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是如何互懟的——福山與阿西莫格魯的對話

五年前，一本基於學術研究的通俗讀物一經出版就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那就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現已轉入芝加哥大學）合作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下文對兩位作者簡稱AR，兩人還有一位重要的合作者Simon Johnson，故三人形成了大名鼎鼎的AJR組合）。阿西莫格魯可謂智慧與勤奮並存的學者，研究興趣涉及經濟學理論、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經濟增長、收入與分配不平等、國際業貿易等多個領域，所發頂級期刊論文的數量、質量以及速度讓同輩學者望洋興嘆，其影響從經濟學蔓延到政治學、社會學甚至人類學多個領域。2005年，38歲的阿西莫格魯榮獲克拉克獎，此獎項主要表彰40歲以下在美國任教的中青年經濟學者，其得主有40%在平均22年後獲得諾貝爾獎；2006年入選美國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士；2012年榮獲歐文-普萊恩經濟學獎（The Erwin Plein Nemmers Prize in Economics），獲獎者中也有半數在日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思想基礎在作者十餘年前的研究中就已經初現端倪，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對「殖民遺產」（2001）以及「財富逆轉」（2002）的討論。從那時起，阿西莫格魯等人就近乎偏執地認為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谷歌學術搜索來看，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一文的單篇引用量已經過萬，這是絕大多數學者一生都無法企及的高度。而阿西莫格魯的文獻被引量已經有十萬有餘，正在朝著其前輩道格拉斯·諾斯的十二萬奮進。

當然，對阿西莫格魯諸多研究的批評也一直不絕於耳——從理論框架到歷史資料再到分析工具。而作為一本通俗讀物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更是難免商榷與質疑的聲音，其中包括同樣是暢銷書作者的弗朗西斯·福山。

在中國，人們對福山並不陌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至今時常拿出來被批判。福山是十分「能寫」的作者，而且寫的都是「大書」，其中許多書已經被國內翻譯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譯叢」一口氣翻譯了福山為人熟知的《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以及「不那麼熟悉」的《大裂斷：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重建》、《國家建構： 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等等。實事求是的講，福山的著作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乃師亨廷頓的風格，視野宏闊、文筆激昂，加之時而有「驚人之語」，因此一經出版便圈粉無數。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良心譯者也為福山的思想傳遞到漢語世界助力了一把，因此上述著作在豆瓣評分均在7分以上（最為人知的那幾本更是獲得了8.5+的好評）。將福山列為「暢銷書」作者一點也不為過。

福山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書評發表於美國時評雜誌The American Interest。文章開頭福山同樣將這本著作列為「大書」（big book）的行列。同時不忘吐槽：相較於作者之前研究論文，這本書沒有搞的回歸分析或博弈模型滿天飛——這讓普通讀者還是能夠看懂的。

福山首先簡明扼要的總結了作者的觀點：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好的政治制度則尤其重要，如果說經濟增長是好政策的副產品的話，那麼糟糕的政府可能使得一些有益的政策措施（如國際援助）變的無用。其實這個觀點並不新穎，自諾斯以降的制度經濟學家均秉持這樣的論斷。福山覺得阿西莫格魯所謂「攫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與「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ion）與諾斯等人在《暴力與社會秩序》一書中提到的「權利限制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和「權利開放秩序」（open access order）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更為重要的是，福山認為，AR並沒有確切的說明到底是什麼樣的制度促進經濟增長，以及未能未能很好的在其宏大理論的框架下完整的鋪墊歷史事實。

福山認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所存在的第一個問題在於概念界定：到底什麼是包容性/多元主義制度和攫取性/絕對主義制度？作者在概念使用上過於寬泛，導致整本書直至結束也沒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故而極大的削弱的本書的解釋力度。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包容性的政治經濟制度並非簡單的民主制度，而是集民主、權威、法治等諸多要素的混合體。但福山（以及其他許多學者）覺得，AR的這種頗具「取巧」的做法（將所有好概念糅合成一個好制度）可能面臨概念內部諸因素互不「兼容」的情況：例如亨廷頓（膜老師——福山習慣於此）在多年前就指出政治制度的發展可能是不協調的，擴大政治參與可能會破壞政治穩定。

