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忠烈:1638年自殺殉國的保定高陽人孫承宗
1生平簡介編輯
早年經歷
孫承宗少時相貌奇偉,「鐵面劍眉,須髯戟張」,明萬曆六年(1578年),中秀才,年僅16歲。而後,孫承宗曾先後給大理寺右丞姜壁和兵備道房守士做家庭教師,並逐漸接觸官場。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孫承宗到北京,入國子監讀書,次年中舉人,後屢次參加會試,均未中式。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撫,孫承宗隨行。大同是當時明朝的邊城重鎮,承宗對軍事有著濃厚的興趣。「仗劍游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干(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1]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孫承宗中進士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入翰林十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入詹事府做事,輔導當時的皇太子朱常洛學習,即後來的明泰昌皇帝,泰昌帝繼位僅一個月就駕崩了。因此,泰昌帝年僅16歲的兒子天啟皇帝朱由校繼位。孫承宗繼而做了天啟帝的老師。這樣,年近花甲的孫承宗,依借帝師的地位,逐漸地進入了明朝後期政治權力的中心。後來成為了東林黨的骨幹成員。[2] 明天啟二年(1622年)孫承宗升任為禮部右侍郎。後因明朝丟失廣寧,遼東經略熊廷弼去職,天啟帝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他上任後,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容有:(1)「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後勤供應混亂。(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於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3)「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指出「將從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
高陽集(10張) 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嗣後不久,新經略王在晉主張款賞西虜,金額高達一百餘萬銀兩,中樞震動,朝議不決,議者多非之。王在晉的手下如袁崇煥等也力爭其不可,孫承宗既因此自請行邊,朝廷於是調王在晉於南京,任南京兵部尚書一職。王在晉還想作最後努力,賴在山海遲遲不動,幾番上疏為自己表功,但除了溫旨撫慰什麼也沒得到。[3] 登萊巡撫袁可立與孫承宗同為天啟二年殿試同考官,共同主遼期間滿人蜷伏。孫承宗將遼海防務委之於袁可立,十分倚重。他說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高陽集·答袁節寰登撫》)。此外,還要撫遼西、恤遼民、簡京軍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2]
軍事成就
努爾哈赤攻佔瀋陽、遼陽以後,明軍實際上就面臨著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禦的戰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禦;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禦。對此,明前線軍事將領意見不一。遼東經略王在晉主張「拒奴撫虜,堵隘守關」。
登萊巡撫袁可立像
所謂「撫虜」,即以金錢收買蒙古對付後金。所謂「堵隘」,即在山海關外再修一座關城,離山海關只有八里。天啟二年(1622年),王在晉確定在八里鋪築城,並上報朝廷。此舉遭到其部下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孫元化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築城「非策」,極力勸阻,並寫信給首輔葉向高,申訴己意。由於情況不明,葉向高難以斷定可否。孫承宗遂提出前往實地考察,再作決斷。他抵達山海關後,當即認真巡視山海關及王在晉所主張建築的八里鋪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黃土嶺等處的戰略地勢。在閱察八里鋪新城時,孫承宗曾與王在晉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明史載:「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孫承宗問。王在晉答曰:「否,當更設兵。」孫承宗又問:「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答:「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問:「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答:「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孫承宗責 問:「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鬨堂奧,畿東有寧宇乎?」