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荒謬的「局外人」| 加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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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
(1913.11.7~1960.1.4)
法國聲名卓著的小說家
散文家和劇作家
存在主義文學大師
「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
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
文筆簡潔、明快、樸實
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
他的「小說從來都是形象的哲學」
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
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
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
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
評論家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
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
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里
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不要走在我後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
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
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
真正的救贖,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
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
如果你繼續去尋找幸福是由什麼組成的
那你永遠不會找到幸福
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
你永遠不會生活
在阿爾貝·加繆的全部文學作品和哲學隨筆當中
「 荒誕 」是他強調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荒誕」這個概念
也是20世紀文學和哲學中非常重要的關鍵詞之一
但是,對「荒誕」的解釋則大為不同
各人有各人的表述
加繆是這麼說的:
「 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
這是人們可以明確說出的表述
但是
荒誕是這一不合理性與人的心靈深處
所呼喚的對理性的強烈要求的對立 」
聽上去,他的這句解釋特別的拗口和費解
他理解的人生荒誕感,是人對世界的主觀感受
加繆認為,人在面對艱難而機械的現實生存的時候
每天都要按照一個節奏和生活模式來生存
必然要產生出這種荒誕感來:
「 我為什麼要這麼生活?
我為什麼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
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
你還必須要以你現在的方式生活 」
於是,這就產生了荒誕感
我的靈魂與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遠
而我的存在卻如此真實
除了沒用的肉體自殺和精神逃避
第三種自殺的態度是堅持奮鬥
對抗人生的荒謬
高揚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被成為
「 年輕一代的良心 」
多少人犯下罪行
僅僅因為不能忍受邪惡!
沒有什麼命運
不可以用藐視來克服
愛,或存在,或燃燒
但不可兩者並存
沒有希望並不等同於絕望,清醒也不導致順從
人應該認識到他的唯一的財富是生命
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時也是可以盡量加以開發的
人應該而且能夠在這個世界中獲得生存的勇氣,甚至幸福
——獻給那些試圖窮盡自身的人們
對未來真正的慷慨
就是把一切寄予現在
誕生到這個荒謬世界上來的人
惟一真正的職責是活下去
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
一個人不能永無止境地忍受寒冷
一切都是簡單的
是人自己使事物變複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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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Mondovi)。
在加繆的出生證明上父親登記的職業為「葡萄酒窖工人」,母親不識字,只能給人幫傭。
2歲時的加繆1 9 1 4
8月,一戰爆發,父親應徵入伍,不想當年10月因傷死亡。當局只給他母親寄回從遇難者體內找到的彈片。母親受到刺激,兩耳有些失聰,終日沉默寡言。迫於生計,母親帶著加繆回了娘家,此後多年一直生活在阿爾及爾貧民窟貝爾庫。
在加繆的記憶里,外祖母家沒有一本藏書,連書桌也沒有,他只能在餐桌上做作業,頭上吊著油燈
好在他從小熱愛閱讀,後來對友人透露他7歲時便有了當作家的夢想。
依靠政府的戰爭撫恤金和學校的獎學金,加繆得以延續學業,並廣泛涉獵了儒勒·凡爾納、紀德、喬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叔本華、尼采、舍斯托夫等人的相關著作。
