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一個超越時代的人※

05-31

　　十多年前，我在閱讀某雜誌的一篇隨筆時，第一次知道中國近代史上有郭嵩燾這個人。那篇隨筆的作者是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他說，郭是19世紀中國官僚階層中典型的崇洋媚外、不顧廉恥、貪生怕死者，因此，當時社會上的一些愛國人士傳頌一幅對聯罵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幅以罵人為目的的對聯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自然，我也就記住了它所罵的對象——郭嵩燾。

後來，我又在歷史學家蔣廷黻、傅斯年等人的著述中讀到一些關於郭的文字，發現他們對郭的評價與那位作家大不相同。這倒使我對郭嵩燾其人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想弄清楚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一生的命運究竟怎樣。近日，讀完史學家汪榮祖先生所著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嶽麓書社，2000年10月出版)一書後，我覺得，自己的好奇心基本得到了滿足。

我想，概而言之，郭嵩燾是一個超越時代的人；他的命運是不為時世所容。

思想觀念方面，郭嵩燾是先知先覺者。郭生於1818年，作為士大夫階層的一員，二十多歲時，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洋堅船利炮對中國的強烈衝擊；剛過而立之年，他就置身於「天朝大國」和「夷狄」的較量中，辦起了洋務。此時，「天朝」的國門早已被「夷狄」的炮火轟開，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由鴉片戰爭前的中國不肯給西方國家以平等待遇，轉變成鴉片戰爭後的西方各國不肯給中國以平等待遇。面對步步緊逼的西洋人，封閉已久的「天朝」臣民們對世界的局勢極其無知，朝野上下只一味地仇外排外，極端情緒化地處理中西關係。負有引導社會輿論之責的士大夫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唱著浮華不實的高調，並以「民心」、「民氣」為擋箭牌，力主「剿夷」，輕易言戰。郭嵩燾自鴉片戰爭起，就在浙東親睹了英國武器裝備的先進，其後，他又在上海等地同一些西洋人打過交道，初步了解了外國人的處事準則。所以，當咸豐末年郭被朝廷派往天津襄助僧格林沁處理英法聯軍北上事宜時，他就認為，若積貧積弱的中國與積富積強的西洋國家作戰，無異於投一羊而拒臨門的猛虎，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等戰敗以後再求和，西洋人自然要掠地、索款，會更加耗損中國的國力。所以，在彼強我弱，雙方的科技、武備等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中國可借西洋各國求通商之利的機會，接受已經不可改變的通商之局，因勢利導，相互往來，學習西方的長處，以理而不是以力與其周旋，以求自保、自立、自強。1876年底，清廷為滿足英使威妥瑪所提出的派員赴英國通好並為「滇案」(1875年，雲貴總督岑毓英為反對英國人進入雲南，秘密在雲南與緬甸的邊境上將英國使館的翻譯官馬嘉理殺了)謝罪的要求，派郭嵩燾作為第一個駐外使節出使英國。在駐英、法(郭后來又受命兼任駐法公使)兩年間(1877年初——1879年初)，郭置身於西洋文明之中，努力研究西洋的經濟、政治、社會，對外國的情勢又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對洋務的識見也就更加深遠。他認為，不僅西洋的輪船槍炮比中國先進，而且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也都值得我們學習。這樣的卓見，不僅當時一般的士大夫、民眾難以望其項背，就是著名的洋務運動領袖們，如李鴻章、曾國藩等人也不能與之比肩，因為，此時李、曾等人也僅僅承認西方器物技能的先進性。