嚴厲批評了王在晉畫地為牢、坐以待斃的危險傾向。「在晉無以難」,但仍固執己見。而輯錄奏章疏旨,成書於崇禎年間的《三朝遼事實錄》中孫承宗自己的奏章對這件事情是這麼寫的:「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里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設,北山南水既無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於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雲,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之氣,臣遂無以應。」一比對就會發現,明史只摘錄了兩人爭論的前半部分,把王在晉的反擊去掉了,於是辯論的結果就被完全逆轉,從孫承宗「無以應」變成「在晉無以難」。為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孫承宗召集將吏討論如何防守。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遼寧興城東三十裏海中,今稱菊花島),袁崇煥主守寧遠衛(今遼寧興城),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今遼寧綏中縣前所)。監司邢慎言、張應吾等附和王在晉的意見。孫承宗在全面考慮了各方意見,權衡利弊得失後,採用了袁崇煥主守寧遠的意見。寧遠,位於遼西走廊中部,「內拱岩關,南臨大海,居表裡之間,屹為形勝」。守住寧遠,也就等於扼住了這條走廊的咽喉,能確保二百里外的山海關的安全。因此,孫承宗守寧遠,極具戰略眼光。
孫承宗督師遼東
孫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確闡述了其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的戰略計劃,正式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方針,並建議解除王在晉的兵部尚書及遼東經略之職。熹宗接受了孫承宗的意見,將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自此,八里鋪築城之議遂息。王在晉調走後,山海關的防務採取並貫徹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略。此後,經數年艱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堅固的關(山海關)寧(遠)錦(州)防線,成為後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天啟二年八月,孫承宗以原官(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督理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即孫承宗擔任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薊遼督師。他即著手實施其欲保關門,必先固遼西;欲復遼東,亦必先固遼西的戰略計劃,積極部署寧錦防線。首先大力整頓了關門防務。「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經過整頓,使「兵將一清」,提高了關門守軍的戰鬥力。在關門防務上,「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岭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經五個月的慘淡經營,穩定了關門局勢,並為恢復遼西失地,強固了根基。[2] 其次,是修築寧遠城。天啟三年( 1623年)九月,孫承宗命祖大壽修復寧遠,並令駐軍儘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各城。召遼人回故居,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發展採煤、煮鹽、海運等事業,以充實民力,
明末遼東形勢圖
確保軍需。寧遠城竣工後,調袁崇煥鎮守。孫承宗自己則坐守山海關,並備前屯,充當其後盾。在袁崇煥的精心治理下,寧遠「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成為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鎮。[2] 隨著寧遠城守的日漸鞏固,明軍防線不斷延伸。天啟五年(1625年)夏,孫承宗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這樣,自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從而形成了以寧遠為中心的寧錦防線。而配合關、寧、錦銅牆鐵壁的縱深防禦,是孫承宗一手提拔起來的一批名將:滿貴、祖大壽、吳襄、趙率教等。孫承宗最大的成就,是培養出了日後堪與後金八旗勁旅決戰的名將——袁崇煥。天啟三年至天啟六年,大明東北四年無戰事。[2] 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與天津巡撫李邦華、登萊巡撫袁可立遙相呼應,「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在這樣相對安定的大背景下,按照戰功來衡量,似乎孫承宗有些碌碌無為。