1923到1924年在鄉村小學裡,一位名叫路易·熱爾曼的教師發現了加繆的天分,極力勸說加繆的家人讓他繼續上學(加繆對他的知遇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的諾貝爾獎答謝辭中提到了這位老師) 於是,加繆參加了助學金考試。
並得以於1924年,進入阿爾及爾的 Bugeaud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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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進入哲學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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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結識哲學教授 Jean Grenier
加繆年少時是阿爾及利亞競技大學隊的門將,可惜因為肺病終結了足球生涯。加繆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只有通過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靈魂。 」為此加繆被迫休學一年,咯血 昏迷 疲憊無力令他感覺自己快要死了。他成了醫院的常客,定期接受人工氣胸治療,這種方法將氣體注入胸腔,使受感染的肺萎縮以促其康復。罹患肺結核之前,加繆是位出色的足球運動員、游泳健將,不幸染病後,終身都在與病魔進行鬥爭,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在綠茵場上馳騁。這些遭遇為其「局外人」身份埋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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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南方》(Sud)雜誌上第一次發表隨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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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考入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大學期間,為《阿爾及爾大學報》寫評論,並創作了 《直覺》 《地中海》等散文詩,在手記中,加繆曾羅列以下心愛的片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對加繆而言,生活儘管貧困而無奈,但地中海充沛的陽光、美麗的沙灘,一直是他魂牽夢縈的精神家園。地中海式「苦難」與「陽光」主題,此後屢次閃現於他的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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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時,他娶了美麗的阿爾及爾
時髦少女 Simone Hie
一年後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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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左派力量成立人民陣線,反對右翼政權,反擊法西斯勢力強調實行社會經濟改革。文化青年代言人、著名作家紀德和馬爾羅等全力投入這場政治運動。
受此影響,加繆秘密加入共產黨負責貝爾庫工人區的支部工作,加繆在給良師益友讓·格勒尼埃的信中寫道:「 我認為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 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類的苦難減少 。」
求學之餘,為了便於開展黨務工作,加繆組織了勞工劇團,他改編了法國作家馬爾羅的《輕蔑的時代》,這是一部講述營救德國共產黨人的短篇小說,在徵詢作者改編許可時,馬爾羅給加繆發來了簡短的電報:改吧!馬爾羅大名鼎鼎,發表過小說《人類的命運》,獲龔古爾文學獎。他對名不見經傳的加繆以同志般的「你」相稱,這令加繆欣喜萬分。
戲劇改編日後成了加繆的喜好,並終其一生,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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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論文題為《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思想》,但因肺病而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
1936至1939年
開始在勞動劇院(Théatredu Travail)然後在團隊劇院, 改編並參演眾多劇目如馬爾羅的《蔑視的時代》(Letemps dumépr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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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多事之秋。 由於反對法國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民族沙文主義政策,以及與穆斯林作家和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加繆被開除出黨。對此,他只是微微一笑。同年,加繆嘗試寫作
