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國為何要簡化漢字？(2009-03-04 18:36:24)轉載

當年中國為何要簡化漢字？(2009-03-04 18:36:24)轉載▼標籤： 簡化字繁體字潘慶林廢繁用簡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僑聯副主席潘慶林先生提出提案，建議「用10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復使用繁體字」。此議一出，立即引發爭議。不過，潘先生的提議，被許多人痛批了。網上的調查，也幾乎是一邊倒。這說明，潘先生的提案，至少是不受歡迎的。

    反對潘先生提案的人，逐一批駁了他的觀點。有溫和的，也有偏激的。此處不提。但是，有一件事，必須重溫。即當年我們為什麼要簡化漢字？搞清楚這個問題，潘先生的議題，也就不攻自破了。

    據我所知，中國的漢字，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一直是在變化的。這種變化的基本特徵，就是在不斷簡化。這一點，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央視正在播的一個片子，叫《漢字五千年》。漢字從字形到字音，都在變化。也不斷有新的俗字，進入常用的體系。中國近現代，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不少知識分子，就已提出漢字應該簡化的問題。比如，錢玄同先生。他當年就提出了應該整理字體、削減筆劃的建議，並且得到了許多人的呼應,他甚至還提出了各種簡體字的草案。

    錢玄同（1887-1938）是何人？他是浙江吳興人，精通漢文字音韻之學，長期執教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是當時著名的語言文字學者，也是「五四運動」的旗手之一。1922年8月，錢先生即將他的簡化漢字的草案，刊發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上。他提出，應將現行的漢字簡化使用，他也說過，從古文、篆書到隸書、楷書、行書到「破體、俗體、小寫」變化的字形沿革的過程來看，「數千年來，漢字字體時時刻刻都在走向簡略化」。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錢先生的建議，並沒有得到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仍於1935年6月獨立完成了「簡體字表」，提出應該簡化的漢字共1300餘字，後經專家討論，留下1200餘字。有意思的是，「簡體字案」雖在國統區遭「暫緩提行」，卻在解放區流行起來。

    共產黨欣賞簡化字，是有原因的。當年文盲眾多，全國計有80%，文化教育的任務相當沉重。這種情況，到建國初期，仍沒有完全改變。因此，從小讀繁體字出身的毛澤東等政治人物和專家學者如吳玉章等人，基於當年的狀況，都是支持漢字簡化的。1952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編擬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的第一次稿，1955年10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經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後經再次修改，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三天後的《人民日報》，則全文發表了該方案。

    應該說，這一方案，切合了中國當時的國情，受到廣泛的歡迎。著名的語言學家陳章太先生（現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後來說，「漢字繁難，這給勞動大眾確實造成很多負擔，第一字數多，第二筆畫多，特別是書寫學習都困難；他還說，實際上漢字簡化自古以來就有了，「手頭字」實際就是一種簡化字，早在民間使用；「中國的漢字簡化早已有之，從甲骨文，金文一直到隸書、楷書，這裡頭相當一部分是簡化字。」吳玉章先生（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也曾在《人民日報》寫文章，論述漢字簡化的重要性，他說，人民群眾「常常讀錯字，寫錯字，講錯字，常常遇到說出寫不出，寫出讀不出的字」，他呼籲，要「儘可能減少在教學、閱讀、書寫和使用上的困難，就有迫切的需要。漢字的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當年，規範的簡化漢字的推行，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大大激發了人民群眾學習文化知識學習漢字的熱情，周恩來同志1958年在政協會議上作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時說：「方案公布後，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特別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總之，簡化漢字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積極而慎重，曾廣泛聽取意見，又幾經反覆。可以說，該次漢字簡化，適應了當時社會的基本要求。

這段歷史，我是建議潘慶林先生去好好回顧一下的，等弄明白了漢字簡化的源起和當年的歷史背景，或許，他就不會再提出這個提案了。當然，1977年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則似乎有點冒進和倉促，也沒有合適的社會基礎和時代需求，後來被「停止試用」，也是必然的事情。這說明，我們國家對漢字的簡化工作，一直是極為慎重的。像潘先生這樣，盲目地翻來倒去，顯然是不行的。

漢字為什麼要簡化?2008-04-08

漢字簡化並非從新中國開始。 簡體字是漢字演變的邏輯結果。漢字從甲骨文、金文變為篆書，再變為隸書、楷書，其總趨勢就是從繁到簡。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書、行書又是隸書的簡化，而簡體字正是楷書的簡化。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4－6世紀）的碑刻，到隋唐時代簡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被稱為「俗體字」。我們今天使用的許多簡化字，在這時候就已經開始出現，例如「營」、「壽」、「盡」、「敵」、「繼」、「燭」、「壯」、「齊」、「淵」、「婁」、「顧」 、「獻」、「變」、「燈」、「墳」、「驢」，等等。唐代顏元孫著《干祿字書》和王仁〔日句〕著《刊謬補缺切韻》，都收了極多的俗體字。宋代以後，隨著印刷 術的發明，簡體字由碑刻和手寫轉到雕版印刷的書籍上，從而擴大了簡體字的流行範圍，數量大大增多。根據《宋元以來俗字譜》，宋元明清12種民間刻本中所用 的簡體字多達6240個，合為繁體字共1604個，平均每個繁體字有3．9個不同的簡化字，與今天使用的簡體字完全相同的有「實」、「寶」、「聽」、「萬」、「禮」、「舊」、「與」、「庄」、「夢」、「雖」、「醫」、「陽」、「鳳」、「聲」、「義」、「亂」、「台」、「黨」、「歸」、「辦」、「辭」、「斷 」、「羅」、「會」、「憐」、「懷」等等共達330多個。 1909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 1922年，陸費逵又發表論文《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1922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聯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主張把過去只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作為正體字應用於一切正規的書面語。它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現行簡體字的產生依據，影響深遠。 1928年，胡懷琛出版《簡易字說》，收簡體字300多個。 193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劉復、李家瑞合編的《宋元以來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來簡體字的發展情況。 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國語籌備委員會編訂的《國音常用字彙》，收入不少簡體字，並指出：「現在應該把它（簡體字）推行，使書寫處於約易。」 1934年，中國圖書館服務社出版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收簡體字353個。徐則敏在《論語半月刊》發表《550俗字表》。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 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成《簡體字譜》草稿，收簡體字2400多個。同年8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採用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324個，雖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畢竟是歷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個簡體字表。也就是在這一年，上海文化界組織「手頭字推行會」，發起推行「手頭字（即簡體字）」運動。 1936年10月，容庚的《簡體字典》出版，收字達4445，基本上本自草書。同年11月，陳光堯出版《常用簡字表》，收字3150個，約一半本自草書，一半來自俗體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個。 抗日戰爭爆發，簡體字運動才被迫停頓，而主要在共產黨統治區繼續發展。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立即著手繼續推行簡化漢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製《常用簡體字登記表》。 1951年，在上表的基礎上，根據「述而不作」的原則，擬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555個。 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簡體字表》的基礎上，擬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收字798個，簡化偏旁56個，並廢除400個異體字。 1955年2月2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把其中的261個字分3批在全國50多種報刊上試用。同年7月13日，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同年10月，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減少為515個，簡化偏旁減少為54個。 1956年1月28日，《漢字簡化方案》經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31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在全國推行。以後這個方案根據使用情況而略有改變，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簡化字總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754個簡化字；共2238字（因「簽」、「須」兩字重見，實際為2236字），這就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用字標準。 而在其他使用漢字的國家，同樣也在簡化漢字。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簡體字502個，除了67字（稱為「異體簡化字」），均與中國公布的簡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簡體字總表》，收簡體字2248個，包括了中國公布的所有簡化字，以及10個中國尚未簡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頒布《簡體字總表》修訂本，刪除這10個簡化字和異體簡體字，從而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馬來西亞：1972年成立「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委員會」，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毛澤東當年為什麼要把漢字簡體化??出於什麼 2007-06-19 01:07  

