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詩與其詩學
胡適（1891—1962），原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06年在上海就讀於中國公學。1910年留學美國，先後在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修習農學、哲學、文學，深受其師杜威的實用主義影響。1917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參與《新青年》編輯工作。1926年遊歷歐、美，在各國講學。1928年任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1931年回北京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抗戰期間擔任駐美國大使。1949年到美國，次年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館長。1958年回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著述豐富，有《中國哲學史》（上卷）、《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文存》（1—4集）、《戴東原的哲學》、《國語文學史》、《白話文學史》（上卷）、《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等。其詩作在生前除《嘗試集》外，未曾結集印行，學者胡明於各種文獻中搜集胡適舊體詩詞與白話詩，得320首，後又補編24首，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胡適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同時又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的開風氣人物，其活動與政治每每密不可分，生前毀譽參半，身後其思想學術仍有廣泛長久的影響。有關胡適的研究，各類論著雖已沉沉夥頤，但許多問題尚未蓋棺論定。在詩歌創作方面，學界評論得最多的是《嘗試集》中的白話詩，而對胡適的舊體詩詞，則研究者寥寥。筆者根據課題需要，專論胡適舊體詩，並涉及其詩學觀念，以觀得失。
胡適的舊體詩詞集中寫作於1907年至1916年的十年間，據胡明編《胡適詩存》統計，共130首。1917年至1958年間除句式參差、無明顯律法可言的白話詩外，所作舊體包括基本合乎傳統格律的白話詞和打油詩亦有130餘首，另有白話譯詩之前的文言譯詩9篇，採用舊體詩的形式。由此看來，嚴格稱得上白話新詩的只有50篇左右，在新文學家隊伍中，胡適終其一生還是寫作舊體詩詞。雖然他把打油詩和白話詞稱作「嘗試」，但只是風格上有別於傳統詩詞的雅正，格律方面的平仄粘對與押韻突破無多；即使這一類的詩詞多用口語，而文言詞藻和句式處處可見。從文學史上看，漢樂府、南北朝民歌及唐宋竹枝詞多用口語，打油詩淵源於唐代，白話詩詞在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中俯拾即是。古代詩人文士未曾排斥口語為詩，胡適名為「嘗試」，實為繼承，用他自己的話，是纏小腳後的放大。至於後來一味歐化的新詩作者，把這點繼承也排斥得乾乾淨淨了。