《幸福的死亡》
Lamortheureuse
雖然在加繆去世後才出版,這篇小說可視為成名作《局外人》的雛形。
加繆就出版了隨筆集
《反與正》
第一次表現出自己思想的鋒芒。他的隨筆涉及到了人在被異化的世界裡的孤獨感,人面對自身的罪惡和死亡威脅時應如何做出選擇等。
人是懷著幾個熟悉的觀念活著的
兩個或三個吧
碰到人和事,就打磨之,改變之
要有一個確屬自己的、可以談談的觀念,非十年不行
自然,這不免讓人泄氣
不過人也在這個過程中多少熟悉了世界的美麗面孔
—— 阿貝爾·加繆《反與正·婚禮集·夏天集》
1937年,加繆遇見了弗朗西娜·福爾,鋼琴家和數學家。她1940年嫁給加繆1938-1939
為報紙《阿爾及爾共和黨人》 (AlgerRépublicain)撰寫專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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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德國閃擊波蘭,二戰的硝煙籠罩歐洲大陸。加繆在日記中寫道:
「 野獸統治的時代開始了…… 」
他曾報名參軍,但因有肺結核病史身體虛弱未果。加繆繼續在山頂一間面朝大海的出租屋裡
夜以繼日同時創作著「荒誕三部曲」《局外人》《西西弗神話》《卡利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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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貝·加繆來到法國首都巴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先在《巴黎晚報》從事編輯工作。
這一年的6月14日,希特勒軍隊的鐵蹄就踏進了巴黎市區,很快由納粹扶植起來的法國傀儡政權維希政府開始運作。
27歲時,他與Simone正式離婚。同年第二次結婚,對象是文靜的奧蘭少女 Francine Faure。這年的冬天,加繆帶著妻子離開淪陷的巴黎來到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城教書。在這裡一共住了18個月,正是這一段生活,使他醞釀出《鼠疫》。
生有一子一女:Catherine 和 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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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開始為 《巴黎晚報》工作,然後在伽里馬出版社做編輯,秘密地活躍於抵抗運動中,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
6月15日,《局外人》出版
加繆因小說《局外人》成名
書中他形象地提出了
存在主義關於「荒謬」的觀念
《局外人》
L"étranger
我們很少信任比我們好的人,寧肯避免與他們來往
相反,我們常對與我們相似、和我們有著共同弱點的人吐露心跡
我們並不希望改掉弱點,只希望受到憐憫與鼓勵
沒有對生活絕望,就不會愛生活
我已經沒有時間去對我不感興趣的事情再產生興趣
「一位作家誕生了!」法國媒體評論道。存在主義大師薩特撰寫了《「局外人」之解釋》的文章,認為「《局外人》是一部經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為荒誕及反荒誕而作。」
日子,過起來當然就長,但是拖拖拉拉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最後就混淆成了一片
每個日子都喪失了自己的名字
對我來說,只有「昨天」與「明天」這樣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義
於是我悟出了,一個人即使只生活過一天
他也可以在監獄待上一百年而不至於難以度日
他有足夠的東西可供回憶,決不會感到煩悶無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愉快
人生在世,永遠也不該演戲作假
「今天,媽媽死了。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局外人》開篇所展現的冷漠、虛無,至今令人震驚。「局外人」默爾索過失殺人,對法庭羅織的罪名淡然處之。這既折射了司法制度的荒謬,也成為二戰後一代青年的寫照。法國哲學家、符號學家羅蘭·巴特評價道:《局外人》代表著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代表著被戰爭破壞的一個時代,代表著那個時代的不合作的普遍心態。小說最後,默爾索以自己的決然向這個世界發出了最後的吶喊:「 我體會到這世界跟我如此相像,又是如此親如手足,因此感到自己過去幸福,現在仍然幸福。為使一切都顯得完美,為使我不再感到如此孤獨,我只能希望被處決那天觀者如潮,並對我發出憎恨的喊叫 。」
他說他一直在研究我的靈魂,結果發現其中空虛無物
他說我實際上沒有靈魂,沒有絲毫人性
沒有人任何一條在人類靈魂中占神聖地位的道德原則
所有這些都與我格格不入
人們永遠也無法改變生活
什麼樣的生活都差不多
而我在這裡的生活並不使我厭煩
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
盼望過他們所愛的人死去
不被愛只是不走運
而不會愛是種不幸
我們既無力作惡亦無力為善
為了把一切都做的完美
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
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