漢字簡化並非從新中國開始。

簡體字是漢字演變的邏輯結果。漢字從甲骨文、金文變為篆書，再變為隸書、楷書，其總趨勢就是從繁到簡。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書、行書又是隸書的簡化，而簡體字正是楷書的簡化。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4－6世紀）的碑刻，到隋唐時代簡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被稱為「俗體字」。我們今天使用的許多簡化字，在這時候就已經開始出現，例如「營」、「壽」、「盡」、「敵」、「繼」、「燭」、「壯」、「齊」、「淵」、「婁」、「顧」 、「獻」、「變」、「燈」、「墳」、「驢」，等等。唐代顏元孫著《干祿字書》和王仁〔日句〕著《刊謬補缺切韻》，都收了極多的俗體字。宋代以後，隨著印刷 術的發明，簡體字由碑刻和手寫轉到雕版印刷的書籍上，從而擴大了簡體字的流行範圍，數量大大增多。根據《宋元以來俗字譜》，宋元明清12種民間刻本中所用

的簡體字多達6240個，合為繁體字共1604個，平均每個繁體字有3．9個不同的簡化字，與今天使用的簡體字完全相同的有「實」、「寶」、「聽」、「萬」、「禮」、「舊」、「與」、「庄」、「夢」、「雖」、「醫」、「陽」、「鳳」、「聲」、「義」、「亂」、「台」、「黨」、「歸」、「辦」、「辭」、「斷 」、「羅」、「會」、「憐」、「懷」等等共達330多個。

1909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

1922年，陸費逵又發表論文《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1922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聯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主張把過去只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作為正體字應用於一切正規的書面語。它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現行簡體字的產生依據，影響深遠。

1928年，胡懷琛出版《簡易字說》，收簡體字300多個。

193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劉復、李家瑞合編的《宋元以來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來簡體字的發展情況。

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國語籌備委員會編訂的《國音常用字彙》，收入不少簡體字，並指出：「現在應該把它（簡體字）推行，使書寫處於約易。」

1934年，中國圖書館服務社出版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收簡體字353個。徐則敏在《論語半月刊》發表《550俗字表》。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

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成《簡體字譜》草稿，收簡體字2400多個。同年8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採用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324個，雖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畢竟是歷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個簡體字表。也就是在這一年，上海文化界組織「手頭字推行會」，發起推行「手頭字（即簡體字）」運動。

1936年10月，容庚的《簡體字典》出版，收字達4445，基本上本自草書。同年11月，陳光堯出版《常用簡字表》，收字3150個，約一半本自草書，一半來自俗體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個。

抗日戰爭爆發，簡體字運動才被迫停頓，而主要在共產黨統治區繼續發展。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立即著手繼續推行簡化漢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製《常用簡體字登記表》。

1951年，在上表的基礎上，根據「述而不作」的原則，擬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555個。

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簡體字表》的基礎上，擬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收字798個，簡化偏旁56個，並廢除400個異體字。

1955年2月2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把其中的261個字分3批在全國50多種報刊上試用。同年7月13日，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同年10月，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減少為515個，簡化偏旁減少為54個。

1956年1月28日，《漢字簡化方案》經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31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在全國推行。以後這個方案根據使用情況而略有改變，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簡化字總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754個簡化字；共2238字（因「簽」、「須」兩字重見，實際為2236字），這就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用字標準。

而在其他使用漢字的國家，同樣也在簡化漢字。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簡體字502個，除了67字（稱為「異體簡化字」），均與中國公布的簡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簡體字總表》，收簡體字2248個，包括了中國公布的所有簡化字，以及10個中國尚未簡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頒布《簡體字總表》修訂本，刪除這10個簡化字和異體簡體字，從而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馬來西亞：1972年成立「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委員會」，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關於漢字簡化的資料(2008-04-09 18:12:00)轉載

在兩會期間聽說有人提出了在小學進行繁體字教學的提議，當時只覺是嘩眾取寵。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在下大力量對社會用字進行規範，成效也越來越明顯。可在這個大氣候下，作為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為什麼拋出這樣一個提案？咱是無名小卒，一介草民，到那兒也沒有咱說話的份。於是上網搜集了一大堆有關漢字改革的資料，聯結起來好像也能說明點什麼。

以下是資料彙集。  

漢字簡化是歷史的必然

自殷商甲骨文的產生算起，漢字在其三千多年的歷史上不斷地經歷著變遷，從來沒有停止過。其變化的總規律可以說有兩個方面：(1) 寫法的簡化，甲骨文、金文、篆書的優雅線條只有訓練有素的人才能掌握，隸書相對而言就比較簡單易學，楷書以及行、草的書寫更加簡潔、快速；(2) 文字結構的複雜化，主要是使用偏旁構建複雜的字，這是由於信息量的增加所致，但也有某些不必要的複雜化是後來的一些無聊士大夫們為了「雅化」(正確地說是貴族化) 漢字而作的努力。但是，構建複雜漢字的過程早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使得漢字的學習成本不斷提高，就連士大夫們也無法應付，於是便有了雙音詞和多音詞的出現：「河」變成黃河，「渭」變成渭河，「江」變成長江。這種變化從表面上看是減低了效率，但是卻消除了一河一個新字的必要，解決了字型檔無限增大的噩夢。漢文以字構詞和西方文字以字母構建單詞雖然在文字學的角度來看是兩回事，但在邏輯上卻是一致的：簡化識別符號和限制符號的總量。

