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漁：我因孱弱而夢想著美德

1

　　1950年初，阿爾貝·加繆買下了巴黎夫人街29號的一幢房子，把家安了下來，從而結束了長期租房和漂泊的動蕩生涯。這裡離他工作的伽利瑪出版社不遠，附近還有一家不錯的咖啡館。加繆喜歡在街角買一份報紙，在咖啡館靜靜地坐一會兒，然後再步行去出版社。

　　這一年，加繆將近37歲，已經是一對雙胞胎的父親。加繆和他的妻子弗朗西娜，以及弗朗西娜的母親、姐姐住在一起。這讓加繆很惱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但是沒辦法，弗朗西娜長期處於抑鬱之中，她母親認為女兒離不開她，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對加繆也很不放心，她覺得艷遇不斷的加繆隨時可能拋棄自己可憐的妹妹，去跟別的女人廝混。她要做妹妹的守護神。加繆被這樣一個六口之家團團圍困，感覺都快要爆炸了。他不在乎幸福，他渴望的是偉大。「我總覺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處巨大的幸福中心，卻又感覺受到威脅。」他向自己終生摯愛的女友瑪麗亞·卡薩雷斯抱怨說，「我腦袋裡整天冒出可怕的念頭。」

　　無法在家裡安靜地工作，這是最折磨加繆的地方。他給自己安排了一間工作室，但卻難得清靜。妻子弗朗西娜彈得一手好鋼琴，詩人蓬熱曾羨慕地說：「有這樣一位出色的音樂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繆卻說：「如果你每天都要聽上六個小時的巴赫，你就不會這樣說了。」為了遠離這些深愛他的「家庭禁衛軍」，加繆經常離家外出，帶上自己的女友，去山裡或農村短暫居住。

　　加繆在他不到30歲那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荒誕三部曲」：小說《局外人》、隨筆《西西弗神話》和話劇《卡里古拉》。「在30歲的年紀，幾乎是一夜之間，我嘗到了出名的滋味。」加繆說，「現在，我知道它是什麼了。根本沒什麼了不起的。」1947年，長篇小說《鼠疫》出版，兩個月售出了五萬多冊，加繆又大獲成功。然而這些成功沒能給他帶來真正的自由，也無法消除他內心的焦慮。他的結核病也讓他覺得自己就要不久於人世，而偉大的作品卻還沒有寫出。他想到托爾斯泰，「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間寫出《戰爭與和平》，也就是35歲到41歲之間。」而加繆已經36歲了，「我看到絕望在逐步逼近」，他必須加緊工作，把大作寫出來，才能抵抗這隨時會到來的絕境。「……只有工作，只有創作，可以使精神不倒。」為此，他逼迫自己每天在桌子旁坐上10個小時，以便儘快完成他寄予厚望的哲學隨筆《反抗者》。

　　1950年1月，同為肺病患者的喬治·奧威爾逝世，年僅47歲。加繆與這位《1984》的作者從未謀面，但兩人同氣相求。這更加劇了加繆的焦慮感。1950年，就在加繆思考和寫作《反抗者》之際，在柏林召開了「爭取文化自由大會」，法國的紀德、阿隆、薩特、莫里亞克、布魯姆，英國的凱斯特勒和羅素，美國的多斯·帕索斯、辛克萊、伯恩海姆，義大利的西洛內等著名左派知識分子都參加了大會。加繆沒有參加柏林的會議，但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籤了名。宣言稱：「知識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著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尤其是在他們與領導人的思想言論出現對立的時候。」加繆還在手記中補充道：「一旦被剝奪了說『不』的權利，人就會變成奴隸。」這也是加繆寫作《反抗者》的題中之義。但整個1950年，加繆都深陷於生活與寫作的雙重焦慮中難以自拔。他在這一年的日記中寫道：「1950年的男人：私通，讀報。」

