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三部曲之第一部：《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第五、六章&END

第五章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的發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就意味著天要塌下來，國將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只要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中國還是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候，只要我們沉著應對，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只要中國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中國模式雖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必須認真著手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前功盡棄，最終中國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但是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所以不必驚慌失措，只要沉著應對，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中國模式體現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簡言之，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如果中國自己亂了方寸，以為天要塌下來了，國將不國了，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在今天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中，有三個不能迴避的熱點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問題，二是腐敗問題，三是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國際比較中，尋求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總體把握，並爭取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從而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夯實一個牢固的基礎。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

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容爭議的事實，需要我們冷靜應對、認真處理。處理得好，我們的發展就能比較順利與和諧，處理得不好，就可能經歷挫折甚至危機。從世界的角度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後來通過經濟發展、社會改良政策的實施、中產階級壯大、向第三世界轉嫁危機等，問題得到了緩解。就中國而言，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有一個準確的、實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成了亞洲之最。甚至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擴大了，引來不少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但上述觀點與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實地觀察得出的結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願在此談談自己的觀察，並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

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買、新德里、加爾各答，去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爾品第，去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去過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聖保羅，去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過肯亞的內羅畢，去過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去過象牙海岸的阿比讓，去過奈及利亞的拉各斯，去過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這些地方的實地觀察告訴我：這些國家城市中的貧民窟規模超過中國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們的大城市貧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鄉結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指的是一種成片的甚至一望無際的，非常擁擠、骯髒、人居條件極端惡劣的簡陋窩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買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貧民窟。那種惡劣的居住條件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窩棚大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個公共廁所，人擠人每天排長隊上廁所、排長隊等候供水車的到達。陰溝是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蒼蠅蚊子滿天飛，各種傳染病頻發。印度城市中還有大量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點多坐飛機抵達加爾各答的，從機場到市中心飯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一路看到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者，睡在路邊、橋洞和牆角下。印度每一個城市裡都有大量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丐，你若給了其中一人一點錢，一下子就圍上來十幾個，有的可以一直跟著你到旅館，甚至明天還來旅館門口等你。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孟買、加爾各答兩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過去20年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還要多。

我也看過非洲肯亞首都內羅畢一個叫做基貝拉（Kibera）的貧民窟。內羅畢50％的人口住在貧民窟。司機只帶我在貧民窟外面轉了一圈，解釋說：「除非兩輛警車開道，否則你給我1 000美金我也不進去，因為進去就出不來了。裡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車和錢都搶走，命也保不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重兵保護下去這個貧民窟訪貧問苦，當地的居民打著標語歡迎他：「我們在挨餓！」「我們在生病！」「我們正在死去！」「我們的孩子沒學上！」光這個貧民區的人口就有75萬，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有50％的家庭擁有收音機，艾滋病發病率高於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春運」現象：我們每年春節期間會有上億農民工回鄉探親，然後再返回城市。為什麼大部分農民工要返鄉？為什麼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這種大規模的返鄉現象？人家也有自己的節日，但沒有這樣的返鄉情況。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家鄉除了有親人之外，還有自己或親人的土地和私宅。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肯亞，大都沒有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或社會革命，或者經過了某種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農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剝奪了，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他們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萬苦地進了城市，就絕對不走了，也捨不得花錢返鄉。我看到一些統計數字說我們的基尼係數達到了0.47，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0.40。這些數字本身可能還大致靠得住，但問題是基尼係數計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並不考慮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及這些財產的價值。有沒有土地和私宅，對於一個農民，甚至對於整個社會的百姓來說，可能意味著生活質量的天地之別。我想有志於研究國際貧富差距比較的學者，應該把土地和私宅這些相關因素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國際比較，其結果才更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發揮原創力，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標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進行獨立、客觀、全面的評判，從而糾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標準可能帶來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作這麼一個粗粗的比較：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里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新德里、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可以說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中國通過30多年改革開放，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國2007年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令人震驚，驚動了總書記和總理，驚動了全國所有的媒體，不少人以此推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大危機。黑磚窯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種問題的規模和性質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還是以印度為例，根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印度至少有1 000萬到1 500萬（有人甚至估計6000萬左右）的「兒童抵債奴隸」，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7天，家長把他們賣給僱主終日勞作以償還所欠債務，而這種債務往往只是區區幾十美元。這些本是讀書年齡的孩子只能為買斷他們命運的僱主奴隸般地干十來年，他們集中在地毯、採石、垃圾處理等行業。在印度，「兒童抵債奴隸」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印度憲法明確禁止這種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體似乎對這類事情已經相當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責眾；二是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三是這些孩子屬於低種姓，其他種姓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第四，各級政府腐敗成風，被僱主收買的不少。

英國廣播公司之前拍了個《印度兒童奴隸》（Child Slave of India）的紀錄片，採訪印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們對這個問題，要麼否認，要麼搪塞，但英國記者抓住事實不放，他僅僅訪問了一個鎮，就了解到該鎮有1 5000個這樣的兒童奴隸，但是各級官員還是推卸自己的責任。在這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裡，有多少政府官員真正關心上千萬的這種低種姓出身的兒童奴隸？像印度這樣一個此類問題的嚴重程度比中國至少超過百倍的國家，自我感覺卻很好，對前途甚為樂觀，而我們不少國人則認為黑磚窯這類事件預示著天要塌下來了。這類事件固然嚴重和惡劣，我們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並順藤摸瓜，把類似的問題一個個解決，讓壞事變好事。但天塌不下來，我們可以繼續遠遠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前面，去實現我們自己確定的現代化目標。

至於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論點，特別是「農村像非洲」，則可能是出自於善意的無知。我不知道持這些觀點的人有沒有去非洲農村實地考察過。我去過18個非洲國家，訪問過迦納、肯亞、史瓦濟蘭等地的農家，都是離首都不到三刻鐘車程的地方，大部分農民住的還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樹枝在泥地上搭起來的棚子，即使是磚房，上面也是稻草蓋的房頂或者鐵皮壓上幾塊磚的屋頂。房子往往沒有門，只有一塊布簾。大都沒有電。半導體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而中國多數農民在過去30多年裡都蓋了磚房，許多還翻蓋了不止一次，彩電都普及了，農村的網民數也早已過億。

這只是個淺層次的比較。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非洲面臨著一些中國農村所沒有的特大問題，如戰亂、社會解體、瘟疫規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戰火最多的地方，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消逝於戰火的生命恐怕超過1 000萬。僅於20世紀90年代，剛果民主共和國從1998年開始的戰爭，又被稱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9個國家捲入，死亡人數已超過600萬。盧安達和蒲隆地的種族屠殺，三個月內就有100多萬人喪生，蘇丹1983年爆發的內戰的死亡人數估計已超過40萬。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的最新統計，非洲現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個人死於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個人染上艾滋病。現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是2 500萬人，2005年一年死於艾滋病的人，人數達200萬。我曾去過史瓦濟蘭，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艾滋病人數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業成了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供不應求。一個史瓦濟蘭朋友告訴我，他幾乎每周都要參加親戚和朋友的追悼會，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壯年，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根本無力對付艾滋病，藥品都發不到基層。

非洲發展最快的另一個產業是保安業，因為惡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趨勢發展，在非洲許多城市，白天的行兇搶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險。原因是什麼？一是貧困，窮則思變。二是家庭和社會的解體，孩子父母死於艾滋病的很多，這些孤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尚比亞為例，孤兒人數據說已超過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從沒有體會過家庭的溫暖。反映這一切問題的綜合指標就是非洲人均壽命普遍才50來歲。盧安達的公務員則強烈要求：應該從45歲就開始發放退休金，因為盧安達今天的人均壽命才40來歲，公務員的退休金按老規定是60歲才發，已不合時宜。

相比之下，我們農村的人均壽命怎麼也在65歲以上啊。以我的觀察來看，非洲農村總體生活水平還明顯低於文革時候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國的城鄉差距拉大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但把今天的中國農村比作非洲，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國際玩笑。我們農村的局部地區可能和非洲農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區還要差，但總體上，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村，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民的生活要大大好於非洲。聯合國曾經通過一個「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之前，發展中國家要把自己的極端貧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中國於2003年就達到了這個目標。但對多數非洲的國家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該目標再過幾十年都實現不了。我們還可以採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方進行比較，你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出發，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奈及利亞的拉各斯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開兩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

當然非洲很多國家也在認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比方說，肯亞、烏干達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肯亞的人均壽命才55歲，烏干達的人均壽命也才45歲，兩國在經濟等各個方面比中國落後許多，但他們也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另外，這幾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增加很快，帶動了不少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石油等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也使不少非洲國家受益。但總體上看，非洲發展仍然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評論，力求使我們在觀察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有一種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有一種更為多元的參考坐標。但這樣做，絕不是說我們不必重視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為棘手，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

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存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近40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四倍。財政收入達8萬億元，外匯儲備達到3.2萬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30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僅3 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 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覆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暫時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以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做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髮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於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將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較少。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裡，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做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麼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維尼亞人質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20年還完成不了。近年採取的一系列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導致整個沿海地區農民工的短缺。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70％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爭」，每年約4萬人死於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確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今人難於想像。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里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的父親：「你為什麼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的父親衝上去要與侯爵拚命，路邊小酒店的老闆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著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著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處在各自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有些人喜歡談論北歐模式，但像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輕而易舉地「消化」各種社會矛盾，以英國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無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國還可以自行制定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各種「遊戲規則」，大英帝國內的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不算什麼問題，因為連慘無人道的奴隸制在當時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國則要在自己的疆域內「消化」所有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18世紀工業革命時，英國本土的人口僅1 000多萬人，少於中國今天的任何一個大城市。19世紀工業革命時，法國的人口也只有2 000來萬，而中國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不但沒有像西方那樣向外轉嫁矛盾，而是給廣大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蹟。現在的國際競爭的條件是多麼苛刻：遊戲規則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制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標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標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闢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大家如果能從這麼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態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也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中國今天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崛起的大國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後還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制度優勢，比如我們已經較快地實現了全民基本醫保，而3億人的美國至今還有近5千萬人沒有醫保。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於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人非常認命，認為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產生不滿、牢騷甚至抗爭。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泄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於中產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於中產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產才算。過去30多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錶、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國都屬於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產的人2006年才達到總人口的36％，法國高些，約60％，都大大低於中國，但從國內媒體的報道來看，滿意度最差的似乎是中國。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國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輕人結婚絕大多數都住在租來的房子里。一輩子沒有買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中一些人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想買房子，如不願意背上債務、崇尚自由遷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確實是資金不夠，置業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中國住房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級消費，在推動廉租房建設的同時，儘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國際社會在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後，再買房，這是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做法。

總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解決貧富差距有難處，也有易處，但總體上還是易處多於難處，所以我們可以樹立信心，把這個問題逐步解決好。我們應該在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儘快建成更加完整的國民社保體系，使得全體國民消除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建設一個機會公平的法治社會，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體制創新來遏制腐敗，使所有人儘可能獲得比較平等的發展空間。我們要通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種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來看待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並形成一種同舟共濟、健康向上的國民心態。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培養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習慣，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不只是指億萬富翁和平民百姓之間，而是指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這是一個人權的概念，只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就要互相尊重，並從互相尊重中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裡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

我們還要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環境暫時還不甚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提倡這種精神。外國人對海外華人有褒有貶，但幾乎都同意這一點：華人具有罕見的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不公正，華人一般都能通過發憤圖強，站穩腳跟，最終成為社會上比較成功的階層。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印尼的華人蒙受過多少歧視、欺辱甚至殺戮，如果連1965年大規模排華騷亂也算進去的話，因各種排華騷亂而致死的華人估計至少有幾十萬（也有估計超過百萬），但不屈不撓的華人還是通過自己的頑強奮鬥，幹了出來。華人雖然只佔整個印尼人口的2％左右，卻掌控著印尼經濟的半壁江山。我認識一些印尼華僑，聽過他們抱怨，看過他們流淚，但他們都有一股永不服輸的韌勁，制度越不公平，他們越要干出個樣子讓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包括社會不公的種種現象，但總體的大環境在不斷地改善，自我實現的機會遠遠多於其他國家，中產階級的陣容也在迅速壯大，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中國整體的發展環境比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不知好多少倍。我們必須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其消極等待外部條件的改善，不如先改變自己的心態，奮鬥進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輕言放棄，不斷追求自己的夢想，中國人的希望在此，我們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在此。對個人來說，只要你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打敗你。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礙我們民族的復興。

考慮到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國情，在尋求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之時，我們也須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防止極端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捲土重來。在幫助老弱病殘和弱勢群體、建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也要記住鄧小平多次的提醒：我們的政策要注意「不養懶漢」。歐洲高福利國家有這方面的教訓，工人情願待在家領失業金，也不願意工作，結果整個經濟喪失了競爭力。今天席捲歐洲的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表明這些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難以為繼。我們應該繼續鼓勵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改善自己的命運。勤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能丟掉。

第二，我們在努力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實際的承諾，因為那最終只會引起人們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們一定要走出窮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導致大家一般總是喜歡公，而不是私。大公無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號，響應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這麼多地方之後，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凡是發展不起來的地方都是平均主義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嚴重的就是非洲。一位與我相交比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訴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裡蓋了一棟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燒了，所以社會財富始終積累不起來。不要說建房子，就是你工資剛發下來，大家都要來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須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會儲蓄極少，與此有關。

俄羅斯也有個經典笑話：農民伊萬大叔看到自己鄰居亞歷山大家裡多了一隻山羊，心裡很不是滋味。一個仙女問他：「我現在可以幫你實現一個你最想實現的夢想。」伊萬大叔說：「那就請你儘快讓亞歷山大家的那頭山羊死去。」

實際上，仇富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東南亞，很多馬來人、印尼人恨華人。在俄羅斯和歐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猶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歐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觀察一下，打聽一下，為什麼恨？理由與中國也是一樣的：富人有錢、富人招搖、富人投機倒把、富人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樂，一有社會動亂、危機、革命，富人總是泄憤的對象，富人總是少數，於是倉皇出逃，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窮人出了口氣，但生活還是艱難困苦。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引起動亂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後的建設談何容易。中國也經歷了貧富差距過大等原因導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後平均主義的道路，效果並不好，導致了普遍貧困，所以才有30年前選擇的這條鼓勵競爭、改革開放的道路，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使我們今天有實力來更多地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記得1981年的時候，胡耀邦看到一份報告介紹哈爾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不要國家投資，建成了生產沙發的一條「沙發街」，胡在報告上批示：「這種不要國家投資的事有的是，只要我們的同志高抬貴手就行了。當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費不多，問題是要到群眾中調查和商量。」看到報告中說每個待業青年當年每月實際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揮筆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紅呵！」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破除平均主義，調動各種積極性開始一路走來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都為此做出了貢獻，甚至犧牲。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評論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作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要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很多弱勢群體，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全體國人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心靈震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似乎久違的人間真情。面對罕見的災難，國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職業、不分貧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從億萬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為受難者祈福，都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周內，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中國的社會真正向前進了一步，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為本」從此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成為我們民族一切現代化努力的最終歸宿。只要有這種精神，中國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環機制