儘管有多音詞的出現，漢字構型過於複雜早已成為一個障礙，這就是為什麼在六朝、隋唐就已經有了「簡體字」的出現，這是任何一個臨摹過古碑帖的書法愛好者都不會否認的事實。「無」在六朝就已經存在，「來」是唐朝的標準寫法，「經」的右邊的寫法與簡體字很類似，「卆」甚至比現代漢字更加簡單，即使 「嵗」、「蔵」、「彊」的寫法也不及後來的「歲」、「藏」、「疆」那麼繁複。比所有這些都更早出現的「同音通假」想像其實就是最早的簡體字。蘭亭集序裡面的「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的「由」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王羲之把「猶」改成「由」就是為了簡便。這些例子說明漢字完全有簡化的可能，而且簡化漢字也確實有市場。至於這一類古代「簡體字」的消失與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的衰敗、僵化和與之俱來的文化專制有關，決不是什麼社會進化的結果。

當然，古代漢字的簡化程度遠不及現代的簡體字，但是，這是與古代漢字始終是貴族、士大夫階層壟斷的資源這一事實密不可分的。從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到中國，古代東方文字的複雜與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屬於並行不悖的歷史遺存，這一點是國際上的有關專家的共識。到了現代，基於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之上的民主與人權 (包括受教育權) 作為普世價值的傳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對於國民素質的要求決定了普及教育的絕對必要性。在這種背景下，漢字不必要的複雜性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的包袱，而漢字簡化的出現也是必不可免的了。

漢字簡化的努力始於民國時代，而到了五十年代才得以推行，其原因跟土地改革在辛亥革命時就已經提出而要等到五十年代才得以施行是一樣的道理。歷史上的改革無一例外地要觸動某些集團的利益，總是會遇到阻力，而毛時代的威權主義無疑是克服這種阻力的有利條件。從現代民主的角度來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簡化計劃並打壓反對派固然不可取，但是這決不應該影響到我們對於漢字簡化本身的必要性的判斷。某些反對簡體字的人不遺餘力地把漢字簡化跟毛時代和政治運動聯繫起來加以醜化，作為恢復繁體字的理由，是典型的宣傳家的煽情伎倆。矯枉不必過正，糾正過去的錯誤決不意味著應該把當年的所有政策都倒轉過來，否則就會鑄成更大的錯誤，讓十三億人為此付出無謂的代價。比如說，教改、房改、醫改就是沿著與毛時代的政策對著乾的邏輯上馬的，其結果變成了專門為權貴服務而為千夫所指的「新三座大山」。難道還要在文字改革上再來一次對著乾的社會實驗嗎？說到底，那種「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邏輯本身就是威權和鬥爭時代的思維方式，鼓吹以此為依據制訂今天的政策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那些反對簡體字不遺餘力的孔乙己們除了把簡體字跟威權主義聯繫在一起之外，當然還要搬出種種其它理由。

首先，他們把繁體字與民族文化聯繫起來，作為孔乙己們煽情的又一個手段，把漢字簡化說成是民族文化的「劫難」，聲稱學習簡體字減低了接受傳統文化的能力。文字作為文化的載體固然不可或缺，漢字簡化並沒有把文字作任何根本的改變；簡體字與繁體字之間的差別比起楷書與隸書、隸書與小篆、小篆與金文之間的差別要小不知多少倍。如果漢字一經簡化就可以導致民族文化的毀滅，那麼中國的民族文化早已經毀滅了不知多少次了，而這些孔乙己們所要捍衛的「民族文化」只不過是沒落的中華帝國的後期文化而已。真正有生命力的中華文化是漢唐甚至更早的中國文化，而那些時代的早期漢字，今天的孔乙己們未必能夠看得懂幾個。讓我們來看看按照那些孔乙己們的邏輯能夠推出什麼樣的荒謬絕倫的結論吧！一方面，就連王羲之也變成了一個毀滅民族文化的罪人；另一方面，恢復清朝的繁體字是遠遠不足以用來學習所謂「民族文化」的：要學習李杜必須先學習唐朝的楷書寫法，學習漢賦則須用隸書，學習詩經、楚辭、諸子百家則非要懂得春秋戰國的諸多文字 (遠不止一種) 不可，學習尚書則非金文莫屬。這麼一來，請問究竟哪一個朝代的文字才是正統？所謂「正體字」從來就不存在。顯然，孔乙己們在這裡玩弄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偷換概念的把戲，把他們自己擅長的清末民初的漢字說成正統的漢字。有趣的是，這種把自己的陳年舊貨強加於十三億人的意願恰恰違反了他們口口聲聲尊崇為「至聖先師」的孔子的遺訓；「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從現代價值觀來看，這種唯我獨尊的思維無疑反映了一種文化專制主義的現代變種，而他們鼓吹的以行政命令「廢止」（即禁止）廣泛通行並為人們接受多年的簡體字更是專制中的專制，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現代版。至於學習簡體字減低了接受傳統文化的能力的說法更是毫無根據的臆想。今天，中國古典的研究，無論是歷史、史前史，還是古典文學、哲學，主要是在使用簡體字的大陸進行，而不是在使用繁體字的港台進行，也不曾看到港台地區出現幾個新一代的國學大師。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科學上的證據可以證明繁體字是學習和研究傳統文化的前提。

為了證明簡體字沒有任何優越性，他們還借用了某些「認讀與漢字筆畫數量無關」之類的半生不熟的結論，並聲稱「簡化字並不能縮短青少年識字、認知的年限 (小學六年)」。認讀速度與筆畫數量之間的關係不會是很簡單的，要看實驗的設計是否能夠反映文字實際使用情況，這將會是一個長期的研究課題，不可能以個別的研究結果而定論。這裡，更加重要的一點是認讀僅僅是文字使用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其全部。避開書寫這個關鍵而談認讀是沒有意義的。請問哪個文明的歷史上實行過讀、寫分離？不學寫，焉能讀？既然要學寫，筆劃繁複如何不增加學習成本？至於小學學制是一個社會決策問題，取決於眾多因素，學習知識僅僅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語文教學又是這一部分中的一個部分，而漢字教學又是語文教學中的一個部分。以小學學製作為漢字教學的必要時間的替代品既反映了繁體字鼓吹者對於教育學的無知，也是他們又一次玩弄概念偷換的明證。現代教育的課程正隨著知識的累積而增加，漢字教學所節省的時間可以用於其它課程的學習，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