然當時的兵部尚書王永光對孫承宗和袁可立積極防禦的一番作為作過很中肯的評價:「兵家有雲,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孫閣老之所以打的都是小仗,是因為建奴知道他能打仗,再加上袁軍門的水軍牽制,後金不肯貿然來碰他的霉頭,所以兩年下來,孫閣老和袁軍門一直沒有發動大戰役的機會,而發動戰略總反攻把後金趕出去的機會又不成熟。但反過來說,孫閣老在無形中為朝廷省下了許多軍費,確保了山海關安然無恙,使明朝有了更多的機會養精蓄銳,充分顯示了天朝的不戰之威。」令人惋惜的是,正當孫、袁二公積數年之力準備大有作為之時,閹黨已全面亂政,逼迫袁可立和孫承宗先後去職。[2] 除此之外,他還做了很多事。修復大城九,城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訓練弓弩、火炮手五萬;立軍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胄、軍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擂石)、鹵盾等數萬具。另外,拓地四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萬,訓練遼兵三萬;屯田五千傾,歲入十五萬兩白銀。[2]
告老還鄉
孫承宗重用了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將吏人才,邊防大備。「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不但扭轉了原先的那種頹敗之勢,且整個形勢變得越來越好。正當他銳意恢復之際,卻遭到了來自魏忠賢的打擊。首先是閹黨份子宋禎漢聯合自己的同年宋師襄、方有度、龐尚廉等攻擊登萊巡撫袁可立,使袁可立在天啟四年初即遭罷官,孫承宗失去了左膀右臂的策應。[2]
孫承宗手書澄海樓匾額「雄襟萬里」
孫承宗功高權重、譽滿朝野,魏忠賢為長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孫承宗也拉到自己一邊,故進行過多次試探,但均遭到拒絕,由此懷恨在心。天啟四年(1624年)十一月,孫承宗西巡至薊、昌,報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賀萬壽節,並面奏機宜。魏忠賢得知,恐其擁兵「清君側」,大懼,「繞御床哭,上亦為心動」,當即命內閣擬旨,以「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為名,令其返關。孫承宗無奈,只好返回。事後,閹黨利用這件事攻擊孫承宗「擁兵向闕,叛逆顯然」,但熹宗沒予理會。[2-3] 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派太監劉應坤到山海關,以帑金十萬兩犒軍,為承宗所鄙視。同年八月,柳河之敗,導致了孫承宗的去職。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後金逃歸的「降虜生員」劉伯鏹的話,派兵渡柳河,襲取耀州,中伏遭敗。閹黨借口馬世龍損失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軍用物資,圍攻馬世龍。先前,孫承宗曾屢次上疏請求致仕,再請,熹宗無奈詔允。加特進光祿大夫,萌一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送馳驛回籍,賜銀一百兩,彩緞四表裡,大紅坐蟒一襲,並被要求善自調攝以需召用。九月,返鄉。[2] 同年十一月,邊事告急,朝廷再次起用袁可立為兵部侍郎,然孫承宗的被迫離職已使袁可立在閹黨亂政的明兵部獨木難支,左右周旋。再度出山
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率軍避開山海關-寧錦一線,繞道內蒙,從喜峰口突入塞內,相繼攻陷遵化、迂安、灤州、永平,直指北京。此事所謂「己巳虜變」。一時,明廷亂作一團。而袁崇煥也因為私自議和、擅殺大將等罪名被下獄。在此危難之際,承宗力保祖大壽,明廷亦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統籌全局。孫承宗首先曉以大義,安定了軍心。其後協調各路軍隊,聯合行動,經數月艱苦作戰,取得「遵永大捷」,並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後金軍驅逐出關。[2] 孫承宗再任薊遼督師後,被迫重築
明金對陣圖
大凌河。崇禎四年(1631年)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徵發一萬四千人築城。八月六日,動工築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牆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後金突然兵歸城下,並於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宗偉往救」。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祖大壽假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部的互相傾軋,尤其言官彈劾最激烈.「延臣追咎築城非策,文章論禾嘉及承宗」。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2] 崇禎帝為平息朝議,准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台。[2]
