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分子巧言令色，大陸專家憤然反駁！

導讀：

網路時代，「真相流失於傳播中」。

大陸學者論文中的諸如「言論自由應以國家安全為限」、「港·獨會給香港帶來破壞和動亂」、「立法應當遵循正當程序、尊重香港民意」、「國家安全不止在於中央政府的安全，也在於包括香港700萬市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安全」等近乎「常識」的觀點，經轉述和重新解釋後，竟然成為了「衝擊香港法治的法律工具」。

經過「港·獨」分子們的轉述、引申、「解讀」，「23條立法」被置於「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對立面，「講獨」成為港人要「誓死捍衛」的自由，「打擊港·獨」成為「破壞香港法治」的同義詞。

而這些，正是祝捷等大陸專家們憂心的地方。

他說：「這說明『一國兩制』的話語體系早已落入了被香港部分勢力臆造的「中港對立」話語陷阱。

也正因為如此，祝捷、章小杉聯合發文，倡議進行話語方式創新，用新的話語體系和話語方式，來應對」港·獨「分子們的巧言令色。

正文

打擊分離主義，維護國家統一，在世界各地都是理所當然的，為何在香港特區卻成了如此「過分」和「恐怖」的事情？

筆者將這種道義上和實際上的差距歸因為四個方面：

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對立思維」。眾所周知，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香港社會流行著一種「恐共」、「仇共」情緒，香港非建制派已經習慣了將中國（內地）視為專制且落後的「他者」，而將香港看作文明且先進的「主體」。

縱然香港回歸已近二十年，仍有不少反對派人士不肯接受香港已經回歸祖國的現實，亦不願承認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合法權威。

對於這些反對派人士而言，西方「文明國家」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但是在「專制且落後」的中國，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卻是「助紂為虐」，因為法律條文隨時有被「曲解」和「濫用」的可能。

二是被濫用的「高度自治」話語。香港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尊重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支持與尊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尊重港人自我治理的權利。

但是，中央對於「高度自治」的尊重與誠意，被香港部分勢力理解為中央「放手不管」，進而助長了「特區獨大」的心態，不經常行使的權力被當作不存在。

在往後的日子裡，不少港人期望中央繼續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全然無視香港的政治環境已經到了中央不能「袖手旁觀」的地步。

當香港社會普遍形成了「中央不應干預香港事務」的心態，中央再去行使「全面管治權」幾乎是必然招致強烈反彈。

三是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強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人作為「趨利避害」的動物，天生地就傾向於「權利」而嫌惡「義務」。

在「普世價值」的年代，「主權」觀念早已為「人權」觀念所解構，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已經成為了絕對的「政治正確」，主權、國家安全和民族主義等傳統觀念無法佔據任何道德優勢。

何況是在自詡為「自由民主」陣營一員的香港，百餘年的殖民歷史早已淡化了香港部分人的國民意識，要港人為國家安全而妥協個人自由更加不易。

四是建制派與非建制派在話語能力上的巨大差距。長期以來，非建制派在香港社會佔據了道德和輿論制高點，他們非常善於利用其享有的媒體資源和話語優勢，以偏頗的方式解讀「一國兩制」，不時向建制派、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發難。

反觀建制派、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他們的話語體系尚未形成，議題設置能力不強，輿論引導能力較弱，習慣於被動因應，難以有效引導香港輿論。

甚至當非建制派宣揚「違法達義」和「勇武抗爭」等明顯違反法治精神的主張時，建制派、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不能及時予以阻遏和糾正，只有當前者做出「辱華」等極端「出格」的舉動，後者才可進行最低限度的輿論「還擊」。

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會導致多重不利後果：

首先是「港·獨」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港·獨」最先威脅到的是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因而遏制「港·獨」不僅是中央政府的任務，更是香港特區的任務。

