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毅

來源:破土首發

【破土編者按】六年前的春天，富士康工人用生命一次又一次控訴了資本的罪惡；六年來，富士康以驚人的速度在中國中西部地區進行資本擴張，一路綠燈；六年後，我們重讀富士康女工自殺的故事：這是自殺還是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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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7日早上，田玉從富士康龍華宿舍的四樓一躍而下。就在一個多月前，她剛剛從湖北的一個農村，來到毗鄰香港、高速發展的大都市深圳。她很快就在富士康找到一份工作。和數以百萬計來自農村的年輕人一樣，田玉冀望能在中國新興的工業中心、都市裡尋找工作機會和新的人生。

僅在2010年，就有18位工人在富士康廠區內試圖自殺，也正是在這片廠區里，蘋果和其他品牌產品正進行著微調和組裝。這些自殺的年輕人的年齡在17到25歲之間，其中14人死亡，4人倖存但重傷。田玉雖然奇蹟般地活下來，但是三條脊柱和四處髖骨骨折，同時左腰部以下癱瘓。她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廠的工作，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後一份。

富士康在接連的自殺事件後，隨即啟動緊急應變措施。位於深圳龍華和觀瀾的兩個巨型工廠區，連同（富士康）在中國的全部生產基地，都迅速安裝了防止工人跳樓自殺的安全網。這些生產基地，有超過40萬的富士康工人在宿舍內生活。

倖存的富士康女工

我們第一次見到田玉是在2010年7月，在廣東省深圳市龍華人民醫院裡，她正從自殺未遂的重傷中慢慢恢復過來。考慮到她脆弱的身體和心理狀態，四名學生研究人員擔心，她們的出現可能會引發田玉和她家人的更大痛苦。但是，無論是她病床旁的父母，還是清醒過來的田玉本人，都很歡迎她們的到來。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隨著田玉和研究人員逐漸建立起信任關係，她回顧了促成她去富士康工作的家庭背景和環境，她在流水在線的工作經歷以及工廠宿舍的生活。透過對田玉和她家人的採訪，我們清晰地看到田玉和許多富士康工人，都分享著相同的經歷，也正是他們構成了中國的新生代農民工。

田玉在深圳市龍華人民醫院，她已經半癱瘓，只能坐在床上或輪椅上。

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國家優先發展城市和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下，中國農村經濟已經持續惡化。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海外大量湧入的低價補貼農作物的競爭，給農民帶來了更大挑戰。儘管國家在2005年取消了農業稅，並緊接著建立了針對貧困人口的最低補貼，但是隨著大批青年離開農村進入城市，農業和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前景暗淡。

田玉跟我們聊起，「我是1993年2月在一個村莊的農民家庭出生的」。那裡現在是老河口市的一部分。這個坐落在漢水邊上的城市有53萬人口，位於中國中部的湖北省，在1940年代的抗日戰爭中從臨近的湖南省獨立出來。近幾十年以來，和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城市一樣，它也經歷了大批青年人的離開並湧向沿海和工業城市。

田玉屬於1990年代的「留守兒童」一代。所謂「留守兒童」是隨著籠罩了中國鄉村的城市移民潮而產生的。田玉由祖母撫養長大，而雙親為了養家糊口在遠離家鄉的工廠工作。與成千上萬被留下的孩子一樣，田玉的童年「是與鄰居的其他小孩一起玩大的」，很少有父母監管。父母最終帶著僅夠裝修房子的錢，又回到農村種地。而田玉作為家中最大的孩子，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希望未來可以幫助父母，照顧12歲先天失聰的弟弟。

「家裡情況最好的時候，一年靠種地能掙1萬5千塊，很難維持一家六口人的開銷」。在一小塊土地上種植玉米和小麥，再加上養一些豬和雞，田玉說「不會挨餓」，這一小塊家庭土地可以勉強維持生計，但是要過更好的生活，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17歲那年，在當地一所職業學校畢業後，田玉決定離開家鄉去尋找新的機會。「我的同學都去大城市工作了，我覺得我也應該這樣做」。田玉的父親說，「種田不是出路，毒日頭下在水塘里插水稻，太辛苦了。」

中國農曆新年過後不久，2010年的2月上旬，田玉的父親給了她500塊錢，支持她去經濟高速發展的沿海城市廣東找工作，並給了她一部二手手機，以方便和家裡聯繫，父親告訴她要注意安全。

從農村到工廠

1990年代以來，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訊的發展，為農村青年打開了一扇真正的想像城市生活方式的窗戶。離開家鄉的個人選擇，是被社會文化和經濟需要雙重形塑的。「我這個年齡的年輕人，幾乎都出去打工了，我也很興奮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田玉解釋說。

「我表姐把我送到長途汽車站。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遠離家鄉，離開我熟悉的地方。可是下車的那一刻，我對這個工業城鎮的第一印象是，深圳一點都不像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樣子。」田玉回憶道。