郭嵩燾不僅在觀念上先知先覺，還將觀念落實到行動，成為行動上的超群出眾者。在出使英、法之前，他在辦理洋務時，總是考慮到理與勢，凡事皆循理而行。同治初年，郭任廣東巡撫時，不顧潮州官民的反對，強迫潮州人遵守中英雙方訂立的通商條約，允許英國人入城，平息了英國人的憤怒；光緒元年，「滇案」發生後，英國人要求清廷查辦岑毓英，而朝廷和輿論卻明顯偏袒岑。此時，郭嵩燾便上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末主管外交等事務的中央機構)，直言岑毓英在滇案中所負的責任，建議將岑嚴加議處，以預防英國人要挾，避免中英之間更大的爭端。當他為滇案背黑鍋，作為謝罪特使出使英國後，更是留心觀察西方人的行為方式，在維護國家尊嚴、利益的同時，積极參与各種外交活動，廣交朋友，努力扮演近代公使的角色。他經常出席與英、法上層社會酬酢的茶會、宴會、舞會等，也仿效西方外交禮俗舉辦大型茶會、宴會，招待各國使節、各界來賓；在各種場合，他都積極適應西方禮節、習俗；他還鼓勵隨行的如夫人梁氏學習英語，並打破「中國婦女無朝會之理」的流俗，帶著梁氏去覲見英國女皇……郭的這些行為，在當時的中國人中，都屬於敢領天下先之舉。

然而，在中國，長期流行這麼一句俗語：行高於眾，人必非之。郭嵩燾也沒有逃脫這一命運。在他襄助僧格林沁辦理與英、法等國的交涉時，他據理力爭不可輕啟戰端，僧非但不採納郭的建議，反而向朝廷上疏彈劾他，使其受到處分。他向熟人宣傳要順應形勢，與外國通商，向外國學習諸多長處，力避與外國交戰等觀點，換來的一般都是對方的諷刺與謾罵。當他即將出使西洋的消息傳到家鄉湖南後，湖南的一位大名士在日記中寫道：「湖南人至恥與為伍」，還寫出了前文所錄的那副對聯罵他。光是謾罵還不夠，當時，在長沙準備鄉試的士子們聚集在玉泉山，燒毀了郭創修的上林寺，並揚言還要毀掉郭在長沙的住宅，開除郭的省籍。郭赴大使任時，將從上海到倫敦途中50天的日記抄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使西紀程》書名刊行，馬上就受到士大夫的群起攻擊，他們說郭「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斷定「大清無此臣子」，請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銷毀郭的《使西紀程》。在出使英、法兩年中，郭盡職盡責，據理為自己所代表的國家爭取利益，樹立了一高雅適度的外交官榜樣，但是，與他隨行的副使，就是那位相信「聖朝之生財自有大道，豈效商賈所為」、「勝敗不在器，而在氣」，大談「外洋以富為富，中國人以不貪為富；外洋以強為強，中國人以不好勝為強」，進而反對重商、修鐵路、造輪船的劉錫鴻，常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打小報告，羅列郭的種種「罪行」——如參觀洋人炮台時披洋衣；崇效洋俗，看戲時雖然不識洋文，也捧著戲單；令如夫人梁氏學洋語、入戲園聽戲等。由於劉的掣肘，郭在三年公使任期未滿時就堅決請辭，提前回國了。回國後，他是中國的開明人士，但由於時人反對他，他也就無機會施展自己善於處理外交的才能，只能回到家鄉閉門讀書、著書。他回鄉時，地方官員們不以禮相待，士紳們傳播謠言，詆毀郭為裡通外國的奸人、罪人。雖身處這樣的環境中，晚年的郭嵩燾還是不忍不談洋務，談洋務時還是堅持自己一貫的見解，發表他那一套有利於國家但卻不合時宜的議論。

1891年，73歲的郭病逝於長沙，他去世後，理解他的思想和行為且與他私交極深的權臣李鴻章向朝廷上奏，稱讚了郭一生的功績，請朝廷下詔為郭立傳、賜謚，李得到的答覆是「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故不準立傳賜謚。因為清廷為大臣立傳賜謚是要提供行為的楷模，而郭的思想和行為是那麼地超越時代且遭到廣泛的攻訐，朝廷焉能將他立為楷模？

其實，關於先知先覺、超群出眾的郭嵩燾一生的命運，汪榮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結尾處的一句話概括得極為剴切。汪說：「郭嵩燾作為一挽瀾者，不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捲而去。」

這樣的命運，不僅是郭嵩燾個人的悲哀，更是一個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