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傅明善：杜甫詩論辯證三則

　　 　　一、轉益多師

　　 杜甫的詩歌主張，相對集中地表現在他的《戲為六絕句》之中，這是最早出現的論詩絕句，它既開拓了文學批評的一種新形式，同時又拓展了絕句這一詩體的表現領域，創始之功甚巨。其第六首謂：

　　 未及前賢更無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他指出，如果一味地摹擬因襲，則無疑不能跨越前人。因此，應該善於鑒別並剔除那些摹擬因襲而缺乏創新的偽作，多方學習，取諸家之長以成一家之風格，最終上追風雅，是為學詩之正道。

　　 杜甫自己正是這樣做的。首先，他虛心向所有前代詩人學習。學習宋玉則謂「風流儒雅亦吾師」[1]；學習蘇、李則謂「李陵蘇武是吾師」[2]；學習曹植、劉楨則謂「賦詩時或如曹劉」[3]；學習陶潛、鮑照、二謝之詩，則謂「焉得思如陶謝手」[4]，「熟知二謝將能事」[5]，以至「往往凌鮑謝」[6]；學習陰鏗、何遜則更是「頗學陰何苦用心」[7]。其次，對於同一時代的詩人之作，他也時有稱頌並虛心學習，如孟浩然詩篇之「清」（「清詩句句盡堪傳」[8]），王維詩篇之「秀」（「最傳秀句寰區滿」[9]），還有元結詩篇之「詞氣縱橫」（「詞氣浩縱橫」[10]）等等。只要他人有一可取之處，他都不會輕易放過，都一一加以學習並頌揚之。

　　 然而，從杜甫創作情況來看，所謂「轉益多師」，並非僅限於前代及同時代詩人的創作，他是無所不師而無定師的。因此，其用以指導創作實踐的理論，範疇當更為闊大，起碼還應包括如下數端：

　　 （一）既「親風雅」又「攀屈宋」，自覺向辭賦作家學習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使杜甫在成就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同時，又不乏浪漫主義的特色。他曾說：「不簿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追攀屈宋，自創偉詞，與之並駕齊驅，這既是杜甫的主觀追求，也是他成就了的事業。他既與屈宋的創作精神遙遙相接，又富於獨創性而非摹擬因襲。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這首杜詩的代表作，其開頭一大段反覆敘述自己那種出處進退的無可奈何的思想情感，與《離騷》開頭一大段的生平自敘就很相類似。《離騷》在生平自敘後，緊接著就以深沉的筆調，藉助豐富的想像，參之以隱喻象徵等藝術手法，寫出了自己的政治際遇和「上下求索」的苦悶心情，形成了積極浪漫主義的最高典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則在自敘之後，緊接著就把親身經歷的現實生活及其種種感慨，如實在描述了出來，以生活內容與思想內容的有機結合，達到了現實主義創作的最高峰，兩者的表現手法雖然截然不同，但作品的內涵意義與藝術形象，以及構思過程中情感的發展，則顯然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

　　 即使在抒情言志的表現手法上，杜甫也多有學習屈原之處。如《佳人》詩，在以第一人稱對佳人命運作了率直酣暢的傾訴之後，又以第三人稱寫道：「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發，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詩中所寫這位在戰亂中被遺棄的女子的形象，顯然是詩人對整個社會現實作了高度概括，並融進了自己深沉而委曲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一個藝術典型。這位女子的不幸遭遇、清苦生活以及堅貞不移的情操，則正是詩人自己特立獨行的性格象徵。由此，我們不禁會想起《九歌》中「山鬼」所歌的「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3]「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等句，其間借形象以作抒情，引草木以作象徵的表現手法又是何其一致！另外，《古柏行》之於《桔頌》也自可看出借詠物以抒情言志的手法之繼承性。