繁體字鼓吹者們提出的下一個理由是研究歷史不能不懂得繁體字。這倒是確有其事。但根據從小學習簡體字的人們的經驗，要看懂繁體字並不難，根本沒有必要專門花費大量時間去重新學習漢字。再者，繁體字決不等於古體，而研究文史哲的學者所需要的是古文字的知識，即使從小學習繁體字的人也不見得能夠看懂幾個古文字。難道十三億人都要變成王國維那樣的古文字專家才能保存民族文化不成？在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偷換概念的例子。歸根到底，以少數文史學科的研究為理由為復活繁體字辯護無異於削足適履。

　　繁體字鼓吹者們提出的最後一個理由是電腦使得繁體字不繁了，反正不必寫。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否從來沒有用過電腦。事實上，電腦屏幕是繁體字的死敵。用繁體字寫的文章如果使用五號或者更小的字體顯示，立刻就變成漆黑一團。在使用同號字體的前提下，繁體字的識別無疑會增加眼睛的疲勞，對於現代教育 (特別是科技教育) 所需要的大量閱讀不利，也不會增加任何美學價值。這個問題在科學文獻中大量使用圖表的情況下尤其嚴重，因為圖表一旦做成圖像文檔就不是可以隨意放大的了。至於簡體字浪費電腦資源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與硬碟技術的飛速發展相比，簡體字佔用的空間簡直就是九牛一毛。如果一定要說中文字型檔龐大，其根本原因是由於太多的死字、冷僻字被收入其中的緣故；但即使這樣，也遠遠無法滿足文史研究的需要。光是大盂鼎一個銅器的銘文就可以讓現今所有的商用字型檔束手無策。那種把簡體字去除就可以海晏河清，萬事大吉的說法無異於自欺欺人。

　　從技術的觀點來看，即使大陸推行的簡體字中的某些漢字仍然需要進一步簡化的必要，雖然在推行上應該慎重從事。在一般民眾中廣泛流傳的「異體字」實際上就是非官方的簡體字，它們的存在反映了一種需求，而在一個市場化的契約社會裡，沒有什麼理由不可以滿足這種正當的理由。不同變體的文字的使用，就如同不同商品的自由競爭一樣，其結果是擇優汰劣。為什麼海峽那邊的孔乙己們那麼害怕競爭，而要求以政令來禁止簡體字呢？這種禁止比起多年以政令推行又高明多少呢？簡體字隨著電腦軟體進入世界的各個角落，使得孔乙己們惶惶不可終日。這無非證明了簡體字的活力，所以他們才不得不在這個全球化時代訴諸於「貿易保護主義」了。更有甚者，他們甚至要簡體字為台獨負責，純粹是以政治綁架學術，為真正的學者所不恥。這種嫻熟的政治手腕除了證明他們自己屬於台獨派的御用文人之外，還能證明些什麼呢？

　　文字作為語言的一部分，本來就是約定俗成的，必將隨著舊文字的死亡和新文字的誕生而不斷地加以調整。如果把某個時代的文字發展水平奉為聖經，把當時所有沒有的字作為異端邪說加以排斥，讓文字重新變成士大夫們壟斷的資源和聊裝風雅的工具，其結果只能是民族文化的僵化和死亡。在漢字簡化問題上抱殘守缺，最終只能減弱漢字的生命力，使得西方強勢語言乘虛而入，並最終取代漢字。漢字簡化是歷史發展的要求，開倒車是沒有出路的。過去，台灣的文人們言必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幾何時便演化成了「去中國化」，恰好驗證了「物極必反」這句話，大陸決不要重蹈其覆轍。

漢字簡化的原則和方法

漢字簡化的原則是：「述而不作」、「約定俗成，穩步前進」，也就是說盡量採用已經在民間長期流行的簡體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那種「簡體字是共產黨發明的」、「簡體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來的」的笑談，不過是國民黨的宣傳。

漢字簡化的方法是以錢玄同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為基礎的，共有七種：

１．採用比畫簡單的古字。如「從」、「眾」、「禮」、「無」、「塵」、「雲」等等，這些字都見於《說文解字》，比繁體字更符合「六書」，有的繁體字反而是寫錯了的（參見方舟子《字源和漢字簡化》一文）。

２．草書楷化。如「專」、「東」、「湯」、「樂」、「當」、「買」、「農」、「孫 」、「為」等。

３．用簡單的符號代替複雜的偏旁。如「雞」、「觀」、「戲」、「鄧」、「難」、「 歡」、「區」、「歲」、「羅」、「劉」、「齊」等。

４．僅保留原字的有特徵的部份。如「聲」、「習」、「縣」、「醫」、「務」、「廣 」、「條」、「鑿」等。

５．原來的形聲字改換簡單的聲旁。如「遼」、「遷」、「郵」、「階」、「運」、「遠」、「擾」、「猶」、「驚」、「護」等。

６．保留原字輪廓。比如「龜」、「慮」、「愛」等。

７．在不引起混淆的情況下，同音字合併為簡單的那個字。比如「里程」的「里」和「 裡面」的「里」合併，「面孔」的「面」和「麵條」的「面」合併，「皇后」的「後」和「以後」的「後」合併，「憂鬱」的「郁」和「鬱鬱蔥蔥」的「郁」合併。這些合併在現代文中不會引起詞義的混亂，簡化字的使用者從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從未用過簡化字的人在那裡想當然地杞人憂天。