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
一個人對他所不了解的東西
總是會有一些誇張失真的想法
——————
10月16日,《西西弗神話》出版
《西西弗神話》
Le Mythe de Sisyphe
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
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
重要的不是治癒
而是帶著病痛活下去
一個人只要學會了回憶
就再不會孤獨
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
你也能毫無困難地憑回憶在囚牢中獨處百年
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
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升起
在光亮中
世界始終是我們最初和最後的愛
登上頂峰的鬥爭足以充實一個人的心靈
真正的生活是在撕裂內部出現的
生活,就是撕裂本身
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歷
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
想像過於著重於回憶
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
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緩緩升起
保持清醒,直至消亡
生存本身就是對荒誕最有力的反抗
對生活說」是」,對未來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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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加繆結識了 薩特和波伏娃,在哲學和戲劇等方面的共同愛好,使他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然而薩特傾向於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加繆則對蘇聯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加繆和薩特初次相逢,在後者的戲劇《蒼蠅》的首演式上。波伏娃寫道:薩特站在休息室里。「一個皮膚黝黑的年輕人走上前來做自我介紹,他就是阿爾貝·加繆。」兩人從此開始了正式交往
緣於共同的愛好,加繆很快融入薩特的圈子,他經常與薩特、波伏娃、畢加索等人相聚於咖啡館探討文藝、哲學問題和社會事件。薩特的戲劇《禁閉》排演時,曾邀請加繆擔任主角。二戰期間,薩特、波伏娃等
也參與到加繆主編的《戰鬥報》來,各種名目的聚會、狂歡更是接二連三,彼時的加繆和薩特,惺惺相惜、其樂融融。
然而,對於共產主義特別是蘇聯極權統治的政見分歧,使得加繆與薩特的親密關係出現了裂痕。在一次聚會中,加繆批評與薩特齊名的存在主義大師莫里斯·梅洛-龐蒂,譴責後者擁護蘇聯實行「大清洗」,蘇聯把反對派定為叛國罪,而關押甚至處決的做法令加繆毛骨悚然。梅洛-龐蒂為自己辯護,薩特一同助陣
加繆感到受了傷害,把門「砰」地一帶就走了。薩特等人沖了出去,沿著大街一路追趕,但加繆不肯回去
加繆與薩特的關係逐漸蒙上陰影。
在秘密發行的報紙《戰鬥報》(combat)當記者,後任伽利馬出版社的審讀,秘密出版《致一位德國朋友的書信》 (Lettresàunamiall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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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敵入侵,加繆並沒有置身事外,雖不能像馬爾羅一樣親臨前線參戰,但他投身地下報紙《戰鬥報》
擔任主編,為法國抵抗運動鼓與呼。
6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成功,進展順利。8月,抵抗力量配合盟軍行動在巴黎起義,與德軍進行巷戰。
加繆接連為《戰鬥報》撰寫社論,號召人們為祖國而戰,他寫道:「 一個渴望生活的民族,不應該等待別人給她帶來自由,她得自己去爭取自由 。」 「 從巴黎少逃出一個德國人便是向盟軍戰士和我們東部的法國同志少射一粒子彈 」
8月25日
巴黎解放前夜,加繆再次寫道:「 當自由的子彈還在市區呼嘯的時候,解放的大炮正在歡呼聲和鮮花叢中,越過巴黎的城門。在這個8月最為美好、最為熱烈的夜晚,巴黎的夜空永恆的星星混含著飛逝而過的子彈,大火的煙霧和充滿大眾歡樂的彩色煙火…… 」
為表彰加繆的貢獻,當局給他頒發了一枚高於普通等級的玫瑰勳章。加繆則表示自己沒有索要也不會佩戴勳章。「我所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而在我身旁犧牲的戰友們卻沒有獲得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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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卡里古拉》(Caligula)首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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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加繆斷斷續續寫了6、7年的《鼠疫》正式出版發行,首印2萬2千冊。3個月後,《鼠疫》銷量突破10萬冊。《鼠疫》美國出版後第一周賣掉3千冊。出版方每隔三天就發布一套廣告卡片,上面印有死神的畫像,廣告詞寫道:瘟疫就要來了!它已襲擊歐洲!法國十萬多人已被它吞噬!它即將席捲美國!阿爾貝·加繆要對此負責!