2

　　關於「反抗」的概念，加繆已醞釀十年之久。當他完成《西西弗神話》，對「荒誕」這一概念進行闡發後，「荒誕」之後的世界就成了加繆新的關切點。雖然加繆極力為西西弗加油鼓勁——「攀登山頂的奮鬥本身足以充實一顆人心。應當想像西西弗是幸福的。」但「荒誕」依然是一個非常容易滑向悲觀主義、虛無主義和絕望厭世的邏輯起點。要為荒誕的人生賦予意義，加繆還需要「從虛無主義的深淵」向上進行「非邏輯的一躍」，而這次從「荒誕」向「反抗」的縱身一躍，正體現了加繆的才華所在和他固有的人道主義立場。

　　1949年，加繆完成了一篇題為《關於反抗的思考》的隨筆，首次為「反抗者」下了一個定義：「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然而，它雖然拒絕，卻並不放棄：他也是從一開始行動就說『是』的人。」這一看似矛盾的說法，並非加繆狡猾的「辯證法」，而是說，反抗表面上看起來是否定之物，「其實它表現了人身上始終應該捍衛的東西，因而十足地成為肯定之物」。譬如一個奴隸，當他向主人說「不」時，他是一個反抗者。但同時，他又是一個說「是」的人，因為當他反抗時，他事實上肯定了主人與奴隸界限的存在。一個真正的反抗者，並非從奴隸變成新的主人。肯定與否定共存，才真正構建出反抗的價值，也就是人存在的價值。

　　加繆首先梳理和反駁了兩種「反抗」：「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上的反抗」。從歷史上看，第一波有力的反抗是由幾個時髦的文學人物完成的。首先是薩德，這位極端的反抗者發出最刺耳的「不」。雖然27年的牢獄生涯都未讓他產生妥協的思想，他卻一邊向世界要求著「絕對的自由」，一邊用單調的色情摧毀著世界的「是」。「世界殘酷地對待他，他也殘酷地回敬世界。」浪漫主義詩人波德萊爾創造了一種「花花公子美學」，藝術成為唯一的道德。然而這是一種奇特的否定美學，他們放浪形骸，卻又與個人主義的享樂主義脫不開干係。洛特雷阿蒙和蘭波是花花公子美學的繼承者。加繆對作為詩人的蘭波充滿敬意，「令人讚美的大詩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閃電般的權威，這就是蘭波。」但一聯想到這位詩歌的魔法師、通靈者自哈拉爾的來信中大談金錢與收益，圍著肚子的腰帶里永遠帶著八公斤黃金，你就再也輕鬆不起來了。「難道這就是我們推薦給年輕人的神話般的英雄嗎？」

　　加繆在總結「歷史上的反抗」時說，歷史上大部分反抗行為，最終都墮落為「革命行動」。革命無非就是殺人，無論是奴隸的騷亂、農民的起義，還是乞丐們的戰爭、土包子的反抗，都遵循著一個「以命抵命」的等價原則。斯巴達克斯起義即是這樣一個典型。斯巴達克斯帶領角鬥士們揭竿而起，馳騁於整個義大利，當神聖的羅馬城牆遙遙在望時，這支奴隸軍隊卻停了下來，隨即後撤，退回到他們最初出發的西西里。為什麼要後撤？加繆說：「倘若這個城市被毀，那麼用什麼來代替它呢？」要知道，正是懷著對正義的渴望，懷著因受傷害而變得瘋狂的愛，才使這些不幸的人們堅持到此時。但面對眾神的原則，面對偉大的羅馬城，他們退卻了。他們本希望得到的是「平等的權利」，他們想成為與主人一樣的人。如果奴隸軍團攻陷了羅馬城，他們以前的主人就會淪為他們的奴隸。所謂勝利，只不過是顛倒一下位置，殺更多的人。退卻的斯巴達克斯開始潰敗。他讓人把一個羅馬市民吊在十字架上，讓手下人明白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而他自己則不斷的往前沖，希望遵循等價原則，與指揮羅馬軍團的克拉蘇同歸於盡。他始終也沒能靠近克拉蘇，卻死在同為奴隸的僱傭兵的刀劍之下。一個羅馬市民的死，最終換來的是從卡普亞到羅馬的大道旁豎起的六千個十字架。