貧富地區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的人均GDP早就超過了10 000美金，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我要把它縮小，甚至採取劫富濟貧的方法，這是不明智的。這裡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係。以2006年為例，那一年浦東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將近300億是用於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係，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確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裡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個家庭里，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裡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浦東現在的外資金融業佔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如果這裡的銀行業是在為全中國融資，我們就不用擔心。陸家嘴CBD每平方公里實現的增加值是235億美元，這是國際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資源匯聚多、增值效應強的表現。這種效應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更是百年未遇，來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大家的貧困。浦東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浦東上交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浦東的金融業能服務全國，那我覺得浦東這個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浦東好、全國好。香港和內地的差別還要大，對內地是好還是壞？結果證明是好事，因為香港和內地也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中的多數時間裡，港資是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好，就說明了這種互動關係。

說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態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絕對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建立相對富裕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我們還要把中國當今的變革放在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背景中來看，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當一個國家經歷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其特點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每一個細胞都被調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這有積極的一面。可以說今天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沒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但利益驅使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在制度還不健全的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和歐洲的一些大國相比，他們在自己工業化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社會矛盾，而中國則要自己消化各種問題。比較中國過去3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過去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你會發現過去大英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恐怕要幾十倍於今天的中國，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過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許多殖民戰爭。1987年4月，坦尚尼亞的前總統尼雷爾訪華，鄧小平宴請他，我是翻譯。尼雷爾對鄧小平說：「德國統治過我們，英國統治過我們，拿走我們多少資源？但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獨立的時候我問我的工業部長，我們現在有幾個工程師，他說：『兩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時大英帝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們主觀意願如何，我們今天的工業革命確實沒有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出現過的許多問題，但現在看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要小，而且我們還有可能把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進一步縮小，時間進一步縮短。中國沒有搞殖民主義、沒有去建立帝國，避免了其他大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大規模衝突和戰爭。相反，我們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使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獲得了實惠。我甚至想到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如果中國今天也像英國當年那樣，擁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領土，多100倍的資源，自己可以擬定所有的遊戲規則，並在這種情況下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的起飛將會比現在容易不知多少倍。當然，今天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中國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極其不公正的條件下，以自己獨特的勇氣和智慧，闖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各種要素準備，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我們感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倍加珍惜。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可以通過建立貧富地區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使改革開放的收益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並動態地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使全體國民普遍地富裕起來，並最終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型發達國家。

四、腐敗問題：國際視角的觀察

中國的腐敗情況引起國人的普遍反感和關心。對於腐敗問題，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斷，甚至倒退。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也需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腐敗狀況大概在世界上處於什麼地位？中國的腐敗屬於什麼性質的腐敗？中國能不能基本解決腐敗問題？怎麼解決？

世界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組織《透明國際》把中國的腐敗地位放在180多個國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蘭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陸  印度  俄羅斯  菲律賓  烏克蘭  肯亞

2005年 3 　　　5 　　　 15　　 78 　　　90 　　128 　 124 　　07 　　 144

2011年 4　　　 5　　　  12 　　75 　　　95 　　143 　 129 　　152 　　154

 （資料來源：「透明國際」網站）

這種地位並不光榮，肯定不能令國人自豪，但確實也不是天要塌下，國將不國的局面。中國人應該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國家和地區我都去過，這個排列與我自己的實地觀察的結果也相當接近。我採用了一個自認為頗為獨特的視角，我觀察一個地方的計程車管理。在烏克蘭、俄羅斯，這些都嘗試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國家，計程車基本上由黑社會控制，你可以判斷這些國家的腐敗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機場，好幾個大漢子就圍上來，要你坐他的車，開出一個比你預期高兩倍的價，你找機場的計程車管理處，那裡的人會告訴你，就是這個價。你沒轍。只能找個看上去面善一點的司機，車上要麼沒有計價器，要麼有了也不用。實際上這還算不錯，基本沒有黑車搶劫的問題，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館，多付一點錢也就算了。

非洲就連這一點都不能保證了。破破爛爛的車居多，各種各樣招牌的計程車都沒有計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車搶劫的事情頻繁發生。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敗已經使政府和市場的基本功能癱瘓了。在這種地方，一般都是先通過熟人找車，或者找一兩個確實有口碑的公司，這一般也只有在發展程度相對比較高的城市，如南非和肯亞等國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這樣的國家，新德里的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用，司機隨口給你報個價，你希望他用計價器，他就說，那麼，你還要加上空調費、行李費等等。這頗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的法律制度和實際執行情況差距頗大。這也多少反映了市場規範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尋租行為泛濫。坦率地說，從這些國家回來再坐上海的計程車，你就知道這是一種奢侈了。如果說世界上的腐敗狀況可以分成低、中、高三個水平的話，我覺得中國的腐敗大致處在中級。

高腐敗是個什麼概念呢？這是一種癱瘓型的腐敗，沒有錢開路，什麼都辦不成。這在一些非洲國家尤為突出：你要辦出生證嗎？拿錢來。辦身份證嗎？拿錢來。辦護照嗎？拿錢來。你要見部長嗎？拿錢來。你要見總統嗎？拿錢來。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給擺平，任何超載，一塞錢就擺平了。你要辦駕駛執照嗎？駕駛學校先敲你一筆，駕駛教員也敲你一筆，考官再敲你一筆，最後你去取執照時，政府辦證部門再敲你一筆。西方非政府組織捐來的二手衣服，負責官員的夫人先挑選，把好的拿走，然後再放到親戚開的二手店去賣。我曾去史瓦濟蘭一個藥店看過，我問有阿司匹林么？店員說給店長拿走了，實際上他拿去販賣了。

我還是以非洲的「高腐敗」為例子，談談與中國腐敗的差別，大概有這麼幾個差別：

一是中國是在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在自己工業革命的進程中，腐敗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敗國家內，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沒有工業革命可言，但腐敗卻有增無減。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腐敗屬於新舊體制交換時出現的腐敗，因為新舊體制交換，漏洞很多，給人以可乘之機，但隨著體制轉型和創新的進展，這一類腐敗可能會下降。

二是所謂「資源的詛咒」。在中國，人們聽說哪裡發現了新的資源，大家高興，說明我們對國家的資源管理有信心，資源屬於全國人民。但和許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談中，他往往會告訴你，沒有資源倒好，因為沒有資源，只好提高人的素質，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世界上，資源少對一個國家來說，並不一定是壞事；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國家資源都不豐富。資源不豐富，往往會使一個國家更注意投入人力資源開發，注意軟環境建設。

相反，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搞不好的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是奈及利亞，本來還有農業，後來發現了石油，農業就廢棄了。石油開發了幾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錢被貪污了，存在外國銀行，國內的汽油還需進口。最近幾年，國際油價漲了好幾倍，但在奈及利亞，我碰到的人都對我說，現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發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過評論非洲《東非報》的一篇文章，提到安哥拉新發現了石油，文章的題目是：「好像他們有了黃金還不夠糟糕，現在又發現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資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需要體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監督，不需要徵稅，當然也沒有納稅人的監督。

第三，中國的貪官一般不敢公開炫耀，錢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過孩子和親朋好友轉移到國外，這固然非常惡劣，但非洲國家的許多貪官敢於公開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國，計程車司機對我講：「你看這個別墅是內務部長的，那邊兩棟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問他：「你們為什麼不把他繩之以法呢？」他說：「我不管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這樣做。」他還說：「我們的總統有兩個夫人，一個老的、凶的，一個年輕的、漂亮的。」我問他：「這樣做不是違法嗎？」他回答：「如果我是總統，我要四個。」

持平地說，不少國家的政治文化對腐敗行為和違法行為的寬容程度高於中國，甚至連印度、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這樣。從這點來講，中國治理腐敗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人民痛恨腐敗，我希望我們的百姓和媒體睜大眼睛，使貪官污吏無處藏身。

非洲國家對腐敗的容忍與非洲的部落主義有關。很多領導人當選後，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觀念根深蒂固。多數國家還沒有真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我曾在肯亞看到這樣一個情況：一個議員被反貪污委員會指控為貪污，反貪污委員會派了警察來抓他，但他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地的居民都被動員起來，里三層外三層地保護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退，然後他馬上舉行記者招待會，指責政府里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這個部族，結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奮，激動地呼喊各種口號。不管事情真偽如何，但你可以感到第三世界的政客總有法子玩弄百姓於掌心之中。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

《透明國際》的腐敗指數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腐敗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為什麼？因為真正的經濟發展和真正的現代化，一定會產生對法治環境的強大內需，而法治是對付腐敗最好的辦法。

中國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整個社會呼喚更為公正的競爭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會產生對法制的強大內需，並最終導致腐敗程度下降。換言之，中國的腐敗走勢有可能是這樣的：「低腐敗」→「中腐敗」（現在這個階段）→「低腐敗」。從國際比較來看，今天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經歷過「中腐敗」的情況，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開始的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的位置可以花錢買到。當時在印度代表英國政府利益的「東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員非常腐敗，被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但這些國家幾乎都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內需驅動下，通過法治社會和反腐機制的建設，避免了非洲那種癱瘓型的「高腐敗」，轉向了「低腐敗」。在華人社會中，香港經歷的也就是這麼一個過程。而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沒有產生對法制社會的強大內需，最後腐敗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勢是這樣的：「中腐敗」→「高腐敗」→「更高腐敗」。

中國的反腐鬥爭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向下沉淪的話，可能會由「中腐敗」發展成為「高腐敗」。但如果能夠適應現代化的需求，抓緊法治和反腐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可能逐步減少腐敗，達到「低腐敗」，而這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所產生的對依法治國、抑制腐敗的強大內需。只要中國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動真格的，那麼對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會是實實在在的，只要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可能逐步減少。現在低腐敗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香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內地也可能這樣一路走來。

中國和「高腐敗」國家的另外一個差別是中國畢竟經歷過低腐敗的階段，有遏制腐敗的巨大的文化傳統資源，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和共產黨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來這樣的清廉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影響。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條件都沒有，而活著的人記憶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經濟落後又產生不了對法治的強大內需，所以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不少人說，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發達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敗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2007年4月，我曾當面請教《透明國際》的總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麼解釋這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而更腐敗的現象？他說，民主化，腐敗也民主化了。還給我舉了個例子：過去智利是專制，秘魯是民主，但秘魯的腐敗遠遠高於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個文盲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國度里，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敗分子利用，從而變成了保護他們貪腐的合法外衣。腐敗官員可以通過賄選等手段當選，使自己的腐敗行為得到合法保護。印度、菲律賓以及非洲的許多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我曾問過我的印度研究生，為什麼印度的掃盲進展這麼慢？他說掃盲是地方政府負責的，當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無知，對政客就越有利。這個解釋可能有點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還有經濟水平低，公務員工資低，政府的繁文縟節過多，官員的權力過大等問題，這給腐敗尋租行為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政府失控與癱瘓，結果腐敗行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發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勢穩定下來時，腐敗已由量變轉成了質變，連基層的海關、警察隊伍都爛掉了。以俄羅斯為例，幾乎所有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和很多外國遊客都碰到過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外國人敲詐勒索的事件。烏克蘭警察情況也類似。

在反腐問題上，中國處在一個關口，看中國能不能闖過去。闖不過去，中國就永遠是個發展中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都經歷過腐敗顯著上升階段。但最終現代化進程中對法制和反腐的強大內需，加上體制創新和機制建設等，實現了腐敗下降。亞洲「四小龍」中的台灣和韓國後來採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來年過去了，腐敗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塑造過一個人物叫戈萬，這個人物說過一句名言：對罪惡的毒瘤要開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須格外的冷靜，而不是激烈。我們在認識和處理腐敗問題時也要採取這種態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強烈的道德譴責，而是要通過扎紮實實的機制建設和法治建設來逐步遏制和減少腐敗。

在亞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沒有採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過法治建設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獨立的反腐機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等，最終成為反腐事業的佼佼者。我們應該在繼續鐵腕打擊腐敗的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借鑒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經驗和實踐，先進行一些試點，然後在全國鋪開，爭取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使中國由現在的「中腐敗」轉入「低腐敗」。

這裡還要順便提及三個觀點：

第一，不管我們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敗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反腐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千萬不能低估。腐敗也會從現在人見人恨的「不文明」的腐敗變成一種可以隱蔽的、比較「文明」的腐敗。比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嘯：1.5萬億美金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產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產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這個過程當中沒有腐敗？這背後也許有更大的腐敗，這些金融大鱷實際上坑蒙拐騙，無所不做，鑽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連瑞士最大的兩家銀行都賠上了百億美金，叫苦不迭，最後不得不尋求亞洲國家的主權基金來注資，這場危機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世界老百姓來買單。對於這種「貨幣戰爭」，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瑞士一位銀行界的朋友對我說，這簡直是「金融黑手黨」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妨用「第二代腐敗」這個概念來形容它與「第一代腐敗」的差別，真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係。「第一代腐敗」是「不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回扣」、「走私」、「紅包」等，這有點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第二代腐敗」是比較隱蔽，比較「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道貌岸然的「遊說」，選舉政治中的各種「政治獻金」和金融監督中的「選擇性忽略」、「監管套利」等，這有點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是對生命的摧殘，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貫主張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不知看了美國這場金融危機，他該如何評論？這麼大規模的危機，現在看來還只能出現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公司對政治的過度影響，其政治制度過多地受到資本驅動，恐怕都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總之，反腐將是一個長期不斷的過程，即使在法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也可能發生不同類型的嚴重腐敗。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把握中國的腐敗狀況，防止把問題誇張到不切實際的高度，然後動員悲情意識，呼喚再來一場革命。回顧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像是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戰役，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該衝鋒的時候要衝鋒，該伏擊的時候要伏擊，沒有傷亡和減員的戰爭是沒有的。1979年鄧小平要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出血路就是要準備負傷。就是不要前怕狼後怕虎，而是要抓住戰機，奮勇出擊。改革要考慮戰略和戰術、要考慮時機和成本、要打時間差，一旦抓住戰機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這就是鄧小平的領導風格。那種純而又純的改革，那種詩意般的經濟和社會改造，那種眼睛裡容不得一點沙子的變革，古今中外從未有過。