《鼠疫》
La Peste
我感到興趣的是:
為所愛而生,為所愛而死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
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
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並不在這裡
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
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
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
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
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
這一年,加繆首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時年僅34歲。
我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確是一種流放之感
一種明確清晰的情緒,一種焦心的回憶之箭,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
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時間飛逝
有時候我們讓自己陶醉於幻想境界
設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親人回來的門鈴聲或樓梯上熟悉的腳步聲
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車不通的事忘掉
在平時乘傍晚快車來的旅客應該到家的時刻
趕回家中等候親人
要了解一個城市
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幹活
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
過分重視高尚行為
結果反而會變成對罪惡間接而有力的褒揚
因為那樣做會讓人猜想
高尚行為如此可貴
只因它寥若晨星
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類行為更經常的動力
《鼠疫》的情節後來,以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為背景。主要講述人們面對突如其來的鼠疫時,由恐慌、 自私到覺醒、 反抗的故事。小說中的貝爾納·里厄醫生等人日夜操勞、救死扶傷,與西西弗的堅韌精神異曲同工。如果說西西弗是個人反抗英雄,里厄醫生則是一個從個人抗爭到集體行動的典範人物,他感染著身邊的人共克時艱,戰勝鼠疫。加繆荒謬哲學由此也有了新的抗爭維度。
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們為了它而捨棄自己的所愛
然而,不知什麼原因
我自己就像您一樣,也捨棄了我的所愛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
未來已經成為那永遠無法到達的彼岸
虛無縹緲
在沒有未來的城市裡
人們只能放棄忍耐和矜持
盡情滿足自己的各種慾望
這樣的末世狂歡的場景實屬必然
這個沒有愛情的世界真好比死人的世界
總有一天人們會厭倦監獄、工作和勇氣
去找回可人的面龐和柔情似水的心曲
往後的事,照格朗說,十分平凡
正如一般人一樣:
他們結了婚,還有點相愛
兩人都工作,工作一忙
愛情也就淡了
《鼠疫》獲法國批評獎,它進一步確立他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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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戲劇《正義者》(Justes)首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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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醞釀、修改了近十年的《反抗者》刊行,這部有關政治、哲學和藝術理論的思辨著作,集中體現了「我反抗故我存在」的核心命題。加繆把為人類盜取天火的普羅米修斯視為最早的反抗者,並對蘇聯和法國的革命提出了質疑,認為人們往往忽視了革命嗜血暴亂的一面。而薩特傾向於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甚至力圖把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
對未來的真正慷慨
是把一切都獻給現在
真正嚴肅地哲學問題只有一個
那就是自殺
希特勒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區別是:
「前者由劊子手自己頌揚劊子手
而後者更富於悲劇性
竟由受害者來頌揚劊子手
前者從未想過要解放所有的人
而僅僅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
後者就其最深刻的原則而言
旨在解放所有的人
但要暫時地奴役他們所有的人」
時隔半年之後,在薩特主編的《現代》雜誌上刊出了一篇題為《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的評論。文章經薩特授意,由雜誌社編輯執筆,長達二十多頁,極盡嘲諷之能事,對加繆的《反抗者》展開批判。加繆隨即回應發出了致《現代》雜誌主編薩特的公開信,由此又引發了薩特《答覆加繆》的長文:「我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我還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斷絕了它,無疑是它應該被斷絕。使我們接近的事多,使我們分離的事少。但是,這少仍嫌太多……」在信中薩特批判加繆的《反抗者》的出版,是一場反革命的「熱月政變」。加繆這個「資產者拋棄了歷史,變得恐怖與粗暴」……這種明顯帶有推責和輕視的言論,最終使得加繆與薩特分道揚鑣。
我大喊我什麼都不知道,一切都是荒誕的
但我不能懷疑我的呼喊,至少應該相信我的抗議
我這樣便在荒誕經驗之內得到了最早的唯一明顯事實
即反抗…
反抗誕生於無理性的場景與不公正的難以理解的生活狀況
但它盲目的衝動要求在混亂中間建立秩序
在一切消逝的事物核心有統一性
反抗在呼喊、要求,希望醜聞中止
至今不間斷地寫在海上的一切固定下來
它的憂慮在於改變
然而改變在於行動,而行動在明天就是殺人
但它並不知道殺人是否合理
恰恰是反抗引起了那些人們要求它使人殺人合法的行動
因而反抗必須從自己找到理由
因為它不能從其他任何東西獲得它們
反抗必須自我審視,以便學會駕馭自己的行動
除政治態度外加繆和薩特兩人不同的人生道路、 哲學思想等,一定程度上影響著 兩人的交往。
加繆和薩特均幼年喪父,此後隨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薩特的生長環境遠優於加繆,他外祖父是德語教師,家中藏書豐富。薩特畢業於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曾德國留學,師從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後來寫出了巨著 《存在與虛無》形成了他的無神論存在主義哲學體系。
加繆 祖上是一貧如洗的無產者,從小生活在「人人都得幹活掙錢的家庭」。自己中學時就開始打短工,大學期間當過家庭教師,當過汽車零件推銷員等,以貼補家用和個人生活費用。
薩特後來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但加繆 一生拮据,即便從經濟角度考慮也難以做出如此決定。儘管世人一直把薩特和加繆並列為存在主義的代表。加繆說:我從來都沒有認為自己是一名存在主義者。在誤解和無奈中,加繆依然筆耕不輟,先後出版了小說《墮落》和短篇小說集《流亡與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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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巨大的熱情,加繆再度投身戲劇,先後翻譯和改編了PierredeLarivey的《精神》(Lesesprits),Ladévotionàlacroix的《獻身十字架》。當年6月,攜兩部戲劇參加昂熱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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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夏天》出版