壯烈殉國
孫承宗回家之後,開始埋頭於《督師全書》《古今中官志》、《高陽集》等著作之中,還經常與鹿善繼、孫奇逢等人切磋學問,同時教育子孫,助民致富。崇禎九年,金兵又從西線入關,退休在家鄉江村講學的鹿善繼入定興縣城禦敵,城破犧牲。孫承宗前往哭靈,祭奠忠魂。1638年(崇禎十一年)76歲, 十一月,為了防備清軍進攻,他動員在山東當縣令的長子孫銓捐資買磚,把高陽土城建成了磚城。在清兵向高陽進攻的時候,孫承宗以76歲的高齡,率領全家及高陽民眾奮起抵抗,由於兵力相差過於懸殊,高陽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孫承宗被清兵抓獲。多爾袞聽說抓到了孫承宗,非常高興,親自來勸降,孫承宗嚴詞拒絕!有軍官向孫承宗勒索金銀,孫承宗大罵:「狗臊奴,不知道天朝有個沒有金銀的孫閣老?」清兵無奈,鑒於對其敬重,應允孫承宗可自盡而亡。看守的清兵不忍孫承宗自盡,從樑上救下三次。到傍晚,清兵換防,孫承宗坐在一張椅子上,令兩個清兵用白綾將自己勒死,從容而又壯烈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說投繯而死)。[2] 在保衛高陽的戰鬥中,孫承宗6個兒子、2個侄子,12個孫子、侄孫殉國,全家老小40餘人遇難。「帝嗟悼,命所司優恤。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時,贈太師,謚號文忠。[2] 《明史》贊曰:承宗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奄豎斗筲,後先齮扼,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論紛呶,亟行翦除。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為而為者夫。《孫承宗傳》是《明史》所有列傳中唯一只有其本人和子孫的傳記,足見清朝統治者及史官對其的高度評價。[2]
軍事著作
孫承宗遺留的軍事著作有《車營扣答合編》。這是他在督師薊遼,經營遼西防務時,籌劃反攻遼東與其屬下討論軍事問題的記錄整理而成的。全書共一百零八個問答,由《車營總說》、《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和《車營百八說》等四部分組成,通過問、答、說、圖等對車營編組方法、營陣布列、行軍作戰、後勤保障等問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解說。在作戰指導思想上,很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與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如說:「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疊陣」。所謂「用火」即是發揚火力;所謂疊陣即步、騎、炮重疊配置,彼此協同,長短相補。[4] 戰鬥隊形也要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使用方、圓、曲、直、銳等各種隊形,向人們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步、騎、炮等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雛形,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車營百八答》則多出自贊畫鹿善繼、副總兵官茅元儀等人之手。當時由於保密,未能全部刊行。清同治七年(1868)才匯刻成書,四卷,7萬餘字。
2生平事記編輯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 農曆正月二十五日(2月17日),孫承宗出生於今河北省高陽縣西庄村。父親孫麒,母親張氏,為孫麒與張氏第四子。1567年(隆慶元年)4歲 口授韻語,一過再過即成誦。1570年(隆慶四年)8歲 外出從師,通孝經義。1573年(萬曆元年)11歲 從三哥孫敬宗學習易經。以後五經、諸史皆孫敬宗親授。1575年(萬曆三年)13歲 應童子試,州縣稱異,郡守亦奇之。1578年(萬曆六年)16歲 以易經補博士弟子,考試成績為第二名。1579年(萬曆七年)17歲 參加科試,得第一名。娶本鄉王氏為妻。1580年(萬曆八年)18歲 參加歲試,得第一名。三哥孫敬宗得第二名。督學對縣令說:「平輿二龍,是家且大。」1581年(萬曆九年)19歲 二月,母親張氏夫人卒。1585年(萬曆十三年)23歲 到保定謁楊忠愍公繼盛祠。十二月,長子孫銓出生。1590年(萬曆十八年)28歲 赴京師為中丞姜璧課授子弟。開始輯錄《高陽縣誌》。1592年(萬曆二十年)30歲 到易州為房守士課授子弟。三月,次子孫鉁出生。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31歲 被選入京師國子監就學。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32歲 八月,中順天鄉試第五名。參加奉天門選貢廷試,對《御倭策》。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33歲 三月,繼母曹氏卒。繼續為人課授子弟。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34歲 父親孫麒逝世。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37歲 赴大同為巡撫房守士課授子弟。