偏見地解剖自己，透視自己一生的是非功過實在難能可貴。這裡既沒有文人自祭時誇飾往昔的吹擂和無病呻吟貌似曠達的文字遊戲，也沒有怨天尤人的發泄、悔恨。一切都是那樣地平淡、冷靜、客觀、自然，當然也隱約著政治抱負未得施展和境遇潦倒，窮困纏身的遺憾，仔細體會「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等語，便不難於平淡超曠的字裡行間中體會到作者的情緒，那就是對死亡倒並不在乎，卻介意於自己的不遇。「人生實難」的喟嘆聲中掩飾不住陶淵明的憤懣。顏延之在《誄》中說他「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雖然是可信的，我們卻更相信陶淵明對「逢運之貧」和「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的考慮與太息。

　　在陶淵明為數不多的文章中，大都情感真切，思想內涵豐富感人，行文流暢清新。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余嗜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白壁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那麼——《閑情賦》果真是白壁微瑕么？ 

　　在陶淵明的詩文中一般說來是較少涉及男女之情的，但並不能由此導出他的情感世界貧乏的結論。《閑情賦》就是一篇專門抒發男女之情的優美文章。此賦不僅文辭華贍，想像豐富，意象蔥蘢，而且情感也異常真純動人。當然由於此文中大膽的情感暴露和繪聲繪色的對異性的向慕與追求，似乎與「篤意真古」、「質直」、「省凈」的陶淵明的基本藝術風格不太一致，因而引起了後世研究者的激烈爭論聚訟，是一篇見解分岐最大的文章。為了便於研討，先錄全文及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察邕作《靜情賦》，檢逸詞而宗澹泊。始則盪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瑰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弦。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住以結誓，懼冒禮之為愆；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感而靡寧，魂須臾而九迂。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發而為澤，刷玄鬢於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凄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

　　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蔭；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捐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嘆；步徙倚以忘趣，色慘凄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凄凄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凄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瓢繇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掉，譬緣崖而無攀。

　　於時畢昴盈軒，北風凄凄，恫恫不寐，眾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托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滯河。迎請風以祛累，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陶淵明在序中明確表示他作《閑情賦》是受張衡、蔡邕等人的啟迪，而閑居田園時作的，聯繫到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說：「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因而此賦可能就是他青年時代感情外化的「示志」之作吧！但是，這篇文章表現的是什麼樣的感情？這種感情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寄託？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蕭統除了批評陶淵明的《閑情賦》是白壁之玷之外，還說「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認為陶淵明的這篇賦連揚雄的大賦曲終奏雅，勸百諷一的功效都不具備。既然如此，寫這樣的賦不僅毫無必要，簡直就是多餘。並且為陶淵明有這樣的作品而惋惜，假設沒有這樣的作品豈不更好嗎？如此欣賞和喜愛陶淵明的蕭統都這樣評價陶淵明的《閑情賦》，可想而知其餘的人將如何看待這篇作品了。

　　《閑情賦》真的是白壁微瑕嗎？回答是否定的。這篇文章從頭至尾大膽潑辣地暴露了陶淵明對具有曠世之秀，傾城之美的女性的奔放的愛戀和執著的深情，而且不加檢束地發揮他對鍾情對象的熱烈追求和鍥而不捨的眷戀，是招致訾議，認為有失風範的根本所在。這種感情出現在人品和操守都十分高潔的陶淵明身上更是難於理解的。不管蕭統對此文的評價是否正確，但是，他顯然把《閑情賦》理解為男女情愛之作，在這一點上還是值得肯定的。蘇拭顯然不同意蕭統的見解，他說：「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蘇東坡題跋》卷二）認為陶淵明的感情是健康的，正常的，完全值得肯定的，是其遠見卓識。後世的評論者，毀譽皆有，清人方東樹說：「淵明《閑情賦》可以不作。後世循之，直是輕薄淫褻，最誤子弟」（《續昭昧詹言》）。方的意見當然還是把《閑情賦》理解為男女情愛之作，只是覺得陶淵明的感情過於外露，影響不好。邱嘉穗卻認為是另有寄託：「朱子謂『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怨美人之遲暮』，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東山草堂陶詩箋》）。孫人龍也這樣認為：「古以美人比君子，公（淵明）亦猶此旨耳」（《陶公詩評註初學讀本》）。而清人劉光蔶甚至認為「此篇乃淵明悟道之言，？？身處亂世，甘於貧賤，宗國之覆既不忍見，而又無如之何，故托為閑情。其所賦之詞以為學人求道可也，以為忠臣之戀主也可，即以為自悲身世以思聖帝明王也無不可也」（《陶淵明閑情賦注》）。看來，在古代要對《閑情賦》給予肯定總是要在男女之情之外附加上政治寄託才說得過去，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文化現象。清人吳覲文在《陶淵明集序》中說：「予細玩其賦，如『原在衣而為領』等語，何等流宕，而終結之曰：」尤蔓草之為會？？『則終歸閑正矣。作者之意若曰：吾如是之盪以思慮，而終無益也，則不如』坦萬慮以存誠『而已，此豈非有助於諷諫乎！而昭明乃謂其卒無諷諫，其論亦已過矣。「顯然也是從思緒歸於閑正落筆的。