10月4、5、6三天,他前往荷蘭作短暫旅行。這是加繆唯一一次訪問這個成為他的小說《墮落》發生地的國家。加繆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兩天。在海牙,他參觀了著名的Mauritshuis博物館,對倫勃朗的作品讚不絕口。
11月1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線,開始襲擊阿拉伯和法國平民,隨後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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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一件有趣的案件》(Uncas intéressant)上演,改編自Dino Buzzati的作品。
4月,訪問希臘。5月到轉年2月,為《快報》(L『express)寫專欄文章,評論阿爾及利亞危機。所有文章以後,以「ActuellesIII」為題結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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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加繆號召在阿爾及利亞實現停戰,但是沒有得到回應。相反地,局勢更加惡化,恐怖主義事件加劇,衝突擴大化。
5月,發表了中篇小說
《墮落》
Lachute
還出版了包括6個短篇小說的集子
《流放與王國》
9月22日,根據Faulkner作品改編的《修女安魂曲》上演,取得巨大成功。
這個時候,他的思想多少已經開始轉向基督教倫理的探討,對過於世俗化的道德和存在的命題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
中篇小說《墮落》的發表,實際上是對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知識分子的一種質疑。最終,歷史證明了阿爾貝·加繆更加正確,而薩特在當時似乎正確,但是後來則並不正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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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改編LopedeVega的《奧爾梅多騎士》(Chevalierd""Olmedo)並在昂熱藝術節上演出。
10月16日,加繆和友人正在餐廳吃飯,伽利瑪出版社派來的一位年輕人匆匆趕來,遣開侍者偷偷告訴加繆他將獲得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加繆一時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神情獃滯,不停地念叨著「該馬爾羅拿諾貝爾獎」。馬爾羅一度是當年最熱門的候選人,正式公布獲獎名單前,瑞典國王甚至專門接見過他。此外,與加繆一同提名的還有貝克特、薩特等聲名顯赫的前輩。
它的沉默與咆哮如雷聲一樣有效
那是原始森林的沉默
連嘴巴也「含而不露」
——加繆《墮落》
待確認獲獎的消息後,加繆成為世界文壇上繼英國小說家、詩人吉卜林之後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年僅44歲,比吉卜林獲獎時大兩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多五六十歲才獲此殊榮,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獲獎時更是已達八十歲高齡。相比而言,加繆可謂青年得志。
他第一時間給母親發了電報:媽媽,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想你。
法國報刊很快展開了系列報道,法國總統給加繆發來賀電。隨之而來的是無數的官方宴請,加繆個人則一貫低調屢次表示「我寧願看到馬爾羅獲獎」「馬爾羅本應獲獎」,馬爾羅對於加繆的謙遜也轉達了謝意:「親愛的加繆,我剛剛讀完您的聲明,它同時給我們兩人都增添了榮譽,我為此感謝您。最好的致意。」
12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瑞典皇家科學院認為加繆在著作中 「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紐約時報》評論他 「是屈指可數的具有健全和樸素的人道主義外表的文學聲音」…… 加繆在隨後發表的演說中強調:如果離開藝術,他無法生存。作為成長在一戰、經歷過二戰的一代人在遍布集中營及緊接著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勢力對抗的歷史進程中,「不管我們個人有哪些缺陷,我們的職業高尚性始終根植於兩大介入,儘管是難以堅持的介入即拒絕對家喻戶曉的事情說謊和抵制壓迫。」
頒獎期間,有人問加繆是否會皈依天主教,加繆的回答很簡單:不。雖然人們不斷跟加繆探討上帝等問題,但作為無神論者,他只對作為人的基督懷有敬意,且聲明不相信耶穌復活:「我有一些基督徒的關切,但本質上我不是信徒。」
相對於上帝的天國,加繆似乎更關注眾生的塵世,特別是對人類的存在狀態和未來命運的考量。加繆能獲得諾貝爾獎,除了其文學成就外身為作家所具備和展現的道德良知應也有相當影響。
阿爾及利亞問題就像肺病一樣折磨著加繆。從1830年開始,法國逐步佔領阿爾及利亞開始了殖民統治,大批歐洲人陸續前往定居。截至20世紀中期,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人數已達百萬,但穆斯林人口總數依然占絕對優勢。
所謂魅力
就是沒有問明確的問題
就得到肯定的回答
——加繆《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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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萬聖節凌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在境內多個地點襲擊軍事設施、警崗等據點
武裝反抗法國的統治,為期近八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其間,除武裝起義外,阿爾及利亞境內民族極端分子,針對平民、公共場所的爆炸恐怖活動時有發生,法國派遣軍隊前往鎮壓,局勢持續動蕩。
加繆在報刊撰文呼籲和平,反對暴力,他寫道:「法國政府左手拿著《人權宣言》,右手拿著用來鎮壓的警棍時,還能以文明的創立者自居嗎?」對於那些被殖民當局逮捕的民族解放陣線成員,加繆也儘力展開營救,他參與過100多起宗教救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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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下午,加繆在阿爾及爾舉行和平集會,他在和平集會上宣讀了長達15頁的停戰呼籲書,強調法國移民和穆斯林都應受到同等的尊重,否則雙方將滿懷仇恨共同走向毀滅。整個活動可謂冰火兩重天。會場里,人們對加繆的講演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廣場外,成百上千的極端右翼激進分子高呼「把加繆綁在火刑柱上」 「把加繆送上斷頭台」的口號,石塊像冰雹一樣砸向會場玻璃窗。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不得不調集上千步兵組成人牆,以便抵擋示威者的衝擊。