1980年代引起人們反感的主要是雙軌制物價改革引起的「官倒」。當時採用雙軌制來進行物價改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頗為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已經引起物價上漲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但採用漸進的雙軌制物價改革，也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官員的尋租機會增多，一些鄉鎮企業不通過收買官員，往往很難弄到計劃內價格出售的生產要素。但如果當時不及時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就很難走出計劃經濟的框框。中國領導人權衡利弊，認為不進行物價改革，中國付出的代價將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動了帶有很大風險的雙軌制的物價改革，並逐步地闖過了這一關。

今天，我們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成熟起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場定價，沒有當初這種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國市場的如此繁榮。這項改革成功後，由價格壟斷造成的腐敗，雖然還存在，但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和採用「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比較一下：俄羅斯是價格一下子放開的，不僅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中國物價改革的社會成本也相當大，但還是明顯低於前蘇聯。儘管這個改革很不完美，儘管當時帶來很多問題，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症，但整個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認：中國進行的雙軌制物價改革是傳統計劃經濟國家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

最後還要簡單提及腐敗與文化的關係。中國在反腐鬥爭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網、關係網。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網、關係網很類似。這種人情網、關係網，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經濟能起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看，不利於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國、西班牙等，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最終都闖過了這個關口，建立了法治社會，義大利雖然也是發達國家，但腐敗問題解決得不如其他發達國家，你只要到義大利華人社會了解一下，就知道義大利的警察腐敗得很厲害，義大利雖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會影響仍然巨大，特別在義大利南部，黑社會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包括選票和官位。

在華人社會中，香港和新加坡闖過了人情網這個關口，而且據我觀察，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比法國、西班牙做得還要好。但多數拉美國家和中國，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中國發展得還很快，但這個關口還沒有闖過，所以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現代化法治社會。這方面，還有待我們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在解決這個超級難題上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

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沉重代價就是環境的惡化。雖然國際社會公認，從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全球環境就逐漸惡化，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對全球氣候變暖負有主要責任，但我們自己過去30多年的高速發展也造成了很多環境問題，形勢相當嚴峻，必須認真解決好，因為這將關係到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和發展。中國也曾希望能夠避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但後來的實踐證明，我們還是沒有走出「先污染，後治理」的怪圈，這可能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歷史宿命：儘管一個社會總有少數人會清醒地認識到，發展必須走一條經濟與生態「雙贏」的道路，但要使得整個社會都認識到這一點，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脅了多數人生活品質的時候，大家才會頓悟，從而走上真正的環保之路。西方國家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中國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經歷了不少環境災難之後，我們終於提出了「生態文明」這個概念，表明我們對環保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環保也受到了全世界的關切。我在海外遇到環保專家，總請教這麼一個問題：中國生態惡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徹底扭轉過來？這是從鄧小平分析問題的方法中受到的一個啟

發。鄧小平做大的決策，總是首先把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估計透，估計到最壞的局面，然後再看中國有沒有辦法處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當年與英國人談判香港回歸問題，鄧小平就考慮了最壞的局面：英國資金帶頭撤走，其他外資跟著走。鄧仔細考慮了這些可能性，然後作出判斷：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流走的資金還會流回來，即使這些資金不回來，其他資金也會流入。這個問題思考透了之後，他就在傲慢的英國撒切爾首相面前，把話說那麼擲地有聲，一錘定音。我們的生態環境現在很脆弱，這關係到我們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所以我們首先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究竟能不能徹底扭轉環境惡化的被動局面。

我請教過多位歐洲的環保專家，他們都告訴我：只要中國下定決心搞環保，一定可以扭轉現在的局面。他們說，歐洲歷史上的環境污染至少與我們現在的情況一樣嚴重，但經過努力，歐洲今天已經成了環保相當成功的地方。倫敦的污染曾非常嚴重，倫敦過去的別名叫「霧都」，而「霧都」最大危機的爆發是在20世紀50年代。1952年12月倫敦曾出現過一周內4 000多人死於煤煙污染事故。1953年倫敦的煤煙污染又導致800多人死亡。這樣推算，我估計當時倫敦的污染情況可遠遠超過中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歐洲最大的河流萊茵河曾被宣布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斷：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亞於今天的淮河、黃河。瑞士森林裡的樹木開始枯死，歐洲北海沿岸出現紅潮。最後，歐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環保的共識，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認真著手解決環境問題，嚴格立法執法，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歐洲環保專家還認為：只要我們善待自然，保護環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復能力非常之強，萊茵河、泰晤士河都是這樣慢慢康復的。

有人說，我們人口壓力太大，環保很難做。但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問題作一個最壞的假設：我們的人口確實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資源擁有量來比較，我們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環境污染也很嚴重，出現過水俁病，曾在短期內造成1 400多人死亡，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終於形成了全民的環保共識，然後經過僅10來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轉了環境惡化的頹勢，使日本奇蹟般地從一個污染大國變成了環保大國。如果我們在環保方面能向日本學習，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計就可以扭轉目前在環保方面的頹勢。

另外，在生態文明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是一無是處。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德國環保雖然做得好，但是德國的工業革命和上百年的內外戰爭毀壞了大量的森林，德國現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戰後植樹造林形成的，「從生物多樣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個非常差的國家，我們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態森林，連一條狼都沒有。而中國現在還是世界上生物物種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我由此想到：我們要痛下決心，保護好我們的生物多樣性，這就是保住了我們環境生態的根。生物多樣性最終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現在還無法預料的巨大收益。

我曾訪問過哥斯大黎加，對此有一些感觸。哥斯大黎加走過一段彎路。從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勵砍伐熱帶雨林，建牧場養牛，因為美國快餐業迅速發展，哥斯大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國能賺大錢。但後來這裡的人意識到，原始雨林的土層很薄，不適合農牧業，而保持熱帶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樣性，價值無限。我去了哥斯大黎加的熱帶雨林。熱帶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聽的，給人的感覺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悶熱的浪潮向你衝來，然後是各種各樣奇妙的聲音，鳥、蟲、小動物的歡樂世界，還有色彩斑斕的奇異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機。劃著小船，沿河而上，兩岸的樹千奇百怪，一些樹倒掛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遠處簡陋的小平房，還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煙囪還都冒著炊煙，這時候你突然感到人類生活已經靠大自然太近了，千萬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這些熱帶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環境和生態問題相當程度上與我們的體制和發展模式有一定的關係。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恐怕還是要靠我們的體制改革和創新，而不是推倒重來。我們模式中的具體做法可以調整，但我們模式背後的一些思想，如實事求是、以人為本、不斷的試驗、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繼續指導我們的環保工作。例如，中國政府決定，為了節約能源，夏令時期空調不得低於某個度數，冬令時期不得高於某個度數，這種強勢的規定對全國環保都有意義。我們常說幹部的考核指標只看GDP，結果造成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那麼，我們現在在幹部考核項目中已經開始融入環保的內容，這就大大推動了我們的環保事業。也有人說如果我們能夠像抓計劃生育那樣抓環保，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的環保問題，這個觀點不無道理。哥斯大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經把「環保立國」定為國策。這個思路值得我們借鑒。我們能不能從一些省份開始試驗「環保立省」？對那裡幹部的考核主要用綠色指數，而不是用GDP呢？

實際上，換一個角度看，推動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又何嘗不是世界留給中國人的一個機會。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軟實力大幅下降，固然與其發動的愚蠢的伊拉克戰爭有關，但也與美國不願意改變其個人自由至上與財富消費第一的生活方式有關。在歐洲，一談到美國對能源的超級浪費和環境政策，人們只能搖頭。但歐洲也有自己的大問題：雖然在環保意識和技術創新等許多方面，歐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歐洲已是發達國家為主，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雖然北歐一些國家騎自行車已蔚然成風，但在多數南歐國家，每個家庭還是擁有或者渴望擁有兩輛車。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似乎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的中國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傳統工業文明轉向生態工業文明？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努力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必須告別美國和歐洲已經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必須擁抱一種更為健康、更為環保的生活方式。這對我們來說是嚴峻挑戰，但也是難得的機遇。

首先，這樣做對中國自己有利。我們的環境已經無法支撐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產方式。中國人均資源少，生態環境已經高度脆弱，環境污染已危及國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危及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說要算兩筆賬，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傳統工業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們還要付出多少經濟、社會、政治、健康的代價？二是走循環經濟、綠色生產和消費、可再生能源的生態工業文明的道路，這個轉型成本有多少，風險有多少，好處有多少。這個賬算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加義無反顧地推動生態文明。

這方面，考慮得最徹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經決定大力發展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據《金融時報》報道，以色列準備用太陽能發電站來供電，全國使用電動汽車，在全國建設5萬個太陽能汽車電池充電站。以色列的佩雷斯總統說：「太陽能是民主的，誰都可以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幾年內我們的石油進口可以減少一半，10年內可以完全不需要進口石油。世界上的兩大問題：石油是最大的污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義的資助者（石油生產國幾乎都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約有200萬輛機動車，以色列計劃投資50億美金，建設大型太陽能發電站來解決這些汽車的用電需求。這個計劃是否能夠最終實現，現在還難以定論。如果我們撇開以、阿衝突這個政治因素，客觀地看待這個設想，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大膽的、極具前瞻性的設想，值得我們借鑒。

第二，環保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環保意識反映了個人修養，也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水準。一個人吃完水果把果皮扔進垃圾桶，而不是扔在馬路上，就體現了這個人的文化素養。一個家庭耐心地把垃圾分開，裝入不同的垃圾箱，這是一個家庭文化的提升。環保可以使我們民族形成一種更精緻、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現在歐洲已經很少有人穿裘皮大衣了，因為穿出去就等於違背了保護瀕危野生動物的主流文化。現在在瑞典等國開始出現一種新文化：以開耗油的大車為恥辱，以開環保車，甚至騎自行車為時尚。法國的環保宣傳比較柔性。

每家都會收到使用煤氣須知，告訴你暖氣每降低一度，就可以為你自己節省多少錢，就可以為緩和全球變暖做出貢獻。如果我們也能形成這種環保文化和時尚，那麼對於我們這個似乎過於講究物質生活的社會，也會是一種文化提升。在環保方面，我們應該也可以走到美國的前面去。如果我們能以環保為契機，推動有個性、有品位的環保生活方式，這將有助於改造我們現在崇尚奢華的社會風氣、有助於提高我們全民族的文化修養和素質。我在智利訪問的時候，一位當地的學者對我說了這麼一段話：「智利的國歌很美，裡面有一句這樣的歌詞：『智利，純凈的藍天，百花點綴的歡樂伊甸園』，但是很遺憾，如果全球氣候再變暖下去，南極冰川將融化，我們的國歌歌詞也要改成『無花點綴的失樂園』。」她又對我說：「看到南極冰川的融化，你知道我是什麼心情嗎？就像你們看到萬里長城塌陷了。」她這句話打動了我，我也希望我們國人也都有這種強烈的環保情懷。

第三，生態文明建設也可以成為有序政治改革的一個切入點、一塊試驗田。環保離不開民主參與，只有全民自覺地、廣泛地參與，才能做好環保事業。環保也是一個需要政府和民間攜手推進才能做成的事業。我們可以嘗試在環保領域內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落實依法治國，實行信息公開，推行民主決策和輿論監督，開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這種改革試驗的風險較小，而成功的幾率較大。這個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對於整個國家今後的政治改革都會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第四，環保也很有市場。現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共識，生態文明建設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產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回收和利用舊鋼鐵就是一個產業，據報道，德國的廢鋼回收率已達80％，荷蘭是78％，中國大約20％。可再生能源更是新興產業，丹麥的風能發電已經佔到了該國總發電量的20％。雖然現在太陽能、風能在世界能源總量中的比例還不到2％，但增長的速度很快，中國這方面不能落後。如果今後中國自己生產的環保節能車能佔領中國的廣大市場，並打入歐美市場，這本身就包含了無窮無盡的商機。

第五，生態文明建設也是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又一次考驗。作為現代化事業的後來者，我們應該比西方做得更好，應該能給世界帶來一些新的驚喜。如果我們能把改革開放中積累的很多成功思想和實踐，創造性地轉用於生態文明建設，這不僅可以更好地推動我們的環保事業，而且可以帶動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進步。中國模式和它所代表的價值觀與軟實力，也會對世界產生更大的影響。

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為了我們的世界更加和諧，也為了我們自己的碧水、藍天、白雲和好心情，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變被動為主動，義無反顧地走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之路，並最終以一個環保大國和強國的形象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七、與世界比較，中國打幾分？

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發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問題。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就意味著天要塌下來，國將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把中國放在國際範圍內進行一些橫向的比較，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肯定自己的成績，認識自己的問題，從而更上一層樓。

進行國際比較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學者大都喜歡各種民調和權威的數據，但自己走的地方越多，越覺得許多基於常識的判斷同樣能把問題說清楚，甚至更加清楚。這使我想起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從1986年開始發表的「巨無霸價格指數」。全世界至今仍廣泛採用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來比較各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但《經濟學人》說，比較是可以的，但這種比較所使用的方法值得商榷，因為它以官方匯率折算的幣值來計算，很難反映一個國家貨幣的真實價值。於是《經濟學人》建議：與其用官方匯率來比較，不妨先用各國麥當勞的「巨無霸」價格，來驗證一下各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然後再來進行對比。例如，2007年上半年該雜誌公布的「巨無霸價格指數」中，美國一個「巨無霸」的售價為3.22美元，在中國為1.41美元（按官方匯率折算），那麼美國的3.22美元與中國的1.41美元價值相等，所以中國的人民幣被整整低估了56％。

從表面上看，這種評估方法似乎是一種調侃，但細細一想，「巨無霸」價格確實是一系列不同價格係數的綜合反映（牛肉、麵粉、食用油、乳酪、店員工資、店面的租賃等價格因素都要折算進去），麥當勞的店面又分布於100多個國家，所以這個「巨無霸價格指數」還經常被引用。

受此啟發，我走訪各國也觀察一些現象，並把它們和中國的情況進行比較，然後打出自己的印象分。我也借用「指數」這個誇大的詞來概括自己的總體印象，以便橫向進行比較。這種打分當然純屬我個人的主觀印象和一孔之見，僅供感興趣的讀者參考，決無強加於人的意思。這就像遇見一位生人，和他有些交談和接觸之後，你總能得出一些自己的印象。就我個人而言，走了這麼多國家之後，我比較相信基於自己經驗和知識積累所形成的判斷。我這裡選了15個國家的7個項目來打自己的主觀印象分。最高為5分，最低為1分。這7個項目分別是：（一）閑人（二）貧民窟（三）書店（四）軍人（五）計程車（六）治安（七）排隊。