　　究竟《閑情賦》是抒寫男女之情，還是以男女情愛另寓政治寄託呢？通覽全篇都是作者對他所傾慕的絕代佳人的思念，渴慕，追求，乃至於最後因追求而不可得被迫打消的描寫，完全找不到絲毫聯繫政治，悲慨理想不得實現的痕迹，是一篇情緒激蕩，大膽火辣，比喻豐富優美，行文流暢的抒情賦。大概是陶淵明年青時代的作品。這時正是作者青春覺醒，充滿幻想，憧憬美好未來，希望能在艱難而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尋覓一個內秀外善，志趣投合的終生伴侶，因而抒發其向理想異性的感情追求時竟是那樣的無所顧忌和敞開心扉，把自己執著的求愛之心表現得那樣奔放，熱烈，淋漓盡致。這是因為封建時代男女之間的接觸和了解異常困難，因而一旦遇著理想對象必然顯得那樣激動。聯想到陶淵明中年喪妻的不幸經歷，王瑤先生認為可能這篇賦寫於晉太元十九年（394），這時陶淵明30歲。如果是這樣，則這篇賦既有對亡妻的悼憶，更充溢著對未來人生伴侶的幻想。細加斟酌，「曲調將半，景落西軒」，不是含蘊著恩愛夫妻未竟夫唱婦隨而半道亡故的哀痛嗎？而「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弦」的凄涼寂寞情景也與陶淵明中年喪妻的身世合拍。

　　這篇賦文由122句構成，由三個部份展開。「夫何瑰逸之令姿」26句為第一部份，主要描繪了作者追慕的異性舉世無雙的絕色和她品德修養的高潔雅正，以及她轉盼生姿，舉止含情的動人情景。是一個靈魂高尚，外貌秀美的理想女性，以及詩人由此而產生的愛慕之情。而「激清音以感余」等74句為第二部份，作者不厭其詳地反覆致意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和努力去接近她。向她傾述愛慕之心和對她一往情深的執著。因而產生了離奇，大膽，新穎，誘人的各種幻想，希望成為他所傾慕的女性身邊不可或缺，無法離去的諸種事物，腰帶、化妝品、枕席、鞋子、影子？？表現了作者對她的深摯的愛心。「於時畢昂盈軒」以下直至結尾22句為最後一部份，是作者明確了他與所追求的對象之間的「阻山而滯河」的障礙而無法實現其思念之情和愛慕之意，被迫約束幻想，只好將之隱藏於心田的苦悶。

　　中國古代社會中有許多令人費解的奇特現象，其中之一就是對文人作品的各種限制，要求文人在他的創作中對自己所抒發的情感總要通過層層修飾，密密包裝，只能在非常不重要的地方作一些暗示或者偶爾露出一點真容，才算是好的作品，於是才含蓄，才蘊藉，才有溫文爾雅的氣度。點到為止，成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風範。因而，絕對不允許他們大膽奔放的情感渲泄和不加檢束的想像飛翔。所以，象陶淵明這樣的文人如果露骨放肆地表現對異性的愛慕與追求的作品，總是挖空心思地將其納入禮義風範和不逾矩的軌道，否則乾脆把這仲情感的描繪曲解為政治寄託，這實在是不能容忍的怪現象。魯迅先生痛感於這仲閹割文學作品精髓的做法，對陶淵明的此賦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兮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啊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象陶淵明這樣非常注意自身修養和行為規範的田園詩人偶爾思想放蕩一下寫了《閑情賦》，就會招致那麼多的責難和曲解！可想而知，這就是中國古代文學中一旦涉及性愛描寫和男女之情的詩文，老是顯得言詞閃爍，欲言又止的吞吐狀，情感和詩意被包裹得密密實實，今後人象猜啞謎式的費解，就象李商隱的無題詩和《錦瑟》之類，宋詞中愛情詞的隱晦？？好象只有這樣的作品才合符禮義，也才為那些皓首窮經，鑽故紙堆的人留下些施展索隱本領的領域，去尋求本旨，挖掘微言大義了。魯迅還批評了一些選本「不收陶潛的《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集外集。選本》）。魯迅在致增田涉信中又說：「迄今為日本所介紹的中國文章，大抵是較輕鬆易懂的東西，堅實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潛的《閑情賦》之類，一點也沒有譯」（《魯迅書信集》）。認為陶淵明的《閑情賦》是堅實而有趣的典型代表之作。

　　顯然，透過以上的剖析，陶淵明的《閑情賦》不僅不是「白壁微瑕」，更不是可有可無之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簡直是陶淵的代表作和精品。是詩人大膽熱烈追求幸福，熱愛生活的文學精華，他把凡是能夠接近理想對象的一切事物，從穿戴的衣領、衣帶、頭油、畫眉的粉黛、席子、絲鞋，到隨形的身影、夜闌的燭光、竹扇、桐琴？？無所遺漏地涉及到了。這種對情人的思戀以至於思緒萬端，焦灼難眠，長夜難待？？因而由笛聲引發了幻聽與幻視，神不守舍，意馬心猿，如果不是發自肺腑的情思熱戀和親身經驗，是斷然難於結撰的，真正稱得上愛情文學中的瑰寶，當然也是那些滿腦袋「發乎情，止乎禮義」和「存天理，滅人慾」的迂闊之輩絕難想像的。　　　　　　　　　　　　　　　　　　　　　　　　　　　　　　　　　　　　　　　　　　