胡適在中國公學讀書時期就喜作舊體詩，大多發表於民國前上海的《競業旬報》以及後來的《吳淞月刊》第2期（1929年6月）《中國公學時代的舊詩》一文中①，五七言古體與律詩、絕句兼備。第一首《觀愛國女校運動會紀之以詩》為七言歌行，第四首《游萬國賽珍會感賦》為540字的五古長篇，以及稍後的五古《電車詞》、七絕《〈十字軍英雄記〉》、《讀大仲馬〈俠隱記〉〈續俠隱記〉》等，都是寫當時的新題材，初步顯露他創造新境的意識，是對黃遵憲、譚嗣同、蔣智由、夏曾佑等人「詩界革命」的賡續。其餘諸篇大體不脫傳統題材，如遊覽、贈友、懷鄉、紀夢、題照之類。1910年赴美國留學之後，雖然眼界大開，接受大量的新思想、新知識，所作詩詞繼續寫一些新題材並融入新名詞，但風格未離雅正。直到1916年4月12日作《沁園春·誓詩》一詞，成為前後期的分界線，接下來作長篇白話詩《答梅覲庄》記述他和梅光迪關於文言、古典文學是死是活的爭論，跨出「嘗試」的第一步。此後所作舊體以打油詩與白話詞居多，也有少量詩詞保持前期的雅潔。今日看來，經得起吟味的還是那些清雅含蓄的詩詞，作者確實下過工夫，隨時流露出特稟的聰慧。而打油詩，無非是一點小幽默、小機智，乍看新鮮，再看則索然無味，除了「開風氣」之外，沒有多少藝術價值，只是研究胡適思想變遷的資料而已。以下略舉其詩詞中較精者，篇幅過長者不引；後文擬列述數家評論，以闡析胡適詩詞特色，並重點批評胡適詩學觀之謬誤。
富春江上煙樹里，石磴嵯峨相對峙。西為西台東釣台，東屬嚴家西謝氏。子陵垂釣自優遊，曠觀天下如敝屣。皋羽登臨曾痛哭，傷哉愛國情靡已。如今客自桐江來，不拜西台拜釣台。人心趨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為哉！（《西台行》）
詩作於1907年，為短篇七古。寫富春江邊名勝，釣台與西台並列，先稱讚東漢嚴光高隱不出，再為南宋謝翱因亡國痛哭而傷感。後四句言當今國勢衰微，但遊客只拜嚴光，忘了謝翱，嘆息無人奮起救國。胡適當時為十六、七歲的學生，隱然有以天下事自任的抱負，詩已寫得渾樸簡勁。
人物江山皆入畫，萬花叢里見群賢。銷魂無語思宗國，執手相看盡少年。尚有此中能嘯傲，已無片土不腥羶。哀時詞客知何益，幾度詩成一泫然。（《題謝尹文之孝趙建藩三君合影詩》）
胡適後來痛罵律詩、駢文，以之與八股文、小腳、納妾、太監、鴉片、麻將等等並列。但這首七律和此前的多首五律、七律都寫得相當成熟，格律中規中矩，章法對仗渾成流轉。此詩借為人題照抒發憂時愛國之情，體裁未曾束縛他的思想。胡適晚年與唐德剛談詩，說「律詩難做啊！要做到像鄭蘇戡（按：指晚清同光體名家鄭孝胥）那樣的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啊！」唐德剛十分驚訝，心想「他的一言一行對青年人的影響太大了。對於做舊詩我可以下的『幾十年工夫』卻給他一句話耽誤了，豈不可惜！」②傳統詩詞雖然入門較難，但青年人願下工夫必能寫好，胡適為了實現「文學革命」以改造社會的目標，寧可不講學理、犧牲詩藝，只圖實用的功利，流弊無窮。毛澤東說詩詞「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明顯是受胡適的影響。
1910年8月胡適赴美，作五古《去國行》兩篇告別親友，寫「執手一為別，慘愴不能辭。從茲萬里役，況復十年歸」的悲傷；寫「高丘豈無女，猙獰百鬼蹲。蘭蕙日荒穢，群盜滿國門」的國家現狀，情懷純正，氣格甚高。在美國首尾七年間，詩作如五古《孟夏》、《哭樂亭詩》、《游英菲兒瀑泉山三十八韻》、《自殺篇》、《睡美人歌》、《秋聲》；七古如《耶穌誕日》、《大雪放歌和叔永》、《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送許肇南歸國》、《老樹行》、《將去綺色佳留別叔永》；還有一些五七言律詩絕句，皆不失為佳篇，展現了青年胡適對舊體詩各種體式嫻熟掌握和駕馭題材、縱橫馳騁的能力，新意疊出而保持傳統詩藝之美。構思精巧者如《睡美人歌》：
東方絕代姿，百年久濃睡。一朝西風起，穿帷侵玉臂。碧海揚洪波，紅樓醒佳麗。昔年時世裝，長袖高螺髻。可憐夢回日，一一與世戾。畫眉異深淺，出門受訕刺。殷勤遣群侍，買珠入城市。東市易宮衣，西市問新制。歸來奉佳人，百倍舊姝媚。裝成齊起舞，「主君壽百歲」！