有幾個常用字特別值得一提：「龜」字，繁體近二十筆，簡直是一筆一畫在畫一隻龜，難寫（我至今不知其正確筆順、筆畫），難記（經常閱讀繁體字書籍的尚且我認得寫不得，何況小學生），簡化後保留其輪廓，僅剩七筆。「憂鬱」的「郁」，繁體多達二十九筆！寫法極其複雜，也很難記（據說有一次漢學會議上有人靠寫出這個字贏得一片掌聲），簡化後以「蔥鬱」的「郁」代替，僅八筆。「吁」繁體字多達三十一筆，也極難記住寫法，簡化後改為「口」形「於」聲的形聲字，好記得很，且不過六筆。「釁」的繁體字二十六筆，寫法也相當古怪，明白了其字源也未必能記得其寫法，簡化後僅十一筆。這些都是人人必須記得的常用字，想當初學繁體字的小學生光記這幾個字就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而用簡體字的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它們記住，難怪有人對簡體字大為不滿。繁體字動則十幾、二十幾筆，而簡體字平均七、八筆 ，不僅書寫快速，對於計算機用字也極其方便。要把一大堆二十幾筆的字一個個都塞進十六針的字型而又不相混淆恐怕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現在大家使用的免費字體，簡體是漂亮的宋體，而繁體卻什麼體也不是，就象小孩描出來的。

漢字簡化的反思和新思路

我們對漢字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簡化。1956年的簡化，成績不小、問題不少，1978年的簡化，徹底失敗，被迫廢止。漢字是否還必須繼續簡化，人們一直都在思索。因此，有必要對漢字簡化進行反思，對漢字簡化提出新的思路。

《漢字簡化總表》的簡化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種：

一、簡化原字就是把繁體字的筆畫簡化，形成簡化字。或部分保留：業（業）飛（飛） 條（條） ;或局部簡化：擁（擁）態（態）報（報）;或整字改換：書（書）農（農） 聽（聽）

二、簡化偏旁《漢字簡化總表》之中，簡化偏旁共14個：語（語）湯（湯） 堅（堅） 鑒（鋻） 銀（銀） 擇（擇） 巒(巒) 飲(飲) 紅(紅) 瑩 (瑩) 職（職） 學（學） 徑 (徑) 禍 (禍)；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133個。

三、廢除今字，保留古字 「古字」產生在前，「今字」產生在後。「古字」包含的意義很多，而「今字」一般只表示「古字」多項意義中的一種。「今字」常常是以「古字」為聲符，再加形符而產生。如：雲（雲）甲骨文本象雲彩之形。後來被假借表示「說」義（如：人云亦云），於是以「雲」為聲符，再加形符「雨」，成為「雲」，表示雲彩之義。《漢字簡化總表》簡化了「雲」字，保留了「雲」字。

誇（誇）本義為奢侈。後來被引申表示「誇大、誇耀」義（如：誇多鬥靡），於是以「誇」為聲符，再加形符「言」，成為「誇」，表示誇大、誇耀之義。《漢字簡化總表》簡化了「誇」字，保留了「誇」字。

在漢字中，甚至有由一個古字而產生幾個今字的現象。例如：蒙（古字）、蒙（今字）、蒙（今字）、蒙本是一種野草的名稱，後來又產生了「包、裹、遮蓋」的意思。「蒙」字因此又引申為睜眼瞎子的意思，於是以「蒙」為聲符，再加形符「目」，成為「曚」，表示盲人之義。「蒙」字還引申出細雨迷濛的意思，於是以「蒙」為聲符，再加形符「水」，成為「濛」，表示細雨迷濛之義。《漢字簡化總表》簡化了蒙（今字）、蒙（今字），只保留了蒙（古字）。

四、合併同音字只要音同（甚至不同），不論意義，強行合併。（有人稱此為「同音代替」，不確）這種簡化，是把幾個字合併，由一個字形表達這幾個字的所有意義。合併同音字的簡化方式有兩種：

1．選擇筆畫最少的字作為簡化字，其它幾個字則被作為繁體字而淘汰。因此，這個簡化字不僅具有它的原有意義，而且還兼有其它幾個被淘汰的繁體字的全部意義。如：

干乾 乾乾，本義是盾牌；乾，本義是沒有水分或水分很少；干，本義是柘樹，常用義是樹榦。《漢字簡化總表》將「干」、「乾」、」干」三字合併，簡化了「乾」、「干」，只保留了「干」。「干」兼有「干」、「乾」、「干」三字的全部詞義。

台台 台 台台，本義是星名；台，本義是高而上平的建築，可觀望四方；台，本義是樹木名稱。近代俗稱「桌子」為「台」；台，本義是颶風。《漢字簡化總表》將「台」、「台」、」台」「台」四字合併，簡化了「台」、」台」、「台」，只保留了「台」。「台」兼有「台」「台」、「台」、「台」四字的全部詞義。

2．另造一新字，其它的幾個字則被作為繁體字而淘汰。這個新字具有被淘汰的幾個繁體字的全部意義。歷歷歷歷，本義是經過、越過；歷，本義是曆法，推算歲時節候的方法。《漢字簡化總表》將「歷」、「歷」、兩字合併，簡化了「歷」、」歷」，另造了一個新字「歷」（保留「廠」，以「力」為形符）。「歷」兼有「歷」、」歷」兩字的全部詞義。發發發發，本義是把箭射出去。發，本義是頭髮。《漢字簡化總表》將「發」、「發」兩字合併，簡化了「發」、「發」，另用了一個新字「發」（是「發」字的草書寫法）。「發」兼有「發」、「發」兩字的全部詞義。

由於「簡化原字」和「簡化偏旁」，產生的繁簡字是「一對一」的關係；由於「廢除今字，保留古字」和「合併同音字」，產生的繁簡字是「一對多」的關係。據統計，原有的繁體字平均每字16畫，經過簡化之後，平均每字降到10.3畫，減少了35％的筆畫。在7000個常用字中，有簡化字2235個。簡化字約佔現代漢語用字的三分之一。《漢字簡化總表》大規模地簡化漢字，強制推行，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涉及地域之廣、人員之多，推行時間之長、影響之遠，在人類歷史上大概也是之最。《漢字簡化總表》的積極作用在於大大地簡化了筆畫，減少了用字，便於識字，提高了書寫速度。實施簡化，有利於解放之初大規模的「掃盲」運動、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實踐證明，「簡化偏旁」和「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 是切實可行的、最有效的簡化方式。既簡少了筆畫，又沒有造成詞義的變化。既達到了簡化的目的，又沒有妨礙社會的運用。但是，《漢字簡化總表》的缺陷也是客觀存在，必須重新審視和反思。當時漢字簡化的決策者盲目樂觀地認為，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就要走「拼音化的道路」，「簡化字」只是過渡階段的「臨時工具」，所以，缺乏承前啟後的周密的思考。當時還存在一種過激的思潮：繁雜的漢字是阻礙社會前進的桎梏；僅僅把漢字當作大陸的、當代的交際工具，關閉國門、自力更生。「簡化」成為一場波瀾壯闊的類似於「打倒孔家店」的大運動。還有一點，當時提出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是因為漢字印刷不如拉丁文字來得簡便。但是，隨著電腦信息處理的發展，漢字的輸入速度已經超過其他拼音文字。「文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穩定，它不僅是當代人的交際工具，也是當代人和歷史、未來對話的工具。正是由於穩定，我們才能讀懂古人在數千年前遺留下來的文字。