　　以「革命」為關鍵詞，加繆還考察了自1793年以來的歷次革命運動。他不僅批駁了聖茹斯特的「斷頭颱風格」，認為正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首先解開了斷頭台的纜繩（「以往屬於上帝的一切此後都交給了凱撒。」），並對歷史上一切革命的恐怖主義行為和「高尚的殺人者」展開批判。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反抗者的「不」與「是」的平衡一旦被破壞，反抗就會演變為暴力與殺人的循環遊戲。而一切現代革命，最終都會帶來一個普遍殺人的時代：1789年革命帶來的是拿破崙，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上台，1920年代的義大利動亂讓墨索里尼掌握了政權，魏瑪共和國招致希特勒的統治……

　　真正的反抗者必須回到「不」與「是」的平衡上來。反抗既是一種生命的尊嚴，也是一種生命的創造。但任何反抗都不是簡單地說「不」，因為僅僅說「不」，可能會淪為新的壓迫與非正義。「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為謊言、非正義與暴力部分地構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狀況。他若要堅持反抗，則要下決心完全不殺人與說謊，永遠不同意一切殺人與暴力的行動。他也不能讓自己殺人與說謊。」也就是說，反抗不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存在而去殺人，相反，是為了「創造我們現在的存在而活著，並讓他人活著」。

　　在《反抗者》的最後一章，加繆提出了一種「南方思想」，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一種與陰暗、暴戾的歐陸精神相對的地中海思想。加繆從小就在阿爾及爾的鄉下長大，那裡的每一個街角都能看到大海，到處都有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人也極具自然的美感，就像生活在健康的古希臘世界一樣。加繆一直自視為一個鄉下人，一個外省人，一個與奧古斯丁和普羅提諾為鄰的地中海人。他喜歡古希臘文化中靜態的一面。如果說歐陸精神是被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精神現象學與歷史辯證法所控制，那麼地中海思想就是沐浴著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的精神之光。「南方思想」是明凈的、節制的、均衡的；是人道的、樂觀的、理性的。

3

　　在寫作《反抗者》的過程中，加繆曾將手稿拿給一些朋友看，但惟獨避開了薩特圈子裡的人，以免招致不必要的干擾。1949年，喬治·巴塔耶曾問他進展如何，加繆覺得離自己的目標尚遠。1951年6月，加繆終於集中半年時間，完成了《反抗者》初稿。他將初稿寫在一種質地優良的羊皮紙上，大有藏之名山、傳諸後世的勁頭。加繆的老師格勒尼耶讀完《反抗者》手稿後對加繆說：「你會給自己招來很多敵人。」加繆聳聳肩，「大概會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格勒尼耶的擔心不無道理。《反抗者》不僅對歷史主義進行了清算，還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質疑。「馬克思主義就其一個方面來說，是認為人是有罪的而歷史是無罪的學說。」人們一旦以歷史之名，將殺戮制度化與合法化，反抗的歷史將演變為一部血腥的歷史。例如，蘇聯社會主義所依傍的斯大林化的馬克思主義，不但將殺人合法化，而且變成了一種政府行為和國家恐怖主義，為人類反抗史帶來了一份沉重的歷史清單：流放、審判、集中營、勞改營、秘密處決、鐵幕、冷戰……而當時整個法國知識界的氛圍，正在強烈地左傾。加繆幾乎是在以一己之力，對抗他曾經所屬的那個法國左翼知識界。

　　《反抗者》甫一出版，即招致「超現實主義」陣營的反擊。「超現實主義」的「教皇」安德烈·布勒東首先指責加繆竟敢冒犯「現代最傑出的詩人」洛特雷阿蒙；他的朋友阿爾貝·貝甘對他說：「這真讓人遺憾，您的書在右派那裡大受歡迎！」言下之意是，加繆站錯了隊伍。對於來自左派的批評，加繆早有預料。在《反抗者》出版前幾天，加繆碰到一個朋友，分手之際，加繆對他說：「讓我們握握手吧，再過幾天，就沒有人願意向我伸出他們的手了。」其實，加繆也不乏支持者。在加繆腹背受敵之際，漢娜·阿倫特寫信告訴他：「我已讀過《反抗者》，很喜歡。」波蘭作家貢布洛維奇也托米沃什給加繆寄去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意思是，「我們處在同一條戰壕中。」當然，詩人米沃什一直都是加繆的支持者。加繆的思想也並不孤獨，早在1944年，比他更年輕的思想家波普爾就已寫出了《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只是加繆沒有讀到。《反抗者》出版四年後，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也出版了。