　　陶淵明於晉安帝義熙元年（405）末辭去了彭澤縣令，並且寫了一篇感情豐富的《歸去來兮辭》，那麼——

　　陶淵明在《舊去來兮辭》中表達了什麼情致？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決意與仕途告別而隱居歸田的述志之作，抒寫了詩人從官場傾軋的險惡政治環境中解脫之後的輕鬆愉悅之情，同時也簡要地回顧了他的前半生經歷的利弊得失，以及決心擺脫為求一飽而違背自己夙願的矛盾、痛苦的困擾。辭及序行文優美流暢，意象鮮活清新，是陶淵明的文章代表作：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日《歸去來兮》。乙已歲十一月也。

　　這序文簡直可以當作陶淵明41歲前的人生小結，也可以當作從政小史來讀。這裡簡要地敘寫了家境貧苦因而才出來做官謀生，又不願意遠離家鄉，所以就近為官，喜歡飲酒，卻又厭煩官場的行跡，在謀生與個性愛好的矛盾鬥爭中，決定放棄官場，走一條艱辛的躬耕自資的道路，雖然勞身，但卻遂心。接下來是正文： 

　　歸雲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帳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值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博。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己矣乎，寓形字內，能復幾時！易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這一篇賦把陶淵明為什麼要出來做官？做官之後的具體感受，以及他為什麼又要歸隱和歸隱之後的打算全面而細緻地作了表白。傾述了內心所想，表現了他「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的耿介為人。全文共分三個部分，每段即為一部分。第一段寫作者之所以要辭官歸隱是為了改變「今是而昨非」的局面，進而以想像的筆調，摹寫脫離厭倦的官場後的輕鬆，以及和家人歡聚後的喜悅。第二段則抒發了歸田後的自由閑適，躬耕自樂，琴書消憂的悠然自得。「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等句，活畫出了自然界草木山水的嫵媚幽姿的誘人的情趣，實際上是陶淵明「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心境在他所觀照的萬物中塗上的一層愉悅自由，歡快舒展的主觀色彩，萬事萬物在自由而閑放的作者心目中無不歡欣藏蕤，生機勃發了。至於最後一段是詩人以超越時空，蔑視世俗功名利祿的眼光來審視歷史，思索人生，對自己選擇隱居躬耕生活道路的自我肯定來結束全篇。

　　這是一篇以言志趣為主兼及抒情的佳作，在陶淵明的文章中佔有突出的地位和影響。無論是序或是正文，無不情真意摯，行文暢美，了無窒礙，一派神行，因而贏得古往今來讀者的喜愛與讚賞。陶在注《陶靖節集》時說：「歐陽忠公（修）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而已。『「蘇東坡還和過《歸去來兮辭》。唐宋八大家中的歐、蘇二家都是文章大手筆，對此文卻備加推崇。反覆把玩，確實充滿著樂觀爽朗，怡然自得的情調和昂揚壯健的向上氣勢，並不感到失意於官場的頹喪，倒彌浸著回歸大自然懷抱後的暢愜。朱熹說：」《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明代郎瑛《七修類稿》）。仔細體味，此言不虛。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雖然寫的是辭官歸隱後的田園生活和感受，卻是懸想之筆，虛擬之詞。陶淵明於晉安帝義熙元年（405）陽曆十一月辭去彭澤縣令，而此文所寫卻是春日祁祁的鳥語花香的季節，因而文中並非作者的真實感受，而是想像之詞。錢鍾書說：「《辭》作於『歸去』之前，故『去』後著『來』」（《管錐篇》），是有道理的。整篇文章可以濃縮為兩大內容，就是對官場的厭棄和對田園隱居生活的讚美。就前者而言，陶淵明對虛偽欺詐的官場生活感受是深刻的，深惡痛絕的。此後雖然有過幾次證詔和出仕的機會，陶淵明卻斷然拒絕了。在仕與隱的抉擇上，他經歷過五次反覆之後的掛冠，態度十分堅定，沒有絲毫的動搖和徘徊了，而是沿著自己認定的貧困清苦躬耕自食的道路艱難地走下去，直至生命的結束。至於對田園生活的摹寫，對農村中春日萬物充滿生機的描繪，由於作者當時並沒有真正接觸到農業勞動和耕耘播種，因而不免把農村生活牧歌化，理想化，寫得充滿詩情畫意和浪漫情調。後來的事實證明，陶淵明的隱居躬耕選擇雖然不失為亂世有理想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正確決策，但是他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表明了陶淵明獨特的價值觀和高潔情懷。可是，由於他缺乏足夠的家資，自己又是「半路出家」，不善衣事，兼之火災的肆虐，自然災害如水災、旱災、蟲災的侵擾，晚年的陶淵明的處境就很艱難了，甚至到了乏食乞討的境地，是很令人同情的。為了獨立的人格，為了完善自我，陶淵明走一條荊棘叢生的艱辛之路，他的付出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在歷史上曾經引起過無數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文人的共鳴，高適在《封丘縣》中吟道：「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歸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遲回。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顯然把陶淵明作為自己的榜樣，但是他還是由低級官吏一步步地熬上去了，最後官至常侍、封疆大吏。要真正身體力行地象陶淵明那樣耐得寂寞，受得了貧苦潦倒的煎熬的知識分子，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陶淵明原本是進取向上，積極追求的知識分子，可是他生活的年代和他的自身條件使他的人生理想無法實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影響著他的人生選擇，規定了他的文學創作。那麼——