簡化字有什麼優劣？

一、什麼是簡化字和繁體字

簡化字和和繁體字相對而言的，是互相對待的一組概念，沒有一方，就沒有另一方，沒有繁體字，就沒有簡化字，沒有簡化字，也無所謂繁體字了。簡化字是指原來結構複雜，筆畫多，後來人們在運用中，人們對它進行了改造、簡化，由此而產生的筆畫筆畫、結構簡單的漢字，就是簡化繁體字，取代繁體字的筆畫結構簡單的漢字。繁體字就是筆畫結構複雜，被簡化字取代，現在在一般場合已經不使用的那些漢字。例如「據、懼、婁、郁、龜、灶、滅」是簡化字，而與這些字相應的「據、懼、樓、鬱、龜、竈、滅」是繁體字，這些繁體字今天在我們日常文字工作中已經被簡化字取代，不再使用，是現代漢字規範化的對象。

注意簡化字不一定就是結構簡單的漢字，有些漢字，從產生之初至今就是那樣簡單，沒有相應的繁體字，它們不能稱之為簡化字，例如「人、一、二、十、上、下、旦、手、寸、工、戈」等。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也不一定就是繁體字，繁體字的內涵不是指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而是特指為簡化字取代了的，已經停止使用的那些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例如「鷦、鷯、躥、爨、饢、鏊、疆、鼙、鬻、冀」等漢字結構都十分複雜，但不能稱之為繁體字。所以不能簡單地把簡化字理解為筆畫結構簡單的漢字，也不能簡單地把繁體字理解為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

二、漢字為什麼要簡化？

古代的漢字屬於表意性文字，字形結構的標音表義傾向，使得漢字的筆畫、結構日益複雜起來，或者是因為一個字從單義變成了多義，因此，出於字形上分化區別意義的需要，往往也在原有的漢字上增添成分。例如「雲」，本來就是表示雲彩的象形字，後來表示說話的「雲」（如人云亦云）也用這個字表示，為了區別字義，於是人們在原字基礎上增加偏旁「雨」，構成形聲字「雲」表示雲彩意義，原字「雲」表示說話的意義，如「古人云」。又如「益」，本字就是表示水在器皿上，表示溢出，會意字，後來表示又產生了更加這樣的意義，例如「精益求精、老當益壯」，所以本義就另外創造一個「溢」來表示，這樣漢字的結構就複雜起來了。有些字結構上疊床架屋，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繁難。

俗話說物極必反，漢字結構繁化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其不便使用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來了，於是人們又在使用過程中開始簡寫漢字，省改筆畫，形成了一大批的簡化字。實際上，漢字簡化是伴隨著漢字發展始終的，從複雜到簡單，這也是世界文字發展的共同規律。從金文到大篆，從大篆到小篆，從小篆到隸書，再從隸書到草書、楷書，漢字每一階段的發展變化，都伴隨著筆畫結構的簡化。我們今天使用的簡化字，大部分已經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例如「雲、采、電、面、眾、」等都有數千年的歷史，即使像《說文解字》這樣規範小篆的字書，對於一些俗體字，即民間流行的簡化字，也照樣收錄，比如「禮」字，公元1956年經國務院公布才取得正體地位，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但實際上在東漢的《說文解字》中就已經收錄了，它在非正體的位置上可以說苦苦掙扎了差不多兩千年，終於迎來了最後勝利！今天出土的許多文物，如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敦煌變文集等都有許多簡化字，至於宋元以來，各種寫本中的簡化字更是滿目皆是，雖然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不能登入大雅之堂，但在民間卻非常盛行，與官方文書形成鮮明對照。

所以漢字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直是兩種勢力在相互鬥爭的：從便於區別字義看，漢字需要繁華，結構複雜些，筆畫多些，這樣多一些區別特徵；從有利用人們日常學習使用看，漢字需要簡化，筆畫結構簡單一些為好。在這兩種勢力的鬥爭中，簡化取得了最後勝利，因為人們創造漢字是為了使用，當然必須順應民心，適當簡化，於是漢字在發展過程中就產生了簡化字，簡化，是文字發展的必然，簡化字，是漢字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今天不簡，明天一定要簡，這只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我們今天簡化漢字，不過是順應漢字歷史發展的要求，把民間流行的簡體字搜集起來加以整理而已，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方便人們大眾使用漢字。當然，文字是具有社會性的，因此我們使用漢字，必須注意規範，個人不能隨意簡化，而要由政府主管部門統一管理。

三、簡化字有什麼優劣？

簡化字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第一，減少了漢字的筆畫數目，原來的繁體字平均筆畫是16畫，簡化後平均筆畫是10.3畫；第二，提高了閱讀的清晰度；第三，減少了通用漢字的字數；第四，簡化後產生了一些新形聲字表音比繁體字準確；第五，有些簡化字便於分解和稱說。但也要注意到，簡化字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第一，有些字改變了原來的偏旁系統，使得繁簡對照關係變得複雜；第二，增加了一些形近字；第三，同音代替減少了字數，但有時造成表意模糊；第四，一些簡化字削弱了音符的表音功能；第五，有些簡化字的形體不便於分解和稱說。而且簡化後，在一定場合又需要使用繁體字，漢字總量有增無減，這樣無形中增加了學習漢字的負擔。

同時，漢字的簡化也要有度，不能說越簡越好，否則區別特徵減少，混同的可能性就增大了，這樣的結果同樣是不便於運用。例如簡化字「幾」和「兒」，筆形近似，手寫體很容易混同，而原來的繁體字就沒有這個問題，試比較：「幾－兒」、「幾－兒」，很顯然前一組混同的可能性要大於後一組。又如「千－干－於」、「己－已－巳」、「土－士」，這幾組漢字雖然不是簡化字，但它們之間的差別足以說明，筆畫過於簡單，區別特徵少，字形近似，是特別容易混淆地，給使用造成混亂。所以簡化漢字要視具體的漢字的具體情況而定，不能簡單地說一個字應該簡化到多少畫以下就好，否則就不好。