幫助房守士平息一場士兵嘩變。五月,三子孫鈐出生。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39歲 赴易州參加學使考查,見義勇為解救被隸卒窘辱的儒童,並與孫奇逢相識,遂成為終生之友。1603年(萬曆三十一年)41歲 六月,四子孫鋡出生。九月去往到京師善果僧舍讀書準備參加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會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42歲 二月,參加會試,中一百一十五名。殿試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殿試時進《廷對策》,不久又上《災變陳言疏》、《擬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對神宗皇帝提出批評。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43歲 十月,五子孫鑰出生。1606年(萬曆三十四年)44歲 高陽縣令錢春擒獲大盜蘇守果,多牽連誣陷,承宗力雪,救活多人。1608年(萬曆三十六年)46歲 請假回鄉。協助縣令錢春、周之藩在高陽治水。寫《車道口堤記》、《橫堤記》等。1609年(萬曆三十七年)47歲 十二月,長孫之沆出生。是為二子孫鉁之子。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48歲 主持會試,取錢謙益、傅宗龍、陶崇道、王象春、包鴻逵等為進士。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52歲 擢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不久遷左春坊左中允。努爾哈赤襲撫順,又陷開原、鐵嶺。廷議欲起用熊廷弼。承宗發表「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俯視所營」之論,並與徐光啟縱論練兵事宜。 九月,六子孫鈰出生。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53歲 五月,發生「梃擊」案,大學士吳道南向承宗問計,承宗主張「不可不問,不可深問」,平息此案。[2] 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54歲 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元稱帝,年號天命。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55歲 一些心術不正者利用「大計」機會企圖將承宗調出京城。翰林院掌印劉一燝說:「孫公乃國家之元氣,誠不忍阿附黨論,得罪天下萬世也。」承宗遂得免。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56歲 三哥孫敬宗病逝,請假回鄉治喪,後協助縣令杜應芳治理高陽水患。 十一月,原配王夫人逝世。 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攻克撫順。明起用楊鎬經略遼東。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57歲 升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楊鎬四路喪師,遭薩爾滸之敗。明與後金戰略形勢逆轉。 六月,明任命熊廷弼經略遼東。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58歲 七月,明神宗朱翊鈞死,承宗受命代擬遺詔,廢礦稅,發內帑。八月,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年號泰昌,一月而薨。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年號天啟。承宗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管誥勅撰文,被任命為熹宗的日講官。光宗薨逝前後,發生「紅丸案」、「移宮案」。熹宗皇帝賜太監魏忠賢世蔭,封保姆客氏為奉聖夫人,客、魏由此發跡。十月,罷遼東經略熊廷弼,以僉都御史袁應泰代之。1621年(天啟元年)59歲 三月,充經筵講官、兩朝實錄副總裁,再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後金攻陷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自殺。 四月,九卿會推兵部侍郎兼管經筵。又合薦為兵部尚書,皇上不準。六月,朝廷再次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 九月,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佔領重慶。 十一月,第七子孫出生。1622年(天啟二年)60歲 正月,廣寧失陷,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潰入山海關。關外遼土或為後金攻取,或為蒙古諸部所佔。 二月,任命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在中樞三個月,朝風為之一振。朝廷任命王在晉為遼東經略。貴州水西土族首領安邦彥叛,包圍貴陽。承宗布置平剿。三月,命大學士葉向高、孫承宗、尚書汪應蛟、王紀、都御史鄒元標、侍郎錢象坤、張經世、左通政袁可立等充讀卷官廷試天下貢士,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成進士。