加繆所處的兩難境地,加劇了他的「局外人」身份:「兩邊都不把我當作自己人,一邊覺得我不夠愛國,另外一邊又覺得我愛國愛過了頭…… 我正是以一個對阿拉伯人滿懷友愛之心的法國人的身份去愛它的,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在阿爾及利亞找到家園之感,而不至於在這片土地上淪為外國人。」
加繆結過兩次婚,並與第二任妻子育有一對雙胞胎,他自比「唐璜」,身邊從不缺少緋聞女友。對於女性的偏好,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他缺乏歸宿感的表徵。
在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翌日的學生見面會上,有一個阿拉伯年輕人無端指責加繆不作為,沒為阿爾及利亞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情,加繆強忍憤慨反駁道:「我一直都譴責恐怖主義,我必須要譴責在阿爾及爾大街上盲目行動,某一天可能會襲擊到我母親和我的家人的恐怖行動。我相信正義,但是在正義之前我首先要保護的是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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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演講》出版,在Lourmarin買了一幢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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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戴高樂宣布給予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決權,其可以在獨立、聯盟或者併入法國三條道路中作出選擇。對此,加繆頗為振奮,他一直設想法國與阿爾及利亞之間能建立聯邦。此前也當面與戴高樂交流過意見,然而,加繆去世兩年後,阿爾及利亞最終宣告獨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擺脫了法國的統治,在阿爾及利亞已繁衍生息了百餘年的約百萬歐裔人口,被迫再次離開家園,重回歐洲,這是加繆始料未及的。
《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時,加繆千方百計想實現一個渴望了許久的夢想,成立自己的劇團。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加繆用獎金在普羅旺斯盧馬蘭鄉下買了一間房子,決定在那裡安心創作。在給友人的信中,加繆說《第一個人》是他真正開始創作的一部作品。
因為身體有病,加繆游移於對生的強烈渴望和死亡的誘惑之間,總有一種時不我待之感,他想起托爾斯泰35至41歲之間完成了《戰爭與和平》,而他快40歲時還沒寫出自認為偉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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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加繆搭朋友的順風車從普羅旺斯去巴黎,途中發生車禍,加繆當場死亡,年僅47歲。
在他隨身攜帶的提包里,還有一部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手稿《第一個人》。時隔多年後,關於他的遺產和「神秘」的死亡,依然讓人猜測不已。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
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
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
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
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
卻並不絕望和頹喪
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
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
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
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
他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
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
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
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
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越來越多的人在研究他的著作與思想
研究成果也遍及世界各地
他的成名作《局外人》
也一再重版,印數突破千萬冊
由於是一個在貧窮、普通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
加繆在世時始終
與文學沙龍、文學名人、榮譽、勳章保持距離
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貶低
孤獨之時,他總對他的一個知己說:
「 但願他們了解真正的我 」
《加繆傳》的作者
在寫這部傳記的時候時刻牢記這句話
力求讓廣大讀者看到一個真正的加繆
以慰藉加繆的在天之靈
在世界上的其他許多地方
有著大量紀念加繆的活動
巴黎十多家公共圖書館聯合
推出了貫穿9、10兩個月的紀念活動
他們以加繆著作中的
「荒謬」和「反叛」
為主題詞策劃活動
這些活動包括了作品朗誦會、圓桌討論會
電影放映會、配樂朗誦等等
主要思想
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
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
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
《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
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
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
書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設的提出
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
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
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
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是幸福的
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
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是一種反抗
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
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
加繆在假設西西弗幸福的時候
充分運用了想像和獨斷,其潛台詞
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
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
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