　　《感士不遇賦》說的是什麼？表達了怎樣的人生追求？ 

　　《感上不遇賦》是陶淵明晚年的作品。從文章中充溢著的憤懣之情和對其一生不遇的喟嘆來看，尤其是他所說：「寧因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可以肯定作于歸隱之後，王瑤將其繫於宋永初三年（422），這時陶淵明已經58歲了。

　　陶淵明早年幻想過輝煌的人生，懂憬著雲錦般的前程，他曾為此奮發攻讀，遍涉各類典籍，在完善自我的過程中儘可能地攝取一切有用的知識，以便尋求機遇施展其政治抱負。然而晉宋之際的腐敗政治和黑暗現實，門閥士族的秉政弄權，陶淵明要憑藉自身條件和個人奮鬥去實現人生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被迫在他趨於成熟，個人能力、學識達於顛峰狀態的41歲英年，離開了官場和他並不情願放棄的政治追求，這對於有理想，有迫求的人來說委實太痛苦了。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實現人生價值，實現自己的建功立業的願望，可供選擇的方式實在是太單一了，那就是受到統治者的賞識，朝廷的重用，進入仕途去做官。官做得愈大，地位愈高，他的願望實現得就愈充分。要是不被賞識和重用，就只好皓首窮經去當書蟲，頂多不過去「講習」教書。因而，知識分子的遇與不遇，這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前途問題，而實質上是一個人能否實現其價值，貢獻其力量，能否為社會和人民做出有益貢獻的大事情。這就是為什麼陶淵明歸田隱居已經近20年的時候，仍然熱切不忘其遇與不遇，因而感慨系之地寫下了這篇洋洋洒洒，詛咒現實，憑弔先賢，憤世疾俗，牢騷滿腹的文章的動因。這是他鬱結於胸中多年的塊壘的渲泄，衝天的怨氣的釋放，始終沒有消磨凈盡的猛志的傾吐，其誘發的因子卻是先賢同類題材的感觸，一石激起千層浪，因而這篇文章一反蕭疏散淡，閑放曠達而呈現出波浪奇涌，一瀉千里的氣勢，是鬱積於胸的牢騷總爆發：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間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唯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陶淵明在序中，列舉了有宏偉抱負和過人才華的先賢的潦倒不遇，坎蔶壈終身，如董仲舒，司馬遷、屈原、夷皓？？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為人正直，志趣高遠，學識淹貫，憂國愛民，而遭遇卻是最為不幸。推究其原因則是現實的黑暗和社會風氣的敗壞。一言以蔽之，有志之士始終不被現實接納，不為世俗所理解的是因為他們的宏偉人生目標，不願與惡濁現實同流合污的志趣以及眾醉獨醒的處世態度，是先知者的孤獨，先覺者的苦悶，追求者的痛苦。正是這些被現實冷遇了的先賢才融鑄了歷史的輝煌；也引發了作者的感慨，寫下了這篇感人至深的賦：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