單單對本書的批評遠不能讓福山過足癮，接著，他把尖峰指向了整個經濟學界：和許多經濟學者書寫的歷史一樣，AR的解釋與事實之間有極大的出入。例如，AR認為羅馬帝國的衰敗源於從包容性共和國向絕對主義帝國的轉變，但在福山看來，這簡直是南轅北轍。拋卻羅馬帝國的權力與財富在奧古斯都之後兩個世紀里的持續增長與繁榮，即便是東羅馬帝國其在15世紀之前也一直保持了領先地位——從共和國時期寡頭政治想帝國時期高度發達的法律體制的轉變，反而增加羅馬的活力並解決了共和國末期所存在的政治動蕩等嚴重問題。

作為對中國頗有關注的學者，福山認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分析框架最難解釋中國發生的經濟奇蹟。雖然當前中國與幾十年前已經更具包容性，但是按照AR的標準與歐美等國的差距依舊十分巨大。福山說，在包容性制度的匣子了中國既沒有這又沒有那，但為什麼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呢？雖然作者認為這套體系不能持久，但一個無法解釋現如今如此龐大經濟體的理論終究是存在極大的缺憾。當然，在黑中國方面，福山和阿西莫格魯達難得的達成一致：I actually agree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crash. 

最後，福山語重心長的說，研究者還是好好的利用既有的社會科學詞語——如國家、法治、民主、世襲主義、庇護主義——來解釋國家興衰吧，而不是造一些新詞來糊弄人。

福山的批評是相當很犀利的，而且很大程度上直擊要害。針對此，發文狂魔阿西莫格魯自然也做出了一些回應（甚至他們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以回應各種有關這本書的評論）。

文章的開篇不免客套一番：「雖然有褒有貶，但我們很樂意收到各方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提出的寶貴意見。」接著作者馬上話鋒一轉：「福山的辛辣的批評卻頗為不同。我們本著『譽之不喜,毀之不怒』的原則欲將其自動忽略，但由於別人多次詢問我們對於這篇批評的看法，因此我們勉為其難，簡單的對福山的批評做一下回應。」

首先在繼承性的問題上，AR承認他們的確沿襲了諾斯的開創性事業，但也存在很大的差別，即政治在經濟發展中的首要作用。相較於諾斯等人更加強調商業和非政府組織等制度形態所發揮的作用，AR認為作為衝突結果的政治制度是型塑經濟制度的關鍵，進而形成了特定的創新和投資環境。總體而言，作者的研究的確建立在《暴力與社會秩序》的基礎之上，但他們卻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二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在概念界定上，AR認為包容-攫取的區分的確是二元對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認為當今世界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包容性/攫取性制度，以及世界政治的制度光譜僅由這兩種制度組成。在書中作者已經說明，作為兩端的制度形態存在很長的「灰色地帶」，大部分國家處於灰色地帶之中，而本書所展示的是許多攫取型制度走向包容型制度的故事。以中國為例，中國雖然沒有建立充分的包容性政治經濟制度，但是卻在通往包容性經濟制度的道路上邁出了雖有限卻關鍵的步伐。

而在理論框架之於中國發展的解釋力上，AR覺得福山的批評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在本書的第五章和第十五章專門就此有過專門討論。正如人們不會因為蘇聯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就認為計劃經濟在創新、分配和保持增長方面優於市場經濟，事實上今天中美經濟的差距依舊大於70年代美蘇之間的差距。如果中國憑藉現行制度在人均財富上達到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水平，那時才能證明分析框架是錯誤的。同時AR強調，攫取型制度同樣會取得經濟增長，只不過這種增長無法持續。

文中同樣有來自技術層面的反擊，以暗嘲福山在方法論尤其是量化研究上的無知。最後，阿西莫格魯等很大度的說道，他們的理論並沒有國富國窮的爭論畫上句號，日後工作的推進，還請各位指摘。

Dan Slater（他的文章，參見Dan Slater: 強國家的民主化之路；Dan Slater：改變威權主義——對蘇哈托「新秩序」的案例研究）曾幽默的說，現在書架上99%的書都是無用的。而在那1%的經典中，又可以分為「偉大」（greatness）與「完美」（perfectness）兩類，並拿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與馬洪尼的《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發展》（參見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發展——當代比較政治的扛鼎之作）做對比：前者提出了具有洞見與衝擊力的論斷，開闢了新領域，開啟了持續的爭論，這類「偉大」的作品往往會獲得更多的關注；而後者通過嚴謹的設計、精緻的推論和豐富的資料，極具說服力地回答了該領域的核心問題進而結束了相關爭論，但這類「完美的作品」反而無法獲得那麼大的影響力。阿西莫格魯的研究正是產生爭論的「偉大」作品，他與他的合作者將制度經濟學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雖然招致了各方面的批評，但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他的意義與價值。