下面是我的初步結論：

（一）閑人「指數」

 「閑人」指街上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這個「指數」大致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的就業和失業的狀況，乃至一個民族的發展潛力。中國的大城市生活節奏很快，「閑人」少，好像人人都在忙著什麼事兒。瑞士的失業率低，給人感覺人人都有事干。美國大城市的生活節奏很快，社會競爭激烈，但黑人區明顯鬆散，閑人較多。印度的「閑人」出奇多，說明這個國家人口政策乏力，失業率高。法國、希臘失業人數不少，無所事事者也不少，特別是巴黎郊外的北非移民居住區。以下是我的比較結果：

5分：中國、瑞士

4分：美國、英國

3分：法國、以色列、巴西、阿根廷、越南、俄羅斯、土耳其、希臘

2分：埃及、印度

1分：肯亞

（二）貧民窟「指數」

 發展中國家大都有貧民窟，它不是指一般的陋宅，而是指成片的，甚至一眼望不到邊的那種簡陋窩棚，基本沒有衛生和水電設施。發展中國家都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由於付不起昂貴的房價，就在路邊、河邊、山坡上搭起了棚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貧民窟。這些貧民窟居住環境之惡劣令人難以想像：窩棚一般用廢舊鐵皮和油毛氈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印度的貧民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其大城市甚至會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住在貧民窟里。非洲的貧民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如果沒有警察「護航」而貿然進去的話，一定會被洗劫一空，進得去出不來。在發達國家，貧民窟已基本絕跡。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貧民窟、棚戶區大量減少，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貧民窟也能反映一個國家絕對貧困人口的多少。我的貧民窟印象如下：

5分：瑞士、英國、美國、法國、希臘

4分：中國、俄羅斯、阿根廷

3分：土耳其、以色列

2分：越南、巴西、埃及

1分：印度、肯亞

（三）書店「指數」

到哪兒我都喜歡逛書店，書店可以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素養。我比較注意觀察書店的多少、書店的種類、書店的品位、書店裡顧客的多寡。這方面發達國家總體上做得較好。特別是倫敦、巴黎和紐約的曼哈頓，除了有許多環境舒適、服務周全的大型書店外，還有大量的個性化書店、舊書店、專業書店、特色書店等。非洲國家的書店最可憐，數量少，門面小，顧客稀，裡面一般只有一些中小學教材，還兼售文具用品；這些國家也有少量專門為當地白人開的書店，都是從歐洲進口的書籍，當地人消費不起。如何提高人民的教育和文化水準是非洲發展面臨的一個艱巨挑戰。沒有這種進步，非洲復興恐難實現。中國的書店進步很快，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有許多大型書店和特色書店，可以打4分，但總體上，我們以人文、文學、藝術為主的書店還不夠多，個性化的書店和特色服務還有待發展。新興經濟國家書店的共同特徵是實用書籍為主，中國大部分的書店也是如此，高考試題、電腦技術、股票交易之類的書籍佔了半壁江山。這大概也反映了新興經濟國家的特點，大部分人都忙於學習技能，都在「充電」以求改變自己的現狀。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會越來越豐富，對不同書籍和書店的要求也會越來越多。我們書店的人氣世界最旺，說明我們國家在向上走，一個熱愛書籍的民族總是有希望的。我對書店「指數」打分如下：

5分：英國、美國、法國

4分：瑞士、希臘、阿根廷、以色列

3分：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巴西

2分：越南、埃及、印度

1分：肯亞

（四）軍人「指數」

 我喜歡觀察軍人，無論是看一個國家的三軍儀仗隊表演，還是看街上軍人的軍容風紀。我總覺得軍人的一舉一動，可以體現出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性，甚至是一種民族精神。軍容風紀嚴格的軍隊，給人感覺有戰鬥力。鬆鬆垮垮的軍人，總容易使人聯想到不堪一擊的潰軍。比方說，土耳其軍人一舉一動，給人感覺有模有樣。希臘軍人舉止看上去比較鬆散，卷著衣袖抽煙的我也看到過。這兩個歷史上的夙敵如果交戰的話，我估計希臘軍隊要敗下陣來。2007年夏天，希臘遇到數十年罕見的森林大火，軍隊卻遲遲出動不了，大概印證了我的印象。以色列的軍人看上去比土耳其軍人要隨意一些，而且女兵很多，成了以軍的一道獨特風景線。以軍個人素質相當優秀，我曾和以軍一些青年軍官交談過，他們都能說一些英語，而且很懂專業技術，但交談中又感到他們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軍隊不屑一顧，似乎輕敵。我也見過不少在使館前站崗的埃及士兵，一會兒向人要香煙，一會兒向人要飲料。埃以如果發生戰爭，埃及要勝，恐怕不易。

我曾隨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過位於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總部，也走訪過美軍陸軍工程兵部隊，見到許多專業非常嫻熟的美軍軍人。我也曾在莫斯科紅場看過俄羅斯軍人換崗，很專業，很帥氣，但也在公共汽車上看過略帶醉意的俄軍軍官，感覺俄軍的軍紀有些渙散。中國軍人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認識的外國人中對中國軍隊讚揚最多的是美國已故知名作家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他1984年曾沿著紅軍長征路走了一遍，寫了本《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成為中國當年的暢銷書。後來他訪問中國，我陪了他一個多月，他多次對我說：中國軍隊的素質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我們的軍人軍紀嚴格，訓練有素。每次電視里看到解放軍出動抗災救災，總很感動。我在日內瓦經常聽到非政府組織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批評，因為維和部隊來自世界各地，素質良莠不齊，但對中國的維和部隊，聽到的都是讚譽。過去並不完全理解「人民軍隊」的準確含義，後來到第三世界國家走多了，才知道許多窮國國庫空空，軍餉無幾，又沒有政治教育，結果軍隊的紀律渙散，坑害人民，百姓怨聲沸騰。下面是我對15國軍人的印象：

5分：中國、英國、美國、土耳其

4分：俄羅斯、法國、以色列、瑞士、越南

3分：希臘、印度、巴西、阿根廷

2分：埃及

1分：肯亞

（五）計程車「指數」

 到哪裡訪問總要坐計程車，所以觀察計程車的服務和管理水準成了我的一個愛好。我甚至覺得計程車的服務和管理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個地方的治理水平，包括政府的治理能力、公司的管理能力、腐敗程度等等，也可以體驗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坐計程車，可觀察的東西很多：計程車的車況，司機的素質，服務規範與否，是否配有計價器，有了計價器是否使用，司機是否宰人，如何宰人，等等。總之，細細觀察可以體會出很多名堂。發展中國家計程車的一個特點是「黑車」多，你一出機場，就會有很多人拉你坐他的車，說明這些地方無序文化還佔主流。美國計程車司機座位背後都貼有「乘客權利憲章」，你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官司過多、律師過剩的法治國家。如果你忘了給美國司機小費，司機會把車門重重地一關，算是抗議，那一瞬間你就意識到了這裡畢竟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啊，小費對司機的收入太重要了。在印度這樣的國家，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使用，司機張口給你個價，你說要用計價器，他就問你要空調費、行李費等等，反正怎麼都要敲你一筆。這很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但大家總能找出一萬個理由不遵守。非洲一些國家的計程車有點不敢坐，除了車況恐怖外，還出現過很多「黑車」搶劫的事情。

在街上可以隨手招到計程車的地方，一定是充滿競爭和活力的國家，如中國和越南。凡是計程車需電話預約的地方，一定是競爭受到限制、社會福利頗多的國家，如很多歐洲國家。前類國家注重消費者的方便和權利，後類國家注重保護司機的權益，究竟誰更好，就看你站在誰的角度了。在哈薩克這樣的國家，馬路上任何車都可以當出租，只要你一招手，就有車停下來，然後雙方談個價就上路了。這說明這些地方市場經濟還不發達，但也說明民情比較純樸，人與人之間信任度頗高。中國大城市中，我感覺上海的計程車服務和管理，到目前為止，大概是國內最規範的。如果把上海單獨列出來，可以打4分，中國的計程車總體水平在世界上大概位於中間的水平：明顯好於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但仍不如發達國家規範。以下是我的計程車印象分：

5分：瑞士、英國

4分：美國、法國、希臘

3分：中國、土耳其、以色列、巴西、阿根廷

2分：越南、埃及、印度、俄羅斯

1分：肯亞

（六）治安「指數」

 看一個地方治安好壞，我採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那就是看你晚上能否在大街上安全地散步。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都有一種安全感，大城市裡女孩子晚上一個人散步基本不成問題。坦率地說，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裡，這是一種奢侈，希望國人好好珍惜。美國把自己的制度吹得天花亂墜，但美國的社會治安是發達國家中最糟糕的，真不知道美國還有哪個大城市的居民晚上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散步（除了警力重點把守的個別地段外）。2010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列出了全球治安最差的十個城市，美國佔了兩個。這十個城市分別是伊拉克巴格達，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巴基斯坦卡拉奇，美國底特律，美國新奧爾良，墨西哥華雷士，南非開普敦，以及俄羅斯莫斯科等。法國等西方國家大城市的社會治安明顯走下坡，但整個國家的治安狀況總體上還過得去。埃及最近的所謂「阿拉伯之春」發生後，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巴西社會的貧富差距太大，而且人口大都集中在城市，所以社會治安一直是巴西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非洲國家的犯罪率奇高，一位南非朋友對我說，他訪問上海感觸最深的就是一場晚宴後，女孩子可以隨意揮手叫一輛計程車回家，他說這在南非等於是「自殺」，「別說女孩子，男人也不敢」。以下是我走訪各國的治安印象分：

5分：中國、瑞士、土耳其

4分：以色列、越南、英國、法國

3分：美國、俄羅斯、印度、希臘、阿根廷

2分：巴西、埃及

1分：肯亞

（七）排隊「指數」

排隊算是一種基本文明，體現了一個民族的修養和一種做事講規矩的文化。應該說在大多數國家裡，排隊已成為內化了的普通習俗。西方國家中，德國人和英國人排隊是最認真的，先來後到，清清楚楚，哪怕只有兩個人也會排隊。法國人排隊也不差，只是看上去更加隨意一點，但即使大家看似隨便站著或坐著，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誰在自己前面，決不會搶在別人前面辦事。我印象中排隊較差的是印度人和我們中國人，哪怕只有三五個人，也往往爭先恐後。即使排隊了，人與人往往也靠得很近，生怕別人插進來，也不容易優雅起來。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問題？大概是由於歷史上人口的壓力，長期資源相對緊缺，爭先恐後的心態就慢慢地內化了，再加上市民文化教育不足，問題就越發嚴重了。近年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裡的排隊狀況有明顯進步，但我們還需進一步努力。以下是我的排隊指數：

5分：英國、瑞士、美國、法國、希臘

4分：俄羅斯、阿根廷、以色列

3分：土耳其、巴西

2分：中國、越南、埃及、肯亞

1分：印度

歸納一下，我的7個橫向比較項目中，中國得分如下：

 軍人：5分

 治安：5分

 閑人：5分

 貧民窟：4分

 計程車：3分

 書店：3分

 排隊：2分

我由此而產生了這麼幾點感想：

 第一，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沒有強大的國防，就等於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脊樑。沒有強大的國防，香港收不回來，西藏會分裂出去，台灣也會獨立，超級大國更可以用任何借口刁難和訛詐你，就像入侵伊拉克那樣，大軍開進，宛如進入無人之地。「人權」、「民主」的口號背後都有強權的影子。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一個世紀里，西方上千個不平等條約把中國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當時在英、法這樣的國家，日本可以設大使館，中國只能設公使館。甚至到了1945年，中國以數千萬生命換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英國首相丘吉爾和其他西方領導人交談時，提到中國還是用那種不屑一顧的種族主義語言。但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4月20日向進犯中國內河的英國護衛艦「紫英號」猛烈開炮的一剎那問，中國的歷史改寫了，之後的朝鮮戰爭更是奠定了中國作為世界政治大國的地位。中國軍隊和世界上主要國家的軍隊都交過手，創造了輝煌的戰績。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軍隊，如此出眾，世界上極為少見。2008年中國軍隊在抗震救災中的表現再次贏得了世界的尊敬。

第二，鄧小平多次說過，如果說他有什麼專業，那就是軍事。作為一個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領導人，他了解為什麼我們的軍隊能打仗，他從中國軍隊的崛起中看到了我們民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也使得我們國人對自己民族的崛起擁有了更多的自信心。今天這個世界上，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缺少的就是這種自信心。沒有了自信心，也就沒有了自己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結果往往是只能接受別人的話語，聽別人的指揮，照搬別人的模式，最後落得個凄凄慘慘。還有一些國家乾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別人的施捨上，結果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對於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如果沒有民族自信心，那是發展不起來的。

第三，我們的社會治安狀況總體比較好，體現了國家治理的巨大成績，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處於社會大轉型時期的國家尤其不易。社會治安比較好也和我們的文化傳承有一定的關係。我老講這個例子：汶川地震2千萬人受到影響，但沒有出現大的惡性案件，而美國2005年新奧爾良市一個卡特里娜颶風災害，就出現了成百上千起惡性犯罪案件。我們的社會雖然也存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總體上民風淳樸，民心平和，這是我們文明的基本面，也是我們文化和道德建設的最寶貴資源。

第四，我們是個人口大國，但無所事事的人相對比較少，這說明了我們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就業，說明我們人民有自強不息、發憤圖強的傳統，這是我們民族的希望所在。我們的棚戶區大量減少，說明了我們在消滅貧困方面的成績，也說明了人民居住條件的巨大改善。當然，這方面我們還有不少問題，有待認真解決。我們計程車管理與服務的水準，總體上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也高於俄羅斯、烏克蘭這樣的過渡經濟國家，但仍低於發達國家，這說明我們的工作還有改進的巨大空間。

第五，我們的書店處在世界的中游水平，這不太符合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的地位。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已經水漲船高。我們必須加大文化建設的力度，並可考慮在適當的時候提出「文化立國」的概念，指導我們的文化建設和軟實力發展。不久前，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了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建設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這十分令人鼓舞。

第六，我們的排隊之差，令人汗顏。中華民族有很多優點，如吃苦耐勞、勤儉節約、自強不息等等，但和所有民族一樣，我們也有自己的短處。比如，我們的市民文化基礎非常薄弱。市民文化意味著大家講禮貌、講風度，講君子之道，講溫良恭儉讓。市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相通，在政治生活中，市民文化就表現為公民文化，講理性、講寬容、講法治、講尊重不同意見。不排隊不只是一種不良的習慣，它也折射出了我們文化中的某種無序狀況：大庭廣眾下的喧嘩和吵架、網上的人格侮辱和語言暴力，不少學者的文章也嚴重地缺乏理性。印度排隊差，所以印度民主質量也低，政府拖拖拉拉，毫無效率可言，發展方面也遠遠落後於中國。我由此而想到中國的民主建設。我們的民主建設一定要從中國社會無序文化仍然較為嚴重這個現實出發，來進行設計和推動。