　　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

　　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

　　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

　　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

　　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

　　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

　　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

　　淳源汩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

　　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

　　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

　　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

　　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

　　嗟呼！雷同毀異，物惡其上。

　　妙算者為迷，直道者雲妄。

　　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

　　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清而誰亮！

　　哀哉！士之不遇，己不在炎帝帝魁之世。

　　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

　　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

　　無愛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

　　憫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

　　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

　　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

　　悼賈傅之秀朗，纖遠轡於促界。

　　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

　　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

　　承前王之清海，日天道之無親。

　　澄得一以作鑒，恆輔善而佑仁。

　　夷投老而長飢，回早夭而又貧。

　　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

　　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

　　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

　　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

　　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

　　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

　　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

　　留誠信於身後，動眾人之悲泣。

　　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

　　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

　　蒼昊遐緬，人事無已。

　　有感有昧，疇測其理？

　　寧因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

　　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

　　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

　　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按其文意，此賦分為四段，已在文中標出。第一段讚頌上古軒唐時代的清明政治和人們的適意稱心，嘆息後來社會的惡濁和諸種弊端。表現了陶淵明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第二段文章引大量例證針砭了善惡不分，賢愚莫辨，是非顛倒，白黑混淆的醜惡現象。如賈誼被貶，董仲舒受挫，張釋之如果不是愛盎的伸辯早已成為冤魂，馮唐蹉跎老大？？抨擊了「雷同毀異、物惡其上」的世俗風氣和「哲人無偶」的可悲現實。第三段作者以辛辣犀利的眼光對封建時代所頂禮崇拜的「天道」發出疑問。對「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恆輔善而佑仁」的說教感到無比的虛偽與厭惡。作者羅列了歷史上有善行懿德的楷模如伯夷、顏回等人的遭遇，從而否定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教。這和陶淵明在《飲酒》詩中所說的「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的思想完全合拍。這仲對「天道」的疑慮，對世俗的憤恨的強烈程度與「悠然見南山」的格調大異其趣，比魯迅所說的「金剛怒目」式的《讀山海經》都還要激越些。是陶淵明對社會深入觀察，結合自身經歷悟出的人生真諦。最後一段作者從歷史上才華橫溢的傑出人物都不免磨難坎坷中對「天道」鬼神作了進一步的否定進一步表白了自己「固窮守節」的情懷。

　　《感士不遇賦》是陶淵明滿肚子的牢騷和不合時宜思想在前人同類題材感召下的總爆發和大發泄，它雖然吸取了《離騷》、《吊屈原賦》、《士不遇賦》、《悲士不遇賦》的營養，但是卻與前人之作毫不相襲，更無雷同之處。例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賦》的基本思想是闡釋儒家「獨善其身」信念；司馬遷表現的是積極建樹，有所迫求，有所作為的人生態度；而陶淵明的文章在揭露社會現實方面不遺餘力，對天道的懷疑，對鬼神的否定，對黑暗官場的詛咒和與統治階層決別的決心是其精彩動人之處。

　　當然，用冷靜而客觀的眼光來看，陶淵明此文也有可議之處。首先是陶淵明對往古社會的充分肯定和無保留地讚美，認為那個時代淳厚古樸，盡善盡美，顯然有著濃厚的復古色彩，是不足取的。當然，陶淵明讚譽上古社會除了受老莊思想返樸歸真的影響之外，也蘊含著對現實社會的否定的積極因素。處於中古時代的作者，他要批判現實，否定現存社會的種種弊端，陶淵明不可能具有超越那個時代的思想，他只能從傳統文化中去尋求武器，復古顯然只是一種形式和手段。他對上古社會的美化正是對現實的抨擊的一種方式罷了。此外，此文也展現了陶淵明歸隱之後的矛盾複雜心態，他的歸隱並沒有全然忘情於政治，更沒有把一顆赤誠熱烈的心完全冷下來，功業上進之心的涌動是他「不遇」的思想根源。然而，與其說陶淵明歸隱，倒不如說他歸田更確切一些。真正的隱士是被人世間徹底忘卻了，他也徹底忘卻了人世。正如魯迅所說：「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一到掛上隱士的招牌，則即使他並不『飛來飛去』，也一定難免有些表白、張揚」（《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真是精闢之至。真正的隱士社會是絕對不知道的。陶淵明歸隱之後還沒有忘懷現實，時或躁動不安和有功業慾望，這正是他的偉大和可愛之處。表明他的歸隱實在是不得已的選擇。

　　陶淵明的文學風格是「豪華落盡見真淳」，蕭散沖淡和自然質樸；與之相輔相成的還有深於比興，寓意隱曲的另一面，以及一些豪放飄逸的篇章。作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其藝術風格既穩定豐富而又不斷變化。他除了有靜穆之處，又有「金剛怒目」式，此外還有戲謔諧趣的一面。那麼——陶淵明的戲謔之趣有何表現？ 

　　在歷代研究陶淵明的著作中，總是把陶淵明定位為自然質樸，蕭散沖談的詩人，這自然是合理的偏頗，但其掛一漏萬也是顯而易見的。鍾嶸在《詩品》中就已經指出，陶淵明除了「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之外，還看到他「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的另一面，應當說是很有見地的。宋代朱熹也指出陶淵明除了平淡之外還有豪放之筆。其實，只要認真遍覽陶淵明的所有作品還會發現他的調侃手法，戲謔之筆的藝術風格，我們只要對《五柳先生傳》、《輓歌詩三首》、《止酒》、《自祭文》等仔細品味，陶淵明的詼諧逗趣，調侃戲謔之處就會展現在讀者面前了。「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欽？」陶淵明用輕靈戲謔的筆調，把五柳先生的形象傳神地勾勒出來，一個既無姓名出身、又無門第籍貫的五柳先生簡直象星外來人一樣地向當時非常看重門閥制度、郡望爵里的社會時尚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嘲弄了不看重個人素質，只以門第出勇取人的陋習，又是向統治者的挑戰。難道陶淵明真的不在意於自己的門第、郡望和出身嗎？回答是否定的、他在《命子》和《贈長沙公》等詩和《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文中，不是十分嚴肅認真的列舉了陶門洪族的悠久歷史和家學淵源嗎？如此地調弄世俗，取笑門閥制度，是在那個特定年代的正話反說、寓庄於諧了。

　　至於引起過爭論的《責子》詩，不管陶淵明的子女是否真的不肖，這首詩的諧趣戲謔成份不能排除，雖然說是「責子」，卻不是正言厲色和呵責，只是說陶淵明對自己兒子的期望值過高、而現實情形與之相差太大，引起內心不悅、因而責備之中也不乏諧趣。當然，象《輓歌詩》之一也屬此類。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