作者1915年3月15日留學日記云：「拿破崙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余以為以睡獅喻吾國，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作《睡美人歌》以祝吾祖國之前途」③。詩之前半篇將祖國喻為絕代風姿之東方美人，百年來在沉睡中被西方侵略者驚醒，受盡欺辱；後半篇以「群侍」喻留學生到東西洋各國求學，學成後報效祖國，換舊貌為新容，祝祖國健康長壽。全詩取譬新美，一往情深，得溫柔敦厚之旨。詩云美人宜著新制之衣，未言變其本體，屬於「中體西用」思維，並非「全盤西化」。近百年來無數次向西方學習的經驗教訓，已證明在保持民族文化本位的前提下融納新知、不斷改良才是穩健可行之路。詩中以「群侍」、「奉佳人」、「壽百歲」喻兒女對祖國母親之愛，非專制政權下的奴性，不可誤會。
《秋聲》亦頗見作意：
出門天地闊，悠然喜秋至。疏林發清響，眾葉作雨墜。山蹊罕人跡，積葉不見地。楓榆但餘枝，槎椏具高致。大橡百年老，敗葉剩三四。諸松傲秋霜，未始有衰態。舉世隨風靡，何汝獨蒼翠？虯枝若有語，請代陳其意：「天寒地脈枯，萬木絕飲飼。布根及一畝，所得大微細。本干保已難，枝葉在當棄。脫葉以存本，休哉此高誼。吾曹松與柏，頗以儉自勵。取諸天者廉，天亦不吾廢。故能老岩石，亦頗耐寒歲。全軀復全葉，不為秋憔悴」。拱手謝松籟：「與君勉斯志」。
詩作於1916年1月9日，有序云：「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此三寶也，吾於秋日疏林中盡見之，……乃詠歌之，不亦宜乎？」④詩以諸多落葉喬木與蒼翠之松對比，再通過人與松的問答，重點闡明老子所言節儉之理。後半篇雖以議論為詩，但與前半篇的形象描繪緊密結合，故不失詩之意境，氣格亦能蒼古。
胡適於1910年10月開始填詞，第一首為《翠樓吟·重九》，到1917年7月4日於太平洋舟中作《百字令》，得詞共15闋。此後作詞都為口語化的小令，風格既不如前期詞的多種多樣，詞意更是一清到底，一覽無餘，因此還是看前期詞中的佳作。大體可分三類：
1、清麗柔婉，繼承傳統詞風，如《滿庭芳》：
楓翼敲簾，榆錢入戶，柳綿飛上春衣。落花時節，隨地亂鶯啼。枝上紅襟軟語，商量定、貼地雙飛。何須待，銷魂杜宇，勸我不如歸？ 歸期今倦數，十年作客，已慣天涯。況壑深多瀑，湖麗如斯。多謝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頻相見，微風晚日，指點過湖堤。
上片由寫景引出抒情，下片抒情仍不離景物，情景融成一片。「柳綿」、「落花」、「鶯啼」、「紅襟軟語」、「銷魂杜宇」、「作客天涯」、「微風晚日」諸多詞句都來自宋人詞，「歸期」押句中暗韻，雖說不上有多少新意，但藝術是完美的。遊子思鄉而傷感原是傳統詩詞的主題，作者卻說「十年作客，已慣天涯」，以當前麗景和好友能容為安慰，情懷開朗，與前人畢竟有異。又如《臨江仙》：
隔樹溪聲細碎，迎人鳥唱紛嘩。共穿幽徑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濱同坐，驕陽有樹相遮。語深渾不管昏鴉。此時君與我，何處更容他？
詞寫與情侶同游之樂，筆調輕快活潑；二人關係之親暱、情感之真摯皆自然流露，無一做作。作者原序云：「詩中綺語，非病也。綺語之病，非褻則露，兩者俱失之。吾國近世綺語之詩，皆色詩耳，皆淫詞耳，情云乎哉？今之言詩界革命，矯枉過正，強為壯語，虛而無當，則妄言而已矣。吾生平未嘗作欺人之壯語，亦未嘗有『閑情』之賦。今年重事填詞，偶作綺語，遊戲而已。一夜讀英文詩歌，偶有所喜，遂成此詞。詞中語意，一無所指，懼他日讀者之妄相猜度也，故序之如此」⑤。胡適一面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成為「文學革命主將」；一面卻服從家庭包辦的婚姻，不曾休妻再娶，遵守傳統道德，連填一首「綺語」小詞，都要告誡讀者切勿誤解。實則據唐德剛考證，胡適不僅在留學期間有女友韋蓮司，還與莎菲女士有一段情緣⑥；余英時更從《胡適日記》里看出胡適在抗戰時任美國大使期間與Robby女士交往密切，留下「事如春夢了無痕」的相思債⑦。儒家對於婚外男女關係，只是要求「發乎情止乎禮」，本非厲行禁止，惟有腐儒才大張撻伐。古人寫純美之情而不及亂的名作極多，胡適卻要如此掩飾，怕讀者「妄相猜度」，有損其光輝形象，殊可笑也。
2、豪婉兼容，境界廣闊，如《百字令》：
