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問題的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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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問題的思考（上）

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問題的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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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元朝

對於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元朝歷史地位的評價，是一個在史學界已經談論很多的話題。總體來看，似乎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不專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歷史的學者，從經濟破壞和人身依附關係強化的方面出發，對元朝傾向於否定。〔32〕 而蒙元史專家則較多地強調元朝的積極因素，反對「特別誇大元朝的黑暗面」 ，「說元朝一團漆黑，什麼都糟得很」。〔33〕 這方面的討論也許還會持續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

的確，在中國歷史上，元朝是一個積極、消極兩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統一和民族融合，對中國作為統一國家的歷史以及中華民族發展史有著深遠的積極作用；元朝開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躍的中外關係，也對古老的中華文明作出了獨到的貢獻。但元朝統治所帶來的經濟破壞、落後生產關係注入、民族壓迫與歧視等等消極影響，也同樣不可低估。正、反兩面內容體現在不同領域，很難比較孰輕孰重。

其實我們不妨採用另外一個思考角度來認識元朝，那就是元朝對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影響問題。北方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大的南進浪潮，分別發生在魏晉南北朝和宋遼金元時期。這兩次浪潮捲入民族多、衝擊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一定程度上都對漢族社會發展的本來趨勢有所改變。

對於第一次浪潮衝擊的結果，田餘慶先生指出：「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34〕 本系學長閻步克教授則形象地稱北朝政治格局「成為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歷史出口」〔35〕 。實際上，上述看法對解釋宋遼金元時期的歷史線索也是適用的。

從「改變原來趨勢」的角度出發，對於這兩次衝擊應當如何評價呢？

目前對第一次衝擊的看法比較一致，由於此後隋唐盛世的到來，大家普遍認為魏晉南北朝的北族南下為中國歷史發展注入了生機、活力和新鮮血液，應予肯定。如採取同樣的逆向考察方式來看第二次衝擊，評價恐怕就會有所不同。因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質、精神文明的顯著成就聞名，而其後的明清兩代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高度發達的專制主義君主集權統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書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闢論述：

「

毫無疑問，元朝統一全國的偉大歷史功績是肯定的。……同時，元朝還有它的消極方面。它主要的問題還不僅是一般大家都經常提及的戰爭破壞與民族壓迫政策，因為戰爭的破壞畢竟只是在一些地區（如北方地區），民族壓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統治期內起消極作用的因素。在我們看來，更主要的問題還在於在政治社會領域中由蒙古統治者所帶來的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它們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發展進程，影響更為持久和巨大。譬如說，世襲的軍戶和匠戶制度、驅奴制度、諸王分封制度、以軍戶為基礎的軍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至於經濟的發展，從兩宋到明末形成明顯的馬鞍形，這是不言而喻的。

」

周先生這段話告訴我們：要想對元朝歷史作出比較實際和準確的評價，就應當將它放在更廣泛的歷史階段中，特別是宋、明之間進行考察。

由宋到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領域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變化？要想完全解決這個問題，還有賴於專家學者的大量深入研究。

由於宋、明歷史史料浩繁，問題頭緒複雜，夾在中間的又是中國古代一個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這一跨時段考察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但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為的。例如同樣作為專制官僚制王朝，宋、明兩代的政治氣氛即有很大區別，宋代主寬而明代尚嚴。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期，頗有「開明專制」色彩，對政治領域中的各種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較成功，所謂「為與士大夫治天下」〔36〕； 而明代的皇權及其附屬物——宦官權勢惡性膨脹，「果於戮辱，視士大夫若仆隸」〔37〕 。

這一變化是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嗎？還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決定？恐怕都不是，其中應當有元朝的影響。

在「家產制國家」色彩濃重的大蒙古國，由父家長權力發展而來的汗權至高無上。出使蒙古的歐洲傳教士加賓尼說：「韃靼皇帝對於每一個人具有一種驚人的權力。……一切東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因此沒有一個人膽敢說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東西都是屬於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領們想得到什麼，不管他們想得到多少，他們都取自於他們臣民的財產；不但如此，甚至對於他們臣民的人身，他們也在各方面隨心所欲地加以處理。」〔38〕 這種觀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過若干問題的考察指出：「元朝的專制皇權已遠較前代少所約束」，朝廷重臣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是主奴關係」，「所有這些，都導致皇帝的尊嚴愈增，專制主義皇權也進一步膨脹，這對於明初極端專制主義皇權制度的成形無疑有它的影響」。〔39〕 的確，從元朝歷史來看，朱元璋的所作所為並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為、我家天下任我為之的蠻橫心理，應當來自元朝「家產制國家」的皇權觀念。〔40〕

由於明初諱言對元制的繼承關係，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創製立法」，元朝對明朝的很多影響、或者說對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影響到今天已經不易察覺。但毫無疑問，這種影響是廣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還相當深遠。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41〕 黃氏身處國破家亡之際，痛定思痛，其歷史反思不免言之過甚，但他的話對我們認識元朝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參考價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應當從這方面去考察。

〔32〕 傅築夫：《中國歷史上幾次巨大的經濟波動》，收入作者《中國經濟史論叢》（三聯書 店，1980）上冊；漆俠：《關於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發展階段問題》，收入作者《求實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 韓儒林：《〈元史綱要〉結語》，載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 1982）。此文後來作為「前言」載入《元朝史》上冊。 

〔34〕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第360頁。

〔35〕 閻步克：《魏晉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寫作草綱》（列印稿）。

〔36〕 文彥博語，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 

〔37〕 鄧之誠語，見其《中華二千年史》（中華書局，1983），卷五上，第12頁。

〔38〕 道森 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漢譯本，1983），第26-28頁。

〔39〕 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頁。何茲全先生從人民對國家人身隸屬關係強化的 方面進行分析，也得出結論說：「明清的專制主義，是從元朝繼承來的，不是從秦漢繼 承來的」。見其《中國社會發展史中的元代社會》一文，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2 年第5期。

〔40〕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明初專制集權的強化是打著「懲元之弊」的旗號進行的。但這與我 們上面的分析並不矛盾。明初人屢稱「宋元寬縱」，實則宋元寬縱的表象相同而實質有 異。宋朝的寬縱可以說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國策，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體政 策上的表現。而元朝的寬縱主要表現出它作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 的不健全，並非對臣下刻意寬容。與此相聯繫，我們還看到儘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 享有無上的專制權威，但其時的君臣關係並不像明朝那樣劍拔弩張。蒙古皇帝有非常強 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識，對作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員沒有太多的疑忌之心； 而元朝官員主要來源於蒙古、色目貴族和漢族胥吏，其政治態度也與富有強烈的道義原 則和社會使命感的士大夫階層頗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發生了變化。一面是起自 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孫，一面是在長期受到冷落後重新有了用世機會、躍躍 欲試的士大夫，君臣關係趨於緊張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於金、元，但兩朝廷杖大 臣之例並不多見，不像明朝動輒棰楚交加，原因應當也在於此。

〔41〕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法》。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 通識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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