　　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面臨生命終結，詩人以達觀豁朗的眼光來審視人生，是沒有什麼值得遺憾和哀痛的。如此的眼光，這樣的情懷常常不被一般人所理解，因而有人認為這首詩「只是淺語」「不落哀境」（無名氏批註《選詩補註》卷五）。其實正是詩人的諧謔。能夠洞悉人生，悟透生死壽夭才能站在較高的層次上觀照萬事萬物，達觀自然不必多說，這更是陶淵明調侃諧趣。《自祭文》更是充滿諧趣的戲謔之筆，自己還未辭人世，先就自己祭奠起來，這本身就是對不得志的自身境遇的調侃和自嘲。而《止酒》詩更是一首充滿諧趣逗樂，自嘲自弄的作品，是理智與情感的玩笑，健康向酣飲的警告，長壽向沉醉的詰難：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

　　坐止高萌下，步止蓽門裡。

　　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

　　暮止不安寢，展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

　　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

　　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

　　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

　　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這首詩從結構上看每句都包含一個「止」，屬於典型的文字遊戲——俳諧體。再從陶淵明的一生行跡來看，他是一個嗜酒成性，沒有酒就難以調動生活樂趣和創作靈感的人，嗜酒和讀書，大概是他的兩大根本不能革除的癖好。如果要把二者排比一下先後輕重的話，嗜酒顯然比讀書還重要一些。象這樣嗜酒的人不是別人勸他「止酒」（停止飲酒即戒酒），而是他自己勸自己「止酒」；這除了說明他從道理上深知長年無節制地飲酒對人體生命健康的危害之外，很大程度上是自嘲自娛。這首詩王瑤將其繫於晉安帝義熙九年（413），這時陶淵明49歲，如果陶淵寫了《止酒》詩之後果然與酒絕緣了的話，我們還可以說此詩就是陶淵明給自己下的「戒酒令」，可是，事實表明他在此以後不僅照常飲酒，而且愈飲愈厲害。因而可以肯定這首詩是他的自嘲性的戲謔諧趣了。就在他年已60歲的時候，好友顏延之「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於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書。陶淵明傳》）那時的陶淵明一是家境貧困，二是身體染疾，居然把友人饋贈的巨額錢財全部用來買酒喝，這那裡有什麼「止酒」的意思呢？就在他臨終時寫的《輓歌詩》中認為人生的最大遺憾不是別的，而是「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陶淵明在理論上對於飲酒的危害認識是相當清楚的，可是無法戰勝醇酒對自己的誘惑。他甚至為了一醉，改變了不願結識江州刺史王弘的初衷，而他卻偏要寫《止酒》詩，這是天字第一號的滑稽文字和戲謔逗趣了。

　　　　　　　　　　　　　　　　　

　　作為一個作家、詩人的陶淵明，如果他處處以理性的眼光來審視萬事萬物，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情感和豐富多彩的人生，他也許最多只是一位睿哲的學者、冷靜的思想家而已，那他的詩歌和文章不過是理智的排比，思想的傳聲筒了。唯其他有豐富的情惑，睿智而有趣的思辨，洞察人生的幽默，超越世俗的調侃，蔥籠豐茂的想像，他的詩文才顯得那樣清純樸茂，蕭散動人，具有歷千載而不衰，傳誦眾口而稱譽的藝術魅力。只不過陶淵明的戲謔諧趣顯得十分自然巧妙，與那些貌似諧趣實則無聊的淺薄之作大異其趣。同時也要看到，陶淵明的戲謔調侃只是他藝術風格中很不顯眼的部份，他那正話反說，庄言諧說的手法也不是他作品的主要特徵，但是，作為全面把握陶淵明的文學作品，是不應當忽視這部份內容吧！ 

　　陶淵明於晉安帝義熙元年（405）辭去彭澤縣令後，開始了隱居躬耕生活。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說：「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那麼——

　　陶淵明舊隱後真的斷絕了與世俗的交遊嗎？

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任何一個人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就不可能真正斷絕與社會的聯繫，更不可能屏息一切交遊。只不過是過從交往的對象、範圍有所不同而已。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所說的「息交絕遊」，並不是說他斷絕了與任何人的往來，而是指他停止與東晉朝廷的聯繫，斷絕了與官場的交往而已，結束了相互傾軋和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從現存的資料中，可以考知陶淵明不僅保持著正常的社會活動和必要的人際往來，而且交往的對象還不斷變化和增多。確切地說，他「息交絕遊」的只是官場當中那些面目可憎，語言不投的對象。他生活方式的變化，由官場回歸田園，與仕途中人的往來自然少得多了。但也並非全然絕緣。象詩人原先較為投合的好友殷晉安（鐵），一個歸田，一個仍在官場，彼此的關係自然不如先前密切，在《與殷晉安別》中表現出他們友誼因為出處行藏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消息：「游好非少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霄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坦誠地道出關係淡化是二人生活道路的不同所致的。不必誇大陶淵明對做官的朋友的冷淡和他們之間的分歧，他們之間的友誼不如先前那樣密切是事實，但是詩的結尾，分明還是情誼尚存的明證。溫汝能竟說「即有凜然不可犯處」，更不知何據？ 