　　1952年2月的一天，加繆在街上遇到了薩特，兩個老朋友在一起喝了一杯。薩特為難地告訴加繆，他主編的《現代》雜誌可能會發表一些評論《反抗者》的文章，但不會站在他那一邊。這年5月，《現代》雜誌刊登了一篇弗朗西斯·讓松的長文《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對加繆的「南方思想」進行了攻擊。讓松說加繆通篇表達了一種「含混的人道主義，而這不過是無政府主義的翻版」。他認為加繆的最終企圖無非是想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將合乎邏輯地通往斯大林體制」，他是在把歷史道德化，是一個「本質先於存在」的人。讓松最後的結論是：「《反抗者》是一部偉大的失敗之作。」

　　讓松的文章讓加繆驚訝不已。他覺得讓松的批評只是一種派別之爭，「真理」和「正義」根本就不在他的考慮之內。「人們判斷一種思想的真理性，並不根據它是屬於左派抑或右派，不然，笛卡爾就是斯大林主義者，」加繆回擊說，「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屬於右派陣營，我就加入右派。」他最後乾脆直接向「主編先生」喊話，說自己已厭倦了「那些與這個時代的一切進行戰鬥的老戰士」，因為這些人在擺放自己的座位時「總是順應歷史的方向」。

　　薩特聲稱自己不愛與人爭論，「寧肯與漂亮的女人談瑣事，也不願與阿隆談哲學」。但事已至此，「主編先生」也不得不接招了。「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一旦失去，我還是會為此惋惜神傷。」開頭還算溫和，「不幸的是，您把我牽扯進去，而且口氣是那樣令人不快，我不能喪失面子而保持沉默。」薩特用語開始尖刻起來，說他「陰暗自滿」、「顧影自憐」，「您的自滿和虛弱總是使人不能對您說出全部真理；其結果就是您成為一種沮喪的過分之犧牲品，它掩蓋著您的內部困難，而我認為，您將其稱之為地中海式的節制……」薩特乾脆否定了加繆在寫作上的才能：「如果您的書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學上是個外行呢？如果您的書只是使用了匆忙搜集的二手知識寫成的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最後薩特又冒出了巴黎哲學教授的傲慢與刻薄：「我不敢勸您參考一下《存在與虛無》，讀這本書對您來說無用而艱難……」

　　爭論中，薩特明顯扮演了「惡人」的角色。他對《法國觀察家》說，「一場爭論算不上什麼——雖然不再見面了，那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我們生活在一個小小的世界上，我們還是互相關心對方的。」薩特倒說得輕巧，加繆卻身心受傷。他來到女友瑪麗亞的住處，神情沮喪，眼中含淚，「他像一頭受傷的公牛一般在家裡走來走去」。女友勸他不必過於認真，但他做不到。「你想讓我做什麼呢？」他語帶激憤地對女友說，「讓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4