我們教材《現代漢字學》123頁就介紹了一種主張，即把所有複雜的漢字都簡化到十畫以下甚至五畫以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非常良好的願望，但良好的願望就一定會產生良好的結局嗎？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不過，也有人認為漢字應該簡化到十畫以下，理由不外乎這樣一些：第一，字體結構的簡化是漢字發展的方向，是漢字幾千年發展的主流；第二，簡化字筆畫少，結構簡單，同時還提高了閱讀的清晰度，優勢明顯；第三，現代漢字還有很多字結構複雜，筆畫多，應該簡化到10畫以下，便於運用。但是這樣的負面影響也是明顯的，所以也有反對的意見：第一，現代漢字經過第一次簡化後，結構相對已經比較簡單，具有相當的清晰度和區別性，不必簡化到十畫以下；第二，文字簡化要循序漸進，保持穩定性，如果不停地簡化，反而不利於應用；第三，把漢字都簡化到十畫以下，勢必降低漢字字形的區別，使形近字增多，難以辨認，容易造成使用上的混亂，因此漢字不宜簡化到10畫以下。無論是支持也好，反對也好，其實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雖然看起來是矛盾的，但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至於漢字時不是要簡化到生畫以下，哪些字需要簡化到十畫以下，既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也不能是幾個文字學家關起門來研究一下就可以，這還要看漢字自身發展的情況而定，只能順應潮流，因勢利導，相機行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字畢竟也是現代信息社會須臾也離不開的工具。

四、繁體字可以使用嗎？怎樣使用？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繁體字已經為簡化字所取代，屬於不規範的漢字（注意不是錯別字），因此一般人在一般場合不能隨意使用。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當前的一種不良傾向，就是走向簡化字的反面，死抱著繁體字不放，不分場合地大肆大量使用繁體字，尤其是現在一些電視劇字幕、商品包裝說明等，使用繁體字成風，這是違反我國現行語文政策的，是違反我國公布的語言文字法的，按照有關法規，繁體字只在一些比較特殊的場合使用，一般日常使用簡化字，繁體字則屬於不規範的漢字，當然不能隨意亂用。

1992年12月16日，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先進集體、先進個人工作表彰會開幕式上，當時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柳斌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關於語言文字工作的三點意見：「一、繼續貫徹國家現行的語言文字工作方針政策，漢字簡化的方向不能改變。各種印刷品、宣傳品尤應堅持使用簡化字。二、海峽兩岸的漢字，當前可各自維持現狀，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將來去討論。三、書法是一種藝術創作，寫繁體字，還是寫簡化字，應尊重作者的風格和習慣，可以悉聽尊便」。

簡化字今天已經是取代繁體字成為正體，屬於規範漢字之列，而繁體字則是屬於不規範的漢字。我們今天日常使用漢字，字形和筆順要以《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公布的7千個漢字為依據，而繁體字是不在這7千個漢字之列的。所以一般情況下使用繁體字是於法無據的。只有一些特殊場合，可以使用繁體字，例如古代漢語、古典文學、歷史、考古學、古文獻學等課程相關的書籍，書法美術作品，已經註冊的商標，老字號，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中的涉及漢字的道具，對台港澳的宣傳等等。

關於簡化字和繁體字，還要注意二者不是完全一一對應的，有些簡化字合併了別的繁體字的意義，代表了幾個字，這個時候，如果需要使用繁體字，就要注意不要簡單對應，而要查閱字典辭書，不要弄錯，鬧出笑話來。例如「面」用於表示面頰、面容、方面這樣的意義，「麵」用於表示麵條、麵粉這樣的意思。漢字簡化後，「麵」廢除了，其意義合併到面字中去了，當需要使用繁體字時，在「面頰、面容、面談、面對面」這樣的詞語中要使用「面」，在「吃面、麵食、麵粉」這樣的詞語中要使用「麵」。可是有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繁體字簡化字簡單對換就完了，所以就利用現在電腦的自動轉換功能把簡化字轉換成繁體字，結果鬧出不少笑話。例如一盤我國古典音樂的CD唱片，將古曲「十面埋伏」寫成「十麵埋伏」，按字面意義解釋開來就成了十碗麵條的埋伏，令人啼笑皆非。類似這樣的錯誤，在商品包裝和影視劇字幕上，可以說比比皆是，例如將「皇后」錯為「皇後」，「出發」錯為「出髮」，「頭髮」錯為「頭發」等等，本想顯示水平，結果弄巧成拙，露了大怯。我們學習簡化字和繁體字，一定要注意不犯這樣的錯誤。

五、簡化字在國際上有什麼影響？

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作為記錄漢語的現代漢字，其變化自然會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簡化字在國際上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

簡化字的公布首先得到了海外華人社會的響應。

新加坡1969年公布了502個簡化字，絕大部分與我國的簡化字相同，不同的只有67個；1974年新加坡教育部又公布了《簡體字總表》，收簡化字2248個，其中有10個是我國沒有簡化的，其餘的與我國1964年出版的《簡化字總表》相同；1976年，新加坡教育部對《簡體字總表》進行修訂，刪除了我國尚未簡化的10個漢字和67個異體簡化字從而與我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相同。

馬來西亞漢字簡化工作稍晚於新加坡，於1972年成立了「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委員會」，研究擬訂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使用的簡化漢字，1981年2月出版了《簡化漢字總表》，收簡化字2238個，與我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上述兩個國家，改革簡化漢字雖然走了一段路，但最後實際上是採納了我國的簡化字。

泰國最初一律不準兼教華文的學校用中國的簡化字教學，後來聯合國接受了我國的簡化字，國際上也都承認，於是泰國政府取消原來的限制，允許部分兼教華文的學校教學使用，1983年12月又宣布所有的華文學校都可以教學。

我國台灣省、香港和澳門特區，由於歷史的原因沒有推行簡化字，但是我們相信，隨著兩岸四地經濟文化的越來越頻繁的交流，隨著交往的加深，漢字早晚會統一起來的，書同文的美好願望一定會實現。兩千年前，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的漢字整理工作，大力推行小篆，徹底改變了戰國時代「文字異形、言語異聲」的混亂局面，一個落後的封閉的封建社會都能做到的事，而在現代信息發達的社會就更能做到了，也更應該做到。面對今天我國幾地漢字異形的狀況，許多有識之士都發出呼籲，熱盼統一漢字，以促進交流，促進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