　　官場中的朋友，只要不是陶淵的直接頂頭上司，或同處一個地方，他們之間的聯繫仍然維持著，並且有所發展，他和龐參軍的交往就是顯例。在陶淵明寫給龐參軍的兩首詩中，表現出他們的情誼超過了親朋故舊（「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而反覆表明「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悅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然歡。？？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這就說明陶淵明隱居之後雖然淡化了與官場中人的往來，但也並未真正做到「息交絕遊」。不過，也應當看到，陶淵明確實也曾對先前交往的好友「中」尋陽三隱「之一的周續之有過委婉的規箴和善意的微諷： 

　　負痾頹檐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詩歌顯然對周續之等人應江州刺史檀韶之邀為其講禮校書因其環境惡劣表示了微婉的諷喻，但是態度也還友善寬容。稱他們為自己隨時想念的「意中人」，並且還希望和他們成為鄰里。不能只看到「馬隊非講肆」等語就認定陶淵明與周續之等人的隔閡和分歧。至於顏延之，也是官場中人，甚至晚年官運亨通，位至光祿大夫，與陶淵明過從甚密，從他撰寫的《陶徵士誄》可見二人的情誼。此外江州刺史王弘，是陶淵明的崇拜者，也與陶有往來，如此等等。因而可證，陶淵明並非真正在歸田之後就斷絕了與官場朋友的過從。當然，陶淵明隱居田園之後，交往更多的倒是些志趣相投的「南里素心人」和不知名的田夫、野老、鄉曲、鄰里。這些人心地善良、待人誠懇，有共同的田園生活內容和彼此感興趣的「桑麻」之類話題，以及共同欣賞析疑的文士等等。無論陶淵明結交的那類朋友，他都有始有終，善解人意，寬於待人，這就是邱嘉穗所說「陶公善與人交處」（《東山草堂陶詩箋》）。

　　要之，陶淵明歸田隱居之後，並非離群索居，他人生道路的變化和生活圈子的改變並沒有使他成為既無朋友也無敵人的孤獨者。他除了維持著與先前官場中一些明友的聯繫之外，又新結識了不少鄉間田夫野老、素心人等，他們一起勝日郊遊，臨景賦詩，耕耘播種，共話桑麻。歸田後的陶淵明雖然隱居不顯，卻不是不關心時事，沒有人際交往的隱士；更沒有成為遊離於社會之外的山野之人，他「息交絕遊」只是那些偽善之輩，奸詐之人而已。清代學者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說：「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庄》，繁縟者徵引班、揚，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那麼——

　　　　　　　　　　　　　　　　　　　　　　　　　　　　　　　　　　　　　　　　　　　　　　　　　　　　　　　　　　　　　　　　　

　　怎樣理解陶淵明專用《論語》？

　　沈德潛的這段話是比較了晉人的詩歌基本趨向之後導出的結論，指出陶淵明與當時詩人的不同價值取向，他的著眼點是陶淵明積極入仕的傾向和人生態度。關於陶淵明作品用事，前人作過統計。朱自清說：「從《古箋定本》引書切合的各條看，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照本書所引，單是《莊子》便已比《論語》多；再算上《列子》，兩共七十次，超過《論語》一倍有餘」（《陶詩的深度》）。沈德潛的統計看來是從直覺作出的判斷，雖然不夠準確，但也基本上符合實際。他的意思是說陶淵明接受了很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綜觀陶淵明的詩文創作和為人行事，他顯然把儒家的修齊治平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因而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大濟蒼生的願望和乘時建功立業的人生追求，把儒家的典籍作為必修課來對待。雖然人仕之後多次遭受挫折，卻意志執著地追求達五次之多，就是他在從政道路走不通之後的掛冠歸隱，也是儒家鼓唱的「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哲學的實踐。潔身自好，不與惡濁政治同流合污的人生態度既有老莊遺世獨立，高蹈遠引，淡泊功利價值觀的展現，又蘊含儒家積極進取，無法施展抱負後的「獨善」選擇。因此，陶淵明從官場隱退到田園之後，並沒有忘懷時事，冷漠現實，而是生活在更為廣闊的農村，深入到社會的底層，隨時關注著政治形勢與現實社會，並在他的大量詩文作品中以或顯或隱的方式展示出來，這已經在此書的有關篇章中提及，不再贅述。

　　明確了陶淵明的思想與儒家學說的淵源之後，對於鍾嶸《詩品》里說他「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就不難理解了。陶淵明「協左恩風力」，是指他具有左思的風力，至於他與應璩的關係，說穿了即是指陶淵明與《論語》的關係。因為應璩的詩也是學《論語》的。陳延傑《詩品注》說：「鍾氏謂陶源於應璩，沈、劉二氏則謂出於論語，其實一也。蓋應璩也學論語者，如百一詩：」下流不可處『，』是謂仁者居『二句可證也。？？陶淵明之思想，沖夷抗烈，既不違反名教，又信任自然，殆會合儒家道家之言而韻之者。「如果把前人統計陶詩中用《莊子》事達49次之多和沈德潛所說的專用《論語》聯繫起來考察，陳延傑的話是很有見地的，指出了他兼融儒道思想的特徵。這就是通常人們所說：」前修未密，後學轉精「之意了。沈德潛的直覺判斷雖然不夠準確，但也八九不離十，用陳廷傑的話和後人對陶淵明用事的分類統計來修正之，就能獲得圓滿的答案了。