同時，遏制「港·獨」也需要香港社會的配合與支持。如果香港社會執意縱容或偏袒「港·獨」，那麼「港·獨」的問題將長期得不到解決。

其次是中央在香港的合法權威得不到落實。《基本法》規定了多項中央享有的權力，由於非建制派善於製造議題和操縱輿論，中央依照正當程序行使合法權力屢屢遭到質疑，這種情境顯然不利於中央治港權和對港政策的落實。

再次是香港的「人心回歸」遙遙無期。香港回歸之後，儘管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嘗試以多種方法促成香港社會的「人心回歸」，但中央對於「一國兩制」的闡釋仍然處於弱勢地位。

「一國兩制」的政策法律優勢如果不能轉化成輿論優勢，就不能贏得香港民心，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

最後是「一國兩制」的長遠事業受阻。「一國兩制」的詮釋和論述權如果受制於人，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和香港政府的施政必然會在「話語陷阱」中越陷越深，這直接關係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攸關《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貫徹落實。

進入二十一世紀，話語體系和話語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重要的不是你說了什麼，而是你怎麼說」。

這告誡我們，在宣傳「一國兩制」時，不僅應當注重對「一國兩制」實質的宣傳，更應當注重宣傳「一國兩制」的形式。

要言之，應當以香港社會能夠接受的形式宣傳「一國兩制」的實質。應對「港·獨」則更是如此。

考慮到「港·獨」問題的嚴峻性，為了爭取香港社會對打擊「港·獨」的支持，應當加強「一國兩制」話語方式的創新，使得遏制「港·獨」的話語能夠為香港社會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關於「反港·獨」的話語方式創新，筆者僅此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從起點上，應當從香港—內地「命運共同體」出發。由於「兩制」的差異性，不少港人認為香港與內地之間存在互相競爭的權力關係，因而需要構建「港人統一體」來對抗內地和中央。這種設想顯然是片面和錯誤的。

香港與內地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不存在一種損害香港而有利於祖國或損害祖國而有利於香港的行為。

「港·獨」亦是如此，它既損害了國家利益，也損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

在宣傳「反港·獨」時，應當始終將香港和內地作為命運共同體，將香港社會作為「反港·獨」的統一戰線，避免渲染香港與內地的對立。

第二，從情感上，應當具備平等對待和換位思考的能力。雖然中央與香港之間存在著垂直的權力關係，但是就香港與內地而言，兩地的媒體、學者、網民之間應當是平等的。

香港社會少數人出於歷史優越感，將內地視為「專制落後」的「他者」固然不對。但是內地的媒體、學者、網民也應當摒棄那種「恩主心態」和「宗主國心態」。

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應當具備平等對待和換位思考的能力，顧及港人的感情和接受能力。

第三，從邏輯上，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和就事論事的原則。早些時候，由於內港矛盾激化，香港與內地的網路上瀰漫著一種不理性的情緒，雙方網民訴諸於「狗與蝗蟲」、「強國人」與「港英餘孽」等對罵。

這種謾罵式的「交流」顯然不利於「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內地的學者和媒體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和就事論事的原則，不動輒訴諸於「港英餘孽」、「殖民心態」和「國際陰謀」等誅心之論。

辯論時，應當聚焦於爭論的事件本身，避免給予別有用心人士轉移視線的機會。

第四，在論證上，應當基於客觀事實，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獨」論述。宣傳「一國兩制」和「反港·獨」，不應當停留在「喊口號」的淺薄層面。

相反，論者應當深入了解香港社會的歷史和現實，研究「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前世今生。面對「港·獨」謬論，應當「擺事實、講道理」，從文化、歷史、法理和情理等層面論述「港·獨」的不成立性，指明「港·獨」對香港社會的危害，從而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獨」論述。

第五，在語言上，應當選擇故事化、富有人情味的表達方式。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應當避免冷冰冰的意識形態話語、殺氣騰騰的民族主義話語和老套僵化的道德指責。

相反，論者應當深入了解、研究和掌握香港社會的話語思維和表達習慣，增強內地與香港社會傳播對話與接軌力度，尋求內地與香港在感情上的共振，使得「一國兩制」和「反港·獨」話語能夠為香港社會更好地理解和充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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