但在另一方面，阿西莫格魯雖然囊括了包括克拉克獎在內的諸多榮譽，但是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似乎還缺少關鍵一步。眾所周知，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旨在表彰那些在原創性理論與開拓性工作上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誠然阿西莫格魯影響巨大，但在思想的原創性上依舊遵循著新制度主義的基本思路，即便方法技藝上日臻成熟，但是事實上並沒有超越諾斯在上世紀所形成的分析框架。阿西莫格魯能否獲得諾獎，關鍵不在於能否超越諾斯，而在於能否超越自己。

反而在政治學領域，阿西莫格魯為民主與專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專制與民主的經濟起源》一書中（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中譯本將原版的主標題降為副標題，並自行加了主標題《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作者區別於傳統的如經濟發展、階級關係、文化傳統等假說，提出了政治博弈在政體發展中的作用。約翰·斯凱特政治科學獎 （The 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素有政治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2017年的得主便是經濟學出身的著名學者阿瑪蒂亞·森。鑒於經濟學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發展態勢以及量化研究、博弈論在政治科學中的滾滾洪流，阿西莫格魯是否可以憑藉自己的研究在政治學界再獲桂冠，其結果真的未嘗可知。

而另一位對話者福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由他開啟的爭論其影響力和傳播範圍一點不亞於阿西莫格魯。但是在美國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中，福山似乎並不為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所推崇。雖然福山在2015年斬獲約翰·斯凱特政治科學獎（也是其中唯一一位「高級研究員」而非「教授」），但他貌似沒有一本著作在美國政治學會或社會學會下設的分會（如「比較政治學」、「政治與歷史」、「發展社會學」、「比較與歷史社會學」等）獲得過最佳著作獎——即便是《政治秩序的起源》與《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這兩本「巨著」亦是如此。福山沒有也不可能習得亨廷頓那般的睿智，反而將亨廷頓的一些缺點擴大了。例如，很多學者批評亨廷頓不夠嚴謹，在實證材料和因果推導上存在許多偏頗——然而如《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這樣的著作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成果，不能以現代的眼光苛求。然而作為活躍在21世紀的學者，如果依舊拿著預言或者開處方的手法指摘江山，那麼其研究縱容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但也難免如「大多數螺絲都沒有擰緊的巨輪，航行在海上搖搖欲墜」。福山或許和他恩師一樣，並不願意將自己看作是political scientist，而更喜歡「戰略家」的定位（可能有些拔高），或者乾脆是「政論家」——撇開那些自娛自樂的學者而幹些有社會效益的事情。當然，即便是在學術意義上福山的研究也有很大的的價值，尤其是一些反思性觀點值得學者們加以關注。

一位兼具「學者、作家、詩人」多重身份的國內政治學者以《如何到達丹麥》為題對《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作序，認為「如何走向丹麥」——即如何形成一個既有法治、又有民主、且政府高效廉潔的國家——是此書希望回答的問題。作者總結了福山的觀點，一是國情，二是發展順序。在全文的最後作者提到了福山書中一個很有趣的案例：哥斯大黎加。哥斯大黎加周邊國家充滿血腥戰亂、政變、高度貧富懸殊，而這個國家卻有「中美洲的瑞士」之稱。歷史上哥斯大黎加不是沒有過內戰與政變，但是1940年代保守派與左派「各讓一步」的妥協使政治發展得以可能。作者認為，「無論什麼政治配方、以什麼發展順序出現，政治家的妥協都是繞不過去的一個環節」，因此「到達『丹麥』之前，還是要先到『哥斯大黎加』去」。

詩人與作家可以將世界描繪成田園詩歌的美好境界，但社會科學所需揭示的卻是冷冰冰的現實。雖然哥斯大黎加相較於拉美絕大部分國家取得了不錯的發展成就，但是該國並沒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貧富懸殊的社會分化嚴重製約著國家進一步發展。同樣被西方編織的「神話」還有模里西斯、博茲瓦納、智利等等。事實上，「通往丹麥之路」其實不過是童話版的「歷史終結」而已。中國的巨輪何去何從我們尚未可知，但對於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希望通過路經哥斯大黎加而到達丹麥，或許只是美好的幻想罷了。

擴展閱讀：

德隆·阿西莫格魯，詹姆斯·A. 羅賓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湖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

顧昕：《國家興衰的歷史政治經濟學》，《財經》，2015年12月28日

福山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評價：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4/30/response-to-fukuyamas-review.html

阿西莫格魯對福山的回應：

Acemoglu and Robinson on Why Nations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