　　1943年6月，話劇《蒼蠅》在淪陷中的巴黎綵排時，加繆和薩特初次見面。薩特比加繆大八歲，他對加繆表現出兄弟般的情誼。他們時常在花神咖啡館相聚，談哲學，聊女人。薩特個子矮小，長相近乎醜陋，與英俊瀟洒、身高1.77的加繆形成鮮明對比。除此之外，兩人在很多地方都大異其趣。薩特是個工作狂，一個「寫字的怪物」，每天工作14小時以上。為了寫作，他會像巴爾扎克那樣一杯接一杯地狂飲咖啡，甚至不惜用毒品提神。「只要能夠寫出《辯證理性批判》，我寧願把自己毀掉。」莫利亞克說他「簡直成了一隻不停地寫字的手」。他視作品如糞土，一旦寫完，便不再過問。很多作品，往往只進行到一半就放棄了。「您現在在做什麼？」在他死前幾個星期，一個朋友問他。「我在研究馬塞爾·墨斯和『奇異思想』。」「這是您已經研究過的東西啊！三十年前您就寫過一百多頁的文字。」「噢，是嗎，我忘記了……」加繆則要節製得多，他不會像薩特那樣不分主題隨便亂寫，對待自己的身體也謹慎得多，畢竟他的肺病讓他隨時感受到死神的威脅。「疾病是一座修道院，有著自己的清規、苦行、靜謐和靈感。」薩特不喜歡家，不喜歡孩子，喜歡住酒店，喜歡在嘈雜的咖啡館寫作。「毫無疑問，咖啡館就是一種充實的所在，那裡有顧客、桌子、軟墊長椅、鏡子、燈光，以及煙霧騰騰的環境和嘈雜的說話聲、杯碟的碰撞聲和走路的腳步聲。」他很同情加繆，「與幾個圍著哭泣的嬰兒打轉轉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寫作呢？」薩特天性隨和，說話隨便，是個天生的老大。加繆則刻板拘謹，同時兼有北非人愛激動的天性，遇事喜歡用拳腳解決。「我比你更聰明，對吧？我比你更聰明。」每當多喝了幾杯，薩特會如此挑釁加繆。加繆既為湊趣，同時也覺得薩特說得對，便點頭同意。薩特知道自己是個天才，而加繆從不如此自信，但他極度敏感。

　　他們生命中都有過很多女人。薩特是從一開始就與「海狸」西蒙娜·德·波伏娃確定了一種奇特的感情契約，他認定他們之間應該存在一種「必然的、始終不渝的關係」，與此同時，他們各自還可以有「偶然的、短暫的戀情」。薩特會同時與幾個女人交往，並將見面的時間事先安排好，今天這個，明天那個。如果有新的女人不期而至，他只好臨時通知，「你星期二的時間撤消了」，或者「你星期四的時間也撤消了。」除了「海狸」是他生命里的「必然」，其他女人都可以隨時拋棄。他念念不忘的永遠是時間，是效率、收益和生產力。加繆則是一個天生的誘惑者，一個優秀的捕手。他對一位少年夥伴的話念念不忘：「口渴了就喝酒，想女人了就去找一個來睡，要是愛她就娶她為妻。」他追逐一個又一個女人，但每一個女人都無法在他生命里成為匆匆過客。他對每一個女人都保留一份脈脈溫情，卻又無法解決內心的糾結：如何才能同時愛兩個女人？既然可以愛兩個，為什麼不能愛更多？他曾借卡里古拉之口說：「愛一個人，就要接受和他一起老去。我無力承受這樣的愛情。」他身上有唐璜的影子，無法做到像薩特那樣決絕。蘇珊·桑塔格在論及加繆時，說他是一個「當代文學的理想丈夫」。情人具有的是誘惑的天賦，他可以好事做盡，壞事做絕，一個天才的瘋子，一個非道德主義者，卻總能捕獲女人的心；而一個理想的丈夫，則需正派大方、擔負責任，他所具有的是一種「美德的天賦」。

　　除此之外，兩人還有諸多不同。薩特出身富裕家庭，從法國一流中學和巴黎高師畢業，後來成為出版商的寵兒，像提香一樣的國寶，因此一生從不缺錢。他手頭經常有一百多萬現金，像香煙、眼鏡和打火機一樣伸手就可以拿到。他是個樂善好施的人，視金錢如糞土，他喜歡「把金錢像手榴彈一樣扔得遠遠的」。「錢有一種容易消失的特點，是我很喜歡的。」他說，「我喜歡看著錢從我的手中流失，我想讓它像煙花一樣燦爛地消失，不留痕迹。」作為黑腳法國人的後代，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加繆一直是貧窮的。他幼年失怙（父親在一戰中身亡），寄人籬下，跟隨耳聾的母親、脾氣暴戾的外祖母和當箍桶匠的殘疾舅舅在貧民區長大，貧窮到沒有一張完整的書桌。他不僅是一個外省人，病秧子，還是自學成才者，薩特經常叫他「阿爾及利亞小痞子」。薩特則是一個典型的巴黎人，典型的馬路上和酒館裡的哲學家，他鄙視自然，認為自然壓抑人，他的頭腦里更多的被理念、詞語和邏輯所纏繞。加繆則對自然風光痴迷，他曾列出自己所喜愛的十個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加繆從不承認自己是哲學家，「為什麼我是一個藝術家而不是哲學家？因為我是根據詞而不是概念來思維的。」也就是說，他的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他最初的哲學靈感來自古希臘，而不是19世紀的德國。他的文學導師是托爾斯泰、尼采和帕斯卡爾。「勒阿弗爾的天空不是阿爾及爾的天空。我一直喜歡柏拉圖勝過黑格爾。」 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這才是兩人分歧的關鍵所在。