幾天風霧，險些兒、把月圓時孤負。待得他來，又還被、如許浮雲遮住。多謝天風，吹開明月，萬頃銀波怒。孤舟戴月，海天衝浪西去。 念我多少故人，如今都在，明月飛來處。別後相思如此月，繞遍地球無數。幾顆疏星，長天空闊，有濕衣涼露。低頭自語：「吾鄉真在何許」？
此詞有對浮雲遮月的擔憂和思鄉念友的繾綣情懷，有「萬頃銀波怒」、「長天空闊」的豪壯，「別後相思如此月，繞遍地球無數」堪稱靈警之句，不是了解科學道理的二十世紀中人寫不出。全詞風格朗暢但不粗硬，不失詞境之美。
3、繼承豪放，立意革新的詞
從以詩為詞到以議論為詞，作詞如作文，也是詞中的一種傳統；從宋人蘇軾、辛棄疾、劉過、劉克莊到清人陳維崧、蔣士銓、鄭燮等諸家詞集中都有大量不為婉約詞風所限的作品，但歷來評價不高，稱為「別派」，即非正宗之意。胡適則認為這是詞的解放，是大有前途的革新詩體，他選擇長調中格局開張的《沁園春》，從1915年到1917年接連填詞6首。第一首為《別杏佛》，稱友人楊杏佛與自己是「春申江上，兩個狂奴」，再借楊吉佛的話抒發「願乘風役電，戡天縮地，頗思瓦特，不羨公輸」、「欲斯民溫飽」的抱負。第二首為《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空前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上片一掃傳統詩詞也包括胡適此前詩中的悲惋情緒，借用荀子《天論》中「制天而用」的名言，實為以西方的科學主義取代中國傳統以人文化成為宗旨的觀念。下片則直寫他極力主張的「文學革命」，創造千古未有的破舊立新事業。作此詞之後，胡適便嘗試做白話新詩，並與陳獨秀通信討論，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同調詞還有《二十五歲生日自壽》：「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那麼收果，先那麼栽」，確立與傳統也與自己昔日思想決裂的意識，付諸行動。正如唐德剛所言：「青年胡適躺在哥大的學生宿舍之內，冥想一番，再和幾位滿肚皮英文『教科書』的同學辯論一通，就對全部中國文學史，下了極武斷的結論，而掀起現代中國空前絕後的文學革命的高潮」⑧。閘門一開，洪潮奔涌，從語言文學到禮儀風俗、政治制度乃至經濟，革命持續不斷，席捲一切，革到最後，胡適這位「始作俑者」不得逃出祖國大陸，在海外終其一生了。
1917年1月，胡適又作《沁園春》兩首，題為「過年」、「新年」，每首以「年」字押韻到底，繼續他的「創體」嘗試。這兩首詞連篇白話，已完全拋棄詞美的特質。當年4月，作《沁園春·新俄萬歲》，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的俄國革命成功。周策縱分析這首詞，認為毛澤東詞《沁園春·雪》實受胡適此詞的相當影響，「蛛絲馬跡，不可沒也」⑨。以上所述的接連幾首《沁園春》，是胡適「革新」的範例，繼承了辛棄疾、劉過縱橫議論的詞風，遵守基本的格律，使用口語新詞來表達新思想、新意境，如周策縱所說：「他還是在發宣言、寫檄文」⑩。胡適以後寫《白話文學史》，編著《詞選》更是大力張揚「豪放派」，又有胡云翼承其衣缽，亦編《詞選》推波助瀾，對詞學研究和詞的寫作兩方面都產生廣泛的影響。
胡適的舊體詩詞，大體如上所述。他自己對人稱為「胡適之體」作了解釋，說「我做詩的戒約至少有這幾條」：「第一，說話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實。……在詩的各種意境之中，我自己總覺得『平實』、『含蓄』、『淡遠』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賞的。『平實』只是說平平常常的老實話；『含蓄』只是說話留一點餘味；『淡遠』只是不說過火的話，不說『濃的化不開』的話，只疏疏淡淡的畫幾筆」⑾。晚年的胡適仍然堅持他的審美原則，不喜歡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詩，「我胡適之看不懂，那麼給誰看得懂？……白居易的詩，老太婆都能聽得懂，西洋詩人也都如此，總要使現代人都能懂，大眾化。……我的主張，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⑿。從其創作實踐來看，無論是舊體詩詞還是「嘗試」後的新體詩，與他所立的幾條戒約基本吻合，但「明白清楚」的詩大眾能懂是否就「美」，就需要加以檢驗了。