當然，這方面中國也會趕上來的。記得有人曾這樣評論中國的成績和問題：在硬體方面，你可以把西方二三百年的成就壓縮到50年里完成，但在軟體方面，則不可能這麼快。這是一句公道話，但我們要抓緊。市民文化提高了，人更容易心情舒暢，社會更容易溫馨和諧。我們還有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一旦激活，就會成為人心向善的巨大動力，這在2008年抗震救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們的人民展現出了那麼多令世人感動的公德和善舉。北京為了迎接奧運會，針對國人不排隊等陋習，展開了一系列扎紮實實的糾正行動，並一直延續至今，這是值得稱道的，也是實事求是的。我希望我們全社會都能行動起來，激活我們民族溫良恭儉讓的傳統，糾正我們自己的陋習；只要持之以恆，一定會有成效，最終我們的國家一定能以一種文明、和諧、理性、民主的形象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我也希望在我們推動市民文化和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不妨採用打分這種方法來進行一些橫向比較。可以考慮建立一批比較有公信力的民調機構，對我們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的表現，讓公眾來打列印象分，然後進行橫向比較，這也是一種市民監督和民主建設。比方說，哪個城市排隊狀況最好？哪個城市市民待人最友善？哪個地方的人最有教養？哪個地方最尊重殘疾人？哪個地方公共設施最完善？哪個地方的政府辦事最有效率？哪個地方的腐敗最嚴重？每年公布一些印象排行榜。這樣可以激勵各個地方的幹部和市民更多地關心本地區、本部門的集體形象，學人之長，補己之短，持之以恆地這樣做，我們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諧、文明。

第六章　軟實力，更觸動世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和新的話語，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詮釋的新認知。有人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其實，西方對中國的「罵」，背後透露出的是對中國政治軟實力崛起的擔憂，因為中國話語有可能成為終結西方話語霸權的重要力量。如果說世界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那麼世界實際上也已進入了「後美國話語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中國話語的分量舉足輕重，好戲還在後頭。

實際上，只要走出歐洲和北美，到處都有中國模式給人帶來的觸動：幾乎中國周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都在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非洲很多國家和古巴等拉美國家也在關注中國的經驗，西方有識之士也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軟實力。中國的政治軟實力是中國成功崛起的關鍵。我前面已經提到，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孔子學院等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話語、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而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於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且對於解決世界的問題都要有一定的影響力。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話語、新的範式變化、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詮釋的新認知。有人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實際上，西方對中國的「罵」，背後透露出的是對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擔心和疑慮，因為隨著中國的軟、硬實力的崛起，中國話語有可能成為終結西方話語霸權的重要力量。如果說世界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那麼世界實際上也已進入了「後美國話語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中國話語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作為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話語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實事求是

1985年9月迦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來中國訪問，想了解和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9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他，我擔任翻譯。那段時間鄧公的心情很好，他最關心的幾樁大事都處理得比較順利：農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區建設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鄧小平告訴羅林斯：「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我感覺他好像鬆了一口氣。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裡，探索一種前人從未走過的路，經過7年的艱辛探索，現在指導這個實驗的最高領導人說「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走出了一條既不沿襲蘇聯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發展道路。這很像一個老師給自己指導的實驗打分：結果不錯。

當羅林斯當面懇請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時，鄧小平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麼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劃。」鄧小平還進一步解釋，「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然後吸了口煙，補充道，「恐怕這一經驗比較普遍適用。」

羅林斯告訴鄧小平，他還要去廈門訪問，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那是我們的特區，有一些成績，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確實，鄧小平對特區建設的關注，很能體現他倡導的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鄧小平就專門去深圳特區視察，他一開始就和當地領導打招呼：「我暫不發表意見，主要是看和聽。」當時國內對於特區「姓社」還是「姓資」很有爭議。果真，鄧在視察過程中很少發表評論，而且沒有為深圳題詞，幾天後，鄧小平抵達廣州，對自己在深圳的所見所聞進行了思考，然後他才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訪問深圳後鄧又去視察廈門特區，他還是以看和聽為主，離開廈門後才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並一言九鼎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後來我陪羅林斯去廈門特區訪問，他一路興緻盎然，說中國的不少做法對迦納有啟發，他還對福建省的領導說：「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只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遠遠不及的智慧。」我後來去迦納訪問過兩次，對羅林斯訪華後根據自己國情推動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認識，這些改革增加了迦納經濟的活力。

回憶這些往事無非想說明一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導思想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的理念，而且這個理念的意義超出中國的國界。「實事求是」是個很中國的概念，最早見《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指的是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明清之際興起的「實學」又把它解釋為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律和法則，英文翻譯成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應該說是比較到位的。後來毛澤東主席又把它上升為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把這個概念再次提出，認為毛澤東主席晚年的錯誤就是因為他違背了自己提出的這個理念，鄧小平還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式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由於有了這麼一個「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這使得中國可以以罕見的勇氣、廣泛地借鑒別人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經驗，大大地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發展。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保險業到股票市場，從科技研發到商業物流，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大膽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

這個概念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奔向現代化的覺醒，很像歐洲經歷過的啟蒙運動，中國人也經歷了一個從「文革」時相信神到相信實踐和理性的過程，中國的「實事求是」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這就是雙方都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且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實事求是」畢竟是中國古老文化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擺脫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惟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需要由社會實踐的結果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就是：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義，在創造了偉大工業文明的同時，也曾帶來過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等惡果。中國的實踐表明，與西方大國在其理性主義指導下的崛起不一樣，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更多的和平和發展機遇。

實際上，中國今天是真正堅持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提倡的懷疑精神與理性主義，不斷地反省和批判未經中國自己實踐檢驗過的概念和信仰，不斷地探索和尋求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覺得西方則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說，西方總認為在發展模式方面，他們已經窮盡了真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代表的就是這種觀點。而實際上，世界文化之豐富、歷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種發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窮期。從哲學視角來看，「實事求是」的理念比「歷史終結論」不知高明多少倍。(賊吧Ｚei８.ＣＯＭ電子書)

中國人有謙虛好學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學習型社會是我們今天的口號，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國永遠力爭上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在這個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經常看到一些無知、偏見，甚至傲慢，有時也忍不住要談談中國人的智慧，而「實事求是」就是這樣的智慧。我想，如果當初美國的布希政府有那麼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犯入侵伊拉克，推動中東美式民主化的大錯。多少人在布希發動入侵伊拉克戰爭之前，就告誡美國政府，美國可以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治理不了這個由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組成的非民族國家，但美國聽不進去。我走過十來個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邊接壤的所有國家，深感中東問題的繁難和棘手，因為其衝突源於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語言、經濟等錯綜複雜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國人靠「民主化」一句口號就可以解決的。

其實，如果美國喜歡，它盡可以繼續推動其「中東民主化」計劃，但結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經選出了一個令美國頭疼的哈馬斯政府，埃及也會選出同樣令美國頭疼的「穆斯林兄弟會」執政。現在一些西方人歡呼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計「阿拉伯之春」不久就會變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樣，如果俄羅斯領導人當初有那麼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採用美國人幫它設計的「休克療法」，而且不經過小規模的實驗，就在整個國家推行這種激進的轉變，結果加速了經濟的崩潰。至今普京的助手還在感嘆當初為什麼沒有學一點中國人的智慧。同樣，如果我們一些亞洲鄰邦當初也能有那麼一點「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在條件遠未成熟時就輕信美國的建議，貿然全面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結果一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崩潰，發展倒退了20年。

實際上智慧是不分國界的。我這裡也可以做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較：中國這種實踐第一的觀點似乎比較接近英國政治變革中的經驗主義。經驗主義也是一種智慧。歷史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發生在18世紀下半葉，被稱為「雙元革命」。我們國內長期的教育中，對法國大革命總是讚揚得多。這種激進的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也影響了中國，從「文革」中我們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要在人的靈魂深處鬧革命，要按照一個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形態。但在西方，許多思想家對法國政治變革模式持更為謹慎的態度，很多人認為其代價太大。甚至有史學家認為正是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的成功，使英國經濟遠遠領先法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從而使英國避免了法國血風腥雨的革命。

法國的理想主義道路，現在看來代價確實過高。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先是20多年的拿破崙戰爭，後是30年衰退期，然後是1848年革命，後來又有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一直到了1962年的第五共和國時期，確立了總統制，國家政體才真正穩定下來。但法國經驗中有一點值得中國注意，那就是堅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們認為英美文化總是強調弱政府，但法國人從不諱言：弱政府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傳統是強政府。

中國經歷了「文革」，經歷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無休止的戰亂和動蕩，最後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從1979年開始了持續至今的改革開放，這也是中國的工業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這場革命的成功，使我們避免前蘇聯經歷的那種「休克革命」，並通過自己的工業革命使人民生活大為改善、使中國現代化事業順利起飛，並形成了國人對「實事求是」和漸進改革的共識。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還有不少問題，今後也會遇到新的挑戰，但正如鄧小平所說，「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只要這樣，我們可以逐步解決我們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我曾在倫敦參觀過丘吉爾紀念館，講解員對我說，丘吉爾對國際關係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為他和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起草了《大西洋憲章》，只有一頁紙，但卻影響了戰後整個國際關係的演變。我告訴他還有一位中國人，叫鄧小平，他只用了四個字就改變了13億人的中國，並正在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這四個字就是：「實事求是」。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作為中國現代化指導思想的「實事求是」理念也會逐漸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為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解決全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提供一種新的思想來源。

二、和諧中道

「和諧中道」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創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認為，「和諧」概念由「中道」衍生而來。「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也不是被動的中間道路，而是尋求積極的對立平衡，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在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中，這種精神得到了真正體現。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條積極穩健的中間道路，確保中國不再走極端，不再走任何激進的路線，從而使國家能夠在一個比較穩定有序的政治環境中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不和諧的因素。我們的文化傳統歷來講究和諧文化，特別是人與人的和諧，人內心深處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但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巨變，這三個方面都出現了不和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少了，人的內心衝突多了，人對自然的破壞大了。現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某種意義上就是呼喚回歸傳統，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重建這三種和諧。當一個社會經歷翻天覆地的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時候，出現不和諧現象恐怕在所難免，其他國家工業革命的時期也經歷過類似的問題。但是如何在社會發展的一個更高層次上建設和諧社會對我們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但是中國有著「和諧中道」的深厚文化傳統，這為我們回歸和諧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資源。一個中國人，只要懂中文，能讀能寫，「和諧」、「中道」、「與人為善」這些文化因子就會永遠溶化在他的血液中。這種文化底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的社會普遍渴望和諧，這是一種龐大的社會「需求」。今天的國學熱、中國文化熱、慈善事業熱、回歸自然熱，實際上折射出了我們人民渴望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渴望人內心的和諧，渴望人與自然的和諧。二是這種文化底蘊，一旦被激活，就會成為我們民族走向和諧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災就一下子激活了蘊藏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這種文化底蘊，我們的人民展現了跨越職業、地位、收入的大善、大愛和血濃於水的中

國親情。這是一種偉大精神的「供應」。有需求，有供應，「供」「需」相呼應，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走向和諧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使我們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同時，重新找回中國人的心靈家園，最終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和諧、人道和溫馨。

中國社會需要和諧，國際社會也需要和諧。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問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國通過協商來妥善處理。但我們這個世界上總有那麼一些國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造其他國家，否則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戰後流行兩種理論，一個叫做「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種叫做「歷史終結論」，認為世界發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階段，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領世界各國走西方之路。

在這兩種理論影響下，美國推行著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諧。美國先是不顧國際社會的譴責，入侵伊拉克，然後又在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推行所謂的「顏色革命」，還在整個第三世界推動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亂成一團，成了美國反恐失控的心頭之痛；喬治亞的政治亂局尚未結束。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我都訪問過：烏克蘭選舉情況表明，親俄羅斯的人和親西方的人勢力旗鼓相當，結果紛爭不斷，國無寧日，整個社會無法和諧。吉爾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社會整合乏力，經濟停滯不前，整體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我們的新疆地區。至於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價值觀外交」，更是導致了很多國家政局動蕩，種族和民族衝突激化，民生更加艱難。美國在世界上的聲譽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糟糕。

我有時也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在對外政策上，美國就絕對不願意推動國與國之間的和諧呢？我前後去過美國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從歐洲出發去的，得到這麼一種感覺：美國與歐洲的一個很大差別就是宗教勢力的影響更大。特別是「9·1l」以後，美國的宗教情緒越來越濃，禮拜天教堂人滿為患，由此而產生的就是一種更加強化了的美國「傳教士精神」，認定美國是上帝的「特選之國」，而且是「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加上前面說的「民主和平論」和「歷史終結論」，這一切終於導致了美國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傳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這個超級大國的這種心態不變，世界和諧恐難實現。

但是綜觀人類歷史，「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方式曾經導致了歐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戰爭，幾乎摧毀了歐洲文明。歐洲人總算從中汲取了一些教訓，但很多歐洲人至今還是不願意放棄所謂的「顏色革命」。美國則似乎還沒有汲取多少教訓。其實，任何一種宗教和理論，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極端，就容易變成原教旨主義，如果還要把它強加給另外一個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為它往往損害了一個民族的集體尊嚴，特別是如果這個民族曾經經歷過西方的欺辱，對西方有某種不甚愉快的屈辱記憶的話。

我們與人為善、「和諧世界」的理念和實踐已經為中國贏得了更多的朋友和聲譽。近年一系列國際民意調查都表明，中國的國際形象好於美國，英國廣播公司2005年上半年就中國、美國和俄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問題，在22個國家進行了民意調查，肯定中國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的為48％，而肯定美國的只有38％，肯定俄羅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國大型民調機構皮尤中心在歐洲調查歐洲人對中國和美國的印象，結果包括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在內的歐洲主要國家裡，人們對中國的印象均好於對美國的印象。對於一個如此迅速崛起的國家，大部分國家不感到是威脅，反而覺得是好事，這已不易。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中國軟實力的肯定。當然，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因為民調結果由於種種原因會經常變化，2008年西方媒體歪曲報道西藏事件後，西方關於中國民調的結果就出現了變化。美國近年來挑撥中國和周邊鄰國的關係也使這些國家的民調出現了一些變化。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不斷地壯大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我們無須為國際上民調結果的起伏所左右，而應該謀長遠，笑在最後，才笑得最好。