5

　　那場爭論之後，加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知識分子，會被極權主義和獨裁者所吸引？為什麼很多出於革命名義的行為，最終卻導致集體屠殺？為什麼一些職業革命者，最終卻創建了一個個極權主義的國家？以薩特為例，他並不是不了解東方陣營里存在的問題，比如集中營、古拉格的存在，為什麼還要擁護？薩特曾用他獨特的辯證法解釋道：雖然不經審判就處死幾百萬人看上去的確比虐待一名黑人要嚴重。可是虐待黑人的狀況已延續數百年，它代表的是多年來幾百萬黑人的不幸遭遇，這種遭遇並不比被關進集中營的幾百萬捷克人要好。因此，「我無法用我的道德價值體系來單純反對蘇聯」。

　　然而，不是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已經覺悟了嗎？1936年，當紀德從蘇聯歸來後，他說：「我很懷疑在任何其他的國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的德國，人的精神會那麼缺少自由，會受到那麼大的壓抑，會那麼膽戰心驚。」像喬治·奧威爾這樣的人，早就已經高喊「迫害從1918年就開始了」！連超現實主義者安德烈·布勒東都已經覺悟到，不能再像艾呂雅和阿拉貢那樣四處活動啦，最好還是呆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不出門。

　　加繆也曾經是早期法共黨員，後因不能接受黨性高於藝術性的要求，被組織開除。加繆參與政黨活動時，薩特和波伏娃還像兩個悠閑的旅人，靜觀歷史風雲變幻。為什麼在別人都把問題看得清清楚楚的時候，薩特這個具有反叛精神的個人主義者、堅決的反專制主義者卻迷失了方向？薩特的研究者、《薩特的世紀》一書的作者貝爾納·亨利·列維認為，事實上存在兩個薩特：好薩特和壞薩特。「所謂壞薩特，指的是作為同路人的、與歷史的崇拜結成同盟的薩特。」「壞薩特」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相信革命的成敗是由人類的歷史基因設計好的。他對革命所流的血也持抽象的看法，要麼是紅的，要麼是黑的，反正不是具體人的血。轉變發生在1940年，在德軍戰俘營斯塔拉格。二戰期間，薩特曾被德軍俘虜，關在斯塔拉格七個月。這七個月的集體生活，讓他再次感受了什麼叫「團結一致」，什麼叫「融合在群體中」。他放棄了尼采主義，他發現了「社會主義」和一種新的價值觀：群體價值觀。「他同時還成了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個歷史主義者，一個救世學說的支持者，總而言之，他變成了一個『進步主義者』。」亨利·列維說。

　　加繆不認同歷史唯物主義，他認為這是對人類自由的否定。薩特說，這是加繆在哲學上沒有天賦的表現，「他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一個教師」。加繆則說：「我知道我的弱點，我曾竭盡全力讓自己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道德殺人。……我們從不愛任何人開始，然後我們愛普遍意義上的所有人，接下來我們只愛幾個人，最後只愛一個人。」

　　此後，兩人又經歷了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事件，薩特再次衝到了前面，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暴力反抗。阿爾及利亞成了加繆新的病灶，他再一次陷入痛苦和抑鬱之中。加繆理智上支持阿爾及利亞的解放運動，但作為法國殖民者的後代，他認為他母親也有權利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我寧願要母親，也不要恐怖主義的正義。」於是，他再次祭出他那套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既拒絕施加恐怖，又拒絕讓恐怖落到自己頭上。換句話說，既不做劊子手，也不做犧牲者。結果，這次他把左右兩面的人都得罪了。