當代學者胡明是研究現代文學的「擁胡派」，具體闡發了胡適詩歌尤其是舊體詩詞的特色和胡適詩學及文學革命的理論淵源，摘引於下：
「『清順達意』四字可以說在風格論上涵蓋了他的全部詩歌作品，尤其是後來的白話詩詞。……這固然與他做詩從學白居易起步並且終其生未能跳脫白居易、楊萬里、袁枚一派詩風的影響有關，無疑他與他所新受的英美詩歌，諸如羅伯特·勃朗寧、托馬斯·哈代、亨利·朗費羅、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等的情緒與技術的熏陶分不開，甚而可以找到龐德等現代意象主義詩人詩歌方法的某些影響。」
「……他稱讚陶淵明、白居易、蘇軾、楊萬里、陸遊、唐寅、王陽明、袁宏道、袁枚的白話詩；稱讚辛棄疾、陳亮、劉過的白話詞。他對王梵志、寒山、拾得的打油詩十分歡喜。……朱希真的《樵歌》，貫雲石、徐再思的《酸甜樂府》，《琵琶記》的『描容』，《孽海記》的『思凡』、《長生殿》的『彈詞』更令他擊節嘆賞。他對杜甫一分為二，他欣賞的不僅是『三吏』『三別』；似乎更欣賞『崢嶸赤日西』、『每恨陶彭澤』、『漫道春光好』之類的道情小唱；他嫌憎的則是老杜那些大塊嚴整的長篇排律和後世墨客騷人最嘆為觀止的《秋興八首》。梁啟超用曲牌白話譯英詩、周作人譯的日本小詩，胡適都懷有濃厚的興趣，這些譯品對胡適的創作理論和批評實踐都發生過很大的影響。胡適還愛讀明清小說中的各種詩詞引子，這又使他的詩往往帶有勸世訓世的哲學意味。在理論文字上他固然充分肯定白居易《與元九書》里那一套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論，但最令他傾倒的則還是袁枚主觀自覺的『性靈』詩說了。……胡適的一大套文學革命、詩學革命的基礎理論都是從袁枚那裡搬來的，他的好一些新詩法則的具體提法都是仿效了袁枚的口吻聲調。——『國故』詩學的理論積儲與西方詩歌的新鮮經驗武裝了胡適的眼光見地，鍛鍊出了他的歷史進化意識，為他後來在詩學革命的新潮里『首舉義旗』奠下了堅實深厚的基礎」⒀。
胡明把胡適詩歌理論的中外資源梳理得很清楚，但這種理論是否真的「堅實深厚」，足以支持胡適革傳統文學之命，就大可商榷了。本文重點在於論胡適舊體詩詞，不可能展開詳盡討論，只扼要說明兩點：（一）中國三千年詩史上的作家作品及相關詩詞理論浩為煙海，胡適僅憑個人讀詩的興趣對歷代名家作品加以取捨，合乎己意者稱為「活文學」，不喜歡或讀不懂的貶為「死文學」，將大家如杜甫之詩亦強行割裂，任意褒貶，這種批評方法就違背了胡適本人提倡的科學研究原則，抹煞了文學創作風格的豐富多彩。劉勰《文心雕龍·知音》云：「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若鏡矣」。胡適論詩還遠不及一千幾百年前劉勰的通達與博洽，只能以偏頗與淺薄稱之。（二）如果是胡適按自己所定審美原則去作詩，其個人自由無可厚非，但他卻要據此原則去發動文學革命，提倡「話怎麼說就怎麼寫」、「要須作詩如作文」，可謂誤盡蒼生！胡適尚能讀線裝書、作舊體詩詞；淺妄無知的後學則盡棄古書、盡廢舊體，文學革命至今已近百年，新詩尚未找到正確的創作方向，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甚囂塵上，胡適難辭其咎。關於胡適詩論，當時已有諸多學者提出嚴正批評，可惜今日若干現代文學研究者依然視而不見，「科學」云乎哉！以下還是先看對胡適詩作的一些評論。
錢基博云：「《嘗試集》者，適所為之詩集也。其為文章，坦迤明白而無回瀾，條理清楚而欠跳蕩；闡理有餘，抒情不足。而詩亦傷於率易，絕無纏綿悱惻之致，耐讀者之尋味。昔人論詩文之妙，謂不厭百回讀；而適之為詩，則只耐一回讀，幸尚清順明暢，不為爛套惡俚耳」⒁。