2010年2月8日，田玉成為一名流水線工人。在富士康的招工中心，「我排隊等候了整整一個上午，填寫了工作申請表，在電子閱讀器上按了指紋，掃描了身份證，又做了血液測試，這才完成了健康檢查程序。富士康分配給我的工號是F9347140。」

就在那天下午，田玉收到了一份公司簡介，是有關較小規模的富士康觀瀾廠的勞動時間和規章制度的介紹。「然後我就和其他幾百名新工人一起，被送到更大的龍華廠，大概坐了一個小時的公司巴士」。田玉仍然記得沐浴在金色夕陽中的富士康工廠。

「我領到了一個袖珍、彩印印刷的富士康員工手冊」，田玉說。手冊充滿了為新員工鼓舞士氣的語言：「朝向你最美的夢想，追求精彩的生活。在富士康你可以擴充知識和積累經驗。你的夢想從這裡開始。」為了鼓勵新員工，員工培訓時教師講的也都是如蘋果創始人史提芬?喬布斯和微軟總裁比爾?蓋茨這些企業家的故事。富士康不停鼓吹的就是這種通過勞動致富的夢想，通過勤奮工作獲得成功的信念。

在流水線上

175萬平方米的富士康園區，在一個人口高度稠密的環境里，組織起了生產和日常再生產活動。田玉加入了富士康龍華廠這個40萬的工人隊伍中。在流水線，工人被分配為日班和夜班。集裝箱卡車和鏟車不停轟鳴，來來往往織就了工廠的網格線，為蘋果和其他特大企業大量生產「愛瘋」、ipad和其他電子產品。

富士康是全球生產網路的一個重要節點，為全球消費者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晝夜不停地進行成品組裝和運輸。「第一天上班，我就遲到了。工廠太大，我迷路了。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集成數碼業務組（iDPBG）的車間。」田玉告訴我們。當問及是否因為遲到被責罵時，她沉默了，我們沒有得到她的回答。

龍華廠區內包括了多層廠房、倉庫、宿舍、銀行、兩家醫院、一個郵局、配有兩輛消防車的一個消防隊、一個獨立電視網、一個教育中心、一座圖書館、一間書店、足球場、籃球場、網球場、田徑場、游泳池、網路影院、商店、超市、食堂、餐館、招待所，甚至還有一家婚紗店。這個廠區配備了先進的生產設施，因為它是應對客戶、政府官員、媒體記者和其他檢測單位的模範樣本工廠。工廠導覽顯示，其擁有從A到H、J和L的十個區域，這些區域又被進一步細分為A1、A2、A3、J20、L6、L7等等。從南大門走到北大門，步行差不多需要一個小時。

富士康的工作時間是眾所周知的漫長，正如田玉所經歷的。「我每天早上6:30起床，7:20參加晨會，7:40開始工作，11點鐘吃午飯，然後通常是跳過晚餐時間持續工作到晚上7:40。」在12小時工作制之外，和所有其他工人們一樣，田玉也要參加每天的強制性工作會議。「我提前15-20分鐘向線長報到，線長告誡我們要保持高生產率，達到日產量目標並遵守紀律」。

田玉感到沒有辦法對加班說「不」。富士康工人在每一次輪班開始和結束工作時，都必須在電子讀卡器上刷員工卡。生產線24小時不間斷運轉，從遠處可以看到燈火通明的車間，「三月份我輪到晚班，屏幕檢測讓我的眼睛格外疼痛」。

姐妹還是陌生人？

「手拉手，心連心，富士康和我一起成長」，插在生產在線的富士康紅旗上這樣寫道，似乎透露著工人與工廠的唇齒相依。遺憾的是，在這個「擁有一顆愛心的溫暖大家庭」形象的背後，富士康工人的生活是非常孤獨的。

田玉在生產在線工作了一個多月，沒有交到任何朋友。每兩周才能休息一天，田玉根本沒有閑暇去使用諸如游泳池或網球場這些運動設施，甚至連在巨型龍華廠區內的商業區里逛街買一個智能手機的時間都沒有。

富士康禁止工人們在車間交談。田玉回憶說：「工友之間友好的聊天，即使在休息的時候也是不多的。大家都是衝去排隊買飯，然後很快吃完。」漫長的一天工作伴隨著強制的沉默，只有機器的噪音，而這是工廠生活的常態。

工廠所採取的這種早晚班輪換制度，不僅影響了工人的作息，也限制了他們交朋友的機會和建立社會支持網路的能力。因為同一間宿舍的室友，被分配在不同的部門，而且通常有不同的早晚班，這導致了很難充分休息或社交。當談及室友時，田玉說：「我們並不親密。」

「在富士康，當我感到孤獨的時候，我有時會QQ在線聊天」，田玉告訴我們。

絕望的累積

像田玉這樣的新工人，在流水線常常被斥責「太慢」，而不顧及她們為緊跟工作節奏所做出的艱辛努力。通過強調公司為全球消費者生產世界上最好的產品這一聲明——「在富士康產品中，你會發現最好的技術、最優的質量和最合理的價格」——最大程度地壓低瑕疵產品允許率。田玉說很多次屏幕上並沒有出現問題，但是線長仍然批評她。