　　1957年，10月16日，加繆正在一家餐廳的二樓吃飯，一個伽利瑪出版社派來的年輕人匆匆趕來，告訴加繆，他成為法國第九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了。（那年獲獎的還有兩個中國人：楊振寧和李政道。）44歲的加繆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不停地念叨：「本該馬爾羅得這個獎的，馬爾羅，你知道的……」馬爾羅則毫不猶豫地向他表示了祝賀，說「他的這種回答給我們倆都增了光」；另一位著名作家莫里亞克也評價說：「這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導師之一，他給年輕一代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問心無愧。」《授獎詞》中如此寫道：「他那嚴肅而又嚴厲的沉思試圖重建已被摧毀的東西，使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上成為可能，這一切都使他成為人道主義者，並且沒有忘記在地中海岸蒂巴薩的夏日耀眼的陽光中呈現出的希臘美與均衡。」可謂對加繆「南方思想」的精彩濃縮。

　　有意思的是，1964年10月，當瑞典文學院宣布要將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時，薩特卻拒絕了。他拒絕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給予的榮譽，」他說，「當我創作我的作品時，我已經得到了足夠的獎賞，諾貝爾獎並不能對它增加什麼，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壓……」真實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是心向東方的薩特怕被西方招安嗎？「薩特是軟硬不吃的人，」亨利·列維說，「人們總拿薩特與伏爾泰比較，事實上薩特更像盧梭，有著從根本上不妥協的精神。」

　　所有這一切，加繆都無從知曉了。1960年元旦剛過，加繆從阿維農附近的盧爾馬蘭返回巴黎。本來他已買好火車票，但米歇爾·伽利瑪堅持讓他坐車同行。車裡共有4個人和一隻狗。同行者本來還有詩人勒內·夏爾，但夏爾不願讓汽車超載，就獨自坐火車回了。一路由米歇爾駕車，米歇爾的妻子雅尼娜將副駕駛的位置讓給了加繆，「誰讓你比我高呢？」車行至5號國家公路上，離桑斯還有24公里，車子突然打滑，撞上了路邊的一棵懸鈴木，接著又反彈到另一棵樹上，徹底解體。加繆當場死亡，米歇爾身受重傷，五天後死於醫院。后座上的兩人安然無恙，他們的狗不知去向。肺病患者阿爾貝·加繆，本就難享天年，卻沒想到會以這樣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告別了人世。加繆辭世後，阿爾及利亞的友人在蒂巴薩為他樹立了一塊紀念碑，碑上鐫刻著加繆的一句話：

　　「在這兒我領悟了人們所說的榮光，就是無拘無束地愛的權利。」

　　這一年，約翰·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中國和蘇聯開始分道揚鑣，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再次落到了法國人聖-瓊·佩斯頭上。薩特正忙於演講、上街遊行、被人在電視鏡頭前拉來扯去。聽聞加繆的噩耗，薩特隨即寫了一篇紀念文字：「他以那種固執的、既狹隘又純潔的，既嚴峻又耽於肉慾的人道主義，向這個時代種種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開勝負難卜的戰鬥。」薩特說，「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時代的中心，針對馬基雅維利主義和拜金的現實主義，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實的存在。」可謂真情流露。他告訴身邊的一位年輕人：「說到底，他沒有對我做過什麼齷齪的事情，我也是一樣。」同時，薩特還展現了他那慷慨大度和樂善好施的一面，要求為加繆的遺孀和一對雙胞胎提供幫助。

　　時光回到1970年代。沿著蒙巴納斯大道，朝向學士院咖啡館的方向，老年薩特穿著一件羊皮襯裡的短大衣，邁著細碎的步子，一點一點往前挪動。通常會有一個年輕的女人陪著他，架著他的胳膊，將他扶到餐館的椅子上，然後再將食物一小塊一小塊地送到他嘴裡。他老了，光彩不再，經常頭暈，每天不是胡思亂想、看電視，就是昏昏沉沉地睡覺。而加繆卻一直年輕著，像他的父親那樣，從不曾擁有一個衰敗的老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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