　　 竊以為以上幾方面對辭賦的繼承發展，比起那種摘尋《文選》詞句以證杜的繼承性來，當更為重要。

　　 （二）向人民大眾學習語言，大膽地「直道當時語」，使詩歌語言更趨於清新自然，更能逼真地反映社會生活。這也是杜詩之所以能成為「詩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前人對此亦不乏評價較高者。如比杜甫稍後的元稹就曾說：「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11]。然而，歷代說杜詩者，大都寧可相信黃庭堅所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之說，且又不肯承認人民大眾口頭俗語為一個重要的「來處」，反而掉轉頭去，到經史典籍裡面去尋根探源。每每務博矜奇，繁征遠引，以至「天棘」、「烏鬼」，聚訟紛紜，月露風雲，俱煩疏解。一些本來無注而自明者，亦因牽強附會而反晦。如杜詩《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之三有「野橋分子細」之句、竟至也須注出「子細」二字《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杜詩本此。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而真正看到了杜詩學習大眾俗語者，則又大不以為然，如宋代西昆派領袖楊億竟譏杜甫為「村夫子」，一副不屑的神態。即使有不服此論而欲仗義為杜甫辯解者，如戴昺也不過說：「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萬丈長」[12]。所謂「不害」，言下之意亦即無益，其對學習方俗言語以入詩的立場態度還是一致的。都遠不如元稹說得真誠而又切至，真正找到了文學語言的源頭活水。

　　 （三）廣泛吸取多方的藝術修養，以成就杜詩之千匯萬狀，豐富多彩。杜甫生當大唐帝國全盛之時，各類藝術均已相當發達，客觀上為他吸收各種藝術修養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而主觀上「轉益多師」的思想指導，則更使他能得到全面的藝術熏陶。其《壯遊》詩謂：「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正因為他在詩、書兩方面的早慧，在他少年時期就受到久負盛名的書法大家李邕賞識。[13]如今，我們雖然已無法見到他的書法真跡，但畢竟還可讀到他對書法藝術發表真知灼見的詩篇。如《李潮八分小篆歌》、《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觀薛稷少保書畫壁》等詩篇中，既有對書法史的詳盡敘述，又有對書法作品的精妙批評，其間書識之高超直與詩境詩風相通。如《李潮八分小篆歌》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以剛健之美作為書法批評之標準，正與反糜麗、倡風骨的詩文革新理論互為補假。又如《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所謂「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準確地道出了張旭草書中所謂「一筆書」的精神、氣魄、筆力、形相。一旦施之於詩，則為詩中飛動流轉之美與筆力遒勁之美的結合。朱熹所謂「杜詩晚年橫逸不可當」，蓋指此類作品吧。

　　 題畫詩雖非杜甫之創舉，但從中亦足可看出他對繪畫藝術的精研之功。杜集中有題畫詩凡十八首，無論是題寫畫鷹、畫馬、畫松、畫山水，皆能「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從繪畫作呂中引發詩情詩興，便將畫境作為題詠的對象，而又能補繪畫「無聲」之不足。蘇東坡《韓干畫馬詩》所謂「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干丹青不語詩」，正說明了空間藝術與時間藝術互相生髮、互相補充的關係。杜甫從他所交遊的韋偃、王宰、曹霸等著名畫家的作品中，既開拓了詩歌題材的領域，同時又成就了他對自然萬物體察入微、刻劃入神的藝術表現力。而對繪畫作品深刻而精微的認同，則又對馳騁藝術想像有著神助的作用。如《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所謂「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這種由繪畫作品「經營位置」的妙處而達到「氣韻生動」的境界，詩人在同一詩篇中就以「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等句加以表現。洞庭湖與日本海之間不下萬里，而竟縮於咫尺之中，且能盡彷彿震蕩之致，這就是所謂「尤工遠勢」。用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的話說，就是「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金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又如其《上兜率寺》詩，其中有句云：「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葉夢得評此詩謂：「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個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14]正是這種神思飛揚的藝術想像力的表現。

　　 因此，筆者以為杜甫的「轉益多師」，除了虛心向前代及同時代詩人學習以外，還能向不同文體的屈賦學習，以成就其風格之多樣化；能向人民大眾的方俗語言學習，以成就其大眾化；能向不同門類的藝術學習，以成就其詩之千匯萬狀，豐富多彩。這正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之所以偉大的地方。