六、現代漢字還可以繼續簡化嗎？

關於漢字要不要進一步簡化的問題，很多老師和學生都比較感興趣，這從我們網上討論的情況就可以看出這一點。而實際上對於簡化字與繁體字也有種種不同的觀點，我們主張大家結合個人實際來進行研究，深入認識，重在弄清楚這方方面面的觀點有沒有道理，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對於漢字是否需要進一步簡化這個問題，其實是有爭論的，主張簡化漢字的就認為簡化是漢字發展的總趨勢，現代漢字也不會例外，而且現代漢字結構複雜，筆畫多，難記難寫，有必要簡化，比如像「爨、罐、齉、齏、冀」等漢字，筆畫多，結構還比較怪異，難以掌握，而簡化字結構簡單，有利於學習掌握，所以漢字有必要進一步簡化。

反對漢字進一步簡化的觀點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們認為，為便於運用，文字應當保持相對穩定性，不斷簡化破壞了文字的穩定，不利於應用，比如現在剛推出的字典辭書就得重新編寫，電腦的字符集也需要重新編碼，這些工作量都是相當大的；而且簡化漢字，使漢字失去了字理，不便於學習，也容易割斷漢字的歷史傳承，不利於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比如繁體字「雲」，上面是「雨」，表示意義，下面的「雲」表示讀音，兩個字元具有理據性，教學十分方便，掌握也不難，而簡化字雖然簡單，但不象形的象形字就失去了字理，變得不可理喻了；何況，經過上個世紀50年代的簡化，漢字結構已經比較簡單了，如果繼續簡化，原來的繁體字沒有廢除，在一定場合下還要繼續使用，漢字總量有增無減，反而增加了學習負擔。

過去有人主張漢字改革、簡化，是因為漢字不便於輸入機器，而現在漢字輸入機器問題解決了，而且輸入速度不亞於拼音文字了，因此他們認為漢字就沒有必要改革了。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其實不然，漢字輸入機器的問題是解決了，可是漢字輸入人腦這一關鍵問題還是沒有很好解決，識字寫字至今依然佔據著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很多時間，影響了其它語文知識的學習。很顯然，漢字輸入人腦應該是要放在第一位來加以考慮的。

我們認為，漢字簡化最符合漢字的實際，而拼音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為漢語方言眾多，分歧很大，在普通話遠遠沒有普及的情況下，失去了漢字就失去了溝通方言的有效工具，我們說，漢語方言之所以沒有分裂為不同的語言，雖然我國政治上高度統一起了決定作用，但漢字的溝通與限制分化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而且拼音文字恐怕很難解決漢語同音詞眾多的問題，尤其是漢語語素單音成義的特色是拼音文字無法適應的。在簡化的同時，可以對一些部件進一步整理，盡量減少哪些沒有構字能力的部件，合併一些易於混淆的部件，例如「腦」和「瑙」，右邊偏旁可以統一，「堯」的上面偏旁可以統一為「戈」，「步」的下面可以統一為「少」，這些無傷大局的整理，可以極大地方便漢字的學習與使用，減少錯誤。因此，漢字的簡化與部件的整理，既便於學習使用，又不破壞漢字的本質特點，不影響漢字與漢語的相互適應的關係，漢字照樣可以發揮其溝通方言的作用和分化同音字的作用。

當然，漢字要不要簡化，怎樣簡化，不是個人說了算的，必須在政府有關部門統一組織下進行，在沒有新的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應自覺維護漢字的規範與統一，讓漢字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簡化字與「六書」

六書是東漢著名文字學家許慎（約58—約147）在《說文解字》中總結的造字規律，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象形」是用線條描畫出事物形狀的造字法。象形字在《說文解字》所收9353字中，僅佔4％。有些象形字筆畫繁多，簡化後，筆畫大大減少，但又保留了原字的輪廓，仍有象形字的意味。如我們已舉過的「龜」、「傘」等字，就是例子。

「指事」是用抽象符號構成字形的造字法，用得更少。在《說文解字》中，指事字只佔1.1％。指事法有一定的「模糊性」，可以說是介於象形和會意之間的一種方法，因而簡化漢字時，未採用此法。

簡化漢字用得最多的是「會意」和「形聲」兩法。屬於這兩種方法的字，在《說文解字》中分別佔12.4％和90％，可見這兩法的能產性很強。「會意」是用兩個或幾個物體的圖形組合起來，拼合出字義。這種方法可以把一些無法直接描畫的事、動作、狀態表示出來。比如，「塵」簡化為「塵」，由「小」和「土」組成，與「塵」的意思相合；「從」既取了繁體字「從」的一部分，又有「二人相從」的意思，使人很容易會意；「眾」也是如此，「三人為眾」嘛。

形聲法是用字的一部分表示大致的字義（叫「形旁」），另一部分表示字的大致讀音（叫「聲旁」）。這種方法用起來非常方便，歷來用得很多。如現代科學中許多名詞都是用形聲法造字的，例如：化學中的「氫」、「氧」、「鉀」、「鈉」、「硅」等。用形聲法造出來的簡化字，也是很多的。這主要是簡化原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保留其形聲結構。下面舉幾個例子：

簡化形旁的：級、記、銅、騎、館

簡化聲旁的：湯、張、凍、簡、楓

有一部分字，聲旁和形旁都簡化了，如：經、諷、賤等。只要掌握了簡化偏旁和可作偏旁的簡化字，認讀這些字也並不難。

還有的簡化字是按照形聲法的道理，用一個筆畫簡單、更符合現代漢語讀音的聲旁代替原字中複雜的聲旁造出來的，如：遷、礎、擔、膚、構、懼等。

至於「轉注」和「假借」兩法，一般不認為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對於「轉注」，歷來眾說紛紜，姑且略而不論，而「假借」卻用於漢字的簡化。所謂「假借」，就是用一個同音字代替另一個字。就簡化漢字來說，當然是用筆畫少的代替筆畫多的了，比如：卜（蔔）、丑（醜）、范（範）等就屬此類。

總之，漢字簡化充分利用了傳統造字法，保留了漢字的基本形態和性質，這就是簡化字能夠為群眾所接受，並能迅速推廣的原因。

現代畫家、散文家、音樂教育家豐子愷在寫於1935年的散文《我與手頭字》中說：「我的姓有十八筆（引者按：『豐』姓簡化前做『豐』），而且寫法很不容易。假如手頭字早提倡了廿幾年，使我的姓名『豐仁』一共只消八筆，同學們當何等的羨慕我，而我自己又何等的快活！」一個文藝大師對自己的姓氏尚且嫌其如此煩瑣，一般人對筆畫多的字持什麼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