「和諧世界」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淪。我們在和西方交往的時候，可以據此而指出他們極端主義傾向的不智。比方說，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動民主，我們就可以好言相勸，你這個方法太極端了，效果不會好，說不定還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你真的關心人家的民主，建議你分三步走，先幫人家發展經濟和教育，再幫人家建設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最後人家產生了對你們這種民主制度的內在需求，你再幫助別人，也不遲么。要人家一步到位，怎麼可能？你自己民主化的歷史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你要讓別人向你學習，最好讓人家採用中國提倡的「和諧中道」的方法來學，其結果一定比你們現在的方法好。實際上，在西方moderation（溫和）也是一個褒義的概念，和我們的「中道」觀念相通，只是他們一旦自我感覺好，就忘了這些，我們可以提醒他們。最終也只有當中國、西方和世界各國都攜起手來，取長補短，真誠合作，才能共同對付整個人類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建設一個較為和諧的世界。

三、消除貧困應該成為普世價值

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給我講了個笑話：聯合國開會討論如何在世界各國消除貧困，結果無法達成共識，會議無果而終。記者問會議主席為什麼是這種結局？會議主席雙手一攤，遺憾地說：「這是因為美國人不理解『世界各國』這個概念、歐洲人不理解『消除貧困』這個概念。」這個誇張了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在解決世界貧困問題上無所作為的看法：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惟我獨尊，意識形態挂帥，到處推銷和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對解決世界貧困問題沒有足夠的熱情。倒是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看得更遠，他重金行善，從印度的貧民窟到非洲的難民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也改善了微軟的國際競爭環境。我想如果美國政府能從比爾·蓋茨的行善中悟出點道理，也許會認識到如果美國從自己一年約7 000億美金的國防預算中，拿出十分之一來幫助世界窮人的話，對維護美國形象和安全所創造的價值，會遠遠大於把這筆錢用于軍備。

歐洲雖然奉行多邊主義，但在解決世界貧困的問題上，政策乏力。歐盟國家高額補助歐洲農業，使得歐洲許多的農產品和畜牧業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非洲，非洲國家怎麼競爭？「今天歐洲的牛都可以拿到這麼多補貼，比我們非洲的人還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說。西方總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描述來進行改革，但自己卻不這樣做，歐美對自己農業的巨額補貼，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歐洲也未能提出解決貧困問題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對外援助大都附加諸如民主化這樣的政治條件，而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內耗甚至內戰的不少，結果民生更為艱難。歐洲援外項目還有一個弱點，就是文牘主義嚴重、總體效率不高。各種項目都經過繁瑣的手續，從可行性報告到各個階段的進度和審查，很多活動都必須由歐洲「專家」來做，結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資金又回到歐洲人自己的腰包。坦尚尼亞工業部一位官員，指著阿魯沙當地的一所老校舍對我說，「過去西方傳教士來這裡建了不少學校，沒有這麼多手續，不是也把事情辦成了么？」一位非洲國家的大使曾略帶誇張地對我講：「我們和歐洲人一個項目尚未談判完，中國人已經幫助我們完成了三個項目。」

美國的「9·11」悲劇造成了約3 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於飢餓與營養不良的兒童估計有18000人，也就是說每天都有相當於6個「9·11」死亡人數的兒童死去。2007年10月，英國等西方主要媒體將一個英國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蹤一事作為頭條新聞，並連篇累牘地報道，這也無妨，因為此事有其新聞價值，但我們這個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發展中國家有18 000個兒童死去？聯合國前糧食署執行幹事莫里斯先生是個很有正義感的美國人，他曾這樣說過：「如果明天所有媒體都打出頭條新聞：『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機失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而且遇難者全部為兒童』，那這個世界還能無動於衷嗎？」莫里斯用這種形象的語言告訴世界：全球的飢餓和貧困問題有多麼嚴重。

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估計，世界65億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億，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約26億。換言之，目前世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還生活在極端貧困或相當貧困之中。如果說用美元來計算世界各國的貧困程度不一定準確，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今天這個世界上，約有l/6（近10億）的人屬於赤貧、常年挨餓、食不果腹；約有1/5（約13億）人，沒有安全飲水；超過l/3的人（26億）沒有基本衛生設施，總共有30多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在想為什麼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沒有把消除貧困這麼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作為人權提出來。一個主要原因恐怕是對這些啟蒙思想家來說，極端貧困不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他們代表的是新興的有產階級，而且在那個年代裡，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雖然歐洲當時的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但極端貧困現象主要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當時歐洲白人中貧窮落魄的人，也有較多的補償機會，比方說，他們可以去殖民地冒險發財，去非洲和美洲擁有自己的農場和牧場。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以提倡人權著稱的法國為例：在啟蒙運動影響下產生的1789年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歐洲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也不包括窮人。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他講這些話的時候，是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宣言》的187年之後。

我們不忽視西方這些歷史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們也要以「實事求是」的價值觀來審視今天很多世界問題的歷史與文化成因，探討為什麼西方主流價值體系和一些發達國家至今都對解決第三世界貧困問題缺乏熱情。

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認為這首先不是個理論和法律問題，而是個政治實踐問題，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效果明顯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這種認知上的差別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經是2l世紀了，但是佔世界人口一半的人還處於貧困狀態，特別是當人類已經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世界還是讓這種悲劇持續下去，這是違背人類的基本良知的，也是違反人權的。我們必須關注世界主流價值體系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偏差，並有必要把歷史形成的這種偏差逐步糾正過來。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用自己消除貧困的偉大實踐糾正了這個偏差。這也表明只要一個國家認真地把解決貧困問題當作一種核心人權來抓，它是可以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績的。中國在扶貧領域的成功經驗，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從中找出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思路和做法，世界範圍內的扶貧需要中國的智慧。

如果世界貧困問題遲遲得不到緩解，世界未來的各種矛盾可能會進一步激化。2002年夏天我曾參加過在南非舉行的世界可持續發展大會，專門去聽了一些反全球化非政府組織論壇的討論，他們的觀點往往很偏激，但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這個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中的嚴重不公。討論中，一位激進的非洲學者就這樣說：「富國不要得意忘形，現在世界的窮人也有三樣武器來對付你們，這就是無窮無盡的難民潮、各種傳染疾病和全球繼續變暖。你們越不幫助我們，這三個武器的威力就會越來越大。」他的話贏來一片掌聲。他的觀點偏激了，但應該看到當今世界的貧困問題已經與各種全球性的問題聯繫在一起，貧窮導致疾病，導致難民潮，導致全球氣候變化，這些問題都需要世界各國攜手來解決，否則整個世界的前景不容樂觀。

中國自己的扶貧事業還面臨各種挑戰，要走的路還相當長。我們應考慮在繼續推進國內扶貧工作的同時，推動國際社會把消除貧困看作是一種核心人權和新的普世價值，逐步糾正西方主流價值在這個問題上長期存有的偏差，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界眼光和人類精神。我們甚至可以考慮推動在聯合國人權體系內通過一個消除極端貧困的國際公約，最終使所有的國家都能把消除貧困當作一種核心人權，當作一種新的普世價值。如果這件事能夠做成，這將是中國為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窮人做的一件大好事。因為一旦通過締結國際公約而確立了這種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這非輕而易舉的事），支持扶貧就成了一種義務和責任，而不僅僅是施捨，更不只是一種口號。

現在西方減少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一般有兩個理由，一是發展中國家腐敗嚴重，所以無法提供援助。二是因為西方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他們國內的選民「同情心疲倦」，不願意提供更多的發展援助，政府也無能為力。但是如果西方把消除貧困看成是一種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的話，這些就不能稱其為理由，他們應該找出新的、不易受腐敗影響的援助方法來幫助別人，而且需要努力說服本國人民支持在世界範圍內扶貧，就像他們支持公民政治權利、總是認為那些人權是核心人權，任何情況下都要支持一樣。

當然，貧困國家自己一定要承擔起消除貧困的首要責任，如果自己不爭氣，外來援助再多，也難發揮作用。我走訪過的不少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政策往往遊走於兩個極端，要麼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西方殖民主義，自己什麼責任也沒有，要麼就是全盤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議去做，結果是邯鄲學步，人家好的地方沒有學會，自己好的東西都丟了。在很多貧窮落後的國家裡，部族矛盾和宗教衝突劇烈、腐敗程度令人髮指、政府缺乏社會整合能力。但是從人權角度出發來扶貧，應該超越這些制約因素。不能由於一個國家的政府無能，國際社會對其人民的極端貧困就可以不聞不問。今天國際社會在幫助第三世界扶貧的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務實有效的經驗。我相信，只要整個國際社會同心協力，以今天全世界之智慧、財力和物力，國際社會完全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基本解決世界極端貧困的問題，從而大大減少因嚴重的貧困而引發的各種全球性的棘手問題。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歷史上由於強政府曾帶來過很多問題：宗教迫害、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引起的戰爭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壞事的禍根，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也就是說，最好不要政府，但這看來又行不通，所以要對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壞事。西方今天也要求發展中國家與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記了在發展中國家更大的問題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國內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稅收不上來，軍隊警察也管不好。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關鍵是改善和加強政府能力。發展中國家如果是一個弱政府，往往連自來水、供電、社會治安、兒童免疫、初級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務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說實現現代化，趕超西方國家了。

中國是另一種情況。中國的歷史傳統也和西方不一樣：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時代都和強勢朝廷聯繫在一起。中國人傳統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們的文化中，農民把縣長，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這個概念西方人難以理解，但這是中國政治文化傳承的一部分。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產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歷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歡、不贊成，你可以嘗試著對它進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變一定是耗費時日的，甚至是難以改變的。有人說過去歷史上，中國自然災害多，為了防災治災，強勢政府就應運而生了，強勢政府的傳統就逐步形成了。強勢政府確實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對的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對於自己的制度，應該揚長避短、趨利避害。鄧小平比戈爾巴喬夫高明得多。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傳統，而是要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一個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灶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體系要有效得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創立到運作，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台，才開始理出一些頭緒。中國通過政府轉型，為改革開放服務，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遠遠大於弊的選擇。

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1930年代強調政府干預以來，政府的作用，除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信徒之外，已經很少再有人否定了。從保證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到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到防止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畢竟現代國家的功能已經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國家裡，法國這樣的國家也是以強政府著稱的，其總統的權力明顯大於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有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幸運。古今中外，有這麼多強勢政府，但真正致力於現代化、致力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強勢政府沒有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大搞獨裁，貪污腐敗，老百姓怨聲載道。換上了民選政府，往往又太弱，無法整合不同意見，無法形成全社會對實現現代化的共識，更無力推動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各種改革。但是在東亞，「四小龍」在強勢政府引導下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中國也在強勢政府的領導下迅速地崛起。

縱觀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發展中國家很難實現現代化，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有一個非常清醒的估計。鄧小平認為當代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質上很難讓世界上的窮國富裕起來。鄧小平反覆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它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利用中國的強勢政府，來組織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參與國際競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發達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的附庸。1989年，鄧小平曾坦率地說：「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佔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不是要中國和西方主導的秩序一味對抗，而是要我們參與進去，發揮自己的體制優勢，利用這個不甚公正的秩序來發展自己，并力求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影響它、改變它。

在一個遊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與國際競爭，要發展起來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實際上，西方國家在自己的歷史上，也是國家開路的，英國的炮艦政策，就是一個例子，商人擴張到哪裡，英國的軍艦就跟到哪裡。18世紀時，英國還從印度進口棉布，政府採用了關稅保護政策，待自己經歷了工業革命，由進口紡織品轉為大量出口紡織品的時候，他就要求別人開放市場，而背後是炮艦政策的支持。英國對整個印度的控制，很長時間內都是通過英國政府主導的東印度公司進行的。當前的世界面臨著諸多嚴峻的挑戰，如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等。這些危機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層次的問題以及西方所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總是這些危機的更大的受害者。

當然，政府作用過大，也會產生副作用。政府權力過大導致「尋租」腐敗增多，這是一個需要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的大問題。關鍵是要加強體制化的監督，包括媒體的監督、公民社會的監督和法治社會的建立。一位哲人說過，政府有兩個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們要通過政治改革，加強人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建立人民的監督機制，建立令所有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敗機制，把強勢政府的積極作用繼續發揚光大，把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降到儘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強勢政府指的不僅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還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來轉變、弱化、減少甚至放棄政府的一些職能。我們今天說轉變政府職能，第一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從一些只有市場主體才能進入的領域中退出。第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建立一種既是強勢的，又是公共服務型的責任政府等，讓社會力量逐步壯大，逐步實現更多的社會自我管理。我們試點的「小政府、大社會」就是這種思路的有益嘗試。這種改革是一個強勢政府通過「革自己的命」來實現的，這也是中國國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總之，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還有很多的關係要理順，還有很多的矛盾要解決，我們政府的職能，有些要加強，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調整，但中國在很長時間內仍需要一個現代化導向的比較強勢的政府，這一原則不能動搖，這對於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走自己獨立自主的道路，至關重要。對於很多笫三世界國家來說，他們的歷史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很多國家在歷史上，也曾有過強勢政府，但大都是非現代化導向的腐敗政府，結果國家沒有搞好。現在這些國家中有不少又採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沒有整合能力，貪腐問題也沒有減少，甚至更為嚴重。這些國家還在探索自己實現現代化的道路。

從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經驗來看，不管通過什麼方法，普選也好，多黨制也好，一黨制也好，無黨制也好，一黨獨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個致力於現代化事業的比較強勢的政府，那麼實現現代化，趕超發達國家，永遠只能是紙上談兵。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說明他們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最終會通過實踐和比較認識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競爭日益加劇的今天更是一條真理。

五、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

一個民族向其他民族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借鑒，一般都有一個對外來文化的篩選和內化的過程。這種篩選可以是主動進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中國歷史上引進佛教和馬克思主義，現在引進西方文化也是這樣一個過程。日本過去引進中國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這樣進行的。歐洲情況也類似。18世紀啟蒙運動的時候，伏爾泰等法國啟蒙思想家，就有選擇地引進了中國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說：中國可以對神無知，但不能對道德無知。他引用孔子的話，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認為基督教禁人行惡，而孔子勸人為善，這是更高層次的。

當時歐洲社會處於轉型期，由封建專制轉向資本主義，人們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當時的啟蒙思想家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人倫道德，遠遠好於歐洲的貴族世襲，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理性。儒家學說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內在的自由，被用來反對基督教中的神性統治。中國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則，這個觀點被用來反對歐洲的專制。應該說，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初期，中國文化起了一種推動作用。但歐洲奉行的是拿來主義，從反對世襲到讚賞中國的德治，最後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進一步說，歐洲自己價值觀的演變也是一個不斷自我篩選的過程，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過去都曾是歐洲的主流價值，但今天歐洲重新界定歐洲價值觀的時候，就把這些內容從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歐洲也在與時俱進。雖然不少歐洲人骨子裡還是秉持這些價值，但公開主張這些價值的人確實很少了。

拿來主義與過去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一個概念。晚清時候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基礎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學已經窮盡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國官員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更不要說感到變革的緊迫感了。而過去這30年，完全不是這個情況。鄧小平說得非常明確：「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死路一條。」