「學衡派」學者有多篇長文，批駁胡適理論的謬誤。胡先驌評《嘗試集》云：「胡君於作中國詩之造就，本未升堂，不知名家精粹之所在，但見斗方名士哺糟啜飠離之可厭，不能運用聲調格律以澤其思想，但感聲調格律之拘束；復摭拾一般歐美所謂新詩人之唾餘，剽竊白香山、陸劍南、辛稼軒、劉改之外貌，以白話新詩號召於眾，自以為得未有之秘。甚而武斷文言為死文字，白話為活文字，而自命為活文學家。實則對於中外詩人之精髓，從未有刻深之研究，徒為膚淺之改革談而已。」「其最佳之作為『新婚雜詩』、『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與『送叔永回四川』諸詩。『送叔永』一詩，其佳處在描寫景物與運用詞曲之聲調，其短處在無真摯之語。『新婚』與『奔喪』諸詩，所以佳者則因此種題目，易於有真摯之語。然『新婚』諸詩尚微顯纖，『奔喪』之詩尚微嫌不深切焉。以此觀之，胡君之詩，即舍其形式不論，其精神亦僅爾爾。胡君竟欲以此等著作，以推倒李杜蘇黃，以打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乎！」⒂
對於「學衡派」排山倒海的論證和批評，胡適沒有寫出多少有力的文章反駁，做了幾句白話詩說：「老胡沒有看見什麼《學衡》，只看見了一本《學罵》！」這話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書都沒看，如何知道是《學罵》？胡適的長處是能容忍，不像魯迅那樣睚眥必報；最大的短處是不能自我反思，知錯認錯。直到去世前的晚年，胡適仍然將中國獨有的駢文、律詩與八股、小腳、太監、鴉片、麻將、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等等混淆不分，以之代表不足迷戀的「幾千幾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以致徐復觀撰文痛斥「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一個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罵盡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在外國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個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⒃。連胡適的學生唐德剛也指出胡與郭沫若相似之處都是「少年得志」、「睥睨群賢，目空當世」；「為著全譽卻謗，一輩子抱著自己的『思想』，不肯分毫讓人，因而他們再也不能安靜下來，把自己來解剖解剖了。七八十歲所搞的還是二十歲所學的東西，一個人怎會有進步？這就是所有啟蒙大師的悲哀啊」⒄！客觀、理性、「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停地探索真理、真理要經得住實踐的檢驗等等，是科學一詞應有之義，胡適畢生崇拜科學，以科學裁判人類所有的文化現象（姑不論自然科學方法是否真能有效地評判人文），自己卻經常違反科學原則，「開風氣」之後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方面都缺少卓越的建樹，不能不令人十分遺憾。
如果說「學衡派」志在維護傳統文化，對胡適詩歌的評判有失公允，與胡適同居美國多年的好友周策縱更有鞭辟入裡的分析批評：
「我以為胡適的詩較好的一面是文字流利，清淺而時露智慧。最好的幾首往往有逸趣或韻致。一部分佳作能在淺顯平常的語言里表達一些悠遠的意味。這是繼承了中國過去小詩小詞一些較優秀的傳統」。
「……但他還不能到達傳統那一類好的短詩里幽深微妙無盡意味的境界。第一，他立志要寫『明白清楚的詩』，這走入了詩的魔道，可能和那些寫極端不能懂的詩之作者同樣妨礙了好詩的發展。要用淺近明白的語言寫詩，本是不錯，但優秀詩人必能使這淺近明白的語言變成『詩的語言』，含有無限別的意義，才能算好詩，所以雖是明白清楚的語言，卻不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詩，而且最好的往往是最不明白清楚的詩。……適之未能強調這一點，以致他的小詩小詞雖然也能偶然臻此境，而終於未能成大器。」