　　 　　二、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有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此詩作於他早年旅食京華時期，[15]是他向當時的尚書左丞韋濟一吐心曲、請求薦引的陳情之作。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原其本義，亦莫非自述讀書創作為功之勤，才情獨具。但客觀上卻又可以看作少陵詩歌創作經驗的夫子自道。歷代說杜者對此多有發揮闡釋，而大都僅引韋編三絕故事推衍其本義。以為書讀多遍而卷易磨。唯清初學者張遠（字邇可）在其所著《杜詩會粹》[16]中解此句為「識破萬卷之理」，似更切至。

　　 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引張氏之說以為確解，並為之發揮說：「惟其識破萬卷之理，故能無一字無來處，而又能陶冶點化也。」潘氏推服黃庭堅「點鐵成金」之說，故欲引此以證成之，意謂「用古而不露筋骨」[17]，這正是杜詩善用古人語之處。王世懋說得更為徹底，至謂「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弮，必不能也。然病不在用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18]。袁枚對此則又別有解悟，蓋謂「破其卷，取其神，非圄圇用其糟粕也」[19]。此則非僅「識破萬卷之理」而已，且欲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亦即少陵所謂「別裁偽體」之意。至此，對杜甫這兩句經驗之談可謂發揮盡致矣。

　　 然而，即以此句為杜甫苦學之證，認為杜甫「無一字無來處」，以至竭力搜求經史百家著述以注杜，得出所謂「不讀萬卷書，不能解讀杜詩」[20]的結論，則又無異於置少陵於餖飣獺祭之列矣。名為尊杜實則貶杜！若誠如升庵所言，至如「江上徒逢袁紹杯」之句，劉辰翁批註為「眯目不曉」；王洙之注又「尤無干涉」，只有升庵出，引鄭玄與袁紹宴，「依方辯對，咸出問表」，這才算找到了的解，那麼，專門注家尚且難為解人，何況一般後學呢？然則，一部杜詩又何以能夠傳誦千載而不衰呢？

　　 平心而論，杜集中確實不乏使用僻典之作，所以，才會引起所謂千家注杜的局面，紛紛為杜詩探源。其實，杜集中類似作品主要集中在「甫昔少年日」「為人性僻耽佳句」的時期，而作為杜詩精華所在的安史亂中及入蜀以後的作品，何其平實，何其流轉！南宋陳善《捫虱新語》就曾指出：「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21]

　　 對這一問題，筆者以為黃生《杜詩說》之言庶幾近於客觀公允，他說：「杜公近體分二種，有極意經營者，有不煩繩削者。極意經營，則自破萬卷中來；不煩繩削，斯真下筆有神助矣。」

　　 綜觀杜甫「有神」說，「讀書破萬卷」只是他所強調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從古人作品中得到借鑒。同時，他又十分強調生活基礎、社會環境對詩歌創作的感興神助作用。他曾說：「曾為椽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峽中覽物》）正是「三輔」、「潼關」一帶烽煙瀰漫、戰火連天的現實生活的深刻體驗，使杜甫寫出了《三吏》、《三別》等現實主義傑作。這裡所謂「詩興」，亦即詩人在現實生活刺激下所產生的創作靈感與衝動。他又曾說「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上韋左相二十韻》）「詩興不無神」。（《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他似乎總是要把「詩興」與「有神」相聯繫，這是很有見地的。在古代詩學理論中，有關「興」的理論，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提出。它與後來鍾嶸《詩品》所謂「直尋」，嚴羽《滄浪詩話》所謂「妙悟」，王夫之《姜齋詩話》所謂「即景會心」，都是對藝術直覺活動的一種深刻揭示。而作為藝術直覺的基本特徵是直觀與思維在瞬間的統一，「是在把握直觀對象的形態的同時又領悟到它的深層的意蘊」[22]。正如王夫之在《姜齋詩話》卷二談到賈島「推敲」故事時說：

