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聚焦]大國遊戲：俺們中國這些年(外六)談談香港6

05-31

談談香港6

　　從2009年開始，香港出現了新情況。這個新情況，就是以西方文化左翼取代殖民地或金融離岸地的經濟右翼或金融右翼思想，作為香港社會的主打牌。

　　在這種背景下，各種時髦的西方文化左翼活動在香港轟轟烈烈的展開，並遙相輻射大陸，特別是上海這種喜歡和國際搞時髦接力的當年的「洋埠」。這裡面包括幾大運動：一個是「制止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暖化）」運動，一個是反對高鐵建設運動，一個是保衛粵語運動，其他的小運動又層出不窮，此起彼伏。舉一個比較形象的案例，2009年的12月，正是哥本哈根會議召開的時刻。大陸與香港合資建設的北京地鐵四號線裡面，也隨即出現了「低碳最生活」等時髦招牌。而2010年給電網帶來損耗設備、能源衝擊的名為「低碳」實為耗能的「全球一小時（熄燈）接力」運動，也從香港向北輻射上海和北京，李冰冰瀟洒一關燈，搞得大有野火燎原之勢。

　　如果再往前追溯一些，更早一些時期在香港搞的港大女學生身披雪山獅子旗聲援藏獨，以及大赦國際等借非洲剛果-尚比亞鈷資源（又名鉭鈳礦）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在客觀上為西方阻擊中國進軍非洲當幫閑助手等行動，在組織發起人員、活動資金來源、意識形態上，都具有共性。這就是西方文化左派。

　　在中國，由於客觀的歷史原因，右派，即經濟右派和80年代的文化右派，往往是主張在經濟、文化、政治上全面和英美接軌，對於國內的中華文化，則採取否定、鄙視、打壓的態度。而國內的認同中國文化的一批人，連同肯定新中國建立以來艱苦卓絕從幾乎是零的現代工業基礎開始搞建設的歷史成就的一批人，被冠以「左派」的稱號，因此在中國，「左派」本來往往與愛國、認同中國文化、糾正社會問題等立場聯繫在一起。這批人中，有的是經濟左派，吸收了世界意義上的主張相對公平的社會分配以防止經濟危機，保證社會順利發展的成分，其主張具有相當的合理成分，應當吸取採納，有的本身在經濟上算不上「左派」，但認同中國文化，承認新中國經濟基礎之歷史關鍵意義，對於90年代到21世紀初一批主張全面否定中國文化的歷史價值和新中國現代經濟基礎的歷史成績的不良浪潮，起了關鍵的阻擊作用。這些所謂的左派，俺姑且以中國左派論之，或簡言為「中國派」（其實內部包括中國左派和中國右派）。

　　而西方的文化左派，則幾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對於西方文化左派心理因素的歷史傳承來源，俺會嘗試著做一個梳理。這裡姑且簡要論之，日後在「俺們中國這些年」系列中，再加添補。西方「文化左派」，用一位知名學者的點睛之言說，既不「文化」，也不「左派」。說它不「文化」，因為它往往否定文化，走向知識、科學的反面，搞運動搞上癮，完全忘記了自己出發點的原初目的；說它不「左派」，那是因為它的參與者都不是傳統左派所依託的底層群眾，而是恰恰是布爾喬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他們的發起者往往還是「貴二代」或「貴三代」，在西方都是最有錢的人的兒女，而底層群眾對於這些事情反而往往相當冷漠甚至反對。

　　一般說來，經濟右翼對自我的表述，還採用理論構建的方式，相對算比較理性一些，有些時候還可以對話，談道理。而西方文化左翼那就連這套路數都不要了，直接打「悲情牌」、「發泄牌」、「屁股牌」、「運動牌」。這種路子就是搞群眾運動，用聲勢壓倒對話，用語言暴力獲得媒體眼球壟斷，用「你們、我們」人為製造社會分裂，給社會製造更多的麻煩。社會越亂，這批人越高興。

　　什麼是能人？對於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有意義的人？就是有建設性的人——而建設性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經濟右派、經濟左派和踏踏實實紮根群眾的政治「左派」，往往能夠誕生出一批這樣的超級能人。而搞悲情，搞運動，搞發泄，搞屁股立場質問，這些都不是謀求理性鑽研，謀求建設合作的態度，它的基調是自我否定的。西方文化左派中往往很難走出什麼有社會貢獻的人，甚至很難走出一些具有大規模全局運籌能力的人，這些運動中的一些分子最後往往走向這些極端，即從否定敵人，到否定社會，到否定人類，自然也就否定了自己。其中一些「綠色」環保原教旨主義者，不僅說二氧化碳是地球的污染物（pollutant），而且說人類本身也是地球的污染物，是壞分子，是癌症，最好人類徹底滅絕，還地球一個清靜。這樣的哲學取向，使得他們的日常生活往往也是紊亂的，不結婚、同性戀等人類社會本來的邊緣現象，在這些群體中卻大量存在，而這些群體還要反饋於社會，積極擴大這些不良偏好取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香港這批人之所以崛起，有一定的社會背景，第一個社會背景就是大陸崛起而香港地位相對衰落，全社會心態失落化，需要尋求一個抓手；第二個社會背景則是97香港回歸之後，香港本地左派除了若干象徵性的官職授予之外，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回報或扶持。這裡給大家解釋一下，香港所謂傳統左派，指的就是二戰以後在香港響應當時的中國革命，反抗港英當局的，以香港本地工人階層及其優秀學生子弟為主要成分的一批群體，這批群體也是香港開辦中華愛國學校（中學）的主體，長期以來孤立無援，又在67抗英風暴中搞了過激行動（造土炸彈）損壞了社會形象，後來三十年的日子非常不好過，而從1984年中英取得香港97回歸的協議之後，中央政府長期以來過分倚重香港大亨，而這些人從70-80年代以後主要集中在地產界，與香港底層百姓以及香港左派之間有極大的衝突，這又埋下了一條導火索；第三個社會背景則是隨著中國地位的日趨重要，這幾年西方NGO抓緊對中國布局，而落腳點就在香港，香港成為西方NGO的大中華區之大本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