中國是全方位的開放，全方位的向外國學習，學習人家一切好的東西。但以我為主，自己來拿，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外國的東西，要通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鑒一部分；有些可以堅決拒絕；有些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待條件成熟時再來借鑒；有些可以觀察一段時問，先不貿然引進。

一個民族一旦不願意向別人學習往往就是這個民族走下坡的開始。「文革」中，我們閉關鎖國，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導致了愚昧落後。美國現在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這也說明美國開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國朋友說他現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開車上班都要路過三家麥當勞，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一生中，從沒有嘗過一口可口可樂。我很理解這種法國人特有的對美國文化的反感。不過我覺得從心態上來說，還是中國的態度比較好。麥當勞的東西雖然是所謂的「垃圾食品」，和中華美食無法媲美，但它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它的衛生標準，它的標準化配餐，它的鮮明色彩，它的快節奏等等，使它在飲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麥當勞進入中國後，也很受歡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確實推動了中國快餐業的發展，甚至使不少人質疑為什麼我們這個泱泱食品大國，就拿不出一個可以走遍全國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說拿出一個馳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麥當勞在中國存在和發展的事實，等於是在時時刻刻提醒我們：中餐至少在快餐這個領域內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別人學習。

過去3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毛澤東過去說過：我們願意把西方當老師，向西方學習，但是老師老是欺負學生，學生只能反抗，最後演變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對著干，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積極的平衡點，這就是努力學習人家一切長處，不斷地壯大自己，這使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出現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領域內，我們雙方利益重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雙方合作共贏。另外一些領域內，雙方利益有衝突，但我們已經學會了有禮有節地鬥爭，既堅持原則，又不走極端，最大限度地捍衛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絕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拿來主義的理念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寶貴的發展機遇，使我們自己迅速地發展了起來，也使我們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間越來越大，這是拿來主義的勝利。今後也一樣，不管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出現什麼問題，我們對於別人的長處，都要虛心學習，但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中國決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壯大自我。

一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容易看到別人的長處，自己的短處，會認為，「拿來主義」太繁瑣，還不如「送來主義」，全盤照搬別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實「送來主義」效果都不好。對於外國好的經驗和方法，根據我們自己的國情來借鑒，而不是照搬。中國自己吃過全盤照搬的苦頭。如50年代學習蘇聯，一切都照搬蘇聯，蘇聯人口少，鼓勵生育，我們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結果導致了人口增長過快。從改革開放的30年來看，總體上我們保持了「拿來主義」。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內，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對開放資本市場則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從而使我們成功避免了後來席捲世界的金融海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金融海嘯使得許多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現在海外一些媒體把中國模式簡單地描述為「北京共識」對抗「華盛頓共識」，這是不準確的。中國經驗的真正獨特之處在於：我們大致保證了自己的政策空間，也就是說，由自己來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採用外國的思想，或是不採用外國的東西。

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歷很能說明問題：冷戰的時候，一種是蘇聯的「送來主義」。一種是西方的「送來主義」，他們都接受了。當然，他們也難，因為如果不按照蘇聯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們就得不到經濟援助。問題是一旦自己失去了決定取捨的主權，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的時候，往往導致災難，因為別人很難真正了解你的國情。俄羅斯的改革就犯了這個錯誤。由哈佛教授設計的「休克療法」，一下子在全國推行，以求一夜之間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和多黨制的民主制度，結果是災難性的。關鍵是西方不了解俄羅斯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其他國家的國情，但又喜歡指手畫腳，所以提出的各種方案大都從意識形態出發，從價值觀出發，結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們現在是以我為主，請你們提出建議，我還要你們「競爭上崗」，然後我有選擇地採用，這樣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來主義方面，中國大陸特別幸運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經有了三個發展起來的華人社會：香港、台灣、新加坡。我們受益的不僅是三地的資金、人才，而且也受益於他們的軟體建設：比方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設和反腐機制建設、台灣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經濟發展和管理方面的經驗等等。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把很多西方的東西，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下創造性地轉化了、內化了。中國大陸向他們學習的時候，會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學習要容易一些。這三個華人社會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經驗，對中國在許多領域內實行拿來主義有積極的影響。同時，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國大陸也積累了許多自己的經驗，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所進行的大量改革與創新，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變了世界經濟大格局，其產生的效益和經驗又反過來輻射到港澳台等華人地區。

現在國際上討論發展問題時，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間」，並總是用中國作為例子，來說明一個國家只有堅持自己的「政策空間」，才能發展起來。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跟著西方亦步亦趨，最後的結果幾乎都不好。所謂保持「政策空間」，其意思就是拿來主義，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對外來的東西作出篩選，合適的要學習，不合適的要拒絕。中國所走的拿來主義之路已經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認可。我們今後也應繼續這樣做，才能使國家的命運操縱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資源，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六、民主與專制還是良政與劣政？

幾年前，我曾在巴黎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聽到一位美國學者侃侃而談。他說，過去古希臘雅典共和國與斯巴達打仗，打了27年，最後民主的雅典失敗，專制的斯巴達勝利，從歷史進程來看是1:0，專制獲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了冷戰，民主的西方陣營打敗了專制的蘇聯陣營，這是1:0，民主獲勝。但是迄今為止，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只是打了一個平手，下一波會怎樣？可能就是中國和西方做對了，現在俄羅斯的普京也開始專制了，所以要當心中俄聯手。最後是民主獲勝，還是專制獲勝，尚無定論。

大概是經歷過「文革」的緣故，我對從意識形態出發而大大簡化歷史的論述總抱有深深的疑慮。這是美國極端保守主義的觀點，這種按照自己意識形態的偏見，把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解釋成為民主與專制鬥爭的歷史，比中國「文革」時候把數千年的中國歷史解釋成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鬥爭的歷史還要荒謬，因為畢竟在中國歷史上還存在著農民階層和地主階層的矛盾，只是歷史本身要曲折複雜得多。而民主這種政治形態，在雅典民主失敗之後的上千年內，在歐洲幾乎銷聲匿跡了，歐洲中世紀神權主義和後來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都給這位學者有選擇地遺忘了，這種冷戰思維在今天的西方還很有市場。

不可否認，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個概念：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國人也喜歡用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它可以解釋一部分政治現象，比如，希特勒是通過民選上台的，但上來之後就開始搞專制。〖賊吧Ｚei8。Ｃom電子書下載：Zei8.com賊吧電子書〗

但是細想一下，這個概念明顯地缺少闡釋力，越來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單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這種過分簡單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這個概念的詮釋能力。比方說，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是專制，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為止還認為，今天的民主還不如過去的專制。再比方說，蒙博托統治時期的扎伊爾是專制，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是民主，但是從普通剛果人的角度來看，兩者都很糟糕，而這個轉折過程中又爆發了屠殺和戰爭，數百萬人喪生。

把這個概念套用到中國，也面臨窘境。西方把蔣介石時代叫專制，把毛澤東時代叫專制，把鄧小平開創的新時代也叫專制，而經歷過這些時代的人都知道這些時代的巨大差別。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民主與專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實，只要有點「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點破這種西方話語的盲點。用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可以解釋一部分世界事務，但確實已經無法解釋當今這個複雜的世界了，想用所謂世界民主國家聯盟的方法來處理當今的世界事務更是愚不可及。

在發展中國家裡，消除貧困最成功的是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在阿拉伯世界裡現代化最成功的是實行君主制的阿聯酋和卡達，在新興經濟體中，強勢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導的香港都幹得比較出色，其治理水準遠遠好於菲律賓、阿爾巴尼亞、印度、烏克蘭這樣的「民主國家」。既然民主與專制概念無法解釋上述這些簡單的事實，那麼有沒有比民主與專制對立這種觀念更具有闡釋力、更客觀中性的概念呢？有。如果說世界政治一定要簡單地分為兩大類的話，那就應該是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兩類。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麥，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權威模式，現代化導向的中國強勢政府模式，行政主導的香港模式，開明君主制的阿聯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緬甸。

西方人習慣了民主與專制對立這個概念，因為這似乎賦予他們一種道德優越感。2006年，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次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上，一位歐洲學者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選，怎麼能有合法性？我便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麼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勛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裡來？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麼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我們一些國人也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比較認同西方的「民主與專制」話語，他們也接受這個話語的預設：世界就剩下民主與專制對立，並提出了中國要融入以西方為首的所謂主流文明。其實，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政治話語，我也贊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著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機的開始。蘇聯就是這樣解體的，南斯拉夫也是這樣解體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融入進去，也就成為失敗者（當然，這不是說，不融入就一定勝利）。2008年西方所謂主流文明的媒體對西藏騷亂事件的報道，就可以看出這種西方話語佔主導的文明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西方長期的反共傾向和支持藏獨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正因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眾會輕易地相信自己媒體的煽動，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種洗腦，其效果絕對不亞於任何政府對輿論的控制，這也是西方社會擺脫不了自己意識形態偏見的重要原因。

蘇聯的垮台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蘇聯共產黨下台了，國家解體了，但是西方還是不願意接受你作為一個平等的成員，而是把你繼續看作潛在的威脅，總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羅斯的一位資深官員曾這樣說，北約總是步步緊逼，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先說，我們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車庫，然後說，我要住到你的房子里，最後說，我要和你的夫人睡覺，所以俄羅斯不得不反抗。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之爭的簡單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利益的問題，一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問題。只要你強大，你需要資源，你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他心裡就不舒暢，他就要排擠你，控制你，改變你。你查一查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資金來源，多少是來自西方的各種機構？這本身就說明很多西方人盼望西藏從中國獨立出去，其實他們很多人也盼望台灣獨立，新疆獨立，內蒙古獨立，希望中國能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解體最好，只是13億中國人都說「不」，他們才無能為力。

主流文明這個東西是和國家利益連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他可以在任何時候指控你，違背了遊戲規則，干涉你的內政，而他怎麼做都是對的，把人家國家弄得四分五裂，也不需要說一聲抱歉，因為他那個民主是所謂普世價值，你採用了他的民主制度，四分五裂，那是你自己的事，與他無關。所以所謂主流文明，經常是很不文明的，我們在學習西方各種長處的時候，對此一定要心中有數，拿來主義的方法可以，送來主義的方法不行。中國人贊成民主，但這個民主是要能使中國繁榮富強的民主，而不是使中國四分五裂的民主。美國特別提防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連一個強大的歐洲，他都不喜歡，光是一個歐元就給美國帶來多少麻煩？他能不提防強大的中國嗎？他提防中國崛起會挑戰自己在各個方面的利益。

1991年的時候，俄羅斯人曾充滿了對美國的崇拜。俄羅斯社科院一位朋友對我說：「當時美國來『佔領』我們國家都可以，因為大家以為這樣一來，我們社會就可以進行徹底改造，大家就可以過上物質極大豐富的生活了。」但美國很現實，始終把俄羅斯民主鎖定在幾個人物，如蓋達爾、丘拜斯、雅林斯基等。只有這些人代表民主，其他人都不是。民主體制下的共產黨等其他政黨應該都是可以參加民主選舉的，但在葉利欽與議會衝突時，美國並不支持雙方通過民主程序來裁決，而是支持一方以武力對付另一方。美國是認人而不是認制度的。美國後來支持非常獨裁的葉利欽。如果這樣做是例外也罷，但你仔細一看，美國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都是這樣做的。如果中國搞一人一票，美國也一定只支持他認定的幾個持不同政見者，其他人上台，都不是民主。對於中國來說，除了親西方還不夠，還要放棄台灣、西藏甚至新疆。即使放棄了，他還是不會接受你，因為你還是太強。

按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你不僅要按他的要求選舉，他還要派人來監督，還一定要選出親他的人，親美國的人。巴勒斯坦選出了一個哈馬斯，西方不承認，伊朗選出了內賈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年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讚揚聲，但讚揚的話語未完，以色列的炮火就打來了，黎巴嫩政府呼籲美國干預來停止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但美國故意拖，讓以色列繼續轟炸南黎巴嫩，希望藉此削弱親伊朗的真主黨。一位黎巴嫩政治學者對我憤憤不平地說，「你即使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還要把你分門別類，區別對待，看你是盟友，還是一般朋友，還是走狗，黎巴嫩民選政府在西方的眼中大概連走狗都不如，所以只能被犧牲掉。」西方民主口號不管如何動聽，總是掩蓋不了自己的利益盤算。

實行西方式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國家經常意味著無窮內耗的開始。西方國家已經富裕起來了，人均消費的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倍，它可以經得起這種內耗，比利時近600天沒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照樣運作，國家也照常運轉。而對於第三世界，不要說600天沒有中央政府，100天沒有中央政府，國家可能就要陷入內戰了。你內耗開始了，那隻能由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來干預，西方又會支持不同的派別，最後使你無法整合自己的力量。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各自青睞的中國軍閥，讓中國打內戰，他們發戰爭財，中國大地上多少生靈塗炭。

退一萬步說，即使西方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未來世界惟一的政治文明，中國也只有這一條路可以選擇，中國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國情來逐步借鑒和接受，決不能允許任何一個外國來主導這個過程，否則後患無窮。作為一個有5 000年文明歷史的超大型國家，其最終的政治制度形式一定是獨特的、惟一的，它應該包含西方制度的長處，也包括自己傳統形成的好東西，這才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說過：「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有著本質不同，因此，中國的社會發展必須走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就如當年古羅馬不同於古希臘，雅典也不同於斯巴達，今天中國的社會關係也同樣與美國、德國、英國的社會關係有本質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國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國人才會有。」

說到底，無論是西方民主制度還是其他什麼制度，都是手段，最終的目的都必須體現在良政上，體現在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上，所以良政與劣政才是當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觀念。我們應該多多使用，全世界都應該多多使用。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比整個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還要多，在中國經過實踐而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可以不理解，可以反對，可以歪曲，但只要事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是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的，西方最終只能努力來理解你，闡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歷史證明，西方是承認實力的。只有當西方真正認識到，它不僅不能阻止中國硬實力的崛起，而且也無法阻止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時候，它才會真正地接受你。還是我前面打過的那個比方：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麼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如美國《新聞周刊》總編法瑞·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也認為，世界今天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在這個「後美國時代」里，中國的政治軟實力可以豐富人類處理一系列全球棘手問題的能力。因而中國崛起的進程不是一個所謂中國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的過程，而是雙方平等相待、取長補短的過程，最終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將和西方一起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共同設計者、領導者和建設者，原因很簡單：沒有中國的軟、硬實力的參與，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性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