「……其次，胡適沒有宗教信仰的虔誠，從好處說，他不迷信，雖然也有他的固執處；但從另一方面說，他也沒有個人對大宇宙『深摯』的神秘感和默契。因此，他的詩不夠幽深，在中國傳統中不能到達陶潛、王維的境界，也不能到蘇東坡，因為胡又遠離老莊的幽玄和釋家的悲憫與他們的忘我。他可能只得到一些禪宗的機鋒，而他對科學的信心又拉住他向另一方向跑。在西洋傳統中，他也無法完全了解像華茲華斯、柯立芝、歌德或福勞斯特的對形而上的虔誠感……。」
「第三點，胡適詩最大的缺點——這與他個性也有關——是欠缺熱情或摯情。中國『詩緣情而綺靡』的主流與他淵源不深。他的詩與屈原、杜甫相去頗遠；也和西洋浪漫主義詩人不相及。……我在他的『新詩』里幾乎找不到一首真正熱情摯情的詩來。」
「……從不夠摯情這一點而論，我覺得胡適的詩真是『無心肝的月亮』。……所以他寫詩，多是在發宣言，有所為而作，有意見要發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衝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
「……胡適主張做詩『說話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實』，這雖是他中年以後所說，但仔細檢討他前前後後的作品，大致還離此不遠。而缺點也就由此而生。過於水清則無魚，過於剪裁則無自然流露之趣，過於平實則淺淡，不能刻骨銘心，感人深切」⒅。
綜上所述，胡適從本質上而言，不是一位真正的詩人，而是「做詩的人」。他不乏聰明機智，有相當的學養，下過一定的功夫，但偏偏缺乏詩人的氣質，這一方面遠不及新文學家隊伍中的陳獨秀、魯迅。不論其新詩，只看其舊體詩詞，與近百年諸多大家比較，胡適的創作成就不高，與其世俗的聲名不成比例。在近百年詩詞史上的位置，類似唐詩史上的賈島、姚合；宋詩史上的「江湖四靈」；但論賈島、姚合等是以詩存人，論胡適則為以人傳詩，如此而已。周策縱先生批評胡適的詩是「無心肝的月亮」，稍欠分疏：胡適早期的舊體詩，畢竟還有一些真摯的情感，並非「全無心肝」；只是經他「嘗試」之後，做詩如做文、如說話，情感成分被稀釋，就成為一輪明白清楚、冷冰冰的「月亮」了。
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文學革命主張文學要平民化、通俗化。從西方稗販的思想一方面啟國人之蒙，科學與民主成為百年來知識階層導引大眾孜孜以求的目標；一方面則顛覆傳統文化，以科學壓制人文，民主也流為民粹主義，其弊無窮。下面略引前輩學者和當今學者的論斷，結束本篇：
胡先驌《評〈嘗試集〉》（續）：「自十九世紀科學與平民主義發達以來，對於高尚之文學，咸生疾視之態度，於是以科學方法作『平民文學』。凡藝術上之規律拋棄罄盡，梵谷尚思想與社會上之美德，咸視為虛偽。……其宣傳平民主義社會主義也，不求提挈此失教之平民使上躋於『智識階級』之地位，使有與『智識階級』同等之知識；第欲推翻智識階級，使人反變為愚騃。不惜將歷代俊秀之士所養所成之高格文化、高格藝術，下降以就受教育資稟駑下之平民之視聽。薛爾曼教授稱此十九世紀之末葉為生物主義之時代，信不誣也」⒆。
徐晉如《二十世紀詩人征略》：「其以科學為惟一宗教也，則一切未能為科學實證之學說，悉遭排詆。科學之本意，是為以人馭物；乃今既以科學為宗教，竟降人為物，而不自知。更遑論夫肉食者，以科學為在己，正義為在己，敲扑天下，以止其謗也哉！」
「科學之為物也，日新月異，一種迷信進步、否定傳統之思潮，遂焉發生。詎知科學為科學，人文為人文，科學之進步，未必人文日新即如影隨人、如響隨聲。新進少年，鄙古賢往哲為不足道，曰吾今當新世紀也，吾今勝古人矣，至謂古道莫不可革，舊說莫不可廢，惟新變是騖，非至破壞世間一切綱常而不肯休。百年以還，舉凡傑閣崇樓、文物珍萃、典冊華章，每遭慘酷破壞，豈非以科學之偏弊，極致恐怖耶？但是以科學代宗教輩，安得不屍其咎耶？」