　　作為晉宋之際的偉大文學家陶淵明，並非只擅長於詩歌創作，其實他寫了不少優美流暢，膾炙人口的散文。那麼——

　　陶淵明究竟寫了多少文章？成就如何？ 

　　陶淵明生活在晉末宋初，那時的中國分裂為南北兩大體系，戰亂不已，政權更迭也十分頻繁。就以南中國的晉宋而言，那時的政治非常腐敗，禍亂相尋，文人的命運也很悲慘。如那時的著名文人殷仲文和謝靈運，都被統治者加以謀反罪而被謀殺。因而，在那個年代文人的作品留傳下來的一般都不會很多。這不僅因為戰亂兵燹使得文人作品流傳來下很不容易，散失很大；同時，文人不得不顧忌亂世的生存，他們不可能把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都暢所欲言寫下來，除了應制及實用性的文字之外，更多的都是消閑之作，山水之章，玄言談禪的作品居多。陶淵明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里，他也不能擺脫上述因素的制約，因而他的文學作品流傳至今也是非常有限的，詩文總量共148篇，其中詩歌136首，文章只有12篇。這當然不是他作品的全部，其間散失一定很多。這樣的詩歌和文章的比例，文章還不到其總量的1/10，因而，陶淵明的文章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就遠不及詩歌為大，文名被詩名所掩也是其必然了。

　　但是，這並非意味著陶淵明的文章無足稱者。陶淵明的文章雖然數量上遠遜其詩歌，但是，他的文章和詩歌一樣，真實而深刻地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社會理想與人生追求，表現了他與黑暗現實和腐朽統治集團之間的深刻矛盾和他那孤介剛直，潔身自好，獨標一格的為人。同時還具有清新流暢。通脫不拘的審美特徵，以及峻潔自然，疏曠蕭散的藝術魅力，對後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在他那為數不多的傳世文章之中，有吐露情懷，自畫象式的通脫散文《五柳先生傳》；有流露作者對曠世佳人深情依眷，憧憬美滿幸福生活的《閑情賦》；有自詠情志，不願苟合取容，隨波逐流，借古人之杯酒，澆己胸中之塊磊的《讀史述九章》；有深蘊父子之情和親情，天倫之樂而又憤世疾俗的《與子儼等疏》；有感嘆宏圖難展，有志不獲聘的惆悵的《感士不遇賦》；有敘手足之情的《祭程氏妹文》、《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有洞悉世情，悟透生死壽夭，達觀豁朗的《自祭文》。所有這些文章無不思想內涵豐富，審美趣味獨到的擲地有聲的傑作，贏得了千百年來讀者的讚賞。蕭統就對陶淵明的文章讚不絕口：「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撥，跌宕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陶淵明集序》）雖然這裡說的文章兼指詩歌，評價極高，卻是當之無愧的，的確抓住了陶淵明文章朴茂清新，流暢優美，自然率真，曠達雋永的藝術特徵。在那個以絝麗堆砌為時尚，詞藻華艷為楷模的時代，陶淵明的文章純粹以清新自然，神韻飄逸取勝，為當時的文壇吹入一股清鮮空氣，我們在研讀陶淵明的作品時絕不可以看輕他的文章。唐代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認為晉無文章，只有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獨領風騷。這話雖然說得有點絕對，卻可看出陶淵明文章的巨大價值。宋代陳知柔在《休齋詩話》中說：「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自命曰辭。迨今人歌雲，頓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漢武帝《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元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夏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淡，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其實這何止是《歸去來分辭》，它基本上概括了陶淵明文章的整體風格。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題辭》說陶淵明：「《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誡子》，《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眾體，豈獨以詩絕哉。」指出了陶淵明不僅詩歌寫得好，文章也有很高的成就。

　　其實，僅就現今傳世的《陶淵明集》來看，他的文章也不僅有隻12篇，一些詩歌前面的小序、題記，也是簡賅優美的短文，雖然不是獨立的篇章，但也同樣展示了陶文的清峻質樸，自然妍煉，長於傳神，韻味深雋的藝術風貌。如《停雲》序：「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嘆息彌襟。」思友情懷，溢於言表。《形影神三首》序：「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闡釋生死觀和此詩的創作意圖，簡括中肯。《飲酒》二十首序雲「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游斜川》詩序更精采：「辛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至於《桃花源詩》前面的記，簡直就是一篇獨立的旅遊抒情散文，與詩歌形成雙璧。這些序文或標明詩歌命意，或描繪山川風物，或敘寫內心所想，或渲染環境，烘托氛圍，？？無不意至筆隨，流暢愜趣，是膾炙人口的逸品，與詩歌正文，珠聯壁合，同樣珍貴，受到讀者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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