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
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
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
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
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
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
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
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
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
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
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
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
成為他的重要特色
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
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
這在別的作家那裡,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
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複雜的深刻
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
"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
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
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
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與世界的斷裂
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
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
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
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
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
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係
善與惡,美與丑等一系列概念
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
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
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
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
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
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
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
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
成為意義之源
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
毫不修飾的語言產生讓人困惑的效果
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阿爾貝·加繆並不是一個純思辨型的哲學家
他從來都沒有像薩特那樣寫過磚頭一樣厚的哲學著作
他是以自身經歷、以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為
來推導出時代的哲學命題的帶有哲學思想的小說家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
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
以《鼠疫》為例
《鼠疫》是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代表作
被認為是加繆最有影響力和社會意義的作品
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不象讓-保羅·薩特和海德格爾的那般艱深
至少在這篇小說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加繆認為世間的混亂和荒謬是必然的
人作為一種存在,是沒有他的必然的意義與目的的
在故事中,加繆描寫了一個神甫的兩次佈道
從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帶來的意義
他通過主人公的態度表明了一個人面對虛無的人生的態度
就是以愛情、友誼和最重要的——同情心來充實內心
存在主義本身就否定了「意義」,把人放逐到了荒蕪的沙漠
可是和這種哲學相反
存在主義哲學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誠追隨者
阿爾貝·加繆是存在主義哲學家中
對荒誕論述得最為全面、最深刻
並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
這也是他的哲學的最大特色
因而被人們稱之為「荒誕哲學」
荒誕哲學是資產階級文明遭到嚴重衝擊的哲學表現
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出它的痼疾
和由此帶來的災難性、毀壞性後果
諸如劇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震蕩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它對人的滅絕人性的迫害
「使得人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
所滋長蔓延起來的對理性和科學的頌揚
對社會進步的樂觀幻想
迅速被一種所謂『存在的不可理解』
人的存在的走投無路的悲劇性』的感覺所取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人們更感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
人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人失去了安全感
人被絕望、孤獨和無家可歸的情緒所籠罩
這時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樂觀主義
逐步被荒誕哲學所取代
人們普遍感受到這個世界的荒誕性
人存在的荒誕性,於是荒誕哲學應運而生
存在主義哲學對於「荒誕」的解釋是:
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
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
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
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
在存在主義文學中
加繆無疑是將這種狀態表現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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