「曰民粹主義，則以平等哲學抗論孔子等差之義。曰尊德先生，曰文學平民化，曰平民教育、義務教育，皆不能度越民粹主義之藩籬。孔子經義，根本意旨厥在選賢與能，蓋以人生之性，有智愚賢不肖，等差之義，遂焉生爾。有等差，乃有見賢思齊之說；見賢而思齊，世道人心乃能作向上之努力。民粹論者則不然，我不如汝，則強汝降格以從我。今有一事，賢良曰善，輒必不聽；眾人曰善，輒必聽之。是則截長補短，擯絕是非，道德人心之敗壞，莫此為甚。康有為曰：『苦學修行之儒，徒供排笑；豪暴誇奰之夫，為世所宗。何以禮義為？財多而光榮；何以修行為？誇勢而立身。士不悅學，人不知恥』，非今日習見習聞之境乎？」⒇
總之，科學原為人類改造自然、提高物質生活水平之利器；民主原為較專制獨裁優越之政治制度，需結合本國之文化、習俗，善為運用。二者不加簡擇，一味盲從，物極必反，定然產生危害；舊體詩詞屬於傳統文化品種之一，百年來受害非淺，研究者亟需汲取歷史教訓，正本清源，方能促進包括詩詞在內的民族文化健康發展；也只有文化復興，中國才能真正獲得世界大國的地位。
〔注〕
①《胡適詩存》（增補本），胡明編注，《前言》第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版。
②《胡適雜憶》，唐德剛著，第94—9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版。
③《胡適詩存》，第33頁。
④《胡適詩存》，第103頁。
⑤《胡適詩存》，第92頁。
⑥參觀《胡適雜憶》，第184—192頁。
⑦參觀《重尋胡適歷程》，余英時著，第68—8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版。
⑧《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註，第157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版。
⑨《胡適雜憶》，第229—231頁。
⑩《胡適雜憶》，第231頁。
⑾《胡適詩存》，《附錄二·談談『胡適之體』的詩》，第420—422頁。
⑿《胡適詩存》，《前言》，第3—4頁。
⒀《胡適詩存》，《前言》，第3—5頁。
⒁《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現代中國文學史》，劉夢溪主編，第538—539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⒂《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孫尚揚、郭蘭芳編，《評〈嘗試集〉》，胡先驌撰，第293—294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⒃參觀《中國人文精神之闡揚——徐復觀新儒學論著輯要》，李維武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第168—174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⒄《胡適口述自傳》，第112頁。
⒅《胡適雜憶》，附錄周策縱《論胡適的詩》，第221—226頁。
⒆《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第319—320頁。
⒇《二十世紀詩人征略·緒論》，第5頁，未刊稿。
參考文獻：
《胡適評傳》，章清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8月版。
《民國思想家論》，鄭大華著，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
《五四運動史》，周策縱著，嶽麓書社，199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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