四月,在孫承宗的推薦下,天啟帝以「彈壓登萊非公(袁可立)不可」,任命袁可立為登萊巡撫,節制兩鎮兵馬。六月,承宗率領鹿善繼、宋獻親赴山海關閱視,否定王在晉築八里鋪重關之議,回京後自清赴山海關督師。八月,奉命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九月,到達山海關,招兵選將,整頓關門防務。以江應詔為大帥,以袁崇煥督建營房、加築長城。同時擬訂兵制、安置難民、組織屯墾,關防漸有次第。十二月,承宗改以馬世龍為平遼大將軍,統領關內外各軍。1623年(天啟三年)61歲 二月,率諸將出巡至寧遠。 三月,派諸將出駐關外,逐步以軍馬填實關外重鎮。九月,茅元儀到關。承宗率茅元儀及諸將幕僚出巡寧遠,決定重築寧遠城,並命袁崇煥、滿桂駐守寧遠。登萊巡撫袁可立策反後金總兵劉興祚(劉愛塔),並令沈有容、毛文龍從海上出兵策應。十二月,熹宗皇帝命魏忠賢總督東廠。[2] 1624年(天啟四年)62歲 春,寧遠城竣工,承宗捐出皇上賜金,修「恩寧閣」。四月,登萊巡撫袁可立遭排擠予告歸,孫承宗竭力挽留不果。五月,十二車營練成,承宗於八里鋪大閱車營。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朱由校不納。七月,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向高致仕,東林內閣開始垮台。 九月,承宗遣馬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遣前鋒營出駐大凌河、右屯。 十月,因朝中魏忠賢迫害東林黨人,承宗欲在西巡薊州防務後入京面見熹宗,但遭熹宗拒絕,回到山海關。是年,撰《車營百八叩答說合集》,修訂《高陽縣誌》,撰《序》。1625年(天啟五年)63歲 發十二車營出關外,分為四鎮,駐守錦州、右屯。承宗積勞成疾,卧病關上,朝中興簡汰之議,承宗精簡官兵一萬多名,省費用五十六萬。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被害。 八月,殺熊廷弼,傳首九邊。九月,有「柳河之敗」,朝中群小連章彈劾,承宗上奏乞休歸里養病。十月,獲准回鄉,告別關門。朝廷以高第為遼東經略。[2] 1626年(天啟六年)64歲 正月,袁崇煥指揮明軍取得「寧遠大捷」。承宗在高陽編次《督師奏議》。周順昌、高攀龍等七君子被逮,相繼死於獄中。三月,高第被免職,袁崇煥被任命為遼東巡撫。六月,袁可立任兵部左侍郎,孫承宗、袁可立等拒不為魏忠賢建生祠,遭到閹黨們的監視。八月,努爾哈赤卒,皇太極登後金汗位。十月,袁崇煥疏頌魏忠賢,並擅自遣使與後金「議和」,遭到左侍郎袁可立的堅決反對。十一月,廷推袁可立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之,袁可立加兵部尚書致仕。1627年(天啟七年)65歲 四月七日,袁崇煥失節為魏忠賢請立生祠:五、六月間,袁崇煥取得所謂「寧錦大捷」。七月,袁崇煥因嚴重軍事失誤被罷回鄉。 八月,熹宗崩,思宗立,年號崇禎。 十一月,剷除魏忠賢黨,定逆案,東林黨死難者得到昭雪。承宗倍感歡欣鼓舞。1628年(崇禎元年)66歲 承宗作《三十五忠詩》,紀念死難的東林黨人。王在晉上疏誣告承宗,承宗被迫上疏為自己白冤。四月,崇禎皇帝起用袁崇煥為薊遼督師。袁崇煥在平台召對時承諾五年復遼。1629年(崇禎二年)67歲 六月,袁崇煥為掃除議和障礙親赴皮島殺了毛文龍,後金大喜。 十月,沒有後顧之憂的皇太極率後金主力入大安口,陷遵化,迫京師。袁崇煥的短視和軍事失誤終釀大禍,舉朝議論,捍衛京師非承宗不可。十一月,崇禎皇帝詔起承宗,以原官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改兼兵部尚書,駐通州控御東敵。崇禎在平台召見承宗,改命其調度京城防守。次日又命其赴通州,承宗率二十七騎出東便門。十二月,奉旨赴山海關督理軍務。崇禎將袁崇煥下獄,祖大壽率遼軍東潰。[2] 1630年(崇禎三年)68歲 正月,承宗招撫遼軍,祖大壽帥部整隊入關,重歸承宗麾下。二月,皇太極率後金主力撤回瀋陽。孫承宗遣兵收復建昌營。三月,授計於祖大壽,獲「雙望之捷」。五月,誓師出征,收復灤州、遷安、遵化、永平四鎮。八月,袁崇煥以法定罪名被朝廷正法,時距被逮已過去八個月,足見袁崇煥的極刑罪名是經過明朝官方充分醞釀推敲的。百年後清朝統治者為貶損明朝君臣和抑制反清浪潮杜撰了崇禎帝中金人「反間計」的離奇故事,因其孤證而頗受世人非議。[2] 1631年(崇禎四年)69歲 正月,帶病出關,巡視遼西防務,直至松山、錦州。又西巡薊州沿線至平谷而還。七月,親赴大凌河,視察築城工程。八月,皇太極率軍圍困大凌河。九月,親入錦州督吳襄、宋偉部赴大凌河。吳、宋部在長山遭敗績。十月,遣祖大弼闖後金營帳,殲敵無數。大凌河糧絕,祖大壽出降,何可綱殉國。十一月,承宗連章乞休,獲准還鄉。[2] 1632年(崇禎五年)70歲 正月,七十誕辰,鹿善繼專程至高陽祝壽。撰《督師事宜》、《古今中官志》等。1634年(崇禎七年)72歲 將《督師紀略》、《後督師紀略》編次,付梓。馬世龍死,撰詩文以致哀。為鹿善繼《認真草》撰序。1636年(崇禎九年)74歲 正月,鹿善繼偕孫奇逢赴高陽,為承宗祝壽,留住十日許。四月,皇太極建國號為清。 十一月,後金兵圍定興,鹿善繼守城戰死。承宗赴定興,撫棺長慟,作詩數十首,祭奠忠魂。1637年(崇禎十年)75歲 夏,赴高苑縣探望長子孫銓,在「隘園」種菜。1638年(崇禎十一年)76歲 十一月,清兵圍高陽,率全家及城內百姓登城拒守,城破被擒,自殺殉國。全家子孫男婦四十餘口壯烈犧牲。後贈太師,謚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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