　　 「僧敲月下門」，只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其中「妄想揣摩」與「即景會心」屬於兩種不同性質的心理活動。前者依靠的是邏輯推理，直觀與思維互相分離，情與景各自獨立。這景中之情乃是由詩人之「揣摩」而外加上去的情，這就難以達到情景渾融。後者則是詩人對事物外在形態的直接觀照，同時又心領神會到事物內在的深層意蘊。景生情，情寓景，實現形態與意味，形與神、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源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23]而皆能自然靈妙。

　　 因此；杜甫再三強調的「詩興」與「有神」的密切關聯，正是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只要是由於生活現實、社會環境所激發興起之創作，即景以會心，而不是純以經史典故相「補假」，則其所作自然靈妙，若有神助。當然，敏銳的藝術直覺之獲得，又需有「讀書破萬卷」的較高文化素養作基礎，否則，即有會心，亦難形諸吟詠。要之，須有深厚的生活基礎，敏銳的藝術直覺，再輔之以「讀破萬卷書」的文化素養，才能「下筆如有神」。如此，則庶幾較為全面地理解了少陵論詩之旨。

　　 　　三、「耽佳句」與「渾漫與」

　　 杜甫在「有神」說里提出了一個創作源泉的問題，一方面他著重強調了學養功力對文學創作的作用，以及繼承借鑒前人成果與創新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又更多地強調了社會生活對文學創作的感興刺激作用。而在《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一詩中，則又討論了「耽佳句」與「渾漫與」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動機問題。對此詩的理解歷來存在較大的分歧。有人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為杜甫「故抑其少作而發此微言」，認為「老去詩篇渾漫與」才是他「老而學力大醇」，不復有隻耽佳句的偏僻之興，「而物情自然由中」的反應。[24]又有人則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為杜甫苦學、苦吟、勤於鍊字、煉意的經驗之談，甚而至於說成是「不同時代的詩人都望鳳來儀的一面藝術旗幟」[25]。僅此兩端即可看出歷代對此詩理解上分歧之大。竊以為潘氏之說為較確。且看原詩：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

　　 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

　　 作為一首七言律詩，其間的起結承轉應該說得比較分明的。首聯言詩人早年創作刻意求工務奇，耽於佳句，以驚人之語為能事，蓋學六朝而未脫其窠臼之謂。頷聯承上，言如今到了晚年，則舍此僻性，「渾灝優遊，殊不存一驚人之志」[26]。取興於自然心會，不再以「春來花鳥」之刻畫為愁事了。頸聯轉而寫眼前之景，切入題意，即所謂「江上值水如海勢」者。尾聯點明題面「聊短述」三字，自謙未及陶、謝自然橫逸之詩才，因而面對如此奇景，不能長吟，聊作短述而已。觀此則可知少陵乃「以老去之漫與，為欲追陶、謝也」[27]。朱熹所謂「杜詩晚年橫逸不可當」[28]，正說明了「渾漫與」的真正含義。潘德輿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議論，他說：「若以『老去漫與』者為不精，則其結句雲『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語意已不貫注。何者？謝公險句固多，要以天然為拔萃，『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人人膾炙，杜豈不知。陶公一生，本天為詩，曷嘗有驚人之意掛其胸次哉？杜公他日又云：『晚節漸於詩律細。』『細』與『漫與』是二是一，『漫與』乃所以為『細』也。必求驚人者，粗中之徒任氣陵蔑焉耳。」[29]

　　 在這一問題的分析理解上，至今仍然存在許多混亂現象，如有學者謂「杜甫的詩篇很多是準確、深刻、細緻地描寫外物、反映外物，做到維妙維肖的。可是他曾謙虛而又幽默地說過：『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這是說他老來做詩馬虎了，叫花鳥不要怕他刻劃。事實上，杜甫筆下的外物，都是具體、生動、形象鮮明的。杜甫做詩也從不馬虎，就在前面的同一篇詩里，一開頭他就說道『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哪裡是馬虎呢？」[30]在這裡顯然是誤將「耽佳句」與「渾漫與」所指看作是同一時期的創作情況了，抑或是將整部杜詩作了靜態的觀照，因而也就很難自圓其說。而且若把「渾漫與」解釋為「做詩馬虎」，亦於理難通，全詩「語意已不貫注」，所以，只好作一反問，以不解解之了。如上所述，筆者以為，所謂「渾漫與」並非什麼「謙虛又幽默」之辭，而是詩人在詩藝圓熟之後，渾灝優遊，取興自然，不刻意求工而能自然工妙的一種境界，正是追思陶謝的一種反映。