「我工作了一個月，到了發工資的時候，別人都領到了他們工資的借記卡，但是我沒有」。在富士康，工人工資是一筆巨大的現金流需求，通過銀行系統的工資借記卡發放。田玉就此事詢問生產線領導，「線長說雖然我在龍華廠工作，但是這裡的生產部門並沒有我的個人信息記錄，我的工資卡可能在觀瀾的另一家富士康工廠里」。

觀瀾廠在2007年投入生產，到2010年初用工數量達到了12萬。在被送往龍華廠之前，玉曾經在觀瀾富士康廠的招工中心面試過。觀瀾的人力資源部門管有她的個人資料和檔案，但是沒有轉交到龍華廠，所以龍華廠還沒有為她建立工資賬戶。結果就是田玉領不到自己的工資。「我沒辦法，只好自己坐車去了觀瀾的富士康工廠」。

進入陌生的觀瀾工廠，「我去了C10棟樓、B1棟樓和B2棟樓，在層與層和樓與樓之間跑來跑去，詢問我的工資卡」。花費了一整天時間後，田玉才找到相關的負責部門，但是經理和行政人員相互推卸責任，田玉還是無法獲得她的工資卡信息。富士康就像是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沒有一個上司需要對下屬負責。

田玉回憶說：「我自己一間一間辦公室找，沒有人給我指點正確的方向。他們都不理睬我，讓我去問別人。」田玉被拖欠的是一整月的工資，總計大約1400元，由900元的基本工資和加班費組成。

那時是2010年3月中旬，田玉來到深圳已經一個多月，她花光了父母給她的所有錢。「我去哪裡借錢呢？那個時候我的手機又壞了，沒有辦法聯繫到我在深圳的表姐，那是我跟家裡的唯一聯繫」。田玉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幫助她。

田玉到了崩潰的邊緣。精疲力竭的流水線、嚴苛的工廠紀律和冷漠的宿舍氛圍，連同聯繫不到朋友和親人的困境，這些都被公司沒有支付工資的明顯失誤加劇了。她的證詞顯示著彼時的茫然無措，「我很絕望，腦袋一片空白」。

3月17日上午8點左右，田玉絕望地從她宿舍的四樓一躍而下。在經歷了12天的昏迷後，醒來的她發現自己已經半身不遂。現在她只能在床上或者輪椅上，度過自己的下半生。

生命與死亡

如果公司沒有拒付工資，或者田玉碰巧去了比富士康規模小而壓力也不這麼大的另一間公司，她還會自殺嗎？富士康的創始人和行政總裁郭台銘認為，對於田玉和其他員工的自殺，公司沒有任何責任。在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的一次媒體採訪中，他強調了中國工人的「情緒問題」。「在台灣，如果一個工人因為情緒問題自殺，老闆是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但在大陸，我們被要求必須採取措施，僅僅因為他們居住和生活在我們提供的宿舍里」。面對不斷發酵的媒體風暴，郭台銘被迫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

公司宣布了從2010年6月起，提高工人工資的計劃。同時要求所有求職者完成36個心理測試問題。在公司看來，工人缺乏處理「個人問題」的能力是所有麻煩的根源。人力資源要求工人簽署一個包含免責條款的不自殺保證：

若發生非本公司責任原因導致的意外傷亡事件（含自殺、自殘等）同意公司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本人或家屬絕不向公司提出法律法規規定之外的過當要求，絕不採取過激行為導致公司名譽受損或給公司正常生產經營秩序造成困擾。

這封不自殺「同意書」，不僅減輕了富士康的責任，同時把未來所有自殺的責任，都推到了勞動者個人身上。在引發了工人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批評後，富士康取消了這個行政要求。

就在田玉住院治療期間，又有超過10多位年青的富士康工人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一位沒有署名的工人在互聯網上貼出了如下信息：

只有死亡證明我們曾經活著，

也許，對於富士康的員工，

或者類似富士康員工的工人，

只有用死亡證明自己曾經活著，

證明活著只有絕望。

這是自殺還是謀殺？

2010年8月，為了挽回聲譽和試圖終結自殺，富士康組織工人進行了「珍惜生命  關愛家人」的誓師大會。當中國和國外媒體把富士康渲染為拿出大筆資金、營造溫暖、關懷員工的慷慨僱主時，就在媒體的凝視之下，富士康強迫田玉的家庭簽署了一份關於「醫療費用支付」的保密協議，宣稱「公司支付首次治療的醫療費用，但是一旦數額超過法庭確定的公司責任，則保留收回這筆費用的權力」。

2010年10月，在激增的公眾壓力之下，富士康支付了18萬元的一次性「人道主義補償」以「幫助田玉一家回鄉」，企圖為自己的責任開脫，並解除中國和國際媒體對這一事件的關注。用田玉的父親的話來說：「這就好像我們正在買賣東西。」事實上公司已經停止了支付醫療費用，並把田玉和她的父母送回老家，以息事寧人迴避公司的管理失誤。

當玉離開深圳的時候，她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問題：

這是自殺還是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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