七、崛起的中國精神

歷史好像註定要考驗一下我們這個民族，而且選擇了改革開放30年之後的2008年。先是遍及半個中國的冰凍雨雪災害，後是拉薩暴亂、奧運火炬在西方傳遞受阻，後來又發生了天府之國的山崩地裂。這些突如其來的挑戰，對中國的綜合實力是一種考驗、對我們的發展模式和體制能力是一種考驗、對我們民族的文化底蘊和精神力量也是一種考驗。令人欣慰的是，我們以高分通過了這些考驗：一場冰凍雪災，回家的路變得異常艱難，但舉國上下同心協力，以決心和愛心，渡過了難關。藏獨反華勢力的挑釁，未能實現他們所期望的「袈裟革命」，反而使全世界華人前所未有地團結一致。四川地震，舉國同悲，世界震驚。國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淚，但大災大難，也襯托出了我們國力的增強和我們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回頭一看，這些壞事在某種意義上都變成了好事，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團結，這樣自信，這樣堅如磐石。

世界將會特別地記住中國在2008年抗震救災中所顯示出來的中國力量、效率、責任以及中國元素和中國精神，因為這一切觸動了世界。事實證明：我們的發展模式，雖不完美，但在過去30年中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數千年的積貧積弱的局面，中國今天的力量令人驚嘆：這麼多的物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集中起來，真是要錢有錢，要物有物，要人有人，民間善款幾天內就超過百億。我們的軍人、醫生、護士、援救人員，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恪守職責、奮不顧身。一個印度尼西亞朋友問我：「綿陽是中國的發達地區嗎？」我說不是。他說：「那怎麼會有高速公路、連鎖超市，還有那麼多汽車、彩電和手機？」我們給受災居民的補貼是每人每月600元，日均20元，超過了世界一半人口的日均收入（不到2美元，約等於12元人民幣）。如果沒有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這一切怎麼可能。

我們的體制創造了中國效率，令世界驚訝。政府不同部門的協調，快速、高效、有序，十幾萬精銳部隊，數十個專業兵種，近400支專業救援隊，近5萬醫務人員，第一時間趕往第一線，很快覆蓋了每一個受災的村莊。沒有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和體制創新，我們國家的管理和協調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效率。

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在這次磨難中也得到了充分顯示。數十萬自願者從四面八方趕來，拖著行李箱，背著包袱，開著自駕車，從全國各地湧向災區。他們不少人屬於中國迅速崛起的新興階層，從企業家到公司僱員，從車友會會員、戶外運動愛好者到年輕的網路發燒友，他們構成了這次抗震救災的一支生力軍。我們的公民社會與政府力量實現了高度的良性互動，共同構築了一個強大的援救體系。我們國民的個人選擇已空前的多樣化，卻又與社會的整體意志空前一致，這一切對於中國的社會進步，對於中國今後公民社會的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次抗爭中，我們還看到了大量閃光的中國元素。我們的領導人實踐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古訓，他們在第一時間趕往災區，指揮救災。我們的教師實踐著「為人師表」的格言，奮不顧身地搶救學生。我們十幾萬軍人，幾乎是沒日沒夜地拚命救人，將軍沖在最前面，身先士卒，不辱使命，體現了西方難以理解的「人民軍隊」的理念。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展現了這麼多中華傳統中的人性光輝。我們老百姓的最普通的人性細節，打動了很多外國人：一個家毀人亡的老婦，把自己的礦泉水讓給外國記者喝；摩托車司機把外國人從交通不便的地區帶了出來，執意不肯收費；一個個連鎖超市免費向災民提供商品；德國志願者把捐助的帳篷送給受災的鄉親，鄉親們一定要用幾籃子鴨蛋回贈，中國人不白拿別人的東西。英國記者在映秀村看到死去孩子留下的作業本，上面是孩子抄寫的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方塊字，他感慨地說：中國一個落後村莊孩子的作業可以使所有英國的同齡孩子感到慚愧。外電普遍驚訝：儘管是這麼大的一場災難，受災的人數和地域超過美國的新奧爾良市數十倍，但惡性的趁火打劫事件幾乎沒有，而美國2005年一場「卡特里娜」風災，出現了很多起搶劫、強姦和槍殺案件。

我們做到了很多西方國家未能做到的事情。我們的領導人在地震2小時後就登上了飛向災區的飛機。而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襲來，美國前總統布希還繼續在他的德州農場休假，布希也因此受到了當時美國媒體的批評。我們的軍隊在地震後20分鐘內就啟動了應急反應機制，數萬軍人在第一時間趕赴災區抗震救災。相比之下，2007年夏天，希臘經歷了罕見的森林大火，但希臘軍隊調度乏力，錯過了救災的最佳時機，結果釀成了生命、財產和生態的巨大損失。我們把拯救生命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一線希望，百倍努力」，最後救出的人包括一位被埋在廢墟達160多個小時的80多歲的孤寡老人，而法國2003年8月突來的熱浪，造成了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令世人震驚。在人權方面，雖然中國仍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在尊重生命權方面，中國今天的偉大實踐足以讓天天談論人權的許多西方國家汗顏。

多少人曾擔心，經濟市場化的大潮使得我們的社會變得冷漠、自私和互不信任，但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災表明，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何等深厚，大家不分地區、不分階層、不分貧富，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從最高領導人到「80後」的士兵和志願者，都展現了血濃於水的人間真情和一個個具體的愛國行動。這場抗震救災也成了我們社會人心向善、心靈歷練的一個偉大里程碑。事實證明：在中國走向富裕的過程中，我們獨特的文化底蘊，一旦激活，就能促使我們社會變得更加溫馨和諧。

中國力量、效率、責任和文化元素的背後，是一種偉大的中國精神的崛起。這種精神的特點是：為政就必須勵精圖治，為民就必須兢兢業業，人心就是要向善，社會就是要和諧，民心就是要堅毅，民族就是要團結。在我們社會走向現代化和多元化的今天，這種精神的崛起尤為可貴。

世界普世價值的形成過程是一個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這個過程無人可以壟斷，其發展也正未有窮期，中國人要為此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精神為「民主」理念注入了新的元素：民主不能止於投票，民主必須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治理必須「以人為本」，必須高效勤政。中國精神也為「人權」理念注入了新的內容。

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對於那些只知從個人自由角度來解讀人權的人，這是一種全新的境界。

2008年5月19日下午21點28分，13億中國人為地震罹難者默哀。但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哀悼結束後，聚集在廣場的群眾遲遲不願離去，他們眼裡含著淚花，大聲呼喊「汶川，頂住，四川，挺住，中國，加油！」我從電視上看到這個場景，心靈很受震動。這種場景不會出現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這是獨一無二的中國精神，因為惟有我們才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傳承；惟有我們才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惟有我們才有上千年領先世界之後因內憂外患而跌入低谷的悲壯；惟有我們才有通過改革開放而重新崛起並實現中華復興的偉大抱負，這一切最終都體現在「中國，加油！」這一句發自中國人內心的吶喊之中。

這種中國特有的精神觸動了世界。

西班牙《世界報》這樣說：「這些志願者、戰士和救援人員不屈不撓的精神把這個已經無數次遭受過外來入侵和各種災難的國家一次又一次地從廢墟中拯救過來。」而中國在過去30年經歷了巨變，它的人民就是比別人「走得更快，工作得更勤奮，而且看得更遠。」美國媒體也感慨：「在8級地震的廢墟上站起來的中國，是那麼令人驚訝的現代、靈活、開放。」俄新社也發表評論：「我們知道，一個總理在兩小時內就飛往災區的國家，一個能夠出動十多萬救援人員的國家，一個企業和私人捐款達到數百億的國家，一個因爭相獻血、自願搶救傷員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國家，永遠不會被打垮。」這次地震讓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仁愛的中國，一個極具競爭力的中國，一個堅不可摧的中國。

地震後的2008年8月，隨著一軸「中國畫卷」的徐徐展開，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盛裝開幕。中國奧運軍團的傲人成績，中國民眾的愛國熱誠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寬廣胸懷，再一次展現了這種可貴的中國精神。「真正認識中國和了解中國人是需要時間的。我正是用了幾十年，才真正了解和感受到這個國家的偉大，這個民族的堅韌不屈和善良。」國際奧委會終身榮譽主席薩馬蘭奇用這番話表示了一個世界公民對中國精神的敬意。

中國人民有偉大的抱負，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還要虛心學習世界各國的長處，我們崛起的路上還會遇到各種挑戰，圍堵，甚至危機，但只要我們堅持百折不撓的中國精神，我們就能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八、面向未來的中國模式

中國還在迅速而穩健地崛起。與此相比，從日本到整個美國，從希臘到整個歐盟，今天卻陷入了危機。經濟沒有搞好，政治危機不斷，熱衷於推動顏色革命的西方突然發現自己竟面臨著「希臘之春」的蔓延和「佔領華爾街」的威脅。中國崛起的模式因而也成了國際社會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中國模式在國內還有些爭議，大致有兩種人不贊成中國模式。一種是不贊成「模式」的提法。他們認為應該用「中國道路」等概念，因為「模式」這個詞會給人一種發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覺，甚至有模式輸出的嫌疑。但就我而言，「中國模式」就是「中國道路」，「中國道路」就是「中國模式」。只是「模式」這種表述方法國際上比較通用。「模式」這個概念在國際上更多地被解釋成一種獨特經驗的總結，而非一成不變的僵化的東西，就像我們過去30來年中經常提到的蘇南模式、深圳模式、浦東模式等一樣，是對這些地方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毫無僵化和強加於人的意思。

還有一種人是不贊成「中國模式」的內容。這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樣，你就沒有轉型到位。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中國怎麼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數中國人不信這個邪。要是中國人當初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沒有堅持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那麼我們恐怕連整個國家都解體了，還談什麼中國崛起。

這些人今天又遇到了新的困境：他們最青睞的美國模式如今陷入了深重危機，導致美國民眾資產大幅縮水，美國國運直線下降。這些人也許可以讀一讀美國日裔自由派學者福山先生2011年1月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美國民主沒有什麼可以教中國的》一文。曾認為「歷史發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終結了」的福山先生寫下這麼一個標題就足以讓人感嘆了。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古國的崛起，她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太豐富了。把美國模式搬到中國大概就像用麥當勞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麼可能成功？我們對美國模式的態度，應該是借鑒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麥當勞，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我們的基本立場不是讓麥當勞征服八大菜系，而是要用八大菜系來吸納麥當勞，最終把它的長處「收編」過來，而不是被麥當勞征服。

坦率地說，我們的模式也有自己的問題，但是美國模式乃至整個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中國模式的成績單除以2，除以4，除以6，都比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亮麗。西方模式在西方本土的表現也越來越難以令人恭維，否則就不會有今天從希臘到美國的危機了。

面對未來，在政治方面，中國發展的大趨勢將不是複製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動的基礎上日益回歸中國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別是「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這些理念也是今天中國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中國已經在探索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種方法的效果已經明顯地好於西方單靠「選舉」的模式，因為它堅持了中國人「治國必須是人才」的理念，有助於克服西方單靠「選舉」帶來的諸多問題，如缺乏人才觀、短視主義、民粹主義、過度福利主義等。

在社會方面，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將不是西方所主張的社會與國家對抗模式，而是社會與國家之間大規模良性互動的模式。在經濟方面，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將不是我們一些書生從西方教科書上批發來的，在西方也從未存在過的所謂「完全市場競爭模式」，而是現有的「混合經濟」模式的進一步完善，即把「人本經濟」與「市場經濟」「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更好結合起來的一種現代「混合經濟」模式。這種「混合經濟」模式會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但其總體競爭力已經給西方乃至世界帶來了震撼。

中國是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過去30多年裡，中國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但國家保持了團結和穩定，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我們還成功地避免了1997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浩劫。縱觀世界任何國家，能夠取得其中一項，就已經了不得了，但中國幾乎全部實現了，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證明。

中國模式形成於全世界範圍內的激蕩和競爭之中，背後是數千年的偉大文明傳承。有歷史底蘊的東西就是有生命力，競爭產生的東西就是厲害，所以這個模式不會走向崩潰，只會進一步完善後走向更大的輝煌。中國模式亦是中國最重要的軟實力之一。

在中國繼續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一定會更加開放，一定會更多、更廣、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同時也會更多地珍視和維護自己的獨一無二，因為正是這些獨特之處構成了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智慧與文明的偉大貢獻。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已經觸動了整個世界，並將繼續觸動這個世界，而我們也希望這個世界會因為這種觸動而變得更加和平、人道、公正和美好。

原版後記

一本書一旦出版，便獲得了自己的生命，讀者或褒或貶，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認為自己寫作此書的意願，即用中國話語來論述中國和世界，只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越來越具有生命力，因為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個大勢：西方話語已經難以解釋今日之中國，也無法應對各種全球問題的嚴峻挑戰。西方主導的這個世界矛盾重重，危機四伏，西方的智慧已不那麼夠用，世界需要中國的智慧。

用比較隨意的文字和平鋪直敘的風格來探討與中國崛起有關的核心問題，對我也是一種嘗試，因為我一直認為這類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應該超出象牙塔，超出刻板的說教，超出偏頗的西方話語，成為普通民眾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參與的事情，畢竟這些問題涉及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最終也關係到每個中國人的生活和利益。

本書初稿的一些章節曾先後在《學習時報》和《環球時報》上發表，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使我受到了鼓舞。《環球時報》網站還替我開設了專欄，使我的文章能夠與更多的讀者見面。我謹藉此機會向《學習時報》的周為民總編和蘭文飛編輯以及《環球時報》的王文編輯致以最誠摯的謝意。同時，我也真誠感謝所有關心我的讀者，希望繼續得到你們的幫助和指教。

寫作期間，有機會在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浦東幹部學院等地作了演講，使自己書中的一些觀點得到進一步的提煉。成書過程中，又得到了許多學者和朋友的熱情鼓勵和幫助，特別是李君如、姜義華、蕭功秦、劉吉、蕭思健、沈丁立、陳志敏、殷存毅、黃仁偉、周建明、許世銓、李家泉、王群、齊書深、沈大偉、陸小潮、林令山、安建國、趙軍湘等，這裡謹向他們一併誠懇致謝。

我還要深深感謝我九十高壽的父親張子嘉，他一直是我文字的第一讀者，他的很多帶有歷史滄桑感的評論，總使我受到啟發。我更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慧慧和兒子逸舟。沒有他們的理解、關心和支持，此書是難以問世的。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特別是書中提到的那些與筆者交談過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他們幫助我更好地了解了這個世界。最後，我還是感念鄧小平。1988年5月，一位發展中國家的總統來北京，希望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鄧小平回答：

「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他還補充說：「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總統接著又詢問鄧小平應該如何與西方打交道，鄧的回答是四個字：「趨利避害。」在本書完稿之時，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謹以鄧公的箴言與讀者共勉、與國人共勉。

張維為

 2008年7月26日於日內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