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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王」張獻忠入川之謎

未凡

作為明末農民軍的起義領袖,張獻忠少年時代受過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時當過延安府的捕役,常受同事欺侮。走上農民起義這條路除亂世所趨外,最大程度上與他生活常受壓抑,不堪久居人下有關。明崇禎三年(1630)四月,張獻忠在延安府米脂縣率十八寨之眾投奔王嘉胤,同官軍作戰中,他「臨戰輒先登,於是眾服其勇」,很快成為一支隊伍的領導人,號稱「西營八大王」。

遠離他人卧榻避而入川

在同明廷的對抗中,張獻忠屢次使出詐降——反叛的招數,一步步擴大勢力範圍,於崇禎十六年(1643)佔領武昌,改武昌為都城,王武建立大西政權。是年冬,張獻忠幾乎佔據了整個湖南進而向江西發展,可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張獻忠決定率領大西軍主力西進四川,自行放棄湖廣、江西,臨走之際,還不忘帶上從湘贛搜刮的金銀財寶和數十萬被強征入伍的湖廣百姓。

關於張獻忠避而入川的決定,《明末農民戰爭史》作者顧誠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同李自成部義軍的關係不好。他決策向四川轉移正是李自成殲滅了孫傳庭部官軍席捲西北地區之時。這時明王朝覆滅的前景已經洞若觀火,大順軍眼看就要著手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了。張獻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併入李自成的大順軍,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就只有另尋出路。」鑒於張獻忠過去曾一再進軍四川,對其各方面條件有全面的了解,加上蜀中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在大順政權行將統一全國的時候,張獻忠放棄長江中游地方,遠離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難理解的事了。」

1644 年春,大西軍逆江而上,水陸並進,由於四川官軍防禦力量相當薄弱,大西軍「越下牢,渡三峽,古稱天險,如蹈無人之境」。6月,大西軍破涪州取重慶。攻城之前,張獻忠派人勸說重慶守城官員投降,守城官員問張獻忠大軍此次入川意圖何在?使者回答道:「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明官員拒絕投降,張獻忠命大西軍用火藥炸開城牆,一舉攻下重慶,抗拒軍官被張獻忠下令砍掉一隻手,斷手者經過之處,軍民震駭,紛紛瓦解。

8月,張獻忠用同樣的方式打開了成都的大門。短短几個月時間,除遵義和石柱、黎州土司外,四川大部分地區都被納入大西政權中。不久後,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改王稱帝,定年號為大順,鑄造大順通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

既搜刮財寶也「開科取士」

十幾年的流寇生涯,讓張獻忠習慣於攻城略地、大肆搜刮,搜刮的重點雖然是豪門大戶,但有時連普通百姓也不放過。聽說大西軍即將攻入成都,成都居民惶惶不可終日,被斷手的據城抗拒者成為一遍遍地提醒著他們的可怕夢魘。

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後,張獻忠屠四川的惡名依舊流傳於四川民間,以至清初出現了長達百餘年的「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

但以張獻忠經營四川的第一年情況來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實的。張獻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團結所有有可能團結的力量的,打擊的對象僅限於與大西政權為敵的官紳,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遇到頑強抵抗者如重慶、成都士兵們,則下令「割耳鼻、斷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軍。

與張獻忠接觸頻繁的西方傳教士曾統計過,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之初,「在朝之官統計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於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識分子,在張獻忠攻克成都後,或「入學」,或「習舉業」,以至於當大順二年「開科取士」時,「應詔者不下數千」。

如果說在張獻忠入川後發動大規模屠蜀或鎮壓官僚士子事件的話,上述原明官吏轉到大西政權尋求保護,或是知識分子在新朝積極考取功名的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

重慶失守屠殺開始

1645年發生在重慶的一場戰役改變了張獻忠「僭位之初,假施仁義,以博民心」的想法,這年春天,明總兵曾英擊敗大西軍守將劉廷舉部,攻佔了重慶,張獻忠派大將劉文秀率幾萬士兵反攻重慶,卻被曾英部擊退。重慶失守,對張獻忠來說,不僅僅是一次軍事上的失敗,鑒於明朝將領據有綦江、黎雅、敘州(宜賓)等重鎮,四川南部淪為弘光政權夥同四川官紳地主顛覆大西政權的重要基地。

張獻忠對朱明宗室深惡痛絕,人川後即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為了防範敵探姦細,還推行了嚴格的戶籍、城禁和特務制度。幾十萬大西軍的糧食問題通過沒收和打糧這種暴力方式解決,當時的四川,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會觸及一般農民的利益,這些情況發生在政權初建,敵對勢力尚未反撲時尚沒什麼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對者在南京弘光朝廷號召下集合起來,趁機反撲,大西政權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腳。官紳地主是敵對勢力,要消滅掉,於是張獻忠於1645年舉行「特科」,將來成都參加考試的各府縣生員約5000 多人全部殺光。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這些流民中的各類人員,自然也難逃被殺厄運。

為什麼張獻忠在統治四川前後期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學者楊鴻基認為,大西軍之所以會發生「以殺戮為威,而剿洗之兵四齣」的現象,是由於各地「義兵」把張獻忠「所置郡縣賊吏」「群起而殺之」的結果,大西軍一味用殺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對勢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張獻忠「非帝王之器,無綏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權的根本弱點。

千船金銀沉入水中

1646 年正月,人心盡失的大西政權在四川逐漸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為了挽回局勢,張獻忠命孫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等率軍南征,張獻忠親率大軍攻楊展於嘉定,結果在彭山江口被楊展所敗,退歸成都。

按清人劉景伯考察,張獻忠從四川各州郡的富商大賈處掠取的錢財,少則數千兩黃金,多則上萬,這些都被裝進了張獻忠的運寶大船中,交戰失敗後,千船金銀沉入水底,張獻忠只帶少數親軍退歸成都。對於張獻忠江口所沉金銀,楊展並不知情,其後還是通過從張獻忠部下逃脫出來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楊展才開始組織士兵在江口打撈遺金。得益於這一批飛來橫財,楊展「自是富強甲諸將。」「於時全蜀,惟嘉定(楊展家鄉)不飢」。

由於江口沉銀數量之大,乾隆年間,有漁者在江口河中獲刀鞘一具,總督孫士毅得知此事後,立馬派人赴江口打撈數日,「獲銀萬兩並珠寶玉器等物」。後來在江口河道里,不斷有人打撈出明代銀錠、金銀器等。2005年,江口古鎮岷江河道出土的明代銀錠,從其銘文可看出來自湖南的沅陵縣、湘潭縣、巴陵縣;湖北的京山、黃岡等地區,為崇禎時期所征解的稅銀,而且與張獻忠轉戰路線及所佔地點十分吻合,側面證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之說。

張獻忠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生前劫掠財富無數,命殞鳳凰山後,竟會以「散落財富」的方式為世人惦記,「施惠」於人。(原刊《國家人文歷史》2015.44期)《報刊薈萃》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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