　　 對此詩理解上的另一種偏差則是尋章摘句而不及其餘，只取其一聯一句，即妄下斷語，以至對詩人的創作動機作出錯誤判斷。如明人江盈科謂「子美作詩之時，即有意於傳世。其詩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31]潘德輿力駁此說，他說：「詩之為道，非驚人事也。必以驚人為事，李賀之奇、盧仝之僻，將為正宗，而溫柔敦厚之教晦矣。且傳與不傳，非己之分內事。方作詩時，即有意於傳世，是詩為務外徇名之物，非言志之用也。……然則，杜公有此二語，何也？曰：杜公自遜其初年學術之未成耳。言『性僻』，則非中正之道甚明，故緊接二語曰：『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則知老而學力大醇，不復有此偏僻之興，所以，春來花鳥，無事雕肝鉥腎之深愁，而物情自然由中也」[32]。所駁甚是。抓住「性僻」二字及一二兩聯之間的語意承轉關係加以闡明，可謂知言。

　　 若更以杜集中的其他詩句驗之，則問題將更能得到順利解決。我們只消取杜詩稍作翻檢，便可以看到，杜甫曾再三關照友人「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又說：「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二閣老》）可見，他對自己的詩，並不希望人家廣為傳播，不希求時譽，不希望庸俗的奉承來為自己揚名。當然，也有仇注所謂「甫詩多傷時之語，故囑其不必浪傳」的因素。他雖然也有過「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的苦悶，但他自知甚明，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題》）他的求人知，也僅限於知己者，所謂「感彼危苦言，庶幾知者聽。」（《同元使君舂陵行》）雖是對元結作品所發的感慨，但亦不妨作夫子自道觀之。

　　 綜上所述，杜甫早年或曾有過「驚人」之志，傳世之想，因而耽於一字一句之佳，從所謂「意匠慘淡經營中」得之，終失高古渾融之氣象。這一點明人江盈科可以說是看到了，只是他以偏概全，失之於臆測，故其立論亦自有偏，就杜甫而言，正因他早年有過只耽佳句的偏僻之興，故而在他晚年，才會有深刻的反思之語。而「老去詩篇渾漫與」，則取興自然心會之間，思追陶、謝之天然橫逸，這才是杜甫的藝術追求。對此一問題的誤解甚多，且由來已久，故不能不深辯之，非敢妄議學界前輩之高論也。

　　 注釋：

　　 [1]《詠懷古迹五首》

　　 [2][5][7][8][9][10]《解悶十二首》

　　 [3]《秋述》

　　 [4]《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6]《遣興五首》

　　 [11]無稹：《酬孝甫見贈十首》之二

　　 [12]《杜詩詳註·附錄》

　　 [13]杜甫：《奉贈韋左丞丈》句「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

　　 [14]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

　　 [15]蕭滌非先生《杜甫研究》定此詩作於天寶七載韋濟任尚書左丞之時

　　 [16]《杜詩詳註》卷一注引

　　 [17]《杜詩詳註》引程棨《三柳軒雜識》語

　　 [18]王說見其所撰《藝圃擷余》

　　 [19]《隨園詩話》卷十三

　　 [20]楊慎：《升庵詩話》卷八

　　 [21]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一引

　　 [22]童慶柄：《剎那間的直接把握》一文，載於《文史知識》1990年10期

　　 [23]鍾嶸：《詩品》

　　 [24]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25]李元洛：《語不驚人死不休——鍊字與煉意》，《文史知識》1984年4期

　　 [26][27][29][32]《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28]《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

　　 [30]金啟華：《杜甫詩論叢》第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1]語出《雪濤詩評》，轉引自《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